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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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试读：
金币故事
人们日常使用的货币上印刻国家最高统治者侧面头像的习惯，是由终身独裁官尤里乌斯·恺撒开启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提升领导者的知名度。不过，即使是恺撒，也没有将自己的头像刻铸在金币上。其理由就像日本纸币上的那些人选一样，必须是不会引发任何争议的人士。在罗马共和时代，这样的代表人物就是诸位天神。因此，恺撒的侧面头像仅出现在银币上。
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改变了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金币的正面变成了皇帝的头像。天神们并没有就此退场，只不过换到了背面。这种变化既不是因为国家体制由共和转向帝政，也不是皇帝的强行之举，而是由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提倡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盐野七生2004年8月于罗马◎
铜币故事
罗马进入帝政时代之后，金币、银币的铸造权移交到了皇帝的手里。唯有铜币的铸造权仍依照以往的惯例，归属元老院。尽管元老院的势力有所削弱，但是铜币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它是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的货币。如果把1塞斯特斯（Sestertius）铜币比做1美元的话，那么1第纳尔（Denarius）银币就是100美元。和百元美钞上的富兰克林相比，人们见到印在1美元纸钞上华盛顿的机会要多得多。
铜币的背面刻着代表元老院的字母S和C，铜币直径长3厘米，它比直径不足2厘米的银币可以刻铸更为复杂的图案，因此皇帝的各种丰功伟业常出现在铜币的正面，通过流通，传达给帝国全境的人民。
这枚铜币正面的头像是被称为奥古斯都左右手的马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没有他忠心耿耿、竭尽一生地辅佐奥古斯都，罗马国家是不可能走向帝政的。盐野七生2004年8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恺撒是一个很懂得自我宣传的人，但他的后继者、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技艺更胜一筹。尽管恺撒备受争议，有一点却毋庸置疑，他不是一个伪君子，而他的养子却能够毫无愧色地欺世盗名。奥古斯都的矫言伪行，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达到他“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目的。对个人而言，没有比自身的利益能和共同体（国家）的利益相符来得更幸福的事情。
这位幸福的男人活到77岁，但他留给世人的却是一个30岁的面孔。他要为走向帝政的新生罗马树立一个朝气蓬勃的形象，又不忘彰显他特殊的身份。在古罗马，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化身为神，奥古斯都不错过任何机会，宣扬自己是神君恺撒之子。
奥古斯都的确是一个精明狡猾的人物，也正因为他这高超的政治手腕，Pax（“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才能得以实现。毕竟，和平不是轻松地唱着歌就能降临的。盐野七生2004年8月于罗马推荐序1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2011年8月8日推荐序2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2011年8月6日◎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盐野七生2011年夏于罗马█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族系图（1）█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族系图（2）█头披托加的大祭司奥古斯都◎致读者
本卷的主人公奥古斯都（屋大维）既不像《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中登场的苏拉（Sulla）那样神采飞扬，酣畅淋漓，也没有《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和《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中的主人公恺撒（Caesar）的豪迈不羁，具有不可一世的非凡气势。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后半部所述，战场上的奥古斯都屡战屡败。后来，他不再亲自指挥，全权下放，只做一位挂名的总司令。因此，本卷既不会出现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也没有反败为胜的意外惊喜。如果说战争和政治的决策及其执行，最能够反映最高统治者性格的话，那么我不得不承认，奥古斯都很缺乏恺撒式的鲜明个性。
然而，在探究奥古斯都的生涯和功绩的过程中，我从未感到过无聊。从33岁退出沙场，到77岁去世，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奥古斯都始终在另一个战场作不懈的奋斗。
我非常喜欢尤里乌斯·恺撒的一句话：“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话虽如此，恺撒还是尝试着让他那些有才华的领导成员，去面对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在《内战记》里，恺撒对他的对手没有一句损害人格的恶言恶语，这反而让读者备感元老院的衰败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恺撒指定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和恺撒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是手段和恺撒完全不同。为什么呢？这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奥古斯都天生小心谨慎。
第二，奥古斯都从恺撒被杀的事件中得到教训：只有活着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三，奥古斯都自知，无论是演讲还是著书，他的感染力都无法与恺撒相提并论。
奥古斯都选择了让人们去看他们愿意看到的现实，而他自己却始终面对真正的现实，向目标迈进。
我想，这就是奥古斯都终其一生的战争。
天才之后的凡人继承者，如何完成了天才没有实现的目标，这就是下面我想讲的故事。第一章奥古斯都统治前期（前29—前19年，34—44岁）年轻的最高统治者
公元前31年9月，在希腊西岸发生的亚克兴角海战中，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败北于屋大维军团。逃往埃及的两位战败者，在第二年，即公元前30年8月，一位伏剑自刎，一位毒蛇噬身自尽。
公元前29年，为欢迎屋大维胜利归来，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仪式持续了三天，整个罗马为之疯狂。人们感谢天神保佑，击败了外敌埃及，而同样身为罗马人的安东尼的名字，此刻已无人再提及。
每一位罗马人甚至孩子都明白，这次的凯旋仪式宣告了长年内战的结束，战争期间始终敞开的供奉战神雅努斯的神殿大门，终于关闭了。以维吉尔、贺拉斯等为首，对时代的潮流变迁格外敏感的诗人们，也为罗马重返和平讴歌吟唱，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这时的屋大维即将迎来34岁的生日。
凯旋仪式结束后的同年9月，屋大维宣布，将在古罗马广场为养父“神君恺撒”建立一座神殿；同时，元老院会场也将依照恺撒生前的计划，紧邻恺撒广场而建。（现在看到的会场遗址，因后人改建，位置稍有偏离。）此外，屋大维还决定，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一座阿波罗神殿。除了上述的计划，以复仇之神马尔斯神殿为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当时已在建设中。
建造马尔斯神殿，是因为在公元前42年，与布鲁图对决的腓立比会战的前夜，屋大维曾发誓，如果打赢此仗，将建造一座神殿献给马尔斯神。而阿波罗神殿的建造，则是在屋大维与安东尼的亚克兴角海战时，他对阿波罗神许下的诺言。
虽然阿波罗神殿坐落在高级住宅区的帕拉蒂尼山上，一般平民鲜有光顾，它之所以没有沦落成一处冷清孤高的圣地，是因为与诗神阿波罗形象非常吻合的国立图书馆恰好在神殿的边上。图书馆内藏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当时的罗马共有两座国立图书馆，另一所建在恺撒广场。
罗马人重视公共事业，对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更不会敷衍了事。顺便提一下，英文的infra原本是拉丁文，“之下”“之中”的意思。相对英文的structure，拉丁文有structura（构造）这个词。由此可见，社会资本的概念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恺撒广场（复原图，左后方是位于帕拉蒂尼山的朱庇特神殿）█尤里乌斯元老院会场（复原图）
罗马人深知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同样也非常了解维护整修的重要。屋大维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立刻展开了基础建设的维修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程，是全面改建了罗马以北的两条主干道之一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他个人承担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全部费用。
向诸神表达感激之情；以胜利之名行公共事业回馈于民，作为盛大凯旋仪式的享誉者，凯旋将军有义务和责任执行上述这些传统的罗马公共事业。
不过，公元前29年，当时的屋大维不仅仅是一位凯旋将军，而且正如公元前82年的苏拉、公元前46年的恺撒一样，他也是位独一无二的绝对统治者。
正如当年苏拉手中握有败北的马略（Gaius Marius）派党羽的黑名单，恺撒在击败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后，获取了庞培在罗马的余党及其同情者的来往书信；同样，屋大维也掌握着安东尼一方所有人的情报。不过，三个人处理的方式迥然不同。█奥古斯都广场（复原图）
苏拉凭借手中的证据，对反对派进行了彻底的肃清，4700名罗马上流人士遭到杀害，财产被没收，其子孙后代不得担任公职。
而恺撒却只字未读便将这些书信付之一炬。无论是庞培的公开支持者，还是那些暗中的同情者，全体予以豁免，公职得以恢复。
作为众所公认的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也承袭了他的宽容。即便是那些支持安东尼的死硬派，也都重返元老院，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据传，所有的证物都被烧毁，但没有人目睹此事。那些让安东尼的余党们惶恐不安的秘密情报，34岁的最高统治者屋大维选择了束之高阁。削减军备
正当罗马上下为国家重返“和谐”（拉丁文concordia）欢欣不已之时，屋大维又宣布了一项振奋人心的政策：削减军备。这项政策如果不是得到了军队的总指挥阿格里帕的同意和协助，根本无法实施。
公元前29年的当时，唯一胜利者的屋大维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据他本人的记录，兵力超过了50万人。人数之所以如此众多，主要是因为安东尼军队的加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尚未打到陆战就已经败北，军队投降时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当时战败的官兵们只要向胜利的一方俯首称臣、宣誓效忠，就能逃脱做俘虏的命运。
年轻的最高统治者决定对多达50万人的兵力进行大幅度的削减。同时，又不能怠慢了这些罗马军队的战士，需要为他们安排退役后的工作，以及所需的生活费用，即退伍金。退伍军人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将会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问题是钱从何而来？屋大维变卖了克娄巴特拉留下的“托勒密财宝”，投入其全部所得，仍然无法支撑庞大的开支，最后，他不得不拿出私人财产来填补缺口。
志愿兵大多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者是略有薄产的家中的次子或三子。这些人退伍后，无论是返回故乡，还是决定留在行省内的殖民城市，他们的迁移地及其土地的购买，都必须由屋大维来决定，因为殖民地的开发规划，也是国家的政策之一。
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消减军备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屋大维最终还是加速了进程，只要一想到50万人兵力的巨额开支，裁军的计划就一刻也不能耽搁。虽然史料里没有明确记载裁军完成的时间，50万人的军队最终缩减到了16.8万人。
削减军备并不是和平形势下单纯的政策调整。虽然军队不像普通行业，有所谓的个人生产效率的管理，但是，提高军队的经济效益，进行军事改革，才是屋大维的真正目的所在。有关屋大维的令人惊叹的大规模“裁员”的军事改革，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尽管治理国家的手段不同，屋大维和恺撒的目标则完全一致。两人都认识到罗马已经从领土扩张的年代，进入了领土巩固的年代。只不过，恺撒要到50岁之后才开始着手改变国策，而屋大维起步时，很幸运地比恺撒年轻了20岁。消化器官虚弱的屋大维，健康状况似乎劣于恺撒，但是50岁和30岁的人，在时间的运用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屋大维凡事完全可以从长计议。人口普查
屋大维凯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8年，他和当年的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决定，组织开展人口普查（census）。上一次的人口普查还是在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的时期，中间相隔了42年。作为重返和平的象征之一，罗马人欣然接受了人口普查。不过这次的普查方式与往年不同。
如今已成为许多国家“人口普查”词源的census，意指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调查。以往罗马的人口普查对象仅限于个人资产以及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服兵役的人数，调查对象仅限于居住在国内、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屋大维在世期间共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公元前28年、公元前8年、公元14年），普查对象包括了女性、儿童甚至奴隶。不过保存下来的史料中，只记录了最重要的一项：拥有罗马公民权的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口数量。
屋大维自己记录的数字如下：
公元前28年：406.3万人。
公元前8年：420.3万人。
公元14年：490.7万人。
公民人口的调查，让屋大维再度认识到罗马共和体制的极限。这个问题恺撒一早就预见到了。
为什么会有“极限”一说呢？因为罗马共和体制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召集全体公民举行的公民大会，如果公民人数如此不断地增加，能够来首都罗马参加大会、行使权利的人数势必减少。这样的话，所谓的人民的意见，不过是少部分人的心声而已。更何况在公元前1世纪，除了本国的公民，罗马的统治者还需要管理人口数量超过罗马10倍的行省居民。
公元前70年普查登记的人口为90万人，42年后，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恺撒授予了北意大利行省的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权，所以这次普查把他们也归入了本国人口；其次，从激增的人口数量可以判断，这次普查的范围涉及了所有的行省。事实上，之后行省的税赋都是依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来征收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准确把握现状是首要的工作。
最早公布普查结果的是意大利本土，以及行省中那些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殖民城市。一来是因为罗马人习惯了这种形式的调查；再者，组织调查的机构以地方自治体为中心。至于其他的行省，因无法达到本土的效率，调查结果的出炉需要等待几年的时间。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弗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曾说过：“新政策在需要立即实施的情况下，不能给人们思考以及批评的时间，必须接二连三迅速果断地去执行。”1500年前的屋大维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公元前28年，在进行大规模裁军的同时，展开了遍及行省的人口普查，同一年，屋大维又开始为自己及家族建造陵墓。建造陵墓
古罗马的统治者们，既不像建造金字塔的埃及法老们那样执著于身后之事，也没有东方国家那些专制的皇帝们建造宏伟的陵园以显权威的习惯。不过，从如今仍林立在阿皮亚大道（Via Appia）两旁的墓地可以看出，古罗马人对墓地也并非完全不用心思。有些陵墓甚至还模仿埃及的金字塔，不过和本尊相比，那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狗屋。
古罗马人的墓地规模总体不大，陪葬品大多是身前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可见，古罗马人对身后事看得比较平淡，对他们而言，墓地不过是一块死后的栖身之处而已。
被后人称为“奥古斯都陵”（Mausoleum of Augustus）的屋大维的陵墓，建在自古以来叫做马尔斯广场的北面，往北直通弗拉米尼亚大道，与缓缓向南流淌的台伯河毗邻。现在这一带河岸整修完善，宽敞的道路可以通车，而当时陵墓的位置应该更靠近河边，四周被蜿蜒的台伯河包围。
虽然塞尔维乌斯城墙（Mura Serviana）已遭恺撒破坏，不过从轮廓上还是能看出，城墙内就是当年罗马共和国的市中心。屋大维的陵墓建在塞尔维乌斯城墙的外侧，所以也不算违反罗马城内不许建造墓地的惯例。
陵墓呈圆柱形，高3层，底座直径长达90米，如此巨大的建筑要想避人耳目，还真是困难。
陵墓的表面贴着白色的大理石，每一层都种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外侧用大理石围成一圈墙垣，陵墓的顶部竖立着屋大维本人的铜像，高度远远超过了种在最上层的松柏树。入口朝南，正对着罗马市民经常集会的马尔斯广场。
奥古斯都陵距离我的住处步行不超过2分钟，说来这里也不过是我的日常通道，但每次经过，总让我有种百思不解的感觉。█位于首都附近的阿皮亚大道两旁林立的墓地（复原图）█奥古斯都陵（上：复原图；下：平面图）
35岁的男人会考虑墓地的事情吗？虽然体质虚弱，但当时的屋大维并没有什么大病缠身。在他之前，罗马没有人会想到要建造一座壮观的陵墓。尽管200年后哈德良（Hadrianus）皇帝也在台伯河对岸建造了被后人称做“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 Angelo）的陵园，但这之前的200年，屋大维的奥古斯都陵始终都是古罗马城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屋大维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住宅相当素朴，为何陵墓偏偏造得如此豪华？从他平日的行事作风来看，也不像是一个对死后世界执著的人。
恺撒生前对身后的墓地漠不关心，作为恺撒的养子又是继承人的屋大维，为什么这么急着建造陵墓呢？罗马人对王朝复辟有着本能的排斥，难道他不担心建造陵墓会引发人们的质疑吗？
事实上，奥古斯都陵的建造纯粹基于政治的理由，这位35岁的陵墓主人没有忘记使用怀柔手段来安抚对这类事情神经异常敏感的元老院。信息公开
罗马的法律，从公元前59年，恺撒初任执政官时制定以来，到奥古斯都执政的公元前28年，30年来内容没有变动过。
恺撒时代，元老院讨论的议题以及决议等所有的事项，都写成《每日纪闻》（Acta Diurna）或者《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在会议的第二天，张贴在罗马广场的一面墙上，供人民阅览。这种规定也可以叫“信息公开法”。之前的元老院一直都是闭门开会，普通市民只有从元老院议员的公开发言，或者召开市民大会时，才有机会了解会议的内容。恺撒改变了元老院的运作，要求会议内容从审议阶段开始，就向人民公开。虽然元老院议员们对此心怀不满，但也不敢投反对票否决人民知情权的法案。
如果站在元老院议员的立场，就能理解他们的不满。因为掌握国家的秘密，是强化手中权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恺撒制定“信息公开法”的目的，除了要大家认识到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之外，也是为了打破元老院长年以来享受的既得利益。
屋大维作为恺撒的养子、众所公认的继承人，竟然修改了这项法律。法律修改后的第二天，元老院的会议记录就从罗马广场的墙壁上消失了。这让元老院的议员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和一心想打破元老院体制的恺撒不同，恺撒的养子似乎有意认同元老院的权威。
但是，屋大维并没有将这个持续了30年、广受好评的法律彻底废除，而是根据内容，将《每日纪闻》和《元老院纪事》分开。《元老院纪事》依旧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会议的内容，记录存放在档案馆（Tabularium），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自由阅览。这样，既维护了信息公开的理念，又不像以前张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强迫人民接受信息。让愿意了解的人通过自由阅读来获取资讯，才是最实际的信息公开。
元老院的议员们对此也非常欢迎，他们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发言第二天就成为民众饭后茶余的话题。
至于《每日纪闻》，屋大维认为从字义上理解（Acta Diurna），它更接近官方消息，因此作了相应的修改，以记录国家政策、元老院决议事项以及公职选举的结果等内容为主，通过《每日纪闻》向本土内的地方自治体以及行省内的殖民城市的罗马公民发布官方消息。到了第二代皇帝提比略（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时期，《每日纪闻》又增添了元老院的会议摘要，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因此，有不少现代研究者认为《每日纪闻》就是现代报纸的鼻祖。《每日纪闻》独立发行百余年后，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他的著作中有以下的陈述：《每日纪闻》不仅在罗马人居多的罗马军事基地和殖民城市流传，在各个行省内也有很高的传阅度。《每日纪闻》、《元老院纪事》以及持续了500年以上作为罗马国家官方记录的《大祭司记录》，是了解罗马的正式资料。罗马人深知正确掌握信息的重要性，只要罗马帝国还存在，这三份记录就不会中断。元老院的“裁员”
废除了“墙报”赢得元老院好感的屋大维，又马不停蹄地着手进行元老院再整编的工作。
对元老院的议员们而言，改革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屋大维采用了让他们不会反对的巧妙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公元前28年，元老院已陷入混乱无章的状态，就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改革势在必行。
公元前45年，恺撒击败了以庞培为首的元老院体制坚持派，将元老院议员的人数从苏拉改革以来的600人增加到了900人。恺撒通过增加议员的人数，实施了元老院的改革。改革后的元老院，新成员中除了行省的罗马公民之外，还有不少刚被恺撒征服的中北部高卢的部落首领。习惯了异族同化的罗马人也对恺撒的这种激进的做法感到吃惊，特别是以西塞罗、布鲁图等为首的一向以高贵血统为荣的议员们，不满情绪尤其强烈。
恺撒遭到暗杀之后，安东尼阴谋篡权夺位，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提出了再度增员的要求。安东尼自知影响力不够，佯称这是恺撒生前决定的人事，硬行闯关通过。对那些新任议员，就连一般的平民都嘲笑他们是“冥界派来的议员”。
屋大维掌权之后，他不仅赦免了对手安东尼派的所有议员，而且准许他们全体复职。内战结束、恢复和平时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已多到议会大厅容不下的程度，据说超过了1000人。屋大维决心将议员人数减至600人。
首先，屋大维亲自出马，劝说一部分议员主动提出辞呈。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人爽快地答应了。我猜想这些人大概都是被恺撒降伏的高卢人。毕竟，比起纯正的罗马人，他们属于弱势的异族。再者，一直都有传闻说恺撒的被杀和这些高卢人有关，对这些传闻，屋大维是不会掉以轻心、坐视不管的。
元老院议员在现代就相当于国会议员。无论古今都算是国家精英。自屋大维赶走高卢人之后，行省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元老院，成为国家精英。一直要到90年后，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禁令才得以解除。这件事也成为了后世研究者评断屋大维比恺撒保守的论据之一。
屋大维通过“谈心”活动，成功地减去了70人。因为形式上这些议员们是主动辞职，所以屋大维也没有忘记投桃报李。但凡有国家主办的体育竞技活动或者剧场演出时，都为他们保留了和现职议员同等的席位。
接下来的140位议员，屋大维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剥夺了他们在元老院的议席。这些人是在恺撒遭暗杀后的混乱时期进入元老院的，甚至有些奴隶身份的人，靠着巴结依附权贵也当上了议员。驱除身份不符的人，正合了那些世代元老院阶层的心意，他们当然是举双手赞成。被强行剥夺了议席的人是没有任何回馈的。
至此，屋大维已成功地减去了210人，但距离600人的目标，还多了200余人。于是他通过以下的方式，作最后的努力。
首先，他和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挑选30人，再让这30个人选出其他的30人；被选中的30个人，另外再选30人，直到人数达到600人为止。
罗马自建国以来，元老院的议员人数一直定在300人。苏拉实施改革时，将人数增加到了600人。之后的恺撒更胜一筹，达到900人。两人不同的是，苏拉意在强化元老院体制，而恺撒则是为了打破元老院体制。屋大维将元老院的议员人数恢复到600人，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元老院的好感度，甚至连共和派的人士都认为，屋大维的此项举动证明了他对元老院的尊重。没料到，在第二年，年轻的统治者又做了一件令共和派们欣喜若狂的事情。恢复共和宣言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屋大维发表了恢复共和的宣言。
屋大维不擅长即兴演讲，特别是重要的场合，都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发表演说。这一天想必亦是如此。
屋大维死后才公开的《奥古斯都功德碑》亦称《功业录》（Res Gestae）中，有一段相关的记事：平息内战后，经国民一致同意，我掌控了所有的事物。在我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时（公元前27年），我将我的所有权力转交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手里。
在其他史料中，对那天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铲平了布鲁图、打败了安东尼的屋大维，此刻像一位战场归来的战士，放下武器，卸下盔甲，站在元老院议员们的面前，发表了演讲：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全部还给你们。我宣布，所有的武器、法律的执行以及罗马版图下的所有行省，全部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屋大维的这个宣言，意味着军事、政治、外交的决定权都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元老院会场一瞬间像冰冻般悄然无声，即刻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突如其来的事态，让平时不苟言笑的议员们像孩子一般欢呼雀跃。
回归共和体制，意味着少数人领导制的复活，也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国家政策由元老院提出，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所以也称做“元老院体制”。当年恺撒孤注一掷，甘冒国法，跨过卢比孔（Rubicon）河，不惜挑起内战，决心打倒而且最终推翻了元老院体制，他的养子兼接班人竟然又让它复活了。元老院议员们不遗余力的掌声，不仅是献给屋大维的，也是庆祝他们自己又可以成为罗马这条大船的掌舵人。
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罗马法律规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执政官必须由两人担任。不过，一人独揽大权的特例曾有过三次，他们分别是苏拉、恺撒，以及公元前30年战胜了安东尼的屋大维。
苏拉对反对派进行了大肃清之后，自任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实施了强化元老院体制的改革。他在目标达成之后辞去了独裁官。独裁官是非常时期，作为国家危机管理体系的一环而制定的特别制度。苏拉的辞任，表明了他坚持共和体制的决心。不过，由于苏拉之前清除反对派的手段过于残酷，即便是那些元老院坚持派，也都感到失而复得的权力似乎充满了血腥味。
恺撒得到政权之后，赦免了所有的反对派成员，并且恢复了他们的公职。虽然避免了一场肃杀风暴，但是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的举动，彻底打碎了西塞罗、布鲁图等共和主义者期待元老院复活的美梦。
屋大维继位后，也没有对反对派采取报复行动，曾经的对手们都予以恢复公职。现在，他又宣言回归共和体制，将内战时期他享有的一切特权全部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元老院议员们对此当然是欣喜若狂，百分之百地接受。
屋大维放弃了集于一身的特权，得到了共和体制下的罗马人民的赞赏。我们来看一下，屋大维之前拥有的所谓的特权，具体是指哪些权力：（一）“三头同盟”（Triumvirate）（二）意大利誓约（三）世界的支持
特权（一）的“三头同盟”，是指公元前43年末，由安东尼、雷必达（Lepidus）、屋大维三位实力派共同组成的政治联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不同于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私自结成的“前三头同盟”，“后三头同盟”经过公民大会予以正式批准，可以说是合法的“危机管理体系”。
这个同盟因雷必达的引退，以及公元前30年安东尼因战败自杀，已名存实亡。而且，“后三头同盟”在罗马人心目中，有一个血腥恐怖的印象。因为在同盟结成的第二年，“三头”罗列了反对派人员的黑名单，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清洗，受牵连的罗马人有2300人之多。
名列反对派黑名单之首的西塞罗在肃清运动中惨遭杀害，他是那些受害者中名望最高、最受尊敬的人物。为了摆脱负面印象，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海战中战胜了安东尼之后，特地派西塞罗的儿子去元老院报告胜利消息，希望借安东尼的战败，将血腥镇压反对派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安东尼一个人的身上。总而言之，作为特权之一的“后三头同盟”还是放弃为好。
特权（二）的“意大利誓约”，是公元前32年，屋大维准备与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决一死战之际，向本土的意大利半岛的人民要求的誓约。作为回应，意大利所有的地方自治体推举屋大维为“卫国罗马、狙敌埃及全军总司令”，并向他宣誓效忠。这项特权也是在国家发生危机时，作为危机管理的一环而制定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死后，如果仍继续保留，不免会招来共同体私有化的误解。
特权（三）我不得不直译为“世界的支持”。其内容是罗马以外的所有行省赋予屋大维相当于“意大利誓约”的特权。由于当时罗马国家的东半部属于安东尼，所以所谓的“世界的”其实只有屋大维拥有的西半部而已。简单地说，就是行省的人们也都一致支持屋大维。“意大利誓约”不只是口头誓约，还包括了人民承认屋大维拥有士兵的招募权，并且愿意负担临时税。而“世界的支持”没有这两项制约，甚至行省税都没有增加，屋大维只希望他在东征期间，后方能够维持稳定，直至战事结束。
总而言之，这三项特权都是非常时期特别设立的临时权力，尤其是第二项特权包括了临时课税权，如果再继续持有，会引发民众的公愤。
尽管屋大维的决定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不过，这些特权事实上也的确有违于罗马共和体制，所以，屋大维交还权力的宣言也并非是一个完全的政治谎言。
屋大维放弃特权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所有的权力，将自己的地位降至与元老院议员同级。那么，他没放弃的权力有哪些呢？
首先，他没有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公元前43年，年仅19岁的屋大维首度当选为执政官；之后，从公元前32年起连续任职，到公元前27年，宣布回归共和时，他正第七次担任着执政官。从那以后他仍然每年当选，直至公元前23年为止。执政官是共和国的最高职位，屋大维宁愿冒着违反国法之险，也要保住这个权力。
如果能觉察到屋大维的用心，或许人民的感受就会不同，不会发自内心地为他的“所有的武器、法律的执行以及罗马版图下的所有行省，全部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宣誓而欢呼雀跃。不过话说回来，执政官毕竟是国家的常设官职，即便是连任，也不能彻底否定他放弃特权这个事实。
屋大维第二项没有放弃的权力，是“凯旋将军”（Imperator）称号的经常使用权。“凯旋将军”原本是战争胜利时，罗马士兵对统帅的敬称，和平时期，仍然可以使用这个称号是一个特殊的荣誉和权力。恺撒生前曾经拥有这个权力，他的确也很符合“凯旋将军”的形象。屋大维却不同。众所周知，战场上带领士兵打赢胜仗的是阿格里帕将军。屋大维之所以坚持要使用这个称号，和恺撒一样，他也深知这个称号在罗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屋大维以恺撒养子的名义，继承了他的称号，拥有经常使用的权力。凡是由屋大维兴建的建筑物上，他名字的前面必定刻有“凯旋将军”略称的“IMP”。不过，生性谨慎的他还是尽量避免使用这个称号，以免招来“军事武力”的嫌疑。比如说他写的《功业录》里，就不曾用过这个称号。“凯旋将军”的称号以世袭的方式相传可谓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军队指挥权的代代延续，即实质上的“君主制”。公元前27年，当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体制时，不知道有多少罗马人觉察到，这个“凯旋将军”即将成为皇帝。
屋大维保留的第三项权力是“第一公民”的称号。Princeps原本是指罗马共和时期国家公民“第一人”，之后被引申用做称呼领导人。公元前29年，元老院授予34岁的屋大维“第一公民”的称号，以表彰他战胜安东尼、结束长期内战的功绩。相比带有军事色彩的“凯旋将军”，“第一公民”的称号对屋大维来说无疑是一件很便利的隐身外套。
同样，对坚持共和体制者而言，“凯旋将军”的称号多少隐含着些挑衅之意，而“第一公民”就完全没有了忌讳。当年，元老院也曾授予打败汉尼拔（Hannibal Barca）、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胜利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这个称号。
屋大维将“第一公民”的称号发扬光大用到极致。罗马时代的史学家称呼即将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时，要么用“恺撒”（他是恺撒的养子，继承了恺撒的姓氏），要么就用“第一公民”。在他自己撰写的《功业录》中，也曾三度自称“第一公民”。一些现代研究者将屋大维执政时期的罗马国家体制叫做“元首制”而不是“君主制”，或许也和这个称号有关。看来35岁的屋大维不仅骗过了当年的罗马人，也骗过了不少后世的研究者们。
以上是公元前27年，年轻的统治者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体制时，放弃和继续保留的权力。那么，他从中又得到了哪些利益呢？“奥古斯都”
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制之后刚过三天，即公元前27年的1月16日，元老院通过决议一致同意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
屋大维在《功业录》中对此作了以下的记述：为了答谢，我宣告恢复共和，元老院授予我“奥古斯都”的称号，并给予我以下荣誉：我居所的两侧门柱以月桂树装饰，大门上放置“公民冠”。还有一面黄金盾牌置放于元老院会场内，盾牌上的铭文可以证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因为我的英勇、宽容、公正、仁慈而将它赠与我。从今以后，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
这段内容写得非常平实，既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夸大其词，除了最后一段隐瞒了事实。对屋大维来说，这是最好的写法。他正在出演一场政治权谋的大型剧，即便是想象力过人的恺撒也会为他养子这精湛的演技赞叹不已。
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称号的过程可以用“绝妙”两字来形容。
绝妙之处有三：首先，从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到元老院决议授予封号，之间只隔了3天。其次，提议给“奥古斯都”称号的人选。再次，为何是“奥古斯都”而不是其他的称号。
3天，足够元老院议员们为共和回归而兴奋喜悦，却来不及去深思这突如其来的宣言的背后隐藏的真正的动机。3天的时间可谓不长也不短。
接下来是提案的人选。之所以用“人选”这个词，是因为整个过程是按照事先经过周密计划、安排好的剧本来演绎的，称号的提案人不是偶然出现的。
依照惯例，元老院会议每隔9天举行一次，那一次不知为何只隔了3天。会议上，提议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的是备受同僚尊敬的议员帕里奥（Asinius Pollio）。
帕里奥是一位很有学识、教养的武将，出生于公元前76年，公元前27年时他刚满48岁。帕里奥的父亲只是一位乡绅，他能走上“晋升之路”，位居高职（即所谓的“光荣的公职人员”），全靠恺撒的提拔。公元前49年1月，26岁的帕里奥决定跟随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是西塞罗口中的“年轻的罗马激进派”的一分子。
恺撒在《内战记》中没有提及渡过卢比孔河一事，后人是根据帕里奥遗留下来的文稿才有机会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同年4月，帕里奥作为库里奥的副官，和35岁的库里奥一起，遵照恺撒的指示，在征服了西西里之后，将战场往北非延续。同年8月，库里奥因战败引咎自杀，年仅27岁的帕里奥带领残余部队退回到西西里。
不久，恺撒提升帕里奥为军团长。从此以后，帕里奥跟随恺撒，参与了和庞培对决的迪拉基乌姆（Dyrrachium，今都拉斯）战役、法萨卢斯（Pharsalus）战役和在北非彻底击败庞培军团的塔普苏斯之战，以及在西班牙战胜了庞培之子的孟达（Munda）会战。
公元前44年，恺撒出兵帕提亚（Parthia）之际，任命32岁的帕里奥，在他东征期间，担任西班牙行省总督。恺撒遭暗杀之后，他生前决定的人事任命并没有变更，因此帕里奥离开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罗马，按原定的计划，出发去西班牙赴任。
恺撒遗言公开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出现了相互牵制的微妙关系。或许是因为曾经一起跟随恺撒打仗，有所谓的同袍之谊，帕里奥的态度很明显地偏向安东尼一方。当年安东尼、屋大维联手，对阵布鲁图和卡西乌斯（Cassius）的军队的那场腓立比战役，帕里奥参加的就是安东尼的部队。
安东尼日后逐渐受到克娄巴特拉的影响，最终发展到要同屋大维率领的罗马军队开战一决的局面。这种形势下，帕里奥不得不放弃了安东尼。屋大维理解帕里奥无法面对安东尼拉弓引箭的心情，尊重了他的立场，没有勉强邀他一同出战。亚克兴角海战的战势以及次年安东尼自杀的消息，帕里奥都是在意大利本土获悉的。
正如之前所述，屋大维赦免了所有的安东尼的余党，准许他们恢复公职。对帕里奥而言，他同样也可以重新开始一度被中断的公职，那时他才46岁，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候。然而，帕里奥只保留了恺撒授予他的元老院的议席，辞去了其他所有的公职，选择了另一种优雅知性的人生。帕里奥的所为，为他赢得了不趋炎附势的清白名声。
挑选帕里奥作为提案人，屋大维这独到的政治眼光，让人难以相信他只有35岁。试想，屋大维如果选自己的同党，势必会引起元老院的怀疑，但要让那些心底里仍然尊敬布鲁图的共和派人士来提议，又不知会等到何年何月。想要称号顺理成章地提出，又能迅速无碍地通过，帕里奥是唯一不二的人选。
当然，对于有着异常的政治灵敏度的屋大维而言，最重要的还是选择“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相信这一定是他经过了反复推演、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
罗马人是一个爱用外号的民族。比如说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Atticus），“阿提库斯”不是他的本名，因为他深爱希腊的阿提卡（Attica），所以为自己取了一个意为“阿提卡人”，即“阿提库斯”的外号。这种爱好到了重要人物身上就变成了称号。
打败汉尼拔、征服了北非迦太基人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Cornelius Scipio）被称做“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意为“非洲的征服者”。科尔涅利乌斯家族是古罗马煊赫的世家，其中，西庇阿一门人才辈出，称他“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也是为了和其他的西庇阿区分开来。
同样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家族的苏拉，曾立下征服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等赫赫战功，照例也应该被授予称号，因为他后来掌权之后血腥镇压对手马略（Gaius Marius）一派，没有罗马人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虽然苏拉并没有强烈的虚荣心，但对此事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他给自己封了一个“幸运者”（Felix）的称号。
苏拉死后，这位令人畏惧、害怕与他为敌的统治者的称号就再也无人提及。苏拉他自己可能是一位幸运者，可是对那些因他的肃清运动而惨遭杀害、没收财产、子孙后代被剥夺了公职权的人们来说，就太不幸了。
庞培也有称号，叫“马格努斯”（Magnus），“伟大”的意思。庞培作为苏拉的得力大将，在很年轻时就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尤其是一举歼灭海盗、成功占领东地中海海域的战绩，更让他声名显赫，成为了罗马著名的战将。拉丁语的Magnus相当于英语的“The Great”，与亚历山大大帝同称。
恺撒生前既没有外号也没有称号。或许对于这位战胜了“伟大的”庞培的人物，人们实在想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配的称号。他死后被神化，“神君恺撒”就成了他的称号。
从罗马人的习惯来看，授予国家功臣以称号算不上什么特殊的待遇，问题是用怎样的称号。屋大维的确有平定内乱的功绩，但实际指挥战事的是阿格里帕，因此他不适合骁勇善战的称号，何况屋大维也不愿意接受一个与前人相类似的称号。
在古罗马时代，“奥古斯都”（Augustus）纯粹是指神圣的、崇敬的事物或场所，没有武力或是权力的暗喻。即便有神圣之意，那也是宗教上的含义，没有唯我独尊那种强烈的语意。要知道，就算是街边的小寺庙也可以称之为神圣的场所。
35岁的屋大维为自己选择了“奥古斯都”的称号，并且挑选了声誉良好的帕里奥作为提案人，在恢复共和宣言发表后的第3天，趁元老院还沉浸在恢复共和的兴奋中尚未清醒之际，以被动授予而不是主动要求的形式得到了称号。公元前27年1月16日的那次元老院会议上，几乎没有人会将“奥古斯都”和权力联想到一起。
除了“奥古斯都”的称号，元老院还授予了屋大维其他的荣誉。像在住宅的门柱上装饰月桂树、大门上镶嵌“公民冠”以及将他的事迹刻在黄金盾牌上并存放于在元老院会场。其中“公民冠”和“盾牌”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首先，盾意味着防守并非攻击。而用橡树枝编织而成的公民冠，在罗马军队里是作为勋章，奖给那些成功地拯救了自家部队的官兵。它和月桂冠不同，后者是用月桂树枝制成，象征胜利的桂冠。罗马军人以得到公民冠勋章为荣，他们认为这是比做冲锋陷阵的英雄来得更高的荣誉。奥古斯都也喜欢公民冠，他不善武事的形象和象征战争英雄的月桂冠相差甚远，倒是公民冠更能彰显他平息内乱、救罗马于崩溃边缘的功绩。事实上，流传下来为数众多的奥古斯都的肖像中，他几乎都佩戴公民冠，极少看到佩戴月桂冠的肖像，他的喜好可见一斑。
然而，元老院全体一致通过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和权力无缘。
表面上“奥古斯都”的称号给屋大维带来的只是权威不是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历经了14年的权力斗争，最终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屋大维，他的任何发言都是一言九鼎，其分量之重无人可比。何况，他放弃的都是那些对他有害无利的权力，而最高军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有关这点，我们以后会再叙述。
这样一位人物，如果再添以权威，会变成怎样的情形？无论是在会议上的发言还是决定政策，奥古斯都的意见对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言，势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奥古斯都在他的书中所写的“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的说法，理论上或许成立，而事实并非如此。
和奥古斯都长期共同担任执政官的阿格里帕，一直都是奥古斯都忠实得力的左右手，但他并不拥有屋大维变成“奥古斯都”之后的那份威信，因为他没有象征权力（arctorita）的称号，所以，奥古斯都的权力根本就超过了他的同僚。
有一位研究者对这个时期的奥古斯都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奥古斯都卓越的政治手腕，在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奥古斯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共和体制下的法律规定，而这些事情串连在一起，最终将演变成违反共和制法律的帝制。这就是他的“卓越”之处。
对大多数的罗马人而言，公元前27年是庆祝恢复共和的一年，而同样是这一年，在后人眼里（半个世纪之后），正是帝制正式的开始。
这一年，奥古斯都正式的名称叫“凯旋将军·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Imperator Julius Caesar Augustus），一个宣布恢复共和的人有这样的名称很有些讽刺意味。
我认为奥古斯都很清楚这个名称背后的实质意义。这位35岁年轻的统治者有着令人敬畏的冷静的头脑，他统治下的新生罗马将以怎样一个姿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事先都作好了周全的设计。形象作战
奥古斯都是位美男子。当年17岁被恺撒选定为继承人，长相粗犷的安东尼曾尖刻地说：“恺撒喜欢美少年。”奥古斯都从17岁被推上政治舞台，到30岁的14年中，陆续打败了劲敌布鲁图、安东尼，英俊的容貌里更添了一份自信的神采，越发地英姿焕发、气宇轩昂。
奥古斯都的美不仅在外貌，当他说话或者聆听时，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静谧和清朗的气息，比他端正的脸更有魅力。
古罗马的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曾描述过奥古斯都是“难得的美男子，但不爱打扮”。或许正因为天生俊美，他不用花心思装扮自己。不过，35岁就站在人生顶峰的奥古斯都，很清楚这份美貌的功效。
尽管古罗马的雕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风化或破损，后来又遭到基督教徒的破坏，还是有可观的数量遗留至今，其中最多的就是首位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罗马帝国的全境都发现了他的雕像，可见当时制造的数量之多，而且派发到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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