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萨道义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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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亲历记试读：
前言
本书最初断续写于1885年至1887年我在曼谷担任英国公使期间。在那之前，我结束了在日本的悠闲生活，回到英国已有两年。回首1862年到1882年在日本度过的二十载春秋，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自从1861年11月离开祖国前往东方服役起，我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基本素材，而我的回忆则为它增添了更多细节。我在世界各地所度过的外交官生涯，算来已有45年了。但本书的目的，并非是要一一讲述这段外交生涯的所有往事，而只侧重于那些我亲身经历的最为精彩有趣的部分。这段经历中包含了历史悠久的日本君主在权力被篡夺600年后，重新夺回统治权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当时更为近代化的城市江户被改名为东京，并取代京都成为日本新的首都——在西方人开始深入了解日本之前，京都一直都是日本最古老的都城。
自1887年从暹罗（即泰国）离任后，我便将这部未及完成的手稿抛诸脑后了，直到1919年，几个亲戚家的年轻人来访时我偶尔提起了这件事。他们一致劝说我应该将它写完。我后来写成的部分记述了我在那段漫长时期的全部经历，并增添了一些新的材料，包括当时还属于保密档案的、由我起草的一些官方文书，以及我写给当时的上司巴夏礼爵士的信件等等——它们已经在别处另行出版了。此外，在我写给母亲的信件中，我也重新记起了日记中省略掉的某些部分。
本书的某些章节，看起来与我的朋友雷德斯代尔勋爵（Lord Redesdale）所著的《回忆录》一书的内容或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他在写作时曾借阅过同在日本任职时我所撰写的一些日志。不过，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较少引用他著作中的内容。萨道义撰于奥特里圣玛丽1921年1月第1章作为实习译员前往江户
我对日本发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18岁那年，哥哥从穆迪先生的图书馆带回来一本由劳伦斯·欧里芬特（Lawrence Oliphant）所著的《埃尔金爵士游记：中国和日本》。这本书立刻使我着了迷，并激发起我对日本的一连串想象。那里，天空似乎永远湛蓝，阳光照耀着大地。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懒散地斜倚在铺着榻榻米的地板上，透过对面的落地窗，欣赏装饰着精巧假山石的美丽庭院，一群妩媚的樱唇黑眼睛少女围绕在身旁。总之，一切都是那么逍遥自在，胜似神仙。不过，即使在最大胆的想象里，当时的我也不曾料到，自己能有幸亲自踏上那个仙境般的岛屿。之后不久，我又读了海军准将佩里所著的《日本远征记》，虽然这本书早在《埃尔金爵士游记》之前已经出版，书中对日本的描述也更为客观和真实，但它并未打消我对日本的种种美妙遐想和憧憬，反而使得它们变得愈加强烈。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天天萦绕着有关日本的种种念头。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时——当时我正在那里念书，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通知：学校要派遣三名学生前往中国和日本担任见习译员。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于是，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参加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我选择了前往日本的职位。毕竟，中国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年龄只比考试规定的最低年龄早了几个小时，也幸亏如此，我才得以够资格报名。1861年8月，我终于获得了正式录用，并于当年11月怀着对日本的无限憧憬和喜悦离开了英国。
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大人物普遍认为，中文是学习日语的必要准备。因此，我和我的同学杰米逊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里逗留数月。1862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罗素·罗伯逊也抵达了北京，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光。虽然我一直对中国兴趣寥寥，那几个月的逗留也因此显得颇为漫长，但我还是学会了几百个汉字，对后来的日语学习实在大有裨益。最后，我甚至打算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了。
然而江户（东京的旧称）发来的一份调令突如其来地中断了我们在中国都城的停留。调令中附带着一份日本要人的批注，几乎没有中国人看得懂。这无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实际关系，使我意识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认为——尽管汉字对学习日语大有帮助，但中文和日文毕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正如拉丁文之于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总之，根据调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误。
在派往中国的其他八名实习译员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伦、加德纳和斯特纳三人。他们都是与我在同一年通过考试的，1877年前后，也都分别担任了领事级的职务。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录取的那个家伙在1867年“获准辞职”，另有三人已去世，还有一个公认是最聪明的学生，考试中却只得到了倒数的成绩，他在1872年调任至中国海关，如今已在那里担任最高职务。在人数少、竞争也不甚激烈的情况下，录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别，当录用考试转为公开选拔后——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结果则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至少，这种情况在录用赴日人员的考试中如此，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致无异。
这套选拔制度的明显弊端在于，它全不考虑人的道德品质。用欧几里得定律解出几道习题，或将一段希腊格言翻译成英语，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具备绅士的教养和情操。考试也无法考察一个人真正的智力水平。只消接受某种特殊的训练，蠢货也能轻松击败没有掌握所谓“窍门”的聪明学生。如今，所有参加公职考试的申请者都会去接受“考试专家”的特别训练，在短短几个月为这场竞争死记硬背，以摘取胜利的果子——录用名额。在我看来，那些被录用的家伙不过都是些应试训练的试验品罢了。大部分被录用的人，在经历过集中训练后已疲惫不堪，之前可能还多少抱有的学习意愿早被抛诸脑后。然而像中文、暹罗语和日文这类语言，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由于上述的考试制度并不能真正测试出录用对象学习语言的能力，这些人被派往国外后才发现学习外语苦不堪言，简直比要他们飞上天还难。我自己之所以后来能顺利地通过考试，大概恰恰是因为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缘故罢。
我们在北京逗留期间的某一天，全体见习译员被邀请去与维多利亚主教共进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鲁斯公使先生暂离北京期间作停留的。席间偶然谈到中文学习对智力的影响，主教问我们，终日埋头学习这种枯燥无味的语言，难道不会使人的头脑也变得迟钝吗？至少，以他本人的经验来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话微妙地触及了一个事实，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当场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应该再多谈些我们在北京那段时间的经历。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纵马奔驰的清晨，那些圆明园废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纵然荒芜却仍优美异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环抱中的寺庙——在庙墙之外，无论天气好坏，街道上总是积满了泥土和尘埃。那些石桥下的湖面上盛开着粉红色的莲花。那些叫着“可怜可怜，赏一个吧”的无处不在的乞丐。正阳门外商店街上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天坛。从城墙上望下去的那些绿树环抱之下的黄色、棕色和绿色的屋顶。轮子碾过石子路上深深的车辙、叮叮当当驶过的货车。由放了学的男孩子们、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东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为英国公使馆驻地的华丽显赫的梁公府（即淳亲王府）。这一切美景都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回忆之中。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在此流连了。英国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是个50岁上下的高个子，长着颇有贵族气质的前额和棕色的眼睛，还蓄着灰白的小胡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书托马斯·韦德爵士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我们都对他敬畏有加。人们传说他脾气暴躁，十分容易激怒。关于他的易怒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有一次他跟随公使拜访总理衙门，在谈判中与对方发生了争辩，再次大发脾气。总理衙门的大臣讥讽地说：“可是，韦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并不像您那样为此事大动肝火啊。”韦德先生又转向公使问道：“您听见了吗，公使？他们觉得您没有生气。”于是，我们的公使先生，带着温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宽容的态度回答：“哦，请转告他们，我现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们几个人——杰米逊、罗伯逊和我——在8月6日一早便动身出发，傍晚到达途中的小镇河西务，次日抵达天津，之后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领事吉布森先生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中住了几日。这位吉布森先生后来被调往台湾任职，与当地的中国官员起了纷争，竟要求英国炮艇炮击当地海关，受到了外交部的严厉谴责。之后不久他便伤心地去世了。彼时“炮舰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怜的吉布森成了自己过分激情的牺牲品。
到上海后，杰米逊离开我们去了一家报馆，据说那是比领事馆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罗伯逊则登上“拉斯菲尔德”号汽轮，于9月2日出发前往日本。轮船驶离中国的海岸线后，先是经过了九州岛最南端一个叫做硫磺岛的火山岩小岛，然后在9月7日的雾气中来到了伊豆半岛附近。幸运的是，雾短暂地消散了一阵，船长还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线的情况，他下令让轮船转向，我们便开始在岛屿之间行驶。第二天清晨，我们已经航行在伊豆大岛东面的蓝色碧波之上，船舷右侧是锯山那锯齿状的覆盖着森林的海岸线，左前方则是由浦贺把守着的通往横滨的狭窄入口。沿途的风景几乎与我遐想中阳光灿烂、充满日本风情的景象一模一样。及至船驶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现在我们眼前：覆盖着墨绿色森林的形状各异的小山在南岸连绵起伏，远处矗立着美丽的圆锥形的富士山，覆盖着白色残雪的山顶拔地而起，延伸至1万2千英尺的高度。雄伟壮丽的大山及其他山脉将平原包入它的西侧，与其相对，起伏的沙地海岸则急剧地转向我们右侧，并随着船身的移动很快沉没在江户方向的地平线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挤满了形状奇特、用没刷过油漆的原木制成的鸭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叶地缝合在一起，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细布条捆扎着悬挂在船上。我们的船靠近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皮肤晒成古铜色的日本渔夫。他们几乎是裸体的，偶尔会有人穿着白色的兜裆裤。还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围着蓝色的绳结，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后，当密西西比湾（日本称“屏风浦”）白色的断崖愈加接近和明显时，我们绕过条约岬（日本称“本牧岬”），并在港口外不远的海面上抛下锚去。在经历了一年多时日后，我终于踏上了憧憬之地。第2章横滨社会：官方与民间
那时，日本按1858年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已历三个年头。在港口城市长崎和横滨，聚集着大批贸易商人。但同在开放之列的箱馆（今函馆市），对商人们的吸引力却不像现在那么大。它远离日本的政治中心，也缺少其他开港城市那种骚动不安的热闹气氛。
大部分西日本地区的贵族领主都在长崎拥有固定的贸易商，以便销售领地内佃户们缴纳的大米和其他农产品。为购买武器、火药和汽船，贵族的家臣们频繁地与外国商人来往，长崎城里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友好的气氛。美国传教士们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关系，他们向贵族的年轻子弟教授英语，并给他们灌输一些未来对日本发挥了重要影响的自由思想。然而在横滨，与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净是些既没钱又不懂贸易的投机分子。对于这些家伙来说，随便撕毁合同、搞些商业欺诈简直是家常便饭。外国商人们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向当地人购买稻草，对方收了大笔订金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货；他们受对方的委托进口货品，可只要货品的价格稍有波动，主顾们便马上拒绝如约收货，生怕自己遭受一丁点儿损失。生丝里往往掺进了沙子，或故意用压分量的粗纸绳捆扎货物，外国商人们不得不将其拆开，一股一股地仔细检查完毕后才敢付款。购买茶叶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当地人未必会按照样品的标准交货。偶尔也会传来日本商人上当受骗的消息，但大体来说，在这种“比比谁更坏”的游戏中，通常的赢家总以日本人居多。对外国商人来说，“日本人”就等同于“骗子”，横滨城里也因此不可能指望会有丝毫的友好气氛。
海关官员们是腐败之王。他们索要大笔贿赂，帮助外国商人们逃避进口关税。最大宗的贿赂是在葡萄酒、啤酒、烈性酒及日用品进口方面，受贿的官员将其按“私人用品”的名义放行，进口商从而可以免交关税。海关官员的职位十分庞杂：包括两位“奉行”，即关长；两位“组头”，即副关长；两位负责监察所有职员行为的“目付”；若干被称为“调查役”的主管人员；名为“定役”的高级职员。此外，还有一大群身着黑衣或绿衣的文书、译员、进港检查员和警察等。
口头和书面的往来交流通常使用荷兰语，因为当地几乎没有日本人学过英语，而能说日本话的外国人更是屈指可数。但人人似乎多少都懂得一些对方的语言。商人们之间还流传着一种自造的俚语。凭着马来语的“peggi”（不行）、“sarampan”（有破损）就能有效开展交易，倘若再懂得些日语的“Anata”（你）和“Arimasu”（有货）之类，则似乎人人都觉得足以应付最复杂的买卖。这种新语言的明显特征是：省略了日语里那些用以表明对话双方社会地位的多样的词汇和复杂而精妙的动词变化，因此只流传于商人们之间。欧洲人使用这种“日语”，只能令日本人愈发加深他们对“夷狄”们的轻蔑之情。而“夷狄”，即野蛮人，恰是日本人对外国人一贯印象。
按通商条约的规定，神奈川成为最初允许欧洲人定居的地方。不过，由于恰位于东海道——即连接江户和京都两大城市的交通要道附近，当局一直担心各地领主的武装家臣会与外国定居者发生冲突。遗憾的是，冲突的确时常发生。大君的政府努力试图化解这一难题，他们在神奈川以南、仅隔一个浅海湾的横滨的渔村里建起了海关和几排木造的平房，希望将外国人逐渐迁至横滨。相比于日本官员和欧洲商人们的实际方便，各国外交代表更关心日本是否能严守条约的规定，有人因此强烈反对向横滨迁移的计划。然而商人们却很满意：横滨离货船的停泊地更近，人身安全也更有保障。于是横滨的“通商港”地位便渐渐得到了各方的承认。从那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也许直到现在，各国代表们明明居住在人口已接近十万的神奈川对岸的横滨，却总要在发送公文时将落款写成“寄自神奈川”。也正是从那时起，欧洲发来的货物每每在两地之间发生纠纷，原本要发到神奈川的货物常常被送到横滨，反之亦然。商人们之间常常会因为运费的差额吵闹不休。
为安全起见，外国人聚居区周围开掘了一圈运河（护城河），并在河面上架起了桥。出于“一举两得”的考虑，桥上配置了多处哨卡，由人数众多的士兵把守，严格检查进入聚居区的所有人。如此，不仅能防止危险分子混入聚居区，还可以对从外部进入聚居区内的某些商品征收税金。起初，聚居区对所有的外国申请者开放，申请入住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块地皮。然而，不少各国领事馆的雇员开始考虑从中牟利。他们将白得的地皮高价卖给那些新来的人获得暴利。后来，当聚居区再次扩大时，便规定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必须为获得聚居区内的土地支付足够的代价。再后来，聚居区又发行了地契，规定土地只能发放给地契的持有人，或者他的继承人、管理人、遗产执行人、指定受让人等。就这样，一种介于动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对英国人来说相当新奇的财产形式便诞生了。聚居区中的街道设计完全不曾考虑一般人的出行便利，更缺乏长远规划。那时在日本马车尚不多见，因此道路只留出了足够手推货车通过的宽度。这一缺乏远见的决定，让横滨这座未来日本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长期面临交通拥挤的烦恼。凡对50年前的伦敦商业中心区或在首都不断更迭的意大利公国时代陆续成为首都的那些城市有所了解的读者，大抵都能想象出横滨街头将来的情形。在建筑物方面，外国居民们起初对那些木头搭建的平房已感到心满意足，但从1862年下半年开始，聚居区内渐次出现了两层的建筑物——虽然其数量只有屈指可数的五六栋。
定居点背后是一大片新近填埋出来的沼泽地。除了建起的一个赛马场，大部分都还空着。穿过它后面那片泥泞的泥地，便可望见“吉原”（即妓院）那粗陋的房子。某位显赫的公爵在议会中将其委婉地称为“年轻女子教习所”。而某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社区主教还曾特地前去拜访，并给那里的老鸨递上自己的名片，让聚居区里的年轻人和无良之辈笑破了肚皮——那时聚居区里的外国居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那时，聚居区内已建起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聚居区外侧还特地辟出了外国人的墓园。墓园中长眠着的只有几名死于日本武士（即佩带双刀的阶层）那残暴的、被误导的爱国心的俄国军官和两位荷兰船长。欧洲和美国的居民大多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在这个阳光灿烂、风土优美的国度，还没有人因为疾病而丢了性命。
说来也许有些刻薄，某位英国外交官形容当时横滨的外国人社区为“欧洲的垃圾堆”。脱离了故乡那些唠唠叨叨的道德约束，又突然面对充满诱惑的东方情调，也难怪人们不能像神学院的学生那样严格地保持道德情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其他地方的同一阶层的人更为品行恶劣。只是，在一个人人行为都半公开化、疏于藏藏躲躲的小天地里，在别处无须特别指责的小恶习在那些尚未受到诱惑的人眼中便显得格外刺目。此外，人人都需要赚钱维持生计，尽量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有不少人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异国，在他们眼中，道德之类的事情远远不及赚钱来得重要。不久，又出现了贸易中使用的“洋银”无法兑换成本地货币的难题。外国商人们纷纷向日本财政当局提出了一系列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问题暂时得到缓解。商人们可在公开市场自由买入当地货币“一分银”（当时日本所用的银质硬币）。同时，外国官方人员则可按自己的薪俸额度——有时还可更多——兑换与“鹰洋”等重的“一分银”银币。这一措施给所有正派人留下了极为丑恶的印象。反对者们称，这无疑是在向各国公使、领事、水手、士兵们提供贿赂，诱使他们对日本方面违反条约的行为听之任之，而将本国非官方人员的利益置之度外。这些指责无疑都是偏见。指责者们混淆了货币本身的性质和功能。事实上，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个人的利益关系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致。按照条约规定，100美元可兑换311个“一分银”。然而根据1862年9月的市场行情，市面上的汇率是100美元兑换214个“一分银”。各国公使馆、领事馆每月可将与雇员工资总额加若干行政费用总额等额的“洋银”兑换成日本货币，其中每兑换100美元将被扣除13个“一分银”作为铸造货币的成本。假使某位外交人员的月薪是100美元，按官方汇率，他可以兑换到298个“一分银”。倘若他再按市场汇率将这298个“一分银”换回美元的话，则实际可换得139.25美元，获利竟接近四成。而一位公使的年俸大约是3000美元，可想而知，他的获利将更为惊人。不仅如此，各国外交机构所获得的可兑换配额与实际支出之间都存在差额，他们将这部分差额按上述方法兑换后套利，将本应归入公账的“额外利润”按薪俸比例发放给馆员们。因此，各外交人员或领事馆的馆员们虽然表面上收入菲薄，实际上却过着优渥有加的生活，家家都养起了矮种马，日日痛饮香槟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流通的“一分银”银币数量不断增加，官方汇率与市场行情之间的落差也逐渐缩小。先前所规定的兑换政策也逐步废除。而至于金钱为什么会大把大把地飞入外交官们的钱包，自有经济学者去加以解释。就我个人而言，回首那段时光，实在难说是问心无愧。虽然在历史的法庭上可能毫无意义，但我唯一可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那时的我，不过是官僚机构阶梯底下的无名小辈。我所做的，只是将大人物们分给我的东西放进钱包里罢了。
在这里，我还要再赘述一些当时横滨社会的情形。在外国人聚居区里，鲜有女士们的身影。日本距离欧洲万里之遥，且尚未开通定期的轮船航班。在这里，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时常受到那些身带长短刀的武士的威胁，时刻都有可能遭遇危险。中国的两家大商行——怡和洋行和宝顺行自然都在横滨开办了分号，后者在我来到日本的一两年后便宣布关门大吉。此外，上海的大商号——弗莱彻公司和巴奈特公司也在横滨开了分号，但如今它们早已退出日本市场，为人遗忘已久。其余的商行大多都是日本商行，还有少数外国洋行，如英国的一流商行埃斯皮纳尔·康纳斯公司麦克佛逊公司、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商号沃什·豪尔公司等。其他德法荷各国的洋行，则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这里，金钱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至少表面上如此。每个外国人都养着一两匹矮种马，狂欢宴会无休无止，席间香槟处处飞溅。每到春季和秋季，还会举办赛马会，有时竟可看到各家以纯种赛马来进行比赛。最时髦的周日旅行是沿着东海道策马飞奔到川崎，享受午餐后踏上归途，在傍晚时分安然返回。有些人还会远行到金泽、镰仓、江之岛等地游览。不过，那些竟敢越过条约规定的开放边界，深入到八王子、箱根等地的家伙，通常被人们视为不知死活的冒险家。
日本当局规定，唯有外国机构代表才能享有在离开横滨25英里以外的地区旅行的特权。即使获得公使的允许，不装扮成公使馆馆员也难以前往江户。因为种种原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人对此极为不满，有人公然质疑，无论与公使私交如何，作为“国家公仆”，邀请自己的同胞去一趟江户，并为他们提供食宿，难道不是公使应尽的义务吗？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存在着类似的现实。虽然被称为“国家公仆”，但公使眼下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横滨的人们。既然公使没能满足自己的雇主——即横滨的英国居民——的愿望，人们自然有权在背地里发发牢骚。
那句“欧洲的垃圾堆”在聚居区里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由英国商人组成的横滨俱乐部始终拒绝英国使领馆馆员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这种厌恶之情一直持续到1865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外交使节全部更换后方才得以平复。聚居区里的英国居民与作为这个小社会首脑的使领馆之间产生对立情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居民们大多是些无知的年轻人。囿于本人的教养和经历，他们对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十分敏感，很容易觉得受到了冒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这种易怒好斗的倾向尤其强烈，只能待他们岁数渐长、积累了一定的修养和阅历后才能有所改观。
按条约规定，各国可在江户设置代表机构。幕府划拨了四座佛教寺院用于充当英法荷美四国的代表机构。其中英国公使埃尔库克爵士（中文名阿礼国）选择了高轮附近的东禅寺，荷兰的珀尔斯布鲁克公使搬进离江户城稍近一些的长应寺，法国公使贝拉克特先生选了济海寺，美国的哈里森先生则安顿在麻布附近的善福寺。后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令外国人胆寒的袭击事件，很多代表机构纷纷将其驻地迁移至横滨。只有美国是个例外，为了表示对日本政府的忠诚和信任，他们坚持继续留在原地。1862年新上任的佩林将军起初仍沿用了他前任的看法，但后来发生了一场显然是故意纵火导致的火灾，烧毁了美国公使馆的房子，便不得不也像其他国家的代表一样撤回横滨。英国公使团曾在1861年遭到一次谋杀袭击，秘书劳伦斯·欧里芬特和莫里森都受了伤。袭击者主要是水户藩德川家族的家臣，还有一小部分其他藩的藩士，他们中一些人至今仍然健在。事件发生后，阿礼国爵士当即决定撤往横滨，毕竟那里有日本官方配备的警卫队和英国军舰，足以保证馆员们的生命安全。1862年年初，阿礼国爵士回国休假，临时代理他职务的尼鲁上校对我们此前曾经历过的危险一无所知，将公使馆再次搬回了东禅寺。然而不久，一个日本守卫（即松本藩武士伊藤军兵卫）自认为受到了我们最年轻的馆员（十五六岁）的冒犯，出于报复，他杀死了一名担任宿舍警戒的哨兵和一名正在巡逻的下士。事件发生后，公使馆的馆员们不得不立即打点行装，再次撤回横滨，临时在如今被称作格兰特大饭店的那座旅馆中安身。（旅馆的主人是一个名叫霍伊的英国人，他在1870年因私人纠葛被人在睡梦中杀死。）从那以后，还留在江户的外交机构仅存美国一家。据说哈里森先生认为，日本方面擅自以横滨代替条约中规定的神奈川作为各国外交机构的驻地，显然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他本人坚决反对将美国领事馆迁至横滨。为了坚持自己的这一原则，直到离任他也不曾踏足横滨一步。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尼鲁上校正担任公使馆的秘书，并在公使回国期间临时代理他的工作。他是位老军人，曾在伊文思爵士麾下的西班牙军团服役，并参加过战斗。传言说，他对曾作为军医在葡萄牙海上旅服役的公使阿礼国爵士缺乏敬意。尼鲁上校笔锋锐利，时常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些措辞严厉的公文——其中一部分已由我的朋友亚当斯（F. O. Adams）在其著作《日本历史》（History of Japan）中有所披露。尼鲁上校之前曾在瓦尔纳和贝尔格莱德担任过领事，因此对“治外法权”的相关事务十分稔熟。根据这条法律，凡在非基督教东方国家里的欧洲人都应享有不受当地法律约束的权利。尼鲁上校身材较一般英国人要矮得多，蓄着浓密的灰色山羊胡，前额上挂着一缕灰白的头发，脾气暴躁而多疑。就其政治手腕而言，他并无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虽然他的文笔简洁明了、巧妙而又不乏辛辣，但他显然对周遭的环境缺乏洞察力，足见出色的口才和精妙的文笔并不等同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心情好的时候，上校也会露出和蔼可亲的一面，会从他珍藏满腹的歌剧选段中挑出一段演唱给周围的人听。
那时，他大概已经有55岁了，病痛开始在他身上显露出一些迹象。几年之后，这些病痛在基多（今厄瓜多尔首都）要了他的命。
使馆的第二号人物是“日本秘书”。然而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既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不具备任何有关日本的知识。准确地说，这个职位的正确解释应该是“负责与日本政府联络往来的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当地公使馆也设有一个类似的被称为“中国秘书”的职位，但那个职位通常总是由一位学者担任。荷兰语是日本政府唯一使用的外语，因此，外交部在为使领馆配置馆员时，无暇顾及出身等其他因素，而只将“精通荷兰语”作为最优先的聘用条件。最终，他们找到了四个合格的应征者。其中一个当即被任命为公使馆的常设译员，后来还将其提升到更高的职位。除了日常的翻译工作，他还必须承担教授见习荷兰语译员的工作，因此薪水也要高于普通的译员。作为常设译员服役八年后，其间恰逢领事的位置出现空缺，他便立刻抓住机会获得了升迁。这位先生身上具有一切家庭生活所需的美德，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在这位绅士之下，还有一位一等助理官。此人善于社交，多才多艺，通晓多国语言，但对工作缺乏献身的热情。他经手的报告书曾被拖延一年半之久，通信往来的记录也尘封了两年多不曾更新。管理档案室本来是他的职责所在，然而当他离任后，继任者只能像清理“奥革阿斯的牛圈”一样来整理他留下来的烂摊子。在社交圈里，不时会有人邀请他参加洗礼之类事宜，但除此之外，他似乎也没有特别令人称道的专长和优点。靠着论资排辈，他后来也熬到了领事的位置，然而年纪轻轻便在熟人们的一片惋惜和祝福声中退休了。
除了外交人员，公使馆中还有两位医生，行医之余还承担一些档案室的辅助工作。其中一位不久便辞去了公使馆的职务，在横滨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在短短几年中积累了可观的财产后便返回了故乡。另一个医生威廉·威利斯，则是一位无论在个人品行还是职业操守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绅士，是我毕生的挚友。他在私人社交和执行公务中的表现，证明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正直无私的一个。有幸接受过他治疗的患者，无不对他的亲切周到满怀感激。他忠实于自己的职业，也绝不放弃任何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机会。在那个年代，医生这个职业常常要面对普通文职想象不到的风险，但威利斯对此毫不在意，始终不辞劳苦地四处救死扶伤。此外，在档案室，他也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那个负责打扫“奥革阿斯的牛圈”的人，他耐心地将档案逐一整理归档，每天按时更新档案记录。他总会迅速出现在所有需要他的地方，不知疲倦地工作，并对上级怀着坚定不移的忠诚。在公使馆服役九年后，他被提升为副领事。后来，日本人出于对他精湛医术的仰慕之情，以高于公使馆四倍的薪金聘请他，他于是便接受了那个职位。相比于在公使馆里整理档案、为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活动的地方定期撰写贸易情况报告书之类的琐事，他的新职位显然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威利斯是个大高个，在横滨的外国人社区中也很引人注目。我初次见到他时，他还只有25岁左右，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动植物等博物学知识也相当丰富。正如谚语常说的“大个头有大心胸”，威利斯也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在之后的章节中，我还会多次提到有关威利斯的种种轶事。不过在这里，就先以这些初步的介绍告一段落吧。
除了上述介绍过的这几位，公使馆的雇员还包括两名见习译员，即罗素·布鲁克·罗伯逊和我本人。
最后，在雇员之外，公使馆的重要成员还包括一些骑兵护卫和由普莱斯中尉指挥的第67团的步兵护卫。不久后，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接替了步兵护卫的岗位，他们的指挥官就是那个以“爱国者史密斯”闻名军中的家伙——关于他的事情我会在后面提到。骑兵队由“军事训练所”出身的12名士兵组成，享有“野猪猎人”的光荣称号。他们的军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但十分迷恋华丽的制服和漂亮的马儿。我对军队制服的种类——正装、准正装、便服之类知之甚少，也不晓得这位中尉所穿的究竟属于哪一种。但据说他竟老大不避讳地佩戴着校级军官的肩章，这可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那身亮闪闪的军服让他看起来气势不凡，并时常因此造成别人的误会。据说某次中尉随同公使去拜访大君时，前来迎接的日本官差认定鲜衣怒马的中尉应该是公使大人，对他毕恭毕敬，衣着朴素的公使本人却被当成了随从。中尉的虚荣心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公使无可奈何的恼怒，哪种感情更强烈？只有那些能洞察人心微妙之处的人才能回答，而当时年轻的我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如果从两人的性格来说的话，我推测，前者的满足感必定大于后者的恼火。因此，若按功利主义者常被他们的反对者所诟病的道德标准——“功利是正当的”——来看，我们也可以暂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尉的漂亮军装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值得为之鼓掌喝彩。
至此，闲聊就暂时告一段落，该进入正题了。第3章日本的政情
当时，最终导致1868年爆发那场革命（即明治维新）的政治运动已初露端倪。在那场革命中，日本的封建体系被颠覆，政权重新回归古老的君主体系。然而，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部分外国人对于这一历史趋势仍茫然无知。他们普遍认为，眼下的政治运动不过是统治者（幕府）与两三个不肯臣服的诸侯（大名）之间的权力斗争罢了。起因则是由于大君的软弱和幕府阁老们的无能，大名们对其统治能力产生了怀疑，更对其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放任外族“夷狄”踏足这片“神国之地”、通过贸易获益的举动深感不满。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大君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而“御门”，即天皇，则只是单纯的宗教或精神领袖。如是，欧洲人对日本政治的普遍了解实际上与他们一二百年前来到这里的祖先毫无区别。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以两个短小的章节描述过日本，但并未涉及日本的政治情况。16、17世纪在日本传教的传教士们也一直将天皇视为日本的宗教领袖，大君则是世俗意义上的国王甚至皇帝。著名的日本研究权威坎普法也在他写于18世纪初的著作中，分别将天皇和大君描述为日本的宗教象征和世俗的皇帝。直到我写作本书的时代，坎普法学说的继承者们仍在沿袭这个观点。而事实上，日本的君主政体上溯到12世纪，下至19世纪初期仍在沿用。这种庄严、传统悠久的政体，已深深根植于日本国民的心中，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日本历史如今将被重新书写。虽然有关历代天皇和那些显赫贵族的史料数不胜数，但日本如今正处于试图从传统的汉文束缚中挣脱出来的阶段。而欧洲人却尚未意识到，需要从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思路——绝非像我们这些受训后在东方任职的官方人员的视角——了解日本。直到最近二十年，欧洲人对日本文学仍一无所知，现存的有关学习日语的方法更是少得可怜。外国人能接触到的日本史书只有一本由艾萨克·蒂金在日本荷兰语译员协助下翻译、再由克拉普罗特这位视野有限却又狂妄自信者编辑刊行的《皇居纪事》（Annales des Dairi），书中的内容颇多谬误残缺之处。此外还有霍夫曼为席博德的《日本》（Nippon）一书所翻译的一部日本历史年表。因此，当各国的外交代表开始与日本人谈判条约时，发现自己很难正确把握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试想，一个对患者的病情一无所知的医生，又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呢。
追溯日本君主政体的发展过程，最初起源于一个由外来种族建立的神权政体，随着这一政体周围逐渐吸引了一批效忠于它的土著部落，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单一政体和单一民族。随着中国法律和哲学的传入，日本的政体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本地原有的宗教观也被后来传入的释迦牟尼的信仰（即佛教）所取代。在东部、南部的蛮族与统治民族部落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中，武士贵族逐渐崛起。两个同为皇室后裔的武士宗族——平氏和源氏之间又爆发了权力争霸。最终，源氏获胜，其家族成员和追随者们被分封了领土，旧有的文官政治被武家（军事阶层）政治所压制。若要详细追溯日本君主政体的发展情况，则须借助历史文献进行一番相当深入的研究。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总之，随着源氏家族的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日本的封建制度终于完全确立下来。而延续着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公家政治”则仍徒有虚名地存在于京都，但已丧失了大部分政治权力，沦为摆设。从14世纪起，所谓“朝廷”，几乎就像个活化石，早已被人们逐渐遗忘。从伟大的东亚帝国——中国传入的民法和刑法条例已被彻底废除，军事集团统治着全国，一半的国民被征调入伍，组成人数庞大的军队，而另一半人则辛苦劳作，以便为军队提供衣食。读书写字成了只有佛教僧侣和朝廷中的穷贵族才关心的事，民众的求知欲坠入愚昧的黑暗里长眠不醒。因为不再担心外族的入侵，便也不需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正如中世纪时期的德国，全国分裂成无数个小贵族的领地，而大君不过是名义上的君王罢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4世纪中叶，直到后醍醐天皇试图恢复正统的君主政体制度。他的倒幕运动引发了日本五十多年的内乱，以另一个武士家族足利氏重新建立幕府告终（室町幕府）。然而，足利的幕府内部不久也发生分裂，对立的两派之间争斗不断。各地群雄趁机崛起，割据一方。16世纪中叶，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风云人物凭借其位于日本中央要冲的领地，号令各地群雄，最终掌握了天下。在他死后，另一位伟大的武将——被后人尊称为“太阁大人”的丰臣秀吉实现了平定天下的大业，将所有敢于反抗他的地方小诸侯全部平灭。这位太阁大人可能还是日本第一次设立“宫相”的统治者。他病死时，因其统治地位尚未完全巩固，不得不将毫无执政经验的继承人（即丰臣秀赖）托付给几名辅政大臣，即“宫相”们。然而，这些受命辅佐幼主的大臣们却在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内讧。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德川家康，他当时控制了江户一带的大片领土，本人兼具文武之才，是唯一可与太阁大人分庭抗礼之士。太阁大人去世后，德川家康不出所料地在大名中势力最为强大。仅用两年时间，德川家康便将前两位伟人——即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全部势力，不，甚至更大的势力范围悉数收入囊中。在1600年决定性的关原之战获胜后，德川家康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他借机排除异己，对任何疑心其不忠的大名大加排斥，除了几名重要大名仍允其保留原有领地外，其余各地尽数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分配。被允许保留封地的重要大名包括九州岛南部的岛津氏、最西边的毛利氏，以及本州岛北部的伊达氏、南部氏、津清氏等。而德川家康的三个儿子义直、赖宣、赖房，则被分封于尾张、纪州、水户等地，其他子嗣也获封重要的藩领。至1616年德川家康辞世时，全国土地的二十分之十九尽归德川一脉所有。按英国读者的习惯，这些被分封的子嗣大抵可称为“男爵”，他们之间又分为五六个等级：第一等是指德川家康最宠爱的三个儿子的后裔，称“御三家”。据德川家康本人制定的法律，在大君没有指定合法继承人时，可从“御三家”中挑选继任者（实际上，后来只有纪州一家曾获得过如此殊荣）。第二等则包括了德川家康次子以下的亲戚家族，称“家门”。第三等则是各地诸侯，称“国主”。这三个等级均拥有整藩或数藩的土地，按藩领面积享有领地内的全部收入。在他们之下，还有世代效忠于德川家族的地方诸侯，即“谱代”大名；德川家族的直系家臣，即“旗本”；在德川家康角逐天下过程中稍晚归顺其麾下的“外样”。所有能被称为“大名”的，都是拥有大米产量一万石以上封地的诸侯。德川家直系家臣“旗本”的封地一般为一千石以上、一万石以下。其余封地在一千石以下的封臣，则被称为“御家人”。
大名们的领地，起初也会分封给自己的家臣，即“家来”。对于大君来说，这些效命于大名的家来都是他的“陪臣”。家来中又分为身佩一长一短两柄佩刀的“武士”和作为普通士兵的“足轻”两个等级。除萨摩藩外，大名的家臣每年都可按其官阶领取相应的粮食作为俸禄。作为回报，家臣们须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供养一定数量的士兵，为自己的主君服兵役，如在战争时期参加作战，或在平时提供必要的军事服务等以尽家臣的义务。而在萨摩藩，由于土地的分封已到了细如牛毛的地步，一些等级和俸禄较低的家臣不得不“一手持刀、一手扶犁”，几乎与普通农夫无异。各大名的藩属无须向国家纳税，国主以上的大名对藩领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可任意向农民收取地租，或对境内的商业买卖课税等。在对其藩领内下属官吏处以死刑时，大名们需每年一次定期获得幕府的许可，但也不过是表面形式，领地内所有人的生杀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大名手中。不过，大名以外的其他贵族或诸侯并不享有类似的独立权限，而大名们也必须在江户建立家宅，并将妻子儿女永久安置于江户充当人质，大名本人也须每隔一年在江户和藩领内轮流生活。
大名出行时，往返都由自己的家臣护卫。全国主要道路沿途都开设了供他们下榻的驿馆（“本阵”）。其出行所需的一切花费，成为征收重税的名目，最后竟变成大名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抵达或离开江户时，必须遵照礼法前去参拜大君，并按惯例向大君呈献贡品以示效忠。大名之间则很少往来。他们在身边人数众多的侍女或仆从的服侍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部分人几乎一生不与外人接触。一定数量的世袭阁僚（主要是“家老”或“用人”）负责辅佐领地内的政务，其他人则一律无权干政。大名本人生来便娇生惯养，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政治权力往往被那些凭实力爬到阁僚位置上的家臣玩弄于股掌之上。如此，经过数代人之后，曾在德川家康时代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政治家的子孙们已堕落为愚不可及的傀儡。同时，这种世袭制度的恶果也同样发生在那些家老的子孙们身上。因此，大部分大名家族中便出现了与苏格兰山地贵族类似的情形：政治决策权都由那些贫穷的但却出身贵族的寡头统治者所左右。如此，大名名义上拥有的权力，最终全都落入那些相对积极且富有才能的家臣手中，这些人大多都是身份地位低微甚至没有职位的武士。这些实权者操控藩政，左右藩主的政治主张，甚至决定藩主们公开发言的内容。虽然经过多次重复，但大名们确实已沦为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既不拥有近代立宪君主的权力，又因不适宜的教育而智力低下——甚至不如普通百姓人家。日本的长期锁国为这种奇异的政治体系提供了生存土壤，但当欧洲新思想的风潮吹拂而来时，它便像从石棺里取出的木乃伊一样，瞬间支离破碎、烟消云散。
天皇权力的衰弱则始于9世纪中期。历史上头一遭，一个9岁的男孩（清和天皇）登上了祖先传下来的宝座。在他成年之前，整个国家实际由外戚——古老的藤原家族的首领（藤原良房）统治着。摄政者把持朝政多年，并篡夺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以确保权力不旁落。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幕府方面。源赖朝最后一个儿子源实朝被杀死后，年幼的继承人们相继成为名义上的大君，却往往在达到登基年龄时被真正的掌权者——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的后裔——废黜，另选更年轻的子嗣继续充当傀儡。篡权的恶习代代相传，北条家族的权力后来也旁落到他们自己的谋臣手中。其间，经过一场讨伐，幕府统治宣告中断，权力短暂地回归到天皇手中。但很快，原本拥戴新天皇的重臣足利尊反叛朝廷，另行建立了新的幕府。继而新幕府内部又发生分裂，分成京都和镰仓两派，原为足利家下属的两个代表人物——上杉和细川，则分别把持一方的力量。到足利幕府末期，“征夷大将军”——即大君——这个头衔也变得像“天皇”一样徒有其名，天下四分五裂，诸侯林立。各地方省份与京城之间的交通不便是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之一。在德川家康时代，全国首次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军用道路，这些道路为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奠定了基础。此外，他所创立的德川幕府的组织形式，使得日本得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但不久之后，世袭制度又一次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第三代大君德川家光也是个杰出的统治者。他生于关原之战后的第四年，当他的祖父德川家康最后一次征战沙场时，家光已经12岁，并已接受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训练。他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彻底完成了德川家族的称霸大业。前两任将军通常会在江户城外接见前来拜谒的大名们，而家光则敢于将其直接招至府内接见。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家伙，他则直接命令他们返回领地，并允其准备三年时间，以迎接之后自己的讨伐。结果，领主们没人敢与他开战。然而家光死后，他的儿子（即第四代大君）德川家纲即位时只有10岁。幕府的实际统治权落入由谱代大名们所组成的“阁老”手中，德川家族首领的个人权威因此而遭到削弱。更糟的是，阁老中位置最高的“大老”，即首席大臣之位，从一开始就限于井伊、本多、榊原、坂井四大家族，普通大臣，即“老中”之位也只能从谱代大名中挑选。
在平息内乱和第四代将军正式亲政之前的那段时间，世袭制度的恶劣影响再次发生在阁老的身上。表面上，阁老掌管朝堂，而实际上他们全无主张，任由其下属家臣及谋士“家老”操控权力。而家老的背后，还有其他隐藏的幕后操控者——即从职位更低的旗本中选拔出来的政府官吏“奉行”们手中。这些人中很多是兼具名望与才能之士。然而，奉行们比怠惰不堪的阁老大臣们更愿意将权力推脱给勤勉努力的文士们。结果，德川幕府的一应政务，实际上便由被称为“奥御右笔”的秘书们承担了起来。这套政治体系一经巧妙构建，便立刻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以至于竟连区区孩童也可管理天下。这种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反而使国民产生了“政情稳定”的错觉。
又经历了一两次不甚成功的叛乱后，日本终于进入了持续238年的和平时期。此时的日本如同一个森林中的睡美人，而对守护着她“天下太平”美梦的保护者来说，最繁重的工作也不过是挥挥扇子，赶走那些恼人的飞虫罢了。当热情而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前来，打断了公主的睡梦时，她身边那些古板、衰老、满脸皱纹的保护者们便感到束手无策，不得不拱手让位给能够应付新局面的领导者了。
其时，日本人被划分为两个社会阶层，当中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是佩刀的世家，即武士阶层，其中很多人十分贫困，经常需要借助特权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另一边则是农民、工匠或商人。前一个阶层遵循荣誉准则，犯罪者被准许以自残的方式——例如最出名的切腹——来赎罪。后一个阶层则被严厉和不成文的律条所管束，时常遭受酷刑或死刑的惩罚。他们是带刀阶层最顺从谦恭的奴仆。而不同阶级之间的通婚则被严令禁止。
日本与欧洲人的自由往来始于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抵达九州岛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基督教也取代本土宗教吸引了更多的当地人。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接踵而至，但后两者当时关心的只是通商而非传教。说英语的两大西方势力，即英美，直到很多年后才开始大规模传教。回顾历史，1580年前后，西班牙曾一度占了葡萄牙的上风，但不久罗马天主教就遭到了佛教和神道教僧侣的抵触——他们仍相信基督教徒将破坏他们的神社与寺庙，并夺走他们的收入。织田信长曾一度为基督教徒提供庇护，但在后来爆发的大战中，这位耶稣会最重要的支持者被推翻。新的统治者丰臣秀吉毫不掩饰他对外来“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后来，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子拒绝成为他的侧室，更点燃了他对基督教的怒火。德川家康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上台后延续了他前任在位时的宗教态度。他的政敌丰臣秀赖的拥护者中有很多是基督徒，秀赖本人对待传教士也很友好。加之一直与西班牙人竞争的荷兰人趁机火上浇油，德川家康对基督教的厌恶和迫害情绪达到了顶峰。传教士们无论藏身何处都被毫不留情地搜查出来，与其信徒一起遭严刑拷打，最后以极其残酷的方式被处死。迫害并未因德川家康的离世而停止，一直持续到他孙子即位时才有所收敛。
终于，在饱受当地大名弹压的天草岛爆发了起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加入了反抗的队伍。经过激烈的战斗，1638年2月24日，反抗者占据的岛原城被攻破，37000名俘虏——其中三分之二是女人和孩子——全部被杀，反抗行动宣告失败。在日本历史文献中读到这一段时，我不禁为那些不幸者的遭遇感到锥心的愤慨。他们只是选择了自己信奉的信仰，便被无情地当作了暴力的祭品。该事件爆发以后，幕府下令：葡萄牙人永远不得踏入日本一步。英国人终于领教了商业竞争对手荷兰的幸运和巧舌如簧，仓促地退出了这场商业竞赛。然而当荷兰人成为硕果仅存的、唯一获准留在日本的欧洲人后，不久便被当局勒令只能在长崎城外一座小岛——出岛上活动。从那以后的两百多年里，只有中国人和荷兰人获准从事贸易，而且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更是与日俱减。其间英国人做过一两次尝试，俄国人在19世纪初也曾经试图劝说日本政府放宽对通商的管制，但最后都是白费力气。这一连串失败的尝试中唯一收获的是格洛温船长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出于对日本政府拒绝通商的报复，一批俄国海军军官对日本发动了袭击。由于此事的牵连，格洛温被日本当局逮捕并囚禁在江户。他在《日本幽囚记》一书中所记述的与各级日本官吏打交道的情形，是迄今为止对日本官僚阶层最为生动真实的描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西方国家试图与日本打交道，直到1852年美国舰队踏上了远征日本的旅程。第4章条约·排外情绪·对外国人的暴行
佩里将军的远征琉球和日本，并非美国人对外扩张的初次尝试。在刚刚结束的独立战争中，新大陆的居民以区区数百万人口和组织松散的民兵，战胜了训练有素的英国军团及其德国雇用兵，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虽然公平地说，法国人援助的军队和军舰也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正是由于这段历史的记忆，美国人对于那些想要抵抗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贸易和海军力量的大英帝国的国家，都怀着相当的同情。他们相信，在对希望维护国家独立的各国给予同情的同时，与其发展亲密友好的关系，至少可以在贸易通商权方面获得与英国同等的地位。因为美国对于开放通商的渴望，事实上一点儿也不比英国少。
1836年，美国向暹罗和交趾支那派出外交使节，在未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顺利与两国签署了通商贸易条约。在中国，他们也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鸦片战争后的和谈中捞到了好处。而且，他们不但没有动用武力手段招致中国的仇恨，而且通过采取怀柔政策免于在那些顽固保守的满清官员面前低三下四、颜面尽失。他们的目光很早就投向了日本——这片位于太平洋彼岸、与世界最大产金地加利福尼亚州遥遥相望的土地。他们也曾多次试图打破包围着这个“神之国度”的重重隔离，却屡遭失败，于是便决心以武力逼迫日本人开放国门。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明白事理，但对近代化的武器缺乏了解，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炮的威力，会比“天下大同”或“国际义务”之类的说教更容易将日本人拉到谈判桌前。兼具机智和果断的海军军官佩里被任命为远征军的指挥官。他曾有过以随机应变的老辣手段促成和谈的经验，甚至还没动用他的果敢精神就已达到了目的。当他率领舰队第二次驶入江户后，美国人没费多少力气就按初次来访时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通商条约，进展之顺利大约也出乎佩里先生本人的意料。而长崎的荷兰商人从中斡旋，似乎也对推动这一结果发生了一些作用。另外，日本的低级武士阶级对于了解“神秘的外部世界”的渴望已初现端倪，并迅速朝更高层统治阶级蔓延，也多少为通商谈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于妄自尊大的幕府而言，仅凭武力的威慑还不足以迫使其摈弃古已有之、看似完美的闭关锁国政策。
人类的处事动机大抵都复杂难辨。日本人虽一直以慎重之名来为其锁国政策大加辩护，但在受到美国人的武力威胁时，却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英国和俄国纷至沓来，抱着不惜大动干戈的态度逼迫日本签订条约。以保护本国捕鲸船为由，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在下田（静冈县伊豆半岛南部城市，旧称贺茂郡）设立了官邸，并巧妙地结合中国的事态发展说服幕府，在佩里将军争取到的利益之外进一步将美国在日本的权益不断扩大。1858年，当中国的战事（即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入侵大沽事件，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一系列《天津条约》）即将走向圆满结束时，额尔金爵士（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和法国大使巴罗·葛罗先生也相继来日，与幕府按稍早前与美荷俄所签条约的内容分别签署了日英、日法通商条约。1859年，长崎、箱馆、横滨等地正式对五国开放通商，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与美英俄诸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幕府内部也不乏反对之声。美国军舰第一次驶入江户港时，引发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一些狂妄鲁莽之辈声称，他们要不顾一切地与胆敢踏足“神之国度”的外国人拼死一战。但在当时，显然没有人能充当这些人的首领。天皇远在京都，并且受到幕府的严密监视。大名们则互不来往，莫衷一是。名义上支持反对派的是水户藩前任藩主德川齐昭，但根据德川家族的家法，他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幕府，并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辅佐和保护幕府。彼时的大君德川家庆在佩里抵达日本时就已病体沉重，不久便去世了，由他的儿子德川家定继位。家定是个28岁的青年，性格软弱，不谙世事。考虑到那个年代日本贵族所受的教育，贵族王孙们如此羸弱也并不令人奇怪。
考虑到次年美国军舰会再度光临，幕府开始在都城附近的海岸线构建防御工事，并重新起用已隐退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指挥抵抗外侵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位49岁的贵族秉承的政治主张是一种奇妙的混合：他既支持将天皇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者，又强烈反对扩大开放外国通商——即在已准许的荷兰和中国之外向其他国家开放通商。他认为，正是由于采取了严厉的锁国政策，日本才得以保全领土的完整。反观邻邦中国，外国宗教势力的入侵引发了内乱，国家陷入四分五裂，之后又因通商问题与英国起了纷争，最终导致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因此，日本打算继续推行已持续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避免与西方各国发生毫无胜算的战争，从而保持国内的和平。然而，咄咄逼人的外国人在次年再次到来，日本人尚未准备好以武力将其击退，于是，他们只得妥协，准许外国捕鲸船在长崎、箱馆和下田停靠并补充给养，同时善待那些在日本海岸遇险船只的船员。但开放通商仍是不被允许的。
尽管被迫做出了不少让步，但日本人仍然坚信，当他们学会西方的军事战术，再大量购入西方的新式武器，凭借日本人固有的聪慧和19世纪的坚船利炮，必定能以武力击败和驱逐那些外国入侵者。这种信念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贯穿于日本的对外政策中，我在后文中也将陆续提及。事实上，当时就有两个日本人（吉田松阴、金子重辅）希望追随佩里将军的舰队。佩里将军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幕府方面对这种过分热情的举止也大光其火，将两人投入了监狱。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在下田开设官邸，并坚持要前往首都拜谒天皇，无疑给幕府的重臣们出了道大大的难题。各方的抗议书信也经由非官方的渠道纷纷提交给幕府。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幕府不得不抬出天皇来推脱这一难题，称签订条约须获得天皇的准许。这种试图借助天皇的权威性的做法无疑打破了幕府数百年来的惯例。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幕府的统治者们历来将天皇视为摆设，德川家康在处理贸易权问题上更是独断专行，从未打算与京都商议。因此，这次破例也被视为幕府权力开始衰落的信号。
天皇的权威一旦重获尊重，他对于国家事务所拥有的发言权便再不容置喙。天皇朝廷的贵族们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对缔结条约之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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