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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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增订版）试读：
说明
一、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去做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
二、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幸运的是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我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但我想，倘若我是一个读者，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
三、追求严格的直接引述，注明出处当然是必须的；这样一来就造成注释数量过多。为减轻可能因此而带来的繁琐之感，本书根据注释性质的不同，作分别处理：
1.凡从《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引用沈从文的文字，采取文中夹注的形式，标出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如：(18；500)，指的是《沈从文全集》第18卷，500页；(31；330—331)，指的是第31卷，330—331页；(19；360， 363)，指的是第19卷，360页，363页。
2.除此之外的引用和注释，则用脚注的形式。【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第一章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一恢复“年青”，“重新安排”
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和夫人姚可崑带着两个女儿，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中间来住过几天的，还有朱光潜等。不巧的是，张兆和弟媳生病，张兆和又匆匆返回城里去照料。也因此，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五封信，前四封是一连四天写的。“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青年青，每天为你写个信。”(18；500)
这一年沈从文四十六岁。自抗战以来的十余年，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长时间身心焦虑疲惫，少有舒心安定的时刻。可是，在颐和园东北偏僻之处的这个园中之园，他似乎放松了下来，心情也显见地明朗。他好像有一种重新恢复“年青”的强烈冲动。给妻子的信，又出现了十多年前“情书时期”的抒情，还多了一点幽默，更增添了一种历经生活磨砺之后的韧实。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霁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儿“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起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18；497， 499， 500)
三十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孩子起夜睡醒，父子俩又说起话来，“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18；503， 504， 505)“年青”，这个词又重复出现了，这次说的是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他充满了温热的感情和平静的自信。还有什么词比“年青”，更能表达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青”，将来还“很年青”—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将来，好像也同样清晰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好好来写。
到八月七日，他写好一篇《霁清轩杂记》，漫谈这里的建筑，景致，流水中的鱼，颐和园的两个老住户，几种鸟虫的叫声……一九四七年他曾经在此消夏，一年后重临旧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从容起来，散漫地说起园子的种种，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歇身之处，却自成丘壑，自有分量，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远远地隔开了。
这里的生活显得宁静而富有诗意—事实上，身在其中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这么感觉的。傅汉思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一九四八、七、十四……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颐和园度一个绝妙的假期!沈家同充和，作为北大教授杨振声的客人，住进谐趣园后面幽静美丽的霁清轩。那园子不大，却有丘有壑，一脉清溪从丘壑间潺潺流过。几处精致的楼阁亭舍，高高低低，散置在小丘和地面上，错落有致。几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十八世纪的小小亭子里。生活过得非常宁静而富有诗意。充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充和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鲜鱼……”二“痴人”之“梦”，“收拾残破”
而外面更大的世界，内战正酣。要说时局，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让沈从文最忧心如焚、忍不住屡屡为文抒愤的，就是“民族自杀的悲剧”。随着战争的不断绵延和扩展，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绝望的表现，是不再外求，转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顾身处其中的时政大势，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
他化名巴鲁爵士，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开始发表《北平通信》，继之以《怀塔塔木林》、《故都新样》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试谈艺术与文化》、《迎接秋天》，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共发表五篇。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余宜承认，余之所梦，与迩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流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侔，无可讳言。”(14；359)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14；379—380)“余实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三十年前“美育代宗教”之说，又“欲进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余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14；384， 383)
似乎是不切现实的胡言谵语，正由对现实的极端沉痛而起，“痴人”之“梦”，也正有现实的针对性；而“痴人”之“痴”，则在艺术与文化。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沈从文在此种情形中跟妻子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说“写个一二十本”，并非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说说的。不过隐去了现实的背景，在消夏的放松心情中说来，仿佛不知今世何世。
既然为将来做打算，沈从文心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是在霁清轩，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14；323， 324)
所以这为将来的打算，是弃绝了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的最后一篇题为《迎接秋天》，这“迎接”的心境，凛然、坦然，不是对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对自己将要在困难中展开的严肃工作的“迎接”。
二月起，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不是筹委，却起劲得要命，参与工作、提出建议之外，更陆续把自己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还有从云南搜集来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并且帮忙布展。新建博物馆专修科缺乏资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一批藏书。
九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北方委员集会，沈从文撰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指出：“与其向他方面作无效呼吁，不如从本身加以注意，看看是不是还可作点事。”他倡议“在能力范围内，当前可做的”几件事是：一、故宫博物院的改造设计；二、专科以上文物馆的设立；三、文化史或美术史图录的编印；四、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性文物与民俗工艺品收集。文章最后说：“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作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式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31；293—298)
紧接着，十月又写《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重申“作点事”的意义：“联想起目前的悲剧现实，承认或拒绝，都似乎无补于事。然而下一代命运，我们如果还敢希望比这一代发展得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作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丰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溶接，旧有的光辉复燃于更新创造中。直接影响到艺术，决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31；303—304)
沈从文工作的一个重心，到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这种“转向”，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十月，致远在法国的凌叔华的信中说：“为中博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具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作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惟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最作孽的无过于故宫，什么事都不作，只养下一些职员办公!木器家具除登记后搁着下来，竟若毫无用处，陈列室却用一专室放西洋钟!丝织物有上千种不注意，许多都在你们住平那个时候随意卖了，现在却还有一个房子陈列郎士宁艾蒙的大马。真是作孽子!”(18；512—513)
如此出语，可见文物方面的种种现状令沈从文忧心到什么程度。但责人无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作点事”。
秋、冬期间，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讲授“陶瓷史”，编写了课程计划《中国陶瓷三十课》。讲课过程中，深感迫切需要陶瓷工艺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于是自己动手撰写《中国陶瓷史》。同一时期，他开始撰写《漆工艺问题》，留下三种不完整手稿。
文物方面的状况虽然“残破”，犹可“收拾”，还能够“作点事”；而另一种工作—文学，要面对的现实，则更加严峻。三“红绿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十一月七日晚，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迫在眉睫，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
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因战事逼近，十一月八日，沈从文所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停刊；十日，他和周定一合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停刊。十日这天，他拿出自己的一本旧书，一九二八年新月书店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做校改，在书页上写下一句“痛苦中校本书三章”。十二月六日，继续校改，写下：“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14；454， 455)
十一月十九日，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十二月十六日两人离开北平飞往上海，后同去美国。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十二月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18；515， 516)
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因为所编副刊停刊，他寄还来稿，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18；517)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圮坍到秩序重得过程中，中年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可能会要牺牲大半，也不妨事。因为这些人大多已年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分，一颗心都磨炼得沉沉的。……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就很够了。”(18；519， 521)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传奇不奇》文稿后题识：“卅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传奇不奇》是他最后发表的小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刊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的接续，这一个系列本来计划中还有续篇。这一天，他给同事周定一写了个条幅，临史孝山《出师颂》，落款处写“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14；498)。“封笔”，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四神经已发展到“最高点”上，“不毁也会疯去”
一九四九年来了。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他还是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刊出的，这一辑同时刊出三篇文章，“火力”集中地抨击沈从文，被点名的还有朱光潜、萧乾等，以对沈从文的批判措辞最为严厉。署名本刊同人、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认定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一九四八年一月《大公报》为纪念熊希龄出版“熊秉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沈从文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就是针对此文，指斥这是“掩盖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的“新第三方面运动”的代表作品，“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最反动的文艺”；当然，“战斗性”最强、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彻底”的批判：文学上，沈从文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在北平即将易手的历史时刻，自己所在的学校抄出郭沫若的文章贴上壁报。重抄一遍的威力甚至大于当初发表之时，因为这表明，使沈从文心怀忧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逼迫到眼前了。
一月初，沈从文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4；456)“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十八日，沈从文无意中翻出《爱眉小札》，不免想起当年对自己有极大帮助的徐志摩，就在书上记了此时的感慨：“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14；475)
沈从文精神上的状况牵动了朋友们的关切和担忧，梁思成、程应铨同在二十七日写信，邀请沈从文到清华园休养。二十八日，这天是农历除夕，罗念生一早就陪伴沈从文从围困的城里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城外的清华园。
大年初一，沈从文回复张兆和除夕夜的信，说：“我用什么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19；7)初二，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打击太大了。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此时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也许是因为那些声色俱厉、气势汹汹的批判，他才会有如此反应：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19；9， 10， 11)
可是在表面上，内心激烈的活动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来。一月三十日梁思成写信告诉张兆和：“这里的气氛与城里完全两样，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老邓、应铨等就天天看字画，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日常起居，“他住在老金家里。早起八时半就同老金一起过我家吃早饭；饭后聊天半小时，他们又回去；老金仍照常伏案。中午又来，饭后又照例聊半小时，各回去睡午觉。下午四时则到熟朋友家闲坐：吃吃茶，或是(乃至)有点点心。六时又到我家，饭后聊到九时左右才散。这是我们这里三年来的时程，二哥来此加入，极为顺利”。
同信林徽因续写：“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人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得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交老金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二哥)，且主张临睡喝热牛奶一杯。昨晚大家散得特别早，今早他来时精神极好，据说昨晚早睡，半夜‘只醒一会儿’，说是昨夜的药比前夜的好。大约他是说实话，不是哄我。看三天来的进步，请你放心他的一切。今晚或不再给药了。我们熟友中的谈话多半都是可以解除他那些幻想的过虑的，尤以熙公的为最有力，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同初来时不同了。近来因为我病，老金又老在我们这边吃饭，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客人，他那边更少人去，清静之极。今午二哥大约到念生家午饭。”
梁、林信中提到的清华园的朋友们，老金是金岳霖，老邓是邓以蛰，熙公是张奚若，以及其他的朋友，都在关心着沈从文。二月一日，张兆和给沈从文信里说：二哥：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
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想想有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多么希望你忽然心胸开朗，如同经过一个梦魇，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又复愉快地来好好使用你这副好头脑子的!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如像老金，奚若先生，老杨，王逊，小朋友如金隄、曾祺、李瑛，怎么才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
二月二日沈从文复张兆和信：“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9；16， 17)
沈从文在清华园住了一个多星期，返回到城里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但他的病仍在发展过程中。
张兆和有个和他感情很深的堂兄张鼎和，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杀害，沈从文一直想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传记式作品。多年过去，张鼎和的女儿张以瑛已经成长为革命干部，在《天津日报》工作，二月上旬来看望三姑和三姑夫。大出意外的是这个家里沉重的气氛。“晚上，三姑和我睡在一长床上，她悄悄的哭了，向我叙述了这个家的变化……我很清楚，三姑这样敞开心扉，是对我的信任，是希望我这个已经投入革命的青年干部给她一些理解，指出一点希望。遗憾的是，我没有作到，我的水平还低，口齿也太笨拙，也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三天后我带着深深愧疚回了天津。”
三月十三日，沈从文给张以瑛写信说，“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作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足为后来者方便。) 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作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不知陈沂先生能为力没有？”(19；19—20)约一周后，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沂来访，送了一些政治学习用书报，并劝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即已认识的张兆和尽快走出家门，接受新的革命教育。
就是在精神几近崩溃的二月至三月间，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 。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五“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了整整一上午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他计划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再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作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
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
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4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
……
……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听到隔院笑语和哭泣，哭泣声似从一留声机片上放出，所以反复相同，而在旁放送者笑语即由之而起。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
自我分析到后来，他找到“疯狂”的一种内在脉络：从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久而久之，以致发展到自毁。“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那能条理分明？”
最后他得出结论：“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的需要或必要。”
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19；24， 25， 28， 29， 31， 32)
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沈从文的课程。北大博物馆由校内向东厂胡同新址迁移，他抱病自愿参加工作，为筹备和布置瓷器、漆器、织造、苗民刺绣等专题展览尽了最大的努力。
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
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一篇文字，题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
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灶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起始疯狂”。紧接着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一个人“游离”于“一个群”之外的“完全在孤立中”的状态，这是他自“生病”以来最耿耿于怀、反复申说的感受：“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后来又写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其实不仅仅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新的时代确确实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他在极静中想到一些人事，其中主要由三个女性—丁玲、张兆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
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一九三一年，丁玲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遗孤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凌叔华一家人合影。一九三三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沈从文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抗议，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从七月连载至十二月，唤起公众对失踪者的关注。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青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韦护和凌叔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他也早说过，自己“不向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
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在最想不清楚自己，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可见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记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而且，他想到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联系，失去意义？(19；42， 43)六“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在“疯狂”中，沈从文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这两种力量交织、交替，换句话来说，就是病情时好时坏。慢慢地，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
六月份，丁玲约何其芳一起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在次子沈虎雏的记忆里，沈从文此前曾领着他去文管会见从沈阳来到北平的丁玲，冷淡的气氛令这个少年深感意外。凤凰旧友、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苗族将领朱早观，也来家中看望他，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新社会工作。七月二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作家们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可是他的老朋友们，巴金、李健吾、章靳以等，在会议期间来访，还是让他感受到友情的安慰。九月巴金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又到家里见他，劝他，鼓励他。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19；45)
七月十六日，沈从文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此举似乎难以理解，细读却能明白，他一面是说给黄永玉听，一面未尝不是在说服自己；而谈到自己要投身杂文物研究，则早就是心里念念不已的愿望：
我很想念你，可不知如何说下去。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这要下决心，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用一个谦虚诚实且得耐劳苦合群众的工作态度，来后一定可以工作得极愉快的。(曾祺即那么上了前!)这里二表婶也上了学校，睡土地，吃高粱米饭，早上四点起床，读文件、唱歌，生活过得兴奋而愉快。……
经过几个月检讨反省，把自己工作全否定了，二十年用笔离群，实多错误处。我已深深觉得人不宜离群，须合伴，且得随事合作，莫超越。因为社会需要是一个平。我现在，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这是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搁下来从无人肯作，(千年来都无人认真做过)即明知是人民美术史，可无人肯来研究。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等一样样做下去。……
你要明白的事，说简略些就是这样。(今天我头脑清楚，说得也比较清楚。)……
信的后面谈起工艺美术史研究，又是急迫的心情，方方面面，忍不住一说就是很多。
黄永玉收到信后，在几个朋友间传阅，后来又交《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于八月十一日刊出，编者拟了个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并加说明：“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二十年用笔离群的作家，如何觉今是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这是沈从文不知道的情况下一九四九年公开发表的作品，较长时间里也没有人注意到。
一九四九年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讨论相传为展子虔名画《游春图》的长文，题为《读〈春游图〉有感》，一九四七年所写，刊于四月出版的上海《子曰》丛刊的《艺舟》副刊第一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物质文化史论文。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
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
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
他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担心：担心“革命”会拆散这个家庭。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48， 49， 51， 52)就他向丁玲坦言自己的恐惧，并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的地步，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 (15；54， 55)“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串回复本来。”(15；213， 214) 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15；222)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十月一日完成。
冬季，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学习结束，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部做语文老师；第二年又转到附中二部，即后来改称的一〇一中学，在离家很远的西郊，平时住校，周末才能回家。七理解“呓语狂言”，理解“恢复”和“重铸我”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相当多散乱的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十九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二十七卷；三、三首长诗，编入第十五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十四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不妨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然而，如果把沈从文的“精神失常”完全视为他个人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轻视甚至无视时代转折的重压，则更为蒙蔽不明。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
三、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不但要看重“疯狂”，而且还要看重“恢复”。“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恢复”也并不是屈从，甚至干脆变成一个“识时务者”，随波逐流。
十二月二十五日，沈从文写成一篇长文《政治无所不在》，记述和总结近一年来的各种感受，其中描述了一段情景，说的两个初中生儿子与爸爸交流思想：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我在工作!”“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27；40—41)
这个凝聚起来的自我有他的选择，他的坚持。这个自我是从精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