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丹尼尔·弗赖伯格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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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与滇缅公路(作者丹尼尔独自穿越日军横行的中国西部与滇缅公路，历经2700公里，险象环生)试读：
照片
前景中，一个搬运工挑着一担煤（一种焦炭）走在吊桥上。岷江已经开闸放水。右边的河道正在进行每年一次的清河道处理，河水全都被排放到了左边的河道中。四川人会很巧妙地运用原木、石块和泥沙，在竹子的使用上更是颇具匠心。他们将竹子编织成一张席面，置于水中，再将席子扭成绳索状，并与石块交织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砖石结构。一个使桩子在岩石面上保持稳固的常用办法是：把装满石头的篮子挂在桩子上，如图中前景所示。
雅安是西康最大的城市，人们在那里把玉米装上船。这个地方有时河流湍急，以至于无法行船。
一个竹筏正在行进中，两名船员在小心翼翼地行船。这个人造的河道宽窄正合适，水深足以使船浮起来，水流快慢适中，不会使筏子倒行。
一家寺院的屏风上画着成都灌溉系统的示意图。在人口众多的成都平原，岷江灌溉系统的规模和错综复杂的程度在这幅图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图中，棕榈树叶般的标识代表周围的群山。行业和服务
在四川的一个简易餐馆可以吃到午餐。顾客面前的柜台上盛放着要出售的凉面。碗里盛着佐料，店家会用一把铜勺把调好的佐料浇在面上。四川菜会放很多调料。在中国，店家会问顾客想不想要“辣椒”，不喜欢辣椒味道或者只想要一点点的顾客，就会事先跟店家说明一下。
除了面条外，餐馆也供应热菜。这种硬面应该是用荞麦做的，把硬面块置于一个研钵似的筛子里，再用一个类似于捣土豆器的杵按压硬面，面就会从筛子底部的小孔中出来，掉落进烧开水的锅里，面很快就煮好了。
在照片后部可以看到有另一家餐馆的老板站在那里。
一个位于乐山和自贡之间的盐井。吊杆式起重机用于稳定竹箱子，这些厚重的箱子装满了浓盐水，从深达1000英尺到2000英尺的盐井吊出来。工厂的中心有个巨大的轴，当水牛来拉动这套装置时，它们会让轴保持转动。轴的周围缠上了连接在一起的长竹条。这些竹条会把竹箱子吊离地面。
熔炉里的水一直是开的，这一点让这个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看似达到了引人瞩目的程度，而且步入了现代化。因为在这片区域，所有的行业都是家庭作坊式作业。
战争导致四川盐井远迁河南，尽管人们认为那里的盐质量不太好。
云南永平一个典型的滇缅公路饭馆。店的招牌标明了这家饭馆的名字：明德旅馆。没有哪个中国企业会起个类似于“吉米之家”这样的名字。两个横书的汉字：“大理”，意为主厨曾经是著名城市大理府的一名厨师，这就像一些纽约的商店为了提升自己的名气，打广告说在巴黎或者伦敦有分店一样。尽管招牌鲜亮，但是这家店也不算是很好的就餐地点，最近滇缅公路两侧已经建造了一些不错的酒店和饭馆。
整个西南公路没有一个路段是完全平坦的，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事实上，大部分路段的平整路面不会超过100码。图中，公路在下关西部的一座山上盘绕。
怒江峡谷东坡右侧的农田。这种广泛种植大米的农田系统有时也被称为“稻田”，它精良的工艺值得关注。稻田以梯田的形式分布在山上，灌溉问题在古时候就已经得到解决。
把柴火从山上运到山下。这些妇女收集了柴火，马上要离开渡口。渡口横跨雅江的一条山间支流。在雅江上泛舟
中国西部的竹筏很长，由厚厚的竹片连在一起，形成类似于雪橇的形状。前端的空间比较大，用木杆对整个竹筏进行加固。为了应对水流毫无规律的作用力，这些竹筏被绑在了一起，而且拥有较大的灵活性。撑筏者需要时时刻刻关注竹筏的情况，并进行必要的修补。为了载物不被从缝隙里进来的浪水损坏，它们被捆绑在离木筏有10英尺的木块和竹板上。在吃水深且水面平静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撑筏。可以看到一个倒扣的竹篮，形似筛子，它是用来淘米的。盖着篮子的木桶是吃饭的时候用来盛米饭的。
指挥者站在水流之中的高桥（晚上用来当床铺）上，在船头操纵着掌舵的橹。竹筏必须要在水流中央平稳行进，这时它就成了河水的一部分，流速快时极速前进，接近岸边的岩石滩时，船速则极为缓慢。
竹筏不能冒险通过这片水域的水流。因此，撑筏者会选择一个吃水浅又狭窄的河道来穿过左边的石岸。在穿行过程中，他们一个个离开竹筏跳到浅滩中。图片的背景中，我们能看到直径为25英尺的水车，它们在水流的驱动下转动。水轮转动的时候，小竹管中的水就会流到远处上方的槽中，这水被用来浇灌农田。
发生事故、车辆碰撞在滇缅公路上绝不少见。这个事故中，一辆拖车打滑撞到了坡上，导致超过50辆车滞留。
从缅甸来的印度司机等待着有人来解决交通拥堵。前景中的卡车在运送汽油。可以看到图片背景中的车排起了一条长龙。
当竹筏进入到河流交汇的T区时，娴熟的撑筏者就会采取一个复杂的策略来帮助竹筏前行。河水沿着T区的干流奔腾着，流向右侧，支流从左侧与之相交汇。这样的话，竹筏在湍急的水流中央行进就会是个问题。船员用极大的力气拖着竹筏逆流而上，到达T区的干流处，筏子摇晃着进入河水中，以惊人的速度漂浮着。与此同时，撑筏者猛地一划，这样竹筏就可以在河水中前进一段距离，以避免河水回流导致船驶入T区的左侧，或者碰到转弯处底部的峭壁。通过这种方式，问题得以解决。一旦进入右侧的河道，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由于行船技术的小失误，导致船队最后面的筏子尾部被刮坏。放置玉米的平台被扭得错了位，玉米也被打湿了。修复破损的船体致使行程短暂延误，之后竹筏会继续前行。贵州
贵州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但是突然间被推动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它的进步也是史无前例的。
图为安顺市中心的塔楼，安顺是贵州第三大城市。可以看到铺设好的宽阔街道。在非日军占领区，城墙、寺庙甚至墓碑上都写着大字体的爱国标语。墙上的16个汉字是四句口号，每句由四个汉字组成，号召人们支持领导，加强团结，遵守法律，维持秩序。第二个屋檐下的相框里是孙中山头像，他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父”。
图为盘县的街道景观。盘县西边就是云南省了。图中的景象可以算是中国众多乡村和城市景观的代表，大街两旁布满了鳞次栉比的石头小路、瓦房、商店和现代售货亭。车辆很少，但是来往穿行的路人很多。可以看到图中有两名中国士兵。
从公路上拍摄澜沧江西边的稻田。在中国，个人农场不管是自营还是租用，通常都小得惊人。即使在地势平坦的地区，也很小。在山区，稻田的面积小到农民和水牛一起耕作时都无法在田里转身的地步。稻田的收成只能维持一个家庭基本生活所需。相反，美国普通家庭只会将相对较少的收入投入在食物上，而上百万的中国家庭实际上要花费几乎所有的收入、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填饱肚子。
人们在滇缅公路下关段旁的岔路上打谷。丰收是令人快乐的时候，饥肠辘辘的人们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妇女们借助连枷，用简单的方法将谷粒打出来，她们收获了种子。但是通常情况下，农民们会让牛在打谷场上拉碾子。图片左边的妇女正在扬谷，当她把谷粒从篮子里往下倒时，风会把谷壳吹走。照片中，这些女性的脚因未缠足都很正常。南方的汉族女性干体力活要比北方的女性更多。
船头拍打着激流。右图为岷江乐山下游段最为危险的水域，即使船长（站立的人）也要站着航行，而其余大多时间他是躺着的。这条船刚刚避开了一个危险的转弯，转弯处有一块向上凸起的岩石，船驶过时和岩石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条胳膊的长度。背景中的船只等待被拖往上游的急流中，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对岸的货船就没我们那么幸运了，它们都搁浅了。在船上的时候，我听说长江有一片水域的水流极为汹涌，引航业务已经被一个家族垄断，引航技术不外传。
傍晚，在西坡半山腰的稻田里俯瞰怒江峡谷。穿过峡谷就能看见滇缅公路。尽管它看上去没有比山间的公路宽阔多少，但却是非日军占领区的生命线。总序
当今一般公众对于滇缅公路的历史认知，与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远远不相称。实际上，将滇缅公路比作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长城也不为过，它的精神资源在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仍将焕发强大的内驱力。如何更深一步地挖掘滇缅公路的历史文化资源，拓展公众的认知视野，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众所周知，在时代局限性所带来的观念束缚之外，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大史实最大的困难在于史料匮乏。关于滇缅公路的历史叙事不仅缺乏一部“史记”，甚至连构成其基础的原始材料也为数寥寥。但是，近年来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许多有志之士从海外发现并搜集到很多湮没已久的原始材料，如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拷贝回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的历史照片，这些由外国机构记录的中国历史，已经被媒体界定为“国家记忆”，并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它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路径，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均有外国人参与记录，而这些记录不仅丰富翔实，且很多仍处于尘封状态，有待国内有识之士予以搜寻探掘。将其命名为“国家记忆”虽有几分“僭越”意味，但“中国的事被外国人记录”这一状况，却是在彼时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国情国力因素下的客观现实。
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探掘的初步成果。其历史背景是，在1937年至1938年修筑、开通滇缅公路，至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滇西切断滇缅公路期间，许多国外机构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影响，纷纷派记者、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等前来了解情况，回国后写作并出版了一批纪实性作品。这些不约而同前来“探路”的人士及其著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彼时滇缅公路修筑、运营，及沿线区域的政治经济及风土人情等内容，有的还配有历史照片和插图，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同时期囿于抗战时期的种种困难条件，中国国内机构反倒难以进行类似的工作。
这些外国人所写的滇缅公路亲历记在国外出版后，因为国外读者对中国关注度有限，且这些作品多数并非所谓“名著”，所以未能进入中国视野而被翻译引进，于是长久地尘封在了国外的图书馆和旧书架上，以至于多年之后，国人不知道曾有过这样的记述。现在，它们被陆续寻找并发掘出来，汇集成为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其价值毫无疑问首先是为彼时的“国家记忆”提供了新鲜“增量”，对于国内读者则属于“你所不知道的滇缅公路”，填补了滇缅公路这一重要历史题材的史料空白，这一拓荒式的贡献在当下是极为稀缺和难得的。其次，这些由外国人在第一时间予以记述的历史，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一个“他方”视角，带有国际性、客观性、陌生化色彩，与因当时困难条件所造成的国内的忽视和几十年后的淡忘形成反差，对于今日读者重返历史现场、以彼时的国际视野来观照滇缅公路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乏以他山之石攻玉，开辟新视窗、“补习”历史课从而知往鉴来之效。再次，近年来滇缅公路所在的云南省因地方经济发展驱动，极为重视发掘滇缅公路这一本土文化历史资源，目前有种种将滇缅公路题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构想，却因资料匮乏而难以深入推进。而这套丛书所记载的彼时滇缅公路沿线的地方史志细节，对于当地文化历史资源的挖掘与拓展，无疑是久旱逢雨、雪中送炭。同时这种“地方性”题材的系统、深度挖掘，在图书出版界也属于已引起相当关注却难以操作的情况，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该套丛书的作者均为当时中国同盟国美英人士，写作、出版时间多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因此书中政治倾向均为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基调，对彼时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内政表示尊重，故丛书总体上为中国抗战的“背书”“站台”之作。
最后，祝愿“亲历滇缅公路”丛书的出版，为我们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国家记忆，带领广大读者重返历史现场，重新认知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让滇缅公路——这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第二座长城”，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出它永不磨灭、光辉璀璨的精神价值！余戈军事历史研究学者导读滇缅公路：从云南辐射世界
滇缅公路在抗战时期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线”，曾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滇缅公路的修筑者、见证人和考察者以及中外记者、作家、学者、旅游家等对于滇缅公路的记述，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从滇西辐射世界的历史图景，其中，国际上的宣传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获取了战争中的国际物资援助，并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一、外国记者报道的滇缅公路
一批外国记者将目光投向滇缅公路。1939年张孟令翻译了3月26日港报所载外籍记者杉姆森（Gerald Samson）由该路经云南到缅甸沿途观察纪实。随后，《天下事》杂志也翻译了杉姆森的《滇缅公路小记》，文中记述：“滇缅公路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完成，当记者于一九三九年二月旅行经过该公路时，实系完成后第一外国新闻记者行经此地。”1939年有报载消息：《泰晤士报》记者最近乘汽车沿腊戍至昆明视察，曾著文力赞“中国工程师之伟绩”。中国政府对于此段工程，特别经营，务求达于至善。中国工程师之功绩，咸不能埋没也。凡经历云南者，均不免深羡中国人之决心及其勇气云。虽然，报纸未提及记者姓名，但从内容上与时间上推定报道所记述的有可能就是英国记者杉姆森。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929年之后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日本人驱逐出中国。他在1940年10月12日的文章中称，尽管英国决定10月17日重开滇缅公路，但滇缅公路的价值已经下降了。在《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一书中，哈雷特·阿班重申滇缅公路的重要性过去被高估了。
胡春冰翻译了《纽约时报》登载的鲍尔温（H. W. Baldwin）《滇缅战局与滇缅路》一文，文中说：“即使如此，运输数量也还不足以支持中国境内对日巨大的陆空战事，如果美国要在东方与日本从事大陆战争，中国东海岸的港口的开辟，将是运入供应品的主要入口。”他认为：“滇缅路的开辟，主要是政治与心理上的价值，军事上的重要性还在其次。”
1940年，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作为美国《自由》杂志的远东记者，受命来到亚洲进行战争情势的采访和报道。当时，美国还没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莱士以非交战国的记者身份到过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作为美国空军第一电影制片分队成员，在战争情势系列片中，创作了一部《为中国而战》，其中谈到滇缅公路，披露了其他叙述中未见的背景，解说词中盛赞了筑路者。
在《美亚》（Amerasia）杂志中，骆传华（曾长期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工作,1938年后前往香港协助温源宁从事战时国际宣传工作）介绍了滇缅公路的情况：“滇缅公路是在战争期间才完成的，因为英国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果，曾受过三个月的封锁，到最近十月十八日才开放。特别是正当日军在越南登陆，滇越路段被截断的今日，它已成为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这通道起于云南的昆明，直达缅甸仰腊铁路的终点腊戍，同时也沟通了缅甸全境的公路网，不但在战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东南亚经济发展，也有极大的作用。”骆传华对滇缅公路的未来做出了乐观的估计：“滇缅公路总有一天要成为世界瞩目的路线，至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外货及旅客之经由中国后方门户入内者，迅速增进，实可预卜。”事实证明，骆传华的这一“预卜”，与战后滇缅公路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
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邀请美国《芝加哥日报》远东访员史蒂尔（A. T. Stelle）做关于滇缅公路的演讲，史蒂尔之前在西南各省游历后取道滇缅公路来沪。他首先谈了交通动脉性质的重要，并言及日军轰炸并未影响运输，滇缅公路仍川流不息，甚至说“滇缅公路即生长于轰炸之中”。他大力推崇美国红十字会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贝克博士就任运输总监后的工作成效，并对滇缅公路提出了改进方案。
在1940年至1942年间《纽约客》的闲话评论与新闻报道，频频关注滇缅公路的种种动态。1940年3月8日“热门话题”栏的《中国记者》（Chinese Reporter），通过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卢祺新的闲谈，透露了中国苦力在滇缅路上的巨大作用。二、筑路者、旅行家、传教士笔下的滇缅公路
曾任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1945年6月在美国出版《修筑滇缅公路纪实》（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 Road）。作为滇缅公路改善维护工作的亲历者、领导者，作者从改善公路的艰辛，到敌机轰炸下的抢修，再到为了挡住侵略者的铁蹄，忍痛炸桥炸路，做出了全景性的描述。这部作品提供了大量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的鲜为人知的内容和感人细节。文中还描绘了工程官员、千余名技术人员与工人同舟共济、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感人事迹。这部著作原是作者为了向世界介绍国人如何修筑滇缅公路而用英文写作，国人所读到的是戈叔亚根据1945年6月再版版本翻译的中文译本。1946年的一篇书评写道：作者的叙述中对他的成就表示出了谦逊的态度，他最后希望有可能的话竖立一个纪念碑，以纪念“成百上千的无名氏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这条造福后代的滇缅公路”。
美国人史密斯（Nicol Smith）所著的《滇缅公路》（Burma Road），1940年在美国出版。随即，《天下事》杂志开始了选登连载，其在编者按中写道：《滇缅公路》为世界著名旅行家尼古拉·史密斯所著。史氏于1939年来华，得我国当局之许可，与美国驻昆明领事梅耶乘汽车遍历滇缅公路全程。全书原有二十章，首七章述香港、北海、海防见闻，中六章记滇越道上风土，后七章始为滇缅公路旅行记，本刊觉其内容富有趣味，不无价值，爰为译载，以为重开滇缅公路后之一小点缀。1941年5月中译本由亢德书店出版。不过，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书评中这样的评价：“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从香港经河内、印度支那铁路到昆明，再沿缅甸路、腊戍回来。这样一本受欢迎的旅游书，基本没有严肃地讨论滇缅公路在政治、经济、技术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意义，如果因此批评这本旅游书没什么大的价值，或许实在不公平。然而，遗憾的是，作者的确错过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机遇，即对现有关于滇缅公路（中国西南部重要的生命线）较少的一些材料做一个重要的补充。”书评人觉得，“史密斯先生刻画了一条粗糙而危险的道路，蜿蜒曲折地通过蛮荒的、多山的、美丽的但有时邪恶的国土，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民众拼命与暴雨战斗，以保持他们一手修筑起来的滇缅公路能够持续开放；满载弹药的货卡车挣扎着通过泥泞的河流，沿着陡峭、狭窄的盘山公路行驶，有时甚至倾倒在峡谷里。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浪漫的画面，但它告诉我们的并不算多。”
内维尔·布拉德利（Neville Bradley）1945年出版了《老滇缅路》（The Old Burma Road）。当1930年春决定开始仰光这段旅程时，布拉德利博士是昆明的一个医疗传教士。他在路程中做了完整的日记、笔记和照片记录。“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故事是值得出版的，如今，他所记录的地方因为著名的滇缅公路建设，其旅游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这也是一段关于云南生活的记录，暂且不说中国西部其他地方，云南受到了西方文明与抗日战争的冲击。与云南其他当地交通相比滇缅路受到更多的关注，但现在的西部云南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新滇缅公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深刻的变化即将来到，所以这个记录会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这一书评充满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论述基调。
29岁的郝乐威是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少校，他所写的《滇缅路历险记》原载于1942年10月29日出版的《中缅印战区综合杂志》（CBI Roundup）第一卷第六、第七两期，文中记叙了他在滇缅公路执行轰炸任务时，迫降在中国境内，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款待及其一路见闻。这位少校以外部人的视角对当地老百姓和风土人情做了颇为独特的记录。三、作家眼里的滇缅公路
描写滇缅公路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广为流传。1940年8月，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了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说《泥金菩萨的面孔》（The Face of Gold），讲述西南中国人抗日救国的故事，其中有大量惨烈的筑路图景：“这条新路像一阵暴风雨似的席卷着这个区域，她似乎每隔几天就要加长十余里。实际上几千个满身尘埃，褴褛不堪的老少男女，好像耗子钻洞一样工作着，他们所用的锄头和竹篮担子原与儿童玩具差不多，但他们仍把这条公路迅速地而且不断地开拓出来。”疟疾的盛行导致“每隔几天就要换一批工人，因为他们死得太快了”。“那里，一群弱小的人仍在工作，但衣不蔽体，又都在发烧。在他探视的当儿，他还看见几个人病倒了。倒下去的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带病的身穿制服的中国人慢慢地走来，他的干枯的眼睛在那顶泥污的制服帽下显出患着热病。”小说中还提到：“如今在滇缅公路上开一趟卡车比做强盗还要有利可图。在路上开两趟来回车就可一辈子衣食无忧。”小说由以正翻译，题为《滇缅公路的故事》，小说向世界披露中国男女老幼铺筑公路用以抗战的奇迹，鼓励美国军火商援华抗日，不要再向日本销售武器。
美籍华人作家黎锦扬（C. Y. Lee）的《土司》系列故事发生在滇缅公路刚刚开通时的中国西南地区。系列中首篇发表的《方土司的摩登计划》围绕公路开通后芒市以及芒市人的种种变化展开，“最近完工的滇缅公路从芒市穿镇而过，土司一定已经意识到，对于那些初入此地的外来者，他的领土很可能被看作是一块蛮荒之地”。四、苦难辉煌：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与民族精神
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在战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滇西各族人民仅用九个多月的时间，就将这道抗日战争中的“长城”克期修成。修筑滇缅公路，物资条件非常匮乏，没有现代化的筑路机器，纯属人力开辟。记者杉姆森以为：“在这种复杂地形、粗陋工作、简单设备之下，竟能于一年内造成这种伟大命脉的道路，那是非平凡的建筑可比，亦是建筑纪录上伟大之一页。”
穿越滇缅公路的史密斯记叙了他看到的筑路工人的惨状，但劳工们没有怨言，只是感叹“这就叫国难呀”。修路时，除洪水的侵袭、炸药的悲剧、坠崖的死难等意外事故之外，还有瘴气引发的各种疫病。环境恶劣、筑路艰辛、牺牲惨烈都没挫败中国劳苦大众，正如萧乾在描写龙潞段上的一位老人时所写的：“生活是那样苦，他却永远笑着。”
1942年1月，《纽约客》“档案”栏目连载了上下篇的人物专访《胡适的火枪手》（Hu Shih’s Musketeer），记叙了传奇的货车运输专家丹尼尔·艾斯坦（Daniel Arnstein）如何使用美国的货运方式管理滇缅公路，使租借给中国价值十亿美元的物资得以运送至战火前线。因贡献卓越，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将艾斯坦描述为“波尔多斯（《三个火枪手》中的硬汉）再世”。胡适称：“当我撰写中国历史时，艾斯坦先生的名字一定会在里面。”艾斯坦在《改善滇缅公路运输建议书》中多次提出对于商用车辆限制的建议，比如牌照登记、司机执照、行车运费等。他对于行车管理提出：“任何增加滇缅公路运量之建议,必须以军事当局对该路有绝对统治权力为先决条件。”随后，这位美籍交通管理运输专家便被国民政府聘用，让他来实施他的改善方案,对滇缅公路的运输进行改善工作。从某一方面讲，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像胡适这样的知识界领袖也对西方的影响做出了极为正面的回应。但是不得不说，类似这样的“先进”管理经验的援助却“将其（西方资本主义）鄙劣的一面与其有益的一面混淆在一起”，使得非西方国家在利害得失的计算中，对“西方权力扩大带来的文化传播”变得毫无意识。虽然实现“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这一目标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西方权力实质性的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往往使得非西方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现代化理论则理所当然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配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
旅行家史密斯曾对战时滇西永平城外公路交通小官僚的家庭，做出过一幅“西方文明景象”的描绘：订着美国时尚杂志的美丽妻子、西式的晚餐……或许是应了布罗代尔所说的“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这种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语境在滇缅公路的舆论建构中似乎处处可见，也使得滇缅公路充满了象征意味。
战时关于滇缅公路的舆论宣传的确极大程度上鼓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内有民族团结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事实上达成了国家动员的目标。因滇缅公路通畅与否引发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与支持，在客观上鼓舞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信心。滇缅公路的问题，在当时不仅关系到中国国防、民生，对国际外交与盟军合作，也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条公路，不仅与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向 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作者的中国西部之旅序言
这是一本1941年期间我们的父亲H.丹尼尔·弗赖伯格在中国写下的旅行记。我们很高兴有人能把它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他是在河南长大的，所以对中原特别熟悉，而且在这次旅行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五年。然而，中国西部（或者西南部）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他观察到的都是新鲜事物，也是基于他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因为日本侵占了黄河以北的地方及所有沿海地区，直到越南。他们也打入了长江谷—宜昌，因此国民政府搬移到了重庆。当时刚开通的滇缅公路连接了昆明和缅甸，一直到印度。它成了从外面提供燃油和其他物资的重要路线。因着我们的父亲要回美国，他决定沿这条路离开中国。在已被日本占领的地方，有很多传教士被关押，大多数被送进了立于山东省的潍县集中营。那些被关起来的人中有我父亲的妹妹玛格丽特·弗赖伯格，她是一名护士，还有他们的母亲也在其中。和我的父亲一样，我的姑姑也回到中国参与服侍了，中国是他们度过童年的地方。
H.丹尼尔·弗赖伯格把他的旅途当作一种机遇。他把经过各省的所有情况都记录了下来。从河南到陕西、甘肃、四川、西康（今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贵州和云南。他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尽可能地对这些地方有所认识，也希望当中一些人或多或少能来到中国的这些地方服务。按着这个目标，他的记录一部分读起来像是在上一堂地理课，一部分像是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和观察游记，另一部分像是当时的需求和机遇的概述，最后一部分像是批判西方人在亚洲的所作所为。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他的记录为这些地方的生活和环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快照”。他描述了中国人生活的古旧面目，比如传统的船夫往返于四川的河道，同时也描述了现代的改变，例如因逃难而西迁的众多大学。
更为重要的是，它能让人了解一点上一代国内外基督工作人员的想法和动机。处在现代的我们不容易去体味这些年代的生活环境和服务条件所带来的挑战。除了在交通和物流方面的困难，那个时代还有基础设施的缺乏、有限的社会医疗服务以及土匪和武装人员经常发生冲突所带来的额外的危险。
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军事冲突普遍存在于华中地区。从1908年到1930年，我们的爷爷卡尔·彼得·弗赖伯格博士在洛阳做医疗工作。记录显示在1924年，每天都有两三百位伤者被送到他们的小医院，战场上双方的人员都有。当时的医疗人员包括了弗赖伯格博士、埃尔韦拉和赛拉姑姑，以及四位中国医疗助手。1927年，很多传教士都被撤离了。弗赖伯格博士的家人也回到了美国。弗赖伯格博士决定留守，期望等到1930年再回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身边。然而，1930年元月份疫情严重，弗赖伯格博士因从病人身上感染了斑疹伤寒而去世了（在没有用青霉素治疗之前，斑疹伤寒是极度致命的）。另一位在同一个传教站的传教士J.J.林德尔牧师，也在同一周去世，他们被安葬在了一起。我的祖父创立的医疗服务站最终成了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尽管面临很多挑战，但传教士们仍然多年坚持着忠诚的服务，也因此有很多类似我的祖父创立的这样的机构在中国被建立起来。1937年，中国已经有254家传教士所建立的医院了，并有资料显示至少有62所大学是由传教士创办的。这些努力的成果是什么呢？除了不少个人的生命被这些事工触摸了（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关于每个个体的），多种研究统计也记录了，在新教传教事工活跃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健康、教育、治理和参与方面的福利水平都有很大改善。这很值得我们思忖：这种信仰就是这一切努力的动力和成果。H.丹尼尔·弗赖伯格的孩子们
We are very happy that this account, which our father wrote about his travels in China in 1941,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is available for publication. H. Daniel Friberg was very familiar with central China, since he had grown up in Henan Province, and had also served there for five years before he made this journey. But western (or southwestern) China was new to him. His observations reflect that newness, while they are also grounded in his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e national situation was precarious at the time, since the Japanese had invaded and occupied China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controlled the coastal areas down as far as French Indochina (Vietnam). They had also penetrated up the valley of the Yangtze River (Changjiang) as far as Yichang, and s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relocated to Chungking (Chongqing). The newly opened Burma Road, connecting Kunming to Burma (Myanmar) and further to India, became a critical lifeline for fuel and other supplies from the outside. Since our father was due to return to the USA, he decided to leave China by this route. Many missionaries who served in areas that were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were interned, with most of them impounded in the Weihsien (Wei Xian) internment camp in in Shantung (Shandong). These included our aunt (our father’s younger sister, who was a nurse) and their mother. Like our father, our aunt had also returned to serve in China, where they had spent their childhoods.
H. Daniel Friberg took the occasion of his travels as an opportunity to record the situation he found in the provinces on his route out of the country, from Honan (Henan) by way of Shensi (Shaanxi), Kansu (Gansu), Szechwan (Sichuan), Sikang (Xikang, which comprised eastern areas of the present-day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western Sichuan), Kweichow (Guizhou), and Yunnan. His intention was to familiarize his readers with these areas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the hope that some of them, whether few or many, might come to serve in these parts of China. With that purpose in view, his account reads partly like a geography lesson, partly as a travelogue recounting his encounters and observations, partly as an overview of the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at the given time, and finally as a critique of western man’s involvement in Asia.
As such, his account may give a valuable “snapshot” of life and conditions in these areas, at a time of momentous transition in China. It portrays ancient features of Chinese life (such the traditional boatmen plying the rivers of Sichuan) as well as changes portended by the modern age (such as the refugee universities which relocated to western China).
More importantly, it may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the thinking and motivations of foreign and national Christian workers from an earlier generation. It is not easy for us, from a modern perspective, to appreciat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onditions of life and service in these earlier periods. Apart from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with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and limited social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pre-modern era, banditry and armed conflict frequently posed additional hazards.
Military conflict became prevalent in 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Warlord era through the 1920s. Our father’s father, Dr Carl Peter Friberg, worked as a medical doctor in Luoyang from 1908 to 1930. Records show that during certain periods of 1924 between two and three hundred wounded people were brought to their small hospital per day, from both sides of the fighting taking place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t the time, the staff consisted of “Dr Friberg, Sister Elvira, Sister Thyra, and four Chinese medical assistants.” In 1927 many missionaries were evacuated, and Dr Friberg’s family also returned to the USA. Dr Friberg felt led to stay at his post, expecting to join his wife and their three children, when he would return in 1930. But he died in January 1930 after contracting typhus from his patients during an epidemic. (Typhus was much more deadly in the days before penicillin was available as a treatment.) Another missionary on the same station, Pastor J.J. Lindell, also died the same week, and they were buried together. The medical work which my grandfather started eventually became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Luoyang City.
In spite of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resulted in many institutions like this being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1937 there were 254 mission hospitals, and some enumerations show 62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were originally established by missionaries. What was the outcome of these efforts? Apart from the individual lives touched by such work (and ultimately every case is that of an individual person), statistical studies document better standards of well-being in terms of health,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countries and areas where Protestant missions were active. It is worthwhile for us to consider the faith that is both the motivation, and also the outcome, of efforts like these.The children of H. Daniel Friberg引言
中国已经向西迁移，这是扭转乾坤的一步。重庆成了新的“南京”，从某个角度来看，昆明即为新的上海。如若不乘飞机从香港直接飞往中国西部，而是乘坐“皇后号”和“总统号”邮轮前往该地，那么滇缅公路就相当于新版黄浦江，它路途漫长、多山而且位于内陆地区。
我从中国北方出发，取道中国西部和滇缅公路，并将自己在内陆的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中国内陆已经成了伟大中华民族的先行之地。
由于我没有游览日程安排，因此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在编写这些记录时没有明显的计划。但我要指出的一点是，行文脉络和游历路线是一致的，从整体而言都是沿着西南方向进行：从一般到具体。首先，会有一些记录直指中国西部；接下来是一系列连续的评论和游历经历；最后是涵盖了西南四省且内容更加具体的阐述。
因着上天的照顾，我坚持完成了这段漫长的旅程，我目睹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西部风貌，并且希望其他人都能来了解我所经过的地方。
本书的内容只是对中国西部的大致介绍，我所能够看到的也仅有这些。如果有人非常乐意去一睹中国西部的风采，并且带着祝福的使命更深入地去了解她，那我将会开心至极。H.丹尼尔·弗赖伯格1941年10月2日于明尼阿波利斯第一章西部各省的东部邻居
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三分之一。尽管有太多崇山峻岭，有大西北地域广阔、人迹罕至的沙漠，但中国人口数量仍是美国的四倍。
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中国的历史比美国要悠久许多。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位古稀老人，那么美国就是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且尚未长出第一颗牙齿。
在中国最初的18个省份中，几乎没有哪个省份的人口数量少于美国人口最多的州。由于人口密集，很多省份实际上是分散的地区。就人口而言，仅四川省的人口数量就远超英国或者法国。有人统计过四川省的人口数量，大约相当于德国或者日本的人口数量，或者将近美国人口的一半。
如果你有一份旧中国地图，从地图顶端向西南，你依次会看到如下区域格局：
东三省：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在部分人眼中，这三个省份合在一起是“满洲国”。那是一片广阔富饶的土地，因盛产大豆而闻名。古老的满族城市奉天，是辽宁当时的省会。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城市之一，半个世纪前，俄罗斯人把铁路建到满洲，这个城市便应运而生。
三个位于中国传统版图上的边界省份：热河、察哈尔和绥远。
三个黄河沿岸省份：山东、河北和山西。前两个省份人口众多，构成了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山西，是个多山的地域，拥有中国主要的矿床。北平是古都，天津是现代港口，均位于河北北部。
河南。从格局上看，它人口众多，地处中原，和位于西边的陕西共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三个长江流域省份：江苏、安徽和湖北。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是中国的头号城市。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汉口，是华中最大的城市，在这些大城市中处于末位。
三个南方内陆省份：江西、湖南和广西。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省份多山，但是湖南土壤肥沃，人口众多，民风保守。
三个东南沿海城市：浙江、福建和广东。第一个省份的居民因爱好广泛而闻名，第二个省份的海外华侨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省份，第三个省份则以富裕著称。
以上这些省份与蒙古一起，占据了中国三分之二的领土。第二章中国的地形——关于山地和平原的研究
在把目光转向中国西部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造就人口和文化实际情况的一些客观条件。
概括来说，中国东北全都是平原，而西南则都是山区，包括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区；而相较于高度而言，它的广度更让人叹为观止。这两部分的地形大相径庭。另外两部分既有山，也有平原，地形相差不大。然而，西北地区的平原极为宽广平坦，山的海拔极高；东南地区（中国面积最大的部分）的山较小（不是独立的大山），也更加崎岖，整个地区的地形大致相同。
在这四个部分中，只有东南地区人口众多。西南地势很高，西北地势高且气候干燥，东北也很干燥。
整个中国显著的地形特点之一：群山连绵的西南地区和丘陵起伏的东南地区之间夹着一个令人惊叹的平原。根据记载，群山方圆有2000英里，但它的地位却不如这个平原重要。东南丘陵地区尽管山体较小，但一路连绵起伏至东海。
被群山包围的平原就是四川平原。
它远非中国最大的平原。排在第一名的是广阔无垠的蒙古台地，它延伸到了满洲；排在第二名的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它是世界上地形最规则的平原，由山地支撑，而且是独立的；排在第三名的是黄河老河道下游的华北平原；排在第四名的是陕西—宁夏平原。从大小来看，四川平原只位列第五，但是四川平原的人口数量却仅次于华北平原。其人口数目超过第三大人口聚集中心——长江口。
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湖南的洞庭湖、湖北的武汉地区和像陕西关中平原这样较小的人口聚集地，拥有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少。
四川平原是个例外，因为它面积大而且偏远。这样，我们会认为生活在四川平原的民族非比寻常，他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对他们来说，四川不仅“富足”，而且“什么都有”。
另一方面，我们期待发现四川人的邻居，他们都是山民，人口数量更为稀少，而且更加贫穷。在大山深处，尤其是西边高耸的群山中，山民的数量更少。在更偏西、南和西南的地方，他们当中受到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熏陶的人就相对少了。中华文明的主要影响区域在四川北部和东北部。
河道揭示了山谷的特点。山谷的特征为探索西部的地形特点，尤其是西部和西南端的来往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大河在流淌时彼此靠近，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峡谷较深。河流向南和向西南流动的特点告诉我们，与西南端的往来不会容易，如果有一条修好的大路通向西南，也就是缅甸，那肯定是条不同寻常的路。第三章西部
事实上，由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分布在东南，所以所谓的“中国西部”，它的范围其实很广，还包括一部分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部的区域。
在“东部邻居”这一章，我们已经用三个省份为一组的体系讨论过中国的各个省份了。蒙古仅仅提了一下，它位于最北端，目前由苏联控制，它的最大特点是多沙。目前没有传教士。在研究中国西部时，使用两个省份为一组的体系会比较方便。
最西部的西藏和新疆并未被划入中国西部这个特殊区域内，它们的地域特质也较浓厚。西藏成功地抵挡了外国的影响，类似于反其道行之的瑞士。新疆在沙俄的阴谋下被侵占，中华民国对其实际上的统治权力被大大削弱。
在西藏宣讲福音的工作很难展开，我怀疑连一个传教士都没有。在青藏高原的东边，有一些特地为藏区传教的传教士，而且他们也和藏族有密切的联系。在藏区的东北部，据报道有30名至40名藏民已受洗信主。在藏区，若有人信主表明他会面临生命的危险，而且极少的人会接受洗礼。
西藏一直是一个不容易接触的地方，新疆更不容易。如果你要从欧洲到新疆，你必须穿越奥克苏斯河（阿姆河的旧称），撒马尔罕（乌兹别克东部城市），还有令人生畏的帕米尔高原。若要从印度到这里，你必须攀登到克什米尔，通过开伯尔和其他检查站，并且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你想从中国内地抵达新疆，你首先需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到甘肃。当你到达甘肃的任意一个大篷车站，你仍然需要96天穿越沙漠，靠货运马车才能到达喀什噶尔。若有人从纽约飞过来，未到新疆南部浩瀚又高耸的天山范围之前，他就要穿越整个加拿大、北极、西伯利亚的深处。
与西藏不一样的是新疆不是处于世界屋脊高原。它是一个很大的坑，像一个巨大的盘子或者杯子，底端是沙漠。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进入沙漠，那些河流最终要么成了盐沼，要么会枯干。从中国到帕米尔高原和阿富汗的伟大中亚大篷车路线，就在这个沙漠杯北部的底部绕过。
新疆的传教工作始于20世纪初。大约40年前，瑞典的基督教圣约教会（Mission Covenant）派传教士取道印度，进入位于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不久之后，亨特先生（Mr. Hunter）从东边进入新疆。他是英国人，也是中国内地会的一位有经验的传教士。实际上，自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那里。10年前，他离开那里，带着六名新会员一起返回迪化及周边地区。那个时候，甘肃因为内战被封锁，苏联人不允许传教士通过跨西伯利亚到中亚的铁路支线通行，也不能从新疆后方距离极近的通道穿行。但这并没有阻挡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和他们那受人尊敬的导师前进的脚步。他们购买了两辆卡车，朝着中国一个大型商贸城市卡拉根进发。在通往充满魅力的蒙古族地区的路上，有许多重要的关口，卡拉根位于其中一个关口的脚下。这群年轻人和导师在美以美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的驻地装车，准备工作完毕后，他们沿着漫长、没有尽头的路驱车离开，这条路将他们带往无垠、干旱戈壁的另一端。在他们到达新疆后，团队里的大夫很快因斑疹伤寒离世。以上情形请阅读《为了什么》（To What Purpose）一书。此书由中国内地会编撰，概要记述了亨特先生为了传教工作奉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以及他辉煌、感人、富有挑战的人生经历。
六年之后，只有年迈的亨特先生和另外两名年轻人留在了新疆。有关这项艰苦卓绝工作的记录极为有限。苏联的阴影就像一座更加寒冷、坚不可摧的天山，重重地压制着新疆，使得政治上没有任何余地。伊斯兰教导致新疆的宗教发展空间不大。信件往来需要数月，而且会被送到有敌意的审查员那里接受检查，信件在途中似乎还会消失，甚至不得不用汉语写信。最终，六个年轻人中留下来的那两位取道印度回到了中国内地。我在昆明的时候见过其中的一个，就是雷蒙德·乔伊斯先生（Mr. Raymond Joyce）。他童年的家与我在河南的传教站仅相距20英里。他们去喀什噶尔期望能找到发展兴旺的瑞典传教团，但后来却发现它就要被迫停止了。因为政府要求他们离开，同时在与传教士打过交道的人群中（包括医院的病人）实施了策划好的恐吓政策，这个政策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传教士们处于下风，只能撤离到基督信仰匮乏的偏远地区，沿着开伯尔向下盘绕的山路来到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从那里再前往印度的海岸。希望这些阻碍只是暂时的，希望传教士们能很快再次打开大门，完成对新疆的福音传教。
但是那位年迈的导师亨特先生怎么样了？他留在新疆，被监禁了，中断了与基督教世界的一切联系。一位勇于面对充满阴谋诡计和狂热的新疆的欧洲探险家也被监禁了。在经历了长期、可怕的监禁后，他带着这位英国老人的报告离开了监狱。在收监期间，那名英国老人和他在同一所监狱。这些描述回答了亨特先生的情况。我在重庆时，几位老资历的传教士认为亨特先生已经去世了。
然而，在10月份，《千千万万的中国人》（China’s Millions）报道亨特先生已经被释放了，他于7月27日乘飞机抵达兰州。艾顿先生（Mr. Ayton）对他的到达进行了报道，并写道：“尽管他面色苍白，但令人惊喜的是他仍然充满活力，只要感觉好些了，他就想再次回到那个心心念念的地方!”◇◇◇
陕西和甘肃是中国两个古老的省份，在清朝，它们由陕甘总督管辖。陕西的拼音应该被写作Shan si，但是已经有一个山西省了，中国西部的陕西就习惯性地转变成了Shen see。对外国人而言，这个省的名字就拼写为Shen see。陕西意为“关西”；甘肃的意思则令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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