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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子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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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特务实录试读：

第一章中统前身之党务调查科

1.陈立夫出道

中统是个怎样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它为什么一度成为“暗杀”、“破坏”、“臭名昭著”的代名词？它究竟像不像电视剧、电影里所说的那样，既神秘又令人闻风丧胆？究其一切，还得从1928年的“党务调查科”开始说起……

说起党务调查科，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同为蒋介石的浙江老乡，年轻时代的陈立夫仪表堂堂、谈吐文雅，是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颇有江南才子的味道。1917年，19岁的陈立夫以上海市第五名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工矿（类似于现在的矿业大学的采矿专业），后来又在美国匹兹堡“海龟”了几年，拿到了硕士文凭。那时候，硕士文凭好比金钥匙，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启一扇成功之门。正因如此，陈立夫站在成功的门口，正准备朝自己的梦想挖矿！

年轻的陈立夫像许多大学生一样，初入社会，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思想单纯，喜欢学术钻研，并且以论文《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拿到了硕士学位。自此，他立志在煤矿事业上贡献一份力量，打算做一名工矿工程师。等到他拿到煤矿公司的一纸聘书时，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我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这一年是1924年，也是黄埔军校成立的年份。怀揣梦想的陈立夫兴高采烈地卷起铺盖，来到山东枣庄这家民族股份制企业上班，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与此同时，黄埔军校刚刚成立不久，正是广纳人才之际。就在此时，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出现了。陈果夫这个时候正在为蒋介石招兵买马。当他弟弟回国之后，他希望陈立夫能够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在政治方面取得成就。于是他找到了陈立夫，希望他能够弃文从政，跟着蒋介石干。

陈果夫说：“弟弟，挖煤有什么前途？挖煤既辛苦，又赚不到钱……只有那些穷人，才会冒险下井。堂堂一个海归硕士，放弃优厚条件去挖煤，难道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做官多好？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以当官为荣，难道你就不想当官吗？”

陈立夫思考了一会儿，问：“难道千里迢迢去美国匹兹堡，费尽心思考下来的文凭，就这么白瞎了？更何况，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陈果夫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当官跟你的梦想并不冲突……”陈果夫掰着手指给陈立夫算了一笔账：“弟弟，你看……如果你混上官，你的工矿理想就更容易实现了！你可以掌管煤矿，不仅可以当工程师，而且还可以当煤老板！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是野心家，一个是梦想家！我知道你有梦想，但是只有梦想，没有野心是万万不成的！难道你就不想取得成功吗？”

陈立夫犹豫了一下。

陈果夫趁热打铁：“弟弟，当官是一件美差……天下之大，哪个人不想当官？如果你当上大官，地位有了，钞票有了，女人也有了，吃喝不愁，而且还能做自己平时不敢想的事，多么好啊？更何况，咱们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看看咱们的国家，战事不断，死的死伤的伤，你难道想袖手旁观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弟弟，趁自己年轻，应该立下大的志向！更何况三叔（蒋介石）跟咱家交情好，而且黄埔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难道你忘了自己入党前发过的誓吗？”

陈立夫犹豫了片刻，还是拒绝了陈果夫。

但从这之后，陈立夫思绪很乱，仿佛一下子蒙上了阴影。他茶不思、饭不想，就连工作也受到了影响（遭到了矿领导的批评）。某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陈立夫托着下巴，陷入了无限深思。

他以一副“思考者”的姿态，双目深沉地看着坑洼不平的地面，开始回想自己上学、求学、入党的经历，想起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也时常参与到国际形势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一下子变得富强起来……尤其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这句话也曾深深刺激过他。他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同时也感觉到：当务之急，是救国，而非当什么煤矿工程师！他失眠了，一宿没睡……

陈立夫虽然还在坚持自己的“矿工梦”，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渴望自己的矿工梦一样。而他的哥哥陈果夫却是一个急性子，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给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求贤若渴的蒋介石得知大才子陈立夫留学归来，口水忍不住往下淌。于是他第一时间给陈立夫发来电报，急切希望陈立夫能够来黄埔军校上班。没想到热情的蒋介石，竟然吃了陈立夫的闭门羹。

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拒绝信，有点郁闷。

他摸了摸光脑壳，心想：这个臭小子，翅膀果然长硬了。难道这样的美差都打动不了他？于是蒋介石效仿刘备，玩起了“三顾茅庐”，再次致电陈立夫：想开矿，就来开采革命之矿……没想到这一次，陈立夫感动了。之后，蒋介石三番五次给他发电报，邀请他南下广州。此时的陈立夫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加之哥哥陈果夫的催促，最终促使陈立夫离开上海，到黄埔军校报到。

蒋介石见到陈立夫，高兴得不得了。老蒋两眼放着金光，跟陈立夫套着近乎：“立夫，想当年我跟你叔陈其美可是拜把子兄弟，你叔是老大，我是老三……以后你直接喊我三叔就行了！来到广州不要见外，就把我当自己人，把黄埔军校当自己家……”

陈立夫初到黄埔，年龄不大，还算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他没有拒绝蒋介石的安排，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三叔，我是个书生，没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所以我只是想从事文字这一块，请三叔见谅！”

听陈立夫这么一说，蒋介石二话没说，就把陈立夫安排到自己身边，当起了机要秘书。至于住宿伙食问题，蒋介石更像长辈那般贴心：不仅让陈立夫跟着自己吃住，甚至连上厕所也带着他……简直把陈立夫当成了宝贝疙瘩！

当上机要秘书的陈立夫，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从政”了！如此一来，世界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多了一名著名的政治人物。

2.投奔蒋介石

有人会问，陈立夫为何投奔国民党蒋介石，而不去投奔共产党呢？这里要简单解释一下：第一，陈立夫的革命出身，是国民党。其叔陈其美一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不但是国民党元老，而且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而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也一直追随国民党，陈立夫是根正苗红的国民党出身。第二，陈立夫留学美国，接受的是资本主义教育，这种“资本”理念与国民党推崇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第三，共产党成立时间较晚，不过是一个小党派，没有形成气候。第四，蒋介石确实喜欢陈立夫，三番五次邀请他南下广州。

陈立夫终于被蒋介石所感动，与此同时，蒋介石确实爱才，并且希望陈立夫在政治方面有所成就。两个人迅速打成一片，甚至茶余饭后常常聊天，相互沟通意见和看法。但起初（1925年），陈立夫的梦想依旧是采矿，他还在考虑，如果有机会，还是回到采矿中去。

某个晚上，陈立夫跟蒋介石聊天。陈立夫便支支吾吾说出自己的想法：“三叔，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去采矿，毕竟那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蒋介石皱了一下眉头：“立夫，如果革命成功了，你完全可以去采你的矿，挖你的煤！但是记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的滚滚大潮，等着你去征服它！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

此时的陈立夫已经身不由己，毕竟一只脚已经踏上了革命的征程。但是不图政治的陈立夫还是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三叔，我是书生出身，对打仗、政治一窍不通。如果让我跟着你干，我会千方百计支持你！但是……”“你还有什么顾虑？”“古人常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我对三叔提的唯一一个意见，望三叔斟酌。”

蒋介石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说：“立夫，这个你就放心吧！”

蒋介石也算一言九鼎的人，在此后25年，蒋介石从未向陈立夫发过火，就更别提“侮辱”二字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一个凉亭，而后坐下来纳凉。秋日的广州天气依旧炎热无比，于是两个人一边闲聊一边喝茶。

蒋介石此时便问陈立夫对革命和政治的看法，为什么入了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依此了解他的政治立场。当时，陈立夫还是一个思维相对简单的人，他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认为父亲和叔叔们跟着中山先生搞革命、打天下，虽然不是党员，但熟知孙中山先生建立国民党是想真正建立一个爱国为民的党派，加入国民党是受父辈影响。其次，国外的求学经历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再次，国民党已经是主流党派，国民党则代表着政府，政府则代表着未来国家的走向。陈立夫的口才、文采都好，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立场坚定地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拥护和支持，让蒋介石乐得合不拢嘴。“立夫，你说得好！党国就是要你们这些思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有志之士啊！中山先生死得早，遗留下来的革命旗帜需要你们去扛。自从中山先生去世后，各个党派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如果先生泉下有知，也会死不瞑目！”蒋介石假装叹气，实则探一探陈立夫对其他党派的看法。

陈立夫说：“毫无疑问，中国只有一个党，那就是国民党！至于其他党，还不成气候，而且也没有能力控制革命的方向！”

蒋介石则顺口提了提共产党和各地的工农运动，也希望听到陈立夫的观点。

陈立夫说：“共产党，恐怕就是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党派罢了！人类发展至今，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天下？至于之中乌托邦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相信！这年月，只要能够平息战争，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至于工农运动嘛，我猜想跟洪秀全的起义军差不多，打着不同旗号，另有所图吧！”

蒋介石高兴了，他觉得陈立夫虽然不懂政治，但绝对是个立场坚定的人。中山先生去世后，革命陷入混乱，能够找到一个革命立场如此坚定的新青年，实属不容易。他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举起茶杯，喊了一声：“干杯！”

陈立夫羞涩地端起茶杯，也喊：“干杯！”

一声“干杯”，其实就是统一战线，建立革命互信关系。一方面，蒋介石需要一个懂英语的人翻译一些外文文件，其次还希望陈立夫能够拿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供自己参考。机要秘书嘛，该做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些……但是蒋介石却不这么想，他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每走一步棋都要谨慎思考很长时间。而蒋介石为了陈立夫这枚“棋子”，可谓费心颇多。自从这次彻夜长谈，蒋介石总算放心了，陈立夫不愧是陈其业的儿子、陈其美的侄儿，而且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分子。稍加时日，陈立夫一定会有所成就。

此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东征之后，在国民党中取得了重要地位。随着地位越来越高，他也感到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蒋介石出了名之后，迎来的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政治圈与娱乐圈一样，都是一个“绯闻不断”的地方。可能今天他上一趟洗手间，后面就会跟着一群疯狂的“狗仔队”。这让蒋介石十分烦恼。

当然自从蒋介石出了名之后，他就再也不是过去的蒋介石了。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山先生离世后，他就开始觊觎那个“大总统”的宝座，甚至连做梦，也会梦到自己身披统帅服的威武相貌。他反共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与苏联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再就是另外一个想要篡权的汪精卫……一时间，蒋介石可谓四面楚歌，唯独能够体谅他、安慰他的就是机要秘书陈立夫了。

某一天，陈立夫看到闷闷不乐的蒋介石，于是放下手中的文件，给蒋介石沏了一壶茶。蒋介石发自肺腑地感慨道：“立夫，三叔没有看错你！”“校长，我能帮你什么？”

蒋介石摇摇头：“有些忙你帮不了，谢谢！”

蒋介石觉得这个机要秘书越来越贴心，也越来越重要。慢慢地，他开始参考陈立夫的建议，试着让陈立夫独自处理文件。陈立夫是个悟性很高的人，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权，他也逐渐开始参与政治、领会政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伏笔。

3.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他们都曾为革命上过刀山、下过火海。从表面上看，起初两个人的私交还可以。称之为三杰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在党内的地位比蒋介石高一些，蒋介石只能算个小辈了（虽然年龄小，但野心最大，早早瞄准了孙中山的总理宝座）。所以孙中山去世后，党政大权落到了汪精卫的手里，而地位矮一截的蒋介石有些不服气。这种政治格局并未持续多久，由于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蒋介石早早掌控了兵权，在党内的地位飙升。但是一个党，不可能有两个领袖，于是两个人开始为了“王位”明争暗夺起来，慢慢就结下了梁子！

1926年初，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因在北伐及军费分配方面发生了分歧，而汪精卫则趁机拉拢苏联顾问季山嘉，落井下石。气得蒋介石牙齿直哆嗦，一度血压蹿高。两个人针锋相对干了起来。

先是汪精卫伙同季山嘉拉拢蒋介石的属下王懋功，后来被蒋介石发现，下令开除了王懋功。后来汪精卫又以贩卖私盐等罪名撤了蒋介石把兄弟陈肇英的虎门要塞司令职务。

汪精卫毕竟是一个政治高手，稍微年轻一点的蒋介石还不是他的对手。交战几轮，蒋介石不但没能占着便宜，而且连失两员大将，差点被迫下台。这一天，陈立夫本来心情不错，但看到蒋介石一脸愁容，便安慰蒋介石：“校长，不要生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

蒋介石面色凝重：“能不生气吗？大战将临，军饷还没有着落，靠什么打？我们不是义和团，没有刀枪不进之躯！尤其那个汪精卫，大战之前撤我的帅（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可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陈立夫安慰道。“立夫，校长一直器重你，希望你以后能够替校长掌舵！如果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

陈立夫想了想，没有什么好主意，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校长，你知道我不懂政治，换作我，可能只能躲避一下了！”

当时，广州已经谣言四起，风口浪尖上的蒋介石听到“躲避”一词，竟然眼前一亮，陈立夫不愧是蒋介石的福将啊。于是蒋介石拍了拍脑袋门子感慨了一番：“是啊，为什么不躲躲呢？古人都说，攻可进，退可守。以退为进不是没有道理啊！”于是蒋介石决定去苏联躲一躲，借此让汪精卫等人难堪。

1926年的2月9日，蒋介石辞去军事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要求去苏联“休养”。但是汪精卫却看出蒋介石心机，于是例行公事去黄埔军校劝蒋介石：“老弟，革命尚未成功，你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有些仓促？”

蒋介石回答：“有汪主席在，革命早晚会成功！”

汪精卫看出蒋介石的心意，就没有强行挽留，故意把球踢给蒋介石，做顺水人情：“如果出去，要注意身体。”

蒋介石此计不成，反被汪精卫将了一军。于是蒋介石的日记中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蒋介石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让陈立夫买了船票。

1926年3月19日，车开到码头，蒋介石又改变了想法。这个改变蒋介石想法的人，又是这个“不懂政治、直言快语”的陈立夫。

当时陪同蒋介石的陈立夫看到蒋介石左右为难，便起了同情之心。据说，陈立夫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性情中人肯定会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

到了码头，蒋介石临江眺望远处，老泪差点窜出来。这一幕又打动了性情中人陈立夫。陈立夫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即使到了码头，也不定无路可走。此时他又联想到蒋介石说过的国际形势，此时选择政治避难无疑等同自杀。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陈立夫的内心起了变化。

陈立夫道：“校长，手握重兵，岂有躲避的道理？在我看来，应该躲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蒋介石琢磨了一下：“是啊，为什么要躲？为什么不直接跟他干？”

由此看来，陈立夫的一举一动影响了蒋介石，而陈立夫在政治沼泽里也是越陷越深。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蒋介石回去之后，一方面防备着汪精卫，另一方面则继续泼共产党的脏水，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把共产党排挤出去。于是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一手策划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算是陈立夫进入政治圈后的一次中考，且成绩不错，可以给个优秀。但是陈立夫心思缜密、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地为自己的主子卖命，则说明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且有自己的识人、用人之道。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里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1926年3月19日，车还在回去的路上，陈立夫就劝蒋介石：“校长，既然做，为什么不搞出点声响来？”

蒋介石将信将疑：“你有什么办法？”

陈立夫此时也拿不出具体的想法，但是他说：“我觉得汪精卫是占着茅厕不拉屎，而中共也想借机窃取政权……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汪精卫和中共都难受！”

蒋介石：“好吧！”

蒋介石回到学校后，便让陈立夫通知陈肇英、欧阳格等人来黄埔开会，商量对策。这段时间，陈立夫不仅发挥其组织才能，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期间蒋介石总会问：“立夫，你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校长，我们不但要制造点声音，而且还要散布言论：说共产党借机叛变……如此一来，也能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此时蒋介石命令欧阳格传一道命令，让海军局的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速派得力兵舰两艘。李之龙接到命令，并没多想，便通知了中山舰和宝璧舰开往黄埔。

在一场政治阴谋下，中山舰就这么乖乖地来了……

等两舰到位后，此时陈立夫带领欧阳格等人开始四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显露共党阴谋……而共产党授意李之龙，准备强行劫持蒋介石、陈立夫两位同志至苏联海参崴，图谋不轨……此时谣言四起，街道上乱成一片。

1926年3月20日的凌晨3点，钟声一响，蒋介石离开家赶到造币厂，下令全城戒严。此时的广州城已经弥散着一股恐怖的味道。

随着蒋介石一声令下，抓捕行动开始了。首先虎门司令陈肇英和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在广州文德楼的家中逮捕了海军局长李之龙；刘峙接替王斌功二师师长的职位扣押了二师所有的共产党代表，而蒋鼎文则带领二师五团占领了海军局，解除了海军局的武装；而陈策、欧阳格等人则借机控制了中山舰。与此同时，还逮捕了四十多名国民党左派代表，并派人监视邓演达的一举一动。蒋介石还一纸电文撤销了远在潮汕的第一军，完全夺得了粤海第一军权。

中山舰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而国府主席汪精卫也终于坐不住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蒋介石这个举动不是成心让我难堪吗？我看他，早就吃了豹子胆，想造反啊？”

在陈立夫等人的献策下，广州沦陷，完全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都害怕了。于是他向蒋介石妥协了，偷偷坐车离开了广州。蒋介石的做法其实是“一箭双雕”，既攻击了共产党，又赶走了政治死敌汪精卫。

在陈立夫的帮助下，蒋介石的血压降下来了，自然也就高兴了。机要秘书陈立夫一下子成了蒋介石手上的一张王牌，后来蒋介石提拔他为机要科科长。

4.迁都之争

北伐战争终于开始了！1926年的5月，叶挺将军带着他的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作为尖刀，首先向吴佩孚的腹地插进。一直到1926年的7月1日，国民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于是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4日，为完成中山先生遗愿，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蒋介石也迎来人生当中的转折点。他成了这支北伐军的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担任政治部主任。

7月9日晚上，蒋介石掷地有声地宣读北伐誓词：嗟我将士，而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保我平等，还我自由。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开始后，身为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也没有闲着，虽然他没有亲自带兵讨伐（他从来也没带过兵），但却跟着自己的哥哥陈果夫在党内帮助蒋介石搞起了“迁都”这门子事。所谓“迁都”，就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通俗点说，“迁都”就是搬家。但是这个“迁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迁都，这一次迁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一次政治阴谋。

1926年11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到武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迁都武汉是必然的。但此时蒋介石又打起自己的算盘。他认为迁都武汉之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前景。恐怕自己费尽心思打出来的局面，都将付之东流。于是他内心起了矛盾，成了迁都武汉的坚决反对者。

蒋介石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定都武汉”有两个风险：其一，唐生智。唐生智曾是湖南军阀赵恒惕部第四师的师长，后来他归顺了北伐革命军。但是此人骁勇善战、处事果断，不到一年的时间，自己的部队已经拥有了十个师的兵力，且武器装备精良，精神状态好。而此时的唐生智又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皆为蒋介石死敌）的支持，让蒋介石变得忧心忡忡。其二，武汉地区，工农运动高涨，不利于老蒋反共准备。尤其是武汉的工人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震惊了世界。蒋介石经过权衡，必须坚决反对“定都武汉”，才能守住自己的革命果实。

在此期间，经陈果夫的介绍，另一位国民党高参、号称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成为中统的“影子领袖”。随着一个又一个厉害角色的加入，CC系已经初露端倪。

此时的陈立夫已经不是那个怀揣“工矿梦想”的陈立夫，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客，就连他的每个举动都带着政治色彩。后来他伙同自己的哥哥陈果夫上奏折，蒋介石再次动了心，他向陈立夫交代：“立夫啊，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陈立夫也随即发誓，决心替蒋介石解除另一块“心病”。从某种程度上看，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心理医生”，关键时候总能施展医术。

于是蒋介石让陈立夫联系张静江、张群、谭延闿等人来南昌，顺便截留了一些准备去武汉的国民党党中央的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注意，只是临时的），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昌。蒋介石为此可谓处心积虑，他还亲自跑到武汉游说：“革命时机尚不成熟，南昌更是适合作为党政府的首都！”

没想到蒋介石一个人的反对声实在太小，被迅速淹没在历史潮流中。蒋介石不信“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非要借机搅和搅和。而此时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在蒋介石身边解释：“校长，其实定都武汉是大势所趋啊……与南昌相比，武汉的革命气氛更浓，而且地理位置更加重要。至于经济，南昌更无可比性！所以我们要开辟新的地方……”

蒋介石：“开辟新的地方？你说去哪？”

陈立夫：“经济是革命的后盾，凡事离不开钱。其次是政治氛围，没有拥护党的氛围，也是瞎忙活！”

蒋介石：“那好吧，你抽空去上海看看吧！”

1927年的3月，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大大缩小了蒋介石的党政军权力。此时的蒋介石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暴露了“反革命”的真面目。

后来蒋介石以“退席二届三中全会”为幌子打探自己的党内地位，没想到遭到各个党代表的痛斥。甚至连申诉、还口的能力都没有。一时间，蒋介石成了“人民公敌”，被众家讨伐。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已经此起彼伏。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他重重地拍桌子，气得脸色发红。

迁都之争没有成功，但是陈立夫的赤诚忠心则完全打动了蒋介石。不管自己主子境遇如何，陈立夫一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不过后来，蒋介石费尽心思取代了谭平山，当上组织部部长，而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则纷纷被剥夺了职务，如此一来，共产党已经被蒋介石完全排除掉了。而陈立夫和陈果夫也开始大张旗鼓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各地区发展国民党右派，在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开始为另一个更加阴险的阴谋做准备。

5.九江、安庆事件

192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太多了。陈立夫在1927年又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一年，陈立夫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清党”！所谓“清党”，就是清除党内异派。迁都失败之后，蒋介石一直在谋求新的方式同汪精卫等人斗争。既然露出了狐狸尾巴，那就干脆摘掉面具，名正言顺当个反派。1927年的春天，惊蛰刚过，蒋介石终于开始自己的行动。当然这个清党，主要指的是“反蒋”派别，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左派和支持三民主义的民主人士等。正是因为清党，陈立夫错杀、滥杀无数革命党员，在自己的人生簿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笔。

清党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残忍、血腥！采用武力残酷排斥异己，一时间中国的上空笼罩了一层白色阴影。清党开始的标志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在谋划“四一二”之前，残酷的清党运动已经秘密开始了。

1927年的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所谓的“政治会议”，与陈果夫、陈立夫以及温建刚等人预谋，达成了一致共识。其一，全面夺取各地政权。其二，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所有条件。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南昌所在地江西省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几乎被瓦解，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老巢。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蒋介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清党的第一大目的就是抢夺各地军权，其次才是党政。对于清党运动，憎恨共产党的陈果夫、陈立夫早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们不仅支持，而且是想尽办法支持。他们认为，想要彻底清扫干净，就要逐级、逐层一点一点清洗（类似洗衣服，去除污渍死角）。

与此同时，1927年的3月15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于次日一早抵达九江。到达九江后，陈立夫立刻与当地一黑恶势力“青洪帮”接上了头，为捣毁“左派党部”做准备。有钱能使鬼推磨……陈立夫搂着青洪帮头头的肩膀头子去了一家高档饭店，宴会上便行贿青洪帮。陈立夫说：“校长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手里有钱也有权。以后打下江山，如果兄弟们支持他，他一定不会忘了你们！所以我要让兄弟们帮几个忙……”

陈立夫让这群爪牙干了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左派是反革命分子，图谋不轨。其二，打上标语旗号：总司令万岁，打倒一切赤化分子！其三，为蒋介石的清洗壮胆。其四，作为先头部队，参与清党、夺取政权的行动。蒋介石听到陈立夫的汇报，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下指令：如有反抗者，杀无赦！“九江事件”就这样慢慢拉开帷幕——在金钱刺激下，一群青洪帮分子、流氓、无赖（乌合之众）等等开始围攻国民党九江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许多人，一下子将国民党九江党部和总工会捣个稀烂。利用这次九江事件，蒋介石顺利拿下了九江的政权，扫清了江西范围内的障碍，为继续北上做准备。但此次事件，陈立夫也背上了一个“自相残杀”的罪名。因为九江事件被打死、打伤的多数是国民党左派，陈立夫甚至犯了欺师灭祖之罪。可见陈立夫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利益，可谓“大义灭亲”，不择手段！

九江事件之后，也就是1927年的3月20日，蒋介石的先头部队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副处长姚爵吾等人乘坐永蜀号军舰来安庆打前站，随后蒋介石也抵达安庆，而陈立夫则寸步不离，与蒋介石形影相吊。蒋介石到达安庆后发现安庆没有欢迎的标语和口号，并且捡到一份传单，传单上写：许多反革命势力正在总司令部内酝酿，请总司令清除反党分子！于是蒋介石大发雷霆：“到底怎么搞的？安徽人是不是在搞革命？如此一盘散沙如何保住革命果实？”

1927年的3月20日晚，蒋介石终于得到消息，安徽政府里有支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和大量的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又开始担心起来，便问陈立夫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反倒问起安徽人杨虎：“杨兄，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杨虎考虑自己是安徽人，所以有些犹豫，便说：“现在很难分清哪些是共党，哪些是左派，很难下手清理。如果强行清理，岂不落下个不好的名声？”

陈立夫见杨虎吞吞吐吐，便亲自下决定：“什么分开不分开，只要是反对校长的，一律斩草除根！这事我说了算，你去准备准备吧！”

3月22日，蒋介石刚刚参加完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总政治部的命令就下来了，要求右派省总工会“停止职权，听候审查”！但该工会委员长舒沛澄拒不执行命令，率众会见蒋介石，要求明令保护他们。而此时恰逢左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等人前来向蒋介石汇报代表大会的开幕情况，没想到早已无法淡定的舒沛澄（绰号舒老四，青帮分子，右派鲁班阁安徽总会的领导人物）在其他右派分子金维系等人的煽动下，命令他人围殴光明甫，光明甫被打得鼻青脸肿。闻讯赶来的郭沫若义正词严地说：“右派破坏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反动……”没等郭沫若说完，蒋介石便拍了桌子：“简直是胡扯！我也是革命功臣，赶快把你的有色眼镜摘掉！”蒋介石发完火，便要求郭沫若尽快将左右两派合并。

到了晚上，蒋介石依旧十分气愤，对陈立夫说：“安徽人就是和稀泥，在这里搞革命真麻烦！”

陈立夫劝蒋介石息怒：“校长，如果你嫌麻烦，就把事情交给我，我来处理！”

蒋介石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说：“立夫，辛苦你了！”

陈立夫得到进一步授权，并交代杨虎：“需要钱的地方尽管说，只要把这个事搞好，你的前途大大的！”于是陈立夫向蒋介石请示，拨了一笔款子。为了鼓励青洪帮、流氓无赖们的积极性，采用了金钱悬赏政策。流氓们见有“杀人还能发大财”这等事，便兴奋起来。他们手持大棒，迅速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

“3·23”安庆事件在一场春雨中爆发了。右派省工会委员长舒沛澄及杨虎、刘文明等人带领着大批青洪帮流氓分子开始冲击安徽省国民党（右派）党部和（左派）省总工会。他们见人就砸，见文件就抢，符合“恐怖打杂事件”的一切标准。此次行动打伤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人士数十人，沿途也开始放起鞭炮庆祝。事件结束后，青帮流氓无赖们如愿领了红包，蒋介石的“反革命之心”暴露无遗，而陈立夫也在九江、安庆事件中不遗余力、出谋划策，成了蒋介石身边最厉害的人物。

6.汪陈宣言

安庆事件结束后，蒋介石和陈立夫并没有休息，翌日启程，赶往上海。路上，蒋介石忐忑不安，他告诫陈立夫：革命之路是有去无回的，不管生死都要走到底！陈立夫点点头，表示会忠诚党的事业，坚持走革命道路，坚决不回头。此时的陈立夫，已经被蒋介石完全“洗脑”，无论做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蒋介石。

3月26日，蒋介石和陈立夫到了上海后，立刻与吴稚晖、李石曾、白崇禧、潘宜之等人联络，让他们前来开会讨论“分裂共产党”之办法。席间，吴稚晖表示：以中央监察会名义弹劾共产党动摇后方等议案，从而组织监察委员会成员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跨党之首要，听候代表大会裁判！公开清除共产党否定武汉权威，因为还牵扯到苏联顾问（财神）的关系，蒋介石有些犹豫。蒋介石前后左右犹豫了几天。

在这期间，蒋介石解散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和红色公会组织，公开反共，所以反对蒋介石的各党派也正在寻求对策，预防蒋介石反革命力量的“流感细菌”。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共产党于1927年的2月22日率先打了“防疫针”，准备在上海掀起武装起义，建立临时的上海革命委员会。蒋介石携陈立夫来到上海后，也与刚刚成功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说：“现在革命形势不错，而且上海的工人运动逐渐进入高潮，非常希望你们能够保护工人们的利益。”

陈立夫回答：“工人运动本就是反政府的运动，凭什么还要为你们这次非法运动提供保护？”

周恩来愤怒地质问陈立夫：“工人决定生产力，决定未来的国家命脉，不保护他们，保护谁？”

而陈立夫也非等闲之辈，其口才也是一流的。他不仅找到诸多辩解的理由，而且认为“工人运动”并非单纯的运动，而是具有政治企图的。很明显，陈立夫的反驳是为蒋介石的“清党”做准备。于是两人大战三百回合，没有分出输赢，最后不欢而散。后来甚至连周恩来都不得不承认，陈立夫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敌人。共产党摸清了蒋介石的意图后，放弃了这根腐朽到抓不住的稻草，而是亲自提醒参加工人运动的革命同志：“既然国民军认为我们是非法组织，那么我们的运动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要派一部分同志提前打入，抓一部分武器，公开利用身份训练！而且我们还能最大程度地保存革命力量！希望同志们能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完成这个足可以改变历史的任务。”此时，工人革命越来越活跃，而陈立夫则建议蒋介石尽快下手，斩草除根！

4月2日，陈立夫跟随蒋介石来到北伐军东路军前线指挥部商量对策，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稚晖以及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写呈文“反党”。“坏点子”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的，他说：“舆论上，我们必须要制造出声音……而且要官方制造的声音！”

蒋介石一听：“具体说说看！”

吴稚晖说：“我们要以中央监察委和执行委的名义公布，让全国人民知道共产党的野心！”

此时蒋介石在武汉的地位十分尴尬，中央监察委和执行委是不可能同意的……所以他摇了摇头：“主意不错，但是武汉那边……恐怕不容易说服啊！”

一听蒋介石犯了愁，聪明的陈立夫站了出来：“校长，不用担心！呈文的事情交给我，我可以搞定！”“你具体说说看。”蒋介石将信将疑。

陈立夫说：“校长，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时期，所有手续都不可能严格把关！至于呈文公章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原章自行雕刻两枚……只要呈文一发，枪声一响，武汉那边也就控制不了了！”

起初因为两枚公章还犯愁的蒋介石，听陈立夫这么一说，也露了笑容：“好吧，这件事你安排就是了，但是千万别出什么闪失，做好保密工作。”

后来陈立夫找来吴倚沧，让其找一家刻章技术一流的店铺刻上两枚。于是吴倚沧去了一家上海老字号刻章店刻了两枚章。事后蒋介石夸奖陈立夫脑子灵活，以后必成大事。而陈立夫则十分虚心，从来不抢主子的风头。此时陈立夫的奴才面孔也暴露无遗，只要是蒋介石需要做的，陈立夫都会第一时间蹦出来出主意。

4月2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于是带着陈立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来到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进行商讨，顺便摸摸汪精卫的态度。随同蒋介石的陈立夫在车上就一直提醒蒋介石：“校长，这个人阴险狡诈，说不定他这次回上海，趁机拉拢共产党……这一点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也要防着他！”

蒋介石问：“你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先斩后奏！先把呈文发出去，给他施加施加压力！”“好吧，你去安排吧！”

不久，呈文发出去后，引来极大的关注。汪精卫也看到了呈文，骂骂咧咧道：“这个蒋介石到底想干什么？非要跟我对抗到底吗？”

蒋介石一行几人到了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见汪精卫假装一副惬意状，蒋介石先向他打了个躬，于是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汪主席，武汉虽为国民党总部，实则为共党操控，清共之路已经迫不及待，请抓紧时间定夺！”

而此时披着“左派领袖”外衣的汪精卫自然没有表态，他本希望拉拢共产党率先消灭蒋介石，以报当年“中山舰”之仇。但是汪精卫也有自己的打算，毕竟他眼前的对手不是等闲之辈，搞不好又要吃亏。于是他继续听取他人的意见和看法。

而吴稚晖也气愤地说：“共产党就是要打压国民党，盗取革命果实！单纯这一点，早就违背了‘三民主义’，这个党如果不除，必将留下巨大的隐患。”

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因为“清党”问题高谈阔论起来。汪精卫琢磨了一下，想了一个万全之策：“还是等党部迁到南京后再说吧，毕竟‘分共’和‘清党’不是小事。”听汪精卫这么一说，蒋介石心里没底儿，便以惯用的口吻匆忙发表通电：自汪主席归来之后，所有军权、民权、财权和外交等，皆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但是通电刚刚发出，4月4日一早，蒋介石就听到自己的总司令一职被免了，于是率众人再次来到汪精卫下榻的地方交涉。期间蒋介石和吴稚晖痛斥鲍罗廷和共产党，说他们反国民党的意图非常明显，要马上进行“斩草除根”行动！没想到汪精卫不但没向蒋介石妥协，反倒答应了共产党人陈独秀，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著名的《汪陈宣言》：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

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地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否要一定死板地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两党合作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足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精神。

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图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摘自1927年4月5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十六期）《汪陈宣言》一宣布，引起了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以及李宗仁等人的强烈质疑。尤其是吴稚晖，他极其愤怒，指着汪精卫的鼻子便骂：“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只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只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只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

吴稚晖的怒斥声算是说进蒋介石的心坎儿里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蒋介石忍不住心花怒放。此时陈果夫、陈立夫也伺机提供意见：“校长，我们的机会来了……”

蒋介石则故意阴沉着脸：“共产党不好对付，汪精卫现在还给他们撑腰！”

陈立夫说：“校长，我们手里有军权，不用怕汪精卫！至于共产党，在安庆的时候，我们不是试过了？对付共产党，我们就要下手，而且下手要狠！”

蒋介石说：“你具体说说做法！”

陈立夫说：“我们要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广东、浙江、江西都有我们的人，我们就要成立专门的组织跟他们斗争，对抗！只要谁反抗，我们就把他抓起来。共产党是革命道路上的毒药，即便抓错了，也不能轻易放掉一个！”

蒋介石看出陈立夫的决心，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凡事都要讲究策略，不要蛮干！”

陈立夫点点头，遵从蒋介石教诲。

在陈立夫等人的帮助下，一切都朝着蒋介石的想法进行着！而蒋介石谋求叛变革命，彻底摘掉面具的时候也快到了。他开始亢奋起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以及那些跟着蒋介石走的人都有些亢奋。他们亢奋的方式与普通人有些不同，就是开会！

也就是1927年4月8日这天，《民国日报》刊出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宣称：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等人，讨论国民党人如何被把持的情况。最后采纳了汪精卫的观点：一切以和平为主张，暂时选择容忍。但是蒋介石掌控着军权，他不会听汪精卫瞎哼哼。

还是4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早早就以总司令的身份发布公告，查封了听从武汉那边的指挥部，并且声称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唆令党羽、引起暴乱、实乃丧失本军之信用，妨碍北伐大计，于是下令软禁了邓演达，让其只能喘气、不能发话！而4月9日，蒋介石继续下令，在远在三百公里外的南京实施了一系列抓人、暗杀事件。其中包括张曙时和侯少裘等。4月10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既已解散，而白崇禧则解除了工人武装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空气中已经响彻“打倒共产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街上的人似乎早已经嗅到一丝血腥味……“四一二”马上就要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灾难、永远无法被人遗忘的事件到来了！

7.“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说起“四一二”，不得不提上海滩青帮三个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个人物可谓是当年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人物。蒋介石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青帮成员，而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陈立夫的叔叔陈其美也是青帮成员。如此看来，蒋介石在上海滩与三个大佬强强联合是避免不了的，随着白崇禧的加盟，几个人合力上演了一场绝美的“黑白配”！

先说说三黑之一黄金荣，祖籍余姚（老板菜产地），苏州出生，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此人当过学徒工，也干过名声不太好的巡捕，后来来到上海，学了一套勾结幕僚、政客的本事，一步一个台阶，从一个小爪牙蜕变成了青帮头头，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流氓大亨”，彰显其流氓本质。在上海滩，黄金荣自然是人民的敌人，同样也是共产党打击的对象，如此看来，当时他决定参与“四一二”时，也是合情合理的。

三黑之二杜月笙，名镛，号月笙。其人生性机灵狡诈，善解人意，后来得到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帮助黄金荣贩卖鸦片。后来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后参与了“四一二”，并且设计陷害上海工人运功领袖汪寿华。此人还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三黑之三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号啸林。此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喜欢寻衅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后来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结为把兄弟。“四一二”张啸林率领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后得到蒋介石提拔，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一职，享受少将军衔。

所谓“一白”指的是白崇禧。白崇禧是广西人，桂系军阀，有“小诸葛”之称。其人在台儿庄大战、桂南战役时有过出色的抗日表现，算是爱国将领。但他也是“四一二”的制造者，先后几次秘密参加反共会议。尤其是4月2日那次会议，白崇禧发言最多，反共决心十分坚定。他曾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以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武器，有自己的首脑，根本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势必会引发外国人的严重不满，导致战争！如此一来，将严重影响北伐步伐。”白崇禧还单独提到三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是坚决反共的，而且他们也有武装力量！”言外之意，白崇禧对“共产党”亦是恨之入骨。

黑白配上场后，随着蒋介石“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发出，“四一二”算是开始了。各地爪牙们接到指令后，如同打鸡血般兴奋异常。而在上海，黑白两道各自行动。其中杜月笙用了“调虎离山”这一招，把汪寿华骗至杜宅，最后将其活埋于上海郊区的枫桥这个地方，汪寿华成为“四一二”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

60年后已经耄耋之年的陈立夫再次回忆汪寿华时，说：“那完全是一个有来无回的鸿门宴！”可见，当时设计陷害汪寿华的幕后人，也有陈立夫。

如果蒋介石是“四一二”的制造者，而白崇禧、陈果夫、陈立夫则是“本次事件”的具体指挥者。4月12日半夜，白崇禧安排的上百名特务、青帮流氓全副武装，身穿蓝裤子，臂缠“工”字标，从法租界乘着黑色轿车散出（有点黑社会的感觉）。

此时多数人还在睡梦中，那些可怜的工人运动的发起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伴随着一声枪响，大难临头的时候来了。

青帮和特务们一路沿着道路狂奔，大呼小叫着……也有一些人则见东西就摔，见人就打，不分青红皂白。

当另外一群流氓杂碎们疯狂进攻上海市总工会以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时，则大演苦肉计，以备让及时赶到的驻军以制止械斗为借口，强行缴下工人纠察队员手里的枪械，总共1700多支。此时纠察队员毫无反抗能力，遭到了反动军队和流氓们的殴打、袭击。最后打死打伤数百名纠察队员，上海总工会和纠察队指挥部被占领。此时才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

就在这时，枪声开始连连响起。工人纠察总队的指挥顾顺章（后来成为共产党内最危险的叛徒）到总会馆视察，结果遇到六十多名反动军人的围攻。后来这一股反动军人的头头向里面的纠察队员喊话：“我们只缴械，不杀人！请你们把武器放在地上，不要还击！”

此时顾顺章大义凛然、不畏生死：“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凭什么缴我们的械……我们是革命军！”顾顺章的话没有起作用，枪械还是被缴了，而且人也被扣押到上海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内。

此时天微微亮，但是上海总工会外已经一片狼藉，死伤人数众多，上面布满了打砸留下的一摊摊血迹。事情发生后，为了掩人耳目，白崇禧在上海发表了一个声明：“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同时，白崇禧还声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声明发布之后，满城上下贴满了告示，警告工人不准搞“罢工”、不准“集会”，更不准“示威游行”！

此时上海的工人力量遭到了重创，而主要指挥人周恩来等人也被扣押，上海滩重回蒋介石等人之手。但是集会、游行并没有在“暴力”中结束。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上海地下总工会再次发布通电，号召全上海的工人继续罢工，反抗到底。于是这一天，各个机关的工人开始罢工，有学生、工人、司机、海员等等，扛起反抗大旗，在全市开始游行示威。

刚刚离开不久的蒋介石打电话给陈立夫：“立夫，上海的事怎么样了？”

陈立夫说：“共产党还在组织力量反扑，我们正在想办法控制！”“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上海……”蒋介石语气强硬，毕竟上海是“小金库”，没有“小金库”支撑，蒋介石就没法闹“革命”！陈立夫接到命令后，立刻下令各组织进行抓人！如再不行，就开枪！

4月13日临近中午的时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似乎老天有眼），上海闸北区的工人们向上海军事当局施压，要求军民当局给予正面回答。而此时，接到上级指令的第二十六军二师突然向示威的工人们开枪扫射。顷刻间，集会的场所变成了“血腥”的海洋。惨叫声、呼喊声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枪声持续了15分钟，地上已经躺下数百人，鲜血染红了集会广场，血流已经成河。

当时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目睹了“四一二”在上海发生的一切，她这样写道：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暴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摘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后来这名美国记者亲身体会到上海已经是“血腥屠杀”的地方，根本不宜久留，之后便离开了上海，去了即将走到终点的“国民政府”武汉避难。

而上海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同民族之间的屠杀绝对是不可饶恕的，是人类历史上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的制造者就是蒋介石，而实施者就是陈立夫、白崇禧们。4月13日，枪声响过之后，陈立夫吩咐陈群的事已经开始落实了——一个自称“上海工联总会”的组织突然代替了上海总工会。13日下午，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取缔。共产党人费尽心思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就在两天之内瓦解了，实在令人痛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势力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月6日指使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八十余人。广东一地，就逮捕杀害了共产党员二千多名，其中包括萧楚女、熊雄等人。而远在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也纷纷响应蒋介石的号令，采取了“清党”，一时间全国上下陷入到白色恐怖之中。

4月14日一早，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七人联名上书，强烈谴责军方暴行。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军方总指挥白崇禧则安排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王瑞华，兵分两路抵达上海临时市政府，封闭了市政府。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蒋介石只能完全撕下面具，他发布了《清党公告》，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公告声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中共党员等有谋叛证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在所在各地将首要个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处分等因。（选《蒋介石言论集》）声明发表之后，随即电令各军师长逮捕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军政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等跨党分子。而其提到的“和平待遇”一直是蒋介石作风，只不过一句客套话罢了。

4月17日，由于共产党和左派长老级人士联盟上书给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此时又觉得蒋介石过于嚣张，于是下令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和军衔。但一天之后的4月18日，蒋介石却在南京立山为王，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分庭抗争。

随着南京政府的成立，两个有名的权力要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成立了，而这两个委员会的头头分别是陈立夫和陈果夫。从此以后，国民党内的“CC”派也就逐渐成形了。只不过此时的陈立夫，主要任务还是“清党”。在他的建议下，远在广州的黄埔军校也成立了“清党”检举委员会，誓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共产党。

陈立夫俨然已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就像有人常说的一句话：某某人，我放心！此时的蒋介石也对陈立夫十分放心。

8.第二次清党

经过了“四一二”，陈立夫似乎对“清党”上了瘾，诸如某些人对“嗜血”上瘾一样，每当他听到“清党”二字的时候，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似乎自己是专门为“清党”而生的一样。

1927年4月底的某一天，蒋介石找来陈立夫聊天。蒋介石是个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便直奔主题而去：“立夫啊，你对排除异己、清除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陈立夫说：“校长，我觉得共产党明显在跟国民政府对抗！这无异于清晚期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想复辟皇权……”

蒋介石琢磨了一下：“还不能这么说……不过共产党发展之快，大大超过我的预料！革命不久，国内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党，令人望而生畏啊！立夫，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陈立夫似乎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我觉得现在各地还有大量共产党的余孽。余孽不除，必成后患！古人常说，防祸于未然！我们要借着革命的东风进一步清除余孽，以绝后患！宁可杀错人，也不能放掉一个共产党！”

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拍陈立夫的肩膀：“好吧，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吧，好好干，校长不会亏待你的！”“谢谢校长！”

一个经历、目睹过血腥镇压的人往往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第二个反应就是变得更加血腥和残忍！陈立夫属于第二种，他骨子里对共产党的憎恨，在与蒋介石谈话后愈发加深。于是他开始做梦，梦到自己手持大棒亲自拷问共产党。他连续几个晚上睡眠不好，眼圈发黑，他的助手也提醒他要注意身体。这些都是亢奋导致的结果。这个面部洁净的读书人，清秀的面庞在狂躁中隆起两颗青春痘。陈立夫开始喝茶，从此养成了每次大事到来之前必须喝茶的习惯。

4月底蒋介石做了“清党总动员”，5月初便成立了国民党“清党委员会”。蒋介石下决心如此之快，离不开陈立夫的旁敲侧击。而这一期清党与“四一二”之前的清党有所不同，这一期重点是利用警察和军队的力量，以取缔共产党及其机关团体，彻底清除各组织、各机关的共产党。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陈立夫又慷慨陈词一番：仅仅从各个组织中清除共产党是不够的，连同与共产党紧密联系的其他党派也要清除，以防止其他党派成员受到共产党教唆，转而投奔共产党。

自从“清党委员会”成立后，几乎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为了把“清党”搞得轰轰烈烈，陈立夫和蒋介石没有少费心思。蒋介石让陈立夫向各组织、阶层传达指令，要求每一个国民党员都参与这次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在传达鼓动下，弄得各个国民党党员的眼睛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敌视，甚至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也变成了声讨异己分子的大会。就连蒋介石都无奈地摇摇头：看来真是反了！

随着“清党”运动的深入，清理的花样也越来越多。有一次，陈立夫向下级人员交代具体的清理办法：“不能只靠武力，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如今，共产党都隐藏起来，所以我们要加强辨认能力，敢于揭发、检举！当然检举是有好处的，每检举一个共产党，校长都会在功劳簿上给你们记一笔！”

有一些小喽啰不解，便问：“如何才能辨别共产党？”

陈立夫说：“共产党有三个特点：一、说我们国民党的坏话；其次他们总是笼络人心、搞阴谋；再次共产党人还会秘密收集我们的情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向上级反映！”

小喽啰：“如果抓错了人，怎么办？”

陈立夫：“我们不会随意冤枉一个无辜，也绝不会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听陈立夫这么一说，下面的喽啰们就讨论起来，“清党”之风由此刮向大江南北。

虽然“清党”的呼声强烈，但是反对“清党”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其中广东的陈孚木就公开批评：今日清党，许多人兴高采烈同室操戈，排斥异己，不仅动辄打杀以前与共产党接近过的人，甚至“以共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异了我们的政策”！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志接近共产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内有人打着反共的旗号，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替共产党赶水捉鱼。如果说某些同志以前是和共产党接近的，便就可杀，那么推算上去，还怕要把孙总理拿出来鞭尸三百！

周风歧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近期清党从来，往往有任意拘押人犯，径行审判。值此时期，事权混乱，物议沸腾，将何以彰德意？职等为统一事权，慎重人命计，特照戒严法组织临时军法处，请派专员秉公办理并通令淞沪军警及各团体，此后不得任意拘人。即应捕获之罪犯，其与军事有关者，亦应于廿四时以内送该军法处办理，以一事权而免物议，是否有当？

此时蒋介石也意识到“清党”的诸多弊病，于是向陈立夫求说法。

陈立夫说：“校长，革命者不能为其舆论而分散精力！既然我们选择了‘清党’，就要按照原先预订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蒋介石摸摸头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提防共产党利用舆论在党内制造混乱。”“校长如果不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去处理！”

此时的陈立夫不仅对“清党”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也有坚定的决心。但是“清党”的各种矛盾和不满还在继续发酵。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了《清党委员原则六条》，这标志着“二次清党”的开始（第一次清党1927年的3月份，标志事件：九江、安庆事件）。

1927年的儿童节这天，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本党在四月十五日未清党以前，各地往往受共产党之暗示，执本党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有出轨举动。迨清党以后，到处又绳以常法，诸多牵累，甚有不安生业之情状。此近于不教而诛。‘故’凡惩办土豪劣绅之案，党人曾有自动行为，除其本人实系共产党，仍归清党机关请该管官吏办理外，其余事犯在四月十五以前概令具结保释。其未到案者免予捕拿，以安生业。”其实“清党”最初面临的压力，是许多国民党党内分子打着“清党”旗号为自己谋取私利而造成的。

但是“清党”并未因为这些舆论声而停止，就如陈立夫所说“革命者不能因为舆论声而分散精力”一样，他积极参与清党，极力向蒋介石推荐自己的亲信参加清党。清党委员会中，其中段锡朋、曾养甫、吴倚沧、郑异、肖佛成等人就是陈立夫处心积虑安插进来的人员。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了。这次蒋介石的下野虽然疑问重重，但多多少少也跟“清党”有些关系。1927年初，蒋介石在陈立夫等人的帮助下发动的“清党”非常成功，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也打乱了国民党的内部权力格局，汪精卫坐不住了，许多国民党元老都坐不住了，于是宁汉分裂越来越严重，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兵分三路逼供南京政府，让蒋介石下野。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因北伐连连失利也向武汉方面靠拢，于是蒋介石迫于压力，无奈下野。

但是蒋介石下野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着，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跟宋美龄结婚；第二件事，继续清党。

蒋介石在“清党”中尝到了甜头，加之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拥簇，他怎肯停歇“清党”之举。在蒋介石回到老家浙江奉化后，也时不时会问一问陈立夫“清党事宜”进展如何。

每一次陈立夫都如实汇报，并且说：“‘清党’是校长的英明决定，为今后革命成功打下基础……”

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位后，“清党”还在继续。陈立夫公开强调“清党”的必要性。于是也就有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此次会议全面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和《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决议，进一步“清党”。而陈立夫等人也随即着手组织整理党务，誓死“消灭共产党”！

为了“清党”，陈立夫先是招兵买马，后来又是捋起袖子亲自上阵！陈立夫与哥哥陈果夫合谋，挑选了一些既熟悉党务内部又坚定的反共分子参与“清党”。这其中包括张道藩、于井塘等人。

此时蒋介石已经取得政治、军事上的大权，但是他心里明白：人心难测、政局依旧混乱，为了独断统治，必须加强打击异己（尤其是共产党）。于是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建议下，经蒋介石同意，一个新的机构成立了，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而参与各地清党运动的，皆由“党务指导员”负责。

这些党务指导员十分卖力，在各个地方不遗余力、大肆宣传“共产党阴谋论”，并对共产党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由于其“清党”动作逐渐转入到地下，于是之，这些“党务指导员”也逐渐变成了特务。

蒋介石对“清党”十分重视，于是也非常在乎这个“党务调查科”，任命陈立夫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继续“清党”，排除异己！“二次清党”一直持续到1929年，经过这次大范围的清党，不仅清除了大量共产党，与此同时也清理了大量国民党。据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清党”前期，有国民党100万人，“清党”之后，国民党只有65万人。可见这次“清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真是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感觉！

后来，晚年的陈立夫回忆“清党”时，曾这样说：“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选自《陈立夫回忆录》）

可见“清党”多数是通过“打斗”、血腥暴力来实现的，因此也有无数“冤魂”。后来CC派成员吴开先向陈立夫爆料：“死的人大多数是无辜的！”

陈立夫也摇摇头，无奈地说：“都是历史的抉择，我们只不过是历史找来的替身罢了！”

9.党务调查科的成立

党务调查科，应该就是收集整理党务内的各种资料，做一些毫无意义的社会调查……可是这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党务调查科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偷偷调查那些妨碍蒋介石统治的人和组织。党务调查科可以说是一个“特务组织”，也可以称之为“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阴谋组织。下面简单列举一下“党务调查科”的组成机构和成员。

从设置机构上看：调查科分为采访股和整理股。采访股的主要工作是调查，整理股主要负责档案归类。每一股有一个人负责，其中采访股总干事叫杨剑虹，整理股总干事叫吴大钧。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国民党右派，早期加入青帮，系青帮成员。“四一二”事件发生后，杨剑虹带领青帮分子殴打、杀害共产党数人，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其进入陈立夫的法眼，当上了股长。整理股总干事吴大钧，国民党右派，早年留学美国，与陈立夫私交甚好！由于其“革命”意志坚定，在“档案归纳”等方面比较专业，所以当上了整理股股长。

从职能上看：调查科主要职能是反共、剿共、清共，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所以“中统”的名声不太好，主要跟特务活动、暗杀等有关。

从理念上看：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

党务调查科是在一个特殊时期成立的。1927年的一天，清党运动正在浩浩荡荡地进行着，蒋介石邀请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在自己的会客厅喝茶，谈论起风云变幻的形势来。

席间，蒋介石向陈氏兄弟兴致勃勃地谈论起自己过去年轻时候加入青洪帮，干过特务暗杀工作。说起“特务”这个词，蒋介石眉飞色舞地解释：“有的时候，光明正大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是啊，校长！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啊！”陈立夫补充道。“要想把工作做好，还必须要有一些耳目……”“耳目？”陈立夫不解。

蒋介石喝了一口茶水，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解释道：“就是能够借助他人之目看自己平日看不到的事情，借他人之耳听自己平时听不到的事情。信息非常重要，如果掌握不了信息，事态就难以控制了！”

陈立夫明白了校长的意思，是成立一个特务组织的时候了。

其实蒋介石对“特务”一直情有独钟。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特务组织”。比如明朝的“厂卫”，比如清朝的“粘杆处”！蒋介石觉得有两个宝贝可以镇守江山：首先是军队，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其次是特务，有些事必须暗地里“搞”，暗地里“搞”才能“搞”出名堂来。以至于后来，“军统”、“中统”都是蒋介石一手搞出来的。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曾提到过“搞特务”的重要性，他曾在日记中说：组织政党彻底革命，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扬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选《蒋介石日记》）所以蒋介石对于这些特务组织极其大方，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尤其国共分裂以后，面对转入地下工作的共产党，蒋介石更认识到“特务工作”的重要性。比如“四一二”之后，隐藏在上海各地租界里的共产党依旧还在活动，他觉得必须依靠“特务”才能瓦解和侦破共产党组织。

说到“党务调查科”，蒋介石一方面考虑设置“特务机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人而设。

自陈立夫当上机要秘书以来，蒋介石就发现这个“毛头小伙子”在特务方面有很大的潜质。他也曾多次试探，觉得陈立夫能够搞好“党务调查工作”。还有一次，他单独找陈立夫谈话。“立夫，共产党是心腹大患，如果不除掉，必然会有麻烦！但是现在革命形势混乱，共产党也都纷纷藏了起来！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办？”蒋介石假装对此事头疼，顺便考验一下陈立夫。

此时的陈立夫已非过去的陈立夫，尤其是“清党”开始后，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他开门见山道：“校长，我觉得我们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专门对党内的一些异己分子进行调查、控制，并且建立起档案。对于这类分子，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能说服的说服，不能说服的就抓起来论处！”“你仔细说来听听……”陈立夫说到蒋介石心坎儿里了，所以他瞪了瞪眼睛，提了提精神。“我觉得有三个必要：第一，有组织名号，所有的活动都是合法的，也不会受制于人；第二，共产党十分狡猾，他们一直在暗地里搞斗争，所以他们给我们玩阴的，我们就不能给他们搞明的；第三，这个组织是完全服从校长命令的，而且它就是校长的眼线！校长，其实过去袁世凯也搞特务活动，为什么他们能搞，我们不能搞？”

蒋介石想了想：“可以搞！”

陈立夫：“校长，我想要几个人……”“谁？”“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张国栋等。”

蒋介石果断答应了陈立夫的请求。后来叶秀峰、张道藩、徐恩曾皆在“特务机构”担任要职，尤其是后来的徐恩曾，一下子当了十几年的中统局掌门人。

蒋介石也算是个诚实守信的人，1928年他再次登上朝纲，便许诺成立这样一个组织。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也借机上书：原来的组织部过于庞杂，办事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应该对组织部进行调整，没有用的科室应该果断砍掉！组织部只保留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

当然陈果夫、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趁机把自己麾下的“CC”分子们倒腾进组织部，由此一来，国民党组织部几乎成了陈果夫、陈立夫的天下了。担任调查科科长的就是陈立夫，而这个调查科也是组织部里最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不过陈立夫担任该职位的时间并不长，后来由叶秀峰担任此职。到了1929年，徐恩曾又接替了叶秀峰担任调查科科长，并且前后从黄埔军校和中央党务学校调来20名学员。此后N年，又不断招收各类学员，组织不断壮大，最后只能在党务调查科基础上成立特务工作总部，表面上仍隶属党务调查科。徐恩曾掌管的特工总部，就是所谓的“中统”。

党务调查科成立以后，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针对党内斗争搜集情报；其二，反共。前期主要以搜集各派系党内情报为主，后来逐渐转向反共。尤其在调查科第一次会议上，陈立夫说：“我们调查科主要任务是：收集党内异派分子的信息，收集共产党情报，逮捕共产党！”会议上亦是热闹无比，大家慷慨陈词。

有人问陈立夫：“组织刚刚成立，人员不够，如何实现调查工作？”

陈立夫说：“以人为单位，发展成组，一个人负责一个大的方向，人员不是问题！”

还有人问：“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陈立夫说：“重点是调查各组织、党派情报，让校长清楚地了解各个党派的现状。”年轻的陈立夫眉清目秀，像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而会议台下面的人则个个面目狰狞，似乎有点不太搭调。

当时陈立夫对此也有点矛盾，为此他去请教戴季陶。戴季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立夫，做调查工作离不开这些三教九流、面目狰狞的家伙，但是这些人更需要一个慈眉善目、有智慧、秉公处理事情的人去管理，你就是这样的人！你记得十八罗汉面相狰狞，但管他们的则是面相和善的如来佛祖，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校长相信你，你就要想方设法让他满意！校长对你不薄，你也不要薄情于他！”戴季陶一席话，让陈立夫茅塞顿开！虽然他年仅28岁，却显露出不相称的成熟。

调查科成立后，陈立夫将其分为两个组，一组负责调查，另一组负责统计。而负责此项目的人各个身怀绝技，有的懂电台，有的懂情报，有的擅长特务追踪工作，有的则拥有高超的枪法、顶级的暗杀手段。甚至陈立夫曾在回忆中骄傲地说：“我们的特工甚至比美国人还要厉害一些……”

调查科的用人制度也几乎是按照现代职能部门的管理条例制定的，可见陈立夫是一个拥有前瞻思想的人。尤其在对人员的培训、实习方面也下了极大的功夫。比如一批新人刚刚进入调查科，就先要从基础做起。首先要了解调查科的主要职能，其次是推心置腹一番长谈，能洗脑的则直接洗脑！熟悉完工作职能后，便下派到各个点实习。在实习过程中，也进行详细的记录和观察，以便对实习生进行筛选和归类。等到实习结束后，再分门别类将实习生分配到各个岗位中！

陈立夫是如此评价党务调查科的，他认为：特务组织是一个政府必不可少的部门，也是一个搜集机密、控制机密的核心部门。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领袖安全，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至高利益，只有最出色的、忠贞不贰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工作！所以在陈立夫的回忆中，总是充满了对“特务”这项工作的敬意。

正是如此，党务调查科在风起云涌的特殊时期诞生了！

到了1928年底，党务调查科已具雏形。尤其是蒋介石召开反共会议后，陈立夫和他的调查科对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党务调查科与警察署合作，时常打着警察的旗号进行搜查、通缉、逮捕的工作。尤其后来，有大量共产党叛徒进入“中统”，使共产党处处遭到重击，白色恐怖已经拉开帷幕。

陈立夫是党务调查科的创始人，也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所在。甚至连后来的徐恩曾、叶秀峰担任了中统局长后，也时常跑到陈立夫的府上商量对策。

29岁的陈立夫本想当一名挖矿工程师，不料却成了中国最著名特务机构的头头，虽不能说是造化弄人，但也是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纵观整个历史，陈立夫也仅仅是一个过客，在他走后，徐恩曾等人进一步发展壮大中统，使之成为类似于FBI那样的著名的特务机构。

10.CC系与调查科

调查科的成立，不得不提一个组织：CC系。CC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维生素，更不是一种药品或者产品名称。所谓“CC”是英文“central-club”的简称，或者也可以理解为陈立夫和陈果夫的名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意为“二陈”。CC系是一个政治派系，成员遍布中统局、国民党组织部、各地方党部以及各大学校。

前面我们讲过CC系领导之一是陈立夫，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则是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陈果夫1892年生于浙江吴兴，小时候在湖南长沙度过一段时光，并且在长沙的明德学堂读书。肄业后，陈果夫跟着叔叔陈其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果夫竟然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黄埔军校创办后，应蒋介石之邀，他主要负责招生工作。中山舰事件后，得到蒋介石信任的陈果夫成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大权独揽。后来与弟弟陈立夫成立“CC”派系，稳定自己的党内地位，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其次成立了“中统”，建立个庞大的特务系统，打压党内异族，与共产党斗法。后来陈果夫通过其政治影响力创办大量公司，并且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建国后迁至台湾），拥有大量资本，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三人组成中国四大家族。

CC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浙江社、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执杖派。

浙江社，顾名思义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浙江老乡会（国民党右派组成的），主要成员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浙江成员。由于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所以浙江社在国民党内是非常吃得开的。

AB团，全称叫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nti-Bolshevik的缩写。这个名字已经显示出其职能，与布尔什维克有所瓜葛的都在它的反对行列。其中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段锡朋和程天放，重要组成部分为青洪帮分子。

西山会议派，由国民党右派组成，主要成员有林森、邹鲁等，其职能亦是反对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所有派系（主要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1925年，西山会议派公开提出“清党”，并且开除了毛泽东、李大钊、谭平山等人的党内职务和国民党党籍。“四一二”之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合流，继续反对共产党。

孙文主义学会，同样是右派组织，最初是在黄埔军校内成立的。他们亦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主要成员有戴季陶、陈诚、贺衷寒和王柏龄等。这个学会在黄埔军校曾经与另外一个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年会）进行对抗，而青年会的主要成员则是由共产党组成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周逸群、胡秉铎等人。中山舰事件后，孙文主义学会解散。解散后，其成员纷纷加入CC系，成为CC系重要政治力量。

执杖派，从名字上就容易理解：拿着大棒吓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组织成员亦是一群青帮分子和国民党右派。

CC系成立后，成员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是身居组织要职的人物，所以CC系几乎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和党政部门。甚至有段时间，CC系给蒋介石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CC系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1937年，CC系成员竟然多达一万人。CC系秉承胡汉民说过的那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话，而这句话亦是蒋介石所推崇的。实际CC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击党内异己（主要指国民党左派），争夺党内“正统”。但是由于CC系过于直白了，后来陈立夫和陈果夫都不承认“CC”的称谓，直到1932年，一个名叫“青白团”的组织成立后，才有了一个具体的名称。

青白团成立于1932年，据陈立夫的回忆，这个组织并非是他和哥哥陈果夫所为，而是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成立的。而1931年，蒋介石因为“九一八”等事件消极处理遭到反对，后来被迫下野，下野后他曾感叹：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无人扶翼，余不能自主……（选自《蒋介石日记》）他迫切希望成立一个组织建立自己的权威，重拾政治首领的信心。于是“青白团”成立之前，蒋介石曾多次与陈立夫对话，并且阐明了要成立一个组织。1932年，蒋介石已经年满45岁了。在他考虑许久后，终于找来陈立夫谈话。

蒋介石先是感慨一番：“立夫啊，时间过得真快，眼看我马上就要年过半百了！但是放眼看去，革命形势还不明朗！时间不待人啊，我们有必要加快步伐。现在党内问题也很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陈立夫说：“委员长，你过去说过党内存异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历史也表明了这一切。一个党派想要发展壮大，必须统一意见。所以我们必须要消除党内异己，巩固当前政权。不过现在党内的小组织、小派别非常多，管理起来非常棘手。”“其实你完全可以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处理这些事情！”蒋介石开门见山地点出来，他继续说，“我也害怕啊，这些党内分子看似不起眼，若有一个发展壮大起来，就足以动摇国民党的根基！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准备，不能让那些火苗燃烧起来。”“对！”陈立夫点点头。“那么你就依照力行社的形式筹备吧！”蒋介石把话搁下，并且授权给陈立夫。

其实“青白团”就是CC系，CC系的主要成员都在青白团。青白团的干事长是陈果夫，陈立夫为副干事长。其他CC派系成员有余井塘、张励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成员大约173人。后来在“青白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会内组织职位由青白团的组织者兼任，其实也是CC派系的名称罢了。其主要作用有两个：一、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二、牺牲个人利益，放弃“民主集权制”，强调“绝对集权制”。

不管CC系换过多少外衣，但是它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而党务调查科的目的和利益与CC系是一致的。党务调查科成立后，CC派系一边扩大党内影响，打击党内反蒋的异派（主要指丁惟汾的丁派和汪精卫），另一边替蒋介石鼓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重要性，并且由陈果夫、戴季陶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等，舆论上为蒋介石造势。为了蒋介石，CC系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党务调查科就是这样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党务调查科离不开CC系，CC系借党务调查科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为自己的主子蒋介石卖命。在蒋介石的眼里，CC系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忠心耿耿的。都是蒋介石同意的事，二陈为何不去做呢？

调查科成立后，陈立夫马上扩大了“调查”范围，通过改组调查科，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形成一张巨网。先是从组织内部成立调查室，后来调查室逐渐细化、扩大，乃至全国上下都有。而陈果夫当上组织部长后，自然就有人员的任免和安置权，只要是蒋介石同意的，他就会把自己的人安置到各个点里（有点类似往一个机体中注射DNA）。不到一年的时间，CC派人员基本到位了。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既然二陈有了本事，自然就会让自己的人当家。

据陈立夫回忆：“北伐完成之后，中央召开全会，家兄认为以往本党同志以前在军阀势力范围之下，从事党的工作，而不能用本党名义，否则难以存在，故各地用各种不同的名称，以资掩护，而经组织部备案者，例如华北有兴中会、事件社、大同盟等，长江一带AB团、学术研究会等。”“本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迭见，反动之势焰未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讥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呜呼，凡属忠实同志，睹此情状，宁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运欤……近更环顾党内，小组织纷起，公然恣肆，号召一方，所谓新中国国民党、社会民主义〔党〕、改组同志会者，或则标新立异，或则死灰复燃，胥为本党同志直接或间接之组织，于主义政纲则曲解，于革命进程则武断，言论悖谬，触目惊心……当此叛变纷乘之际，本党垂危之秋，唯有亟起团结本党忠实同志，于公忠勇毅之领袖领导之下，与叛背本党者相周旋。党外无我仇，凡谋倾覆本党者仇之；党内无我敌，凡谋摧毁本党者敌之……一致拥护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领导吾人，完成革命使命。”（选《陈立夫回忆录》）

虽然陈立夫一再否认CC，而CC只不过是拥护蒋介石的政治工具罢了，但是他也不否认，CC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做了许多事情。

第二章 顾顺章案

1.顾顺章其人

与“党务调查科”相对抗的，则是共产党成立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其实就是共产党的“FBI”，但是与FBI不同的是，中央特科是被动产生的。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迁至上海，为了保留住革命的火种，收集国民党情报，防止高层关键人物被暗杀，针对国民党特务渗透而成立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当然中央特科还有一个职能，就是铲除、暗杀叛徒。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大叛徒顾顺章。此人被人评为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此人到底有多危险？就是此人掌握的信息足可以改变共产党的历史！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当地人，早期加入青帮，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在“五卅运动”中有过出色表现，曾经以“钳工”身份带领卷烟厂工人进行工人运动，得到党内的认可。1926年，顾顺章去苏联镀金，回来后与周恩来等人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后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后，其主要负责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四一二”事变中，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青帮分子的冲击下，义正词严，俨然一副大英雄的面孔。

不过顾顺章似乎是一个天生的“特务”胚子，顾顺章此人长相平庸，身体略微有些发福，高鼻梁，但由于早期曾加入过“青帮”，所以也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性格自由散漫、桀骜不驯，党内高层对其并不是很放心。但是此人天资聪明，善工心计，能够三缄其口，而且领导发起上海“五卅运动”，对上海青帮流氓、泼皮、小赤佬进行了痛殴，组织能力可见一斑。丁玲在《魍魅世界》中回忆顾顺章：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而徐恩曾对顾顺章的评价是：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留学苏联期间，他自学化装易容术、魔术戏法、机械修理以及心理学等等。此人的枪法了得，而且左右开弓，徒手杀人技巧也十分了得。所以国民党老特务万亚刚曾说：“顾顺章擅长特务所有的技艺，而且样样会，样样精通，堪称特务中的大师！”就连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也十分崇拜他，认为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四一二”之后，中共中央为了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尤其是“中统”特务的破坏、电台监听破译、暗杀等活动，成立了中央特科。特科下设三个部门，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保卫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主要负责机关设立、会场布置等总体事务工作。情报科科长是大将陈赓，当然陈赓也是共产党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他主要负责建立情报网络，收集敌人情报等工作。至于保卫科，科长就是顾顺章！由于其机智过人、枪法了得，打狗锄奸等任务就交给了他。而保卫科也有一个绰号，叫“红队”，也就是“打狗队”！后来中央特科又根据情况增加补充了一个“无线电通讯科”，科长为李强，主要负责通讯以及通讯人员的培养工作。后来顾顺章叛变革命，投靠了蒋介石，“打狗队队长”由康生担任。

担任“打狗队队长”的顾顺章早期也做过几件好事，尤其在打狗锄奸方面。但后来小有成绩的顾顺章，也犯了普通人常犯的毛病，居功至伟、大言不惭。其人曾说：“论地位，我和周恩来平起平坐！”

顾顺章在上海滩出名后，又犯了“名人”常犯的错误。他有点迷失方向，开始了糜烂而奢侈的生活。他在上海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的“顾公馆”装修、布置也是相当奢侈的。后来顾顺章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简直像一个“青帮头子”。他越来越放纵自己，而且还染上了毒瘾。老人说的没错：一旦染上毒瘾，这个人就废掉了！此时的顾顺章也废掉了，只要毒瘾一发作，他便点上大烟猛吸几口。

其实在归顺国民党之前，周恩来对顾顺章的奢靡生活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陈赓大将也曾说过：“顾顺章叛变是早晚的事！”周恩来为了防止其背叛革命，让康生取代了他保卫科科长的头衔。此时的顾顺章十分郁闷，觉得共产党不念旧情、冷酷无情，为他走上叛变之路埋下了伏笔。

顾顺章叛变革命的这天是1931年的4月25日。而4月24日这天，他还化名“化广奇”，技痒难耐，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挣外快！就是这么巧，顾顺章竟然被国民党特务尤崇新（曾经是中共汉口的负责人，后来叛变革命）认了出来，尤崇新兴奋得不得了。于是他赶忙回到总部向蔡孟坚汇报：“我发现了一条大鱼。”

蔡孟坚还蒙在鼓里，便问：“什么大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委会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蔡孟坚惊喜万分，这个“打狗”英雄竟然稀里糊涂跑到了自己的地盘上，而且还是来表演魔术的，简直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等奇怪的事。但是蔡孟坚还是有些怀疑，他有点不信，于是问：“当真是顾顺章？”

尤崇新：“反正非常像……这个名叫化广奇的魔术师晚上还有一场魔术表演。”

蔡孟坚有点生气：“让你抓共产党，不是让你抓魔术师！”

尤崇新忙解释道：“蔡处长，顾顺章好像也会魔术，而且据说他的化名就是化广奇。不管对与错，不如先扣住他审审！”

蔡孟坚：“好吧，如果真是大鱼，老子好好奖励奖励你！”

于是尤崇新带着几个特务早早在外面埋伏，就等着化广奇现身了。天色还不是很黑，化广奇踮着脚步从里面出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特务扣住了。到了武汉一秘密审讯点，顾顺章摘下黑面罩，一脸疲态，似乎烟瘾又犯了。

蔡孟坚问：“你到底是谁？”

顾顺章似乎早有准备，一副傲慢无礼的神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是我掌握了大量共产党的秘密情报！而且你们那档子事，我也门儿清！你不是蔡孟坚吗，徐恩曾派来的特派员！快送我去南京，我要面见蒋委员长，亲自把话说给他！”

蔡孟坚纳闷：“你小子，就不能对我说吗？”

顾顺章一听，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上海的共党总部，是我和周恩来负责的！如果机密一旦泄露出去，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蔡孟坚听顾顺章这么一说，愣住了！

不过顾顺章十分狂妄，他补充道：“你不用害怕，如果我见到蒋委员长，一定会提提你的名字，说不定以后给你加官晋爵呢！”

蔡孟坚此时还是将信将疑。

顾顺章则继续吹嘘着自己当年去苏联镀金，而且在“契卡”（后来改名克格勃）接受过特殊训练！后来跟周恩来等人在上海创办工人组织，甚至党内地位比周恩来还要高出一截。他越吹越过瘾，说自己是国民党曾经谈之色变的共产党红色保卫局长。后来顾顺章又说出自己化名“化广奇”并不是为了表演魔术，而是为了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当主席，顺便筹备张国焘经粤汉路转株洲、萍乡，然后再去井冈山！这等秘密一下子引起蔡孟坚的兴趣。他开始相信这个魔术师“化广奇”的话。

其实蔡孟坚也非等闲之辈，此人也是徐恩曾手下的一员猛将，号称“铲共专家”，与顾顺章曾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是当他遇到这样一个“牛人”时，也只能自叹不如。后来他曾说：“顾顺章给人的第一感觉并不突出，当他开口说话时，才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于是蔡孟坚给徐恩曾发了一份电报，而且亲自押送顾顺章。经过两天两夜，终于将其押送至南京中山路305号。

当顾顺章一下车，便发现南京中山路305号就是共产党卧底钱壮飞所潜伏的地方。钱壮飞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是我党潜伏在中统的特工。幸亏钱壮飞早已获得徐恩曾的密码本，及时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信息，早早离开了中山路305号，并及时通知了联系人，避免了中共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据老帅聂荣臻回忆：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选自《聂荣臻回忆录》）

此时的顾顺章为了抓住国民党这根稻草，拼命地交代共产党的人员和行踪。第二天，也就是4月28日这一天，他向中统特务机关交代了恽代英（当时恽代英化名王作霖正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身份没有暴露）。后来恽代英虽被积极营救了出来，但还是在南京雨花台遭到了袭击，最后惨遭杀害！

顾顺章的积极参与得到了蒋介石和徐恩曾等人的信任，他不仅帮忙献策，而且还帮着中统特务训练培养新学员。据说他还曾在训练班开设过魔术课，一度成为名噪一时的“个性化”特务导师。顾顺章尝到了甜头后，更加深入叛变革命，交代共产党的秘密。在1931年的6月份，顾顺章带人抓捕了蔡和森，后来将其残害在监狱里。

2.双面人顾顺章

顾顺章这个人，从人格学角度上分析，他是一个双面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顾顺章早期加入青帮，在青帮浸淫多年，染上了一些流氓习气。其二，顾顺章后来参加了“五卅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召唤，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留学苏联！但此人并没有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早期自由惯了，放荡成性，自律性差。其三，随风草的品行，先是在共产党这边“打狗”，后来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当特务，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投机主义”分子！后来顾顺章生活腐化，吸毒嫖娼打老婆，而他对政治并不是很感兴趣，时常在大会上走神儿。

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女士说：“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选《杨之华评传》）

给顾顺章的定位是“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并不属于工人阶级，而且流氓无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共产党宣言》中也曾对顾顺章这类分子有过一个粗略的定义：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中来，但是由于他们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可以看出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此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可以除掉叛徒，又可以当叛徒的顾顺章。

我们先看看共产党时期的顾顺章。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顾顺章的名气虽然不大，但已经崭露头角。作为一个钳工工头，他带领一支工人队伍加入到工人运动中。而当时“五卅运动”的发起人是李立三、蔡和森、刘少奇等人，顾顺章只能算一个运动中的小头目。但是顾顺章带有些许老上海的流氓习气，脑袋机灵，勇敢无比。后来由于在运动中的夺目表现，最终加入了共产党。据说有一段时间，顾顺章还当上了俄国人鲍罗廷的保镖。

加入共产党后，顾顺章和陈赓去苏联留学。顾顺章在苏联学了不少“业务”，掌握了大量“特务”技能。学成归国之后，此人一跃成为党内重要人物。“四一二”之后，国民党进行了血腥的清党工作，共产党的革命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随着被捕的共产党人越来越多，叛变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拥有多项技能的顾顺章就当上了“保卫科科长”，专门负责“打狗”。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那么顾顺章则是执行者！担任“红队队长”的顾顺章靠着本事，也杀了不少叛党分子，比如白鑫。

白鑫原本是黄埔四期学生，上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随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被提拔为政治部教导员。再后来此人返回上海，担任中国中央军委秘书。但是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令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头皮发麻！白鑫也是其中一个。白鑫的一个表弟终于忍不住了，叛变了革命。但是没想到被共产党员击毙了，这又给白鑫留下了阴影。之后白鑫终于想通了，就在他准备叛变革命之时，他还想了一件事，为自己的表弟报仇。于是他投靠了国民党，并且向特务范争波说出了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名共产党员的下落和身份，致使这四人最后惨遭杀害！得知白鑫叛变革命，周恩来便找来陈赓、顾顺章等人商量对策，决定消灭这个叛徒。

周恩来说：“白鑫这家伙叛变了革命，行动一定非常小心。据说范争波为他雇了四个保镖24小时守护，下手不容易啊！”

席间，顾顺章发话：“我去吧，我是上海本地人，对上海的地形地貌都比较熟悉！”

周恩来强调：“不要采取正面冲突，小心伤及无辜！”

顾顺章点点头，于是安排人去长乐路柯麟诊所附近做好埋伏。

顾顺章一连埋伏了好几天，白鑫也没有出来。原来白鑫也闻到了“死亡”的味道，于是决定买张船票离开上海，打算去外面避避风头。这就给顾顺章留下了机会。

顾顺章见白鑫从一辆黑色的轿车上下来后，四个保镖一前一后围得紧紧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下手，先是用飞刀解决了两个保镖，此时吓得白鑫抱头鼠窜。当他往范争波家的方向跑时，顾顺章连开三枪，击毙了白鑫，立下大功。

不过顾顺章叛变之后，就开始参与捕杀共产党人。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参与杀害恽代英和蔡和森的事件。

恽代英，黄埔军校四期政治教官，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性子烈是出了名的。恽代英也是这样一个汉子。1921年，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也是建党的功勋人物。1925年与蔡和森等人在上海发起“五卅运动”，也就在那个时候结识了顾顺章。可以说恽代英和蔡和森曾一度是顾顺章的革命伙伴、领导。清党期间，恽代英曾在“清党重灾区”广东发起过广州起义，但后来起义失败了，恽代英去香港躲了一阵子。

1929年，恽代英回来之后，与李立三曾经发生过摩擦，原因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让他接受不了。由于意见不合，恽代英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因此被下放至贫民窟，穿着工装继续领导革命。但不幸的是，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被捕，此时他为了掩护身份，化名王作霖。恽代英在监狱中宁死不屈，屡屡遭到国民党的严刑拷问。后来国民党拿他没有办法，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后来被转移到苏州监狱。1931年的2月，恽代英又被转移到南京的中央军人监狱。在监狱服刑期间，恽代英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

中统特务拿着监狱被关押人员的照片找到顾顺章，让顾顺章一个一个仔细辨认。当他看到恽代英化名王作霖竟然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役，便阴着脸向中统特务说：“这个人就是中共的高参恽代英！”

此话一出，让中统特务大为兴奋。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的4月28日，时任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中将司长的王振南拿着黄埔军校时候的照片找到了监狱中的恽代英。

王振南：“你不叫王作霖，你到底是谁？”

恽代英见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也就不再继续隐藏了：“既然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了，蒋校长怎么没有亲自过来？”

王振南竟然被恽代英一下子堵住了嘴。恽代英在监狱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同样也赢得了国民党的尊重。劝降失败后，恽代英被关进监狱的单人房里。第二天，恽代英在南京就被枪杀了。

另外一个受害者就是蔡和森。蔡和森是湖南人，他与恽代英同龄，都是1895年生人。两个人同时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上海的“五卅运动”。1927年，蔡和森担任了中共中宣部部长一职，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物。在上海“五卅运动”时，作为顾顺章的领导和战友，他也遭到了出卖。可见顾顺章这个人是一个不念战友情的不折不扣的冷血分子！当然《特务教科书》中对一个特务的基本要求就是：冷血、残酷、心理素质好！1927年，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和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支持“农民运动”。1929年，蔡和森去了苏联莫斯科学习，1931年回国。但是不幸的是，当他刚刚踏上祖国的一刻，迎接他的竟然是国民党的中统便衣特务。出卖蔡和森的人正是中共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陈立夫的亲自指挥下，几名中统特务带着顾顺章一同南下香港，在香港秘密逮捕了蔡和森。

几日后，蔡和森被中统特务转移到广州的一个秘密监狱。在监狱中，蔡和森也是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后来遭到了中统特务的非人的暴力殴打。他们将几乎生了锈的铁钉硬生生地钉进蔡和森的四肢，将其钉在木板上。由于伤口的剧烈疼痛，蔡和森几次休克昏迷。醒了之后又继续遭受新一轮非人的暴打。最后中统特务绝望了，用刺刀结束了他的生命。

顾顺章出卖了自己同生共死的两个战友后，觉得国民党或许该给他提升待遇了！但是他没想到，国民党同样瞧不起叛徒顾顺章。他第一次嚷着见蒋介石，想要提升自己身价的时候，就遭到了冷遇。

顾顺章看到蒋介石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说道：“委员长，我手里有大量的共产党机密，只要我说出来，共产党就会完蛋！”

蒋介石依旧一副冰冷面孔，毕竟蒋介石也是令人敬畏的枭雄，他说：“希望你归顺了党国，就好好干吧！”

蒋介石扔下这句话，竟然扭头走了！

当时的顾顺章似乎失落到了极点。

起初还在蔡孟坚面前耀武扬威的顾顺章，一下子无话可说。性格多变的顾顺章后来也不是特别配合中统特务，所以也是招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

3.徐恩曾眼里的顾顺章

听到打狗队长顾顺章第一时间在武汉投降，身在南京的徐恩曾就坐不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死对手竟然归顺了国民党，让他既兴奋又高兴。于是他提前两天就在南京等着顾顺章了。

两个人都是特工首领，一个曾是共产党的得意干将，一个则是国民党中统局的大特务头子。两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下见面，也是历史性的。毕竟，拥有相对高度的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而且徐恩曾也是一个爱才的人，这一点也受到了蒋介石的影响。在南京，徐恩曾在一个很隐秘的办公室（南京中山路305号）与顾顺章见了面，进行了一番交谈。在徐恩曾的眼里，顾顺章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擅长交际，说话很幽默，善于心理战，对人的态度很随和。无疑，这种人是难以对付的。如果不是叛变革命，顾顺章真是一个很难找到缺点的人。与这样一个人交谈，是很考验耐心的。但是徐恩曾也是一个厉害人物，也特别擅长心理战。

顾顺章来到徐恩曾面前，似乎像是久未见面的老熟人一般。两个人先是友好地握手，然后开诚布公地聊天。

徐恩曾是一副老熟人的腔调问候：“一早就听到顾老弟要来南京做客，我事先也并未做多少准备，还请谅解！”

顾顺章：“您客气了！这次来，我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徐恩曾：“哦？顾老弟，其实我有一事不明，你当年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顾顺章用手理顺了一下头发：“这话长了，当年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也是十分有声势的！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这个组织也是有理想的组织！至于国民党，我想老兄比我更有发言权吧！”

顾顺章将话语权踢给徐恩曾，徐恩曾笑了笑说：“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信仰。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信仰！与共产党相比，可能信仰不同，方针政策不同罢了！但是国民党是正统出身，是中山先生的遗产！”

顾顺章：“是啊，你说的不假，但是我这人对于政治并不热衷！共产党里一些纲领纪要我了解得不多……”

徐恩曾借机拉拢顾顺章：“呵呵，顾老弟没有必要刻意隐瞒。据我了解，共产党还是十分在意你的。因为你的身份足够特殊嘛！”

顾顺章也开始说出共产党的一些问题：“我这个人是没有阶级仇恨的，后来我发现自己上了当，但是却没有了退路！有几个人在里面从中作梗，无非是想引起混乱！徐老兄，国民党内是不是这样？”顾顺章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徐恩曾刚柔并济、软硬兼施：“顾老弟，你的担心是多余的。而且现在革命形势已经明朗了，共产党只不过是眼前的一片浮云罢了！而且国民党是非常欣赏和想要接纳你这样的人才的！至于共产党，当初企图分裂我党，就是想要引起混乱！如果你继续为共产党卖命，也是死路一条啊！”

徐恩曾见谈话有效果了，便给了顾顺章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在徐恩曾的掌控之下。顾顺章虽然枪法了得，而且又懂得魔术表演，但是与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相比，他还是要甘拜下风。

两个时辰后，顾顺章开口说话了。他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徐恩曾的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这个事令徐恩曾大吃一惊。徐恩曾仔细想了一下，钱壮飞已经于前一天提前离开了南京，这让他十分悔恨！自己信任的贴身秘书，竟然是共产党的卧底！

顾顺章终于叛变了，他的彻底叛变是徐恩曾的功劳。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地下交锋上一下子占据了优势，各个站点都活跃了起来。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被捕的消息。

但是在徐恩曾的眼里，顾顺章只可利用，不可信任！顾顺章是一个顺风倒的人，哪里有所顾忌就倒向哪里。到了后期，顾顺章在共产党的施压下，竟然又与共产党联络到了一起。徐恩曾说：“此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必须要及时铲除掉！”不过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徐恩曾竭尽全力安排这个人给中统小特务们上课，手把手地传授特务技能！徐恩曾虽然是特务头头，但是对顾顺章的本领还是瞠目结舌、十分欣赏！

那段时间，顾顺章也是倾囊而出，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中统特务。其中顾顺章把他从苏联“克格勃”学来的本事变成教材，这些教材有《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察工作》、《行动工作》和《审查工作》，后来这六本书汇编整理成《特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后来顾顺章写书成瘾，与王一心合作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以及临死前还打算出的一本《“人”的研究》（最后不了了之），这些书不但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教科书，而且还得到了徐恩曾的极高赞誉。

曾经接受过顾顺章训练的特务回忆道：“此人简直是一人间奇货，天生为特务而生的！他懂得易容术，易容之后，难辨其人面目。此人还有一套培养特务的体系，且体系非常科学，行之有效。此人的攻心术也了得，而且还懂得枪法、格斗、擒拿等。”

顾顺章刚刚加入国民党阵营就迅速适应了新身份。后来他还偷偷摸摸与戴笠勾结，帮军统训练特务，并且挑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关系，弄得徐恩曾跟戴笠老死不相往来。而他手中的特权也越来越多，私心逐渐膨胀！于是就有了以后他竟然还企图成立新共产党与共产党、国民党分庭抗争的举动！但是顾顺章的预谋还是被老奸巨猾的徐恩曾识破，最后将他除掉。

徐恩曾回忆：“我所引以为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的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从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是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又过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工作人员向我报告，他有实施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抱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选自《徐恩曾回忆录》）

可见徐恩曾对顾顺章是又爱又恨！爱他的才能，却恨他的“不安分”！而顾顺章也正因为自己的不安分而引来杀身之祸。

4.向忠发事件

顾顺章叛变革命后，挖出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其中官衔最大的，就属向忠发了。向忠发也是湖北人（湖北本产命硬的男人，不料也出软骨头），早期担任汉阳钢铁厂的公会副委员长，1922年加入共产党，以后便参加工人运动，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八七会议”上，向忠发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的中共六届政治局会议，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后来他犯了李立三“左倾主义”路线错误，于是大权被王明和博古所剥夺了。直到1931年，顾顺章把他从共产党的阵营中“挖掘”出来，这个大人物又重见了天日。

向忠发看上去“牌儿”挺大的，其实他只是挂着一个头衔罢了。1928年他从苏联回到国内，当选的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职实则虚衔，而真正掌权的则是另外一个人：李立三！向忠发是个见风使舵的人物，能力水平并不高，只不过运气好，人脉厚而已。1930年，最后一点权力被剥夺之后，他日益消沉，开始逐渐追求安逸享受（他的堕落类似于顾顺章）。后来向忠发掉进了“女人”的怀抱，整日与风尘女子厮混，其中有个风尘女子名叫杨秀贞。顾顺章叛变革命之后，党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便通知向忠发转移。但是这个向忠发竟然是个“痴情汉”，非要和杨秀贞再见一面。当他与杨秀贞私会一夜准备乘车返回时，却被一个名叫叶荣生的车行会计发现了，于是叶荣生将他转告给中统局的人，早已埋伏好的特务蜂拥而上，将向忠发逮个正着。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就叛变了革命，他叛变的速度比汽车拉力赛中的赛车还要快。他首先向中统特务提供了任弼时老婆陈琮英的住址，于是特务们立刻搜捕了陈琮英的住宅，逮捕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向忠发此时还用湖北话劝降陈琮英：“他们都知道了，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吧！”向忠发不仅提供了任弼时家的住址，还有周恩来等人的住址。

向忠发带着那个风尘女子一起来到周恩来隐居的地方，并且希望风尘女子能证明其叛变的决心。不料风尘女子结结实实给了向忠发一耳光，大骂道：“原来共产党里也有你这类下三滥的货色，做人的基本道德如此拙劣，简直比我们这些风尘女子还差劲。我为了保护你，脸都被打肿了，你个大老爷们儿竟然毫无自尊心，稍微一吓唬就叛变了革命。你如果继续出卖革命同志，你自己去，不要拉我下水，我觉得丢人！”向忠发被骂得狗血淋头，一脸郁闷样。后来连周恩来都如此评价向忠发：“他的气节还不如一个婊子！”

向忠发叛变革命之后，被秘密押送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觉得向忠发来头不小，是条大鱼，立功心切，于是便发电报给蒋介石！不过蒋介石此时正在庐山开会，急忙中他电回“立即枪毙！”熊式辉并没有第一时间执行命令，而是刨根问底儿，让向忠发交代事情。此时的向忠发早已经是个堕落腐化的革命分子，在熊式辉的逼问下，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抖搂了出来。

向忠发首先供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今年多大了，家庭情况如何，以及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如何混到党内政治局主席的……他还交代了自己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之间发生的分歧和冲突，并且交代了自己只不过是个傀儡，手中没有多少权力。

后来他详细交代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成员名单以及这些人的住址，他交代的人有：国际共产党驻沪负责人俄国人米夫；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去苏联）、卢福坦、徐锡根（在鄂西红区）、项英（在赣红区）、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关向应和刚刚叛变革命的顾顺章。他还详细交代了共产党特委会的成员名单：廖成云（总务）、陈云（第三科）、潘汉年（第二科）、杨森（第一科）、陈寿昌（第四科）。他还把各地区的负责人名单以及党组组成部分都详细地供述出来。甚至还有“共产党的经济来源都是由苏联共产党提供的”这一情况也供述出来。最后他还供述了几个人的详细住址，其中包括：居住在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的交通主任喻泽时；居住在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的妇女部负责人周秀珠；住在古拨路横路3号的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

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信息，熊式辉兴奋得一宿没合眼。他又致电蒋介石，说向忠发全部交代了！于是蒋介石致电：“暂缓处决！”熊式辉连忙派人到向忠发交代的地方去查，结果一个也没有查到。兴奋了一宿的熊式辉气急败坏，于是第二天就派人枪毙了向忠发。

如果说多数腐败分子的落马是因为女人，那么向忠发也是这种情况，他为了一个风尘女子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是令人惋惜。不过向忠发与顾顺章有相似的地方，向忠发参加革命之前也是赌命一条，据说有一次从赌场出来后，输了个精光，为了戒赌，他发狠剁去一截手指。向忠发被抓的时候，灰头土脸，口齿也不伶俐，似乎不太关心政治。

徐恩曾回忆：“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屈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了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选自《徐恩曾回忆录》）可见当时徐恩曾并不打算杀死他，觉得他还会有点用处，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

不过连续从共产党大营中挖出几个重要人物，顾顺章在中统特务里红得发紫，加上徐恩曾等人的欣赏，他的个人势力也逐渐建立起来。于是后来，他竟然想建立一个新共产党，立山为王！

5.野心膨胀的顾顺章

顾顺章虽然不懂政治，但却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这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与这人的性格有关。顾顺章早年加入青帮，也算是黑社会成员，在这样的组织里，很容易养成帮派和江湖习气，顾顺章就是这样一个江湖人物。

已经养成江湖习气的顾顺章参加工人运动的起因虽不得而知，但是他好勇斗狠的性格却显露无遗。“五卅运动”期间，他表现活跃，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加入了共产党。从入党后到叛变前的这段时间，顾顺章如同坐直升机一般疯狂晋升，几乎到了跟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地步，说明其野心之大，能力之强！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顾顺章的老毛病就犯了，他开始居功至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吃喝嫖赌，过上了奢靡的生活。周恩来等同志也三番五次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只可惜他中毒太深，无法从花花世界中净化自己了。

顾顺章叛变后，他企图在国民党那边谋求个职位，在考虑了两个时辰后，终于向中统特务交代了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陈绍禹等人的住址，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办公室等秘密地点，想要借国民党的枪一举消灭共产党。在他的帮助下，国民党处处开花，几乎破坏掉所有的特科据点，使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顾顺章一副牛乎乎的样子对陈立夫说：“你太小看了共产党，论单兵作战、临场指挥，国民党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陈立夫疑惑：“为什么？”

顾顺章得意扬扬道：“因为共产党人的信仰！”

陈立夫依旧不解。

顾顺章说：“其实我也不懂，但是共产党是不怕死的，单纯靠屠杀、镇压是没有用的。”

陈立夫想要听听他的看法，于是问：“你的意思是？”“攻心，一个人的心理起了变化，事情就差不多了！”

顾顺章的办法得到了陈立夫的赞同，他回想清党期间对蒋介石说过的话，攻心战比实战更重要，这一点顾顺章与陈立夫不谋而合。不过陈立夫对顾顺章并不放心，特意交代特务们要对顾顺章严加防范，防止他逃跑或者二次反叛。

1931年5月份，顾顺章被徐恩曾安排到南京南双塘巷居住，并且安排了自己的亲信王思诚时刻监控。而陈立夫和徐恩曾也时常来这里与顾谈心，安抚他的情绪。自从顾顺章出卖了恽代英之后，顾顺章得到了陈立夫的表扬和许诺。

陈立夫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开篇点题：“恽代英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对你十分欣赏，希望你好好干，为党国服务。”

顾顺章于是打听：“他就没说点实际的？”“顾老弟不要着急，凡事都要一步一步解决。既然委员长当面点名提出，一定会把他拿上日程的，这个你放心吧！”

为了站稳脚跟，顾顺章也只能按照陈立夫和徐恩曾的指示去做，但是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往上爬。通过自己的努力，顾顺章越来越受到重视，徐恩曾也开始让他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主抓特务训练。此时的顾顺章似乎抓住了一根黄金稻草，非常卖力地传授个人的特务经验，帮着徐恩曾培养特务。第一期训练班开展了三个月，地点设在瞻园的秒静寺内，参加第一期特务训练班的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三个月后，这四个人的本事大有长进，随后史济美被任命为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曾化名马邵武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地下破坏活动，密捕卢福坦，逮捕廖承志、罗登贤，公开绑架陈赓等，红极一时。徐恩曾尝到了甜头，又开设了第二期培训班。这一期学习人员猛增至20人，而且训练效果极好，甚至引来徐恩曾的“羡慕嫉妒恨”！

顾顺章一步一步得到了陈立夫和徐恩曾的信任，徐恩曾还安排他在南京跟张永琴结了婚，居住在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大展身手，利用其便利条件，身边逐渐聚拢了一些叛党分子。其中这些人有王国栋、胡洪涛、李志远、才飞、陈连生等人。由于这些人熟悉共产党的活动规律，进而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短时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此顾顺章逐渐成了陈立夫、徐恩曾手下的红人。但是顾顺章野心不断膨胀，所以他开始私下勾结军统的人，帮戴笠训练特务。而中统军统的矛盾自从成立那天就有了，如此一来，脚踩两只船的顾顺章必然遭到徐恩曾的冷遇。

顾顺章遭到冷遇后，慢慢对徐恩曾、陈立夫感到不满，他时常自言自语道：说白了，徐恩曾就是一个电机工，而陈立夫仅仅是个挖矿的！他不但恨他们，而且看不起他们。恰逢此时，他都得到了戴笠的挑唆：“顾老弟，既然你能力强，为什么非要跟着他们混？如此一来，你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

顾顺章狐疑了一会儿，问：“你到底啥意思？”“我的意思是，依你的能力和人脉，完全可以另立山头，与徐恩曾分庭抗争！”

喜欢蛮干的顾顺章一听，果然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自己成立一个组织。1933年初，一个很普通的日子。顾顺章也像往常一样，背着手，在庭院里踱着步子。此时顾顺章的密友兼同学蒋云夫妇来访，于是他们开始谈论要事。

蒋云说：“我觉得一个新的党派一定要有自己的势力、纲要和灵魂，否则这个组织就是孤魂野鬼！”

顾顺章提不出什么政治看法，只是点头。“而且我们还要有一个计划……对阻碍我们的人，也要有个准备！”

蒋云的话刚刚说完，顾顺章便交代自己的贴身保镖林金生：“最近你要准备一下，成立一个行动队，想办法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

顾顺章接纳了蒋云成立“新共产党”的意见，并交代他搞定党纲和计划。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云刚刚完成任务，就被顾顺章密谋杀害了。可见顾顺章是个心狠手辣、过河拆桥的人。自从这件事发生后，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也开始动摇了。其一，他怕遭到顾顺章的报复；其二，他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以顾顺章现有人马，根本无法与中统局对抗，如此硬来，只是以卵击石。连续思考了N天，林金生果然背叛了顾顺章，偷偷将顾顺章的小秘密告诉了徐恩曾。

徐恩曾一听暴怒，便怒斥道：“是不是这小子不想活了？”众人不敢应声。徐恩曾又说：“把童国忠和张文农喊来，我有事情交代！”

童国忠和张文农哆哆嗦嗦来到徐恩曾面前。童国忠和张文农与顾顺章本是一路货色，同样也是共产党那边叛变过来的。既然已经变节，只有一条路可选了：乖乖地听徐恩曾的话，尽最大本事看住顾顺章。童国忠和张文农寸步不离顾顺章，他们也知道顾顺章会变魔术，而且又会什么催眠术、土遁术之类的，所以晚上连眼皮都不敢闭。如果顾顺章跑了，他们俩的人头不保。就是这样，顾顺章计划不但没有实行，反倒被徐恩曾控制起来。

有个特务提议，还是把顾顺章关押起来得了。徐恩曾考虑了半晌儿，决定逮捕顾顺章！于是顾顺章被关押起来，关进镇江看守所。为了防止“琵琶骨”顾顺章施展脱骨术逃生，所以他被中统特务里三层外三层拴上了锁链。

此时的陈立夫和徐恩曾觉得顾顺章这个人野心勃勃，制造矛盾，开始想办法除掉他。但是顾顺章毕竟不是一般人物，想要杀他，蒋介石必须同意。于是陈立夫找到蒋介石，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据我们调查，顾顺章这个人私下一直与共党有联络，而且企图在国民党内部成立新的共产党，这个人非常危险啊！”

蒋介石有点吃惊：“有证据吗？”

陈立夫把早早准备好的证据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一看大为恼火：“顾竟然企图暗杀我？”

陈立夫趁热打铁：“他岂止想谋害您一个啊……”

蒋介石一声令下：“看来这个顾顺章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留下他只能带来隐患，你们看着办吧！”

蒋介石答应陈立夫和徐恩曾的要求，野心勃勃的顾顺章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

6.顾顺章之死

有人说，一个人一旦做尽坏事，他也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所以说做人，还是要做好事，为自己积德。自从顾顺章走上叛变之路，就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但究其悲剧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其一，顾顺章的性格，性格决定其命运。

此人个子不高，但十分聪明，足智多谋，而且有些自大，目中无人，有江湖习气，生活上比较散漫放荡，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完全会在“利诱”下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当时顾顺章的党内地位十分尴尬，特科职位刚刚被康生取代，他有些不服气。而这人本身也是一个自大狂，目中无人，觉得谁都不如他。就算他叛变了革命，他也一直瞧不上蔡孟坚、徐恩曾和陈立夫这些大特务，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的本事是高人一筹的！于是他在蔡孟坚的面前依旧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并且给蔡孟坚施加了不少压力。蔡孟坚相信了他的来头，于是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南京。此时的顾顺章又打起蒋介石的主意。他决定跟蒋介石谈谈，直接弄个官儿干干。但是没想到的是，蒋介石不吃他这套！自从徐恩曾安排蒋介石和顾顺章见了面，顾顺章的气势完全让蒋介石给镇住了。毕竟蒋介石是个政治领袖，气场是相当足的。吃了蒋介石的下马威，顾顺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在一个政治领袖人物的眼里，他只不过就是叛变革命、加入阵营的小喽啰罢了，根本没有资格跟他谈条件。

但是顾顺章并没有气馁，通过背叛革命他逐渐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负责中统特务训练，从而在中统局里打下了根基。据考证，顾顺章身边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叛徒，这些人与顾顺章一样，亟需根基和土壤，于是抱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势力”。徐恩曾越发信任，反而得到的是野心越发膨胀的顾顺章。他不但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且开始跟军统那边勾肩搭背，与戴笠称兄道弟。他越不安分，事态也就越严重。他开始密谋起来，妄图除掉徐恩曾和陈立夫成立一个新党派。但事与愿违，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虽然他练就一身功夫，但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中统局，那是妄想。

顾顺章还有一个特点，心狠手辣！虽然在“打狗”方面战功赫赫，但是背叛自己的战友，毒杀自己的朋友，就是典型的背信忘义、过河拆桥、心肠歹毒之人，这种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作孽不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也！既然他敢灭自己的师门、灭自己的同根，那这种人也就早早上了黑名单了！记得曾经一个特务说过：“叛变过来的人，是最不靠谱的！”而陈立夫、徐恩曾也深知这一点，对于顾顺章，徐恩曾也是早有防范，他的眼线从未离开过顾顺章，一举一动都在徐恩曾的掌握之中。后来顾顺章背叛了徐恩曾，所以徐恩曾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早早将其控制起来，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枪毙了他。

其二，顾顺章的作风，作风决定其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跟自己的作风也息息相关。我们常说的作风，又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工作以及思想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我们也将从以下三方面对顾顺章进行分析。

所谓生活，顾顺章的生活糜烂、放荡、奢靡。青帮出身，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顾顺章一直都是如此，上海的顾公馆装修豪华，各种摆设、古董价值不菲。虽然他不是文化人，但却知道“贵的东西一定好”的道理。所以，他踏进革命风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让自己发财！而发财就是为享受，为了享受“人上人”的生活。如果说向忠发作风不检点、喜欢女人，那么顾顺章更是如此。他是上海青楼的回头客，是鸦片馆里的座上嘉宾。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顾顺章，是不会讲原则的。谁给他钱，他就给谁干！谁能让他享受“生活”，他就追随谁！很显然，共产党是不会纵容一个堕落分子的，所以他起了叛变之心。

所谓工作，顾顺章是中共特科“红队队长”，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工作属于高危工作。虽然他除掉很多叛徒，但是他也是国民党的重点“头颅悬赏者”之一。顾顺章的工作可谓危险加刺激，而骨子不安分的顾顺章，恰恰又喜欢这样一份工作，越是刺激，他越喜欢挑战。于是顾顺章有点剑走偏锋，更想去尝试不同风格的“刺激”。后来他叛变了，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一个过去专杀叛徒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叛徒，似乎也蛮符合他的“魔术师”身份。叛变之后，他参与谋害多名共产党，正是性格和高危工作督促的结果。不过也正是他这种工作，不能不让人提防。

所谓思想，顾顺章显然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思想腐化的人。聂荣臻曾经回忆，顾顺章是一个大会上开小差、不喜欢读书的人，对于政治，他似乎并不关心。可见，顾顺章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旗帜，完全是一种机缘巧合。而徐恩曾也曾说，顾顺章对政治的看法相当肤浅，甚至不及一个小学生。顾顺章信奉的是享乐主义和拿来主义，有两个选择时，只选择利益更好的那个。思想上的堕落，加速了顾顺章的叛变，为了利，他可以出卖朋友、战友。可以说，后来他想成立新共产党，完全是一种占山为王的想法。一个思想腐化、堕落，唯利是图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其三，历史造就了顾顺章，环境决定其命运。

1931年，到底是个什么环境呢？国民党对共产党一直在渗透、打击，东北的日本侵略者野心膨胀，妄图吞并整个中国。而共产党这一面，在夹缝中求生存，日子过得很艰难。大环境下，是一幅多灾多难、阴云密布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又能怎样？不就是保命、得利、混日子而已。决定着顾顺章走向的环境也有三个方面。

其一，共产党的环境。自从“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共产党就特别不受待见。怎么说呢？蒋介石说共产党是反动势力，应该剿灭才是。汪精卫也曾说“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生存空间狭窄，环境很恶劣。搞革命的，都是提着脑袋搞。为了革命，曾经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先烈啊！这些道理，顾顺章都懂。起初他没有叛变，是因为他在共产党内还担任要职。倘若说顾顺章仅仅是个小角色，恐怕他早已经叛变革命了。“打狗队长”的光环也是顾顺章暂时没有叛变的原因，环境不好，树敌太多，“横竖都是死”，于是他很郁闷，也想找个办法平衡。可是后来，他生活腐化，花钱大手大脚，党组织早看不下去了，找人替代了他！此时他大为光火，既然没有了栖身之所，为什么不想办法投入别人的怀抱呢？就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他进了国民党的阵营。

其二，国民党的环境。国民党的环境比共产党好多了，尤其是南京政府，代表着政府。说白了，那时候投靠国民党算是招安、归顺朝廷，而共产党仅仅像是水浒里“方腊”叛军而已。国民党有钱有势，而且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大挫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的稳定也是顾顺章眼红的因素。在上海滩，每一次进出青楼、高档会馆，都是那些洋洋洒洒的国民党和青帮分子，共产党没有钱也没有地位。顾顺章为了“嫖娼”甚至都要隐姓埋名，他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当他看到希望向他招手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国民党的阵营。而此时徐恩曾亦是求贤若渴，听到“打狗队长”愿意合作，他兴奋不已。为了满足顾顺章，他下了不少功夫。尝到甜头的顾顺章也越陷越深，最后出卖了许多共产党人。

其三，中国大环境。大环境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像顾顺章这样的叛变者。白色恐怖下，人人提心吊胆。那些怕死的人，往往为了保全性命，最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顾顺章就是这样一个人，起初他被捕，叛变革命也是为了保全性命。与那些大义凛然的革命者不同，顾顺章是个投机分子，他要活着，要享受一切！所以他可以不要“主义”，不要“道义”，他很现实。只不过顾顺章这个人掌握了共产党太多的机密，正因如此，他变得特殊、变得危险，变成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性格存在缺陷，环境不好，加之其作风也存在问题，投机主义思想严重，包夹之下，顾顺章选择了背信弃义！由于他的背叛，害死了众多忠烈的革命者，最后是死有余辜。但是顾顺章到底是谁杀的？似乎也是迷雾重重，归纳下来，也是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据老特务张国栋回忆，1935年的一天，在南京举办中央组织调查委员会的例会，除了各大特务头子外，其中也包括顾顺章。此时徐恩曾已经知道顾顺章“准备反水”，所以打算除掉他。也就是这几天，陈立夫和徐恩曾已经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说：“既然没有利用价值，你们看着办吧！”于是徐恩曾把顾顺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另外一个大特务顾建中（中统对外活动负责人）。顾建中得到指令后，便去了会议现场。

顾建中看到顾顺章后便直接掏出枪：“上面有命令，跟我走一趟吧！”

顾顺章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似乎并不畏惧：“你先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起来，跟我走！”

顾建中身后的几个特务准备强行将其拉起，结果遭到了顾顺章的反抗。顾顺章大怒：“你们敢动我，我就不客气了！”

顾建中和几个特务们深知顾顺章的本事，为稳妥起见，顾建中干脆来了个直接的。于是扣动扳机，直接将顾顺章击毙。

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官方认可版本，顾顺章被击毙在上海，实施人也是顾建中。1934年顾顺章被徐恩曾软禁之后，便再也没能离开监狱。后来他被秘密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某秘密监狱被枪决。击毙顾顺章后，徐恩曾还特别召开特务大会，会议上徐恩曾大发感慨：“认真做好自己的事，千万不要像顾顺章见异思迁，否则前途、性命都受影响！”

第三个版本来自蔡孟坚的《回忆录》，他说：“后来顾顺章妄图成立新共产党，于是通过眼线秘密与红区的共产党勾结，企图秘密逃亡红区。但这事被陈立夫和徐恩曾及时发现，故命令江苏保安司令部予以逮捕、关押。1937年，时任江苏省秘书长的罗时实将顾顺章击毙在镇江监狱中！”

不管哪个版本，大叛徒、大特务顾顺章都免不了一死！因为他作恶多端、陷害共产党人无数……最后竟然想杀陈立夫等人！这样的人，任何一个党派都用不得。

其实，在顾顺章叛变前期，1931年的3月份，周恩来曾去顾府做客，并且规劝他生活上要有节制。那时的顾顺章已经完全堕落腐化，对于周恩来的规劝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两个人客客气气谈完话后，周恩来离开顾府后，脸阴沉得厉害。

后来得知顾顺章在武汉被捉，两天后在南京背叛革命后，周恩来和陈赓一下子惊呆了。因为顾顺章掌握了太多机密，此人一旦和盘托出，中共会遭到灭顶之灾。陈赓曾经回忆：身着长衫的周恩来低垂双眼，惘然若失，痛苦万状地叹了口气。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道：周恩来确实非常震惊。平时绝少抽烟的周恩来，破例地向陈养山要了支烟，抽了几口，让烟呛了好一阵子……（选自陈赓传记《风流大将军》）

陈赓焦急地问周恩来：“别抽烟了，你还是想想办法吧！”

周恩来此时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反问陈赓：“这个事核实过没有？万一是敌人放出来的假信息呢？”“既然是钱壮飞看到的密码电报，应该不会假。况且他并不知道此前顾顺章去过汉口！”

周恩来深吸一口烟，叹了口气说：“我们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啊……”周恩来觉得事情紧急，抽完烟立刻起身去了上海市云南中路171号的福兴字庄（其实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机构）进行紧急磋商。

周恩来到了那里后，康生等人早等候。后来陈赓、陈云、卢福坦（后来叛变）、罗登贤、向忠发、博古等人也悉数到来。

周恩来向大家讲：“顾顺章叛变了。此人掌握了我们很多信息，包括联络点在内的许多地方。这些地方现在恐怕已经暴露！我们应该想办法撤离！”

听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众人愕然。

此时向忠发看了一眼周恩来，说：“哎，真是可惜啊！顾顺章以前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恩来，这个事情属实吗？”“属实！所以大家千万小心，近期国民党会有大的动作。”

此时陈云发言：“恩来，首要任务，我们要尽快通知各个有关同志撤离啊，顾顺章叛变后，势必要在这些同志身上下手！”“对，我们现在就去通知。具体事情，由陈赓同志负责吧！”

陈赓点了点头。

此时陈赓问：“恩来，顾顺章怎么办？他的家人怎么处理？”

周恩来阴着脸，思考了一会儿，说：“既然他叛变了，就让陈养山同志安排处置吧。”

第三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一

1.徐恩曾其人

提起中统，最应该提一个人：徐恩曾。徐恩曾身在中统，执掌中统十多年，是整个中统帝国名正言顺的缔造者。可以说，没有徐恩曾，也就没有中统；没有中统，也就没有徐恩曾。许多人都会觉得，特务头子应该像顾顺章那般，不仅精通各种杀人技巧，而且善于乔装打扮，甚至是土遁之术。但是徐恩曾却完全颠覆了特务形象。他个子中等，大约一米七二，不胖也不瘦，外表文雅，一副书生气。而且其人十分文雅，待人接物有外交家的风范。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正牌子美国归来的洋硕士（美国卡耐基工学院硕士），竟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头子。而且此人还是一个顶级无线电专家，与学工矿的陈立夫曾是同学。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大特务，与军统魔王戴笠齐名。

徐恩曾出身名门，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现在的上海交大），留洋归来曾在上海做了一阵子机电工程师（与陈立夫有点类似）。不过就在此时，他竟然连续接到了同学陈立夫打来的电话。“老徐，你最近在做什么？”陈立夫问。“哎，在忙机电……现在咱们国家这方面极其落后，要花力气研发！”此时的徐恩曾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打算在无线电等方面有所成就。

陈立夫话题一转，模仿当年蒋介石的口吻，道：“研究什么机电啊？现在政局不稳，大环境糟糕得很，研发无线电，不如为国所用。你还是跟我干吧，单纯的技术工作是没有前途的。”“现在放弃，岂不是白学了？不行，这事我不能答应！”徐恩曾毅然拒绝了陈立夫。刚刚回国的徐恩曾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过陈立夫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哪怕是简单地问候一下，也会与徐恩曾保持联系。

1927年，陈立夫已经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而且对于刚刚成立的“CC”而言，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陈立夫同样是一个欣赏人才的人，所以他非常在意自己这个留洋同学。“四一二”之前，陈立夫跟随蒋介石来到上海，虽然他要事缠身，还是抽出时间与徐恩曾见了面。他约徐恩曾到一个极有名的饭店吃饭，顺便招揽他。但不管陈立夫如何劝慰，都没有取得效果。不过徐恩曾也非铁石心肠之人，他答应了陈立夫，如果是技术方面的，他可以参与，但绝不干涉政治。

1927年秋天，徐恩曾终于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在其留美前辈李范一（时任上海南洋大学校长，中国无线电行业奠基人）的推荐下，徐恩曾来到南京，参与了南京军事委员会筹建的交通技术学校筹备工作，后来便加入了陈立夫、陈果夫创办的“CC”。此时徐恩曾凭借其能力担任交通技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在李范一的举荐下，进入蒋介石的法眼。陈果夫也十分欣赏徐恩曾，于是令其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徐恩曾踏足政治，逐渐在政治圈里尝到了甜头。徐恩曾发现自己喜欢上政治了，于是他越来越大胆，担任总务科科长时间不到一年，便完全赢得了二陈的欢心，成为CC系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徐恩曾担任总务科科长的时候可谓尽职尽责，并且建立了各项制度，这些制度条例一度成为整个特务系统的关键条例。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徐恩曾帮助国民党中央总部安装了第一台500W的播音机。1928年这一年里，可以说徐恩曾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安装播音机上。他不畏惧夏天的炎热，能够吃苦，并且在这方面拥有极大的热情。安装电台给他带来极大的成就感，这让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那段留学经历。

1922年，徐恩曾像许多求学的莘莘学子一样，只身一人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求学生涯。在这三年里，他先后在美国西屋公司（也叫威斯汀豪斯公司，著名的发电、输电企业）学习，然后又去了卡耐基工学院学习，主攻管理专业。这三年里，他学习和掌握了许多先进技术，他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技术和实业领域的专家。三年的留洋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生活方式是美式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美式的，他几乎变成了一个拥有东方面孔的美国人。正是那段留洋生活，让徐恩曾变得与众不同。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以后他竟然选择当特务。正是因为徐恩曾在电台方面的热情，他一下子感染了陈果夫、陈立夫。1928年的8月1日这天，电台终于落成。而徐恩曾也名正言顺地当上电台台长。电台的揭幕仪式，来了诸多名流（其中也包括蒋介石、戴季陶等国民党巨头），徐恩曾忙前忙后，也时不时像导游那般详细介绍电台的来历。

徐恩曾越来越不安分，虽然当上了电台主任，但是他还想继续往前走。此时陈立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处长，而陈果夫则是时任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两个人都是大权在握，作为他们的老乡、亲戚、同学，徐恩曾肯定是要挪挪窝的。所以古人说：树挪死，人挪活。想必徐恩曾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打算换个地方干干。此时CC派系里的“浙江社”（主要成员是蒋介石、二陈、戴季陶、陈其美、张静江、朱家骅、潘公展等）帮了他的大忙，他逐渐进入了“特务”行业。1929年党务调查科科长吴大钧被调至中央统计处任处长，叶秀峰掌管了调查科。但是叶秀峰后来与自己的同学陈立夫发生个分歧，便借故离职。此时的党务调查科已经向等待许久的徐恩曾招手了。于是陈立夫安排徐恩曾进入了党务调查科，从而让他走上了特务之路。

当上了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野心继续膨胀。调查科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科室，但是经过此地深造，都有着不错的发展前途。第一任科长陈立夫，已经成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处长；张道藩发展也不错，被调到南京市政府干秘书长；吴大钧也是刚刚提拔不久，已经是中央统计处处长了；至于叶秀峰，离开调查科后反而到南京政府做了组织部部长。初来乍到的徐恩曾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自己在这里镀镀金，早晚要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这一等就是很长时间，见别人都挪动了，自己却没有挪动，他开始着急了，一着急就开始瞎猜。他猜测是不是党国领导对他有意见？还是觉得他的本事不够，无法胜任？他越是瞎猜，越是失眠！不过此时陈立夫却用“钱”封住了他的嘴。徐恩曾的手下悄悄对他说：“徐先生，上面给咱们拨这么多款说明重视咱们，你不要多想了！”徐恩曾被自己的手下一语点开。他心想：是啊，是这么个理儿。于是他一边摸索，一边着手组阁，扩大自己的队伍。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特工总司令部”！徐恩曾这一干就是15年，直到1945年被叶秀峰重新取代，才结束了他的特务之路。

2.徐恩曾身边的三个女人

留洋三年的徐恩曾，不但是管理学硕士，而且还是个响当当的才子。正所谓才子风流，徐恩曾也是一个十分风流的人物，一辈子阅女无数，而且也结了三次婚。这三个女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一个比一个漂亮。三个女人有传统的，也有思想开放的，甚至还有共产党员。

先说说他的第一个老婆梅于琴。这个女人是徐恩曾的同乡，是通过媒人介绍的，算是包办婚姻。这种婚姻形式其实对徐恩曾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仔细分析一下，有三个原因：其一，徐恩曾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人怎么会忍受强加进来的爱情呢？更何况这个梅于琴无貌无才，又怎能引起徐恩曾的兴趣呢？其二，徐恩曾好歹也是留洋分子，大家都知道，留洋的人一定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徐恩曾是一个受西方影响很深的人。自从他回国后，经常听外国的歌剧，吃西餐，看英文报纸，甚至后来他连写回忆录都通篇用英文写。他的婚恋观应该也是西式的，恋爱是自由恋爱，包办婚姻是徐恩曾无法接受的。当然他与梅于琴的结合，更多是碍于母亲的意愿。其三，梅于琴本人是一个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女性，价值观、道德观与徐恩曾相差甚远。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这句话放在徐恩曾的耳旁，却成了“不思进取”。徐恩曾欣赏的是那种才貌双佳、思想开放的女性，而绝不是这种被封建色彩勾勒得满目疮痍的女性。梅于琴就是这样一个女性，无才无貌，甚至连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典型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式的婚姻。

起初，刚刚留学归来的徐恩曾与梅于琴的感情还可以，这一点更多源于女人的神秘对徐恩曾产生的吸引作用。毕竟他刚刚回国，涉世不深，勉强还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女人。随着徐恩曾进入CC系后，眼界大开，而且这些机构里的女人个个漂亮，而且都是一些思想开放有文化的女性，这让刚刚见了些世面的徐恩曾蠢蠢欲动，欲罢不能了。

徐恩曾慢慢开始厌倦梅于琴，觉得梅于琴要才无才，要貌没貌，整个一“三无”女性。他开始慢慢找借口不回家，哪怕花钱去青楼，也不愿意回家。后来梅于琴生气了，抓着徐恩曾的领子问他：“你是不是在外面找女人了？”

徐恩曾推开梅于琴，一脸怒气道：“你自己也不照照镜子，这副模样，我怎么带你上街？更何况我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你想怎样？”“我想怎样，你心里清楚！”

徐恩曾对于自己这个包办婚姻的老婆，越来越不满意。他回家的唯一原因就是给钱，而梅于琴也慢慢接受了徐恩曾的这种做法。她逐渐允许和默认他去跟其他女人鬼混，只要给足家用便可（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梅于琴也逐渐对自己的婚姻冷淡了，开始吃素念佛。不管是“南海观世音”还是什么掌管其他命门的菩萨，她都拜。念经，什么大藏经、金刚经……只要是经她就念。既然凡世有难，不如将自己寄托给佛。她不再纠缠徐恩曾，而是放之任之。

徐恩曾逐渐摆脱“包办”婚姻带来的困扰，他便慢慢开始为自己物色一个有才有貌的女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走进他的法眼，这个女人叫王素元，虽然二人没有结婚，但对徐恩曾的影响非常大。王素元是东北人，高头大马、皮肤白皙，双乳高挺，而且长得十分漂亮，是典型的东北美女。加之东北人生性豪放，散发出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一下子勾起了徐恩曾的欲火。

王素元是个涉世不深的小职员，而徐恩曾却是王素元的上司，所以徐恩曾便以上司的身份经常与王素元接触、幽会。在徐恩曾的感情攻势下，王素元渐渐喜欢上了徐恩曾。徐恩曾是一个十分有才分的人，经常可以用“诗歌”和“外文”哄骗她。

有一天徐恩曾约王素元在一个饭店吃饭，便提出自己的想法：“素元啊，我打算开一家实业，名字都起好了！”

好奇的王素元便问：“什么名字啊？”“正元实业，这个名字怎样？”徐恩曾一向在女人面前故弄玄虚，从而显摆他的学识和文采。

王素元一脸疑惑，摇头不解。

徐恩曾说：“素元啊，你知道我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蒋委员长，一个是你！委员长叫蒋中正，而你叫素元，正元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觉得好听吗？”“好听！”

王素元觉得徐恩曾既体贴又会心疼人，便投入了徐恩曾的怀抱。徐恩曾靠自己连哄带骗的伎俩将王素元搞到了手，心里美滋滋的。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女人，徐恩曾自然就不去青楼嫖娼了。他想：与其去青楼，不如找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女人。王素元与徐恩曾确立了恋人关系之后，徐恩曾确实安分了一段时间。

可是好景不长，徐恩曾的老毛病又犯了。几个月后，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个“局势”。有一次，王素卿来南京看望自己的妹妹王素元，因为长久不见，便相谈甚欢。就在此时，下班回来的徐恩曾见到了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

王素卿也是一个美人胚子，当好色的徐恩曾看到她后便起了歹心。他问：“素元，她是谁？你怎么从未向我提起过？”

王素元说：“她是我姐啊，怎么样，是不是我俩长得很像啊？”

徐恩曾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尤其在漂亮女人面前，他更是一套一套的。他先是同王素卿握手，而后又大献赞美之词。谈话中得知王素卿还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徐恩曾更是兴奋不已。他发现，这样的女人才是他想要找的。于是恶念在他心中闪过，他决定用手段把她搞到手。

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其实大家都懂。首先，王素卿本是有夫之妇，通过一番长谈，她的男人同样留学海外，竟与徐恩曾还是朋友，况且王素卿还是王素元的姐姐！但是这个徐恩曾才不管这些伦理关系，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得到这个女人。后来徐恩曾得知王素卿的男人出国，心怀不轨的他便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夜晚，偷偷在自己的徐公馆设下陷阱——布置了一场鸿门宴。

宴会开始了，表面看上去就像一场普普通通的家宴，但实际上却暗藏玄机。蒙在鼓里的二姐妹本以为徐恩曾一表人才，是个不可多得的谦谦君子，没想到酒过三巡，两个女人开始觉得大脑昏沉，不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根本没想到这酒杯中已被下了蒙汗药。见两个女人昏死过去，徐恩曾觉得机会来了，便把王素卿带进了私房，借其昏迷将其奸污。

当王素卿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徐恩曾的床上，便开始尖叫！但是这里毕竟是徐公馆，任其嘶喊求救，也是无人应答，她已经掉进徐恩曾的魔窟。慌乱中她厮打徐恩曾，而徐恩曾也任其扇耳光，但是扇过耳光后，徐恩曾变了脸色：“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就停手！”

王素卿一脸泪痕，脸上挂着恨：“你真是个畜生，占了我妹妹，今天又占了我……别忘了，朋友妻不可欺！你真是个畜生！”“什么朋友妻不可欺？应该是朋友妻不客气！再者说你老公出去留学，也没有心思照顾你。等他回来，我给他安排个好工作就是了！至于你，既然今天从了我，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如果你听任于我，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王素卿一脸迷茫，但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是国民党里的红人，根本无法得罪，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无奈之下王素卿只能试着接受这个男人。

王素元醒后，发现自己的姐姐竟然抢先一步上了徐恩曾的床，也大声责骂徐恩曾和王素卿。不过身在徐公馆，哪有她说话、吵闹的份儿。既然姐姐与自己的准老公生米煮成了熟饭，她也没辙儿了。但是徐恩曾念在曾经有过的旧情，给了她一些钱和地皮，和平与之分手，还算通人情。

王素卿就这样阴差阳错成了徐恩曾的二任太太。事后，徐恩曾对王素卿也是百般疼爱，只要条件许可，徐恩曾都会尽可能地满足这个女人。后来他还在重庆给王素卿置办了实业和豪华别墅。但是王素卿也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她十分贪财，而且不安于现状。后来她的胃口越来越大，让徐恩曾头疼不已。

徐恩曾的第三个女人名叫费侠，这个女人可是一个传奇女子，因为费侠曾经是共产党员。费侠，湖北钟祥人，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去苏联留学，深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归国后便加入共产党。因为费侠才貌动人，而且非常有才华，于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内部大展身手，参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关于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书籍，而且她还是一个外交高手，实属中共党内的一朵奇葩。后来费侠进入中共“特科”工作，并且参加了无线电学习班，转战地下。

与钱壮飞等人一样，接受完培训的费侠也顺利打入敌人内部，成为中统分子中的一员。在中统内部，费侠负责电台等工作。在顾顺章叛变之前，费侠也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立过大功。不过顾顺章叛变之后，风云突变。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纷纷被特务们挖了出来，其中一个人就是费侠。

其实徐恩曾对费侠早有耳闻，一个年轻漂亮且能力超凡的女特工经常在自己面前晃悠，他能不心动吗？不过当她被捕后，徐恩曾也曾大吃一惊。有一次他竟拍着大腿自言自语：“我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怎么连我身边的女人也是共产党？”他恨共产党，但又觉得共产党是令人敬畏的对手。但是他舍不得费侠成为刀下魂，于是便托关系暗中保护费侠，希望通过洗脑，策反费侠，让其成为自己的人。

后来暗中保护费侠的事传到了陈立夫的耳朵里，陈立夫十分生气。于是他致电徐恩曾，要求跟他谈话。“你明明知道她是中共叛徒，为什么还要护着她？难道你也是……”陈立夫脸色气成绿色的，怒拍桌子。“立夫，我保护她，是因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屁话！谁不知道你徐恩曾见女人眼开！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陈立夫表情凝重，让他放弃费侠。“我知道，我知道……”“难道钱壮飞的教训，你还没记住？”陈立夫反问徐恩曾。

徐恩曾脸色有点难看，他说出实话：“立夫，咱们相识多年，况且咱们还是一个战壕的。我徐恩曾喜欢女人你们是知道的，但是费侠已经被捕了，况且她还是个女的，本事再大也是插翅难逃了。黄金易得，像她这么好的女人却难求啊。现在你让我跟她一刀两断，不是要了我的命吗？”“你到底想要怎么做？你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个你尽管放心。我有自己的办法，绝不会让一个女人耽误了党国的大事！”徐恩曾信誓旦旦，陈立夫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无奈之下，陈立夫只能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听了之后也非常惊奇，便召见徐恩曾。

徐恩曾为了这个费侠，裤腰带上别着自己的人头，战战兢兢来到蒋介石的面前，像个小学生那样不敢抬头。“听说你跟一个女共产党有一腿？”蒋介石开门见山。“是，其实她已经不是共产党，她已经归顺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怎么知道她归顺党国了？万一她把秘密卖了，你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你能保证吗？”蒋介石十分严厉，盯着哆嗦着的徐恩曾，如同一只老虎盯着一只兔子。

徐恩曾考虑了考虑，为了这个女人还是豁出去了：“委员长，我以自己的性命担保，费侠绝不会出卖党国，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国的任何事情！况且我对她萌情已久，我非费侠不娶，费侠也非我不嫁！你就答应了吧！”

蒋介石一听，竟然笑了。“没想到你倒是一个痴情种啊。纵有良田万顷，也不敌这一个女人啊！既然你喜欢她，就好好珍惜！但是请你记住，你今天下的军令状！哪天这女人出了事，你就自行解决吧！”

徐恩曾退下，但是心里却乐滋滋的。后来在徐恩曾的洗脑和感情攻势下，这个曾经信奉“布尔什维克”的女人也为了一个中统头子叛变了革命，这令人惋惜。1938年，徐恩曾与费侠在武汉结婚。婚后，费侠给徐恩曾生了几个孩子，虽没正式进入中统，却一直为中统做事。后来蒋介石兵退台湾，费侠与徐恩曾也一起去了台湾。

徐恩曾好色、风流，喜欢女人，也甘愿为女人牺牲。在中统局纵横跋扈十多年，他跟十多个女人上过床，有过暧昧关系，以至于后来他教育自己的部下：“不要学我玩女人，要学我玩技术……”只可惜上梁不正下梁歪，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他的部下个个都是好色之徒，且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也是日后中统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3.拖家带口参加特务

过去有人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起义领袖打下朝野，成了一个土皇帝。等到行赏封爵的时候，他竟然封自己的弟弟为翼王，封自己的妹妹为公主，封自己的娘亲为太后……册封了一圈下来，发现朝野里当官的全是自己人。但是他觉得非常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此故事也非常适合徐恩曾。徐恩曾刚刚去党务调查科当科长的时候，就任人唯亲，将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八竿子搭不着的关系都统统调了进来。这其中包括他的老婆、小姨子、哥哥、叔侄等，而且每一个进入中统的人，都有一定的职位。其中他的哥哥在党务调查科书记室干秘书，而第二任妻子王素卿和小姨子王素元分别在会计室和文书股担任职务。还有曾经是顾顺章贴身保镖的林金生，这个人竟然是徐恩曾的表弟；而顾顺章的学生林金萌则是徐恩曾的表妹。徐恩曾拖家带口，几乎把沾亲带故的人都拉进了臭名昭著的“特务大本营”，真是用心良苦啊。不过放眼整个党，亦是如此。陈果夫让学矿的陈立夫加入国民党阵营，而蒋介石也是让接受过正统“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儿子蒋经国加入了国民党阵营。什么“夫妻店”、“兄弟行”、“父子档”、“家族村”等等五花八门。但仔细分析，“任人唯亲”确实有非常大的好处。

其一，容易管理。因为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大可不必说客套话，往往一句顶一万句。徐恩曾之所以让自己的亲人加入“特务”阵营，主要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徐恩曾搞的这个类似于“家族式管理”，既可以“集约”，又可以“粗放”，不但灵活有效，而且更有凝聚力。这样的“制式”，虽然不太好看（容易被人说闲话），但是对徐恩曾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二，利益捆绑。如果没有一定的利益，想必这样的组合很难出现。但是徐恩曾有权有势，自然就会吸纳这些亲戚前来高攀。虽然是为了钱，但也是自己的亲戚。既然徐恩曾不相信外人，那他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家人。况且这些家人，有利可图，为什么不捆绑在一起呢？俗话说：一条绳上的蚂蚱，通常也心齐。既然大家都往一处使劲儿，那么得到的合力总比一个人强。

其三，稳定江山。历朝历代，皇上打下天下，便把自己的兄妹册封为王或者公主，而那些卖过命的大臣则往往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为什么？因为亲人毕竟是亲人，关键时候护着你！以林金生为例，得知顾顺章企图谋杀自己的表哥徐恩曾，便坐不住了，趁黑逃出顾宅向自己的表哥通风报信，说：顾顺章要对你下手！徐恩曾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既然是亲人，他们通常会维护你的“江山社稷”，而你也可高枕无忧。

不过徐恩曾可是一个虚伪的家伙，他并不承认自己“任人唯亲”，而是站出来解释：“特务这行，臭名昭著，本身就没有人愿意干！那些真正有权势的，都会做别的！”不过没有任何利益，还要提着脑袋当特务，想必也没有这么傻的！既然他的亲戚“组团”加入党务调查科，自然有一定的好处。虚伪的徐恩曾不承认也就罢了，但事实是明摆着的。特务界里，“史密斯夫妇”特别多，例如：大特务张彼得夫妇、叛徒王维理夫妇、叛徒郭乾辉夫妇以及陈玉堂夫妇等。这种关系有一定的好处，但也有一定的坏处。那些最后遭到“满门抄斩”的往往都是这种关系。只可惜一个人在有钱有势的时候，是不会过多考虑后果的。

其实盘点中国人的关系，大多离不开“任人唯亲”。一个社会学者曾说，按照关系学划分，通常也分为三类。这一点，想必国民党那些高官早已经谙熟。比如著名的CC系，这种“抱团”行为涵盖了兄弟、亲戚、老乡、同学等等……这种关系其实是一种裙带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复合体。看似非常复杂，其实则非常简单。

首先说到政治关系，政治关系的连接点是政治利益。这个关系相对而言最为复杂，其中包括了阶级关系、党政关系、军政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等，而政治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政治地位。以徐恩曾为例，徐恩曾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这个官衔虽然不大，但是作用却很大，于是乎徐恩曾算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因为势而维系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关系。而徐恩曾又依附于地位更高的二陈……但是这些人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大而言是党国利益，小而言是个人利益。

其次是经济关系。徐恩曾的亲戚不远千里从浙江跑到南京，其实也是为了钱。加之徐恩曾是个吝啬鬼，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所以他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戚搞到身边，弄出一个“特务集中营”来。

还有一种关系是裙带关系，这种关系是最常见的。裙带关系自古就有，在中国历史上越演越烈。徐恩曾的“家族式”特务营也被裙带关系所拖累。徐恩曾在中统职位上待了15年，他的二老婆王素卿借助他的关系疯狂敛财。徐恩曾自己也是如此，甚至在西南边陲走私鸦片、军火，大发国难财！正因如此，蒋介石多次点名批评他，但是他不但没引以为戒，反而越来越贪心，动作越来越大，遭到蒋介石冷遇也是必然的。直到1945年，忍无可忍的蒋介石终于让叶秀峰取代了他，这也是徐恩曾为“裙带”和“贪心”付出的代价。

4.扩编、改革特务阵营

徐恩曾其貌不扬，但学识一流，色胆包天，野心十足。说实话，工程师出身的他，有点瞧不起自己目前的位置，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说服蒋介石，于是立功心切的徐恩曾想到了扩编。

一个人想要干大事，必须笼络一批能干的人。徐恩曾刚到调查科时，手底下只有那么十来个人，连打酱油的人手都不够。所以他打算扩编也是情理之中的，他提出由一个班扩编到一个排。于是他向陈立夫汇报：“现在调查科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大，如此下去，手头上这几个人不够用了！”“你什么意思？”陈立夫明知故问。“加人！多一个人就多一双手、多一双眼、多一个大脑！现在党国情报工作日益繁重，没有人是万万不行的！抽空你给蒋委员长透露一下，看看他的意思？”徐恩曾鬼得很，头顶上有陈立夫，从来不做“越级”的事。“好吧，我去问问看！你先写个申请报告吧。”

徐恩曾交了申请，没想到，批文很快就下来了，蒋介石同意调查科扩编一事。拿到批文，徐恩曾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他接连请了好几桌，像办喜事那样热闹。随后，他从中央军校第六期的政治警察训练班抽调了20人，这20人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

人手到位后，徐恩曾又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调查科内部增加了两个组。一个组叫文言组，一个组叫特务组。文言组，不是“文言文”的文言，而是负责收集、整理各地市杂志报纸刊载的信息，以了解共产党的行动。至于特务组，听名字就一目了然，就是负责特务行动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破译共产党的情报、密谋策划阴谋、组织暗杀破坏等行动。一时间，调查科竟然成了拥有五十多人的大科室。

为了进一步做好“特务”工作，徐恩曾深刻地体会到仅仅一个“中心”是不够了，况且狡兔三窟，一个特务组织如果能够拥有其他的联络点，就不至于被一窝端掉。于是他再次找到陈立夫，与陈立夫商量。“立夫，我要向你反映一件事情。”“什么事？”

徐恩曾想了想，说：“调查科是一个特务单位，所干之事都是‘见不得人’的。这种不见光的事情还是越隐秘越好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仅仅一个司令部是不够的，狡兔还有三窟呢！”

陈立夫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清党之后，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革命活动已经秘密转移至地下。要侦破这些秘密的革命活动，就要秘密作战，既然是秘密作战，就要设立秘密情报点。只不过这话被徐恩曾说了出来。

陈立夫叹了口气道：“你说得很对啊，一群特务进进出出，太过扎眼了！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徐恩曾琢磨了一会儿，说：“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联络点。”“行啊，你看着安排吧！”

取得了陈立夫的同意，第二天，徐恩曾便让自己的手下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紧邻中央饭店的地方，找了一个看上去不太起眼的二层小楼。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正元实业社”！也是徐恩曾后来跟王素元说起的那个地方。

正元实业社表面是个商业机构（主要卖通讯器材，类似现在的手机店），其实是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情报点。与其丁家桥总部而言，正元实业社更像人体的手脚，而丁家桥总部则像人体的大脑。后来中统所有的秘密情报几乎都来自这个正元实业社，而最初这个地方的负责人，就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钱壮飞。

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联络，徐恩曾发挥其“无线电”方面的天赋，购买引进了大量的电台、电报设备，建立起庞大的“电台网络”。他要求特务们熟练运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提高发送情报的质量和速度，增强其秘密性、安全性、可靠性。他时常亲自上阵，给特务们上课，还请一些专家向特务们亲身传授无线电发报技术。后来，他在正元实业社的旁边建立起党务调查科的总电台，并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分电台。不过此时的徐恩曾也发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那就是开一家“通讯器材”经营店，于是他又经营了一家类似当下“苹果直营店”一样的通讯器材专营店。

人员多了，职能机构也扩充了，秘密情报点也有了，还需要什么呢？聪明绝顶的徐恩曾又想到了一个主意：强强联合。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务”是没有身份的人。这些人为了行动，通常隐姓埋名，时常变换身份，所以在执行调查、破坏、暗杀等行动时往往遭到宪兵或者警察的干扰。为了方便任务执行，他想到了“合作”。于是他开始思考：如果能够和宪兵队、警察局合作，特务工作将会执行得更加到位，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特务们的作用。于是徐恩曾又找到了陈立夫！“调查科被你搞得有声有势嘛，今天怎么又来了？”陈立夫恭维了徐恩曾一句后，接着问道，“此次大驾光临，是不是遇到了阻碍？”

徐恩曾难为情地挠挠头皮：“部门、联络点都到位了，就是任务执行这一点……”“你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徐恩曾依旧吞吞吐吐：“搞特务行动就是要隐秘进行！看看大街小巷，全都是警察局、宪兵队的人！我们的人又不好表明身份，执行任务遭阻碍怎么办？况且共党转至了地下，没有警察局和宪兵队的配合，我们也不好动手啊！”“这个事情我考虑过，但涉及的部门比较多，要向委员长通报才行！”“那有劳你……”徐恩曾露出献媚的笑容。

陈立夫站起来拍了拍徐恩曾的肩膀：“你怎么突然变得客气了？只要是对党国有利的意见，你就尽管提。要放开手脚，大胆去做，出了事我给你顶着！”陈立夫的这句话让徐恩曾心情大悦。

几天后，好消息传来，陈果夫的保镖陈独真出任南京警察厅督察长。如此一来，徐恩曾和警察局的关系就顺畅了。徐恩曾又吩咐自己的手下：“一定要跟警察搞好关系，没有他们，你们的工作就难以开展！”于是随后中统特务们在警察的协助下，公开、放肆、大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假借查户口、调查之名进行疯狂的抓人、暗杀和破坏活动。

后来，徐恩曾又在陈立夫的疏通下，认识了“宪兵之父”谷正伦。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完全是因为利益。

谷正伦绰号“谷屠夫”，贵州人，这人非常不简单，“宁汉合流”的时候，他曾经将宪兵营扩编为宪兵团，后来又亲自担任四十军师长，被称为“宪兵之父”。此人手段毒辣，杀人无数，因此绰号“谷屠夫”。自从与徐恩曾结识之后，宪兵队与中统就开始狼狈为奸，谷正伦作为宪兵司令，专门成立“特高组”，帮助中统特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杀人、破坏行动。

正因为利益关系，谷正伦和徐恩曾成了臭味相投的酒肉朋友。1930年秋，徐恩曾竟然成了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而大特务顾建中（字锡朋，1930年进入中统，是中统著名刽子手之一）也成了宪兵司令部调查科特务组组长。随着双方利益越来越紧密，调查科抓来的嫌犯甚至可以直接投进宪兵队的监狱中。后来，出于对调查科的“好意”，宪兵队竟然还单独拨款，又为调查科单独修建了监狱，而徐恩曾和顾建中还可以从宪兵司令部领取每月80块钱的工资。党务调查科和宪兵司令部的密切合作，使得特务活动更加畅通无阻了。

上任不久的徐恩曾，对党务调查科经过一番扩编、改革，党务调查科彻底变样，这就是后来“特工总部”的雏形。而徐恩曾一手开办的“正元实业社”，似乎从某种形式上脱离了国民党党部，从而变得更加神秘了。

5.钱壮飞案

说起“正元实业社”，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钱壮飞。他不仅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而且还是正元实业社的负责人。钱壮飞虽然只是徐恩曾身边的一个秘书，但是，他对徐恩曾而言却相当重要，就像陈立夫之于蒋介石一样重要。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浙江湖州人，是徐恩曾的浙江老乡。此人医科毕业，后来当过几年大夫。1926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28年，钱壮飞进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工作，第二年，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工作。钱壮飞机智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后来，他被徐恩曾调至身边从事秘书工作。说到这里，还要说说徐恩曾的两个缺陷：第一个是文章写得差，第二个是书法写得烂。徐恩曾虽然是留洋硕士，但毕竟用的是洋墨水，学的是工科，工科出身的人鲜有书法和文笔过硬的，徐恩曾这两样都很差。倘若说玩无线电、玩女人，倒是他的强项。所以，为了弥补自己的缺陷，徐恩曾录用了钱壮飞。钱壮飞进入调查科不久，便向徐恩曾推荐了李克农和胡底，在钱壮飞的举荐下，李克农和胡底分别打入天津和上海的情报系统担任要职，而李克农、胡底、钱壮飞也被称为“龙潭三杰”。

虽然钱壮飞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但却不能完全得到他的信任。因为从事特务这行有一个规矩：不能轻信他人！徐恩曾也是如此，他交代：凡牵扯到密码破译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制度来操作。比如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去上海，他趁徐恩曾进妓院鬼混之际，偷偷掏出徐恩曾身上的密码本，但这一幕却被站在门外守候的特务们看到了，无奈之下钱壮飞只好将密码本又放回了徐恩曾的口袋里。钱壮飞深知密码本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密码本，就无法解开国民党的机密。所以他陷入思考，如何才能得到并破译这个密码本？

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龙潭三杰”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李克农。李克农，名泽田，人称中国“特工之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唯一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将军。“克农，国民党的所有情报都在徐老板的密码本上，只有得到他身上的密码本，就可以破译我们需要的资料！可是……”钱壮飞显得忧心忡忡。“可是什么？”“可是他的密码本很难得到，怎么办？”钱壮飞十分着急，所以他想让李克农出个主意。“你是徐恩曾的秘书，他的情况你比我熟悉！他平时有什么习惯？什么缺点？咱们分析一下。”

钱壮飞想了一下说：“这个人喜欢玩女人！可能这就是他最大的喜好。”

此时李克农听钱壮飞一说，眼睛一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趁他嫖娼的时候，得到密码本呢？”“你说说看！”

李克农怕隔墙有耳，就趴在钱壮飞的耳朵上说了说计划：“你应该设计让他往里跳！既然他喜欢女人，就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给他女人……然后再想方设法拿出密码本。”

钱壮飞一听十分高兴，他说：“好吧，这事我去安排！”

有了计划，就要找到实施的目标。去上海公干的时候，机会来了。来上海这几天，钱壮飞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帮徐恩曾物色倾国倾城的名妓。后来他得知上海中山路的龙门酒店来了一个这样的女人，便告知了徐恩曾。徐恩曾一听，兴奋不已。于是告诉钱壮飞，帮他订一个座儿。订好座儿后，钱壮飞便通知徐恩曾，而徐恩曾则让钱壮飞一同去龙门酒店潇洒！“钱老弟，不妨同我一起赴宴吧！”

钱壮飞拒绝了：“刚才老板娘打来电话询问你，我要在这里应付她，赴宴之事还是您亲自去比较合适！再者说我还要处理一些文件，上级急等着用！”“哦，这样啊！好吧，那我自己去了！”徐恩曾高高兴兴换上衣服，且在腋窝下喷了几下进口香水。

当他准备把密码本塞进衣服口袋时，钱壮飞急中生智道：“处长，那种场合人杂，随身携带密码本恐不安全啊！不如让我替你保存。”

此时徐恩曾的心早就跑到名妓的床上去了。他说：“好吧，你就把密码本锁进保险箱里吧，然后贴上张封条！”但是等徐恩曾准备提笔写封条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字实在难看，而赴宴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他回过头交代道：“算了，还是你替我保管吧，等我回来你再给我！”

密码本到手了，钱壮飞十分高兴，他感觉到怀里像是揣了一只小兔子，快要跳到嗓子眼了。送走徐恩曾，他迅速联系到李克农，两个人共同破译了密码本里的秘密。

大特务头子徐恩曾因为好色，竟然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真是令人不解。不过更令人不解的是，钱壮飞逃走后，他竟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一直自言自语道：“一定要查实，或许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钱壮飞破译“顾顺章叛变”之事应该说是1931年的4月24日。得到密码本的钱壮飞突然截获一条电报。电报中说：“黎明被捕，并已自首。”钱壮飞深知这个“黎明”就是中共特科的红队队长顾顺章。得到这样的惊天消息，钱壮飞也为之一惊。后来他又接二连三截获了武汉方面发来的电报。钱壮飞深知顾顺章叛变，将使党中央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因为顾顺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为了减少破坏，钱壮飞决定做一件重要的事。

1931年的4月25日晚上10点，钱壮飞送走刘杞夫（钱壮飞的女婿）后，已经夜深人静空无一人了。钱壮飞迅速给党的每个站点发了一份电报：“潮病危速归！”示意党内成员迅速撤离，潜伏起来。发完电报后，他还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并且警告徐恩曾：“如果对自己的家人动手，必将其一切丑闻公之于众。”而此时接到通知的各站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撤退了，就连周恩来同志也感慨道：“倘若不是钱壮飞的通告，整个共产党或许早已不复存在！”

4月26日，钱壮飞估摸着顾顺章马上就要到了，于是提前向徐恩曾请了一个假，然后急匆匆地离开潜伏了近三年的党务调查科，撇下自己的家庭坐火车离开了南京。得知钱壮飞是共党卧底，徐恩曾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他先是震惊，后来是发怒，再后来则是害怕、担心。他担心此事一旦惊动蒋介石，轻则革职，重则枪毙。于是他抢先一步托张道藩警告了蔡孟坚，让他保守秘密，否则要让蔡孟坚难堪。当时的蔡孟坚，年轻气盛，但在张道藩的几番指点下，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但是令蔡孟坚没想到的是，立功心切的徐恩曾竟然抢先一步将顾顺章带走了，以弥补钱壮飞带来的损失。后来蔡孟坚大发雷霆，他曾说道：“这是徐恩曾在个人恐慌中自惭形秽，不顾情理，将顾与我永远隔离……”徐恩曾毕竟老奸巨猾，比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厉害多了。他夺下“顾顺章案”，并且隐瞒了“钱壮飞案”，同一时间竟演了两出好戏。后来徐恩曾靠顾顺章发了一笔血腥财，不仅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而且还创办了自己的特工总部，真是因祸得福啊。

6.成立特工总部

徐恩曾碰到顾顺章这个“贵人”之后，不仅杀害了共产党人恽代英，而且还抓住了向忠发，在广东杀害了蔡和森，一下子成了蒋介石眼里的红人。蒋介石亲自接见、表扬了徐恩曾。“果夫和立夫经常向我提起你，说你是个工作狂，好同志，屡屡为党国立下奇功！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案子，你处理得非常好！只要你好好干，党国不会亏待你的！”蒋介石一改往日严肃作风，说起话竟然也和善起来。“谢谢委员长，谢谢委员长！”

受到表扬的徐恩曾兴奋得两天两夜没睡觉。他在想，既然委员长夸奖我，到底奖励我什么呢？提干还是加薪？后来他从陈立夫的口中得知，蒋介石非常看重“特务调查”，有意继续扩大党务调查科的规模。此时的徐恩曾既激动，又幸福。没过几天，蒋介石的拨款到位了，二陈找到徐恩曾，研究一下如何打造、扩编新的特务部门。“蒋公非常重视这件事！现在是敏感时期，共党阵营转至地下，所以地下战线很长，压力巨大，你如何看待扩编的事？”陈立夫征求徐恩曾的意见。

徐恩曾说：“我想应该单独成立一个特工部门！这个部门第一要享有特权，第二要有独立的门户，不得受其他部门的干扰。”“你的意思是另外成立一个部门？”陈果夫也问。“对！”

陈果夫和陈立夫陷入沉默。

徐恩曾解释道：“首先党务调查科仅仅是一个科室，一个科室能有多大的权限？区区一个排的人马，连‘挖坑儿’的人都不够。其次这个科室，头衔也不够响亮，干着牛的活儿，却喂驴的草料，肯定不行！再者说，既然蒋公重视，不可能仅仅拨点款，打发兄弟们吧？”

陈立夫说：“你说得有理，但是怎么做？”“我觉得这个部门一定要符合蒋公的思路！正元实业社太小了，成不了气候！现在要建，就重新建个规模大的！”

此时陈果夫插了一句话：“我觉得一个特务机构，也不能像那些常规机构那样有公开的编制、任务、人员……毕竟特务工作是隐秘的嘛，不能太‘光明正大’！你的想法倒是不错，但是想要堂而皇之挂着明晃晃的牌子，恐怕很难！就特务本质而言，就需要掩护！所以老弟，你还要再斟酌斟酌。”

陈果夫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一点徐恩曾早就想到了。于是他进一步解释：“其实这个部门完全可以是一个‘FREE’机构！”

“FREE？”陈立夫瞪着眼睛看着徐恩曾。“我觉得自由一点好，这样既能够从需求的角度出发，人员、部门、组织也可以任意加！只不过还需要声明一下：要有自己的独立制度和体制！”言外之意，徐恩曾对这个“部门”早就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特工总部”的“新”在于三不沾、三无。所谓“三不沾”指的是：体制上不沾国民党党部的边儿，行动上不沾党务调查科的边儿，编制上不沾国民党组织部的边儿。所谓“三无”指的是：无挂靠单位，无公开门牌，无固定编制。这样一来，特工总部的名头不但响亮，而且又不拘泥于形式（一部分是为了向戴笠炫耀），非常适合“特务”工作。当徐恩曾把这个“想法”摆到桌面上，二陈听得有点蒙。

徐恩曾进一步解释道：“本着蒋公的精神和旨意，我们就是要把它做大，而且还要做出声势。况且现在刚刚起了一个好头儿！再者说，手里没有一定的特权就无法处理事情，而且这个特权一定要秘密使用。其次，这个部门还是调查科的下属部门，一切旨意还要听上面传达！只有你们授权，我们才去做！没有授权，我们绝不动手！”“这样可以，但绝不能越权行事！”陈立夫补充道。

徐恩曾点点头。

几天后，徐恩曾出具的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当然这个特工总部的主任官衔还是由徐恩曾担任，对外仍称“党务调查科”。特工总部是对内称号，对外称号则用“华统”、“鲁犁”等化名代替。此时的徐恩曾不再是“徐科长”了，而摇身一变，成了“徐老板”！

徐恩曾真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他竟然把特工总部设在了南京道署街132号的瞻园里。瞻园是著名的古典园林群宅，名字是乾隆皇帝根据欧阳修这句“瞻望玉堂，如在天上”的诗而题的，此园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以及无锡的寄畅园俗称江南四大名园。这样一个风景幽雅、郁郁葱葱的风水宝地，即便是停留片刻，也是一种享受，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办公了。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入驻瞻园的部门并不是一个园林绿化的公益部门，而是一个冷血、见不得人的特务组织。

特工总部成立以后，许多特工组织的“点”如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后来还在南京、上海等“红区”专门设立了行动区。其中上海行动区的负责人是濮孟九（此人是特工总部的二号人物），南京行动区的负责人是徐恩曾。特工总部虽然没有固定编制，但是却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况且一个特务机构，如果没有明文规定，不安分的特务们便更加难以管理了。

特工总部按照职能划分：首先设立书记室，书记室又下分组织、指导、审理、行动四个科。此外还单独设立了训练、情报、总务三个科室。后来特工总部部门越分越细，慢慢又有了设计委员会、电讯总台、总督察、行动队以及密电研究室等。在红区，特工总部还设有特务室和策反专科，主要目的是策反那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网络。

一、书记室

所谓书记室就是特工总部的“大脑”，所有的命令、指令都是从书记室里发出去的。书记室下设书记和副书记各一名，职位略高于特工总部的其他科室。其中书记室的书记是濮孟九（江苏松江人，留德学生），副书记王思诚（正元实业社仅次于钱壮飞的2号人物）。书记室下设四个科：指导科，科长是田昆生；行动科，科长马啸天；审理科，科长吴若萍；组织科，科长（无从查实）……

书记室主要负责特工总部的人事调动及工作安排，指导破坏共产党的情报机构，逮捕、暗杀共产党人士，并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进行洗脑、劝降、策反等工作。

二、情报科

情报科是特工总部的关键部门，主要负责侦破、搜集密电，并且将密电整理成文字，传达给上级。情报科设正负科长各一名，科长刘馥斋，副科长张国栋。情报科分别下设三个股一个室：指导股、编审股、译电股、密电研究室。科下还分别设立了三个情报站：北平站、上海站、天津站。而各站点都配有先进的电台设备，以便与南京总部联络。

指导股：股长王广来，干事有项本善、陈文昭（中共叛徒）、张庆容、何允逸、刘求知、牛伯男、王荣生等。全国上下根据人员划分了六个片区（类似于大区域），而这些干事们就像大区域经理一般各自负责一个区域。指导股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各地区的特务室搜集、审查、分析情报，并且每日编辑情报一份，分别送徐恩曾、陈果夫、陈立夫、叶秀峰、何应钦、陈布雷等人参考。如情报特别重要，则由徐恩曾批审后直接交蒋介石过目。

编审股：股长杜品山，该股的主要任务是将收集的情报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审查，每个月编辑一本名叫《月报》的刊物。偶尔也会针对一些特殊问题整理出版一本名叫《专报》的刊物。这些刊物也是供党内一些高参参考之用。

译电股：股长薛敦平。译电股主要负责译电和编制密码两方面的工作。虽然这个科室负责译电，但是却不负责接收电报。接收电报的任务则由另外一个名叫“电讯总台”的科室负责。也就是说，负责译电的只负责译电，负责发电报的只负责发电报。这一点也是老奸巨猾的徐恩曾想出来的，目的在于保守秘密，防止两个部门勾结泄密。进入译电股的成员通常要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主要是熟悉并牢记明密码，然后再把明密码转换成为密电码。编制密电码的人都是徐恩曾亲手挑选的，非常可靠。在编译密码方面，译电股讲究“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的说法，而且每年都会重新变换几次。

密电研究室：科室主任张华茂。张华茂被调走之后，由马懋文担任主任，副主任是陈文彬。该室共有职员三十余人，算是特工总部里比较大的一个科室，其主要负责搜集和破译情报。在搜集和侦破情报方面，以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居多，其次是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而山西阎锡山较少。至于共产党方面，密电研究室的收获微乎其微，也说明共产党在译电发送和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到位。1937年，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又向徐恩曾推荐了李担任和武子明等十名精英，从而又组建了第二密电研究室。

至于三个情报站，也仅仅只是收集情报而已。其中上海站站长是邓达谧，北平站站长是后大椿，天津站站长是张庆恩。

三、训练科

训练科设有科长、副科长各一名，干事若干。其中科长王云亭，副科长薛秋泉，干事有王济汉、朱秋白、徐政等，助理干事是李士群（后来成为汪伪76号主要头目）。

训练科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第一，编制训练小组，开展特务技能培训。除了培训之外，还组织经验交流会。每次开会，除重拾口号外，着重解释、处理一些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纠正。第二，编辑《动力》和《群力》两本手册，均为半月刊。《动力》供特工人员阅读参考，《群力》则供特工之外的普通人员阅读参考。第三，负责研究撰写《特工用书》，其中就包括顾顺章编写的六本技能书。这些技能书几乎涵盖所有的特工技能，供党内特务学习使用。

训练科一共组织开展了三期特务训练班，每期时间为三个月。其中一期教练是顾顺章，二期、三期教练是大特务王杰夫。三期特训班，一共培养了60名特务，后来这些特务成为中统中的骨干力量，可见其训练水平之高，不亚于苏联克格勃。其中二、三期的训练班教练王杰夫就是特务丛中的一朵奇葩。

王杰夫作为一名特务训练专家，对“杀人放火”之事非常精通。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枪毙共产党人瞿秋白一事。1935年2月，瞿秋白在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县翟田镇水口村被地方反动保安钟绍葵抓获。后遭叛徒指认，瞿秋白的身份被识破，从而被关进长汀监狱。为了劝降瞿秋白，徐恩曾专门派了这个特务专家王杰夫审理。王杰夫同顾顺章一样，也是一个自大狂。刚刚来到长汀，便拍着胸脯向那些小特务们炫耀：“你们没有办法不要紧，我的办法有得是，不信他不开口！”信誓旦旦的王杰夫来到瞿秋白面前，软硬兼施，企图让瞿秋白开口。结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撬开瞿秋白的嘴，样子十分狼狈。后来王杰夫无奈之下打报告给上级，上级则通知李默庵和宋希濂杀害瞿秋白。也就是193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喊完“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后被一枪打死，年仅36岁。

四、总务科

总务科也是设科长、副科长各一名，其中科长是周伯良，1936年周伯良死后改由张祖模担任，副科长是仝道云。其中大特务陈庆斋、王国栋等也在该部门任干事。

总务科的主要职能是文书、会计、事务等工作，其中还设有一个保管股，类似于仓库保管性质的，主要保管特工人员所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主要以小口径手枪为主）。

五、电讯总台

电讯总台下设台长一名，分台长若干。其中台长是范本中，分台长有陈玉堂、袁更、吴世昌、王正鸿等。除一个电讯分台设立在徐恩曾家的大院里，其他分台分布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一张电台情报网。

电讯总台的主要任务是与所属情报机关以及临时派出的情报小组进行联络和沟通，主要负责接收和传播情报。而电讯台发出的情报也有两个特点：1.只管收电报，但不知其内容；2.所发电报电码不同于普通电台所发的电码，难以被侦破、破译。

六、设计委员会

设计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徐恩曾，其实设计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委员会里委员全部都是一些中统高级特务，其中包括张冲、顾建中、季源溥、郑伯豪、李熙元、徐兆麟、丁默邨等。

七、总督察

总督察，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督察机构，主要负责监督考核特务人员的忠诚度和“活动动向”。如果发现某特工有不好的倾向，便立刻对此人进行控制。其中王杰夫和刘不同先后担任特工总部的总督察。

八、其他机构

特工总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区”和“特务室”。其中“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城市，而“特务室”则设在一般省份和中小城市的铁路干线上。在“区”和“特务室”的基础上，又专门设置了“肃反专员”和“特派员”，主要负责各地区的肃反、劝降、破坏等具体工作。地方特务室下设主任、秘书各一名，按照职能部门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四个科，每个科各设科长一名。

特工总部成立后，南京瞻园便不是一个江南园林，而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神秘组织，平日黑色大门紧闭，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供人进出。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是却在周围埋伏着众多特务。当游人不慎入内，轻则被骂，重则挨打。有一年，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纪亮喝完酒路过瞻园，知瞻园乃太平天国杨秀清曾经住过的官邸，便好奇地踏入瞻园。令他大感意外的是，没等他左脚踏进瞻园，便被附近蹿出一些黑脸大汉痛殴一顿。挨了打的纪亮后来向国民党中央政要反映，没想到得到的回复是：党内重要机构，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听到这样的解释，纪亮发飙道：“若是重地，为何不设个牌匾警示？肯定是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环境幽雅的地方，里面却设有“监狱”和审讯室，是名副其实的阎王宫殿。每一次秘密押送进瞻园里的人，很少有出来的。据一中统人员回忆，深夜时常能够听到“冤魂”的嘶鸣声，简直令人不寒而栗。内设的“审讯室”，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有老虎凳、皮鞭、杠子、烙铁以及各式刀具，地面上的血迹擦也擦不干净，如同杀猪的屠场一般，令人感到无比恐惧。虽然瞻园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地狱，但是徐恩曾却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工作很见成效。后来他还成立了南京实验区，专门控制当地的特务活动。“留俄学生招待所”是专门针对“留俄”的共产党、学生设立的监狱，而“自新人招待所”则是专门收容中共叛徒的。最出名的是安品街38号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招待”手法特殊、另类，曾经有许多人物死在里面。

特工总部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大，几乎整个国内“无死角”，就连那些犄角旮旯、偏僻之地，也有徐恩曾安插的特务。这些个“特务室”有大有小，有的几个人，有的则几十、上百人，而且名字也是经常更换，诸如什么特训处、绥靖团等五花八门。若干个情报组织汇成一张特务网络，而网络里的特务、奸细又被称为“细胞”！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数以万人，但是每一个人的底细、行为都被徐恩曾自上而下控制着。如果哪一天做错了事，马上就会遭到惩处。1932年的12月至1933年的7月，短短的几个月期间，徐恩曾的特工总部的“成效”显著，劝降、策反、暗杀中共党员数百人。尤其是上海、北平等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当然中统特工总部的敌人并非只有共产党，凡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一切党派都是敌人，这些敌人包括国民党左派、地方军阀、民主人士。正是因为徐恩曾竭尽全力为主子卖命的“精神”感染了蒋介石，一度成为蒋介石眼中的红人。

7.排挤对手

徐恩曾看似文质彬彬，实则心胸狭窄、手段卑劣。刚刚进入中统，便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对手叶秀峰。

张道藩离开党务调查科之后，叶秀峰便取代了张，负责党务调查科。其实叶秀峰能够进党务调查科也是陈立夫推荐的，因为他们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同学。与陈立夫不同的是，叶秀峰曾经在中学当过教员，而教书先生往往都十分清高，叶秀峰这个人也是如此。

虽然叶秀峰与陈立夫是老同学，但私交一般。两个人的交流更像是“君子”间的交流，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陈立夫称叶秀峰其名，叶秀峰也是如此。在叶秀峰的眼里，既然是同学，当以同学相待，无高低辈分、职位之称，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不过后来，陈立夫上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干秘书长，成了叶秀峰的上司，此时两人的矛盾也就产生了。虽是同学关系，但也有上下级之分。因为生活中的交往并不多，陈立夫与叶秀峰的关系只有一种：上下级！既然是上下级的关系，那么两人见面，叶秀峰向陈立夫打个招呼，说几句恭维的话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职位不同嘛，人家陈立夫是领导啊！

但是叶秀峰可不这么认为，他可不是那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主儿。时间一长，陈立夫觉得叶秀峰作为下级，连点规矩都不懂，于是会上点名说了叶秀峰几句。没想到这几句把叶秀峰惹火了，于是他跟陈立夫闹起了别扭。首先，叶秀峰上班经常迟到早退，工作热情大减，后来干脆假装抱恙，到杭州一风景秀丽的地方疗养。此时叶秀峰认为，党务调查科虽然是个科室，但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和魄力，根本挑不起担子。叶秀峰没有辞职，反而跟陈立夫玩起了拉锯战。但是朝里可以一日无臣，不可以一日无君啊！叶秀峰沉得住气，陈立夫可沉不住气了！他认为应该及时挑选一个人来救救场。

觊觎已久的徐恩曾早早瞄上了这个位置。他想：无线电弄得再好也不算出息，但是搞调查就不一样，起码可以走走仕途。当陈立夫犯难的时候，徐恩曾竟然突然间冒了出来，他请陈立夫去茶楼喝茶。“恭喜你啊立夫，秘书长可是令人羡慕的职位啊，许多人想混还混不上去呢！以后等你发达了，我也能跟你沾沾光！”徐恩曾一脸献媚，狂赞陈立夫不止。“别提了……烂摊子还等着我收拾呢！”陈立夫发着牢骚。“怎么了？是不是叶秀峰的事？”徐恩曾旁敲侧击，试探着问陈立夫。

陈立夫挠了挠头，叹气。

徐恩曾替陈立夫说话：“这个叶秀峰真不识抬举，脾气再大也不能消极怠工啊？明显是冲人不冲事嘛！”言外之意，徐恩曾想听听陈立夫的想法，并且借此机会毛遂自荐，同时也能起到挤兑叶秀峰的作用。

其实陈立夫早就知道徐恩曾有这种想法了。但是他却说：“你不行，你是学无线电的，对这一行根本不懂啊！”

没想到徐恩曾早就准备好了，他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叶秀峰还是学矿的呢？”

陈立夫没有一口回绝，而是说：“你还是等等吧，我考虑考虑再说！”徐恩曾觉得此事靠谱了，于是又说了一通拍马屁的好话。

几天后，考虑成熟的陈立夫把党务调查科的职位交给了徐恩曾。听到此事，叶秀峰还不以为然，他在杭州某凉亭里，喝着雨前龙井，欣赏着美景。“叶先生，陈立夫让徐恩曾顶替你的位置，难道你还有心情喝茶水？”一起喝茶的朋友问道。

叶秀峰不紧不慢掀了掀盖碗杯说：“急什么？你觉得徐恩曾有这么大的本事吗？一个搞无线电的白皮书生，搞不出什么名堂，迟早陈立夫还得请我回去！”“难道你不准备一下？万一这个徐恩曾有水平呢？”“不要小瞧一个人，但是也不要高估一个人！徐是个什么水平，我一眼既知！陈立夫看准的不是他的真实本事，而是那副溜须拍马的嘴脸！再者说，科长一职我还没辞，徐恩曾顶多就是个兼任，有什么可担心的？”

与叶秀峰的冷静不同，徐恩曾则正在苦想办法彻底赶走叶秀峰。他先是找自己的人放风传话，让自己的秘书张国栋去看望叶，后来又伺机试探虚实。张国栋回来报告说，叶秀峰整日游山玩水，似乎对政治毫不关心。得到此消息，徐恩曾大悦，于是他马上致电陈立夫，将了叶秀峰一军。陈立夫大怒，于是上报总部，直接将叶秀峰赶出党务调查科！

得知自己被调走，叶秀峰才醒悟：自己完全疏忽大意了，让这个徐恩曾钻了空子。但是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卖。徐恩曾名正言顺地捡了个便宜，借陈立夫的手赶走了自己这个竞争对手。徐恩曾心机如此之重，颇有君子风度的叶秀峰哪是他的对手！

第二个遭到驱赶的是党务调查科的二号人物：张冲。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同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均为浙江老乡。老生常谈，江浙出文人。那段特殊的岁月，江浙也出了大量的政治人物。张冲不像徐恩曾等留洋派，他是通过“运动”选拔出来的。早期他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组织创办“醒华会”，1927年在组织策反张作霖的活动中被捕，后来得到自己母校校长（哈尔滨政法大学）雷殷的帮助，免于一死。再后来他南下投奔国民党政府，成了CC系一员，并且后来随陈立夫一同进入党务调查科工作。

张冲精通俄文，而且办事果断，做人又相当低调，党务调查科之所以发展得快，跟张冲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张冲才是党务调查科的灵魂，而初来乍到的徐恩曾只是挂着个虚职赚两声吆喝罢了。

按理儿说，自己手下有这样一张王牌，徐恩曾应该高兴才是。但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中国人有句老话：当官的都喜欢用那些水平一般、听话的属下。张冲虽然很低调，做事不张扬，但是这个人能力太强，徐恩曾怎能不嫉妒。徐恩曾私下里曾说过：“张这个人恃才傲物，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主任！好像这个调查科就是他的一样！课他也讲，情报他也搞，如此一来要我这个主任有什么用？”徐恩曾这样发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冲虽然能力强，但是他也瞧不起无线电出身的徐恩曾，一个搞实业的不继续搞实业，非要跑到“特务科”搞特务，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还有一件事是徐恩曾绝对不能允许的，那就是张冲的地位！张冲工作扎实，为人处世异常老到，徐恩曾进入调查科之前，张冲就是二陈眼里的红人。二陈欣赏张冲的才华和能力，而张冲与二陈的关系也十分妥帖。除此之外，调查科里的其他特务与张冲的关系也非常好，他们都十分欣赏张冲，认为张冲才是名副其实的一号人物，所以张冲在党务调查科地位稳固，这让徐恩曾心里颇为不安。于是徐恩曾等待机会，祈求老天爷能够显显灵，帮他挤走张冲！

就在这时，天上掉下了一个馅饼，这个馅饼就是大特务顾顺章。徐恩曾觉得顾顺章就是那个让自己“咸鱼翻身”的大宝贝，于是他捂着盖着，极力防范张冲，不让张冲插手！而张冲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就让徐恩曾一个人折腾去。结果折腾了半天，徐恩曾终于折腾出名堂来了！随着特工总部的成立，谋划已久的徐恩曾竟然给张冲准备了一双相当挤脚的“小鞋”，那就是在设置特工总部的时候，仅仅给张冲安置了总干事一职！这个职位不痛不痒，没有权力，是个虚职。徐恩曾大权独揽，从此不用担心张冲威胁自己的地位了。

张冲被徐恩曾将了一军，觉得自己如果继续与之对抗，便上了徐恩曾的当。于是张冲直接找到陈果夫：“陈部长，我想离开党务调查科！”“为什么？你不是干得好好的？”陈果夫有些不解，呆呆地看着张冲。“我觉得现在工作不太适合我……”“我先研究一下吧！”

陈果夫送走张冲之后，便打电话了解张冲现状。后来得知张冲是对自己这个“总干事”一职感到不满，所以才要求调离。陈果夫权衡再三，也是出于爱才的目的，于是决定将其调至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担任处长（因为陈果夫对电影事业着迷，打算成立一家电影厂）。后来陈果夫还是开导了张冲一番，希望他兼任特工总部的职位继续为党国的“特务事业”贡献力量，不过张冲仅仅嘴上答应了，但是对“特工总部”的事却不再过问。如此一来，徐恩曾凭借自己的本领，踢掉了一个厉害对手。

8.欲捉周恩来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便风声鹤唳，陷入一种白色恐怖之中。宪兵队的人在上海的街头来回巡逻，还有一群穿黑色衣服、戴着黑色礼帽、蹬着黑色皮鞋号称“三黑”的神秘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眼睛时不时地向四周探望着，这些人就是徐恩曾派来的特务。4月27日晚，徐恩曾带着张冲、顾建中等人来到上海，徐恩曾实在是兴奋不已，他在想：如果抓住了周恩来，他就发大财了！到了上海后，他同张冲等人秘密开了一个会。

徐恩曾有些亢奋，但是他依旧努力掩饰自己的内心：“你们都知道，抓住周恩来意味着什么？周恩来是共党的首脑级人物，只要抓住他，共党就会土崩瓦解！”“既然是首脑，他一定狡猾得很哪！”张冲解释，“更何况狡兔还有三窟，恐怕他早就接到钱壮飞的通知转移了。”张冲暗讽徐恩曾，让徐恩曾直冒冷汗。

毕竟徐恩曾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岂能因为张冲的一句话而自乱阵脚？于是他竟然反问张冲：“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倒是说来听听啊？”

张冲不慌不忙列举了N种办法，其中也涉及钱壮飞的家人。张冲说：“既然是钱搞的鬼，我们还应该拿钱下手！”“你说钱壮飞？”起初徐恩曾有些担心，毕竟钱壮飞临走前给他留了一封要挟信，如果徐恩曾敢下手，他就把徐恩曾的事抖搂出来。于是徐恩曾说：“既然他已经叛党，那就捉住他枪毙算了！”

张冲摇了摇头：“不能杀了他，他掌握了很多机密，要好好利用！”

徐恩曾无话可说。会议开至深夜，徐恩曾虽然有些兴奋，但是只要张冲在身边，徐恩曾就感觉不踏实。于是他想：赶走张冲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功，活捉周恩来！于是他致电上海军警宪特机关，要求特务们加强巡逻，最好联合租界中的巡捕力量一起打击共产党。

第二天一早，徐恩曾带着大批人马开始对顾顺章提供的重点地区进行搜查，其中包括周恩来住址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办事处的所在地。徐恩曾喊着口号：“摧垮共产国际，活捉周恩来！”小特务也跟着兴奋地喊起来。特务们很疯狂，但是共产党人也不会轻易被捉。他们要么乔装打扮，要么隐姓埋名……一只只眼睛看着特务们开着车沿着各个街道鼠窜。早已转移的周恩来得知徐恩曾来上海的消息，感叹道：“来得真快啊，要不是钱壮飞，可能我早就落入敌手了！”

此时另外一批人开着黑色轿车来到了上海法租界新兴路新兴顺里4号，这个地方是钱壮飞在上海的家。几个特务鬼鬼祟祟地上了楼，腰间别着枪。他们疯狂砸着门，开门的是钱壮飞的母亲。几个特务不分青红皂白，推开老人，便进去搜查。见房间里只有老人一个，便厉声问道：“钱壮飞呢？”

老人不慌不忙地说：“钱壮飞？我不认识他啊！你找他干什么？”“老太婆，你就不要装了！快把钱壮飞给我找出来，要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见特务们来者不善，老人想起钱壮飞临走时交代的话（你们放心，徐恩曾绝不会动手！）底气十足地说：“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杀了我，我也不认识钱壮飞！”

硬的不成，便来软的。特务们开始利诱老太太：“钱老太太，我们来的目的是因为一笔钱，只要钱壮飞在文件上签了字，我们立马就走！你意下如何？”“你们觉得我愿意被你们为难吗？如果知道钱壮飞，我一早把他交出来了！问题是我真不知道！更何况你找的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你们还是走吧，去其他地方问问吧，为难一个老太太算什么男人？”特务们一看老太太骨头硬得很，但是徐恩曾交代过，如果老太太执意不说，那就算了！于是特务们狠狠地瞪了老太太一眼，摔门离开钱壮飞家。

没有找到钱壮飞，徐恩曾就拼命寻找共产党的电台设施，他把共产党苦心建立起来的电台网络全部捣毁，共产党的电台网络，就这样被徐恩曾一下子给撕破了。

由于顾顺章叛变，许多共产党人搬离了先前的地方。此时周恩来正躲藏在一个汽车行里，这个汽车行是顾顺章不知道的一个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聂荣臻曾回忆道：“徐恩曾几乎搜查了我们所有的机关，唯独这个地方是顾顺章不曾知道的！我、恩来和富春同志，在紧急的情况下，都在这个联络点躲藏过。那段时间，为了避开危险，我们这些过去与顾顺章交往很多的人，都不敢上街。从那以后，组织上就考虑我们这些人撤离上海的问题。”（选自《聂荣臻回忆录》）徐恩曾指挥特务们，捣毁了一些来不及撤离的共产党的组织单位，其中包括保卫组办公室、红旗报社等。后来周恩来想方设法将“顾”叛变的消息通告给上海的李克农和天津的胡底，他们两个人接到消息后顺利逃出敌人魔掌。

立功心切的徐恩曾还是不死心，他抓住并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妄图觅到周恩来的踪迹。徐恩曾说：“掘地三尺，也要把周恩来挖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带着特务们不断搜索，甚至连基督教堂都不放过。

不过周恩来不但没有落入敌手，而且凭借其高超的指挥才能和大无畏精神，将深陷危险境地的诸多共产党人救出来，并且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方。其中“龙潭三杰”被安全转移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苏区。聂荣臻、陈赓和李强也顺利转移，周恩来自己也顺利脱身，去了江西。至此，徐恩曾活捉周恩来的计划彻底破产。

徐恩曾虽然没有捉住周恩来，但是在上海指挥“战斗”废寝忘食，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来蒋介石也被徐恩曾的这种精神所感染，见特务成果显著，一高兴便奖励了徐恩曾十万现大洋，支持他组建特工总部。

9.捏造“伍豪脱党事件”

前面提到过徐恩曾捏造“伍豪脱党事件”。伍豪是周恩来若干化名中的一个。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觉悟社》，他们用抓阄的方法起名，以代号相称。当时，邓颖超抓了一号，于是起名逸豪，而周恩来抓了五号，于是起名伍豪。周恩来非常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所以经常以笔名伍豪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伍豪这个名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高官几乎都知道是谁。

故事还得从顾顺章叛变，徐恩曾妄图活捉周恩来开始。话说上海地下阵营遭到破坏，周恩来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离开上海，转移至红区根据地。徐恩曾对没能活捉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对于周恩来，徐恩曾恨之入骨，他知道“擒贼先擒王”，而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脑，所以在徐恩曾看来，只要能抓住周恩来，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但不幸的是，周恩来智慧非凡，而且有着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应变能力。周恩来一手创办的中共特科也是情报组织，也就是说，周恩来不仅是政治首脑，而且是共产党的情报组织的最高首脑。周恩来的个人才能和个人魅力，使得他不仅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人们一起前进，也感染了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后来，就连与徐恩曾一起制造“伍豪脱党事件”的大特务张冲，也被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张冲死后，周恩来还在新华日报刊出专页，以《悼张淮南先生》为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追悼张冲，以至于徐恩曾当时气得脸色发紫，说：“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周恩来无疑是国民党的一个劲敌，甚至有一次，蒋介石对戴笠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徐恩曾当然知道委员长的这块心病，如果能帮委员长治好心病，他徐恩曾加官晋爵，是明摆着的事儿。

徐恩曾妄图活捉周恩来的计划失败后，陈立夫找徐恩曾，问他最近的情况如何？徐恩曾叹了口气：“关键是这个伍豪啊，如果能整垮伍豪，共产党就完了！”“是啊，他是共产党的首脑啊！”陈立夫叹了口气说，“可是想抓住他是不可能的了！”“捉不住他，我们就想办法整垮他！”徐恩曾恶狠狠地说。“整垮？”“既然我们抓不住他，就想办法用别的手段对付他！”徐恩曾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是能不能行，他自己也不确定。陈立夫倒希望徐恩曾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于是徐恩曾说出了自己想到的那个办法，那就是联合一个人，一起搞垮周恩来，这个人就是张冲！

在党务调查科成立初期，与其说徐恩曾是党务调查科的掌门人，不如说张冲是党务调查科的灵魂。由于从事多年特务工作，对于那些特务手段，张冲是最有发言权的。徐恩曾虽然嫉妒、排挤张冲，但遇到了问题，首先想到的，还是张冲。

徐恩曾找到张冲，把陈立夫布置给他的搞垮周恩来的任务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张冲，张冲明白徐恩曾的意思，就是让他给出出主意。

徐恩曾说：“为了配合扩大自首政策，治疗委员长的心病，伍豪可是重中之重啊！淮南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软的？”徐恩曾故意发问，想看看张冲的想法是否与自己一致！

张冲想了想，接着说：“我们不如制造一个新闻，让周伍豪脱党！”“制造新闻？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报纸会不会刊登？”言外之意，徐恩曾想把这件事情全权委托给张冲。

徐恩曾有自己的打算，如果这个办法成功了，徐恩曾就“过河拆桥、独自邀功”；如果没有成功，这盆污水泼对了地方，周恩来也必然会站起来为自己辩护，即便起不到“脱党”作用，也会令他现身，这样一来，特务们就有了下手的机会。

张冲则一心想为委员长做点事情，作为主要策划人，几天后，张冲动身去了上海，他扫清了一切障碍，开始悄悄谋划“伍豪事件”。

1932年2月16日，一篇题目为“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突然刊发在上海《时报》上，启事如下：

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于消杀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此启事一经刊登，迅即引起一片哗然。而《时报》也因为这篇启事而大卖，平时三天卖不出去的报纸，当下一天就被抢光了。同样的启事接二连三被《时报》和《申报》再三刊登。共产党人看到这个启事后，知道是国民党搞的把戏，目的就是诋毁周恩来，妄图靠这样的手段搞垮共产党。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当然也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随即与《申报》交涉，以委婉的笔法出来辟谣：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共产党非常聪明，给出这样一个“辟谣”，意思是让人觉得有两个伍豪，此伍豪非彼伍豪，并向众人暗示《时报》等刊登的“伍豪启事”是捏造的。

徐恩曾和张冲看到《申报》的启事后，马上派特务去《申报》调查落实。他们没想到，他们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又被周恩来将了一军。

几天之后，一个名叫路易斯巴和的洋律师受理了周恩来案，并在《申报》上刊登出一则名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周恩来另一化名）紧急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中共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41号6楼5号

徐恩曾看到周恩来让洋律师为其声明并刊发在《申报》上，大为光火。为什么周恩来选了这么一位洋律师来为其发表声明呢？原来，路易斯巴和颇有来头，他不仅有法国律师执照，而且他居住在法租界，中统特务根本不敢动他。周恩来请这位律师，既可以确保特务们无从报复这位律师，还可以让公众意识到这则启事的权威性。此时，即便徐恩曾再发表声明也已经于事无补，他只能坐在板凳上拍桌子了！

后来，上海警察局的头头季源溥带着一队人马来到《申报》报社，企图报复社长史量才。史量才何许人也，他担任《申报》社长多年，根本不畏惧特务和黑恶势力，他本人对蒋介石的消极抵抗也颇有微词。他曾经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史量才还支持宋庆龄、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顶风与国民党作对。纵然后来蒋介石暴怒，当面斥责史量才：“我有百万军队，你有什么？”史量才也坦然应对：“我有百万读者！”当然，后来蒋介石还是对史量才下了黑手，让军统特务将其暗杀，这是后话。当时，史量才的确为拆穿徐恩曾捏造的“伍豪”事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来，周恩来面向全党也发表了一个声明：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陷的把戏！在“伍豪脱党事件”中，徐恩曾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发表启事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上海，前往苏区根据地，随后一直在江西瑞金工作。一个在苏区工作的人，怎么可能在上海“离党”呢？

10.残害共产党的N种方法

徐恩曾是“共党问题专家”，他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很了解。他在电台搜集情报、破译电台密码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利用自己的这些特长建立了庞大的电台网络，这更利于他更全面系统地搜集情报。徐恩曾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创建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统。中统虽然名气不如军统，但其手段残忍、臭名昭著的程度是任何其他特务组织都无法匹敌的。对付共产党人，徐恩曾有以下几种办法：

其一，利用黑帮，对共产党进行渗透和破坏。不过这种方法，从党务调查科成立之前就有了。早在陈立夫策划的安庆、九江事件中，陈立夫就果断地利用了两个派别的黑道：一个是青帮，一个是洪帮。

青帮，也叫清帮。之所以也叫清帮，是因为它成立于清朝雍正四年，创始人是潘清、钱坚和翁岩。青帮也叫“粮船帮”，因为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就是对付朝廷，控制运载粮食等重要物资的船舶的水上运输。青帮与洪帮、白莲教的显著区别是：青帮新人入会通常会拜师，由师傅教你青帮的规矩。青帮实行的是禅宗制度，完全是一个有信仰、有组织的“黑道组织”。后来，青帮与洪帮和白莲教并列为“三教”，民间有“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的说法。国有国法，帮有帮规，青帮的帮规是“十不准”，所谓“十不准”，即：“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扒灰倒拢，不准奸邪淫盗，不准江湖乱道，不准引发代跳，不准扰乱帮规，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清朝末期，中国的海运兴起，内河运输逐渐衰落，大量青帮分子纷纷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上海是当时青帮分子的聚集地，据说当年每两个上海工人中就有一个是青帮分子，可见其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许多年轻才俊在投身革命之前都曾加入过青帮，其中包括陈其美、蒋介石和汪寿华等。近代青帮三大首领也是赫赫有名的，他们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后来，国民党意识到青帮帮派规模巨大、影响力非常，所以想方设法拉拢青帮，让青帮为“党国”卖命。尤其在上海，国民党发动的诸多事件都有青帮分子参与，比如“四一二政变”等。利用青帮分子搞破坏的也不仅仅只有徐恩曾一人，戴笠也曾利用青帮分子在上海租界搜集情报。徐恩曾与上海青帮的三个大佬私交甚密，在青帮里也能呼风唤雨。

洪帮，也称洪门，即天地会。这个帮派成立于明末清初，据说是陈近南创办的。洪帮与青帮的不同之处在于：洪帮总是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洪帮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之后，被迫转移到海外，但是后来的洪帮分子继续参加反清运动，有些还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曾这样说：“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唯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唯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个个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选自谭人凤《社团改进会意见书》）而孙中山则如此评价洪门：“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兴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变残废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然其事必当极其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能全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其传布思想，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选自《孙文学说》）可以说洪帮为了搞革命，出钱又出人，国民党高官陈炯明、唐继尧等人，都曾经加入洪门。就像多数帮派一样，洪门也有自己的帮风，这种帮风类似于黑社会的左派。这种帮派一旦被坏人利用，必然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徐恩曾就曾经利用“洪帮”大做文章，把洪帮分子作为特务的眼线、耳线，向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进行渗透，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据大特务黄凯回忆，在他出任武汉特派员期间，徐恩曾曾给他发过一道密令，命令他们参加洪帮，隐藏身份，并且拜下山头。后来黄凯还在洪帮内取得了一定的职位，而其他参加洪帮的特务也在洪帮内部抱成一团，成为洪帮中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一派。后来徐恩曾把黄凯调至上海，分配黄凯先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拜见洪帮头子杨虎；第二件事，拜见上海三大亨；第三件事，加入青帮！后来黄凯拜青帮首领徐朗西为师，一跃成为青帮的头面人物。

洪帮与青帮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都属于秘密会党。这两个帮派没有公开的身份，是属于“黑社会”性质的，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党派。徐恩曾与这些帮派合作，既得不到蒋介石的经费支持，而且由于这些党派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与他们合作，比较容易暴露整体的行动计划。所以，徐恩曾逐渐觉得“青洪帮”是根鸡肋，利用价值不大，甚至有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

其二，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前面已经说过，徐恩曾在党务调查科时，发现特务碍于“身份”，有时很难进行搜查和抓捕的行动，当他看到宪兵队或者警察局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进行搜查和抓捕后，便向上级打报告，积极运作与宪兵队、警察局的“合作”事宜。

可以说，徐恩曾的这个方法非常行之有效，使得特务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破坏能力。特务们披上“警服”，摇身一变成了警察，这样的变化也使地下党们一度殚精竭虑、无法应对。可见徐恩曾做“特务”，还是非常有天赋的。当然，在最初开始从事特务工作时，徐恩曾不仅没有“特务细胞”，而且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工作，他认为像自己这样搞实业出身的工程师，去做特务简直太屈才了。不过后来，徐恩曾在特务行中尝到了甜头，就开始努力发掘自身的潜力。

其三，建立无线电台，破译共产党的电台密码，截获共产党的电台信息。电台是特务的重要设备，当时，很多军事组织都通过电台发报、破译密码来传递情报，所谓的“鸡毛信”和“飞鸽传书”，比起电台发报简直就是小儿科。徐恩曾是工程师，在电台方面是专家，没进党务调查科前，徐恩曾就帮助国民党安装、调试了第一台电台。在电台的开幕庆典上，蒋介石还竖起大拇指说：“这东西一发威，可以顶三个师！”言外之意，他非常关注并且重视电台情报工作。在党务调查科开展工作之后，发送情报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靠秘密交通关系传送情报（这需要人力和交通工具，不适于长距离传送）；第二种，就是通过无线电台发射无线电报。无疑，第二种方法更加安全，更加迅速。所以包括党务调查科在内的很多军事组织，都以无线电台发射电报为主要的情报传送方式。

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对付共产党，就必须知晓共产党的重要信息，徐恩曾感受到蒋介石对于破解共产党的情报的迫切需要，因此把建立无线电台放在了特务工作首位。后来，国民党的无线电台像蛛网一般覆盖了整个中国，几无死角。在徐恩曾的领导下，特务们靠电台截获无数情报（截获的共产党的情报并不算多），其中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行动策略的情报。可以说，特务的情报多数是靠电台截获和破译的，而当时，发送情报，编制情报密码的工作也是由中统局负责，可见中统局对于国民党而言有多么重要。

其四，用严刑拷打来对付共产党。这是徐恩曾最常用的，也最为快捷有效的一种对付共产党的方式。那些意志薄弱、受不了皮肉之苦的共产党员，往往就是在严刑拷打下背叛的。徐恩曾虽然是机电出身，但也精通心理学，他知道什么人吃软不吃硬，什么人吃硬不吃软。徐恩曾拿下“反省院”后，一方面改造所谓政治犯的思想，一方面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叛变。而位于南京瞻园中的几间监狱，曾经是徐恩曾的“刑讯室”，它令人闻风丧胆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的渣滓洞。那里放着各种刑具，专门用来“考验”那些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徐恩曾特别研究了一套“严刑拷打”的方法，还推出了一系列瓦解共产党人意志的方法。

其五，培养“线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

徐恩曾为了对付共产党，在各地成立了“特务室”，通过散布谣言诬陷共产党，如捏造著名的伍豪事件，瓦解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中统正式成立后，徐恩曾还曾想与美国FBI等机构交流经验，甚至还招募过一些爆破高手，专门负责爆破共产党的地下据点。

徐恩曾最绝的一手，就是在“细胞内部培养细胞”，也就是搞无间道。徐恩曾在任时，曾多次强调“细胞”的作用，并加强内线细胞的培养和利用，凡是发现共产党内有不利于发展“细胞”的障碍，就想办法除掉障碍，当然一般是暗杀。这些“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另一种是策反分子。当时，共产党上海沪西区委负责人徐阿六、闸北区委负责人姚长庚等，均是中统局发展培养的“细胞”！由于这些人在共产党内发展到一定的地位，所以窃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信息，这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徐恩曾源源不断地向共产党内部注射“癌细胞”，他妄想有朝一日，共产党能够死在他的手下。后来，徐恩曾还发明了“细胞”培养“细胞”，简而言之，就是让这些“细胞”利用谎言、利诱、威胁等手段在共产党内部发展“内奸”，也就是策反分子！这样的内奸不胜枚举，许多意志薄弱的革命党员经不起诱惑，转而成了共产党的策反分子，成了敌人的“细胞”！

其六，徐恩曾利用电台、报纸等媒介，攻击共产党，诋毁共产党的形象。拿“喇叭”做武器的方法，虽然是陈立夫想出来的，但是徐恩曾却将其“发扬光大”。陈立夫认为，媒体、舆论的影响力巨大，如果好好利用，必然能够起到“蛊惑人心”的效果。徐恩曾进入党务调查科后，继承了陈立夫的衣钵，但是他与陈立夫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个“阴谋家”，而且还是一个技术专家。他不仅能够提出看法，而且还能够提供“技术性”建议，比如建设电台的规模、电台地址的选择以及采用的波段等等。党务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还控制了许多报社、媒体，最终利用这种手段发行散布了大量恶意中伤共产党的报纸和言论。

不可否认，徐恩曾还是一个有相当水准、相当能力的人，他也够资格成为“共党问题专家”，他参与迫害共产党的重大事件数不胜数。他认为对付共产党，除了血腥镇压外，还要实施“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软硬兼施。他还告诫小特务们，凡事要有耐心，欲速则不达！后来他还要求下面的特务，每周写一篇总结报告，以便了解特务在基层工作的情况。通过“细胞”，他掌握了绝大多数中共要员的文化水平、家庭成员情况，可以说，徐恩曾比普查人口的官员都要认真，因为他深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摸清共产党的“底细”还是第一步，随后，他多次组织开展特务训练班，由高级特务顾顺章、王杰夫、张冲等担任教员，向年轻特务传授“特务”经验，提高他们的“特务”及“反特务”的业务水平，提高他们在对抗共产党时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共产党人在徐恩曾的“扩大自首”政策面前低头了，最后背叛了革命。

其七，镇压学生运动，徐恩曾经认为，“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发明的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打垮、斗破学生运动，才能让共产党无可乘之机。徐恩曾虽然是“共党问题专家”，但对付共产党也不是百战百胜。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陈立夫的观点与徐恩曾不同，他曾经说：“若说做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不见得总能赢……”徐恩曾是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手里的王牌特务并不多，而这些王牌的水平也不见得比共产党的王牌高，搞“特务”也是需要实力的，他也特别羡慕周恩来手下的那群“反特专家”，捏造“伍豪事件”也说明了徐恩曾的心态：那就是羡慕嫉妒恨！无奈之下，徐恩曾在共产党所擅长的“学生运动”上做起了文章。“九一八”之后，蒋介石消极抵抗，白白将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于是学生们公车上书，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也总是阴着脸抱怨：谁摊上这些学生，谁倒霉！尤其是9月28日，两千多名学生冒雨来到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给个说法。蒋介石心虚，根本不出来见这些学生，更别提向学生们解释了。

蒋介石阴着脸问陈立夫：“立夫啊，现在学生闹得厉害，你有什么办法？”

陈立夫虽然没有对付过学生运动，但是对学生运动还算有所了解，他直言：“我猜想肯定是共产党在后面搞鬼！要想平息学生运动，就要挖出幕后黑手！”“你说说看！”“东北事件，我党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舆论慢慢扭转百姓对我们的看法。对于学生运动，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而是要想办法找到源头！我觉得我们可以派人加入学生运动，趁机摸摸他们的老底儿。”

蒋介石皱着眉头回答：“不过近期学生闹得厉害，你先找几个人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别来闹腾！政府是个严肃的地方，岂能容忍这些学生胡搅蛮缠？对此事你一定要重视，处理好学生运动！”蒋介石叹了口气，似乎对学生们也无可奈何。

陈立夫明白蒋介石的心思，为了打散学生运动，陈立夫采取了武装镇压的方式。陈立夫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后，便找到了徐恩曾商量对策。徐恩曾大概明白了陈立夫的意思，于是派几个特务打扮成学生，混到了学生运动的队伍里。后来，在徐恩曾的指挥下，顾顺章在上海还绑架了几名学生领袖。然而他们的镇压，不但没能控制住学生运动的迅猛势头，还激起了学生们更为激烈的愤怒情绪，连上海市市长张群也被学生们一顿群殴。后来蒋介石看到越演越烈的学生运动，拍桌子大骂：“娘希匹！”

学生运动一波一波袭来，蒋介石为此闹心不已，感到脖子发凉，心口发紧，于是找来中医大夫给他拔罐祛风。与此同时，来自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的一群学生，仍然不远千里来到南京，继续向蒋介石施压，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向日本宣战；第二个要求，请蒋介石立刻开始抗日；第三个要求，要求武装学生，率领学生们奔赴前线抗日。迫于学生们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出来说话了。

蒋介石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拄着手杖，站在了学生们的面前：“你们的意思是让国家出面抗日，我们是明白的，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的。但是你们都是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用文化武装自己，才有前途。所以我建议你们多读书，至于外交、国防之类的事情，还是由我们去处理为好！”此时，徐恩曾安排的一名假冒大学生的特务突然蹦到了主席台上，说：“蒋委员长说得太好了，他不会坐视不理的！我们国家有希望了！”台下的学生面面相觑，随着一声“散会”，这支来自蒋介石的家乡的学生队伍也算给了老蒋面子，终于散了伙。然而徐恩曾的小聪明，只管用了这么一次，随着蒋介石政府持续不作为，学生运动接连不断、持续高涨。蒋介石实在没招儿了，最后出了狠招：血腥镇压！

1931年12月5日，南京的天气很不错，刚刚入冬，阳光明媚，不算太冷。北京大学的300多名学生组成南下示威团，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其在抗日方面持续不作为给个说法。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一声令下，一群特务便手持棍棒朝学生们的身上、头上打去。顷刻间，棍棒声、哭喊声、哀鸣声混成一片，路上躺倒一片。这一次，有185名学生被捕，30多名学生被打伤。蒋介石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压制学生们的抗日热情，哪想到一次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开始酝酿。

12月15日，在蒋介石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有浙江的、江苏的、安徽的、山东的以及北京的和上海的学生，一共3万多人。这些单纯的爱国者再次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总部门外，要求蒋介石出来解释他的种种行为。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还我国土，抗击日寇。蒋介石闭门不见，激愤的学生们便捣毁了国民党外交部的办公室。最后，出来解释原因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人遭到学生们一阵痛殴，差点丢了性命。

12月17日，学生们来到南京珍珠桥，徐恩曾安排的特务再次对学生大打出手，这一次血腥镇压，竟然杀死了30多个学生，这就是有名的“珍珠桥惨案”！但是国民党不承认“珍珠桥惨案”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国民党将领孙元良站出来驳斥《香港文汇报》副社长周奕的如实报道，声称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孙元良还说：“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致使陈当即昏厥，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警卫救出他时，他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选自《孙元良回忆录》）

虽然镇压学生运动是蒋介石的旨意，但是派特务血腥镇压学生的指挥者却是徐恩曾。对于镇压学生运动，徐恩曾这样为自己开脱：“那些学生被共产党洗脑、教唆，他们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捣毁国民党阵营。对于这些企图捣毁政府机关、殴打国民党要员的行径，绝不能姑息。”

徐恩曾没有想到，血腥镇压是消灭不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的。1935年的冬天，一群学生在上海举行了震惊全世界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爱国运动，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次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毛泽东也说：“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直到后来，徐恩曾不得不承认：打掉他们的牙齿，但却挡不住他们的呐喊！

徐恩曾纵然有对付共产党的N种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太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国民党不讲诚信，失去了民心，后来就连陈立夫都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确实有过人之处，不得不服！”

11.拿下反省院

反省院是什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是一个类似有了错，去反省一下的地方。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反省院其实是国民党党部直接操纵的特殊监狱。但是这个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首先它关押的犯人不是普通犯人，通常都是一些高级政治犯；其次这个“监狱”条件不错，有一定的休息和活动时间；再就是管理理念方面，反省院的重点不在于劳教，而在于政治思想上的灌输和改造，思想改造合格者，便可以获释。既然反省院是关押政治犯的特殊监狱，那么这里关押的人一定都跟政治有关。最初提出建立反省院的是陈立夫。“四一二”之后，国民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陈立夫提出一个方案：仅仅以武力镇压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思想教育，软化其“反动”思想。后来蒋介石非常认可这种建议，便下令陈立夫着手制订方案。1929年，一个名叫《反省院组织条例》通过了立法，这也就标志着“反省院”正式成立了。

反省院隶属地方高等法院管辖，是专门关押政治犯，并且对这些特殊犯人进行洗脑、改造、政治诱骗的场所。鉴于党务调查科的职能，徐恩曾上任不久便提出：反省院非常具有威慑力，尤其对于共产党而言，是非常奏效的。由于党务调查科的任务与反省院是一致的，两家应该有效地结合起来，要不然反省院的威力将会大减。与此同时，他还搞出一套劝降、诱骗的办法，让陈立夫、陈果夫过目。二陈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你的想法不错，我看行！”于是二陈列出一个方案，向司法院提出申请。司法院院长居正看过方案之后，对方案也十分满意。

方案通过后，徐恩曾再次找到陈立夫，他对陈立夫说：“立夫，既然司法院通过了方案，为何不让我们的人担任反省院院长呢？”“……你说说看！”

徐恩曾继续解释：“我们抓来政治嫌犯投进反省院，如果我们的人不参与审理，功劳就被其他人抢走了！功劳被抢走不说，我也无法向下面的人交代啊！再者说，改造犯人思想也是我们的责任啊！”

陈立夫点点头：“你说得对，抽空我再向居正提一提！”

没想到的是司法院接受了二陈的建议，允许中央组织部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各地区反省院的院长，这其中包括首都反省院院长游定一，江苏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健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黄宝实，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正如周恩来后来回忆：特务介入反省院后，有一些意志薄弱的革命工作者叛变了革命！也就是说，自从中统控制了反省院，效果显著。逐渐，中统控制住了反省院，而反省院成了中统局下属的一个监狱而已。

大权在握的徐恩曾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绞尽脑汁想出一些五花八门的“策反”、“劝降”、“软化”的手段。除了一些手段外，还有一些类似“企业文化”的宣传标语。其中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有三个：“第一个，以所谓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第二个，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第三个，以被歪曲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这三条“标语”基本概括了徐恩曾的“思想教育观念”。而“软化”思想的手段也有以下几种：第一，利诱。以卢福坦为例，徐恩曾采取的是金钱+美女的方式诱惑共产主义赤贫者叛变革命。既然卢福坦这样的高官都经不起利诱，那些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徐恩曾以利为诱饵，致使一些共产党员叛变革命。徐恩曾屡试不爽，高兴得合不拢嘴。第二，政治欺骗。所谓政治欺骗就是大肆鼓吹本党利好，贬低对立党派。比如向政治犯灌输一些政治理念，使他们淡化自己的革命观念，其中政治欺骗的教科书有陈立夫的《唯生论》、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等。第三，软硬兼施。这个好理解，这是对那些“吃软不吃硬”或者“吃硬不吃软”的革命者采取的手段。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盛忠亮为例，盛忠亮被捕后，中统特务先严刑逼供，见盛忠亮死活不招，便采用“软”的办法对付盛忠亮。特务了解到盛忠亮与已被捕的秦曼英感情不一般，于是便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好生相待，提高生活条件，希望他能够有所转变，盛忠亮思考再三也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

政治犯进入反省院，通常有两种结果：一种是顽抗到底，最后被枪毙；另一种是叛变，“悔过自新”，考试及格，领取“准予自新”的合格证后被释放。而反省院也有其特别规定：凡是参加反省自新者，必须参加反省院组织的学习，学习每半年一期，学期结束后，举行“期末考试”，考试通过者便准予自新。如果考试没通过，便“留级”继续学习，连续三次未通过者，直接枪毙。但是通过自新考试的人员也不能立刻释放，而是要“留校察看”三年，并且组织他们参加由中统创办的“自新人员训练小组”。三年之后，自新人员被释放后，也将定期接受检查，不合格者继续抓回反省院“闭关修炼”，严重者则直接就地正法。不过许多共产党员进入反省院，大多选择“留级”，因而遭受了非人道的残酷对待。个别意志薄弱者，通过“学习”，彻底告别了共产党的怀抱，投靠了国民党。各个反省院都要定期将参加“自新”的人员情况向徐恩曾汇报，而徐恩曾也多次下“基层”亲身指导工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自新”的终归是少数，保持名节的共产党员还是多数，这让二陈、徐恩曾等人非常不解。

不过徐恩曾拿下“反省院”后，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包括利诱、劝降顾顺章、向忠发、徐锡根、李竹声等人，这些人叛变之后，交代了许多问题。徐恩曾借“反省院”继续扩大自己的战果，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反省院”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撤销了。虽然“反省院”没有了，但是一些类似“反省院”的监狱却依旧存在，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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