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满意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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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学村的先生们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集美学村的先生们
作者：陈满意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ISBN:9787214223043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序一树人百年教泽长中国侨联顾问、原主席 林军
读陈满意先生写的《集美学村的先生们》，首先让我想起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的时候，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他在回信中赞扬陈嘉庚先生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陈嘉庚先生笃行“教育兴国”“兴学报国”的信念，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他将一生中积累的资财都用在兴办学校的事业上，1893年第一次回故乡，即出资2000元在集美开办“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此后十几年间，他相继创办了两等小学、女子小学、师范学校、集美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女子师范、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幼稚园、国学专门部等，统称集美学校。此外，他还倡办了远近闻名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师生尊称他为校主。他一生创办和资助的各类各级学校，达118所。文脉延续至今，已有100多年。
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厦门，集美学校内迁安溪、大田等地办学。从1938年1月至1946年1月，安溪文庙一直作为“福建私立集美联合中学”的校舍。家父林降祥是集美学校校友，也是当时党的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活动在安溪龙门一带。龙门是集美学校师生出入的必经之地，也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日军的飞机也经常骚扰。当时家父和他的战友们为了保护集美学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畏艰险，与恶势力斗智斗勇。1940年10月，陈嘉庚先生回国慰劳视察，专程到安溪探望集美学校师生，并在文庙大成殿前演讲，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当时，出于安全的考虑，陈嘉庚先生曾住在我爷爷的家中。
陈嘉庚先生办学十分重视礼聘教师。他认为“独是师资一项，最为无上第一要切，因教育之母，将来概由此产生”，学校能否办出成绩，“第一当问教师有人否”，把师资当作办学的决定性的首要条件。陈嘉庚经常对学生说：“既无尊师重教之念，安能爱家爱国之行。”在他的倡导下，集美学校形成了尊重、关心教师的优良校风。20世纪20年代正值中国动荡的年代，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公教人员的薪金往往长年拖欠不发，许多学校的经费也无保证。但集美学校由于有陈嘉庚作经济后盾，不但经费充足，教师的待遇也比一般学校优厚，而且从不欠薪。即使在抗战期间，为了使教师的基本生活有保障，让他们安心工作，抗战中尽管经费困难，物价又飞涨，学校仍然做到实际工资不低于公立学校。
尊师重教，加上工资待遇高，而且又有保障，使得集美学校声名大噪，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优秀学者在集美执鞭授业：如国学家钱穆，文学家吴文祺、许钦文、王鲁彦、马仲殊，诗人白采、汪静之、方玮德、刘宇，农学家章文才，林学家叶道渊，体育教育家吴振西、吴德懋，画家张书旂、张振铎、林学大，生物学家伍献文等，一时群贤毕至，名师云集。
本书所写的恰是在集美学校任教、演讲的名彦硕儒：有帮助嘉庚先生物色校长的黄炎培；带领集美学校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并最终将其发展成全国知名学府的校长叶渊；在集美创办国内首支海上童子军的顾拯来；著名的文字学家刘赜、张馥哉；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龙榆生；为《西行漫记》命名的翻译家倪文宙等。
很高兴能在集美中学、集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看到这样一本书，这是对“嘉庚精神”重要内涵的丰富和提升，也是第一次系统梳理、展示了集美学校众多“先生”的风采。作者花费3年的心血，广征博引，从故纸堆里整理出这些“轶文旧事”，真实、生动、鲜活地展现了师生们生活中的小片段、小细节。品读之余有助于人们更详细了解当年集美学校深厚的人文积淀，师生们的精神和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了解规模宏大的集美学校百余年历史的万花筒。
正如《集美学校校歌》所唱：“全国士聚一堂，师中实小共提倡，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树人需百年，美哉教泽长。”
是为序。序二绵延百年的文化记忆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长 任镜波
1913年，陈嘉庚先生在集美创办了两等小学，尔后又先后创办了集美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10多所学校。1923年8月，为避战乱，以谋安全，根据陈嘉庚先生的函示，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把集美学校所在地划为“永久和平学村”，确保学生安全求学，将来为国家建设出力。1923年10月20日，提议获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并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务宜特别保护，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和平之利”。“集美学村”由此得名。
陈嘉庚爱国兴学，重金礼聘教师，加上民主办学、学术自由，各地名师纷至沓来，集美学校跃为中国名校，蜚声中外。陈满意先生的新作《集美学村的先生们》，展现了当年集美学校师资的阵容和丰釆。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为集美学校制定“诚毅”校训100周年，也是集美中学、集美大学百年校庆。在这难得的历史时刻，《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一书的问世，令人欣喜！陈满意先生的名字，一听就让人满意。名如其人，他为人做事，总是让人满意。我认识他多年，常常拜读他在《厦门晚报》发表的好文章。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敏锐、很用心、很有实力，而且大有作为的青年记者。
近些年，他潜心挖掘、整理、发表了很多集美的人文历史故事，常常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原来如此”的感觉。拜读《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书稿，我有种大开眼界、如获至宝的感觉。书中所写的36位人物，我认识或见过的，只有陈村牧、黄永玉、马叙伦、许钦文等几位。其余的如黄炎培、蔡元培、马寅初、钱穆、鲁迅、叶渊、吴文祺等只是读过他们的一些著作。而更多的人则是从这本书中第一次读到的。因此，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夜而继日，一口气读完。陈满意说，这些人物资料，有的是他从收集于海内外的大约半人高的史料中整理出来的，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他真了不起！
在《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中，作者对人物刻画得非常精准，个性鲜明，读来依稀有故人来的感觉。如写从厦门岛游玩归来的钱穆：“一对教师模样的年轻人，从集美码头的船上走下来，其中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手里提着一只猪蹄和几条海参。“1926年11月27日鲁迅应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的邀请来集美演讲时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受到鲁迅先生的风格。有些人物因为年代久远，缺乏史料，让人感到意犹未尽。但是，此书确实翻开了系统搜集、整理集美学村人物的新一页。
作者在这本书中保留了史料的原始记载，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故事，以及其相互关系。这是集美深厚人文历史底蕴的有力佐证，也见证了当年集美学村文化的繁荣兴盛，文脉的绵延不绝。真的要感谢陈满意！
作者请我作序，我岂敢造次。我邀请中国侨联原主席林军先生为他作序，并题写书名。承蒙林军先生俯允，很快就寄来文章和墨宝。这是林军先生对维护陈嘉庚遗业和弘扬嘉庚文化的关心和支持。
此为我读《集美学村的先生们》的感言。黄炎培：陈嘉庚是我几十年来最敬佩的朋友之一延平楼“向以爱国主义为教育中心，今后应结合国际主义；向以一般青年为教育对象，今后应特重工农青年。”这副写于1952年12月的对联如今镌刻在集美鳌园的石柱上，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但仍旧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对联的作者是黄炎培。作为教育家的黄炎培与倾资兴学的陈嘉庚交往近半个世纪，两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黄炎培参观过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后，对陈嘉庚由衷敬佩，他说：“而其毁家兴学，见义勇为也如彼。如陈君者，洵中国特出之人物也。”后来他还说：“陈嘉庚先生是我一生几十年来最敬佩的朋友中间的一个。”一
黄炎培被称为教育、政治、经济“三栖人物”，在毛泽东进京第二天便被邀至香山双清别墅，并被指定为我国工商界领袖和代表。
黄炎培不但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民主革命家，早在1905年就由他的老师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蔡元培去德国留学，让黄炎培接任同盟会上海干事（同盟会的实际主持人）。后来，孙中山在上海闭门写《孙文学说》，特地虚心地请黄炎培到家里帮忙修饰文稿。事毕，受邀与孙中山、宋庆龄共进午餐。革命领袖对他的热情款待与器重，使黄炎培深受感动，决心为民主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黄炎培
1917年，蔡元培、黄炎培联合48名全国教育界名人共同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我国职业教育的先河。1918年，黄炎培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开办中华铁工场、木工场、机械工场和珐琅工场，开展职业指导和培训。他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培养目标，把职业教育推向农村，推向全中国。至1921年，全国有职业学校（包括补习学校）达700多所，女子职校9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员从1917年的186人增加到1927年的6528人。黄炎培成为全国闻名的教育家，毛泽东称他是“我老师的老师”。越南的胡志明也曾来校学习过，称黄炎培为“我的老师”。
1917年6月，黄炎培到南洋各地考察，在新加坡与陈嘉庚晤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其实，两人已经通信多年，但这是第一次见面，诚然，彼此慕名久矣。早在1913年，陈嘉庚倡议办新加坡华文中学，并被公推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董事会的总理，筹集经费、购置校舍并发布招生广告。经林顺义介绍，陈嘉庚函托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代聘校长和教员，两人之间遂有了交往。
在考察期间，陈嘉庚对黄炎培提倡的职业教育非常赞成，表示要给予大力支持，决定从当年起，每年向中华职业教育社捐赠1000元，连续捐赠5年。此外还向中华职业学校捐赠1万元，支持学校发展。黄炎培提道：“一席倾谈之下，他表示愿从1917年起，连续5年捐赠职业教育社一笔资金，每年1000元。”这次访谈，使黄炎培感受到陈嘉庚对教育的无比热情和慷慨捐输的无私精神，从此建立了相知相助的友情。黄炎培写道：“由是书简往返，殆无虚月。”
此后，两人在信中多次探讨职业教育问题。黄炎培曾在信中说：“弟更愿先生将用于中等以上青年之财力，略事节省，以用于中等以下青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此中不少天才，徒为境遇所限，无由发展。为培养人才计，为尊重人道计，似宜注意及此……教一百个中等以上青年之费，至少可教五百个中等以下青年，未知尊意以为当否？”陈嘉庚非常赞同黄炎培的观点，在他创办的集美学校中就非常注重接济经济困难的学生。
黄炎培在文中写道：“嘉庚先生会后特约我谈话，并告我他在原籍厦门，已从1912年（民国元年）在本乡同安县办一学校名集美学校，但难得相当的校长。新加坡也正在创办一华侨中学，槟榔屿也创办一华侨中学，都要我介绍校长。我那次去南洋，原是为国内创办暨南大学——初名暨南学校，向南洋各大埠宣传办学目标和招收学生。陈先生对这点，尤表深切的同情。我回国后，很快地为嘉庚先生介绍了集美学校陆校长、新加坡中学涂校长、槟榔屿中学许校长。”二
在集美学校创办初期，陈嘉庚一直为校长的人选问题发愁。陈嘉庚之弟陈敬贤
1917年8月，经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丰臻推荐，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聘请该校应届毕业生王绩担任集美师范校长，同时聘请该校十几位毕业生担任集美师范教员，但是这批师资的教学质量却不高。陈嘉庚先生曾提及此事：“开学后觉教师多不合格，办理上亦多失妥。缘与集美小学十数教师比较，优劣易知。“1918年5月，王绩聘用期满（聘期半年）后走了，同时聘请来的其他教员也陆续离开。
陈敬贤不得已亲往上海另聘校长，其他教职员亦由该校长负责聘委，准备秋间来校接办。1918年9月，第二任校长侯鸿鉴（无锡人）和由他代聘的教职员到校。
秋季开学后数月，陈嘉庚接陈敬贤来信告知：“新校长及教师比前好些，但教师尚有缺点。校长自承认仓促托人聘来，故有此失，待年假伊回上海亲自选聘。”陈嘉庚认为不妥，回信给陈敬贤说：“聘请教师非同市上购物，可以到时选择。校长若能用人必及早行函往聘相知，如脑中乏此相识者，则函托知友介绍，非充分时间不可。况年终时稍好教师设有更动，早被他人聘定，决无待价而沽之理，希告知之。”果然，到了年假结束，校长回来说好教师难觅，还通知学校自己暑假时也将辞职，希望尽早另聘校长。
侯鸿鉴离去后，校长的问题再次摆在陈嘉庚、陈敬贤兄弟面前。陈嘉庚委托黄炎培代聘校长、教师，黄炎培满口应承。但1919年6月陈嘉庚回到集美时，发现一切仍无着落。1919年7月，黄炎培应陈嘉庚函约，带着他的学友陆规亮来校商谈校务。陈嘉庚热情款待黄、陆二人，亲自带二人参观集美学校和正在厦门演武场建造校舍的厦门大学。陆规亮原本是要做校长的，可是来校不到一月，竟因思念远方老母，寝食难安，辞职而去。黄炎培感到非常对不起陈嘉庚，连连表示歉意，临时又改荐一位叫池尚同的为校长。
1919年8月7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南方将有私立大学》。报道是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黄炎培返回上海的两天后刊发的。从报道中可以得知，集美“与厦门相隔一海湾，形势三面皆水，唯北枕天马山，山水绝胜”。当时的集美学校“校舍均新建筑，非常宏敞”，“今有学生数，师范、中学二百余人，小学二百人，女校九十余人，蒙养园百人。此外附设夜学校、通俗图书馆，应有尽有”。当时，“工程仅及其半，耗金已及二十万元”，可知，集美学校的建设投入巨大。
黄炎培还称赞说：“陈君自奉甚俭，观其居处犹是先人之敝庐，未尝稍事盛饰，其不私也如此。而其毁家兴学，见义勇为也如彼。如陈君者，洵中国特出之人物也。”
黄炎培后来记述说：“1919年去厦门，既看到集美学校的校地、校舍一切设备，师生朝夕认真教，认真学。又带我看到即将开办的厦门大学基地和建筑中的校舍。我也同意于他预定聘请南洋侨界负有盛名的林文庆为校长。所特别使我大大感动的，先生自身衣服朴素，起居俭约。我曾访先生的家庭，先生先辈是寒苦的。先生花了那么丰富的资财，从没有在故居添置一椽一瓦，添一些时新装饰，完全符合‘敝庐’两字。而先生所办的学校校舍那么辉煌宏伟，都是我所亲眼见到的。‘大公无私’，先生真当得起这四字。”
第三任校长池尚同，字宗墨，浙江人，北京高师毕业，祖籍泉州，会说闽南话，从基本条件看，是个不错的人选。9月，池校长到校。因为他是黄炎培介绍来的，陈嘉庚特别厚待，另外，鉴于以前的教训，陈嘉庚对校长人选的考察也格外用心。池校长一到，陈嘉庚便约他交谈，可池校长给陈嘉庚的第一印象不佳。交谈中，陈嘉庚看出此君思想不敏锐，没什么见地。到校后陈嘉庚告诉他：“现尚缺教师数人，新春拟续招新生两三班，省内教师已乏，请于省外预早谋聘。”
到将近年终，陈嘉庚发现池尚同没有任何动作，又催促了两次也没行动，不得已又亲自托人代觅数人。陈嘉庚见其“才干庸常，办理校内事无何可取，对外聘请教师又短拙”，认为“此种人才若任一小规模学校或可维持，若集美学校日在进展，决非彼所能办”。陈嘉庚觉得池尚同才干平庸，充其量只能当个小学校长，要让他承担日益发展的集美学校校长重任，恐难孚众望。
陈嘉庚说：“余由是忧虑焦灼，不可言喻，盖未及两年已三易校长，外间难免讥评，而不知当局负责苦衷。但虽焦虑萦怀，亦未便轻向人言，再觅校长既无相知人才，屡屡更动又恐不合舆论，唯含忍静待而已。”又说：“盖校长既用外省人，教师亦当由外省聘来，本省虽有良教师，校长亦不能聘用，从外省觅聘许多教师，又甚觉困难。好教师多不肯离乡井，间有愿来者，多不待期终回去。原因多端，或思恋家乡，或被旧校或母校函电催返，此为两年来常有经验。故虽诚挚如黄炎培先生，亦爱莫能助。”
1920年5月10日，陈嘉庚亲笔立聘书，敦请叶渊任“集美师中商水产学校附属两等小学校校长职务”。7月，叶渊就任集美学校校长，这种令陈嘉庚感到焦虑的局面才得以改变，集美学校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陈嘉庚曾赞誉叶渊是教育上洞识底细的好校长。三
黄炎培来厦商谈和参观之后，对陈嘉庚更加敬重和赞赏，写下一篇《陈嘉庚毁家兴学记》。该文相继在《教育杂志》《东方杂志》上发表，使陈嘉庚的事迹广为流传。云：“七月偕陆君赴闽，获亲观其所建之学校，识其生平，并确悉其毁家兴学之实况，则不敢不亟亟焉介绍其人与事于吾全国焉。”
在记述陈嘉庚毁家兴学的一些事实后，黄炎培写道：“曩岁戊申，尝为文以记杨斯盛毁家兴学矣。二君者，家之丰吝不同，其毁于学一也。而陈君年方壮，异时所效且无限。若夫二君之性行，盖有绝相类者。心力强毅而锐敏，不苟言笑，利害烛于几先，计划定于俄顷；临事不惊，功成不居；严于处物，而宽于处人。三五年来，所见海内外成功家，大率类是……吾游集美乡，观陈君之所居，入门而圭窦其形，循墙而伛偻其容；盖犹是先人之敝庐，未尝加一椽、覆一瓦，其不私也如此。新加坡美人，欲立大学，谋于君，君慨捐十万金，而要以设华文科，凡华人入学者，至少读华文两年，约既定，更为募集数十万。君之散财，非为名高，非为情感，盖卓然有主旨如此……故乐为文以介，宁敢拂君志，而襮君之行以为名哉？”
1920年11月1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下午6点，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在香港路10号举行宴会，欢迎来自各省区教育会代表。黄炎培、余日章、陈嘉庚和厦门大学校长邓萃英等出席。
大会的主席穆藕初请黄炎培专门向众人介绍陈嘉庚，黄炎培向与会代表介绍说：“陈先生之为人诚笃好义，毁家兴学。其独办之集美学校位置之宏大，设备之完善，其中举凡教育机关，如中学、小学、通俗学校、夜学等等无不应有尽有。”又说：“其厦门大学之规划，益足惊人。窥陈先生之意，几欲使此校为亚东之第一，统计陈君所捐助兴学之款已达一千四百万元。”听到黄炎培的介绍，与会的教育代表无不投来赞誉的目光，长时间热烈鼓掌。
陈嘉庚起身向诸位致意并发表演讲。陈嘉庚首先对不会讲“官话”表示遗憾，陈嘉庚用闽南语演讲，由徐悲鸿的知己、祖籍泉州的黄孟圭负责翻译。陈嘉庚说，想要发展实业必须先讲交通，交通尤为重要，而发展交通，最为直接有效的是修建铁路：“顾闽粤两省之铁道，成绩如何。盖非金钱之不足，实由于道德及知识之缺乏。但资本可以召集，而道德与知识则无从召集者也。欲弥此缺点首在教育，故兴教育为万不可缓之举。”他还说：“故华人虽有富人，然与欧美富人较则瞠平莫及，欧美人善聚财亦善散财，惟绝不以金钱贻子孙。故其富恒，其财多。独我国则不然，专为子孙作牛马，而子孙之教育绝不顾及也。”陈嘉庚的演讲博得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演说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众人“尽欢而散”。
会议期间，新舞台剧院专门为代表们排演英国大文豪萧伯纳的名著《华伦夫人之职业》一剧，提倡女子解放，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此间，《申报》还专门刊登了一幅陈嘉庚先生的肖像，标题就是“毁家兴学之陈嘉庚先生肖像”。
11月9日，下午3时，在静安寺路51号寰球学生会的会所内举行了欢迎仪式，陈嘉庚介绍了厦门大学筹办的种种情形。随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一品香欢迎陈嘉庚、黄炎培、沈恩孚、邓萃英、郭秉文、黄孟圭、李登辉、李达、杜月蟾、许剑秋、张杰人、张其轩等人。联合会总会主席致欢迎词后，陈嘉庚发表演说。泉漳会馆也开餐叙会欢迎陈嘉庚及华侨代表戴正中、李清泉以及邓萃英、黄孟圭等。陈嘉庚再次发表演说，认为“教育为救国根本计划故有筹备大学之必要，述国步多艰，桑梓糜烂，勉同乡应分财力作爱国爱乡事业”。
在与会期间，陈嘉庚筹备厦门大学的想法再次给黄炎培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得到与会的代表、企业家的支持。四
黄炎培与陈嘉庚两人是惺惺相惜，这两位对中国教育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教育家，一个在海内，一个在海外；一个依靠社会募捐办教育，一个取自己办事业之财开学校；一个于日本将投降前夜访问延安，一个于抗日战火正酣之际访问延安；一个不念旧恶于抗战年代专任国民参政会抗日募捐委员会负责人奔走商界侨界募捐抗日，一个于南洋几度返回国内资助抗日慰劳军民。两人可谓异途同归，而且成为几十年间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的好朋友。
早在1919年8月，陈嘉庚着手准备在上海召开厦门大学筹备会议，想通过上海这个开放口岸，让全国以及世界知道东南海隅将建立一座“不居人下”的现代大学。在陈嘉庚聘任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中，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第二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黄炎培，第三位是当时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才华横溢的汪精卫。其他委员中，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当时郭秉文正在南高师的基础上积极筹办国立东南大学，有全国青年总干事余日章、私立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刚从美国修业回国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邓萃英、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和当时的福建省思明县教育局局长黄孟圭等。黄炎培仅次于蔡元培之后，可见陈嘉庚对他的信赖。
黄炎培与陈嘉庚在教育理念上也有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黄炎培认为，百业不进步，是由于教育不与职业沟通，重士而轻农工商所致。为此提倡“职业神圣”学说，创办职业学校，最终目标做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的理想是将学校与社会、求学与服务联系起来。陈嘉庚在开办集美水产航海科时就提出“开拓海洋，挽回海权”，认为“祖国海岸线长，渔利航业关系非鲜”，“欲振兴航业，必须培养多数之航海人才”；开办商科是鉴于“夫文明国之所谓商者……凡诸商业上种种原理，又莫不洞若观火，而具有世界眼光……吾国商业之不振，推其原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吾人深知此弊，以补救之法，莫善于兴学”；创办集美农林学校，是鉴于“我国素以农立国，然因科学落后，水利未兴，改良无法，故收获不丰，民生困苦……尚乏农林学校，以研究改良”。这些主张是符合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精神的。农工商（包括第三产业）是国家人口的主体，也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要抓质量、技术、管理水平，就要靠办好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生产管理人才，提高农、工、商人员的素质，从而发展生产，百业兴旺。陈嘉庚
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章里就很有远见地提到增加生产，须从教育下手。陈嘉庚在1923年给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的信中谈到教育与实业密切相关，认为：“无实业则教育费从何来！无教育实业人才从何出！有教育而无实业以附之……有造成高等游民之讥。”
从这些观点中，可知两人在教育理念上不谋而合，高度默契。
1945年，重庆市各界500多人联合举行陈嘉庚安全回国庆祝大会，黄炎培前往参加并发言道：“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再次对陈嘉庚倾资办学予以称赞。
解放后，陈嘉庚与黄炎培都在全国政协和中央政府任要职。在开会期间或在京处理政务中有更多接触和交谈，并成了真情相处、互相敬重的挚友。
陈嘉庚晚年患癌症病重期间，黄炎培前往探视。陈嘉庚看到老朋友，感慨地说：“我太惭愧了，你我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你能跑来跑去为人民服务，我常年在病榻上，真对不起老百姓。”黄炎培答道：“先生贡献太多了，国内国外那么多新生力量，中间一部分，还不是先生一手培育起来的吗？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都有先生贡献的一份力量在内……”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去世后，黄炎培异常悲痛，作一诗志哀：民族工商信有之，投资千万绝无私。毁家集美尊陈叟，寻到源头马克思。
他还写了《我所敬佩的陈嘉庚先生》，其中有一段写道：“我所认识的不少资本家，尽管是民族资本家，很少像陈嘉庚先生尽其所入归公的，一点不留私有。我愿意再说一遍，陈嘉庚先生是我几十年间最敬佩的朋友中间的一个。”可见两位教育家情谊之深厚。
黄炎培评价陈嘉庚道：“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一人。”并称陈嘉庚“毁家兴学”。虽然陈嘉庚一直否认“毁家兴学”，但是他的一生却恰好证明了黄炎培所言不虚。叶渊：集美学校的奠基者即温楼“迨暑假既近之日，适安溪叶采真先生来厦，因友人介绍初次识面，同余来校参观，余又送其回厦。在电船中往返言谈，已略识其才干，并认其有负责气魄，即聘为校长，校中一切信任办理，余绝不干涉，集美学校从此安定矣。”这是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写下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叶采真的高度信任。叶采真不是别人，正是主持集美学校长达14年之久的叶渊。叶采真，名渊，字贻俊，采真为其号。1889年闰二月廿三日生于安溪县长泰里参内乡（今参内乡参山村）。父亲叶师古是清朝的贡生。叶渊幼承家学，初入乡校，后升学福州，继而转读上海中国公学，1917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1917年春，叶渊在闽南护法军总司令宋渊源部任职，是冬任闽南护法军第三旅参谋长，1919年任过洪濑留守司令和安溪县知事。一
1920年4月30日，经思明县（现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长黄孟圭介绍，陈嘉庚认识了叶渊。陈嘉庚见他方脸大耳，一面英气，觉得他确是个人才。两人初次见面，交谈就甚是投机。为进一步了解，陈嘉庚邀请叶渊到集美学校参观，参观毕，又亲自送他回厦门。在往返的汽船上，陈嘉庚一边介绍集美风光和他的办学理念、兴学规划，一边观察叶渊的举止谈吐。陈嘉庚觉得叶渊有才干，有负责精神，是个难得的栋梁之材，因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他当机立断，聘请叶渊为集美学校校长。叶渊
陈嘉庚对叶渊说：“采真先生是我闽省大才，若先生肯为吾省教育尽力，负起小弟创办的集美学校校长之职，实乃小弟之大幸，亦集美莘莘学子之大幸也！”
叶渊对陈嘉庚的器重和真诚相邀由衷地感激，但他的志向是银行业，教育非他志之所在，于是，一番客气话之后，便婉言谢绝。
陈嘉庚不仅素具识才慧眼，而且有追才的最大诚意和耐心。他对叶渊紧追不放。第二天，即5月1日，他便用“厦门大学筹备处用笺”给叶渊写了一封长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对叶渊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字里行间洋溢着让人不能不心动的真情。
针对叶渊说的他志在银行，不在教育，陈嘉庚在信中说，现下的银行，实际是钱庄，离您追求的目标尚远。他强调说：“把握集美学校之教育，其造福于乡里国家，岂是一银行可同日而语哉：”
叶渊说他所学专业不对口，不具当校长之才。陈嘉庚写道：“有才无才，有学问没学问，不在于原先学的是什么，欧美许多伟人原先也不是政治家。”他对叶渊说，凭他的才学，任校长没问题。他说：“先生受高等之教育，必存高等之爱国心。权其轻重，何事为先，先生自有决断。敢以为请，千万勿复客气，至荷至幸……”
他又对校长的权限、待遇、家眷膳宿以及现下学校校长、教员、学生等情况一一作了介绍，既有爱国的大道理，又有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动之以情，激之以理，许之以利，叫人没有不接受之理。最后，他说：“校中所有的教师连同前后几任校长，论资格，没有一个比先生高；论学问，没有一个像先生这样学贯中西；论才力，没有一个像先生这么完满。”他还特别强调说，本地人办本地事；本地人八分才胜外地人十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陈嘉庚的诚挚相邀下，叶渊被感动了，接受聘请担任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立即给陈嘉庚回信，信下的日期是5月2日。5月3日，陈嘉庚收到回信，又给叶渊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他应聘的兴奋之情。信中更详细地谈到学校校务及其改革等问题。他还在信中写道：“对于改革之事，勿遽激烈，审时度势，一步又一步，数月之后不期效而效。”显然，陈嘉庚也看到叶渊性格上的弱点，事先予以警示。
5月10日，陈嘉庚亲笔立下聘书，敦请叶渊为“集美师中商水产学校并附属两等小学校校长”。并约定“薪水首年每月180银圆。学校行政用人之权，概由先生独裁，弟唯办理财务及管理建筑事宜”。5月14日，陈嘉庚又致信叶渊，谈如何把学校办出成绩、办出特色等问题。
7月，叶渊到校任职，集美学校自1918年师范中学创办以来两年三易校长的动荡局面宣告结束。
1918年5月，第一任校长王绩聘用期满（聘期半年），在当年的《现任教职员一览表》中可以看到包括其同学在内无一留任。1918年9月，陈敬贤聘请侯鸿鉴（无锡人）为第二任校长（聘期1年），1919年8月陆规亮（江苏人）任代理校长。1919年9月陆规亮推荐池尚同（浙江人）为第三任校长，次年6月辞职。两年内三易校长，陈嘉庚决定不再聘外省人做校长，直到1920年7月安溪籍叶渊就任校长，集美学校才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对于当时的集美学校而言，招聘教师是一件大事。陈嘉庚于1913年开始创办集美小学之后，就一直关注物色校长和教师，他认为：“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他曾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来比喻物色校长的重要性。他于1917年和1918年两次委托胞弟陈敬贤到江苏、浙江、上海等七省市延聘校长和教师，他在总结两年三易校长困扰集美学校发展的教训时指出：物色校长和教师，不能像到市场购物那样轻率，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并且要努力去争取才有成效。《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吴公鲁启事”
叶渊就任校长后，曾亲自到北京、上海等地聘请一批专家学者来集美任教。1922年12月12日至14日，叶渊连续3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招聘启事：“渊自民国九年受陈君嘉庚委托，为集美学校校长，任事以来最感困难者，僻处闽南，罗致人才至为不易。而学校规模日益宏大（内分师范部、中学部、职业部——现有水产科、商科、女子师范部、小学部、教育推广部等，现有学生二千人，教职员一百五十余人，每年经常费二十万元，建筑费十八万元，将来拟来扩充学额至六千人），每学期需聘教师甚多，深望母校同学不弃鄙远，来相赞助。明年春季教员尚未聘定者，有国文教员六人，数理化教员二人，史地教员一人，商业教员一人，哲学教员一人，志愿南来者请就近与吴君公鲁接洽，或直接函商，无任欢迎之至。兹将普通条件列下：（一）须北大分科毕业成绩优良者；（二）愿从事教育能久于其职者；（三）每月薪俸普通八十元（学识特优者可以另商），外加伙食五元，皆以到校之日算起；（四）初次受聘，送来回川费，外省人五十元，本省人二十元，续聘者自备；（五）寄宿校内；（六）每周教授时间，担任国文者十四小时，余皆二十小时；（七）契约期间先定一年，自十二年二月起至十三年一月止；（八）余件依校中惯例。”招聘启事的后面留下了两个通信地址，一处是集美学校，一处就是吴公鲁的寓所。从这则招聘信息中，可以获悉当时集美学村招聘教师的标准和要求。
吴公鲁即吴宗焘，浙江吴兴人，著名的经济学家、银行理论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曾在北京大学留校任讲师，参加五四运动时曾与警察发生冲突。胡适曾在文中写道：“北大法科有一位讲师吴宗焘，因警察用枪杆赶学生退礼堂（即是监狱），故和他们辩论起来。有一位兵官姓王，一个巴掌打去，鼻子牙齿都打出血来，经人拖住方才解开。”
叶渊和吴公鲁两人交往已久，早在1918年6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就刊载过一则“叶渊启事”：“敬启者，鄙人因事急待南归，陈君灿亦不日回湘，所有学生银行总经理事务，悉由吴君宗焘执行，谨启。”从启事中可知，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叶渊，当时负责着学生银行的相关事务，在他南归之后，委托给吴公鲁，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叶渊不仅把学校的事情委托给他，还把为集美学校招聘老师的事情也委托给了他。从1923年1155期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可以看到一则“吴公鲁启事”：“愿往厦门集美学校担任教员诸君公鉴：敬启者：日前，厦门集美学校校长叶采真先生曾委托弟代聘教员，已登日刊，毕业同学中，先后来接洽者已十数人，由弟陆续将履历等件寄往厦门，兹得叶先生函电，已于本月四日，由厦启行来京，愿与各教员面谈，藉亲教诲，弟以人数较多，不便一一答复，谨登日刊三日，以代手书，尚乞谅鉴为幸。又该校尚需添聘历史教员二席，以能用英文课本讲解者为合宜，其余条件，一如前次日刊所载。毕业同学中有愿就者，仍请赐驾李阁老胡同唐山大学分校（电话西局六百号）或后细瓦厂二十四号吴寓（电话南局三千七百十五号）当面接洽，不胜感盼之至。弟吴宗焘启，一月十二日。”
从中不仅可见叶渊对吴公鲁的信任，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集美学校在北京大学学生中间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招聘吸引了十数人的关注。二
鉴于当时的动荡形势，集美学校的教学和师生们的安全受到了侵害。于是在1923年，叶渊倡议并缮具请愿书，向南北军政当局申请划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经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内政部电令对集美学村特别保护，“集美学村”由此得名。1924年，叶渊任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主任兼视察，定期拨款补助全省28个县市的71所小学和2所中学的经费。
叶渊的行事风格既传统又开拓，既大气又严谨。他把北大的“学术自由”引进到集美学校，请美国教育家杜威以及鲁迅、马寅初等名流大师来校开讲座。当时集美学校的政治风气、学术风气十分活跃。1926年，著名散文家、画家孙福熙教授曾著文称赞：集美学校是“世界上最优良最活跃的学校”。
早在1918年，叶渊就给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投稿，可以看出他的眼界和思想的先进性，他写的一篇《社会调查（参内乡）》就刊登在《新青年》第4卷上。他在文中以世代所居住的参内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村风民俗的形成，尤其指出“闽南以械斗恶俗闻于世，他县较吾县为甚，他乡较吾乡为甚，而吾乡昔时较今为甚，大者联数十乡，携新式军械，建旗鸣鼓，百千人列队以相攻……”他对这种恶俗也深恶痛绝。
但叶渊又恪守传统的教育理念，实行严厉的管理模式。他任职期间集美学校的几次学潮，都把他给推上风口浪尖。在三次学潮中，客观上说叶渊并没有太多的错。平息学潮才是他的功劳，否则，集美学校发展与未来都得打个问号。
首次学潮是在他上任后第五个月，学校抓到一个偷窃金戒指的学生，为了整肃校规校纪，管理人员将偷窃学生绑在学校礼堂的柱子上，引发了部分学生的不满。叶渊所接替的前任代校长也耿耿于怀，借机煽动学生起来罢课要求撤换校长。第二次学潮，其实是一个社会大气候，当时恰逢各地掀起收回旅顺、大连的保卫国权运动。集美学校一些学生自行停课并召开学生自治会联合大会，严重扰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为此，学校当机立断开除了两名学生代表，却引发了学生的罢课风潮。
而1926年的第三次学潮，主要因“政治”而起，也就是是否允许各种党派在学校活动。叶渊在《集美周刊》发一则《叶采真启事》，主张“政教要分离，学校对于政治，必须绝对中立，才不会惹起是非，妨碍学生的前途”。学校规定学生不得加入政党，当然要招致各方面的攻击。学生提出成立“校务革新委员会”，由该组织参与“本校一切校务”的管理和决策，理所当然遭到叶渊的断然拒绝。学生会便连续发出“罢课宣言”，提出“驱叶”口号。此次风潮，直接激怒校主陈嘉庚：“权操学生，教育何在？余绝端反对。”陈嘉庚明确表态：“进退校长主权在余，不准学生干涉，校长决不更动。”
学生把矛头指向叶渊，主要是因为叶渊作风刚愎，他处理犯错学生严苛，禁止党派活动，学生对他不满。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认为叶渊虽然能力过人，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学校，但“少年得志，矜己轻人”“由骄傲而生忿怒”，也曾主张撤换叶渊。从叶渊的角度考量，为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管理十分严格，要求学生不能参加任何政党，是因为他知道，陈嘉庚先生之前所说“学校行政用人之权，概由先生独裁”，这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陈嘉庚把整个集美学校都托付给他，他因此深感责任重大。在他看来，维持学校安全，教学秩序井然有序才是第一要义。
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伤透脑筋。陈嘉庚自聘叶渊之后，便把一切校务全盘交与他。叶渊不负陈嘉庚所托，主事之后，集美学校的发展甚如人意。陈嘉庚把叶渊当兄弟，当同志。叶渊的许多做法，符合陈嘉庚的想法；陈嘉庚对叶渊的许多做法都认其为是，不认其为非。陈嘉庚认为：罢校长，教员必解体，势必重新组织，再三年也无此现状；罢校长，学校前途不堪设想。在他看来，叶渊性情过刚。但人当刚而败，不可以柔而胜。人都有短处不足，不可因寸朽而弃连抱之材。于是陈嘉庚力排众议，保住叶渊。
对这段历史，至今人们仍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不保住叶渊，就没有以后近10年集美学校的稳定和发展。
叶渊办学方针是否保守，那是见仁见智的事。1926年11月27日，鲁迅受邀来集美学校演讲，面对大礼堂的两千多学生，他在演讲一开头即说：“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的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本不想来，林玉堂（即林语堂）先生却怂恿我随便说一些。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后来还说“校长实在沉鸷得很”，那只是鲁迅个人的观点罢了，对于叶渊的成绩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
从1926年叶渊在《太平导报》上发表的《我们的革命》一文中可以管窥当时叶渊的思想。他的目的是保持教育独立，避免卷入政治漩涡，所以才禁止学生加入任何政党，“因之引起闽南一部国民党人之反感”。叶渊在文中大声疾呼：“你们为党尽力的是革命，我们办教育的亦是革命！”三
1934年，叶渊离开集美学校，迫使叶渊离开集美学校的是许卓然案。
关于许卓然案，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有相关记载：“许卓然到同城见陈延香（同美董事）言拟代某民军筹饷三四万元，要向同美、同溪两车路公司息借，招陈君来集美与叶君商借款事。叶君答同溪车路公司重要董事住厦门。三人约定越早八点在集美下船往厦。许陈两人复回同城。越早两人均未到，叶君乃先行留一名片托车站人交许陈二君云，伊在厦门太史巷街丰益钱庄等候。约近午间许陈始到，渡海至高崎村转坐汽车，来厦至美人宫换坐人力车，到太史巷街口下车步行，陈君在前已入丰益内，许君随后。甫将入门，枪声连响，许君倒于门内，乃移往鼓浪屿医院，有顷而亡。陈叶二君均往探视，而凶手逃走无踪。”许卓然去世后公祭时的情形
许卓然是泉州晋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厦漳泉一带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24年1月，许卓然作为福建省代表赴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孙中山委任他为福建党务特派员，负责组建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他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功臣，与孙中山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30年5月28日，许卓然到丰益钱庄与叶渊、陈延香见面时遭到暗杀身亡。
许卓然去世后，许家人怀疑叶渊、陈延香二人是主谋，将二人告上法庭。然而恰恰在此时出现一位陈德麟。陈德麟是集美人，在集美学校师范科没有毕业就到了新加坡谋生，在陈嘉庚公司的分店负责财务，侵吞700多元之后，逃回国内。他多次向叶渊谋求职业，叶渊知道他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予以拒绝。于是，陈德麟怀恨在心。在许卓然被刺，转移到医院救治时，陈德麟也在附近，听说后也赶到医院围观。在返回集美的电船中，听到很多人讨论此事，陈德麟以知情者自居，说知道此事的实情。而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在医院看到的情形。然而陈德麟的一番话，传到了许家人的耳朵里，很快陈德麟被拘捕。陈嘉庚说：“其时许家主持人硬欲加罪叶君，然乏实证可据，不得不利用陈德麟为凶手，造作一篇供词，谓与叶渊同谋，伊任凶手等云云。严刑酷打极其惨苦，使不得不依词认罪。”陈德麟被捕后，被移往漳州军阀张贞处囚禁。张贞镇守漳州，在闽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人称“闽南王”，与许卓然、秦望山友善，而“许卓然案”真正的主脑正是张贞、秦望山二人。
许卓然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当时媒体纷纷报道。集美的广大师生和《集美周刊》也在积极呼吁，为叶渊鸣冤。当时的《公教周刊》载：“兹六月四日厦门思明地方法院，又票传嫌疑人集美中师校长叶渊（采真），到庭询问。观讯数百人。军警戒备极严，结果叶应扣押。有集校教职学生代表愿以二千人为担保，但法院不肯，终须入狱……”
叶渊、陈延香均被禁厦门监狱，当时厦门司法官权属中央，张、秦二人鞭长莫及，于是谋划将叶渊移到漳州，并且屡次向厦门官方交涉引渡，实欲置叶渊、陈延香于死地。
陈嘉庚获悉后，急忙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胡汉民和古应芬，请二人急电厦门法官，阻止张、秦二人将叶渊、陈延香移到漳州。由于胡汉民等人的过问，张贞和秦望山的目的没能达到。
随后胡汉民又令将案移至杭州裁判，于是叶渊又到了杭州。陈嘉庚公司的杭州分店交了2万元作为担保，使叶渊免于狱禁。其间，叶还曾回校处理校务。不久，国民政府于天津破获日本间谍案，谢龙阔承认刺杀了许卓然，案情始大白。案件纠缠两年多，国民党高级法院于1932年10月宣判“叶渊属被诬告，无罪释放”，陈延香、陈德麟二人也无罪释放。此案结束后，叶渊回集美学校继续主持工作。但国民党的福建军政势力仍旧继续纠缠，叶渊被迫于1934年离开集美，前往广西。
1934年11月11日，陈嘉庚在致集美各校校长的信中说：“本校公共之机关，代表鄙人者，必有坚强负责之人，对外对内，敢作敢为，任劳任怨，不屈不挠，庶可以有为，而图闽南教育之改革。叶校董先生虽可胜任，无如不幸为许案纠缠，回校无日，要再挨延十年八年，亦意中事。”言下之意，对叶渊的离开倍觉惋惜。四
不久，叶渊任广西省政府财政专员，旋往南洋各地，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广西，后任省经济委员会监察处主管。抗日军兴，他调任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多年，后转任省税务局长。黄炎培到广西后还曾受到叶渊的热情接待。1938年2月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叶采真君母黄太夫人八十一龄寿，所居福建安溪之参山，产荔极丰。”正在广西的黄炎培在叶渊家用餐，适逢叶渊的母亲黄太夫人81岁高龄寿辰，黄炎培“以诗为寿”。诗云：数年不见水心来，岭外相逢笑口开。喜报高堂过八十，未从远道介千杯。异时丹荔参山熟，捷报红旗一骑回。家国普天齐有庆，为随彩舞颂台莱。
陈嘉庚为叶渊伸张正义，叶渊也对陈嘉庚知恩图报。后陈嘉庚到广西考察，离开桂林前往柳州时，叶渊陪着陈嘉庚坐火车到了柳州，到了第二天才返回。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哲嗣陈国庆冒险回国，主持创办了集美实业股份公司和集友银行，每年将部分盈利补充集美学校经费。当时主要业务放在大后方的广西，在柳州设立分公司，委托叶渊主持。叶渊随即辞去广西省的优厚待遇，举家从桂林迁居柳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西，叶渊一家随公司辗转于云贵川。
1940年10月27日，回国的陈嘉庚从永春到安溪，清晨到集美中学图书馆、校董会办公室视察，随后又出席了各界欢迎大会。当天下午，他专门赶到安溪县城内，“吊叶采真之母黄太夫人丧”。可见，叶渊虽然离开集美学校，但与陈嘉庚之间的那份情谊还在，而且陈嘉庚对于叶渊也是心怀感恩。
抗战胜利后，叶渊到了香港集友银行。1950年，他又从香港到上海筹建并主持集友银行上海分行，1952年9月17日病逝于上海。
在集美师范就读，毕业后做过6年小学校长，又担任过集美师范学校校长的教育家王秀南曾说：“集美学校的发展，叶采真先生是第一功臣。”这话不无道理。黄绶铭、黄毓熙、黄永玉：祖孙三代的集美学校情缘三立楼1937年的那个春天，沈从文的表弟黄毓熙（黄村生）再次返回集美学校任教时，带来了一位13岁的小男孩，个子不高，但眉清目秀，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子机灵劲。在集美学校读书期间，这男孩经常逃课到图书馆里，翻看各种书籍，养成了酷爱阅读的习惯。但因为逃学，他的成绩很糟，连续5次（49级——53级）留级（当时集美学校1年招生两次），结果有一两百位同班同学，被同学们戏称为“留学生”。他就是被称为“鬼才”的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2017年春天，黄永玉又一次来到集美，拜会老友和同学，故地重游。与集美学校结下深厚渊源的，除了黄永玉之外，还有黄永玉的八叔公黄绶铭（沈从文的八舅），堂叔黄毓熙、黄毓照、黄洪焘（三位均为沈从文的表弟）等。一
湘西凤凰黄家与集美学校的渊源要从黄永玉的八叔公、沈从文的八舅黄绶铭说起。
黄绶铭，字印渠。在其10岁时，父母已经去世。他于1910年毕业于县立小学，后入芷江务实学堂，在校四年间“每试辄冠其曹，时校中有第一包办者之誉”。后来黄绶铭跟随姑父、熊希龄的弟弟熊捷三北上北平，在北平受到熊希龄的器重和赞誉，考入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黄绶铭
1920年，黄绶铭从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应聘到集美学校任会计主任兼储蓄银行经理。1923年，又兼商科主任。第二年，改科为部。由于集美学校规模扩大，事务繁多，黄绶铭身兼数职，因难以兼顾，便辞去会计、银行职务，专任商业部主任。后来改部为校，实行委员制，黄绶铭被选为主席委员。1928年，改行校长制，黄绶铭又任校长，由此可见陈嘉庚、叶渊对黄绶铭的信任和认可。
在集美，黄绶铭曾兼任簿记课，他一两天内能把所负责的40多名学生、不同内容的簿记批改完毕，而且是一页一字一句批改完，一字不漏。每天早晨，其他人还没有起床时，黄绶铭已经巡查学校一遍，晚上其他人入眠后，黄绶铭还要再巡查一次校园才入眠，即便在患病时也是如此。他曾说：“嘉庚先生兄弟斥产办集美学校，我无钱，只有一条生命捐给学校。”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范围抵制日货，反日情绪高涨，集美学校也组织义勇队，学生、教师纷纷加入。义勇队分前备队、后备队、红十字队，男女大小有500多人，占全校人员的五分之一。黄绶铭被选为第三队第二支队的队长。他对队员说：“各位都是热血青年，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牺牲，有何可怕……”此时已经肺病缠身的黄绶铭带领队员日日上操、上堂。训练的时候，在烈日下举起十多斤重的枪，还要做托枪、装子弹、跑步、跪下等训练，后来很多人经受不住这种苦，纷纷选择退伍，500多人的队伍到后来只剩下七八十人，黄绶铭始终是其中一员。
其间，集美商业学校定下了三大宗旨：“培养商业人才，以谋民生问题之解决；注意南洋商业，以适应地方之需要；施行公民教育，以养成健全之国民。”在黄绶铭的主持下，当时的商业学校是全集美所有学校中的模范，“端整的服装，待人接物的礼貌，行动的严正，功课的努力，都是很著名的”。
黄绶铭积劳成疾，一度到鼓浪屿、杭州等地调养，但病情轻些时又会返回学校，力疾视事。1930年6月1日下午，因病在集美病逝，年仅35岁。黄绶铭在集美学校任教长达10年，备受师生爱戴。
黄绶铭去世后，校务无人主持，一度请其侄黄毓熙来代理校长。二
黄毓熙又名村生，是沈从文的表弟。沈从文在《回忆黄村生》一文中介绍，黄毓熙比沈从文小两三岁。黄毓熙兄弟4人，父母早逝，后来大哥又夭折，黄毓熙过继到在芷江县的五叔家，两个弟弟则投靠到大伯家。不久黄毓熙的生母病逝，在大伯的帮助下埋葬了生母唐氏后，两个弟弟也跟着他到五叔家。五叔卧病在床，也没有子嗣，不久也去世了。
黄毓熙在熊希龄创办的芷江务实学堂学养蚕桑，不久又转入到新成立的中级农业学校。五叔去世后，黄毓熙被在集美学校任教的八叔黄绶铭接到集美，在集美学校读书，后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当时除了每月25元的公费外，还会收到八叔黄绶铭的资助。在读书期间参加爱国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坐过牢。
在北京读书期间，表哥沈从文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他虽然比沈从文小两三岁，但做事老练，给予沈从文诸多照顾，沈从文称他是“候补京油子”。他是沈从文在北京见到的第二位亲戚，沈从文在文章中称他是“许多表兄弟中，在我成年期前后最亲近的一个，也是我初到北京那几年，把三个亲戚当成三根支柱看待，他却算得是最得力又最持久的支柱之一”。大学毕业后，黄毓熙在1928年8月来到了集美学校任教。沈从文与黄毓熙在月台上的合影
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时，黄毓熙专程赶到北京祝贺。返回时，沈从文送他到车站，两人在月台上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
由于集美学校的派系斗争，身为中学教员和图书馆主任的黄毓熙辞去兼职后又辞去教员之职。在1934年秋，他离开集美学校回到湖南自谋职业，后来又到安徽宣城教书。这一时期，先后离职的还有原校董兼校董会主席蔡玑、校董兼总务主任蔡季芳以及商校、农林、师范、水产等校长。
1937年，黄毓熙接到集美学校的邀请，准备返校任教。他写信把这事告诉了堂哥黄玉书，黄玉书便有将儿子托付给他的意思。后来，黄玉书带着13岁的儿子来到安徽芜湖，在那里与黄毓熙以及另一名堂弟黄毓贵相见。几天后，黄毓熙带着这位13岁的侄子黄永玉踏上了前往厦门集美的征程。
由于日本的飞机和大炮对集美学校的侵扰，集美各校在1937年秋季开始，陆续内迁安溪。不久，各校组成联合中学，定名为“福建集美联合私立中学”，陈村牧任校长。此时，校董办公室也迁到安溪，原有办公机关，改隶校长之下，分秘书处、教务课、训育课、事务课、体育课、会计课等，陈村牧聘请黄毓熙为秘书处主任兼农业科主任。学校内迁安溪8年间，黄毓熙是陈村牧的得力助手。平时他要协助陈村牧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陈村牧外出开会时，校务则由他代理，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比如国民党到校内逮捕进步学生时，他维护学校、从中斡旋，对进步学生给予保护。
黄毓熙在集美学校近20年，先后任农林、高中、初中、普通师范、简易师范科国文教员，商业学校训育主任、教务主任、图书馆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校董兼校董会办事处主任、《集美周刊》编辑主任等职，还曾出版过一部作品集，可惜如今已经难以见到。黄毓熙又名黄村生，自号“村夫子”，当时有同事这样描述对他的印象：黄毓熙天马山连浔江水，黉舍巍峨迎地起。万间广厦华群英，中有奇士自号村夫子。夫子早年客京华，曾入故宫弟子家。文坛惊老宿，上苑赋落花。爱国端推同辈首，蝦夷劲敌并非夸。南来说教浔江边，江潮常与海云连。梧桐叶落九秋尽，桃李花开万树妍。忆未谋面只闻名，曾读君文对短檠。他乡作客来相聚，海天共听怒涛声。村夫子，村夫子，二七未娶蓄短髭。精明强干宽起予，疾恶如仇惊社鼠。擎楫中流祖士雅，闻鸡起舞谁似汝。诙谐又复类庄生，高谈每令四座倾。在岫浑无欲出意，当众时作不平鸣。十年书剑启飘蓬，与亲应如庞德公。男儿生当为世用，胡忍韫椟以自藏。君不见沅芷自古多幽香，得时焕发为国光。又不见浔江之水万古向东流，延平忠节耀千秋。醴泉芝草宁有种愿君投笔早取万里侯。还有这样描述的：君本多艺复多才，同侪之中能有几编剧不让莎翁能，演说曾令伧父耻，嬉笑怒骂皆文章，日索万言倚马待，生平嫉恶甚于仇，一片肝肠直若矢……
可见他深得同事的喜爱和拥护。
集美解放前夕，黄毓熙去香港定居，1982年在香港病逝。他病逝后，沈从文曾专门写文章追念这位表弟。三
黄毓熙在集美学校期间，还曾把弟弟黄毓照（黄照）带到集美学校读书，由于父母去世较早，黄毓照也曾寄宿在大伯家。1929年1月，黄毓熙给弟弟黄毓照写信并寄了50元做路费。于是黄毓照也来到集美，住在八叔黄绶铭家，后来婶母去世，八叔的年老的岳母带着八叔的儿子黄洪焘和他过活。八叔一家对他非常关心，他学习也非常刻苦，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考进集美中学，后来又考进上海大同大学。后因八叔去世，辍学回集美当图书馆馆员。因想在文学上谋求发展，于是又在二哥的支持下去北京找表哥沈从文。抗战爆发后，黄毓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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