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桂梅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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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儒学编年试读：
凡例
一、《魏晋儒学编年》为反映魏晋时期儒学发展史的资料长编。
二、本编年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止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即公元420年）。
三、本编年主要收录魏晋时期重大儒学事件、重要儒学人物和重要儒学著作，亦适当记述相关重要历史事件，以展示儒学发展史的时代背景。
四、本编年所利用参考文献，主要包括相关正史、杂史、类书、典章类史书、读书笔记及今人研究成果等。
五、本编年所录文献，系年均以当时帝王纪元为主，亦附以干支和公元纪年。纪事则采用纲目体，一事一条，先述梗概，续录原文，并随文标注所出，以示征信。
六、本编年对于具体时间或事件无考或尚存疑说者，略加考释，择善而从，并以案语作说明，附于相关条目下。
七、本编年对于各学者之著述，一般于其卒年条目下列出；若该学者卒年无考，则系于该学者最后一次出现于本编年之处。
八、对于散见于史书中的人物及著述，无法具体系年者，则附于其生活时代之君主或朝代之末。
绪论
魏晋时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一个转折期。由于政治腐败、干戈频兴，官方儒学教育受到很大的破坏；门阀兴盛，儒学传授转而深植于家学。玄学风靡，佛教东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然动摇。当时学者值此社会动荡、学术转型之际，多以道释儒，佛儒互证，探究儒学发展的新路径。他们在经学研究上，有不少新的创辟，其影响深及唐宋，续至明清，清代《十三经注疏》收编魏晋学者经注就有五部。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魏晋时期是一重要阶段。
由于目前的魏晋儒学史研究多偏重专题式或列传式，难窥儒学发展全貌。而编年纪事是中国传统修史方法之一，具有其他体裁难以替代的作用。笔者拟用编年史的形式，从文献学的角度，按照时间先后具体考察魏晋时期儒学人物的学术经历、重要儒学著述，以及重大儒学事件，以期清晰展示魏晋儒学发展的脉络和学术成果。
汉武帝崇明儒术，立五经于官学，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教育内容，被广泛传习，儒学也主要以经学的面目出现。魏晋时期，经学仍是官学、家学和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学在此两百年间由于受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道、佛学术思潮的影响，其学术发展又别具时代特点。笔者将在下文对魏晋时期的儒学教育、经学发展及儒学与道、佛关系作一简述。
一、魏晋时期的儒学教育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代统治者、学者对儒学教育都非常重视。魏晋时期，无论是官方学校、门阀家族，还是私人设帐授徒，经学都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一）魏晋时期的官方儒学教育
魏晋时期的官方儒学教育，主要由太学、国子学和地方州郡学承担。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长安立太学后，儒家经典便成为太学、地方郡学的教授内容。魏晋时期，虽然玄学兴盛，但官方学校仍然遵循两汉的传统，以儒家经学为教授内容。汉末大乱，中央太学教育失序，至曹魏立国，始恢复太学，选聘经学博士，置课试之法，然“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西晋初年，承曹魏旧制，中央立太学教育诸生，郡县令置小学。咸宁年间，晋武帝整顿太学，增置国子学。东晋诸帝偏安江左，南北时有征战，政局不稳，加之“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太学中的儒学传授时断时续。
地方州郡学主要由地方官员主办，学校因到任官员的儒学素养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曹魏时，出生世家的杜畿为河东太守，署名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以教后学，此后，河东遂多儒士。东晋大儒范宁十分重视儒学教化，每出任地方官即以讲经兴学为务，抵制虚浮学风。他任余杭令，则在县兴学教育诸生；出为豫章太守，则在郡大兴庠序，并取郡中大族子弟课授五经，又“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数千余人，南朝刘宋时期的名儒周续之就曾在豫章郡学中从范宁问学。庾亮出镇武昌，开置学官，广延儒者，但亮卒后，学校旋废。可见，地方郡学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
总之，魏晋时期官方儒学教育随官方学校的沉浮不定而少有发展。帝王虽有讲经视学之举，但因政治环境恶劣，其关注力度不够；有识之士虽不断上疏建言崇儒重学，但因社会动乱，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作保障，官方学校时兴时废，没有长久安稳发展的时机，加之世尚老庄的学风影响，官方儒学教育成果甚微。
魏晋时期立于官学的各家经说和太学博士人数，前贤时彦已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可资参考。通过编年考察，曹魏正始六年（245），王朗已逝，但其《易传》得立太学。王朗《易传》虽佚，但从后来学者的传习和评论推想其《易》学成就不会十分高明，至少不足与郑玄并驾齐驱。王朗《易传》之所以得立官学应该是当时郑（玄）、王（肃）学术之争的影响所致。由此一例可以窥见政治力量对官方教育的影响。另据学者考证：魏时何晏等人所注《论语集解》曾短暂立于学官；又西晋中后期，玄风炽盛，王弼所注之《易》已取代王肃之《易注》而立于学官。可见，学术的进步和时风流俗也在影响着儒学教授内容。（二）魏晋时期家学中的经学传承
魏晋时期，官学不振，家学尚有可观。钱穆先生即言：“政治虽颓废不振，在民间则仍保有文化与学术之传统，并能自有创辟。”
汉代通经致仕，出现累世公卿，门第始兴。魏晋时期，朝代更迭，动乱不已，门阀家族却有盛无衰，而一个家族的兴盛衰亡与子弟教育密切相关。《颜氏家训》载：“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 《传》，少者不失《诗》《论》。”经学和儒学教化乃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不少家族在经学传承中，经过几代人的学术积累，形成专精的家学，世代相习，如荀氏《易》学，贺氏《礼》学等。陈寅恪先生有言：“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可见魏晋时期家学在学术发展，尤其儒学传承中的地位。
大族盛门重视子弟礼仪教化、家学传承自不待言，如三国吴郡范平以儒学授三子，其子“并以儒学至大官”。晋人刘殷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东晋谢安出仕之前，常集家族子弟论学，女性后辈如谢道蕴也能参与其中。普通民众家庭也期望有佳子弟出现。晋人皇甫谧，从其嗣母之训，问学乡人席坦，勤学不怠，终成一代经史之才。前秦时期韦逞的母亲宋氏，昼则樵采以维持生计，夜则亲授韦逞《周官》，以不废其学。
家族儒学传承中父子同研一经，均有经学著述问世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王朗、王肃父子注《周易》，王接、王愆期父子注《春秋公羊传》，李充、李颙父子之注《周易》 《尚书》。这种家族学术积累极大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女性在家学传承上也非无功可书，如前述韦逞母宋氏出身儒学世家，及长，学习《周官》音义，并于丧乱间讽诵不辍。后以《周官》传授其子韦逞，韦逞得仕前秦为太常。宋氏又得前秦君主苻坚赏识，在家设帐授徒，使《周官》学复兴于世。（三）魏晋时期私学中的儒学传授
与家学传授相比，名儒收徒授学则是在更大范围内广泛传播儒学的教育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颓废，部分学者不愿出仕而乐于隐居教授；另一方面，战火纷扰，官学驳杂，学子也多愿拜名儒为师，从私馆就学。
私学教授的内容以经学为主，其间既有启蒙性质的传习，又有加深造诣的研习，同时也积极探索学术和教育，或学问自成一家，或教育方法别具一格。如汉末郑玄学问自成一家，生徒甚众；又平原人王烈，“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实器。门人出入，容止可观”。
部分私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晋人刘兆受业生徒数千人；杜夷年四十余，返乡闭门教授，生徒亦有数千。在少数民族统治辖区内，留在北地的学者们也在积极收徒授学，弘扬儒学。晋人宋纤隐居酒泉南山，“弟子受业三千余人。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祈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后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后秦治域内的姜龛、淳于岐、郭高等皆耆老硕德，经明行修，在长安教授，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
学者设馆授徒也带动了游学之风，此一时期的大儒在其学术成长的过程中，不乏游学经历。三国时期的邴原，游学各地，师事多人，先问学安丘孙崧，后“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归故里后，教授门徒，青州遂有郑、邴之学。蜀人尹默、李仁游学荆州，习古文经，学成后在蜀地传授。晋人董景道千里追师，学通“三礼”，后以郑玄为宗，并著《礼通论》演广郑旨。
私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使儒学传承后继有人；学者各地游学，寻师问道，增广见闻，切磋学问，既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也加强了地域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区域儒学的发展兴盛。（四）少数民族统治区内的儒学教育
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各少数民族首领忙于战争杀伐，抢占领土，其民族又不若汉族地区有习礼乐文化之传统。但观史书记载，各少数民族政权均有兴学崇儒之举，儒学传授并未被完全阻绝。这一方面应归因于儒学具有强大的治世功能，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留在北方的众多儒者对儒学文化的积极弘扬，他们或配合少数民族统治者兴办儒学教育，或巩固门庭，儒学传家，或收徒授学。此一时期，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魏、南燕、西凉、南凉、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及汉人建立的前凉、北燕等政权，不管地域如何狭小、存在时间如何短暂，都曾优礼儒者、兴办教育。十六国政权中，后赵和前秦政权兴办儒学教育最为积极，在此恕不赘述，可详见编年正文。十六国时期，在各少数民族政权中，庠序未废，诵读经典之声并没有被战争杀戮之声淹没。留在北方的士子得以继续研习儒家经学，少数民族人民也得以披沐仁义礼让之雨露。此时，北地经学也有所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与南方不同的学术风格。东晋人褚裒和孙盛曾论及南北学风，认为“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总之，魏晋时期，无论是官学还是家学、私学，都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儒学传承和经学研究并未废弃，而是在家族和私馆之中得到教授传承，持续发展，异彩纷呈。
二、魏晋经学文献的特点
经过编年考察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儒家经学发展自有创辟，影响深及后世。社会的剧烈变迁促使当时学者重新审视旧有的意识形态及其学术表现形式，选择了新的学术取向，使深受繁琐章句和谶纬依附所困的经学研究柳暗花明，别见洞天。
集解式注经是魏晋学者对两汉及当时新出经学成果批判吸收的总结性研究。魏晋经学破除两汉以来严守的家法、师法壁垒，不再囿于经学内部的今古之争；学者研习儒家各经，视域宽泛，注重汲取前人所长和时人见解，并兼取非儒学典籍用以互证。在汉代各家经典训解的基础上，魏晋学者一方面汇集整理了前人注经成果，另一方面又通过注经阐发自己的思想，丰富和提高了经学训注内涵。
此一时期，儒家各经均有集解体经注问世。《论语》类有曹魏时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 《易》类有西晋张璠博采前代二十二家易说的《周易集解》, 《春秋》类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东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 《尚书》类有东晋李颙《集解尚书》, 《礼》类有东晋孔伦撰《集注丧服经传》, 《孝经》类有西晋荀勖《孝经集议》。更多可详见编年正文。集解体释经一改汉代固守师说、家法之传统，博采诸说，择善而从；复受时代思潮影响，援道济儒，注重义理阐发。经过编年考察，魏晋时期集解《论语》和《春秋》二经的著述较多，水平相对较高，如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三部均为集注。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等人所著《论语集解》乃“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的汇通之作。“集诸家之善”乃何晏等人博采汉魏之际《论语》古注；“颇有改易”则为自述己意；首席作者何晏为正始名士，玄谈领袖，改易处不乏以道释儒之新论。《论语集解》名重当时，留声后世。钱大昕曾评曰：“自古以经训专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此时期其他集解《论语》的著述还有江熙的《论语集解》（十二卷）、卫瓘《集注论语》（八卷）、崔豹《论语集义》（八卷）、孙绰《集解论语》 （十卷）等。值得一提的是应琛的《论语藏解集》，此书已佚，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梁有《论语藏集解》一卷，应琛撰，亡。应琛始末未详。按：‘论语藏’之名不可解，似有脱文，疑是‘行藏集解’，落‘行’字。”
魏晋时期，《春秋》学的研习者多是三传兼修，出现三传合流注经方式。晋人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故作《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 “《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氾毓合《春秋》三传为之解注。学者不再因经今古之不同而互相固守、攻讦，转而于《春秋》三传中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此一时期，《春秋》学集解成就最大者当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杜氏将《春秋》与《左传》按年相配，经、传集释，改变了汉魏以来经、传单独流传的状况。杜预虽专修丘明之《左传》，但在集释的过程中也多借引化用《公羊》 《谷梁》注说。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成于众人之手且广集博采前人成果，此外该书《春秋》三传兼引，不局限于前人《谷梁》注，更不曲护《谷梁》之短；同时，范宁也颇为重视同时代人的观点，书中多次征引徐邈、江熙等人的见解。杜、范二氏之学，深为后世推崇，影响甚深。
与两汉经学相比，援道释儒、注重经义阐发是魏晋经学另一特点。汉儒解经重章句训诂，动辄一经解说百万余言，间有谶纬所附，略显荒诞。汉末荆州官学首开新风，注经以简化繁，注重义理。魏人王肃注经秉承荆州学派遗风，进一步以简化繁，并具有儒道兼融的学术倾向；随着玄学的兴盛，学者多儒玄双修，注经以道释儒，以道家哲学思想资源补充儒家经说的不足，为儒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这种学术研究理路的转变在何晏、王弼、郭象等学者的经学著述中多有体现，前人已有相当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另外，魏晋学者在注重经说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经学的研究领域。三国吴人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从博物学的角度注释《毛诗》；晋人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更是丰富了《春秋》学的研究内容。
三、魏晋时期儒学与道、佛学说的论争和会通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时人纷注《老》《庄》，道家学说风行；同时佛教自西域而来，适逢乱世，信徒日增。儒学虽经两汉发展，已深嵌于社会之肌体，但因失去强大的政治势力作保障，其唯我独尊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为了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儒家学者除正面阐述发掘儒家学说的治世功能外，同时也必然要应对来自道、佛思想的挑战。而儒与道、佛二家学说都自成体系，思想及表示方式各不相同，加之社会现实因素影响，儒学与道、佛之间在此一时期既有论难纷争之局面，又有会通融合的领域。（一）儒、道间的纷争会通
道家形成于先秦时期，其后逐渐发展成一个以老、庄思想为主的哲学流派。西汉初年，上层统治者崇尚无为而治，黄老思想得以发展。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崇尚儒术，并将五经立于官学，道家发展受到抑制。魏晋时期，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儒家的治世功能不足以安抚士人的心灵。加之政治腐败，儒家名教异化，时人遂转向道家之学，以偿儒学之不足，遂致学风大变，玄风四起。而儒、道思想各成体系，且在自然、人生、政治、伦理等思想方面存在差异，故此一时期儒、道间纷争之剧可以想见。通过编年考察，魏晋时期的经学家多是儒、道兼修，既注经又研道，如曹魏时期何晏、王弼，西晋向秀、郭象，东晋李充等。故此时儒、道间的纷争融合可在当时学者的辩论、言行、著述中窥见一二。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言意关系的不同解答在魏晋时期再次引起学者的关注。《周易·系辞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而《庄子·天道篇》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否定了语言在传达思想上的功用，认为“意不可言传”。汉末魏初，时人在品评人物和鉴识才情时，再次引发了对言意关系的思考。随后，这种思辨扩展到经学诠释领域。魏太和初年，荀粲“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而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论父彧不如从兄攸。彧立德高整，轨仪以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诸兄怒而不能回也”。荀粲好道，是本着道家“言不尽意”的思路来诠释儒家经典的，认为“象”“言”未达《易》理，《易》理实蕴而不出，是以否认六经的文本作用，进而质疑儒家名教的纲常礼仪。但“荀粲的‘言不尽意’论，显然是取先秦老庄道家的观念以解释儒家的经典，开创了综合儒道的学术倾向”。时至王弼，先肯定了“圣人之意”是可以通过诠释经典而获知的，即“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化用庄子“得意而忘言”之说，以“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方法诠释《周易》，解决了荀粲“象外之意，系表之言，蕴而不出”的问题，并将这种释经方法用之于《论语》等经典的训释中。这种新的注经方法实是从认知事理的方法论上借道释儒，融合儒道。
然而“忘象” “忘言”之论随着玄风的兴盛和“贵无”思想的风靡，却为时人夸大言意矛盾、口谈浮虚、以“不言”“裸逞”为尚的行止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此，欧阳建起而著《言尽意论》，指出“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欧阳建的论著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言”在识理辨物上的功用，使圣人之说不至流于虚妄。他的这次总结，“不仅差不多结束了中国思想史上‘言意’之辩的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基本抽空了清谈玄风在认识论领域的基石，捍卫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为儒学在魏晋儒道纷争的过程中重振河山助了一臂之力”。
儒家崇有，重礼教；道家尚无，贵自然，相互对立。魏晋时期在有无、自然名教的辩论中，学者通过注释《周易》《论语》等经建立以“无”为本的认识论体系，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融合儒道。曹魏正始四年（243），王弼与裴徽初见，所讨论的就是关于孔圣与老子的有无之学。裴徽时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这里裴徽的设问前提“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应该是当时裴徽、何晏及王弼等学者关于本体论认识的共识。而为何圣人对这一万物之本却不言不说呢。王弼认为圣人也是体无主义者，只是“无”无法加以训说，实与老子意旨相同。随后他又通过注释《周易》《论语》，阐述儒家名教出于道家自然，并以道为本、儒为末，进而崇本举末。魏末晋初，嵇康、阮籍等人针对儒家名教弊端，言薄汤武，形越礼仪，摒弃儒家纲常礼仪，大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对立起来。至西晋末年，学者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阮瞻在与王戎讨论名教与自然意旨异同时说：“将毋同”。郭象注《庄子》《论语》在理论上将儒家名教同道家自然有机融合，认为名教即自然，合儒道为一。东晋李充著《学箴》言“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殊途而为教一也”。
玄谈名士立身行事对时风的影响和有识之士对时风流弊的匡正则是儒道思想在社会生活领域纷争的表现。《老》《庄》之学兴盛，时人口谈浮虚，不务事务，进而“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这种社会风气不仅冲击了儒家的礼仪教化，更阻碍了经学的发展。有识之士一方面著述立说，抨击时俗，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倡导儒家教化。裴著《崇有论》抨击时风流弊。江惇著《通道崇检论》倡君子立行，无论隐显，均应遵守礼法。又李充注《学箴》以抑放荡时俗。傅玄、荀崧等通过不断上疏建言兴学崇儒，范宣、范宁等在郡立学，以讲经为务，抵制时人玄谈虚无。（二）儒、佛间的关系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魏晋时期，逐渐流行。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名僧和名士频繁交往，这一异域文明与本土儒家学说随即展开了碰撞交汇。
三国时期，时人对佛教学说尚处于了解阶段，并在认知过程中将其与儒家学说作对比。三国吴主孙权曾问尚书令阚泽：“孔丘、李老得与佛相比何如？”阚泽对曰：“臣闻鲁孔君者，英才诞秀，圣德不群，世号素王。制述经典，训奖周道，教化来叶，师儒之风，泽润今古；亦有逸民知许成子、原阳子、庄子、老子等百家子书，皆修身自玩，放畅山谷，纵佚其心，学归澹泊，事乖人伦长幼之节，亦非安俗化民之风。……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对。”又孙晧曾问康僧会：“既有周孔，何用佛教？”康僧会则以佛教理论备极幽微，略胜儒家学说为对，即“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氏，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康僧会来自西域康国，他除了明解三藏，还博览六经，在传播佛法过程中经常用儒家学说来解释佛教教义，曾以《易》之“积善余庆”和《诗》之“求福不回”阐述佛教的善恶报应之说。佛教传播初期，僧人和学者以佛教教义比附儒家学说，便于时人理解接受，由此产生的格义之学又对儒家注疏之学产生了影响。
西晋时期，名僧与名士的交往增多，佛教的影响逐渐达到社会上层。至东晋，帝王开始崇佛，晋哀帝多次征请名僧支遁。太元六年（381），孝武帝立精舍于皇宫内，并引沙门居之。中土出家的部分僧人在出家前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儒学素养，他们参与到名士们的清谈辩论中，以佛法作释，并有酬唱之作。名僧慧远出身于世家，不仅精通佛法，还博综六经，善《老》《庄》，在与名士的交往中，能同殷仲堪论《易》，又授宗炳、雷次宗《丧服经》，将佛家学说渗透到儒家经学研究中。通过编年来看，东晋很多学者都是儒、释、道兼修，如孙盛、孙绰、殷浩、戴逵等，此种情况延续至刘宋时期的宗炳、周续之、雷次宗等。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佛教学说，并将佛教理论融入自己的经学著述中，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两种文明。
此一时期，儒、佛二家碰撞的焦点集中在礼仪之争上。佛教徒剃发易服、出家居寺的行为，与儒家传统尊君孝亲的礼法产生冲突。通过编年可以看出，东晋时期有过三次这样的争论。一是东晋咸康六年（340），庾冰为加强皇权，上奏称“沙门应尽敬王者”，遭到何充等人的反对，此议遂停。第二次是隆安二年（398），出现了大量因避役而出家的僧人，桓玄上疏要求沙汰僧尼，慧远上书力辩，方才避免。第三次是元兴二年（403），桓玄再次要求沙门礼敬王者，慧远就此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释“如来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在辩论中，时人增加了对佛教理论的理解和吸收。
不同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论争，客观上利于二者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儒与道佛间的论争，实际上也是反思不足和吸纳新学的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儒学在此期传承并未失序，研究自有创新，与其他学说交流碰撞又多能容纳有益之处。为了更好地反映魏晋时期儒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下面将按时间顺序，作《魏晋儒学编年》。遇有疑难问题，适当加以考证。不当之处，请专家批评指正。
东汉末（公元190年—公元219年）
汉献帝（公元190年—公元219年）
初平元年庚午公元190年1．公卿举郑玄为赵相，道断不至。《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
案：据《后汉书·献帝纪》，是年二月，迁都长安。
2．孔融为北海相，在郡立学校、举儒生，彰显儒术。《后汉书》卷七○《孔融传》:“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融到郡，……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三国志》卷一二《崔琰传》裴注引《续汉书》:“司徒大将军辟举高第，累迁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年三十八。承黄巾残破之后，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王修为孝廉。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名为郑公乡。”
案：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208），时年五十六岁。逆推之，其为北海相时年三十八岁，即为初平元年（190），故系年于此。
3．孔融举邴原为北海有道。《三国志》卷一一《邴原传》:“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也。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州府辟命皆不就。黄巾起，原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裴注引《邴原别传》:“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 《论语》。……及长，金玉其行。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原心以为求师启学，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
4．郑玄避难不其山。《三国志》卷一二《崔琰传》:“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学未期，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时谷粜悬乏，玄罢谢诸生。”
5．邴原在青州授学，青州有郑、邴之学。《三国志》卷一一《邴原传》裴注引《邴原别传》:“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时郑玄博学洽闻，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为高远清白，颐志淡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
案：《郑君年谱》系郑玄青州授学于是年，今姑附此事于此。
6．荀爽卒。《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元年）夏五月，司空荀爽卒。”《后汉书》卷六二《荀爽传》:“爽字慈明，一名谞。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因从迁都长安。爽见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将共图之，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颙等为内谋。会病薨，年六十三。”
儒学著述情况：《诗传》《春秋条例》《尚书正经》《辩谶》，见本传。《周易注》十一卷，见《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 《经典释文·叙录》云十卷。《周易荀氏注》三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周易荀爽九家注》，不知何人所撰，见《经典释文·叙录》，又见《隋志》。《春秋公羊答问》五卷，荀爽问，徐钦答，见《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礼传》，见《通典》卷九九引。马国翰辑有《礼传》一卷。《女诫》，见《艺文类聚》卷二三引。
附：荀氏家族其他儒学人物。（1）荀融：《三国志》卷一○《荀彧传》裴注引《荀氏家传》:“（荀）绍子融，字伯雅，与王弼、钟会俱知名，为洛阳令，参大将军军事，与弼、会论《易》《老》义，传于世。”有易学著作《难王弼〈大衍义〉》一种。（2）荀闳：上引同卷：“（闳）字仲茂，为太子文学掾。时有甲乙疑论，闳与钟繇、王朗、袁涣议各不同。”（3）荀辉：上引同卷：“（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与贾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周易注》十卷，见《隋志》。
又《经典释文·叙录》载张璠《周易集解》中，辉说为其中一种。（4）荀:《三国志》卷一○《荀彧传》:“（）字景倩，幼为姐夫陈群所异。博学洽闻，意思缜密。……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
7．蔡邕赠书王粲。《后汉书》卷六○《蔡邕传》:“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初平二年辛未公元191年
1．郑玄居徐州，相传注《孝经》。《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渤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太平御览》卷四二“南城山”条引郑玄《孝经序》云：“仆避难于南城之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
案：关于郑玄注《孝经》，史有争论。东晋穆帝和孝武帝两次集群臣论经义，荀昶等撰集《孝经集议》，均称以郑氏为宗。《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云陆澄与王俭书论郑注《孝经》之虚实，澄曰：“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同卷又载王俭书曰：“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仓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又《唐会要》卷七七俱载刘知几论《孝经》非郑玄所注十二条证据。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详记前人所议，末又辑有郑注所存者。今据龚道耕《郑君年谱》系此事于是年。又《补三国艺文志》作郑小同注《孝经》。
2．邴原、管宁、国渊、王烈避难辽东，授学不绝。《三国志》卷一一《邴原传》: “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三国志》卷一一《管宁传》:“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与平原华歆、同郡邴原相友，俱游学于异国，并敬善陈仲弓。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裴注引《傅子》:“宁往见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庐，凿环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三国志》卷一一《国渊传》:“国渊，字子尼，乐安蓋人也。师事郑玄。后与邴原、管宁等避难辽东。”裴注引《郑玄别传》曰：“渊始未知名，玄称之曰：‘国子尼，美才也，吾观其人必为国器。”裴注又引《魏书》云：“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三国志》卷一一《王烈传》:“王烈者，字彦方，于时名闻在原、宁之右。辞公孙度长史，商贾自秽。”
3．蔡邕欲避地山东，未成行。《后汉书》卷六○《蔡邕传》:“（初平二年）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愎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常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
4．隗禧避乱荆州。《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裴注引《魏略》:“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单家，少好学。初平中，三辅乱，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扰，担负经书，每以采稆余日，则诵习之。”
5．颖容避乱荆州。《后汉书》卷七九《颖容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著有《春秋释例》十卷，见《隋志》。马国翰辑有《春秋释例》一卷。初平三年壬申公元192年
1．董卓被诛。《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三年）夏四月辛巳，诛董卓，夷三族。”
2．蔡邕被杀。《后汉书》卷六○《蔡邕传》:“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淹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连珠、箴、弔、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又据本传云：“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儒学著述情况：《月令章句》十二卷，见《隋志》。马国翰辑有《月令章句》一卷、《月令问答》一卷。《劝学》一卷，见《隋志》。马国翰辑有《劝学篇》一卷。《今字石经论语注》二卷，见《旧唐志》。《圣皇篇》，见《隋志》；两《唐志》作《圣草章》一卷。《明堂论》见《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引；又见《经义考》引。《独断》《释诲》《叙乐》《女训》等见本传。唐代《日本国见在书目》杂家类著录《独断》一卷。注云：“今案蔡邕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独断》二卷。《琴操》三卷，《隋志》云“晋广陵相孔衍撰”, 《旧唐志》亦如此著录，唐宋及今学者多有考辨，认为是蔡邕加工整理之作。
3．卢植卒。《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初平三年卒，临困，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所著碑、诔、表、记凡六篇。”
儒学著述情况：《仪礼解诂》《周官礼注》，见本传。《尚书章句》，见《三国志·卢毓传》。《礼记注》二十卷，见《经典释文·叙录》。
案：据本传载：“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
4．赵岐为太仆，持节抚慰天下。《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岐少明经，有才艺……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稍迁太仆。及李傕专政，使太傅马日磾抚慰天下，以岐为副。”《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三年）八月，遣日磾及太仆赵岐，持节抚慰天下。”初平四年癸酉公元193年
1．王粲不就黄门侍郎，奔荆州依刘表。《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粲）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
案：据本传，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时年四十一；故逆推其年十七之事系于此年。缪钺《王粲行年考》据本传认为当为初平四年。据俞绍初校点《王粲集》附《王粲年谱》考证王粲《赠士孙文始》推断，王粲与友人士孙萌同时离长安往荆州襄阳避乱；又据李善注《文选》引《三辅决录》赵岐注文，认为士孙萌离开长安当在初平三年六月王允被杀之前。故粲等离长安赴荆州当在初平三年，可备一说。此处仍据本传，系于此年。
2．张昭不应徐州刺史陶谦之辟。《三国志》卷五二《张昭传》:“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琊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
3．汉献帝试策儒生。《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蓍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
4．汉献帝观太学行礼，赏赐太学博士。《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四年）冬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5．邯郸淳避乱荆州。《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蟲、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
案：初平时，不知具体何年，故系于初平末。兴平元年甲戌公元194年
赵岐至荆州督租粮，留荆州。《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兴平元年，诏书征岐……（董）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粮。……岐以老病，遂留荆州。”兴平二年乙亥公元195年
1．汉末兵乱，书籍散亡殆尽。《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兴平二年）秋七月甲子，车驾东归。”《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2．孔融请郑玄返北海。《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引《殷芸小说》:“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请恳恻，使人续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倘有归来之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称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 ”
3．王肃生《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肃字子雍。”
案：王肃乃王朗之子，今据其卒年逆推生于是年。建安元年丙子公元196年
1．郑玄自徐州还高密。《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又见《北堂书钞》卷八五、《太平御览》卷五四二。
2．曹操征管宁，公孙康拒令。《三国志》卷一一《管宁传》:“天下大乱，（宁）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度虚馆以候之。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太祖为司空，辟宁，度子康绝命不宣。”
案：据《后汉书·献帝纪》，是年十一月，曹操自为司空，故系年于此。
3．曹操署邴原为东阁祭酒。《三国志》卷一一《邴原传》裴注引《邴原别传》:“魏太祖为司空，辟原署东阁祭酒。”
4．国渊为司空掾属。《三国志》卷一一《国渊传》:“既还旧土，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
5．孔融至许都。《后汉书》卷一一《孔融传》:“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
案：据《后汉书·献帝纪》，是年八月，献帝都许。
6．孔融上书荐留谢该，召拜谢该为议郎。《后汉书》卷七九《谢该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祥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书奏，诏即征还，拜议郎。以寿终。”
案：谢该善左氏学，著有《春秋左传谢氏释》，见《本传》。
7．何晏生。《三国志》卷九《曹爽传》:“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裴注引《魏略》曰：“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朗也。苏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太平御览》卷三八○引《何晏别传》有：“晏小养于魏宫，至七八岁惠心天悟，形貌绝美。”
案：前人关于何晏生年多有研究，《中古文学系年》于建安五年（200）下系“何晏随母尹氏归曹操”，又曰：“操纳尹氏，年月无考，惟当在下列三事之后：一、一八九年何进被害；二、一九六年操为司空；三、一九八年操纳秦宜禄妻杜氏及子朗，又当在二零八年操为丞相及晏年七八岁之前。晏于二四九年被害，年寿不详。姑假定生于一九○年左右”，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也持190年说；《中国哲学史著名哲学家评传》和余敦康《何晏、王弼的生平与著作》都认为曹操建安三年（198）纳杜夫人，若建安三年底或建安四年纳晏母尹氏，是时晏七岁，则何晏的生年193年左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则认为晏生于195年前后。《何晏生年考辨》，从何晏与金乡公主结婚的年龄及晏被杀时其有子年五六岁来推断，其生年最大可能当在196年，今从。
8．石德林客长安，从栾文博学。《三国志》卷一一《管宁传》裴注引《魏略》:“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
案：史云建安初，不详几年，故系于初年。
9．赵岐拜太常。《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曹操时为司空，举以自代。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于是就拜岐为太常。”建安二年丁丑公元197年
郑玄至邺见袁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故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仲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
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九四引《殷芸小说》, 《北堂书钞》卷一八四引《郑玄别传》。建安三年戊寅公元198年
1．征郑玄为大司农，不至。《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后汉纪》卷二九：“（建安）三年……征郑玄为大司农，不至。”
2．征王朗至许都。《三国志》卷一三《王朗传》:“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人也。以通经，拜郎中，除（淄）丘长。师太尉杨赐……太祖表征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同卷裴注曰：“朗被征未至。孔融与朗书曰：‘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前见章表，知寻汤武罪己之迹，自投东裔同鲧之罚，览省未周，涕陨潸然。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画屡下，殷勤款至。知棹舟浮海，息驾广陵，不意黄熊突出羽渊也。谈笑有期，勉行自爱！' ”
案：王朗初为会稽太守，孙策略地江东，朗败绩。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曰：“孙策之始得朗也，谴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征朗，策遣之。”故系年于此。建安四年 己卯 公元199年
1．荆州牧刘表立学宫。《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功围，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瞻，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案：《汉晋学术编年》据《后汉书·刘表传》认为刘表起立学校，兴学弘儒当在平定张羡之乱后，故而系年于建安四年。王晓毅《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一文也认为刘表立学当在平定张羡之乱后，所不同者是据《资治通鉴》，建安五年，张羡之乱才最后平息。并据《荆州文学记官志》的“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认为大概是建安五年立官学；《宋衷略考（一）》一文据《荆州文学记官志》和《搜神记》所引荆州童谣认为立学时间当是建安元年。本文暂从建安四年说，系年于此。
2．宋忠为荆州五业从事。
宋忠，一作宋衷，《经典释文·叙录》云：“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五等从事。”
3．张纮出使许都，留为侍御史。《三国志》卷五三《张纮传》:“张纮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建安四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裴注引《吴书》: “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建安五年 庚辰 公元200年
1．六月，郑玄卒。《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建安）五年春……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门人相与撰玄答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唐会要》卷七七云：“据郑自序……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上引同卷：“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上引同卷：“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上引同卷：“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儒学著述情况：《周易注》十卷，录一卷，见《经典释文·叙录》。《隋志》云九卷。《经义考》卷九云：佚。《尚书注》九卷，见《经典释文·叙录》及《隋志》。《尚书音》五卷，见《隋志》。《尚书大传注》三卷，见《隋志》。《毛诗故训传笺》二十卷，见《经典释文·叙录》。《毛诗谱》二卷、《毛诗音》，见《经典释文·叙录》。《周官注》十二卷，见《经典释文·叙录》。《周礼音》一卷，见《经典释文·叙录》。马国翰辑有《周礼郑氏音》一卷。《答临孝存周礼难》，见本传。《仪礼注》十七卷，见《经典释文·叙录》。《礼议》二十卷，见《隋志》。《仪礼音》一卷，见《经典释文·叙录》。《礼记注》二十卷，见《经典释文·叙录》。《礼记音》一卷，见《经典释文·叙录》。《丧服经传注》一卷，见《隋志》。《丧服纪注》一卷，见《旧唐志》。《丧服变除》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 《隋志》无此而有《丧服谱》一卷。马国翰辑有《郑氏丧服变除》一卷。《三礼目录》一卷，见《隋志》，今存三《礼》疏中。《三礼图》九卷，见《隋志》。马国翰辑有《三礼图》一卷。《春秋驳何氏汉议》二卷，见《隋志》; 《旧唐志》云十一卷，郑玄驳，糜信注。《春秋驳何氏汉议叙》一卷，见《隋志》。《春秋公羊发墨守》二卷，见《旧唐志》。《春秋左氏箴膏肓》十卷。《旧唐志》云：何休撰，郑玄箴。《春秋谷梁起废疾》三卷，见《隋志》。《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隋志》云：亡。《春秋左氏分野》一卷。《隋志》云：亡。《孝经注》一卷，见《隋志》。《论语注》十卷，见《经典释文·叙录》。《论语释义》十卷，见《旧唐志》; 《新唐志》云一卷。《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见《隋志》。《六艺论》一卷，见《隋志》。《答甄子然》，见《玉海》卷四二引。《驳许慎五经异义》十卷，见《隋志》。《鲁礼禘祫义》，见本传。马国翰辑有《鲁礼禘祫志》一卷。《孟子注》七卷，见《隋志》。马国翰辑有《孟子郑氏注》一卷。《易纬注》八卷，见《隋志》。《易乾鉴度注》三卷，见《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易通卦验注》二卷，见《宋志》。《易纬稽览图》一卷，见《宋志》。《易是类谋》一卷，见《经义考》卷二六三引。《尚书纬注》六卷，梁有六卷。《隋志》云：三卷。《尚书中侯注》八卷，梁有八卷。《隋志》云：五卷。《诗纬注》二卷，见《旧唐志》。《礼纬注》二卷，见《隋志》。《礼记默房注》三卷。《隋志》云：亡。《春秋纬注》，见《周官·大宗伯》疏引。《孝经纬注》，见《文选·东京赋注》引郑玄《孝经钩命诀注》。《洛书灵准听注》，见《初学记》卷九引。《九宫经注》三卷，见《隋志》。《九宫行綦经注》三卷，见《隋志》。《九旗飞变》一卷，见《旧唐志》。《乐纬动声仪》，见《太平御览》卷一引。《乾象历注》，见本传、《晋书·律历志》引。《天文七政论》，见本传、《宋书·历志》引。《汉律章句》，见《晋书·刑法志》引。《汉宫香方法注》，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日月交会图注》一卷，见《隋志》。《郑志》六卷，郑玄弟子撰，见《隋志》。
又《郑玄集》二卷、录一卷，见《隋志》。
郑玄弟子甚众，据《后汉书》卷三五本传载：“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又《三国志·程秉传》:“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龚道耕《郑君年谱》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均收录有赵商、郗虑、王基、崔琰、国渊、任嘏、张逸、孙颢、炅模、田琼、刘炎、冷刚、王瓒、焦乔、汜阁、崇精、崇翱、王权、鲍遗、任厥、刘德、陈铄、桓翱、公孙方、程秉、宋均、王经。《郑君年谱》尚有刘熙、韩益、陈铿三人刘书未收，而刘书尚有一徐整，龚氏年谱未收。
2．召举至孝《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
3．华歆离江东，拜议郎，参司空军事。《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也。……东至徐州，诏即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征歆。……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裴注引《魏略》云：“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
案：建安五年（200），孙策薨，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故系年于此。
4．吴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三国志》卷五三《张纮传》:“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建康实录》卷二：“桓王薨而帝统事，操欲纮辅帝内附，拜纮为会稽东部尉。”
案：孙策薨于此年，张纮东归在此年或之后不久，暂系于此。
5．蜀谯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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