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提要精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尚君,张金耀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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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精读试读：

总序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

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还有陈旧的教学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史迹的复现、概念的宣教和理论的灌输，一个中文系学生（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大抵同此）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教养，并未被当作重要的问题认真讨论过。课程设置上因人而来的随意，课程分布上梯次递进的失序，使这一学科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位序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形，更不要说其自在性和特殊性的绾聚与凸现了。也就是说，它的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偶合的，因此既不尽合理，连带着学科品性也难称自觉与独立。在这样情况下，要学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相关知识的完整认识几无可能。即使有大体上的认知，也终因缺乏作品或文本的支撑而显得肤泛不切，不够深入。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三年前，我们开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实施精读经典作品的课程改革。调整和压缩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保证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集中精力攻读一二十种经典原著。具体做法是选择其中重要的有特色的篇目，逐字逐句地细读，并力求见迩知远，举一反三，然后在三四年级，再及相关领域的史的了解和理论的训练。有些比较抽象艰深的知识和课程被作为选修课，甚至放在研究生阶段让学生修习。我们希望由这种“回到读书”的提倡，养成学生基本的专业教养。有感于脱离作品的叙述一直占据讲坛，而事实是，历史线索的了解和抽象义理的铺排都需要有大量的作品阅读做支撑，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很难展开深入有效的学习，学生普遍认同了这样的教改，读书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有的就此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再引导他们“回到感性”，在经典阅读中丰富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最终“回到理性”、“回到审美”，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以及关心人类精神出路和整体命运的宽广心胸，关注一己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由此事业成功，人生幸福。我们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庶几比较切近“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本义。

现在，我们把集本系老中青三代教师之力编成的原典精读教材，分三辑、每辑十种成系列推出，意在总结过往的教学实践，求得更大更切实的提高。教材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和“古代文献学”等七大学科点，选择三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做精读，其中既有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史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言说背景，本身就极富文学性，同时也包括国外有关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此涵括古今，兼纳中外，大概可以使中文学科的专业知识有典范可呈现，有标准可考究。

在具体的体例方面，教材不设题解，以避免预设的前见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的理解；也不作注释，不专注于单个字词、典故或本事的说明，而将之留给学生课前的预习。即使必须解释，也注意力避“仅标来历，未识手笔”的贫薄与单窘，而着重隐在意义的发微与衍伸意义的发明。也就是说，但凡知人论世，不只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义，还力求与作者“结心”和“对话”。为使这种发微与发明确凿不误，既力避乾嘉学者所反对的“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主观空疏，又不取寸步不遗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相反，在从个别处入手的同时，还强调从汇通处识取，注意引入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和解说方法，以求收多边互镜之效。即使像文本批评意义上的“细读”（close reading），也依所精读作品性质的不同而适当地吸取。尤其强调对经典作品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抉发，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阐幽发微，上挂下连，古今贯通，中外兼顾的特色。相信有这种与以往的各类作品选相区隔的文本精读做基础，再进而系统学习文学史、语言学史以及文学、美学理论等课程，能使本专业的学生避免以往空洞浮泛的知识隔膜，从而对理论整合下的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的矛盾有一份自己的理解，进而对历史本身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浓郁而持久的“温情与敬意”。

如前所说，原典精读教材的编写目的，是为了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教育的范本，它们应该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知识准入的基本条件和底线。但是“应该”与“能够”从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教材更准确简切地传达出经典的要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得体新生命，得入新世界，是我们大费踌躇的问题。好在文学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学术的精神也永远存在于学术著作的解读当中。既如此，那么从原典出发，逐一精读，既沉潜往复，复从容含玩，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思路。

本套教材之出版，得到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期待基于这种思路的努力能得到丰厚的报偿，也真诚地欢迎任何为完善这一思路提出的建议与批评。(1)

导言

清廷入主中原后，经过最初几十年的反抗和镇压，到康熙中期社会已经基本稳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执行安定社会、重视民生的国策，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史称康乾盛世。大型古籍编纂工作是当时统治者热衷提倡的文化建设事业，既可以藉此笼络士人，又足以作为盛世的标志性成就。继康熙朝编成《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大书后，乾隆帝更热心提倡，身体力行，在完成一系列大书后，编修号称汇聚存世古籍之大成的《四库全书》，达到文化建设的极致。《四库全书》编修虽然是清初以来文化建设的必然延续，也与康、乾以来以经典解读为标志的汉学兴起有直接联系，但其开馆的直接原因，则由于儒藏说的提出和依据《永乐大典》辑佚书建议的实施。

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没有根本的改变，但随着西来佛教的广被东土，中国本土萌生的道教渐成气象，隋唐时期形成三教并立的格局。佛教著作众多，有经、律、论三藏之说，从东晋末期开始编录佛教经录，南北朝到唐代存世者尚有十多部，而从北宋初年《开宝藏》行世以后，历代开雕的收录逾千部佛典的佛藏很多。道教则经葛洪、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在南北朝时期形成规模，唐、前蜀、北宋和金元间都曾有《道藏》的编修，虽然留存下来的只有明前期编的《正统道藏》，所收也达1400多种。明末学者曹学佺最早指出佛、道二家皆有藏，而唯独儒家没有，提出编修儒藏的设想。乾隆间学者周永年再提“儒藏说”，称为“艺林中第一要事”（《儒藏说》附《与孔荭谷》），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永乐大典》是明初永乐年间编修的一部大型韵编类书。全书多达22877卷，总字数不少于四亿，几乎把明初以前的古籍都分拆编进去了。由于篇幅太大，即便皇家也无力刊刻，仅有抄本存于皇宫内。随着清初文献辑佚风气的兴起，著名学者如徐乾学、查慎行、全祖望都曾关注利用《永乐大典》辑佚书的工作，但影响不大。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因乾隆下诏访求书籍，提出搜访校录书籍的四项建议，特别提到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虽然“编次少伦”，“分割诸书”，但“世不恒觏”的古书往往具在，应该由朝廷组织人力从中辑出，“分别缮写”，使其“各自为书，以备著录”。（《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军机大臣研究后认为切实可行，提出办理章程十三条，得到乾隆赞赏，于第二年开馆辑书。不久，乾隆帝觉得仅作《永乐大典》辑佚书还不够，因其稍早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图书，乃萌生更宏伟的规划，认为“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上谕）。要求将四部群书择善本校勘后，和《永乐大典》辑佚书一起，“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谕）。从而揭开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四库全书》编修序幕。1-2．四库馆的设置与图书征集《四库全书》的编修由四库馆具体负责。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若干名，由皇室郡王、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充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其下分设纂修、缮书和监造三大处。纂修处专司校理写定全部书籍，由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负责，其中总纂官三人为纪昀、陆锡熊、孙士毅，负责“各书详检确核，撮举大纲，编纂总目”，即负责选定书目，审定内容，并分别部类，编写提要，责任最为重要。总校官仅陆费墀一人，负责全部书籍的校订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则负责图书装订及建阁贮藏事宜，以及武英殿本丛书的刊刻印制工作。

编修大型丛书的前提是要有完备的古籍善本图书以供编录选择，《四库全书》既以汇聚古今图书精粹为目标，即便皇家藏书之富，仍远不够。从乾隆三十七年下诏搜访图书，形成全国范围内规模浩大的征书高潮。各省成立书局，聘请宿儒主持其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调查地方藏书目录，鼓励私人进献图书，甚至委托书贾了解历来藏家的购书线索。而对于各地著名的藏书家，则实行多项措施鼓励其进献秘藏典籍，如进书五百种以上，奖励《古今图书集成》一套；百种以上，乾隆帝择其精醇者亲为题咏；其他多少不等，皆为记名表彰。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征集图书总数达到13501种，其中包含大量罕见的珍本秘笈。同时，《永乐大典》辑佚书的工作也有重大的收获，辑出《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大型史书，还包括数百种久已亡逸的宋元人文集，都是很珍贵的文献。可以说，皇家内府藏书、《永乐大典》辑佚书、各省采进书和藏家进献书，是编修《四库全书》的几个主要文本来源。1-3．四库馆征集图书的禁毁与讳改

四库馆对于各种来源的图书，要进行甄别、校录的工作，其中既包含政治方面的鉴别，也包含学术方面的审定，有必要将此两方面的工作分开来叙述。

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曾遭到汉族官民的顽强抵抗。这些抵抗被镇压后，民间潜在的反抗情绪始终没有消失，清廷也采取各种举措消弭甚至屠灭这些反抗思想，因此有一系列文字狱的发生。乾隆朝大规模征集图书，也包含清理异端思想的目的。在四库开馆的同时，乾隆帝即发布禁书谕令：“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明，方为实力办理。”他特别提到：“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五日上谕）因此而展开全国范围的查禁违碍图书的运动。所查禁图书中，首当其冲的是明末清初反清人士的著作，并进而扩展到明人有关建州卫和辽东战事的记载，还包括被指斥为诲淫诲盗的小说戏曲、可能给不逞之徒以暗示的天文占验书籍，以及各种地方和私家文献中的违忌记载。禁毁办法又包含全毁和抽毁等。据近人根据各种禁毁书目统计，先后禁毁书籍达三千多种，六七万卷以上。有的学者认为《四库全书》编修致力文化建设的同时，也是一次文化毁灭的巨大灾难，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历史上有重要影响或学术价值的著作，《四库全书》不能不收录者，则采取了部分抽毁或删改违忌文字的办法。除了以上所讲各点，凡涉及对于历史上四裔民族有关的讥讽、批评、谴责类的文字，也都有所删改。以下试举两例（改动文字下加着重号）：《鉴诫录》为五代后蜀何光远记录唐五代文人轶事的笔记，所录一段为尹鹗嘲讽波斯后人李珣胡臭的游戏诗，“乱常”本来指不循习俗，但因为可能引起胡人入华扰乱伦常的联想，因此而将“斥乱常”改为“斥李珣”，“不乱常”改为“重武强”，“胡臭”则因此而消失了。后一段所记为五代后晋时王权拒绝出使契丹的事。契丹与清人所继承的女真不是一个民族，但因为原文有“称臣于戎虏”、“稽颡于穹庐之长”、“耻拜虏庭”等记录，容易引起对于清廷的联想，因此而改得面目全非。宋南渡前后宋金双方对峙，情形与清初时非常相近。清人因此而将宋人史书、文集中叱责金人的言论，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晁说之《嵩山文集》旧钞本，书末所附张元济跋指出四库本与之卷数、编次悉同，“惟馆臣泥于时忌，遇原书诋斥金人词句，无不窜改，甚至颠倒序次，变易意义。其不易更动者，则故作阙文，或加以删削，有多至数百字者”。张元济并以卷三《负薪对》一篇为例，校勘四库本与旧钞本，列表举出两本的文字差异，可见四库本因避忌改削之处。鲁迅后曾作《病后杂谈之馀》（载《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文中亦据《负薪对》校勘表作了两本部分文字的对照。《负薪对》校勘表所引四库本与今常见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景迂生集》有很大不同。以下试举三种文本的部分文字为例：

两相比对，可以知道坊刻本的改动并不是依据四库本，但在特定的文化政策下，凡涉及金人暴行、华夷之分和预言异族必亡的文字，都作了不顾文意的肆无忌惮的改写，完全失却了作者的原意。

由于近年四库本的广泛印行和《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系统的普遍使用，年轻学人经常利用四库本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此特别要提出警告，在利用四库本时一定要了解其抽毁、删改的具体情况，不要轻易相信其钦定文本的权威性。尤其在研究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课题时，在研究辽金元史、南宋前期史和明清易代史时，最好少用甚至完全不要用四库本。1-4．四库图书的审定、校录和分类

当然，四库馆臣也作了大量学术方面的审定。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考察各种古籍的文本来源、真伪完残和学术价值，尤其注意搜集精刊精校的较早版本，在比较异同的基础上，认真校勘，写成新本，并略述该书的作者、成书、内容、学术成就和存在问题，然后誊录奏进。现在每种四库本书前提要，就是奏进时的文本。最后经过乾隆帝的审定，得以编入《四库全书》的古籍，大约3500种。如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凡3459种，其他各阁稍有增删，出入不是很大。而经过鉴别，认为价值不高、来源有疑的古籍，则撰写简略提要，列入存目。据今人统计，列入存目的书籍达到6793种，几乎是正编所收书的两倍。其中确有许多后出伪造或价值不高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囿于馆臣的学术偏见或时代局限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书籍，如本书入选的宋慈《洗冤录》就是。也有文本错讹太多难以写定，只能存目，如北宋晏殊的《类要》。近年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将这些当年打入另册的古籍汇印出版，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各书价值如何，还可以重新评估，不必完全受四库提要的局限。

入选古籍的校录写定，是四库馆最重要的工作。中国古籍数量巨大，每一种古籍都有复杂的文本传布过程，古籍文本的残损误夺情况非常严重，不经过认真校订无法形成可信的文本。四库开馆时，既可以利用丰富而多珍稀文本的内府藏书，又利用朝廷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善本，因而具备了校定文本的良好条件。四库馆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制定了严格的《功过处分条例》，规定誊录员缮写之书，交分校官核对，因誊录草率而误写者，每一处记过一次；发现原本有误字而得以指出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分校官再交复校官，复校官再呈总校官，一律循此处分。此后，再经总裁、总阅官抽捡复核，始得定稿。四库馆这些严格的措施，有利于保证文本的质量。这样大规模地校订古籍，大约是西汉刘向和北宋馆阁校定古籍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由于四库当时依据的文本并没有都留存下来，当时据以辑佚的《永乐大典》大半已经亡失，四库本因此而在古籍文本传布史上形成独特地位，今人校录古籍一般也会以四库本参校。当然，在肯定其文本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指出，四库本毕竟是清代的抄本，且成于众手，错误在所难免，这从四库档案所存大量官员因校录错误而得处分的记录，就可以了解。这还是被发现的，没有发现的必然还有很多，更何况还有前述出于政治原因所作的故意改动。入选四库的古籍，凡有宋元旧本或今人精校本者，仍提请学者尽量不用或少用四库本。

中国古籍的分类，经历了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开创而为班固《汉书·艺文志》采用的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方技、术数六略的六分法，到晋代出现四分法，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而确定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成为其后一千多年古籍分类的基本方法。《四库全书》继承了前人四部分类的基本原则，在各部的具体类别的设置方面，则较前代书志更为细密周到，增加了许多新的类目，反映了清代学者对于传统学术的系统认知。从本书附录的《古籍分类演变简表》中可以看到，与代表唐初古籍分类的《隋书·经籍志》和代表北宋的《崇文总目》相比较，《四库全书》的分类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其中经、集二部相对变化较少，而史、子两部则新增和删并类目颇多。经部包括儒家六经以及小学类著作，一直比较稳定。四库分类中将《论语》类扩展为《四书》类，又新设五经总义类，从而将宋元以来新出现的大量解经著作包含其中。集部则新增了词曲类，并将宋代以来书志中的文史类定名为诗文评类，也是宋元以来诗话、词曲类著作大量兴起的必然结果。史部中的正史、编年、杂史、传记、地理、职官、目录等类基本沿袭前代，新增加的则有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史钞、史评等类，与宋元以后此类书逐渐增多有关。其中将纪事本末类列为第三，强调了以记录事件为中心的这一南宋以后新体史书的重要。史评类则在将集部中的文史类改为诗文评类后，将文学批评和史学批评著作分列而设。霸史或伪史类改用《晋书》附录十六国载记的名称作为类目，体现清人对于历代割据僭伪政权的客观表达——历史上的割据经常与民族纷争有关。将历代记录典章制度的专书统称为政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类。在史部诸书中，除了最重要的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三体外，以传记、地理和政书三类著作最为丰富，四库分别设置了许多小类，作了清晰的分类。子部书的构成比较复杂，但定型较早，四库此部分分类中，一是废弃了宋以后少有接续的名家、墨家、纵横家，二是于杂家、小说家、艺术、谱录类书作了更细密的区分，三是将道家与道教书合并，道、释二家均仅略选最重要的著作以存文献。1-5．四库七阁的命运

四库全书篇幅宏大，总字数超过七亿，即便以皇家之富有天下，当时也无力全部刊刻，只能动员大量人力先后钞写了七份，分藏于七阁。其中四阁在北方，称北四阁，主要供皇帝阅读；三阁在南方，称南三阁，则以南方为人文荟萃之地，乾隆帝希望南方士人也能有机会阅读利用。北四阁分别为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文渊阁本藏北京紫禁城，1949年迁台，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全部影印该本，流布甚广，近几十年来学者引用四库本，大多即据此本。文津阁本藏承德避暑山庄，1914年后归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近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也影印了该本。文溯阁本藏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1969年移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与通行本有很大不同，近人金毓黼曾将其录出，后结集为《金毓黼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出版。文源阁本存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焚毁，文源阁本在此次浩劫中化为灰烬。南三阁为文澜阁、文宗阁和文汇阁。文澜阁建于杭州西湖边孤山上，遭遇太平军战事，多数被毁，仅存四分之一约八千多册，地方士绅后补钞配齐，今存浙江图书馆。文宗阁建于镇江，文汇阁建于扬州，经历咸丰初年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全部毁于战火，片纸无存。1-6．《四库全书》的刊印和四库系列图书的构成《四库全书》编修之际，乾隆帝即命将其中珍贵图书用木活字印行，赐名为聚珍版，印了134种，是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习称殿本。影印《四库全书》的建议，开始于1919年叶恭绰等人的动议，到1935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印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收书231种。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71年到1982年又印了这套书第二至第十二集，又专印《永乐大典》辑佚书为别辑，收书达到1878种。在此基础上，到1986年完成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影印，实现了许多学者半个世纪的期待。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据以缩印。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联合制作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系统，可以迅速检索到任何一个词组，大大方便了学者的利用。

著名学者阮元在嘉庆间搜集《四库全书》未收或虽收而卷帙不完的重要古籍174种奏进，嘉庆帝赐名《宛委别藏》。阮元为这批书分别写了《四库未收书提要》，收录于其所著《揅经室外集》。《宛委别藏》198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曾据以影印。

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开始于清末学者王懿荣、喻长霖、孙同康等人。1928年，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利用庚子赔款以开展续修，但因战乱而未实现，只为续修撰写了一部分乾隆以后著述的提要。直到20世纪末，此项工作始得以落实。已经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1997年）及《补编》（同上，2000—2002年），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的古籍4700馀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2年）则收录四库未收著作5300馀种，包括大量乾隆以后学者的著作；《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及《补编》（同上，2005年）则收录《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因为内容违碍而遭到禁毁的图书800馀种。这些丛书的出版大大方便了学者利用古籍的需求，但都没有重新撰写各书的提要。

近代以来研究《四库全书》的著作可以提到以下几种。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专刊，1937年）是最早研究四库纂修史的著作，征引文献颇为丰富。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是其博士论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由于充分利用了当时还没有发表的四库编修档案，得以澄清了编修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细节。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作者曾长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有机会充分利用四库原本来作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此外，《四库全书》编纂时的档案，也经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结集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最近二十多年，《四库全书》研究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发表的研究论著颇多，形成四库学，并曾多次举办国际和两岸的学术会议。二、关于四库提要2-1．提要编修的传统

朱筠提出编纂《四库全书》时，即提议“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这一主张是卓有见地的，是根据汉唐以来古籍图书编录的优秀传统而提出。从汉代开始，皇家图书机关在广泛征求图书后，都将重要的著作整理校订，以成定本，同时撰写提要，说明其作者、成书始末、学术价值和流布校定过程，以供学者参考利用。汉代刘向《别录》虽仅存留八篇完整的叙录，但这一提要叙录的作法，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学术典范。刘向子刘歆编《七略》，唐代元行冲、毋煚编《开元四部录》，宋代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都为每一种入录图书撰写了提要。这几种书志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得以存其书名目录，但提要都已失去，是学术史上很大的损失。现在可以见到较早而完整保留学术提要的书目，是南宋时期私人藏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为了解宋代所见古籍的面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录。朱筠的建议得到乾隆帝和修书学士的赞同，并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得以全面实施。2-2．四库提要的主要执笔者

主持提要编纂工作的著名学者纪昀，得到戴震、周永年、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等学者的鼎力协作，终有所成。在此对诸人生平略作介绍。

纪昀（1724—1804），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其后一直在翰林院供职，从庶吉士做到侍读学士。三十三年（1768）由于漏泄禁中语，得到谪戍乌鲁木齐的严厉处分。两年后得以“恩命赐还”，仍入翰林院。不久《四库全书》开馆，乾隆帝赏识纪昀的才学和能力，命其为总纂官，成为全书编纂的主要责任人。其后十七年，纪昀不舍昼夜，全力以赴，为此一学术工程的完成竭尽心力。纪昀晚年得享尊荣，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纪昀的著作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他在文言小说写作和文学批评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成就涉及众多方面。他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参与整理经学、小学、算学类图书和《水经注》，因积劳成疾而在馆去世。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他学识渊博，因倡儒藏说促成《四库全书》的编纂，入馆后负责《永乐大典》辑佚书，出力甚多。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长于金石、书画、词章之学，论诗主肌理说。姚鼐（1732—1815），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以礼部主事为四库纂修官。后告归主讲江南紫阳、钟山书院四十年，是桐城派古文的领袖人物。邵晋涵（1743—1796），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至文渊阁直阁事。长于史学和经学，是史学家钱大昕的门人。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纪昀的功绩。四库馆总纂官有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人，纪昀是领衔者。他从乾隆三十八年入馆，直到五十五年全书告竣，前后十七年，始终其事，未遑稍息。其门人刘权之《纪文达公遗集序》云：“盖《四库全书》开馆，吾师即奉命总纂，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不唯过目不忘，而精神亦足以相副。”其间纪昀曾长期寄住于四库馆内，夙兴夜寐，全力以赴，全书完成时的《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也出自他的手笔。《四库全书总目》的写定，包含了大批纂修官的智慧和心血，总纂官陆锡熊等也参与提要的笔削，功绩当然不能算在纪昀一人身上。但就当时学者的评述来说，多用“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四库总目》”（朱珪《纪晓岚墓志铭》）、“特命吾师总撰《四库全书总目》，俱经一手裁定”（刘权之《纪文达公遗集序》）、“美富罗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嘉庆帝《御赐碑文》）、“其编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为赡博”（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之类评述，肯定他个人的巨大贡献。现代学者援据纪昀本人的叙述，比较分纂稿与《总目》的差异，并参酌纪昀文集中论述与四库提要中许多暗合的论述，作了充分的论证。清末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四载其比读姚鼐分纂稿后云：“乾隆中开四库馆，惜抱预校录之列，此其拟进书题。以提要勘之，十仅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纪文达不同，宜其凿枘也。”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也认为邵晋涵所撰各篇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字句颇多异同。若《史记提要》、《后汉书提要》、《新唐书提要》则面目迥殊。”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即据以认为：“提要各稿，嗣经纪氏画一之后，则原撰者之意趣精神早已无存。”“今之《总目》，则纯属纪氏一家之言矣。”都是较为客观公允的论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自序中认为纪氏以一人之力而承担全书的定稿责任，经其手后，不少提要稿都“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达到了很高水平，并体现了统一的风格。

在肯定纪昀和分纂学者的成就时，还必须指出，《总目》是以钦定的名义刊布的，书中包含了从乾隆帝以下无数学者的心血，是官修的集体成果。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中，即列举了80多项乾隆帝的“睿鉴”。今人司马朝军以乾隆御题诗文与提要内容逐一参证，证明其旨意都在提要中得到落实。（见氏著《〈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第一章《〈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页1—115）四库各书都注明承办抄录校阅官员的姓名，从事《大典》辑佚的人员也多可考知，他们的工作也为提要纂写提供了许多线索。现在还有一些四库底本保存下来，其中颇多签条和批校，包含与该书有关的一些史料，这些材料都很珍贵。2-3．四库提要的编撰方法

提要的编撰方法，一般先由负责某书校定辑录的纂修官拟出初稿，再由总纂官交上述诸位学有专长的学者进行考证、修改、润饰，成为分纂稿。总纂官再对分纂稿作出增删改写，形成定稿。在每一部图书校写完成进奏时，即将提要稿列于书首，由三位总纂官具名进献。相比于文本的写定来说，提要撰写有更为艰难的地方。文本写定，只要得到善本，汇聚不同的文本，按规范操作，较易于见功。但提要的撰写，作者事迹要备征史传钩稽线索才能弄清楚，成书过程和文本流传则要广引书志、详核文本异同方能理出端末，而涉及对一部书的学术评价，则要反复研读全书，引据前人对此书的评述，然后折中群言，分析利病，作出允洽的评议。由于编入四库全书的古籍约3500种，加上存目6700多种，需写提要的书籍有逾万种之多，且每一种书都牵涉到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参与提要编写的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分歧，纪昀与各位馆臣为此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反复修改，才得以定稿。现在还可以见到的各家分纂稿和各阁提要的差别，以及书前提要与定本《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提要的不同，留下了当时反复修改的可贵记录。

各馆臣的分纂稿，依靠各家文集和手稿有部分保存，近年分别有学者将此部分文稿加以整理出版，计有《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手稿藏澳门中央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本，2005年出版吴格整理本）、《四库提要分纂稿》（吴格、乐怡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和《〈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张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现知存翁方纲982篇（澳门存手稿数。另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复初斋文集》稿本中还有数十篇）、姚鼐89篇（88篇见《惜抱轩书录》，另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中存1篇）、邵晋涵37篇（见《南江文钞》卷一二）、陈昌图13篇（12篇见《南屏山房集》卷二一，另《知不足斋丛书》本《江南馀载》存1篇）、余集7篇（见《秋室学古录》卷一、卷二），以及邹奕孝、郑际唐、程晋芳、庄通敏各1篇，佚名6篇。这些分纂稿保存了提要初稿的面貌，而四库各阁的书前提要则是经过总纂官纪昀改写后，列在奏进本卷首的初定稿。两相比读，可以见到有很大差别。试举一例：《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撰。曾公亮表进其书，

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语似夸诩。陈振孙又谓事增文

省，正《新书》之失。以今考之，皆不明史法也。夫后人重修前

史，使不省其文，则累幅难尽；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故

事增文省，自班固至李延寿莫不皆然，不得以此为夸诩，亦不得

转以此为诋諆。《新书》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

夫《唐大诰》、《唐六典》，为一代典章所系，今纪传既尽去制诰

之辞，而诸志又不能囊括《六典》之制度，徒刺取卮言小说以为

新奇，于史例奚当乎！芟除字句，或至失其本事，不独文意之蹇

踬也。然自吴缜为《新书纠谬》，学者师其馀论，吹毛索疵，莫

不以《新书》为诟厉，甚至引幽怪之书、无稽之说，证《新书》

为失实，是岂足以服修、祁之心哉！平情论之：《新书》删定旧

史，废传六十一篇，如薛伾、李祐等之事宜附见，韦元甫、李若

祁等之行事不著，玄奘、神秀之事多属荒渺，此删并之善也。新

添传三百一十篇。《后妃传》增载郭贤妃、王贤妃，创业功臣传

增载史大奈，韩门弟子增载皇甫湜、贾岛，《忠义传》增载雷万

春、南霁云，《循吏传》增载韦丹、何易于，《儒学传》增载张

齐贤、啖助，《文艺传》增载吕向、张旭，《方技传》增载邢和

璞、罗思远，《列女传》增载高愍女、杨烈妇，此搜罗遗佚而有

裨于旧史者也。且旧史于咸通以后，纪传疏略，《新书》则于韩

偓之纳忠，高仁厚之平贼，与夫雷满、赵匡凝、杨行密、李罕之

之僭割，具书于传，一代兴废之迹备焉，岂得谓其无补于旧史哉！

即其删存旧史诸传，如姚崇则略载其初见十事，韩愈则补载其出

使王庭凑，皆合史裁，非漫然损益也。《宰相世系表》虽多附会

华胄，难尽征信，要足备唐人之谱学。《艺文志》略存撰人出处，

较《旧史·经籍志》为稍优。综其大略，删烦补阙，亦所谓后起

者易为功耳。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

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

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今新旧《唐

书》并列学官，集长去短，各有取裁，学者亦无庸过分轩轾矣。（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一二）

臣等谨案《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

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陈振孙《书录解题》

曰：“旧例修书止著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

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

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志、表题修名。然考《隋书》

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于修与祁。又《宋史·吕夏卿传》称《宰

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

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

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

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

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

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

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

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

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

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

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于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则同局且私心

不满。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

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

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

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

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乾

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新唐书》书前提

要）

书前提要除保留部分关于“事增文省”的讨论外，几乎完全重写，可见当时从分纂拟稿到总纂写定，并非简单走过场，而是曾反复斟酌审定，数易其稿，甚至全部推倒，重起炉灶另写。具体分析两篇提要稿，其中关于“事增文省”的讨论是重点。分纂稿认为凡“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则累幅难尽；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自古皆然，不能据以夸诩或诋《新唐书》，但又指出《新唐书》的过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显然前者貌似公允，其实很宽泛，不完全切合《新唐书》的实际。后者则显然失于偏颇，贬抑稍过，所举删制诰而取小说的例证，也有失公允。书前提要则指出以“事增文省”为《新唐书》之失的说法源自北宋末的刘安世，肯定其说的有见，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即指出欲广唐史官记载之未备，势必搜及小说，不免叙事“猥杂”；为减省唐代制诰文章的篇幅而重新改写，使详赡的骈文变为诘屈的涩体。这样分析，将刘安世的评价落到实处，见解也公允稳当。同时，又指出唐代诏令均篇幅宏大，《唐大诏令集》多达一百多卷，不可能全部录入史书，史家必须要有所删写，不能因此而非议宋祁（应为欧阳修）。分纂稿具体讨论《新唐书》增删《旧唐书》的篇目及其价值，邵晋涵显然曾参考参与《新唐书》编纂的吕夏卿著《唐书直笔》，除囿于当时局限而认为“玄奘、神秀之事多属荒渺”外，其他评述都很精当。但在定稿时，总纂官将其全部删除。推测原因，大约一是提要尽量避免一般性的介绍，二是这部分过于具体，就全书总体评价来说稍显琐碎。此外，书前提要增加了欧阳修和宋祁两人署名的讨论，增加了同局诸人私修史书和吴缜《新唐书纠谬》的评述。最后一段，尤足体现提要温厚中肯的学术批评立场，既肯定吴缜的成绩，又指出成于一手的私撰史书和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各有长短，吴书可以存备考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新唐书》的成就。

在《四库全书》编完时，馆臣将各书书前提要稍作改动，再加上各部类存目书的提要，汇编为《四库全书总目》，置于全套丛书之首。在七阁图书陆续分写过程中，馆臣发现提要的欠缺或未妥处，又陆续有所修改。现在可以见到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与文渊阁本即有很大不同。以后将《四库全书总目》单独印行时，又有一些改动。在此也举一例：

臣等谨案《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宋司马光撰。光编集《通鉴》

时，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因参考异同，别为此书，以正其

谬误，而归之于一。盖前代纪事之书，传闻异词，稗官固喜造虚

言，本史亦不皆实录。光所采书自正史外，相传凡二百二十二家，

如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

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

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其它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

志碑碣、行状别传，无不旁搜博引，抉摘幽隐，择可信者而从之，

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著其文

于《通鉴》，又本弃取之意，辨论而折中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

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

者。其后李焘《续长编》、李心传《系年要录》尚知其义，故所

纪特为审核，至陈桱、薛应旂辈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网罗极备，

仅据本史编排，寻条失枝，贻讥弇陋，则亦考异之法不明有以致

之矣。其中或有过信小说，为后人所议，及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

专引《旧唐书》，而不及《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亦不免

小小渗漏。然卷帙太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

不足为其累也。《考异》原与《通鉴》并行，胡三省作《音注》，

始以散入各文之下，故今《通鉴》本俱附入书内，而亦颇有漏略。

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云。（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资治通鉴考异》书前提要）《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于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

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

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

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

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

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

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正谬误，以

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

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

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

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

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

而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

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于本书，滋疑窦于后

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新

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

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

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

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浙本《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

两相比读，不难发现两种提要的叙述除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和前后语序的调整，浙本《总目》较重大的改动有四处。一是补出了司马光一事用三四出处和司马康所举引书的文献来源。二是将称赞司马光考异之法的评价，从“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这样宽泛而稍显夸张的表彰，改为“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一段，指出裴注《三国志》已经采用考异之法，司马光是延续其善而非首创，但裴是注他人之书，司马光则为自述修史时文献的去取缘故，此点上为创例。这样评价，就客观公允得多了。三是关于司马光考异方法的叙述，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在开始和中间都有述及，浙本《总目》删去开始的部分，归到一处，表达更为清晰准确。如将“辨论而折中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改为“辨正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就是很好的改例。四是接续《通鉴》的几部明代著作的评价，增加了王宗沐，删去了“寻条失枝，贻讥弇陋”两句空泛而刻薄的批评，具体说明其方法之欠缺，也较前为胜。

可以说，四库提要在学术史上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是与其汇集众人智慧，反复斟酌修改分不开的。2-4．四库提要的学术批评原则

今人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用“以实心励实行，以实行励实用”来概括其经世价值观念，用“攻驳程朱，讥诋理学”来分析其对理学的批判，用“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来总结其西学观，都是很有见地的论述。其对西学的态度，基本表达清廷的意见，较易理解，本书也没有选录与西学有关的著作，在此可以不展开评述。提要撰写于乾嘉朴学极盛的时期。参与提要撰写的几位学者都是乾嘉学术的中坚人物，纪昀当此风会，亦始终坚持崇尚实学、重视文献考据的学术立场，这些也都可以理解。从清初朴学兴起以后，学者以继承汉代学术为号召，激烈批评好发议论而学殖荒疏的宋学，引起汉、宋学术的分歧和对立。虽然当时代表程朱学术的《四书章句》仍然是读书人博取功名的基本经典，汉学家则借对程朱后学的批评，表达尊汉抑宋的学术立场。即以本书入选的提要来说，即可以见到以下议论：

至宋郑樵恃其才辩，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

能事。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

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

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

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

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

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

不辨为何语矣。（《毛诗正义》提要）

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

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

矣。（《春秋左传正义》提要）（胡三省注）能参证明确，而不附会以求其合，深得注书之体。

较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者，心术之公

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资治通鉴》提要）

语气激烈，颇多呵斥，与提要一般的词旨温和大异其趣，可以见到当时汉、宋学术对立的尖锐程度。这里的“后儒”是指南宋中期以降追随朱熹学说的学者，而其针对的则可包括整个的宋元理学。提要作者的这些表述，也是与乾隆帝的支持分不开的。如乾隆对南宋徐总幹《易传灯》的评价：“其言君子小人、吉凶阴阳之义，颇有阐发，而所论河图象数，牵附九宫，则又乖于正道。盖其书纯驳参半，乃指斥后学差误，得无责人则明而责已则昏欤？”（《御制诗四集》卷四五《题易传灯》）又评宋洪咨夔《春秋说》云：“其言盖出于卢仝《春秋摘微》之绪论……咨夔又去仝几四百馀年，拾人唾馀，而以为自出己见，此何能欺千载之公论乎？”（《御制文二集》卷三三《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评元王元杰《春秋谳义》云：“其书编辑程朱绪言，复删掇胡安国传分缀经文之下，而于三家末别标己意曰谳，其于朱子一无异词。盖墨守前说，一字不敢芟削，实难免重儓之诮云。”（《御制诗四集》卷四五《题王元杰春秋谳义》）乾隆帝的这些意见，极大地鼓舞了馆臣对于程朱后学的批判热情，虽言辞过激，也在所不计。

从总的倾向来说，四库提要坚持当时以儒学为主导的统治思想，不可能超越当时的时代局限。但在作出学术评估时，则关注文本的渊源有自，重视有关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重视文献记载对于文史研究的价值，对于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能以平允中肯的态度作出分析评价，体现了尊重学术、重视文献的立场，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2-5．四库提要的学术成就和局限

近代学术大师余嘉锡评价四库提要云：“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四库提要辨证》自序）给予充分的礼赞。刘向《别录》完成了西汉以前典籍的系统整理，当然很重要，可惜全书失传，仅留下八篇完整的叙录。后代续有继作，但规模和水平都很有限。四库提要完成清中叶以前一万馀种古籍的学术评价，可以认为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系统完整的学术总结，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空前的，对于此后两百多年来学术的发展和影响也极其巨大。

但就四库提要的学术局限来说，逾万篇提要，且成于众手，加上政治环境的制约，成书期程的限制，以及书馆中严厉的考课复检和奖惩措施，虽有众多硕学的参与，要臻于善美，确是很不容易的事。最突出的问题是凡所考辨，细节出入太多。余嘉锡对此也有很客观的评述，认为：“《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以致“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如经部诸书提要，看起来旁征博引，头头是道，但仔细覆核，不难发现多是据朱彝尊《经义考》转引的，以致许多结论并不准确可靠。总纂官纪昀虽然学问渊博，但所承责任太多，也不免“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也有定稿反不如分纂稿的。余嘉锡遵循古人“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的读书箴言，认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坚持“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词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他将四库提要所引文字、所涉文献、所及问题，穷原竟委，反覆斟酌辨析，以求明了真相。所撰《四库提要辨证》是足以与《四库全书总目》并行不废的伟大著作。他将自己和清人的工作比较后，用射鸟为譬喻：“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引文均见（《四库提要辨证》自序））二书比读，可以体会学术博大、精深的不同境界。2-6．四库提要的版本及研究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以前通行的版本主要有殿本和浙本。殿本即武英殿聚珍本，乾隆六十年（1795）刊行。浙本也刊行于此年，由浙江布政使谢启昆刊刻。两本的差异和优劣，已有许多学者作过研究，两本间并无因袭关系。浙本依据杭州所存文澜阁本印行，校勘认真，能够保持四库馆写定时的面貌。殿本由于以内府名义刊刻，付印前做了较多的加工，删削了一些评语偏激的内容，也删除了一些语涉禁忌的文字，同时复核引文，润饰行文，另成面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所据为浙本，1997年整理本则以殿本为底本，各有取资的理由，不可偏废。现在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都已影印出版，二本书前提要都得以面世，文溯阁本提要也有金毓黼印本通行。今后如果有人将现存各家分纂稿、各本《总目》及书前提要会校成书，当可以成为最好的文本。《四库全书总目》编修完成后，因其篇幅宏大，不便于一般士人和初学者阅读，乾隆帝又命永瑢、于敏中等删节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书目仅存正编，不收存目，提要则仅存大概，每一书提要均仅删存百馀字或数十字。此后邵懿辰、邵章作《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提要一律不存，仅就书目指示各书较好版本，成为提供四库诸书存世版本情况的工具书。

鉴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偏失错误，近代以来学者颇多考订之著。其中影响较大者，一是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胡氏是近代著名文献学家，此书广泛征引公私书志的记载，补正四库馆臣的疏失，并参以胡氏本人见闻，发明较多。二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80年、200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近五百种提要的各种复杂难解的问题，如一书作者之归属、成书之始末、内容之分合、流传之完残、传本之真伪等，作出了精密科学的解析，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余氏即因此书于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最近二十年来的订正著作，则有以下几种：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主要是对经部和艺术类提要的补正；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凡274则；增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增至450则），作者以研究宋史著名，本书也以对宋代著作的版本、作者、内容方面的订正为多；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涉及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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