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一山，又是一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Tracy Kidder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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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一山，又是一山试读：

得知《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即将出版中文版，我真是深感荣幸。这本书记录了一些小小的努力，要把现代医学带给那些最需要的人。我很感激这本书的译者，更感激那些相信这本书将在广大华语地区激起共鸣的人。本书的主旨，就是享有医疗服务是一项人权，而医生和其他医学工作者能极大地改变我们对贫困人口医疗服务的看法。

我说我们做的那些项目都是“小小的努力”，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努力一点也不小。“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现在正奔走在海地、卢旺达、秘鲁、俄罗斯、墨西哥和美国的乡村地区；我们在哈佛医学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都开设了培训项目。在上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也因此饱受疾病之苦。更为严重的是，贫穷不仅提高了他们身染疾病的风险，同时又减少了他们生病时接受现代医学治疗的途径。虽然医学人类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接受的培训中，包含了分辨不同情境下医学的不同状况，上述问题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穷人都是无处不在的。他们需要医生来为之争取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这一点令人安心，也令人生畏。安心是因为，只要一个人接受了作为医生（或者护士）的训练，那么，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管那里说什么语言，这个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人人都是血肉之躯，人人都会生病，而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但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令人生畏：据估计，全球有超过十亿的人完全无法享受到现代医学的任何成果。那些本来能够预防或者治疗的流行病每年都会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其中三种疾病（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仅在2005年一年，就将夺走约六百万人的性命。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永远无法成为“正式的”病人，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得到正规的医疗服务。《越过一山，又是一山》的作者特雷西·基德尔花了多年时间来写这本书。他去了以前从未踏足的地方，了解了从前一无所知的疾病。他目睹了很多病人死去，也见证了比那更多的病人康复。他记录说，所有的病人都得到了安慰。基德尔还了解了流行病学和医疗政策。在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相关书籍中，很少有人能用不含术语、简单易懂的大白话来提及这两个领域。而基德尔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向非专业的读者解释，当我们思考各种流行病的未来时，二十一世纪要做的头等大事是什么。的确，我们都应该对母婴死亡、自杀抑郁、冠状动脉等方面的流行病进行思考。不管每个地方的流行病状况有什么不同，医疗公平的挑战是一直存在的。

也许基德尔的书有一个不足（如果我用词准确的话），很多想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描写复杂的领域与知识的书都存在这个问题：本来有成千上万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但书里只写了一小部分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这本书和很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一样，把视角聚焦在了我和二十多年前创办“健康伙伴”的少数几个人身上。但读者应该知道，这种为一百多万病人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的工作，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参与。单靠一个人、十几个人，是完全无法做好这份工作的，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抛开这一点，我衷心希望《越过一山，又是一山》能吸引你多多参与、多多努力，好让所有需要的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服务。这本书的读者中应该不乏医学院学生或医生，所以我想多说一句，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能超越那些市场上能买到的商品。我不是在反对医学新发现的商业化，无论是诊断学还是疗法。但是我和你在这本书里见到的很多人都非常反对将穷人排除在享受医疗服务的队伍之外，事实上，他们才应该是医学进步的第一批受益人。随着医学奇迹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换句话来说，争取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是个非常具有现代意义，也迫在眉睫的命题。数百万条人命悬而未决，而医学专家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怎么提及健康和人权的话题。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局面。

我希望你能和朋友们、同事们以及其他医疗行业相关人员分享我传递的信息，和我们的病人、学生联起手来，让医疗服务成为人权的运动，就能吹响号角，一路高歌猛进。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让那些最需要的人享受到医学进步的成果，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开展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保罗·法默2005年7月第一部法默医生Doktè Paul第一章

时隔六年，法默（Paul Edward Farmer）医生提醒我：“我们是因为一件无头尸案认识的。”

那是1994年圣诞节前两周的事，在海地中央高原一个小镇。小镇临着一条名为米尔巴莱、有铺面的道路。小镇中心附近是海地一个陆军哨站，哨站以一道水泥墙分隔道路，里面是一个杂草丛生的阅兵场、一座监狱，还有一座芥末色的军营。我当时与美军特种部队上尉卡罗尔坐在军营二楼的阳台。天色向晚，正是镇上最舒适的时刻，白天炎热的暑气已消，温和宜人，兰姆酒店里的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声和穿梭镇上的载客卡车喇叭声齐扬，肮脏贫穷的景象渐渐隐没在暮色中，包括未加盖的阴沟；夹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有伸长了手、(1)可怜兮兮地说着“Grangou”的老年乞丐。

当时我被派往海地采访美军的新闻。两万名美军被派到当地铲除军政府势力，恢复海地的民选政府。军政府之前曾强行废黜民选政府，以极残暴的手段统治了三年。卡罗尔上尉只带了八个人，暂时负责维持十五万海地人民的和平，这些海地人散居在面积约两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农村。这个任务看似不可能，然而在这座中央高原上，政治暴力好歹算是结束了。过去一个月以来只发生了一件谋杀案，手法令人发指。数星期前，卡罗尔上尉的人从阿蒂博尼特河捞出了米尔巴莱镇长助理的无头尸，他是已恢复政权的民选官员之一。涉嫌谋杀的是一名军政府官员，叫作贾斯特，是个令当地大多数人闻之色变的乡村治安官。卡罗尔和手下讯问过贾斯特，苦于找不到任何具体证据或证人，无奈放人。

卡罗尔，二十九岁，是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基督教浸礼会的虔诚教友。我挺喜欢他的。据我所见，他和他的部属在认真地改善海地这个地区，然而华府方面下令，这个任务不包括“国家重建”，所以不(2)给予任何有关支持。有一次卡罗尔下令陆军一架医疗后送飞机运送一名身体不适的海地孕妇，辛苦一场却换来长官的申斥。就在卡罗尔上尉在军营的阳台上大吐苦水之际，有人进来说，门口有一个美国人找他。

访客有五个人，其中四个是海地人，站在军营前面的阴影中，他们的美国友人则走向前来。他告诉卡罗尔上尉他名叫保罗·法默，是个医生，在米尔巴莱以北数公里远的一家医院工作。

我记得当时心想，卡罗尔上尉和法默医生两个人看起来真是截然不同，而且法默相形见绌。卡罗尔身高约一米八五，肤色黝黑，身强体壮。他像平常那样噘起下唇嚼着烟草，并不时转头吐掉。法默的年龄与他相仿，但是看起来斯文得多。他的头发短而黑，腰高腿长，双臂细长，鼻子尖削，站在卡罗尔身旁显得清瘦苍白，然而他流露出的那种勇气十足、满怀自信的样子，却深深吸引了我。

他问卡罗尔，他的小组有没有任何医疗问题。卡罗尔说有一些囚犯病了，但当地医院拒绝治疗，“结果我自掏腰包买药。”

法默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好心会有好报的。”

他接着问：“是谁把镇长助理的脑袋瓜给砍了？”“还不确定。”卡罗尔说。“住在海地，某人的脑袋被砍了，很难不知道是谁干的。”法默说。

一场迂回的辩论随之展开。法默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喜欢美国政府整顿海地经济的计划，就他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虽有助于提振商业利益，却无益于减轻普通海地人所受的苦。他显然认为美国鼓励政变的发生，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陆军的“美洲军事学校”训练出了军政府的一名高官。法默说，海地明显分为两极，一边是镇压的暴力，另一边是海地贫民，而后者占了绝大多数。法默是站在贫民这一边的，但他告诉卡罗尔：“现在美军到底维护哪一边还是看不出来。”对当地人来说，之所以会认为美军态度不明，原因之一在于卡罗尔释放了人人恨之入骨的贾斯特。

我觉得法默远比卡罗尔了解海地，而且试着告诉他一些重要的信息。法默要说的似乎是这个地区的人已对卡罗尔失去信心，对一个尝试管理十五万人的九人小组来说，这显然是件严重的事。

然而，这个警告不够清楚，法默对“美洲军事学校”的谴责也令卡罗尔有几分恼火。至于贾斯特，他说：“我告诉你，那家伙是个大坏蛋。等我逮到他并掌握证据时，一定不会让他好受。”他握拳重击自己的手掌，“可是我不会降低水准，和他们一样，不经由法律程序就逮捕人。”

法默回答，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这么做毫无意义。贾斯特是个祸害，理应被关起来。

于是他们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自称“乡下人”的卡罗尔主张依正当程序行事，但显然以人权捍卫者自居的法默，却主张先拘留他，以免他继续为非作歹。最后卡罗尔说：“你要是知道国防部对我的权限有多大的限制，肯定会大吃一惊。”

法默说：“我知道你有你的权限。我太激动了，若有得罪之处，还请包涵。”

天色已黑，军营敞开的门流泄出一道光线，两人站在光线中握手道别。这位年轻的医生在阴影中消失时，我听到他和海地友人用克里奥尔语交谈。

我在美军那里待了数周，没有多想法默的事。尽管他离去前那么说，但我不认为他明白或同情卡罗尔的问题。

后来我在飞回迈阿密的飞机上凑巧遇到他。他坐的是头等舱，他解释是空服员让他坐的，因为他经常飞这个航线，偶尔会帮忙处理飞行中发生的急症。空服员让我和他同坐片刻。我对海地有满腹疑问，(3)包括镇长助理的谋杀案。美军认为伏都教的信仰使斩首这件事带有一种特殊、诡异的恐怖氛围。“砍掉被害人的脑袋，在伏都教史上是不是有什么依据？”我问。“这种行为在野蛮史上才有一点依据呢。”法默回答。他蹙起眉头，碰碰我的手臂，仿佛表示人难免会问些蠢问题。

这次交谈让我多了解了他一点。首先，他并不讨厌军人。说到卡罗尔上尉时，他告诉我：“我是在拖车屋区长大的，了解会去当兵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你看到这些二十九岁的军人时就会恍然大悟。算了，他们不是制定那些恶劣政策的人。”他证实了我的猜想，即他去找卡罗尔的目的是要警告他。法默的许多病患和海地友人对释放贾斯特一事怨声载道，说这证明美国人根本不是真心相助。法默告诉我，他驾车经过米尔巴莱时，几个海地朋友调侃他，说他不敢停下车去找美军谈谋杀案的事。无巧不成书，卡车刚好在军营外爆胎，他就跟他那些朋友说：“啊哈，天使捎来的信息可不能不听。”

我请法默多说一些他自己的事。他三十五岁，哈佛医学院毕业，也是哈佛人类学博士，一年在波士顿工作四个月，住在一个贫民区教会的教区长的住所，其他时间都在海地当无薪义工，主要是帮农民看病，这些农民因为当地兴建一座水力发电水坝而失去土地。他在军政府执政期间被列入黑名单，不准入境，后来又被遣返到他工作的医院。“代价是一笔少得可怜的贿赂。”他说。

飞机降落后，我又去找他，找到后，我们到咖啡馆继续聊了一会儿，我差点来不及转机。数星期后，我请他到波士顿吃晚餐，我正准备写一篇海地的报道，希望他可以帮忙厘清一些事情，他也乐意助我一臂之力。他为我说明海地的历史，不料反而引起我对他的好奇。他虽以“穷人的医生”自称，却不完全符合我对这种人的印象，因为他无疑喜欢这家高级餐馆、厚厚的餐巾，以及葡萄美酒。那天晚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生活似乎十分愉快。显然，一个拥有他这种优越条件的年轻人，大可享有医生这种好工作，在波士顿上班，住在环境优美的郊区，而非在贫民区或海地中部荒地的简屋陋舍栖身，但他说话的神情显示他的确乐于与海地农民为伍。我们聊到医学时，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对医学有兴趣。”他对着我笑，脸上散发出一层焕然的光彩，好像在热烈欢迎我。他的神情深深打动了我。

可是这顿饭后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现在想来，主要是因为他也让我感到不安。我在写那篇海地的报道时，与我在海地与之为伍的美军一样，持悲观的看法。卡罗尔的一名部属对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海地处理自己的事。谁执政真有那么重要吗？他们还不是一样会贫富悬殊，不会有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我不知道我们目的何在，因为还是会有一船又一船的海地人想偷渡到美国。不过，我想我还是别伤这个脑筋了吧。”美军来到海地，推翻了一个恐怖政权，然后恢复另一个政府，接着离去，海地仍和他们来的时候一样穷苦衰败。他们已尽力了，我想，他们已饱识人事，而且够坚强，不会再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落泪。

我从法默身上看到另一种对海地这类地方的思考方式。只是他的方式不易引起共鸣，因为对“尽力”一词的定义，他有更高的标准。

这世上凄惨的地方多的是。让自己活得自在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去想这些，或者当你想到时，捐点钱给他们。之后五年，我寄了一些小额捐款给一个慈善团体，这个团体支持法默在海地的医院。他每一次都亲笔写感谢函寄来。有一次我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说他正在做一件备受国际医学界瞩目的事，与结核病有关，我并没有去研究细节，而且直到将近1999年年底才再度看到他。约见面的人是我，指定见面地点的人则是他。

(1)　Grangou：克里奥尔语，意思是“饿”。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是一种混合了多种语言词汇的语言，本文中的克里奥尔语指海地克里奥尔语（Haitian Creole），由十八世纪的法语混合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泰诺语和一些西非部落语言形成。

(2)　医疗后送飞机（medevac flight）：运送伤病员并能在飞行中进行医疗护理的专用飞机。

(3)　伏都教：又译“巫毒教”，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了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第二章

站在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外，我感觉到一股都市里的宁静。这里是医学界的华尔街，哈佛医学院、学院图书馆、儿童医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以及布莱根都集中于此。这些建筑凑在一起气势慑人。如果再想象一下里面在进行的事情，这些建筑甚至有几分庄严。开膛破肚、移植器官、分子扫描、基因研究、戴着手套的手和仪器探入人体诊断和治疗，一方面显示人类的脆弱，另一方面展现人类的胆识。置身其中的人自然而然会安静下来，就连以开车勇猛著称的波士顿居民，经过附近时也不太会鸣按喇叭。

布莱根位于弗朗西斯街，围绕老布莱根医院整修后的维多利亚大厅而建，就像一座城市环绕着罗马废墟。老布莱根见证了波士顿悠久的医学史。从弗朗西斯街走进去四百米，可以看到一个铺着大理石地板、挑高的中庭，这就是这座医院的现代化入口。入口位于一条叫作“公路”的明亮走廊尽头。走廊两头各有数排电梯，左、右两侧是各专科诊疗室，楼上是病房、楼下是手术室（产房除外，共有四十间），四面八方有数十间实验室，病人死亡的悲剧在各处上演。这是一个医学中心、一家教学医院、一座提供完整服务和高级医护设施的医院，也是一所接受疑难杂症病人转诊的医院。“公路”上人潮熙来攘往，有的穿着白色制服，有的穿着外出服，有的拿着花束，交谈声不绝于耳。

法默医生和他的团队成员在地下一楼放射科安静的一角（一间没有窗户的空房间），讨论他们当天的最后一个病例。法默刚满四十岁，和我五年前见到的他比起来，发际线略往后撤退，看起来更清瘦，但穿着正式许多。他戴着金属圆框眼镜，一身黑西装，领带系得紧紧的。他大部分时间仍待在海地，现在已成为波士顿的名医、哈佛医学院医学和医学人类学教授兼布莱根资深主治医生。看着他和两名穿着白袍的年轻学生并排而坐，我脑中浮现一幅十九世纪的照片⸺相貌威严的医学教授穿着僵硬的高领衬衫和背心。但是这个印象维持不久。

他和那两个年轻医生讨论最近一个因为脑部有寄生虫而前来治疗的病例。病人发生脑积水，神经外科植入一个引流器排出积水。病人目前没有继续发炎的迹象，但该不该为他做发炎的治疗，以防万一？“你们有什么看法？”法默询问那两位成员，他们反复斟酌这个问题，主持讨论的人虽是法默，但他大多数时候只是聆听。

数分钟后，团队成员一致认为应为病人治疗发炎。这时电话铃响，(1)法默拿起听筒，说：“HIV中心为您服务。”

打电话来的是一位女性寄生虫专家，和法默是老同事了，两人交情很好。她就这个脑积水的病例提出她的看法。法默高兴地嚷着：“是虫虫女士！你好吗，亲爱的？噢，我很好。你听我说，虽然这样说是有点冒犯你，不过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要治疗他。这是ID说的，ID敬上。”

最后一句话是他喜欢的说法。我那天稍早听他这么说过，并已经(2)推敲出这一句话的意思：ID代表“传染病”，是他的专长。这句话是用写信的方式说出，意思是他要马上治疗病人，不想再等候进一步检验的结果。他显然喜欢这些字眼听起来的感觉。他看起来心情很愉快，一个学生面带微笑、一个学生轻轻摇头，从他们无意隐瞒的反应，我猜想那些字眼或笑话，或他欢畅的心情，今天已非头一次出现。

这一天，1999年12月中旬的某一天，到目前为止都十分平常，至少就布莱根医院的标准来说是如此。法默和他的团队处理了六个病例，每一个都有伤脑筋之处，只有当天倒数第二个病例看起来十分单纯。团队里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根据她的笔记向法默报告病人情况：三十五岁男性（以下称他为乔）；HIV检验呈阳性反应；一天吸一包烟；通常喝约两升伏特加。他也吸食和注射可卡因；最近会经常过量吸食海洛因；长期咳嗽，五天前咳嗽加剧，咳出黄绿色的痰，但没有血，咳嗽时胸部会痛。他在短短数月内狂瘦十二公斤。放射科医生说胸腔X光片显示他的右下肺叶可能有浸润——他们认为可能是结核病。

检验结核病的工具已算是老一代的医学，诊断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HIV带原者。当然，乔是结核病的高危险群。HIV病患可能感染许多传染病，其中结核病是全球HIV病患最常得的一种。这个病在波士顿十分罕见，严格来说，除了乔会去住的那种地方——游民收容所、监狱、街头、桥下以外，结核病是美国难得一见的病症。可是除了感染HIV病毒之外，乔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好无损，没有结核病的典型症状：发烧、发冷、盗汗。这位住院医生说：“他的牙齿很糟糕。”她又补充，“不过人还不错。”

法默说：“我们去看看那张X光片吧？”

他们到另一个房间，把乔的胸腔X光片放在看片箱上，法默凝神注视放射科医生以为的浸润点，不到一分钟后，他说：“就是这个吗？实在不算什么。”

他们往楼上走，去看乔。

人高腿长的法默迈着大步在布莱根医院里走走停停，一下子停下脚步接受护士助理的拥抱，一下子和门房说几句海地克里奥尔语，接着他的呼叫器又响了。他在回复呼叫器之际，还会和总机小姐寒暄几句——总机小姐有十二个左右，不论在线的是哪一位，他都会很快地问她的血压、她先生的心脏状况或她母亲的糖尿病情形。然后他又得在护士站停下来，回复一封有关一名病人的电子邮件，再回答一位心脏科医生的问题。最后，他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开始唱《四海一家》这首歌，先唱一句英语“We are the world”，再唱一句独创的德语“We are das Welt”，带头走进病房。接下来所有步调都慢了下来。

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的乔躺在被子上，五短身材，精瘦结实的双臂尽是疤痕，锁骨突出，胡须、头发乱成一团。当他对着这群医生露出紧张的笑容时，我看到他的牙齿大都还在，不过可能也保不久了。法默向他做自我介绍，并介绍他的团队成员，接着一屁股在床头一角坐下来，弯下身子，用他的身体半围着乔，灵活的手脚让我联想到蚱蜢。他倾身向乔，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透过小而圆的镜片向下仔细端详他。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法默会爬上床和他一起躺下来，但他只是轻轻拍了拍乔的肩膀。“你的X光片看起来很好，我想可能是肺炎，轻微的肺炎。我想知道你的胃如何，最近有没有发生过胃炎。”“我有什么吃什么，放在我面前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吃。”

法默笑了起来：“你得长胖一点，老兄。你的体重掉了不少。”“我在外面的时候吃得不多，可以说根本没吃什么，只是晃来晃去，做做这个、做做那个。”“我们多聊聊吧。我们是传染科的，我们不认为你感染结核病。不过在我确定以前，你先告诉我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结核病人。”

乔觉得没有。法默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建议不要把你隔离起来。我们是传染科，对不对？传染科认为你不需要住什么负压病房(3)。”“对啊，那就像自己一个人坐一艘船，别人进来时脸上都得戴口罩，还要洗手。”“没错，”法默说，又加了句，“不过常洗手还是好的。”

我是头一次旁观他工作的情形。在我看来，这个病例对他而言已经结束。技术高超的专科医生被找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得可以，至少对这位专科医生来说是如此。他回答后和病人闲聊几句，就可以离开了，可是法默仍安坐在乔的病床上，看起来好像挺喜欢待在那里。

他们聊了又聊。从住院医生稍早的报告看来，法默问的许多问题她都已问过，可是乔现在回答得更为坦率。他和法默聊到他的主治医生，乔很喜欢他；也聊到乔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品，乔坦承他并没有按时服药。法默解释他可能已对其中一些药产生抗药性，所以除非他能按时服药，否则不应该冒险服用别的药品，以免对别的药再产生抗药性。他们聊到毒品和酒，法默警告他别碰海洛因。“不过最可怕的还是酒和可卡因。我们在楼下巡查病房时还开玩笑说，哎，我们应该告诉他多吸点大麻，害处还没有可卡因来得大。”“我要是吸大麻的话，麻烦就大了。”“在医院不会，乔。”这两个人对望一眼，纵声大笑。

他们谈到乔的HIV：“你的免疫系统……挺……好的，你知道。功能挺正常。这也是你体重减轻令我有点担心的原因，因为你的体重减轻与感染HIV无关，你掉体重是因为你不吃东西，对不对？”“对，没错。”“就是了。”法默温和地说。他十分专注地看着乔的脸庞——仿佛世上没有其他人存在，又像同时在注意别处。我想他可能是在心中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看着乔，看着他进行社会福利工作者所谓的日常活动。就乔的情形来说，他的日常活动就是在街角买一些毒品，然后走向他最喜欢的桥下或地下通道露宿。

两人聊天之际，另外一个人走进病房，是法默邀来一起巡房的学生。法默介绍这个女学生。乔先前询问过所有的医生，他们是念哪一所学校的，现在再用他的波士顿腔问这名新加入的学生：“你也是哈‘活’大学毕业的吗？”“你说我吗？”她问，“是的。”“哇，”他转向法默说，“我有一些高才生来看我啊！”“她很红呢。”法默说，接着继续刚才的谈话，“告诉我们，乔，我们怎么帮你？因为我们很清楚医院的规定，所以可以帮你想办法。你住进来，你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你，你对我们很好，我们对你也很好，我觉得你会希望这里的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我在这间房里觉得有点孤单！”乔说。“这倒是真的，我们会建议让你换病房，”法默说，“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虽然沉重，但是个好问题。”“你可以为我做什么？”“对了！”“你不会相信我要说的话，你还没有准备好。”乔说。“我没有什么没听过的，老兄。”“我想住在艾滋之家，在那里可以……”

法默再度向下俯视他：“嗯。”“睡觉和吃饭、看电视、看运动比赛。我喜欢待在一个可以喝几罐啤酒的地方。”“我了解。”“我想去一个不会惹上麻烦的地方，或许还可以多喝几罐啤酒，只要我乖乖遵守规定的话。我会准时回家，也不会瞎搞。”“那当然。”“我也不会把每一个人搞得快抓狂，跑出去什么的，你知道。我想住在一个晚餐可以喝一瓶葡萄酒的地方。”“嗯，”法默说，“我懂你的意思。”他噘起嘴唇，“这样子好了，我去找找看，你可能还要在这里住几天，我完全不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想法很疯狂。到街上嗑药难道会比较好吗？”“街上冻死了。”乔说。“是冻死比较好呢？”法默说，“还是在屋里喝六罐啤酒或吃晚餐时喝点葡萄酒比较好呢？我知道我自己会怎么选。另一件事是，如果你有地方住，就可以吃药，如果你愿意吃药的话。”“是啊。”乔含糊地说。

数日后，布莱根医院社会工作部门外的留言板上，贴着一张令人一头雾水的纸条，上面这样写：

下面有人潦草地写着：“为什么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法默写的？ ”

法默的几个朋友为乔找到一家游民收容所。社工人员提醒法默，收容所禁止喝酒。他们禁酒的理由充分，但法默仍向收容所求情为乔破例，我想这纯粹是为了信守他对乔的承诺吧，并未奢望成功。

法默圣诞节在医院当班，那天他花了一些时间探望已出院的病人。他带礼物给所有人，包括乔在内——他的礼物是六罐啤酒，外面包着包装纸蒙骗过去。

乔很高兴看到他及那份礼物。法默离开收容所时，听到乔对另一个住民说：“那家伙真是一个他妈的圣人。”声音刚好大到让法默好奇乔是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那不是法默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他是圣人。我问他有何感觉时，他(4)说他觉得自己像是霍桑小说《玉石人像》里的那个贼，从一个天主教教会偷了东西，但在离去前用手蘸了一下圣水。“我并不在乎人们多常说：‘你是圣人。’我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只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我想，这是拒绝当圣人的意思。可是他又告诉我：“别人说我是圣人，我就会想，这下子我可得加倍努力了，因为能当圣人毕竟是很棒的事。”

我有点困惑，倒不是因为他说的话不谦虚，而是我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个人，与刚才那个和我聊天的不是同一个人，我得重新弄清楚他追求的是什么。

法默在布莱根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于2000年元旦前往海地。我们交换了电子邮件地址，他寄了一本他的新书《传染病与不平等》（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给我，这是以病人的个案研究带出主题的大部头论文，主题是贫穷与疾病之间的关联、世界医疗技术分配的不均，以及学者和卫生官僚对那些现象提出的“大言不惭的因果论”。法默在书中有时难掩怒意。他描述了开抗生素给一名贫困的结核病病人的情形，然后写着：“她服了药后，很快就开始看到疗效——简直像是她得的是一种可以治得好的病似的。”写书的法默一点也不像那个在布莱根工作的法默。这个法默在每一页大声咆哮。我写信感谢他送我这本书，并说我打算读他之前写的两本书。“我正在读你的作品。”我写道。

他以电子邮件回复说：“哦。不过那不是我的作品。要看我的作品，你得来海地。”

(1)　HIV：全称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即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会引发艾滋病。

(2)　传染病：英文是infection disease，首字母缩写为“ID”。

(3)　负压病房：病房内的气压低于病房外的气压的病房，可以避免对外污染。

(4)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被称为美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第三章

法默派了一辆坚固的四轮驱动小卡车到首都太子港的机场来接我，我坐车从太子港沿着一条双车道的铺面道路向北走。到了库德沙(1)克平原的另一侧后，在层峦迭起的山脚下，转入一个像是干涸河床的地方时，卡车开始颠簸摇晃，顺着斜坡吃力地爬上悬崖。从悬崖往下看，可以看到一座堆放卡车车体的废车场。从这段路开始就没有什么人开口讲话，连前座友善闲话家常的海地人也陷入沉默。

从海地的地图来看，我们走的那条三号国道像是主干道。它的确是唯一横跨中央高原的大道，但这条大道其实不过是一条狭窄的土道，上面原先布满了巨砾，但现在已被磨蚀成嶙峋的基岩。这样的路面到雨季想必泥泞不堪，留下的车辙现在已被烈日烤晒成一条条的印记，折磨车轮、动物的蹄和人们的脚。土道在寸草不生的山间和盖着木屋的村落之间迤逦，再涉水渡过几条溪流。大大小小的卡车载着满车乘客重心不稳地在路面坑洞上颠簸前进，一面扬起漫天尘土，一面奋力以低速挡吱嘎吱嘎前进，不过骑着瘦弱的驴子或安步当车的人更多。道路两旁不时可看见乞丐一只手摩挲凹陷的肚皮，另一只手伸出草帽行乞。男童用锄头整平一小块道路，装模作样地表演出一副勤劳的样子后，举起手希望获得奖赏的景象也到处可见。这里缺少了点什么。有牛车但没有牛，拉车的是人。树木非常稀少，尤其是离开米尔巴莱以后。出了贝利格尔镇后更是连一根电线杆也看不到。

这趟只有五十六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感觉还不止。好不容易到达位于另一个颠簸陡坡顶端的肯吉村时，天色已黑，在卡车头灯照射下，出现了一片高耸的水泥墙，墙上有一道门，门边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克里奥尔文“医疗卫生伙伴”（Zanmi Lasante），画着四只手指张开的手，从东南西北方往中间伸出，指尖碰触在一起。卡车从大门口转进，驶入平坦的铺面道路。我在看到法默的作品前，已先有一番感受。

白天，在周围几乎没有半棵树遮荫、大地被太阳烤成一片褐色的景色下，“医疗卫生伙伴”十分引人注目。这一组被热带绿色植物掩映的大型混凝土建筑群，宛如依山而建的城堡。围墙内是一片绿木扶疏的世界，参天大树林立在院子、走道及用水泥和石头砌成的围墙旁。围墙顺着林木葱茏的坡地延伸，经过一间流动诊疗所、一间妇女诊疗所、一家综合医院、一座圣公会大教堂、一所学校、一个每天为两千人准备三餐的厨房。靠近坡顶是一栋崭新的建筑，也是治疗结核病的地方。“医疗卫生伙伴”有两间检验室。这里有自来水，还可以听到一个大型发电机卖力工作的隆隆马达声。所有建筑的地面都铺着瓷砖，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干干净净，墙上挂着海地画家的作品。这些色彩丰富的画都有安抚作用，重新勾勒出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描述的那个热带天堂。

我抵达的第二天早上，首次跟随法默巡房。这个例行工作一成不变：黎明时分从较低处的流动诊疗所旁边的空地展开。昨晚我借着月光，依稀看到大约有上百人睡在诊疗所四周地上的身影，到了早上，人数增加了一倍，各种年龄都有，有穿着长裙戴着头巾的妇女、戴着草帽的老爷爷，以及穿的鞋子已经“开口笑”的人，大家都在等着医生或护士为他们治病。

在海地，一身黑色牛仔裤配T恤装束的法默走进大门时，一些人立刻迎上前去。一位老先生需要钱买食物，一名妇女拿着一封信请他带到美国，一个原本在这里看另一位医生的年轻人要法默帮他检查身体，并大声对他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和你讨论，法默医生。”法默在人群中搜寻急需医疗的人。一名护士发现了一位，是个用毛巾裹着一只手的年轻漂亮的妇女。护士叫法默，他走过去，拿开毛巾，看着那只手。“是坏疽，”他对我说，“你闻闻看。”

他指示护士清洁伤口。护士把这名妇女带走时，他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生气。“她的手十五天前就受伤了，我怀疑她知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好像还嫌问题不够多似的，受伤也置之不理。”

他通常穿过院子要花一个小时。快走到另一头时，一名矮小的老先生走过来，摘下草帽，用克里奥尔语说：“我要找一个叫法默的医生。”

法默含笑说：“你认识法默医生吗，老伯？”“不认识，”老先生说，“可是人家叫我来找他。”

一名职员牵着老先生的手臂。“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法默医生。”她带他走向另一位医生，法默终于得以脱身，只见一个修长的身影大步沿着水泥路走向厨房和楼上的小房间，这是他每天早上在看诊前，经由卫星收发电子邮件的地方。

从我在肯吉（Cange）这个小村庄，在这个宛如世界尽头、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中的一个最贫穷的地区，看到“医疗卫生伙伴”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看到了奇迹。我知道海地的人均日收入是一美元多一点，比中央高原的人均日收入更低。这个国家大部分的森林和大片的土壤已经流失，它的医疗卫生记录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垫底。在海地这个贫病交迫和土壤侵蚀、饥荒最严重的地区，竟有这座围墙环绕的可爱城堡——“医疗卫生伙伴”。就算有人告诉我这个城堡是由宇宙飞船送来的，我也不会觉得惊讶。

我在肯吉的第一周，遇到一名农民带了生病的孩子到医院来看病——骑驴沿着三号公路走了十八公里。我问他，他到达肯吉和这家医院时，是否如释重负。我根本不该问这个问题的，他听到时一脸讶然，只简单地说：“是！”这个地区还有少数几家医疗院所，但设备都不足，有些甚至称不上卫生，病人到每一个地方看病都得付费，连检查用的手套也得病人自费，中央高原上能付得出很多钱的人寥寥无几。在“医疗卫生伙伴”看病也需付费，看一次病大约0.8美元。法默的海地同事坚持这么做。法默虽是医学总监，但并未予以反驳，他只是颠覆了这个政策（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规定每一个病人必须付0.8美元，但妇女和儿童、贫民、重病病人除外。换句话说，原则上每一个人看病都必须付钱，但事实上几乎人人都免费，而且来者不拒——这是法默的规定。

依赖“医疗卫生伙伴”的农民可能有上百万人。当时住在它服务范围（由七名社区保健工作人员服务的地区）内的居民约有十万人。有的病人大老远从太子港和海地南边的半岛，以及从说西班牙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边界城镇过来，在一个道路破败、只能徒步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的国家而言，感觉上距离更远。大部分病人是从中央高原搭乘破旧又超载的载客卡车而来，也有许多人是徒步和骑驴而至。偶尔在路上还会看见一张床缓缓向“医疗卫生伙伴”的大门前进，床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人抬着，病人则躺在床垫上。“医疗卫生伙伴”的药房有时难免有配错药或是药品不足的时候，检验室的技师偶尔也有弄丢检体的乌龙事件。这里有七位医生，但并非人人称职——职员清一色是海地人，海地的医疗训练水准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等。可是“医疗卫生伙伴”也在服务的社区建筑学校、房舍、社区卫生和供水系统。他们为所有儿童进行预防注射，并大幅减少了当地营养不良和婴儿夭折的情形，同时举办活动教育妇女识字、宣传预防艾滋病，服务范围内的艾滋病毒母子垂直传染率已降到4%，约是美国现有传染率的一半。数年前，海地爆发伤寒，并对一般的治疗药物产生抗药性，“医疗卫生伙伴”进口了一种有效但昂贵的抗生素，净化了当地供水系统，遏阻了伤寒在中央高原蔓延。在海地，结核病导致成人死亡的人数仍多于其他任何疾病，但是1988年以来，“医疗卫生伙伴”的服务地区内没有一个人死于此疾。“医疗卫生伙伴”的经费是由法默在波士顿成立的一个小规模的公共慈善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提供的。账款金额以美国的标准来说都很小。法默和社区医疗卫生的员工大部分在结核病人住的简屋陋室内为他们治疗，一个不复杂的病例治疗费用在一百五十到两百美元之间，而美国大部分的结核病人都会住院，一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在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之间。

我住在美国麻省，我家附近一所医院一年治疗大约十七万五千名病人，一年营运预算是六千万美元。1999年“医疗卫生伙伴”在医院和社区治疗的人数不相上下，但是只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其中半数金额还是以捐赠的药品换算的。这些经费部分来自政府补助，不过绝大部分仍来自私人捐赠，其中最大的金主就是波士顿一位名为怀特的土地开发商，多年来他捐出的金额已不下千万美元。法默自己也捐款，只是他对自己捐出的金额毫无概念。我后来慢慢意识到法默用钱的逻辑，不过在我整理出他这些逻辑之前，感觉上并无不寻常之处。1993年，麦克阿瑟基金会颁给他一个所谓的天才奖，奖金约二十二万美元。他把奖金悉数捐给了“医疗卫生伙伴”，为这个组织成立一个研究单位，他称之为“医疗卫生与社会正义研究中心”。他在哈佛和布莱根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二万五千美元，可是他从未见到过薪水的支票，或是演讲、写作所得的酬劳或版税（这些金额都很小）。“健康伙伴”总部的记账员负责支付他的账单和他母亲的贷款，剩下来的钱就放进基金会。1999年的某日，法默使用信用卡时被告知已经刷爆了，于是打电话给他的记账员。她告诉他：“亲爱的，你是我认识的破产的人当中，工作最卖力的一个。”

他单身时，在波士顿期间都是住在总部地下室。四年前他和海地女子蒂蒂结婚后，仍不觉得有搬家的必要。可是1998年女儿出世后，他的妻子坚持搬家。现在他们在哈佛的艾略特宿舍有一间公寓，在波士顿期间就会住在那里，不过他们并不常在波士顿。近来蒂蒂和他们两岁的女儿在开学期间都待在巴黎，因为蒂蒂在巴黎攻读人类学。几位朋友告诉法默，他应该多花一些时间陪妻小。他每每回答：“可是我在巴黎没有病人。”他对家人的思念溢于言表。我和他在海地时，他每天至少打一通电话给她们，用的是房间里的卫星电话。理论上，他一年有四个月在波士顿，其余时间都在肯吉，但事实上他在海地时，经常要长途跋涉去看病人，时间被切割得非常零碎。数年前，他还收到美国航空公司寄来的一封信，欢迎他成为万里行俱乐部的一员。之后他至少又飞行了两百万公里。

他在肯吉有一栋小屋，位于医院对面的峭壁上，在他的一生中，这栋小屋算是最像个“家”的了。小屋是仿照较好的农舍建造的，上有金属材质的屋顶，下有水泥地面，与当地房屋不同之处在于里面有一间浴室，只不过没有热水。我每次到他家时，看到他的床铺总是没有睡过的痕迹。他告诉我，他每晚只睡四个小时，但数日后坦承：“我睡不着，因为总有人在等候治疗，这一点让我受不了。”

睡眠不足、毫无投资、家人不在身边、没有热水。到达肯吉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满腹狐疑地问他，吃这些苦所为何来。他告诉我：“一个人有所牺牲时，若非出于自愿，就是在试着减轻心里的不安。举例来说，如果我采取某些步骤，成为一个专为贫民看病的医生，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牺牲，也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摆平心中的矛盾。”他继续往下说，但声调略变，虽未动气，但口气听起来十分尖锐，“在一个付不起诊疗费的地方推销我的服务，让我觉得矛盾。你也可以对那种事感觉矛盾，因为你应该觉得矛盾。逗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法默在说完话时，加上“逗点”这两个字，代表两个未说出的字眼：浑蛋。我知道他不是骂我浑蛋，因为他绝不会这么做，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逗点指的都是第三者，就是那些对世界上的金钱和医药分配现状感到安心的人。当然，暗示的意思是你和他们绝非一丘之貉，对不对？

早上我从院子开始一路跟着法默走，然后收发电子邮件，接着再去他位于新大楼一层的诊疗室，这栋新大楼就是怀特结核病中心。墙(2)上挂着各种证书，还有一张海地首位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与一名男童合照的照片，阿里斯蒂德和法默是多年老友，男童原患有结核病，后来被法默治愈。诊疗室里有一张检查台、一个X光片看片箱、一张写字桌，以及一张新的办公椅——员工送他的圣诞礼物。

法默坐在桌前。“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他看着我，我耸耸肩。他说：“是原地不动，因为外面‘埋伏’了很多人。”

大约有三十个人（有时候我还数到四十个人）在大厅候诊，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在那儿乱转。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护士走进来，气冲冲地对法默说：“我一直说病人必须坐下，可是他们就是不听。”

法默对她笑笑，做了一下海地式的击掌，就是用一只手的手背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这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他说。护士大步走了出去。他抬头看着我，“你不能太同情这些员工，否则可能就不会同情病患了。”

他的病人真的是穷人、残障、跛子、失明者，无一不有。一个接(3)受结核病治疗的老人让我想起艺人雷·查尔斯（失明的老人戴着眼镜。他说想要一副眼镜，法默就帮他找来了一副）。一个法默叫他拉撒路的年轻男子，数月前躺在床上被亲戚抬到这里，他当时因为艾滋病和结核病，体重疯狂下降到四十一公斤左右，用药物治疗后结核病已痊愈，艾滋病的进程也得以控制住，现在体重已恢复到六十八公斤左右。还有一个外表健康的年轻女子，一个月前她的父亲还省吃俭用，存钱准备帮她买棺材。

另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年轻女子已在接受抗药性结核病治疗，又有镰状细胞危象，正痛苦地呻吟。“好了好了，小可爱，没事了。”法默轻声说。他开出的处方是吗啡。

一个中年男子得了胃炎。在海地，法默告诉我，“中年”的意思可能是三十岁，因为25%的海地人活不到四十岁。“原因是这里几乎处于饥荒状态。”法默一边帮他检查，一边告诉我，“这个人挺壮的，可是他的健康状况走下坡路之后，就没办法去乞食了，也说不定他是因为有人需要抚养，所以才去乞食的。”他开了一些营养补充品给这名男子。

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体重只有二十七公斤，身体虚弱得寸步难行。法默诊断他得了溃疡。“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处于饥饿状态，我们要(4)让他的身体强壮起来。”法默拿起一罐营养罐头“安素”，“这是好东西，我们要一天给他三罐，总共给他价值数百美元的‘安素’。我乐于违反成本效益原则。”

一名个子异常矮小、外貌苍老的妇人弯腰驼背站在右边。早在法默为她看诊前，结核性脊椎炎就已侵蚀了她的背骨，这种病其实很容易治，只是她就医太迟，背骨已经“被吞噬殆尽”，现在药石罔效。她来的目的是领救济金和食物，同时找人聊天。她走进来时，法默起身招呼她，口中唤着：“我的妈妈。”他弯下身体（几乎是跪下来）让她亲吻他的双颊，她说：“儿子会永远照顾妈妈的。”法默搬了一张椅子给她，她扶着椅子站着，把下巴靠在椅子上，看着他为旁边几个病人治病。

法默和在布莱根一样，尽量接近病人。他让他们坐得离他很近，我想大概是为了让他那双瘦削、白皙、细长的手能够碰到他们吧。他亲切地称老太太“大婶”，叫老先生“大叔”。许多人都会带东西送给他，例如将牛奶装在绿瓶子里，用玉米芯作为瓶塞。法默连声说：“谢谢，谢谢！”他笑容满面地看着放在他桌上的这个瓶子，改用英语说，“没有消毒的牛奶装在肮脏的瓶子里。我真等不及要喝呢。”他转向我，“情况就是这么糟，倒不如苦中作乐。”

我抬起头来。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挤过护士身旁，走进法默的诊疗室。她感染了HIV病毒，是来这里以敌痨克星异烟肼做结核预防治疗，因为她也接触过结核病人。她需要钱买食物，因为她的丈夫已过世。她扬起语调，愉快地嚷嚷：“你们大家都是我的老公！”接着是一个年轻男子：“法默医生？我上次来的时候在生病，可是现在已经好多了，所以我要拍张照片。”

法默在写字桌旁的墙面上，用胶带粘贴了三大张黄色的活页纸，上面每一行都列了一项待完成的工作，而且旁边都画了一个方框。我注意到他每完成一项忘记列在上面的工作，就会写下来，在旁边画个方框，然后在框内打钩。这么做似乎带给他说不出的愉快，老实说，当他说“我们已经完成很多事”时，连我也莫名其妙地感染到这份开心。

墙上的这张清单包含了大约六十项必做的事，例如收集剪指甲的剪刀；在迈阿密机场帮一个病人买手表；采集抗药性结核病病人的痰的检体，带到波士顿检验。布莱根医院的工作人员看到这张清单可能会认为十分有意思。清单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项是“巫术咨询”。

法默在一本书中写道，海地乡间对巫术的信仰与对伏都教的信仰（包括其理论与习俗）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农民虽非个个信奉当地的伏都教，然而几乎人人都相信巫术的存在，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伏都教徒在内。对住在肯吉附近的许多人来说，敌人下咒语是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而且肯吉四周的许多人都认为，法默和所有道行高深的伏都教巫医一样，有对抗巫术的本事。

当地一名农人说到法默时，告诉我：“上帝赐给每个人一种天赋，他的天赋就是治病。”有一次他医好的一个病人在一个公开的仪式中宣布：“我认为他是神。”肯吉的人也会口耳相传：“法默医生是用双手做事。”意思是说，他同时用科学和魔法解除魔咒。大部分的赞美之词似乎都令法默感到既尴尬又有趣，可是他说，最后这句话背后其实有痛苦的一面。他说：“海地人相信巫术，因为他们的文化向来缺乏有效的医疗，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相信巫术，认为病痛是别人加之于他们的咒语，否则为什么有的人会昏迷不醒？一旦有人病重，而且很多人相继死于相同症状，这时你给他们药，他们很快就康复时，大家就会思索缘由，接着开始议论纷纷。”就他的经验而言，大部分海地人会急于使用有效的医药。他有数十个病人就是伏都教祭司，其中有些人甚至担任社区保健人员，带生病的信徒到他那儿看病。

基本上海地人用巫术来解释他们为何生病受罪，然而光是指控别人用了巫术，就足以让对方受罪了。现在这位老太太走进法默的办公室，她就是接受巫术咨询的对象。有一天，法默在院子里看到她儿子拿着拖把到处擦，就问他怎么回事。“我妈妈不喜欢我。”他说。事实上，这位老太太认为她儿子“带来”了疾病，害她另一个儿子死亡。她在法默身旁坐下，法默告诉她巫术并不存在，因为他知道她儿子的死与巫术无关，她仰起头把脸转开，脸色趋于缓和。但是要她完全与这个儿子尽释前嫌，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她离开后，法默说他觉得这件事有“86%的娱乐性”。我猜这句话的意思是，悲哀程度有14%。

这位老太太坚称她儿子把弟弟“卖”掉了，这个字眼是过去克里奥尔语用于奴隶的（海地人笃信巫术，部分原因可能与奴隶主的恐惧(5)感有关，而恐惧感来自罪恶感）。人类学家梅特罗在文章中说：“海地巫术的许多观念和做法起源于诺曼底、贝利、皮卡第或利穆赞(6)。此外，类似这位老太太的指控十之八九都与物资严重不足而产生的嫉妒心态有关。这个被指控下咒语的儿子住的房子比妈妈住的好，所以她真正的意思是，这个儿子不孝顺妈妈，所以他一定是用咒语害死弟弟的凶手。法默说，这类因经济不平等而生的说法和指控屡见不鲜，时常搞得家人失和、朋友反目。“我了解这一点时，心想，老天！海地人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不过他们受到中伤时，也丝毫不掩饰心中的难过。”

我在肯吉和法默相处数日后，开始期待从谈话中听到这类故事。法默称他们为“爱说故事的海地人”。他可以不发一语，态度友善，一副喜欢听他们讲话的样子，但是每当他想改变对方与宗教有关的想法时，就会开口和他们闲话家常。我也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观，所以我会怂恿他，有时甚至缠着他说海地的事情。他一旦开始说这些事情，信手拈来的都是海地贫民受苦的例子，同时也可以作为全世界穷人受苦的范例。有时候他甚至还会停下来，要引起我的共鸣：“你明白我的感觉吗？”

我最大的问题是心中无法产生足够的共鸣。我为海地仍有这么多儿童死于麻疹（但“医疗卫生伙伴”服务范围内无此现象）感到难过，但是我觉得自己难过的程度永远不会令他满意。结果我反而会因此对法默感到不高兴，就像是气别人不知好歹似的。

这里的生活没日没夜。法默喜欢告诉学生，好医生永远不能让病患知道他自己也有烦恼，或是自己在赶时间。“只要做到这些简单的原则，回报就非常可观！”当然，这表示有的病人得等候一整天才能看到他，而他也很少在天黑以前下班。

透过他写字桌后面墙上的百叶窗，我看到星星在暖热的夜空中闪烁。一个年轻人愁容满面地坐在法默身旁，盯着自己的脚看，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鞋跟已裂开的跑鞋。他名叫第欧法，患有艾滋病。法默在布莱根负责艾滋病治疗，现在就是用布莱根的疗法治疗第欧法，也就是用抗菌剂治疗各种伺机性感染，直到感染转变为慢性。“医疗卫生伙伴”没有测量病毒载量和CD4细胞数量的设备，但是法默根据长期累积的经验得知，病毒即将对第欧法展开压倒性的殊死战。第欧法说：“我觉得很丢脸。”“谁都可能得这种病，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法默说，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大塑胶瓶，瓶子里是茚地那韦，是治疗艾滋病的新型蛋白酶抑制剂。

当时没有其他人用这种新型蛋白酶抑制剂治疗穷困的海地人。事实上，在贫穷国家几乎没有人治疗感染艾滋病的穷人。就连法默在海地医疗院所任职的朋友也告诉他，在肯吉用这种方法治疗艾滋病是疯狂之举，不用说，国际医学界的多位专家也赞同他的看法。姑且不论这些反对意见，“医疗卫生伙伴”光是用艾滋病新药治疗一个病患，一年就要花掉五千美元。尽管如此，法默已开始对部分病人采用三重疗法。他两三个月前对麻省一个名为“坎布里奇关怀艾滋病友”的团体发表演说。“坎布里奇的确关怀艾滋病友，”他告诉他们，“但是做得还不够。”他担心自己说得太过火，但事后在场的卫生工作者和艾滋病患者募集到一批新药，让他得以在肯吉多治疗几名病人。他说，他打算增加艾滋病患者的看诊人数。他和麻省的同事已着手准备申请经费的计划书，希望争取一笔金额较大、来源较稳定的经费。他告诉我，他们会找到经费的。“我们当然会找到钱的。”

他拿这瓶宝贵的药给第欧法看，并摇了摇瓶子，药丸在里面窸窣作响。他告诉第欧法，现在开始会用这种药和另外两种药做治疗，这些药虽然无法把他体内的HIV病毒全部杀死，但可以消除症状，运气好的话，会像从未感染病毒那样长命百岁。第欧法要做的，就是保证按时服药，一次也不能少。

第欧法说他会按时服药，但眼睛还是盯着鞋子。法默倾身靠向他：“我不想再看到你垂头丧气。”

第欧法抬起头：“和你说说话，我的心情就好多了。我知道我今天晚上睡得着觉了。”他愿意讲话，我想他也知道法默乐于听到他开口。“我的情况很糟糕。我老是撞到头，因为我家实在太挤。我们只有一张床，我让孩子们睡在床上，自己睡在床底下，可是我老忘记自己是睡在床底下，所以每次一坐起来就撞到头。我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一切，法默医生。我病了，没有人敢碰我，只有你愿意坐在我的床上，用手摸我的头。他们得把村里的狗拴牢，因为你三更半夜还会去探望病人。”第欧法说，“我想送你一只鸡或是一头猪。”

法默的脸色平常是苍白的，还有一点淡淡的雀斑，现在却突然泛起一股潮红，从脖子底一直红到额头：“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不要再送了！”

第欧法露出笑容：“这样我今天晚上才会睡得很好。”“好吧，老弟。”法默说。

接下来是巡房时间。首先，用手电筒照着路走去医院，透过手电筒的微光查看主病房，床上躺的都是成人；再忐忑不安地前往楼上的儿童病房，儿童病房里似乎总是有骨瘦如柴、肚子鼓胀、头发因恶性营养不良而泛红的小婴儿。大约一周前，法默返回肯吉的第一天早上，就有一名婴儿死于脑膜炎，并出现猛暴型紫斑，孩子的微血管破裂，血液渗入皮肤，出现一块块紫色的斑点。短短数日后，又有另一个婴儿死于破伤风，不过他并不住在“医疗卫生伙伴”的服务范围内。

法默在一个小女孩的小床边逗留。这个小女孩双臂细瘦，身体因为肺外结核造成的胸腔积水而肿胀。她侧躺在床上，法默伸手抚摸她的肩膀，用英语对她轻声细语，犹如唱歌一般。“米琪拉想放弃，但是我们不能让她这么做，对不对？不行，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她放弃。”

然后他走回山坡上的结核病医院。他说，他把结核病医院放在最后，因为现在院内的每一个病人病情都好转了。大部分病人聚在一个房间内，坐在床上看足球赛，尽管电视画面不稳定、画质不佳，他们仍看得目不转睛。法默说：“你们这些中产阶级在看电视呀！”

这群病人哄堂大笑。其中一名年轻人抬起头看他，说：“法默医生，我们才不是中产阶级。如果我们是中产阶级的话，就会有天线了。”“我觉得挺安慰的，”法默走出病房时说，“不是所有情况都那么糟。能救的我们大都救回来了。”然后再走下山坡，步出大门，穿过三号国道返回他自己的家。

中央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电，夜色辽阔。公鸡在啼叫（这里的公鸡总是叫个不停），一阵暖风吹过法默家小院子四周的树梢，树叶簌簌作响。小院子一灯如豆（灯是由电池发电的），宛如漂行大海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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