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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本）新渡户稻造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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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N武士道)试读：

译者前言

何谓武士道？武士道为什么会在日本出现？它在日本民族精神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日本人的切腹习俗与武士道有何渊源？

对于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一提到武士道，难免会引发诸多疑问。为解答这些疑问，并澄清相关的误解，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写了《武士道》一书。新渡户稻造（1862—1933）是日本最早留学西方的人之一，当他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之时，深感西方人对日本传统武士道认知的匮乏，于是决定“站在一个被告的立场上”解释一下武士道，向西方打开日本文化之门。《武士道》一书用英文写成，原书名为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即“日本之魂——武士道”。将武士道称为日本的灵魂，足可见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关注，其后几年，重版了十数次，被译成多种文字。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阅读了此书，并将其赠送给友人。《武士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从东方世界脱颖而出，这让日本更显神秘莫测，新渡户稻造在此时机介绍日本文化，可谓恰到好处；二是外界对武士道的说法大都来自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而新渡户稻造却是真真实实经历过武士道时期，由他来讲述武士道自然更可信，更血肉丰满、入木三分。当然，除了他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之外，他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也是极其重要的。新渡户稻造学贯东西，西方文化典故信手拈来，他时常使用类比等手法，使外国读者更易于理解武士道精神。《武士道》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书中某些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由于作者立场的原因，有的观点甚至是反动的。不过，若以了解武士道为目的，那么阅读这本书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本书献给太田时敏——我最尊敬的叔父，是他将敬畏传统以及敬仰武士的品行教给了我。

第一版序

大概在10年以前，比利时著名法学家德·拉维莱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他那里逗留了几天。有一天，我们在散步时，谈及了宗教话题。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询问道：“您的意思是，在日本的学校教育里并不存在宗教内容吗？”我回答说：“是的。”听到我的回答，他因吃惊而停下了脚步，继续追问：“那你们的道德教育是如何开展的呢？”对于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当时，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无言以对。因为，我年少时并不是在学校里接受的道德教育。我的道德善恶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当我对此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将这些道德观念输入我脑海的，正是武士道。

我妻子时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武士道的思想以及风俗在日本广泛流行？因此，我才打算写这本书。

我想让德·拉维莱先生以及我的妻子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我明白要是对封建的制度以及武士道不了解的话，将很难解答这个问题。

刚好，因为长时间卧病在床，我有了很多闲暇时间，可以将对妻子在家中所提问题的一些回答整理出来，公布出来给大家看。这本书主要谈到的是，封建制度仍旧在日本盛行的时候，年少的我所接受的训诫以及听说的一些事。

我需要夹在两方面之间用英文来书写日本的一些事情，一方面是拉法迪奥·赫恩以及休·弗雷泽夫人，另一方面是欧内斯特·萨托爵士以及张伯伦教授——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相较于这些声名远播的理论家，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我是站在一个被告的立场上来回答问题的，并不是像他们一样站在律师或者检察官的立场上。我时常会幻想：要是我能有他们那样的语言天分的话，我在阐述日本的立场时，就能使用更加让人难以辩驳的语言了。不过用外语来进行表达，只要不让别人误解自己真正的意思，那就是万幸了。

纵观整部作品，为了对自己的论点进行说明，我引用了一些欧洲的历史以及文学中的类似事例。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帮助外国读者理解这些论点。

在本书中谈到的一些宗教问题和传教士问题，万一有些词被误以为带有侮辱性，这并不代表我对基督教本身的不尊敬。对于基督教本身的教谕，我的态度十分坚定，只是我没有将同情心寄于教会的错失以及有损基督教教谕的各种事例之上。这个宗教是基督所教导，并且由《新约》流传下来的，我非常相信它，同时，也相信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律法。我还相信，上帝结成了被称为“旧约”的圣经——在所有民族以及人民之中，无论是异邦人还是犹太人，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在这里，不需要过多叙述我对神学的其他看法。

在

序言

序言

我将有机会为世界各地的英语读者来写一篇文章，介绍新渡户稻造博士的著作《武士道》，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在与正文无关的事情上，新渡户博士给了出版社自行决定的自由，所以，出版社就找到我来写这篇序。我跟作者相识已经超过15年了，并且，我与这本书中所谈论到的主题，也有着超过45年的渊源。

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是在1860年，他们是江户来的使节，地点是在费城——1850年，我在这里观看了佩里舰队司令的旗舰萨斯喀那号的下水典礼。这些日本使节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所坚守的理想以及自己的处事原则就是武士道。之后，我在位于新泽西州新布伦威克的拉嘉斯学院，与日本来的青年们一起生活了3年。我为他们授课，但是在相处时，我们就跟同龄学生一样。我们经常会对武士道侃侃而谈，我发现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些日本留学生，他们未来会变成县知事、外交官、舰队司令、教育家以及银行家，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在威洛格罗夫墓地长眠了，他们临终时的表现就像日本最为幽香的花朵一样芬芳永存。少年武士日下部，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有人劝他皈依并献身给最伟大、最高贵的神灵，可是他却回绝了。他回答：“对于你们的主耶稣，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不能将这生命的残渣奉献给他。”这个回答让我难以忘怀。在有些日子里，我们在“旧拉雷坦河堤”上，在运动比赛上，在晚饭餐桌上，经常就日美之间的事物进行比较，也时常互相打趣，或者争论道德以及理想，每当这种时候，对于我的朋友查尔斯·达德里·沃纳所说的“传教士的秘密答辩”，我就十分能体会。确实，美国与日本间的道德以及礼仪，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会大到犹如日食、月食那种地步，它们的差别不过是点和线之类的差别。在一千年之前，日本有一个诗人，他在穿越水塘的时候，衣服碰到了沾有露水的花朵，这些露水便留在了他的衣袖上，他在这时写道：“因为它带着的芬芳，可以不用将衣袖上的露珠拂去。”实际上，对于自己没有成为井底之蛙，我感到十分庆幸。与坟墓相比较，井底也不过是更深一点而已。学术与教育的生命在于比较，这难道不对吗？在对语言、道德、宗教以及礼仪进行研究时，只看一个对象，而不进行比较，可以说是什么也不能得到，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真理吗？

1870年，日本对我发出了邀请，让我前去对美国的公立学校制度以及它的教育精神进行介绍。有一次我离开东京，去了越前国的福井，在那里，我亲眼见到了活生生的封建制度正在实行，这确实让人感到极其兴奋。同时，我还在武士道的原产地看到了土生土长的武士道。茶道、柔道、切腹、在草席上俯身行礼、在街上躬身行礼、佩刀的礼节、人际交往的礼节、恬淡的致意、郑重的谈话方式、技艺的规则以及保护妻子、奴仆、小孩的仗义行为等等，都让我清楚明白地看到，武士道在这个城市以及藩国中，确确实实是上流阶级的普遍信条和行为准则。对于思想和生活来说，武士道就是一所鲜活的学校，对少年男女进行了优秀的道德训练。新渡户博士所继承的，铭刻于心的，并且用自己所能驾驭的广阔视角、优雅文笔所表述出来的东西，正是我在这里亲眼见到的东西。新渡户博士是日本封建制度最有力的解说者，日本封建制度已经在他的视野中消亡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飘逝的芳香，回味无穷，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绿树红花，光彩夺目。

新渡户博士曾在武士道母体——封建制度下生活过，并且经历过封建制度灭亡，我只有在亲眼见了他所经历的那些事物以后才能证明，新渡户博士的论述，包括他的分析和概括都是可信的。在长达千年的日本文学中，有很多绚丽多彩的画卷，新渡户博士用他流畅的文笔将这些色彩再现。武士道的发展经历了一千年的历史。而新渡户博士则用巧妙的手法，将日本民族中几百万高尚的人所经历的精华提取出来，展现在大家面前。

相关的批判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让我自己更深地感受到了日本国民身上武士道所具有的力量以及价值。必须对武士道生长的土壤的历史进行深挖，才能了解现在的日本人。尽管现在不单单是外国人，就连现代的日本人自己也难以再见到武士道了，不过，今天这样的结果，善于思考的研究者，会从过去所积累的精神财产中看到。在远古的阳光所创造的地层中，日本人发掘了一些东西，这是让他们致力于和平与战争的东西。在具有武士道修养的人群中，这种精神仍然在顽强延续着。在杯中，它的母体虽然溶化了，但是它仍然散发着甘美的香气。或许，从信仰上帝者的角度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武士道，它应当就像我们信仰的最高法则所说：“一颗麦子，要是没有落在地里就死去了，那么它就只能是一颗麦子。要是落在了地里死去，那么它就能结出许多的麦子。”

武士道是不是被新渡户博士理想化了呢？其实，我们应该反问的是，他怎么可能不将它理想化呢？博士说，自己是处在“被告”的地位。所有事情，不论是在教义、信条还是体系上，都必须遵从这个规律：随着理想的发展而逐渐改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慢慢达到和谐圆满。对于这一点，武士道也不例外。现在武士道还没有达到自身的巅峰，它仍旧充满了生命力。最后死在力与美之中，才是它的归途。日本选择了“走向世界”——这是对于自佩里和哈里斯以来各种重大的影响以及事件所加上的称呼，它正与原有的封建制度发生着冲突，这时候的武士道并不是一具不会腐坏的木乃伊，它仍然具有鲜活的灵魂。那是确实存在的，给予人类活力的精神。现在，小国受到了大国的福泽。日本沿袭着自己的高尚传统：以不抛弃本国的历史以及文明中的精华为前提，将世界提供的美好事物吸收并同化。日本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赐福于亚洲和人类。并且，这个机会随着范围的扩展，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如今，不光是庭园、艺术、家庭等，还有我们的娱乐甚至长久性的文化，都因为诸多日本因素比如花卉、绘画以及其他美好事物而丰富了起来。并且，在自然科学、公共卫生、和平与战争的教训等方面，日本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这本书，不仅仅是站在为被告辩护的立场上，而且站在预言者的立场上，以及拥有大量新、旧事物知识的长者的立场上，有足够的资格对我们进行教育。在日本，新渡户博士可能是最擅长将传统武士道精神与现代日本的生活与活动、劳动与工作、手艺与脑力劳动、土壤耕作与修身养性融合在一起的人了。新渡户博士正是因为尊重并实践传统，才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建设者。从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台湾到京都，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实践者，不论是最新的科学还是传统的学术，他都十分精通。

在这本著作里，不仅仅是向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提供了重要情况，而且对于解决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个问题就是东西方和谐共处。曾经有许多文明出现在古代，可是在美好的未来世界里，这些文明可能会合而为一。虽然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非理性、暴力、侵略和痛苦，这一切都让人十分难堪，但是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的现状，将会成为过去时。如今，日本已经成了亚洲智慧与集体主义、欧美的精力、个人主义的中间人，它正在顽强地进行着工作。

新渡户博士博古通今、学贯东西，证明他十分适合这一任务。他是真正的文化阐释者与协调者。博士长期以来都忠诚于我主耶稣，所以他不需要辩解自己对主的态度，他也没有进行辩解。他洞察历史的发展途径是由于神的指引，同时，他还是受到至高无上的人类的朋友所指引的学者，所以，他必须对一切宗教创始者和基本教义同民族的、合理的、教会的衍生物加以区别。在作者自己的序言中，已经有所暗示，各国都有自己的信仰教义，基督教的宗旨不是要将它们破坏，而是要将它们非常好地融合起来。在日本，基督教不再是舶来品，它将脱去自己西方的外衣，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孕育了武士道的土壤里。解开枷锁，除去限制，基督教将会跟空气一样，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1905年5月于伊萨卡

增订第十版序

6年前，这本小书的初版发行了，自那以后，我便有了一段出乎意料的经历，而它所带来的结果，也比我料想的更为精彩。

在日本，这本书已经重印了9次。而这一版会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发行，以便于提供给全世界的英语国家读者。但目前为止，这本书已经有印度的德夫（Dev）先生翻译的马拉地语版本，汉堡的考夫曼（Kaufman）小姐翻译的德语版本，芝加哥的赫拉（Hora）翻译的波希米亚语版本，利沃夫的科学与生命协会翻译的波兰语版本。现在，还有挪威语版本、法语版本以及汉语版本正在筹划中。另外，为了提供给更多读者阅读，本书的部分章节也用匈牙利语和俄语翻译了出来。在日本方面，可以说连注详细介绍的解本都刊印了出来，此外，我的朋友樱井先生，为这本书加了非常详细的学术性注解，这样就能方便学习英语的学生们。对于樱井先生在其他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我也要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一想到自己的小书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热情的读者，我就感到非常满足。这显示了对于这本书所说明的问题，世界各地的读者都极其感兴趣。我从一个可以信赖的来源得到一个消息，那就是这本书罗斯福总统也阅读过，并且他还将这本书分发给了朋友们，这让我感到荣幸备至。

对这次版本修订，我只是加了一些例子进去。对于未能将“孝道”这一章加进去，我仍旧是深感遗憾。日本道德巨车上的两个轮子，正是“忠义”和“孝道”。我国国民对于孝道的情感，我是很清楚的，但是西方人对它的情感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就导致我在对这二者进行比较时，难以使自己满意，这就是我想写“孝道”，最终却没有写出来的原因。也许在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它相关的其他问题，我会有能力进行补充。当然，就算是已经完成的部分，所谈到的问题，也还有进一步讨论修改的空间。只是，想要增加本书的篇幅已经是很难的事了。

我要对我的妻子致以真诚的谢意，她辛苦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同时不断给予我鼓励。我一定要在序中说到这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序就算不上是完整的序，对于我的妻子也实在不够公平。新渡户稻造1905年1月10日于东京小石川

驻足于攀越这山峰小道上的人，

会怀疑自己脚下铺的是否一条路？

可是站在荒野中眺望，

从山麓直达山顶的分明就是一条小道，

毫无疑问！为什么从辽阔的荒野望去

会有几处豁口跃入眼帘？

若要注入哲思的精神，

这些豁口不正是对于人眼的训练吗？

不正是教导了他坚持的含义，

让他明白什么是最完美的企图吗？

——罗伯特·勃朗宁《布劳格拉姆主教的辩护词》

在时代的河流中，可以说有三个强有力的精灵，从一个时代随浪漂泊到另一个时代，它们强烈刺激着人类的道德情感和精神思想。这三个精灵就是自由、宗教以及荣誉！——哈勒姆《中世纪欧洲》骑士道自身就是生命之诗。——施雷格尔《历史哲学》第一章作为道德体制的武士道

和象征着日本的樱花一样，武士道也是日本本土固有的一朵花。但是，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已经失去水分的道德标本，保存在我们国家的历史植物标本集里。它到现在，仍旧是日本民族力量和美的承载物，依旧生机勃勃。武士道散发着道德的芳香，虽然它不具有任何具象形式，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生活仍旧受到它强有力的支配。在很久以前，诞生并哺育它的母体——封建社会制度——已然灭亡，可是作为封建制度产儿的武士道，在失去母体之后仍旧存活着，仍旧在我们头顶上散发出光芒，就像天空中那些以前存在，可是现在已经消失的星辰一样。它的光芒仍旧照亮着我们道德的前行之路。欧洲的骑士道与武士道可谓旗鼓相当，可是欧洲却对骑士道弃之不顾，当骑士道踏入棺椁的时候，伯克在它的棺椁旁，为它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颂词，这些颂词为人们所熟知。现在，我感到万分的高兴，因为我能用伯克的母语（英语）来阐明对武士道问题的思考。

乔治·米勒博士，虽然他是如此学识渊博，可他却斩钉截铁地断言，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骑士道或者相似的骑士制度，都不曾在东方出现过。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定论，是因为一件极其可悲的事，那就是有关远东的知识非常匮乏。不过，这样的断言是完全可以被体谅的。因为米勒博士作品第三版的发行，与佩里舰队敲开日本闭关政策大门是同一年。这以后，经过了十多年，在我国的封建制度苟延残喘、即将灭亡的时候，卡尔·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他在书中说，应研究封建制度下的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这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在当时，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还存在着这种封建体系。我也想像马克思研究封建制度一样，对西方的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说：想要研究日本的武士道，可以从现代入手。

探讨和对比欧洲跟日本的封建制度以及武士的历史，这件事极富意味，不过，这本书的主旨并不是对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只是尽量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武士道的开端和出现武士道的原因；第二，武士道的特点和教义；第三，武士道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第四，武士道影响的长久性及持续性。在以上几点中，我第一点只作简略介绍，不然的话，读者就会被我引到日本历史的迂回曲折的小道里去了。因为第二点会使国际伦理学会以及比较行为学的研究者，对我国人民的思维以及行为方式感兴趣，所以，在探讨第二点的时候，我会更为详细。那么剩下的两点，就当作结论来处理了。打破日本闭关锁国状态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

我尝试将“武士道”这个日语词简单翻译为chivalry（骑士道），其实在本义上，武士道远不及骑士道直白。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武士道就是武士在其职业中以及生活中都一定要遵循的道义。简而言之，就是“武士的守则”，也就是武士们必须承担的一些义务，而这些义务是武士的身份所带来的。既然这个词的含义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在之后的文章里请准许我使用它的原词。从其他方面来说，使用它的原词也是十分便利的。武士道如此别具一格，并且定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都十分特殊，同时还具有地域约束，那么它必然有它独特的标记。所以，就算是最好的翻译家，也很难将这些极具民族特色、能反映出国民语言特点的词的特征表达出来，甚至很难保证一些不正确、不适宜的意思不会被加上去。德语中的“Gemüth”，谁能经由翻译将其完美表达出来？有两个词在语言上来说，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可是这两个词之间存在的差异，任谁都能感觉得到。富士山

如上所述，所谓武士道，就是武士要遵循的守则，或者说是一些规章制度，它指引武士去遵循道义。它并不是明确的文本章法。它不过就是一些箴言，这些箴言或者是口耳相传留下来了，或者是一些知名武士、学者留下的手迹。武士道应该说是一部不具有文字，却留存在心灵深处的法典。而它之所以会有更为强大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它只看行动不立文字之故。它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头脑创造出来的，无论这个人是如何才华横溢；它也不是出自于某一个人的生平，无论这个人如何名声赫赫；它是由数十年甚至于数百年的武士生活一点点积累发展起来的。在道德史上武士道的地位，就等同于在政治史上英国宪法的地位。不过，想要从武士道里找出一点具体的东西与大宪章（Magan Carta）或者《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确实，在17世纪的时候，制定过武家诸法度，不过这13条法令所规定的多是关于婚姻、城堡以及党派等等，对于武士的训诫以及行为守则在这里面只是稍有涉及。

所以，我们想要找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来指明“这就是起源”，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在起源的时间方面，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它是跟封建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因为它毕竟是在封建制度下日渐完善起来的。可是，因为封建制度它自身就是由许多错综复杂的线索交织而成的，所以武士道也不可避免地沿袭了这种特性。听说，英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是从被诺曼人征服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在日本的封建制度，就可以说是起源于源赖朝时代，也就是12世纪末。不过，英国人将其封建制度的起因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以前更遥远的时期，与此类似，日本的封建制度也在源赖朝以前很远的时期就已萌芽。

在封建制度初步形成时期，日本的专业武士必然会迅速得势，这种情形跟欧洲一样。这些武士，在那时候被唤作“侍”（sanmurai）。它跟古英语中的骑士一词意思相似，也就是侍卫或者随从，它的性质与恺撒在《阿奎塔尼亚》中提及的勇士soldurii相似；或者说，与塔西佗提到的跟随在日耳曼首领左右的卫士相似；或者说，与更后来的欧洲中古史上说的斗士相似；一般还可以用“武家”或者“武士”这样的汉字来表示。“侍”是具有特权的阶级，当然，这个字本来是指那些生性粗鄙以战争为生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计其数的战斗，对这个阶层进行着筛选，最后能留下来的必定是那些最勇猛、最具冒险精神的人，生性懦弱的胆小之徒就在这些淘汰过程中被抛弃了。如爱默生所说，只有“真正的男人、野兽般有力且粗野的族群”才能存活下来，“侍”的宗族和阶级，就由这些人来组成了。他们得到了无上的荣耀和巨大的特权，随之而来的就是重大责任。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感到，他们这一个阶级需要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特别是他们属于不同氏族，经常要站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候这些准则就显得更为有必要了。武士阶级的不检点行为，必须要受到某些准则的审判，就像医生间的竞争要受到职业准则的约束，律师违反了规矩时就要出席质询会一样。

要光明磊落地进行战斗！在野蛮人的原始意识之中，有着非常多的道德萌芽，而在儿童中也有类似意识。所有文功武德的根本所在，不就是这个吗？我们嘲笑（好像我们已然成年，超过了那个年龄，所以对此不屑一顾一样！）英国孩子汤姆·布朗那伟大，多数是以汤姆的愿望为基石建立起来的。并且，很快我们就会看见，支撑着武士道的基石，并不亚于这种愿望。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战争本身都是野蛮和错误的，这一点教友派教徒已经对其进行了正确的证明，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能跟莱辛一样，说：“我们知道，遑论缺点如何巨大，美德都源于缺点”。对那些有着完善而纯真性格的人来说，最恶毒最具侮辱性的言辞就是“卑劣”“懦弱”。武士就跟成长中的少年一样，都是以这种纯粹观点开启自己的生命之旅的。但是，这其中的观点随着更为丰富的生活而变得复杂起来。在早期，这种信念必须找到更为高级的权威和有根据的来源，才能使自身得到认可、满足以及发展。要是没有更高的道德作为支撑，而只是单纯实施了军事制度，那么武士道的理想肯定会就此堕落，难以升华为武士道。骑士道在欧洲被基督教予以认可，并且基督教还给予了骑士道精神元素。正如拉马丁所说：“一个完美的基督教武士，他所具有的三大灵魂是宗教、战争以及荣耀。”这几个渊源，日本的武士道也同样具备。日本古代著名武士文室绵麻吕第二章武士道的缘起及发展

首先要从佛教开始讲起。佛教将淡然地顺从命运的思想赐给了武士道：从容接受难以避免的事，像禁欲主义者一样沉着冷静地面对危险与灾难，轻生敬死。有一位顶级的剑术教师，他将自己的生平绝学全部传授给了弟子，在这时他对自己的弟子进行了一番训示，他说：“我已经倾尽我所能，再往上已经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只能靠禅来教导你们了。”“禅”是由Dhyana翻译而来的，它的意思是“依靠冥想，在语言难以描述的思想领域内，让人的努力变为现实”。冥想，就是它的方法。根据我的理解，它的目的在于参透一切表象背后的本质，如果可以的话，要确定绝对的存在，然后与这种绝对融为一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已经超越了一个宗派的教义了，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成为一个参透禅机的人，就能洞悉万象，领悟到一个“新的世界”。

神道教也提供了一些东西给武士道，这些东西是佛教难以给予的。神道教的教义给武士道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忠于君主、敬重祖先、孝敬父母。这些都是其他宗教无法教导的，这些东西在武士的傲慢性格之中赋予了服从。“原罪”那样的教义，在神道教中并不存在。神道所存在的教义与之完全相反，神道相信人心本善，跟神一样，它们都是纯洁的，并将它敬为最神圣的“密室”，用来宣示神谕。参拜过神社的人都知道，那里供礼拜的对象以及道具非常少，它最主要的部分是一面挂在内堂的无装饰的镜子。这一点是很容易作出解释的，镜子象征着人的内心，当内心完全平和宁静的时候，神的崇高形象就能得以反映。所以，当人站在镜前礼拜神灵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自己的仪态。而这种礼拜的行为，就跟古老的德尔斐神谕一样，最后的归宿都是“知汝本身”。不管是希腊的教谕也好，日本的教谕也好，“知汝本身”都不是指了解人肉体上的组成，也就是说不是指解剖学或者精神物理学的知识。它所指的应当是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从蒙森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做的比较来看，在礼拜时，希腊人是抬头望天，而罗马人则是用东西将头盖起来，前者的祈祷是凝视，而后者的祈祷就是内省。就本质上来说，我国人民的自我反省与罗马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接近，但是它并不是个人道德上的意识，它更像是整个民族的道德意识。神道中自然崇拜的教义，让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更为接近国土，而神道中先祖崇拜的教义，将不同系谱相互关联起来，从而使整个民族都以皇室为共同的先祖。国土对于我那么，在日本，皇室的意义要在此基础上再加强两到三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释迦牟尼佛佛像日本神道教的神社

神道教教义所包含的爱国和忠义，是日本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特点。阿瑟·梅·克纳普说：“在希伯来文学中，你要分辨说的是神的事情还是国家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还是耶路撒冷的事情，是救世主的事情还是国民自己的事情，通常是非常困难的。”事实正是这样。在我们民族的信仰（神道）用词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类似的混淆。讲究逻辑思维的人，的确会因为这些暧昧用词而认为这是一种混淆，但神道从来就不是合理的神学或者有体系的哲学，它只是一个包含了国民本性和民族情感的信仰结构。这个宗教，或许称之为由这个宗教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会更为贴切。它对武士道注入了彻底的忠君爱国思想。神道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不一样，它不像后者有一些信仰条款，而是直接以行为作为准则，所以与其说这是教义，不如说它作为一种刺激，发挥了自己的效用。

要是谈论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谕，对武士道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中国孔子的教诲。早在中国经书输入日本以前，我们的民族就已经本能地意识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孔子的教诲将它们进一步明确了下来。平静、仁慈是孔子教诲在政治道德方面的特点，同时，这些教诲极富处世哲学，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的武士。尤其是孔子贵族的、保守的言论，十分适应武士政治家的需求。孔子之后的孟子，对于武士道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孟子的学说非常有力并且都很平民化，对于那些具有同情心的人来说，孟子的学说非常有吸引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对现存社会秩序存在危害性，是一种反叛的思想，他的作品也因此而成了禁书。不过，就算是这样，在武士的心目中，这位圣贤的言论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

青少年的主要教科书就是孔孟著作，成年人之间探讨问题的最高权威也是孔孟著作。想要受到崇高的尊敬，光靠读这些圣贤的著作是不够的。对于那些仅仅是在书的层面上了解了孔子的人，有一个俚语是嘲笑他们的，说他们是“读了《论语》，却不知道《论语》”。有一位典型的武士西乡南洲，他甚至将文学知识丰富的人叫作“书蠹”。而另外一位武士则用臭菜来比喻学问，他说：“学问就跟臭菜一样，一定要认真去掉臭味，不然的话，就没有任何用途了。书读得少，就少有学者的酸臭味，而书读得多，学者的酸臭味就越多，这真是非常难处理。”他之所以这样说，着眼点是：学习者应将学习的知识同化融会，并且能从自己的品行上将这种学问表现出来，这样学问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只懂得知识的专家，会被看作一台机器。知识应当是属于道德情操的，人以及宇宙都被看作是充满灵性并有道德的。赫胥黎认为宇宙的运行与道德性无关。这样的观点，武士道是不会接受的。

对于上述的那些知识，武士是十分鄙视的，他们认为，应该将知识当作一种获得智慧的手段去探索，而不应当将知识本身当成目的。所以，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人，便被看成一架便利的机器，因为其只会遵照命令吟诵诗歌名句。那些能与实践相结合的才被看作知识，这是苏格拉底的教诲，这个教诲在中国的伟大哲学家王阳明那里同样得到了极致的解说，这正是他毫不厌倦一再强调的“知行合一”。

说到了这个问题，请准许我暂时脱离主题。因为这位哲人的教诲影响了很多高尚的武士。关于王阳明的著作，西方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与《新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你们只有先去寻找上帝的王国以及上帝的正义，这所有的东西才会属于你们”这样的说法，要是抛开词汇上的差异的话，在王阳明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透露出这样的思想。三轮执斋是王阳明的日本弟子，他说：“天地万物之道，赋予人便为心。故心具活力，光辉永照。”又说：“其本体之灵明，恒放光明，与人意无关，自然存之，辨明善恶，此谓之良知，乃天神光明。”这些话，难道与艾萨克·彭宁顿或者其他神秘主义哲学家的一些文章不相像吗？如此看来，受神道教简单教义影响的我国人，他们的心态非常适合接受王阳明的思想。那种良知永远正确的说法，被王阳明演绎成了极端的超现实主义，良知被赋予的能力，不仅仅是区分正邪善恶，还能认识各种精神思想和各种现实的性质。与贝克莱和费希特相比较，王阳明在贯彻理想主义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于否认了人的认知之外还有其他物象存在。在唯我论中，有很多受到批判的逻辑错误，虽然说王阳明的学说几乎包含了这一切的错误，但是它具有极强的确信力，所以，在发展独特的坚毅性格以及修养宁静心灵方面，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难以否定的。崇尚知行合一的大儒王守仁画像，绘者张大千

这样看来，无论其渊源是什么，武士道吸纳并融合于自身的原理是少而简的。虽然量少并且简单，但是，武士道仍然在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提供了很好的安全处世方法。在古代思想的康庄大道或者崎岖小道上，我们的武士祖先，凭借着自己健全与质朴的性格，将平凡而零星的穗束搜集起来，然后从中将它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发掘了出来，并且应时代要求，他们还从这些穗束中找出了全新的无可比拟的男人之路。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是一位敏感的法国学者，他将日本在16世纪时留给他的印象进行了总结，他说：“在16世纪中期，日本的政治、社会、宗教，都处在混乱不堪的状态里。但是，在日本，内乱、生活方式回到野蛮时代、各自的利益必须由自己来保障，这些东西造就了一类人出来，这类人可以与丹纳所赞扬的16世纪的意大利人相媲美。在丹纳口中，这类意大利人具有‘勇敢的独立创造能力、果断作出决定并坚决执行下去的习惯、实践和吃苦耐劳的伟大能力’。与意大利一样，在日本，中世纪的时候，粗放的生活习俗，让人变成了一种伟大的动物，他们是‘完全斗争的、反抗的’动物。这就是在16世纪日本民族的主要特点被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的原因，这种主要特点就是在精神和气质上具有极其明显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印度和中国，主要体现在能力与知识的多寡之上，可是在日本，除这些外，还有一个差别，体现在性格的独立创造性上。如今，优秀的民族和高度的文明的象征物正是个性。我们可以用尼采所热爱的表达方式来说，在亚洲大陆，谈及人就会涉及那里的平原，可是在日本和欧洲却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以山川作为人的象征。”日本著名武士正扎

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评论了日本民族的普遍特点，那么我们就从这里下笔吧。我们将从“正义”开始。第三章正义德川家康所属的德川家族的家徽

正义，是最为严厉的武士准则了。武士最为厌恶的就是卑鄙的行为和奸诈的举动。对正义下的定论，可能是不正确的，也可能只是太片面了。有一位出名的武士，他对正义下的定论是决断力，他说“义为勇之意，为决断之心。即能凭借道理毫不犹豫下定决心的意志。分清场合，应该死的时候不偷生，应该进攻的场合不退却”。还有一位武士，他则得出了如下结论：“气节正义，就跟人身上的骨骼一样，要是失去了骨骼，想要将头端正地放在上面，那是不可能的。并且手不能动，足不能立。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气节正义，空有才能学问，也是无法在这个世上立足的。作为武士，就算是鲁莽粗心，但只要有了气节正义，也就可以了。”孟子说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同时，他还感叹：“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像在一面镜子中，隐约看到了在他三百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的一位伟大的导师所说的话的影子？这位伟大的人生向导，他说：失去的正义之路被我找到。可能我所说的偏离了主题，总而言之，就孟子的观点而言，正义是一条笔直却狭窄的道路，我们想要重新找回失去的乐园，就应当走这条路。

长时间不间断的安乐景象，出现在了封建时代的末期，这就导致武士阶级的生活有了很多闲暇时间，那么各种娱乐跟技艺爱好就随之出现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义士”这个词的地位也不低，它比那些指学问或者擅长艺术的所有名词的地位都要高出不少。有四十七位忠臣，是我国国民教育中时常提到的，但是在民间，大家都并不称呼他们为四十七忠臣，而是称呼他们为四十七义士。

在那个时代，人们最常用到的战术是阴谋诡计，而最常用到的策略是弄虚作假，在这种风气之下，那种直率高洁的男人美德，就像一粒钻石般，闪耀着最灿烂的光芒，接受着人们的赞许。正义和勇气，是武德中的双胞胎。在说到勇气之前，我想先就“义理”进行一番解说。“义理”这个词，可以看作由义衍生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它只是跟原来的词义稍有不同，但是慢慢地，它与原词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到最后，它终于背离了原词义，变成了世俗词汇。什么叫“义理”？从字面上来看，当然是“正义的理由”，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个词竟然指代了含义不清的义务感，一种要完成国民舆论期待的义务感。从“义理”原本单纯的意义上来解释，它意味着我们对于自己的双亲、对长辈、对晚辈、对一般社会所担负的责任，这个所指简单而明了。在这些时候，义理就等同于义务。因为，所谓的义务，就是我们在“正义的理由”的要求和命令之下，去完成某一件事，除了这个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对我们来说，“正义的理由”是绝对的命令，这难道不对吗？四十七义士为主公报仇

义理原来的意思也就是义务。那么为何会出现义理这个词呢？我想应当是因为以下的事实：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行为必须受到某种权威的命令控制，以此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举个例上来说，义理的能力只能排在第二；从动机来说，义理跟基督教爱的教诲——爱就是“律法”——相比较，也是望尘莫及的。按照我的观点，义理之所以会产生，是人为的社会的条件导致的。这个所谓的人为的社会，指的是一种阶级差异，这种阶级差异是偶然出现的，它的形成与实力的偏袒无关。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以家族为一个单位，在家族里，年长者远比杰出的才能更为让人尊敬，在这种随意的人为习惯之下，爱情经常被迫低头屈服。而义理之所以会日渐堕落，正是由于这种人为性，义理堕落到最后，成为一种解释一件事或者承认一件事时，拿出来的含混不清的行为逻辑，例如，为了救自己的长子，在必要的时候，为什么母亲可以牺牲自己的其他儿子？为了给父亲的放纵提供资助，为什么女儿一定要出卖贞洁？等等。我认为，义理的出发点应当是“正义的理由”，可在决疑论面前，它却常常低下了头。甚至于它已经堕落到胆小懦弱、不敢承担责难的地步了。对于爱国之心，司各特写过：“它是最美的东西，而同时，又经常是最为值得怀疑的东西，是其他感情用来进行掩饰的伪装”。这句话用来对义理进行阐释，我觉得十分的合适。不管是超过了“正义的理由”来使用它，还是找不到“正义的理由”就使用它，都会造成义理这个词的滥用，而且滥用程度是惊人的。形式多样的狡辩和伪善，都会隐藏在义理羽翼的庇护之下。要是在武士道之中，失去了敏感而正确的勇气和勇于承担、顽强不屈的精神，那么义理成为胆小之辈的安乐所，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明治十一年大判锦绘，画中人物为武士山中幸盛第四章勇于承担、顽强不屈的精神谓之勇

想要在道德上获得价值，勇气就必须是以正义为基础。关于勇气，在《论语》中，孔子以其常用的论证手法，从反面下了一个定义，其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将这句话换一个说法，从正面来说就是：“去做正义的事情，就是勇。”有些事情时常被当作勇气来看待：愿涉万千险境、拼了性命、闯进阎王殿。所以，当一些拿着武器的莽夫们有这种鲁莽行为的时候，就能得到欢呼。其实这种欢呼是不合时宜的，这种鲁莽的行为，被莎士比亚称为“勇气的私生子”。在真正的武士看来，这样做是不正确的，为了不值当的事送了性命，会被轻看成“犬之死”。对于勇气，柏拉图也下了一个定义：“对于应当害怕的事和不应当害怕的事，要能明辨。”对于柏拉图，水户的义公根本未曾听闻，但是他却说：“跑到战场上去送死这样的事，任何一个卑贱的莽夫都可以做到，这也实在太容易了。在该活的时候活下去，在该死的时候毫不犹豫去死，这才能叫真正的勇气。”在道德的勇气与肉体上的勇气之间，西方作出了区分，而这个区分在很久以前，我国人民就已经认同了。任何武士在其少年时代，肯定都听说过“勇气”跟“匹夫之勇”。

对于少年来说，类似于坚毅、顽强、勇敢、冷静、勇气等品质是最能拨动他们心弦的，并且，这些品质可以通过实践和演练来得到锻炼。少年们从小就受到有关这方面的激励，这些品质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了。母亲还将其抱在手上的时候，有关战争的故事幼儿就听过了多遍。要是孩子因为一些疼痛流泪了，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母亲的责怪。同时，母亲会激励他：“这么一点疼痛就流泪，这是多么软弱的一种表现！要是你在战场上，手被砍断了该如何是好？被命令切腹的时候该如何是好？”歌舞伎《仙台萩》讲了千松纯真而坚忍的故事，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感人的故事：“母鸟衔着食物飞到笼子边，小鸟张开小嘴准备吃食物，他看到了这个场景，便对小鸟幼稚的心灵极其羡慕、不过他也明白，忍受饥饿，对于武士的儿子来说，是在履行忠义之道。”在童话里，有很多关于坚毅和勇气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肯定难以将向少年灌输大无畏精神的方法全部包括在内。

为了锻炼孩子的胆量，有时候，父母还会采取一些听来冷酷的严厉手段。他们说：“狮子就是从万丈深渊处，将自己的孩子扔集中起来，在天满宫节日的时候，让他们通宵轮班大声朗诵。而少年们最喜欢的娱乐是到刑场、墓地、凶宅等让人汗毛直立的地方去。他们不仅让少年在执行斩刑的时候去观看那可怖的场景，还让他们在黑夜的时候独自去那个地方，将记号留在被砍下的头上才能回来。充满勇气的武士日本浮世绘中的贤女烈妇日本《本朝名将镜》中的八幡太郎义家。义家英才盖世，料事如神，身手矫健绝伦，此外还擅长和歌艺术。

这种“胆量训练”的手段，已经完全超越了斯巴达式的训练，这肯定会使现代教育家吃惊不已，在他们胆战心惊的同时，还会引发这样的疑惑：这样的手段，会不会是一种蛮横的手段，会将人心灵中的温情扼杀在摇篮之中呢？

在赋予人的灵魂之时，勇气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平静，也就是内心的冷静。勇气的动态表现是敢做敢当，而静态表现则是沉着。镇定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惊慌失措难以侵袭他，他内心的宁静不会被任何东西扰乱。就算在最为激烈的战斗中，他仍旧从容冷静，在巨大的变革之中，他的内心也能保持沉着。地震也难以震动他，对于暴风，他会付之一笑。就算危险或者死亡临近，他也不会惊慌失措，例如，在灾难到来时吟唱诗歌，在死亡到来时唱出和歌，这样的人，被我们称赞为实实在在的伟人。他们的字迹或者声音与平时并无二致，一直都是从容淡定的，这些就是他们心胸广阔的确凿证据，应当说，这些证据证明他们心胸开阔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这样的心胸，完全没有其他顾虑、杂念，还能将更多的东西容纳进去。

有一些可靠的史实，记载太田道灌是江户城的创建者，当他被长矛刺中的时候，那个刺客知道他喜欢诗歌，所以还吟诵了诗歌的上句：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应当珍惜生命。这位即将死去的英雄在听到这句诗的时候，完全不顾他肋侧所受的致命伤，将下一句接上：除非很早就已经将生与死之事看淡。

甚至于，还有体育的成分包含在勇气之中。有一些事情，在普通人看来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在勇士看来都是些小儿科的事。所以，在古代，战争开始时，对战双方相互进行戏言，先进行和歌比赛，这样的事是极为常见的。对战可不光是蛮力的较量，它还是智慧的抗衡。

在11世纪末所进行的衣川战斗就是这样的性质。东国的军队溃败，指挥官安倍贞任落荒而逃。大将源义家对他进行追击，源义家在靠近他时，高喊：“你居然是个临阵脱逃的卑鄙之辈，将身子转过来！”贞任勒住了马，源义家见了这一幕，便高声吟唱：战袍的经线都已经裂开了。他的话刚落音，手下败将贞任便接道：常年线乱也不能将我如何。

立刻，义家就将拉满的弓放下了，转身离开，让这个原本已是瓮中之鳖的敌军逃了出去。有人感到非常好奇，问他为什么将敌人放走。他回答说，在敌人穷追不舍时，仍能保持内心的沉着，这样一位坚毅的人，我不忍心去侮辱他。

安东尼和屋大维在布鲁图弥留之际所感到的悲伤，武士们都会有相同的体验。上杉谦信同武田信玄两人之间战斗了14年，当上杉谦信听闻信玄的死讯时，他放声痛哭了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佳对手”。上杉谦信对武田信玄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个高尚的典范。

信玄的领地是一个山国，离海特别远，他们的食盐供给需要依靠东海道的北条氏。虽然在表面上北条氏没有与信玄开战，但是，为了削弱信玄，北条氏暗中禁止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在听闻信玄的窘迫处境之后，谦信便寄信给他说，听说北条氏用食盐来困住你，这种手段卑鄙至极，虽然我与你开战，但都是光明正大地用弓箭相搏，不会用米盐这些生活必需品来钳制你。从现在开始，请你来我们国家取盐，只要你需要，拿多少都可以。与卡米勒斯所说的“罗马人是以兵器交战，而不是以黄金财物交战”比起来，这个故事更是超越了这句话。尼采说：“为你的敌人而自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敌人的成功，也就等同于你的成功。”这句话将武士的心性很好地表达了出来。确实，勇敢与荣誉的分量，是不相伯仲的，它要求，在战争时你能当作敌人的人，应当是平时值得交往的人。当勇气能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时候，它与“仁慈”就非常接近了。——补注第五章怜悯之心谓之仁

自古以来，爱、宽容、仁爱、同情、怜惜，被看作最高的优良品质。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被看作人的精神中最为高尚的东西。从两个方面来看，它都被当作道德王者。一个方面是，它占据着被多种高尚道德围绕着的王位，那么它理所当然是王者；另一方面，对于王者之道来说，它是极其符合的，所以它也能成为王者。对于王者来说，仁慈的头衔远比皇冠更为适宜。用王者的权杖来进行统治，完全比不上用仁慈来进行统治。怎么用言语来表达，需要让莎士比亚来教我们，可是内心的感受，我们就不需要他来教了，因为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都一再强调，仁慈是为人君主的首要条件。孔子在《大学》中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又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依据这个说法，孟子也提出了观点：“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他还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对于这个王者必不可少的品质，孔孟二人也下了定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仁者人也。”

封建制度下的政治非常容易堕落，一旦堕落它的主旨就会变成随意使用武力，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之下，只有仁才能将我们从最糟糕的专制政策中救出来。被统治者奉献出了所有的“生命以及躯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统治者本身的意愿了，如此一来，极权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起来。人们通常用“东方独裁”来称呼它，说得好像西方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独裁者一般！丰臣秀吉画像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独裁政治，我都坚决反对。可是，要是把独裁政治等同于封建制度，那是完全不正确的。腓特烈大帝曾说过：“一个国家里的第一个公仆就是国王。”法学家们在评论这句王则是“人之王者”，何出此言呢？因为归顺于他，人民感到十分开心。对于这些说法，不能断定它们完全是谬论。

品行和权力，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可能是难以融合的两个词。对于英国的社会基础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波别多诺斯采夫曾对这两者有过非常鲜明的对比，他觉得大陆各个国家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来建立社会的，而英国社会与此相反，它所注重的是独立人格的疾速发展。这位俄国政治家说，在欧洲大陆各个国家，某种形式的社会联盟是个人个性发展的依托，说到底，也就是个人个性发展依赖于国家，这种情况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国人民之中尤为显著。当然，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一点也是极其正确的。但是，对待君主自由行使权力，日本国民并不会像欧洲国民那样感到沉重的压迫，相反，他们用对待自己父亲的感情来对待这件事，那么压迫感普遍都能得到缓解。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德川家康

俾斯麦说：“统治者拥有刚正不阿的强烈责任感，并且充满精力、内心谦卑，这是成就极权政治的第一个条件。”要是可以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的话，我会引用德国皇帝在科布伦茨发表的演讲。他说：“上帝恩赐了王位给国王，那么同时赐予的，还有对上帝肩负的大量义务和重要责任。想要为国王将这些义务和责任去除，无论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议会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仁这种品德，像母亲一般温润柔和。要是将正直的道义和严肃的正义看成专属男性气质的话，那么，仁慈所具备的，就是女性的温和与说服力。不要陷入不加区分的溺爱之中，应该让正义与道德作为辅助，这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诲。伊达政宗有一条格言，人们时常会引用，可以算得上是一语道破玄机，他说：“太过于正义，就会变得固执；而太过于仁慈，就会变得懦弱。”

何其幸运，仁慈是美，时常可见。有一个极为普遍的真理，“最为刚强的人，他就是最为温柔的那个人；最为仁慈的人，他就是最为勇敢的那个人”。我国国民的高尚品格，立刻就能被“武士情结”这句话打动。这并不是说武士的仁慈不同于他人的仁慈。不过，仁慈对于武士来说，是适当结合了正义的仁慈，而不是一时兴起的莽撞。并且，武士的仁慈不单纯是指一种心理，这种仁慈的背后是拥有生杀大权。类似于经济学家说的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武士的仁慈可以看作有效的仁慈。因为在这种仁慈之中，包含了某种实力，这种实力可以给对手带来好处或者伤害。本画为大判锦所绘，画中主要人物为左军师后藤基次

武士拥有武力，并且他还拥有特殊权利可以去实施武力，他们为此而自豪，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完全赞同孟子所说的仁慈具有的力量。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他还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亚当·斯密，他以同情心为自己道德哲学的基础，而在他很早以前，孟子就有了这样的说法了。

不得不说，这十分让人惊讶，一个国家对武士荣誉进行的教诲，居然会与其他国家有关的教诲如此相似。换一种说法，东方的道德观念受到了诸多批判，可是在这些观念里，居然能发现某些东西，它与欧洲文学最高尚的格言有许多相符之处。下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诗句，它出自维吉尔：

对失败者给予安抚，对骄纵者给予打击，

创建和谐之路——这是你们的职责。日本著名武士平清盛

要是让一个具有才能和远见的日本人看到这样的诗，很可能他立刻就会对这位曼图亚诗人进行指责，说这位诗人剽窃了自己国家的文学。

有一种品行被称赞为特别与武士相匹配，那就是对弱小之人、卑劣之人、失败之人的仁慈。日本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和尚倒着骑马，对日本美术感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幅画，画里的和尚以前就是一名武士，在他名声高涨的时候，人们只要听见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公元1184年，爆发了须磨浦之战，在我国历史上，这一次战役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当时，他对一个敌人穷追猛打，用自己巨大的臂力将敌人扳倒。遵照当时的战争规则，只有两种情况才准许被扳倒者流血，一种是被扳倒者具有很高的身份地位，另一种是被扳倒者与扳倒者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所以，这位英勇的武士就想知道，被自己扳倒的人叫什么名字，但是被扳倒的人并不告诉他，他就将被扳倒者的头盔摘了下来。头盔下是一张漂亮的少年的脸孔，他光滑的下巴上没有一根胡须。武士感到十分吃惊，他松开了手，将少年扶起，他用一种慈父般的口吻对少年说：“这位漂亮的少年，逃离吧，去你母亲那里，熊谷的刀不愿沾染你的鲜血，趁着敌人还没有来询问，你赶紧走开吧，走得越远越好！”可是，年轻的武士并不肯逃离，他请求熊谷将他的头砍下来，这样做是为了两位武士的荣誉。熊谷的大刀曾将很多人的生命夺走，现在，他将这把大刀，熟练地挥动到银白的头顶上。可是，他那颗坚硬的心软化了，他自己的儿子，今天是第一次上战场，儿子伴随着号角声冲锋陷阵的身影在他眼前闪过，他强有力的手颤抖了起来。他再一次发出让少年逃离的请求，但是敦盛再一次拒绝了。正在这时，熊谷听到了渐渐靠近的脚步声，他知道自己这一方的士兵过来了，他大声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离开了，死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里，还不如让我亲手杀了你，日后再为你祈福超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大刀就在这一刹那间从空中划过，少年武士的鲜血便将刀刃染红了。熊谷在战争结束后凯旋，可是对于任何功勋荣耀他都不再有丝毫牵挂，他剃度出家了，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半生戎马，从此对西方的弥陀净土加以信奉以及颂扬，并立下誓言，不用后背对着西方，将自己的后半生全献给了圣洁的游方之道。

或许，对于这个故事里的漏洞批评家们会加以指责。或许，在一些细节之处，确实有值得批驳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用温柔、恻隐以及仁慈来美化了武士的最冷酷的武力，它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在古代，有一则格言说：“穷鸟入怀，猎人不杀。”基督教所推行的红十字运动，为什么可以很轻易地在我们国民中站住脚，或许可以用这个格言来解释了。《日内瓦条约》，也就是国际上的红十字条约，我们在听闻这个条约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从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马琴的笔下，得知了为受伤人员提供医疗的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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