作者：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A.,Sebeok）,马塞尔•德尼西（Marcel,Danesi）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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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试读：
前言
马塞尔·德尼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非常有幸能够与当代最伟大的符号学家之一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密切地合作。在那个时候，确定符号学的研究目的是比较受争议的问题之一。是要将它理解为一门科学，一种阐释方法，一个关注意识形态的解构手段，还是其他的什么呢？最终我们认为：应该对符号学同时进行扩增和限制。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限制符号学深奥难懂的语言，从而使得它能够成为一种跨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具。
我们决定采用一个名为建模系统理论（Modeling Systems Theory）的研究框架。从学史的角度来看，它起源于塔尔图符号学派。我们着手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始终牢记着符号学对各门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的广泛启示。模型作为一种符号活动现象，实际上是一个常识性的概念。模型制作是人类智力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典型特征。在建造一座房子之前，建筑师会制作出一个小模型，用蓝图技术勾勒出房子的结构特点，而这正是一种图式性的模型。旅行者在去想要游历的地方之前，常会草拟一张地图，或者一个旅行路线。物理学家为了获得关于原子和亚原子微粒物理行为的“心理视图”，会画出它们的图示。这些全部都是模型。它们是如此的本能化，以至于我们很少会注意到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更少有人会停下来思考它们在人类之中的起源和存在的原因。模型制作是一种真正惊人的生物进化的成果。没有它，现代人类简直不可能进行日常生活。正如西比奥克和我在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一种建模本能（modeling instinct），它对于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同于身体本能对于生物生命的意义。现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建模本能在其他物种中也能被观察到，已有大量生物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文献记载。这些思考总是会引发一个有趣的问题：建模在生命体中的功能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又相应地引发了一连串相关的问题：人类建模与其他物种建模系统之间有何异同？建模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呈现和描述一个能够被用来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方法论框架——一个建立在当时新兴的生物符号学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框架。自2000年本书出版之后，建模系统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本书的中译本出现的时间非常有利，因为中国对符号学理论兴趣的上升与全世界范围内生物科学重要性的上升正好契合。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从建模系统理论中提炼出我们认为它对于这些科学领域的研究所具有的主要启示。因此，我们以一种便于使用的形式创作了该书，读者因而能够对建模系统理论的本质形成一个非专业化却又综合的视角。
本书是一次合作努力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源自第一作者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的研究和观点，以及这些研究和观点对于我在研究和教授符号学、语言学的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实用启示。其次，它的具体结构和内容得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关于符号学认识论地位的众多建议和评论的引导。我们的观点是符号学再也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使用的时髦观点的词汇。我们由衷地希望符号学能够被重新植回它的科学土壤，这是它在古代世界所起源的地方，在那里，它曾作为一种医学诊断工具而闻名于世。因此，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创作该书，使得广泛的读者群能够理解并欣赏这个相对尚不知名的科研领域中所进行的迷人且重要的研究工作，而该领域对于大众接收来说，大多显得太过专业化。本书的每一章都包含了许多实际例解，以及关于建模系统理论进行跨物种建模研究的可能应用的深入洞察。然而，本书的写作手法还没有到对该问题进行过度简化处理的程度。读者还是需要花一些心力来理解每章的内容，较为专业化的部分可能需要多读几遍。
我想要感谢本书的译者余红兵，感谢他对建模系统理论的兴趣以及他在中国为符号学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他本人的研究是杰出的，他的翻译工作显示了他对符号学当今地位的充分认识。马塞尔·德尼西2015年4月4日于多伦多大学译者前言余红兵
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科学和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工具，符号学为我们深入探索复杂多元的人类文化符号现象提供了独特而有价值的出发点。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和实践大多数倾向于在皮尔斯和索绪尔两大对立的传统中二者选一，通过较为松散的基本概念如符号、文本、代码、隐喻等，采用孤立的视角对符号现象进行离散性的分析，经常出现重复、矛盾和偏颇之处。这样不仅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共性总结和差异对比，还剥离了意义生成过程中符号活动主体的因素。符号学领域迫切需要一种统一而有效的整体式理论框架，既能完整地解释人类符号现象所特有的多元的动态机制，同时又能充分体现符号活动的主体性。在这方面，西方一些符号学理论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其中贡献与成就较为突出的，当属已故美国符号学家、20世纪北美符号学派的杰出代表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
西比奥克是当代符号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在西方符号学界声望极高，居功甚伟，著述等身。他博学多识，创造性地继承、融合、发扬了符号学史上关键理论家如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雅各布森等人的思想，从跨学科的多元对话视角建立了广义、全面的整体论符号学体系，开辟了全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西比奥克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和语言与符号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理论涉及面异常广泛，涵盖了符号学、语言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化研究、非语言交际研究以及动物符号行为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成果都最终汇聚在了他的建模系统理论（Modeling Systems Theory）中，并成为其符号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此外，西比奥克还具有非凡的组织与领导能力。他是国际符号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的创始人之一，并从该协会创立之初就担任符号学顶级刊物 Semiotica 的主编，直至去世；同时，他也是美国符号学协会（Semiotic Society of America）及其会刊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的主要创立者，并担任过该协会的首任执行董事和主席之职。西比奥克曾多次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汇聚在一起共同参与符号学的研究，组织编撰了大型的语言学及符号学书系，强有力地推进了当代的符号学事业，使其得以突破和超越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当今欧美符号学界，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符号学事业的中流砥柱、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和推动者之一，并被奉为“当代符号学真正的环球符号学家和大师”“美国符号学的一家之主和环球（总体）符号学之父”。美国符号学协会前会长及现任会刊主编约翰·迪利（John Deely）甚至还这样写道：“我在符号学领域有许多朋友，其中就有杰出的翁贝托·艾柯。艾柯是流行文化圈中符号学的真正象征人物，但即便如此，在符号学发展到21世纪头十年的这样一个历程中，在我们一贯看来，仅仅也只有托马斯·西比奥克才能被称为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知识分子。”2000年，美国符号学协会在普渡大学举办了第25届年会，当时会议的主题就被定为“西比奥克的世纪”，以此纪念表彰他为20世纪符号学事业所创下的丰功伟绩。
西比奥克之所以在西方符号学研究界受到如此的尊崇和关注，其原因除了上述的功勋和作为之外，更在于他的符号学思想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西比奥克所构建的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跨学科整体论符号学体系，与皮尔斯和索绪尔的符号学传统的做法都有所不同。他从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双重视角下重构了西方符号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了符号活动的生物学基础，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现象和文化塑造力的符号本质及其深层机制，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启示。作为其符号学说的核心，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更是站在了符号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他创造性地通过“模型”和“建模”的概念体系将众多长期处于混乱、离散状态的符号学概念有效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新的意义观，将生物的群体与个体发展、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有机结合，突出强调了动态主体与符号性世界（Umwelt，即西比奥克着力研究的主体世界，或“模世界”“模型世界”）的互动致变效应，既揭示了人与文化之间互相塑造、共同演变的动态关系，同时也提倡了不同文化的相对独立与多元对话。总而言之，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理论饱含着内在的跨学科性以及明显的对话性，既体现了充分的人文关照与生态意识，又具备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在全球信息化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势下，研究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理论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的主体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人际交流、文化传承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等等，都已经成为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从公平、开放、多元与对话的整体式研究视角来进行阐释。这些世界性的问题无疑也是中国的问题，而且表现得尤为突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逐渐积累了大量令人深忧的文明冲突、文化传承、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如今，人们已经开始不断反思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盲目接受外来文明而忽视本国文明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建模系统理论从生物符号学的视角将文化视为巨大的模型系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化与人类关系的新视角：文化不仅是人类社群所塑造出来的产物，对人类本身的生物特性、神经认知与行为方式也都起到了深刻的塑造制导的反作用。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国外的西比奥克研究对其建模系统理论所体现的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和反语言中心主义（anti-glottocentrism）、对索绪尔传统的批判和对皮尔斯-莫里斯传统的继承以及该理论在符号本体研究的内容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深入的局部性探讨，并得出教学法、伦理学等方面的众多启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从西比奥克所强调的整体论视角出发，来深入分析他的建模系统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所侧重的要点，探索他对索绪尔传统和皮尔斯-莫里斯传统的结合和超越之处，展现他所提出的新的意义观和对话性、辩证性的内外统一的视角，从而突出该理论内在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也将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国内外符号学界在研究西比奥克尤其是其建模系统理论的时候，习惯于将他与皮尔斯与莫里斯的符号学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将其与索绪尔传统严格区分。有趣的是，即使人们（包括西比奥克本人在内）公认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是他的两位最重要的老师之一（另一位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也知道他的理论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特别是他深厚的语言学基础），绝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倾向于将西比奥克放在索绪尔的对立面，很少去注意甚至刻意去忽视他的理论（尤其是建模系统理论）所体现的将两大传统兼容并包而且进行了创新拓展的特点。
译者研究发现，事实上西比奥克符号学思想建构的本身就具备了难得的多元性与对话性，这两种特性集中反映在了建模系统理论中。西比奥克的建模论既是对前人重要理论的批判式继承与发展，又为后人提供了开放的研究平台与方向。然而要透彻了解这个理论，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西比奥克思想的发展之路。从他的遗孀吉恩·乌米克-西比奥克（Jean Umiker-Sebeok）和生前好友约翰·迪利二人各自撰写的“西比奥克文献索引”来看，可以发现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思想明显呈现出了一个从语言符号研究扩展到广义符号研究的转变轨迹。如果把西比奥克的这个学术轨迹与其生平经历放在一起互相参照，将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其理论的特色以及相应的缘由与关联。
西比奥克于1920年9月9日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为家中独子。1936年西比奥克进入剑桥大学的麦格达伦学院学习。次年，他跟随父亲离开了濒临战争边缘的欧洲，到达美国纽约，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西比奥克自幼就接受了充分的语言训练，在1939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语言学之前，他已经通过十几年的学习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加上其匈牙利语和芬兰语的语言背景，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对于年轻的西比奥克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然而语言学并非西比奥克唯一的理论基础。在著名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的引导与帮助下，西比奥克后来转到人类学专业继续学习，并于1941年获得了他的学士学位，差不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符号的研究，那时还没有“符号学”（Semiotics）一词。1942年西比奥克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并在短短的4年之内就获得了人类语言学的硕士学位（1943，同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直至去世）和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的博士学位（1945）。期间他不仅在印第安纳大学的英语、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等科系从事教学工作，还担任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空军语言培训计划的主任一职。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这段教育与工作经历（1939—1945）对西比奥克后来的理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此期间他不仅受教于布隆菲尔德、莫里斯以及雅各布森等重要理论家，为日后的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学和人类学基础，同时他还渐渐开始发展出了一种“生物学思维”，这也预示了西比奥克后来向广义符号研究的转变。
从1942年开始西比奥克就一直从事着语言学的工作，其中就有包括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切勒米斯（马里）语在内的芬兰—乌戈尔语系研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比奥克开始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变过程，即他的符号学转向。那时的结构主义正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比奥克本人也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并师从过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布隆菲尔德与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和神话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从西比奥克的思想理论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学在西比奥克的学术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非语言符号与动物符号行为等超越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范畴的因素越来越多；此外，人类学、生物学、神经认知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等与诸多跨学科因素也被奇特地融合了进来，这种“复调式”的整合非但没有使西比奥克的理论呈现出混乱的状态，反而创造出了一个更有生机的动态符号学解释体系。西比奥克符号学思想也因此具备了某种“和声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不仅呼应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视域中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张，而且还透露出一种生态文明观，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1960年，西比奥克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并在这里度过了接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年，他称之为“无价的自由时光”，正是在这期间西比奥克进一步夯实与提升了他一直坚持的“生物学思维”。而其后的两年在西比奥克的学术生涯中更有着特殊的意义。1962年，他发表了《信号行为进化中的编码》一文，正式进军符号学界。1963年，他最早论述了“动物符号学”的研究视角，发表了两篇文章《动物与人的交际》以及《动物符号学的概念》。在其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西比奥克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从事和推动着广义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不仅本人著述颇丰，还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的符号学事业局面，支持和培养了一大批符号学者，这些人后来成为了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主导力量。进入90年代，西比奥克又提出了“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的概念，并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年孜孜不倦地推广符号研究的生物学视角，其中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他极为推崇的生物符号学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的生物学思想；此外他也是较早发现符号学与认知科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理论家，符号的认知功能也成为其建模系统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上述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在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之交渐渐演变为一种“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体系，而西比奥克符号学理念的全面性、辩证性和动态性都在他所构造的“建模系统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进入新千年之际，模型观一直就是西比奥克研究符号活动过程（process of semiosis或semiosic process）的一条明晰的主线。《总体符号学》一书于2001年出版，同年12月21日，西比奥克病逝。终其一生，他横越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开拓着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探索复杂的动物和人类符号现象。西比奥克既是一位具备远见卓识的人文理论家，又是一位严谨的自然科学家，他的跨学科符号学思想和学术活动为国际符号学事业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理论财富和难能可贵的发展局面。
从一开始，与莫里斯一样，西比奥克发现皮尔斯的符号学说从来就不应该仅仅限于人类。作为皮尔斯-莫里斯传统的继承者，西比奥克也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将符号行为研究放在了更广阔的生物学空间展开，人类只是这个空间中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唯一的符号动物。事实上，反复过度强调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些区别是有目共睹的一般常识。能找出人与其他动物的共性，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更具有启发价值，而在环境持续恶化、物种相继灭绝的今天，这种共性意识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西比奥克也因此在西方生物符号学界受到普遍的尊敬。
在西比奥克看来，不仅人类不是唯一的符号动物，而且语言（口语）也不是唯一或基本的人类符号系统，这就是他与索绪尔传统的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西比奥克极为强调各类非语言符号系统的重要性，并区分出“语言”与“交际”这两种不同的符号功能，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不在于交际，而是在于构建世界图景，口语才是用于交际的系统（而且还不是完善的系统），是人类在进化史晚近时期对语言的“联适应”（exaptation）而产生的结果。
此外，他也对现代符号学中的核心概念“符号活动”（semiosis）做了全新的拓展，赋予了它更加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不再表示逻辑层面的由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t）、符号解释项（interpretant）、符号对象（object）的三元所组成的符号关系体，而是用来指生物体尤其是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人类主体用以认知、理解和把握其“主体世界”（Umwelt）的活动本身。我们知道，符号活动的概念源自皮尔斯，主要是指符号代表项、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项之间的三元动态关系。西比奥克认为，符号活动的本质是“一个物种以其独有的方式产生与理解其处理、整编感知输入所需的特定模型的能力”。模型（model）指的是“想象的或（通过某物理性媒介）外在制作的形式，用来代表被称为 ‘指涉体’的物体、时间、情感等，或用来代表被称为 ‘指涉域’的一系列相似（或相关）的物体、事件、情感等等”，而建模（modeling）则是符号活动的一种衍生。在西比奥克的符号建模理论中，符号活动是所有生命形式都具备的一种能力，符号活动与生命处于一种密不可分、共同起源的趋同交叠的关系中。这种新的阐释和应用使得“符号活动”这个术语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它也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热门词，不仅被用于符号学研究，也同样被广泛地用于语言学、文化分析、艺术批评和其他众多人文社科及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现代符号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术语之一。
上述所有的理论特色全部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了建模系统理论中。总结而言，相比索绪尔、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集中反映于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的符号学思想在动态主体的理念方面实现了重要超越，它凸显了一种“生命”观，即活着的动态的主体性。
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思想用于语言符号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后来的结构主义将语言符号的模式套在了所有符号系统之上，这样就产生了几个问题：其一，带来了结构主义的相对僵化、缺乏动态性的弊病；其二，它所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语言（言语）中心主义（glottocentrism）也遭到了相当激烈的批评；其三，忽略了发展变化中的动态主体。
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倾向于在逻辑层面建构和阐释一种广义的认知与理解的过程。皮尔斯确实提到了解释者，然而这个解释者是个静态的主体。这在某种程度上剥离了根本的能动变化因素，即发展变化中的主体和主体性，换句话说就是剥离了活着的解释者。西比奥克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动态主体的符号活动观。
莫里斯从生物行为主义的角度出发来阐释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实际上是对其做了十分重要的补充，在单体实验与生物观察的基础上拓展了皮尔斯的符号解释理论，为超越人类符号活动的研究提供了起跳板。然而莫里斯对整体主义的反对，使得他的符号理论显得有些片面，甚至有不少人批评他的理论是将在实验室老鼠身上获得的发现用于人类；此外他对来自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直接大量借用，使得符号学的地位遭到来自其他学科的批判。符号学在西方至今仍是一个边缘学科，术语问题是它所面对的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分析都是基于一套相对完整的术语体系。建模系统理论正是致力于改变这种术语混乱局面的一次有效尝试。此外，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发展变化中的主体也同样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然而，随着人类进入新世纪，生命科学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愈发成为一种核心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所在也是为生命、生存、生活提供解释的视角与理论的关照。从现代符号学角度来看，普通符号学、生物符号学、认知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等分支都必然会将多元、动态、鲜活的自然生命尤其是人的主体作为理论分析的终极归宿与落脚点。西比奥克之所以超越了索绪尔、皮尔斯和莫里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建模系统理论中的动态主体观特别强调物种独特性、个体独特性和个体发展阶段独特性。这就开辟了全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他所拓展出来的符号学理念与方向也已然构成了当今符号学界的重要研究范式。
对于本书的译者来说，翻译这部跨世纪的现代符号学著作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2011年，译者开始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语言学与符号学博士学位。在导师康澄教授与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的指导下，当时就将自己的符号学研究焦点定为托马斯·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并于2014年年初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研究》。在论文的创作期间，所参阅的最为重要文献之一就是这部《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记得当时为了彻底把握该书的思想，译者前后对其进行了四遍完整的批判式阅读；而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后，为了翻译的需要，又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
经过数年的研究，译者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最为深刻的感受是：研究了西比奥克，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是研究了当代西方符号学的整个发展史。不仅如此，西比奥克还是现代语言学与符号学史上最早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有着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术出身，但却批判性地扬弃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方式，创造性地融合了生物学、人类学、认知科学、文化与民俗研究等方面的跨学科视角，对语言学、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生物学、认知科学等都有重大裨益。虽然《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的两位作者将此著作视为实用性的参考手册，但其所涵盖的内容却极为深广，启发性强，值得反复琢磨和深入研究。而翻译这本书的最初动机，也正是因为它所具备的突出的学术价值。此处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对该书的兴趣和对此译本的关注。
在研究和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人给予了译者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一列出：译者的博士指导老师——南京师范大学康澄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张杰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丁尔苏教授，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湖北大学李先焜教授，本书第二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马塞尔·德尼西教授（Marcel Danesi），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翁贝托·艾柯教授（Umberto Eco），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约翰·迪利教授（John Deely），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保罗·考布利教授（Paul Cobley），意大利费拉拉大学马勒切罗·巴勒比耶利教授（Marcello Barbieri），意大利巴里大学苏珊·皮特里利教授（Susan Petrilli）和奥古斯都·庞齐欧教授（Augusto Ponzio），爱沙尼亚塔尔塔大学凯勒维·库尔教授（Kalevi Kull），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耶罗·塔拉斯提教授（Eero Tarasti），美国普渡大学弗劳伊德·麦罗教授（Floyd Merrell）和莫迪恩·安德森教授（Myrdene Anderso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泰伦斯·迪肯教授（Terrence Deacon），美国南伊利诺伊卡本代尔大学理查德·兰尼根教授（Richard Lanigan），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弗兰克·努塞尔教授（Frank Nuessel），多伦多大学保罗·布伊萨克教授（Paul Bouissac），加拿大华裔作家薛忆沩先生，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司联合教授、王永祥教授，以及德古意特出版社玛西娅·舒瓦茨女士（Marcia Schwartz）等等。他们有些给予了译者学术上的支持和指点，有些则为译者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和十分中肯的建议。这些都让译者充满着无限的感激。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余红兵2015年4月17日识于南京随园前言
拥有一种制作复杂、精妙、丰富的模型（models）的本能，是区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众多特征之一。模型制作（model-making）是人类智力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典型特征。在建造房子之前，建筑师会制作一个小模型，并且/或者通过蓝图绘制技术，描绘出房子的结构特征。勘探者在即将穿过某个地域之前，会草拟出一份地图。科学家为了获得关于原子和亚原子微粒物理行为的“心理视图”，会勾画出它们的图示。小模型、蓝图、地图和图示等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人们很少会注意到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更少会有人思考它们存在于人类物种中的原因。模型制作是一种真正惊人的生物进化的成果。没有了它，现代人类简直不可能进行日常生活。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一种建模本能（modeling instinct），它对于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同于身体本能对于人类生物生命的意义。现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建模本能在其他物种中也能被观察到，已有大量生物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文献记载。这些思考总是会引发一个有趣的问题：建模（modeling）在生命体中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相应地又引发了一连串相关的问题：人类建模与其他物种建模系统之间有何异同？建模与认知（knowing）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本书的目的就是呈现和描述一个方法论框架，它能够被用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该框架的发展是建立在名为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的研究领域的成果基础之上。这是符号学（Semiotics）领域内部的一次运动，目的是为了研究所有生命体内部和跨生命体的建模行为的表现形式。这个方法论框架被称为建模系统理论（Modeling Systems Theory，简称 MST），由本书作者之一——托马斯A．西比奥克——通过其关于生物科学和符号科学交汇的毕生研究而发展出来（参阅Sebeok,1994）。本书既是一部关于建模系统理论的整合性通览，又是体现它如何能够启发并可能扩大符号学与生物学研究方法的一本解说性纲要。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从建模系统理论中提炼出我们认为该理论对于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活动所具有的主要启示。因此，我们以一种便于使用的“教科书”的形式创作了该书，使读者能够获得一个非技术性但又综合的视角，从而了解建模系统理论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
本书是一次合作努力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源自于第一作者托马斯A．西比奥克的研究和观点，以及它们对第二作者马塞尔·德尼西在多伦多大学教授符号学理论课程时所产生的实用启示。其次，它的具体结构和内容得到了两位作者在印第安纳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同事与学生多年来所传递的诸多建议与评论的引导。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体现他们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会非常有用。该书可作为一本参考手册，使用对象包括对建模系统理论感兴趣的符号学家以及研修符号学、传播理论、媒体研究、生物学、语言学或文化研究等领域高等课程的学生。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创作该书，使得广泛的读者群能够理解并欣赏这个相对尚不知名的科研领域所进行的迷人且重要的研究工作，而该领域对于大众接收来说，多显得太过专业化。书中每一章都包含了许多实际例解，以及关于建模系统理论进行跨物种建模研究的可能应用的深入洞察。然而，本书的写作手法还并没有到对该问题进行过度简化处理的程度，读者还是需要花一些心力来理解每章的内容。较为专业化的部分可能需要多读几遍。
本书的焦点在于实用，因此对专业性文献的批判参考就保留了最小的篇幅。为了综合性起见，我们在附录中加上了一个颇具广度的参考文献部分，建模系统理论框架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样附加的还有一份便于使用的专业术语表。第1章模型与符号学理论
没有模型我没法工作。我不会说我决心无视自然，用安排颜色，扩大和简化的方法来将某个习作变为一幅画；但是，关于形式的问题，我太害怕背离可能与真实。——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1．本章绪论
人类认知与社会活动的一个惊人特征是：它们其实是通过无数的意义的形式（forms of meaning）的媒介作用而达成，而意义是由词语、图画、艺术品和其他的人为制作并日常使用的关于世界的模型所创造和传达的。人类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意义携带形式（meaning-bearing forms）的世界。有关这些形式的系统性研究从属于符号学（Semiotics），我们一般称之为“符号的科学”。
建模是产制形式（forms）的内在能力，这些形式代表物体、事件、情感、行动、场景，以及被认为具有某种意义、目的或有用功能的观点。形式可以是想象的，称为心理影像（mental image），也可以是外在化的某物，称为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学研究确定出了四类基本的形式：（1）符号（signs），如词语（words），手势（gestures），等等；（2）文本（texts），如故事（stories），理论（theories）等等；（3）代码（codes），如语言（language），音乐（music）等等；（4）喻体集合（figural assemblages），如隐喻（metaphors），换喻（metonyms）等等。作为本书的开篇一章，我们将在这里描述并解说上述的每种形式，通过名为建模系统理论（建模系统理论）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来重塑它们的传统概念。这些“重塑”构成了一种名为诸系统分析（Systems Analysis，简称SA）可被用来研究跨物种建模现象的方法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实际上，SA的目标是要将关于跨物种建模的系统性研究变成实际性的目标。1.1模型
什么是模型？尽管一个模型很容易就被辨认出来，但它却又是一种简直无法给予正式定义的东西。正如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在他关于科学建模的经典研究（1962）中所指出的，模型这个术语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定义。出于本书目的考虑，模型能够被定义为想象的或（通过某物理性媒介）外在制作的形式，用来代表被称为指涉体（referent）的物体、事件、情感等，或用来代表被称为指涉域（referential domain）的一系列相似（或相关）的物体、事件、情感等等。想象的形式可以被简单地称为心理形式；外在制作的代表指涉对象的形式可以被称为外化形式。
用塑料积木搭建出的房屋玩具模型是体现模型由什么组成的完美例子。很明显，它是一个外化形式，因为它被建造来表征（此处亦可译为“再现”, represent）真实房屋的物理形式——即，通过积木“再一次展现”。房屋是这个模型的指涉体。当然，这个玩具模型与其试图复制的实际房屋之间的结构保真度会根据模型制造者的特定能力、可用积木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房屋的可复制性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比如，如果被建模的房屋有许多建筑性的细节，那么用玩具模型来忠实地再造出它的形式就要困难得多。
模型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着许多功能。它们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事物中的类型，可以作为采取行动的预测性指南或计划，还能作为特定种类现象的范例，不胜枚举。如前文所述，研究模型及它们的功能的科学是符号学。为历史精确性起见，这里应该指出，符号学在古代是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而被建立的。实际上，在最古老的用法中，符号学的术语semeiotics是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7）所提出的，用来指代关于特定种类形式——身体病征的研究。病征实际上是大自然本身的建模系统所产制的形式，来警示生物体其身体里面出现了被改变了的状态。在特定的物种中，症候所体现的具体形式为此类状态的可能源头和和病原提供了重要线索。
症候是外化自然形式（externalized natural form），即它由大自然所产制。而在另一方面，词语和象征，则是外化人造形式（externalized artificial forms），即人类特意制作、用来表征某物的形式。人类能够产制的人造形式有四种主要的类型：单性的（singularized）、复合的（composite）、凝聚的（cohesive）和连接的（connective）。
在传统的符号学理论中，单性形式被称为符号（signs）。在建模系统理论的框架下，符号可以被更准确地定义为特别制作以表征单个（单独）指涉体或指涉域的形式。单性形式可以是言语的或非言语的。比如，英语单词cat（猫），或者西班牙语单词gato（猫），都是言语单性形式，代表指涉体[有尾、触须、可伸缩爪的食肉哺乳类动物]（本书中方括号用来包含各类形式、指涉对象和特点），如图1-1所示。接下来看关于同一个指涉体的描述：一种受人欢迎的能够捕鼠的有用的家庭宠物，则明显构成了一种不同的形式。这在传统上被称为描述性的文本（text）。在建模系统理论中，文本可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复合形式，即以复合（组合）的方式来表征不同指涉对象—— [家庭宠物][鼠]等等——的形式。将猫与虎、狮、美洲虎、豹、猎豹等分到同一类，则体现了另一种建模策略，即以凝聚的（cohesive）方式来对形式种类进行整编（codify）。在建模系统理论中，代码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系统：它涉及了那些被认为拥有共同特征的指涉体的表征，比如[猫][虎][狮][美洲虎]等（=猫科动物代码）。代码包含了互动的元素，形成了一个凝聚的整体，可被用来以特定的方式表征现象类”（型。最后，将cat用在如“Alexander is a cool cat亚历山大是个潮人）的表达中，就是第四种建模策略的结果，这种结果在传统上被称为隐喻（metaphorical）。然而，本书倾向于使用连接形式（connective form），因为隐喻实际上是一种源自不同种类指涉体（或指涉域）相连接的结果：比如，人的指涉体[Alexander]与猫科指涉体 [cat]相连。图1-1 代表 [有尾、触须、可伸缩爪的食肉哺乳类动物]的非言语（视觉）形式
再看看玩具屋的类比。用积木搭建一个 [房子]的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单性形式。但如果所搭建的也包括了代表周围草坪、藩篱和路径等部分的时候，这样的模型就呈现为一种复合形式。这时候，如果同样的积木不仅可以用来建成某特定种类的房子形式，而且也能用来建成其他种类的居住物形式（比如小棚屋、小木屋等等），那么这些积木就形成了一种凝聚性的系统，因为它使得不同种类房舍的建模成为可能。最后，如果这些为制作房模而设计的组件被放大为一组不同种类的构建模块，例如用来制作交通工具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各种新的模型：比如活动住房，拖车屋等等。这些是连接形式，来自于不同种类构建模块之间的关联。
这四种建模策略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它们是高度相互依赖的——符号进入文本的构造，文本又相应地取决于代码所提供的元素。为了类比需要，请看另外一种玩具——拼图游戏。在这个玩具中，可以做出以下对等：
· 单性形式（singularized form）=单独一个拼图游戏小块
· 复合形式（composite form）=按要求拼接拼图游戏所得到图形
· 凝聚形式（cohesive form）=作为不同于其他如象棋游戏等形式的拼图游戏本身
· 连接形式（connective form）=任何存在于拼图游戏小块与象棋子之间的关联
最后的类比纯粹是说明性的。和源自隐喻连接的新形式不同，以某种方式与象棋子关联的拼图游戏小块并不生成新的小块。
体现人类表征特点的不同的人工形式可见图1-2：图1-2 人类表征的形式种类1.1.1建模、符号活动与表征
制作模型的能力实际上是符号活动（semiosis）的一个衍生物，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物种以其独有的方式产制与理解其用以处理和整编感知输入所需的特定模型的能力。符号活动是所有生命形式都具备的一种能力；而表征则是人类才有的一种独特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胚胎和童年时期发展起来的。当婴儿接触到一个新的物体时，她/他的本能反应是要用感官（senses）来探究此物，即用手抓，用嘴品，用鼻子闻，用耳朵听它发出的任何声音，并用眼睛观察它的特征。认识此事物的这个探究的过程组成了一个感官建模（sensory modeling）的阶段。所得到的内在模型（心理影像）使得婴儿在后来能够认识（recognize）相同的物体，而不需要每次都“从零”开始用其感官系统再探究一遍（尽管婴儿常常也会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而探究该物体的物质特性）。其后，随着婴儿长大，她/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替代感官阶段的符号活动行为；也就是说，她/他开始指向物体，和/或模仿它发出的声音，而不仅仅是用手抓，用嘴品等等。这些模仿和指示是儿童用纯粹的人类方式来表征（representing）世界的初次尝试（Morris 1938,1946）。在那之后，随着越来越多地学习到如何通过他们在文化语境中所接触到的单性建模、复合建模、凝聚建模与连接建模的资源来指涉世界，儿童的表征活动（representational activities）的技能总量得到急剧的增长。图1-3 符号活动、建模与表征之间的关系1.1.2概念
表征展示了人类大脑如何执行将知觉认知（sensory knowing）转化为概念认知（sensory knowing）的任务。概念是心理形式。有两个基本种类的概念——具体的和抽象的。具体概念（concrete concept）是这样一种心理形式，它的外在所指物能够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被展示和观察，而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则是外在所指物不能被直接展示或观察的心理形式。因此，比如汽车（car）这个词就代表一个具体的概念，因为它的指涉体 [由内燃机驱动的自力推进的陆地交通工具]，能很容易地在物理世界被展示或观察到。然而，爱（love）这个词代表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尽管 [爱]是作为一种情感的现象存在的，它并不能直接地被展示或观察到，即情感本身的概念化不能够脱离其所产生的行为、思维状态等等。
概念的形成有三种一般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归纳（induction）。归纳是从具体的例子事实来获得概念的过程。比如，一个还没有形成有关 [猫]的概念的儿童，可能会注意到她/他所碰到的某些种类的动物有着胡须。这个特征会引着这个儿童去归纳任何这样的动物都可以被想象为（并因此表征为）[带有胡须]的生物。人类形成概念的第二种方式是演绎（deduction），这是归纳的反面。例如，一个已经形成了有关 [猫]的概念的儿童，将能够通过观察她/他第一次碰到的某个特定的哺乳动物是否符合其思维中 [猫]的一般形式，而来演绎推断它是否是一只 [猫]。最后，概念是通过逆推（abduction，或译：逆因推理、溯因推理或不明推论）而形成的。在本书中，这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新的概念在既成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过程，这两个概念之间可以通过直觉的方式感受到某种相似之处。逆推组成了“最佳猜测推理”（best guess inferencing）。逆推的一个经典例子是由科学史所提供的。英国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提出了一个有关原子结构的理论，他猜想原子的内部有着一个极微小的太阳系统结构，电子就像小行星一样围绕一个原子核公转。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原子内部看起来是什么样的的逆推。
当然，具体概念形成与抽象概念形成之间的区分是一种方便的做法。实际上，在概念化之中，有着许多不同程度的具体性与抽象性，受到各种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Leech 1981:9-23）。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说，大多数来自视觉、听觉以及其他感官的未经整理的原始信息，是由表征形式整理为有用的概念的，而这些表征形式则是通过归纳、演绎或逆推而获得的。此外，目前已经很清楚的是，所得到的概念化过程的种类取决于人类思维从特定情景中所寻获的形式的种类。所有这三种过程——归纳、演绎、逆推——经常以一种互补性的方式参与其中。
既然概念是心理形式，那么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建模种类。想要了解为何必然如此，就请思考以下关于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所构思的物理学中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概念的轶事再现。假设一位在纽约长大并接受训练的科学家在观察一个她/他从未见过的物理事件。好奇之余，她/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并用美式英语写下了她/他的观察所得。在这位美国科学家观察这个事件的同一时刻，另外一位在菲律宾长大并接受训练的科学家也看到了相同的事件，而她/他仅说当地的塔加拉语。这位科学家同样地也拿出了一个笔记本，用塔加拉语记下了她/他自己的观察所得。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写在两个笔记本中的观察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答案当然是这两组观察所得不会完全重合。很明显，原因不在于事件的本质，而是因为所使用的表征系统（英语和塔加拉语）为每个科学家提供了不同的言语形式来描述这个事件。因此，正如海森堡所明确提出的，事件的真正本质是不可确定的，尽管人们确实可以进一步地在这两位科学家所做的记录基础上对该事件加以深入的研究。这些记录是科学家就该事件所做出的实际存在的模型，二者都能够被用来对该事件进行概念化，尽管是从不同的表征视角出发的。1.1.3意义的形式
心理学家C.K．奥格登（C.K.Ogden）与文学批评家I.A．理查兹（I. A.Richards）将他们1923年的经典著作恰当地命名为《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要给意义（meaning）做个定义是不可能的。据我们所知，从那时直到现在，在准确地给这个术语下定义的方面，还没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本书中，将意义和特定表征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所引发的特定概念（concept）相等同便已足够。在传统的理论中，前者被称为所指（signified），后者被称为能指（signifier）。
奥格登与理查兹进一步提出，人类表征是一个高度可塑的过程。就像理解自然现象时所涉及的不确定性一样，所指的确切本质在任何客观的意义上都是不可确定的，因为对它的阐释受到情景、语境、历史过程以及其他各种外在于符号活动的因素的影响。
符号学理论确定了表征形式所涵盖的三种主要的所指：直指（denotatum）、涵指（connotatum）和特指（annotatum）。直指是形式所获得的初步的指涉体（或指涉域）。这种情况下的表征过程被称为直指过程（denotation）。比如，房子（house）一词的直指就引发了一个单性的指涉体，即 [人类居住的结构体]。现在，在人类表征行为中，直指能够被自由地延展以包含其他与之有某种共同点的指涉体或者指涉域，被称为涵指。这个延展的过程被称为涵指过程（connotation）。比如，房子作为 [人类居住的结构体]的意义可以被延展以包含 [房子里的人]这样的涵指，例如The house roared with laughter（屋子充满哄堂大笑）；也可以用来表示 [立法会议]，例如The house is in session now（议会会议现在进行）。此类涵指的明显特征是它们将初步指涉体的形式即 [人类居住的结构体]通过引申进行了扩展：观众和立法会议确实暗示了 [人]可以说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而 [居住（占据）]的 [结构体]。文本与代码同样能够被自由地延展以包含无限的涵指。比如，服饰代码就常常被设计来引发多样的社会和/或群组特定的涵指。最后，任何一种形式的意义都受到主体和/或群体特定的解释特指的影响：比如，house（房子）这个词引发的主体意义就可以随着某个体或特定集体对 [人类居住的结构体]的观点而变化。特指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主体和/或社会意义在某个形式中的加入或转入（如符号、文本等等）。1.2建模系统
上文讨论的形式种类是表征活动的最终结果，这些表征活动的根基是出现在人类大脑中三种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建模系统，大致对应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1839-1914）所说的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与第三性（thirdness）。儿童用感官认知事物的最初的策略实际上就是第一性的策略（参考1.1.1建模、符号活动与表征）。表征的第一性形式所用的建模系统是初级建模系统（Primary Modeling System, PMS）。初级建模系统可以被定义为对指涉体的知觉或感知的性质进行建模本能。儿童后来通过声音模仿和/或手动指示来指称物体的尝试组成了第二性的认知策略。引导这些尝试的建模系统是二级建模系统（Secondary Modeling System, SMS）。二级建模系统可以被定义为使用延伸的初级形式和指示（指明）形式来指涉对象的能力。最后，在学习使用特定文化中的名字来指称物体的时候，儿童参与到了一种第三性的认知之中。她/他这样做的能力取决于三级建模系统（Tertiary Modeling System, TMS），该系统被定义为习得和利用文化特有的抽象表征系统的象征资源的能力。
这三个系统的特点能够从发展的角度简单总结如下：
· 初级建模系统=使得人类婴儿能够参与到基于知觉的建模的系统。
· 二级建模系统=后续的促使儿童参与延伸性和指示性建模的系统。
· 三级建模系统=允许成熟儿童参与高级抽象（基于象征符号）的建模的系统。1.2.1建模系统理论
尽管建模系统理论（建模系统理论）在20世纪各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中有着根源，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的理论性和方法论性框架而在理论符号学中得到一般性的应用（例见：Sebeok,1994）。本书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公理而创造了我们自己的建模系统理论框架，这个公理就是所有的表征现象都能够被划归到四个大类——单性、复合、凝聚和连接。从这个公理延伸出六个原则：
· 表征是建模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建模是作为表征的基础的一种活动（建模原则）。
· 知识与其被表征的方式无法分开（表征原则）。
· 建模在三个层级或维度展开，其中相似性和指示性（参考下文符号的种类）在发展和认知的方面先于象征性（参考下文符号的种类） （维度原则）。
· 复杂（抽象）的模型是简单（更具体）的模型的衍生物（延伸原则）。
· 模型及它们的意义互相关联（互联原则）。
· 所有模型都表现出同样类型的结构特性（结构原则）。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讨论诸多有趣的关于知识是什么的哲学问题。表征原则（representational principle）指的就是为了理解和记住某物，就必须赋予它某种表征的形式。建模原则（modeling principle）主张建模是作为表征的根基的活动。维度原则（dimensionality principle）提出在建模中存在三种维度或系统——初级（象似性），二级（指示性与延伸性）与三级（象征性）。延伸原则（extensionality principle）指出抽象形式是更加具体的基于知觉的形式的衍生物。互联原则（interconnectedness principle）提出一个特定的形式是与其他形式相互关联的（词语和手势，图标和隐喻等等）。结构原则（structuralist principle）宣称所有建模系统和形式体现了某些共同的基本结构特性（structural properties）。这些特性是：聚合性（paradigmaticity），组合性（syntagmaticity），类比（analogy），共时性（synchronicity），历时性（diachroniticity）和意指（signification）。1.2.2结构特性
聚合性是最小的区别特性。对使用英语的人士来说，pin（大头针）和bin （箱子）这两个单词由它们的首字母发音中可感知的听觉差异而被区别开来。声音系统的这种区别特征在语言中被称为音位对立（phonemic opposition）。同样，在西方古典音乐中，因为和弦中音的半音差别，同一个调中的大和弦与小和弦感觉是有区别的。这些例子表明，聚合性可以被确定为形式的特性，某些最小的特征足以通过这个特性与其他所有同类的形式相区分。
组合性是一种组合的特性。比如，像tpin, tpill, tpit和tpeak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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