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彦伟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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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与革新——对依纳爵·罗耀拉与早期耶稣会的研究试读：
绪论
一、研究意义
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罗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第一任总会长是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从早期开始，天主教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就具有不仅改革现存修会而且创建新修会的特点。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各教会取消了修会，而天主教会在近代早期仍然有革新修会成立，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所有修会中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无疑是罗耀拉的耶稣会。传统的修会以冥思、唱诗和弥撒作为灵修生活的方式，其成员居住在修院，过着集体的生活。耶稣会与这些修会不同，它随时准备分散在各地，致力于从事传教的工作。耶稣会经常被看成是天主教会“修道传统最后权威的体现”。了解西方修道精神和制度的沿革，耶稣会是绕不开的存在。
对于欧洲而言，1450—1640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耶稣会就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被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称为“漫长的16世纪”，属于中世纪文明与近代文明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近200年的历史中，欧洲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社会的转变，天主教同样在做着调整，实现着自身的现代转向。耶稣会的创立者们见证了中世纪文明的晚唱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与时代的大变局相应，耶稣会很好地呈现了这时传统修会向现代修会转变的复杂过程。可以说，在对近代早期天主教的历史研究中，耶稣会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创立耶稣会不久，罗耀拉就积极部署其在海外从事传教活动。中国是耶稣会在东方传教的重要区域。从16世纪末开始到18世纪末，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士所包办。这些来华的耶稣会士努力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对于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16-17世纪由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天主教东传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提出和相关学术论文与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但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相对照，我国学术界对耶稣会整个历史的研究却颇显不够，鲜有相关的研究专著或较好的译著问世。而要透彻了解耶稣会来华传教史、弄清其“远东开教”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则必须对耶稣会的历史发展沿革有一整体把握和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
除了对近代天主教本身的影响，在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社会理论等学科的视野中，耶稣会亦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耶稣会是天主教会中第一个将承担制式教育作为己任的修会。从1548年在墨西拿（西西里）成立第一所耶稣会学校开始，在接下来两个世纪中，其学校数量迅速增加，最高时有将近800所，遍布世界各地。耶稣会学校深刻影响了许多地区的宗教和文化，也改变了耶稣会自身。在宗教改革时代，罗耀拉虽然选择站在了新教的对立面，但他同时兼具务实精神，在把宗教道德教育置于耶稣会学校教育突出地位的同时，他也把受当时社会普遍欢迎的人文主义学科纳入了课程体系。教授人文学课程的工作需要使耶稣会士更深地卷入到世俗文化，其中很多人更是成为了学有专长的饱学之士。因此，耶稣会研究能够丰富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认识，进而深化对所谓“现代性”的认识。
二、基本文献与学术史概述
（一）基本文献
耶稣会非常关注历史记载，对自身历史活动的记录与书写从罗耀拉时期就已开始。经年积累的结果就是耶稣会保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在16世纪，以遗存史料而论，很少有哪个天主教修会能够与耶稣会相提并论。耶稣会从1894年开始对保存在本会档案馆内的罗耀拉与早期耶稣会士的书信、著作进行整理、编辑，并以《耶稣会历史文献》（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为名陆续予以出版，到2008年这份历史文献已出书150多卷。该文献最主要的部分被称为《依纳爵文献》（Monumenta Ignatiana），主要由耶稣会创立者罗耀拉本人的著作和由16世纪其他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罗耀拉的著作所组成。具体而言，它包括四个部分（Series）。第一部分（Series I）：罗耀拉的书信和指令，共12卷。第二部分（Series II）：《神操》）及其的相关文献，共两卷。第三部分（Series III）：《耶稣会会宪》和其他条令的各个版本，共4卷。第四部分（Series IV）：罗耀拉口述的《自传》和其他耶稣会士的回忆性作品，共5卷。除《依纳爵文献》外，《耶稣会历史文献》另有两个大的部分，它们分别是罗耀拉同时代其他耶稣会士的作品和《传教文献》（Monumenta Missionum）。在罗耀拉同时代人的作品中，有博基亚（Francis Borgia）、法伯尔（Pierre Favre）、沙勿略（Francis Xavier ）、伯兰克（Juan Alonso de Polanco）等人著作、书信和日记。《传教文献》主要关于耶稣会成立后在海外传教活动的各类记载，涉及的区域包括了美洲的巴西与秘鲁、南亚的印度、东亚的日本以及中国。该文献大部分内容由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所写就，但值得庆幸的是其中许多重要内容已被整理并译作英文，它们构成了本文写作的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文献资料。
罗耀拉是耶稣会最主要的创立者，因此他的作品是对早期耶稣会进行研究最重要的史料。在罗耀拉的所有著作中，《神操》无疑最为知名。罗耀拉1522年在曼雷萨时开始撰写《神操》，带着帮助他人的意向，他将自己之前几个月所经历的灵修生活的归化与转变记录了下来，期望借助这本书让其他人经历与自己相同的转变。由于神操，他赢得并训练第一批追随者，并与他们一同创立耶稣会。而从罗耀拉时代直到今日，所有要求加入耶稣会者按照规定都有义务要做三十天的神操。几乎对所有耶稣会士而言，神操是最能塑造其“自我形象”的因素。不夸张地说，没有《神操》就没有后来的耶稣会，离开《神操》就不能真正了解耶稣会。目前最为人所广泛接受的英文译本是由乔治·甘斯（George E.Ganss）所译文本，本文采用的正是这一版本。
除《神操》外，另有一份文献对于研究早期耶稣会不可或缺，该份文献在耶稣会内将其称为《会典纲要》（Formula of the Institute）。《会典纲要》是耶稣会基本的“规则”，其内容由罗耀拉与他的初期同伴所拟定。它首先由教宗保罗三世1540年9月27日颁布的诏书《战争教会的体制》（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所确认，接着由1551年7月21日尤里乌斯三世颁布的诏书《职责所系》（Exposcit Debitum）更加详细精确地规定出来，因此在耶稣会内具有根本法地位。《会典纲要》对耶稣会创立的目的、生活与工作的方式做了明确的说明，对探讨耶稣会的性质、宗旨、精神与特征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耶稣会会宪》（以下简称《会宪》）是对早期耶稣会进行研究又一重要文献。耶稣会的成立，《会典纲要》只是整个基础的第一块基石而已，要实现顺利发展，这个新兴的修会还需要一部会宪。罗耀拉担任总会长期间，没有哪项工作能够与制定会宪的工作相提并论。这项工作实际上就是将《会典纲要》加以扩展，它从1541年开始。1550年《会宪》初稿正式出炉，罗耀拉在去世前，一直做着修改的工作。1558年《会宪》在耶稣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被批准通过，并在随后开始刊印发行。《神操》是由罗耀拉的生命经验所写成，《会宪》也是。不过罗耀拉的这两部著作也存在比较显著的分别，《神操》主要针对个人的信仰历程，而《会宪》则是为一群为了天主更大光荣而团结在一起的人提供行事准则。罗耀拉在写《会宪》的时候，已经有了“主内的伙伴”，因此《会宪》呈现出初期伙伴的经验。罗耀拉希望借着《会宪》，使后来加入耶稣会的人，也能一步一步经历初期伙伴的经验：“最初加入本会者，曾在这样的贫困中受到考验，物质的缺乏更大，后他们而来的，当设法达到他们所达到的地步，甚至在主内更前进才好”。因此《会宪》不仅对于探讨耶稣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模式很有帮助，对罗耀拉灵修思想的研究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许多描述罗耀拉灵修生活的说法，其中最适合的要算是“寻找天主的朝圣者”。而关于罗耀拉内心朝圣旅程，留下来的最重要文件当属《自述小传》。该文件是根据罗耀拉口述，由耶稣会士卡马拉（Luis Goncalves da Câmara）在1553-1555年间记录整理完成的一部作品。对于罗耀拉的这份自述，他的初期同伴纳达尔深信“没有什么比这事使会祖更能帮助本会，这正是奠定本会的基础”。耶稣会士把《小传》视为罗耀拉的遗嘱，借着《小传》，罗耀拉要告诉他的追随者天主如何召唤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迈向天主的坦途。在这本《小传》中，罗耀拉从1521年自己作战负伤开始讲起，到1538年初期伙伴将自己置于教宗的权下为止。尽管只是记录了18年的人生经历，但《小传》对于探究耶稣会创立前的罗耀拉心理状态与活动轨迹，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神操》、《会宪》、《小传》以及呈递教宗请求批准耶稣会成立的《会典纲要》等重要文献外，罗耀拉还留下书信将近7000封。这些信有些是他亲笔写的，大部分则是假手秘书写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伯兰克(Polanco）神父，他自1547年起在罗耀拉身边当了九年的秘书。但需要指出的是，那些由秘书所写的书信也是经罗耀拉口授，或者至少授其大意，写后又必须交他审阅，仔细修改，然后才请人缮写寄出。书信往还的对象可说是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上至教宗、国王、枢机、主教，下至修士、修女以及普通教友，不过大多数则是耶稣会士。自1524至1540年只有30多封信，信件大部分写于耶稣会创立之后，其中答复问题的信占大多数，其内容涉及学校设立、海外传教、属灵指导等多个方面。它们或者用拉丁文写成，或者用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巴斯克文。这些信件对于研究耶稣会创立初期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正因如此，像罗耀拉的作品一样，很多信件也经过整理被译成了英文。
研究早期耶稣会，罗耀拉初期同伴的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这些初期同伴包括耶稣会的其他创立者沙勿略（Francis Xavier）、莱内斯(Diego Laynez）、法伯尔(Pierre Favre）、萨尔梅隆(Alonso Salmeron）、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 de Azevedo）、巴博迪拉(Nicolas Bobadilla）、克劳德·杰伊(Claude Jay）、布洛埃特(Paschase Broët）、让·柯杜拉（Jean Codure）等人。沙勿略在1540年启程前往亚洲传教，先是在印度，后抵达日本，最后在中国外海的上川岛到去世。在剩下的8人中以莱内斯最为知名，他曾作为教廷神学家身份参加特兰托会议，并继罗耀拉成为耶稣会第二任总会长。耶稣会成立后新加入的成员同样不乏佼佼者，代表性人物有彼得·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弗朗西斯科·博基亚(Francis Borgia）、伯兰克和纳达尔（Jerónimo Nadal）。他们的信件同样被收录于《耶稣会历史文献》中，并且有作品流传至今。
（二）学术史概述
1.20世纪之前西方学者对耶稣会的研究
耶稣会在西方尽管很早就受到关注，但严格意义上进行研究却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有关耶稣会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体裁上属于人物传记，它们的作者一般来自天主教会甚至很多本身就是耶稣会士。他们在对这个修会的人与事进行叙述时，总是毫无保留地进行称颂与赞扬。而少数具有新教信仰背景的学者，在作品中涉及到耶稣会时，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尽讽刺与挖苦，耶稣会士往往被描述成为虚伪、狡诈之徒。
西方对耶稣会的历史书写可追溯至这个修会创立的时期——16世纪。围绕耶稣会的起源，最早进行记录的正是罗耀拉本人。罗耀拉在1553—1555年向会士卡马拉口授了自己的经历，这就是现在流行传布的《自述小传》。然而，耶稣会严格意义上对自身历史进行书写是从第三任会长博基亚(Francisco de Borja）时开始。博基亚委托耶稣会士瑞奎蒂奈耶（Pedro de Ribadeneyra）写作罗耀拉的官方传记。1572年这部作品完成。瑞奎蒂奈耶的写作手法深受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派的影响，侧重文笔的华丽与描写的生动。1598年，第五任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在发给各地省会长一封信中，要求他们组织撰写本会省的历史。从这时起直到1773年耶稣会被罗马教廷所取缔，耶稣会士编写了大量的有关修会自身历史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为提供教化，因此对于耶稣会进行了毫无保留的美化和称扬。
与此同时，一些新教学者创作的有关耶稣会的作品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而在此类作品中这个新兴的修会被丑化为天主教反动组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首推由海尔柔尼姆·塞荷饶斯黑(Hieronim Zahorowski）创作的《耶稣会的秘密指令》(Monita Secreta）。该书作者此前曾是耶稣会士，1613年被开除后，第二年在克拉科夫(Cracow）出版了这部书。到这个世纪末它先后被翻译为7种文字，出版了近22次，尽管经常受到粗制滥造，错讹百出的批评，但直到20世纪它仍然在出版。没有哪本书比它更好地建立了耶稣会反面形象：对于财富与权力有无穷野心，根本目的是借助各种阴谋诡计控制整个世界。
围绕耶稣会出现的观点对立，在民众中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这样一种认识的分歧以更为微妙的形式同样存在于学术界，甚至在19世纪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后依然如此。正是在这个世纪，借助兰克的影响，“反宗教改革”作为史学术语开始流传开来。新教学者们借该词诠释宗教改革时代的天主教，认为基督新教代表进步力量，推动历史进步，而罗马天主教保守、反动，阻碍历史进步。在“反宗教改革”的诠释框架下，耶稣会同罗马宗教裁判所、教廷禁书目录、特兰托公会议一起在新教史家笔下成为打击宗教改革的工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耶稣会的专题性研究付之阙如。个别学者虽曾有过一些片段性的讨论，但大多只是在做与此相关研究时所作的附带性陈述。
2.20世纪以来的研究
20世纪之后，顺应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耶稣会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随着现代实证史学的确立和发展，耶稣会研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大量的史料得到了更严谨的校勘，新的史料被陆续挖掘出来，对文本的解读也更加深入细致，这些都推动了耶稣会研究的发展。再者，“近代早期天主教”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历史学、神学、哲学等学科在此相互交融、推陈出新，使之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对近代早期天主教之认识不断深化，为耶稣会研究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反过来，在对近代早期天主教的研究中，耶稣会研究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虽然相对于宗教改革史而言，从事耶稣会研究的学者要少得多，但是自上个世纪中期已经有不少有分量的著作出版。
本文所关注的是早期耶稣会，西方学者的研究大致可被归入三条路径。（1）传记的路径
罗耀拉与他的同伴们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作品不绝如缕。这些传记通常以人物的生平经历为线索，描述了早期耶稣会的发展概况。在现代实证史学的熏陶之下，有关罗耀拉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期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分别是保罗·范达克的《依纳爵·罗耀拉：耶稣会的创建者》和路德维格·马库塞的《基督的士兵：依纳爵·罗耀拉的一生》。在历史叙述中“消灭自我”，用材料说话，范达克是这种史学观念的信奉者。与之前罗耀拉的传记作品相比，范达克尽力使用第一手资料，尽管在宗教信仰中归属于新教，但对罗耀拉的评价却做到了中立公允。马库塞同样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但更重要是，他从“士兵身份”的角度对罗耀拉和耶稣会所进行分析与观察。
20世纪50年代以后，罗耀拉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从那时到现在涌现了大量的相关论著。与之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学者继续致力于从特定角度对这名历史人物展开研究。罗耀拉的早年经历主要涉及到耶稣会的创立，因此备受关注。传统的观点认为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是为了对抗新教，这一观点在对罗耀拉创立耶稣会前的经历的深入探讨中逐渐被西方学术界所摒弃。詹姆斯·布罗德里克1956年推出了他研究耶稣会的新作《圣依纳爵·罗耀拉的朝圣岁月（1491-1538）》。在这部作品中，布劳德里克强调朝圣的思想在罗耀拉的头脑中始终占有主要位置，这位圣徒在1521年在潘普洛纳负伤、思想发生转变后到1539年之前，一直想要做的工作是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去传教，而不是去神圣罗马帝国对抗新教。
受20世纪60年代的“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有的学者开始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来对罗耀拉进行研究。美国学者威廉·梅斯纳的《依纳爵·罗耀拉：一位圣徒的心理》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梅斯纳是一名耶稣会士，同时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心理分析师。在这部作品中，他主要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对罗耀拉的心理世界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共包含6个部分，前4个部分主要围绕罗耀拉先后经历的侍从、朝圣者、求学人以及团体领袖等四种社会角色展开纵向探讨，后两个部分主要就其神秘主义思想和人格进行了横向分析。该著作观点新颖，论述全面，集中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于罗耀拉的最新成果。
除罗耀拉外，早期耶稣会中其他深具影响的人物在20世纪之后也逐渐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威廉·班格特的三部作品：《去往其他城：真福彼得·法伯尔的一生》、《克劳德·杰伊和阿方索·萨尔梅隆：两名早期耶稣会士》、《杰罗姆·纳达尔（1507-1580）：追寻第一代耶稣会士》和乔治·舒马赫梅尔的《弗朗西斯·沙勿略：他的生平与时代》是这一领域的经典力作。（2）神学的路径
这一路径的研究或是侧重于探讨耶稣会在修道传统中的地位，或致力于罗耀拉灵修思想的分析。从早期开始，天主教各大形成时期就有不仅改革现存修会而且创建新修会的特点，宗教改革时代也不例外。作为这一时期创建的新修会的代表，耶稣会与之前的天主教修会有何异同？一些学者就此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大卫·诺尔斯。他在其《从帕克米乌到依纳爵：修会条例史》一书中将依纳爵·罗耀拉列为最后一位修会创立者，认为耶稣会对中世纪修道精神既有继承也有改变和发展。
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为耶稣会奠定了一块特殊的灵修生活的基石。这部作品在1548年刊行，据可靠的估计，到1948年的400年中一共被出版了大约4500次，几乎每月出版一次，而印刷数量高达450万本。与此相适应，在西方很早就有学者从神学角度对它展开研究。什么是神操的的基本目的？虽然罗耀拉在其作品中做了简洁陈述，但还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扼要的说，主要的作者可分为两派：一派是选择派，如格兰勉逊（L.de Grandmaison），一派是成全派，如皮尔特（L.Peeters）。1921年，格兰勉逊坚持神操的目的是为一个有灵修精神的人，提供准备以便明智地从事选择应在何种身份上更能侍奉天主。《神操》正文清楚地指出这个目的。但是皮尔特在1931年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做神操的目的和高峰，只能是与天主最亲密及最完全的结合。约瑟夫·吉尔伯特综合了两派不同的看法，在其作品《耶稣会士：他们的学说与实践》中提出两种目的是相互补足，而不是相互排斥。
奥莱利的论文集《从依纳爵·罗耀拉到十字若望：16世纪西班牙的灵修与文学》有2篇探讨罗耀拉对待伊拉斯谟的态度。他推翻之前的结论，即认为罗耀拉与伊拉斯谟之间的关系水火不容，认为事实刚好相反，二人在灵修思想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对于罗耀拉与梅尔基奥·卡诺（Melchoir Cano）之间的关系，奥莱利也做了探讨。卡诺是当时西班牙道明会的极富影响的神学家，对于耶稣会始终持敌视的态度。卡诺曾经致信教宗保罗四世，信中对于耶稣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于这封信，研究者虽然很早就知道它保存在了不列颠图书馆，但信的具体内容直到它被奥莱利所引用才为众人所知晓。卡诺在信中不仅对于耶稣会进行了批判，也将矛头指向了罗耀拉本人。奥莱利在《梅尔基奥·卡诺与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灵修》一文中，论证了作为同时代的两个人在灵修思想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奥莱利在论文集中还有专文探讨罗耀拉的《神操》与西斯内罗斯(Garcia de Cisneros）的作品《灵修生活的操练》（Exercitatorio de la Vida Spiritual）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前者在某些方面的确受到了后者的影响。
围绕《神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还有弗里德里希·伍尔夫的《依纳爵·罗耀拉：他的人格与精神遗产（1556-1956）》、雨果·拉纳的《圣依纳爵·罗耀拉灵修：其发展演变的论述》、戴维·朗斯戴尔的《目视耳闻：依纳爵灵修的导论》和安东尼奥·尼古拉斯的《想象力的力量：依纳爵·罗耀拉》等。（3）历史的路径
①整体性研究
20世纪中期以来，以耶稣会这个新兴的修会为客体作整体性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这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存在很大的关系。耶稣会以“帮助人灵”为宗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是他们的牧灵对象，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天主教会中的教宗、主教、教区教士进行密切的交往。他们的工作包括公开布道、讲学、行圣礼、讲授教义问答、进行灵性对话、教授神操和从事慈善等极为丰富的内容，活动的区域更是遍布欧、亚、非、美四大洲。很多修士很早就开始在大学任教，之后这个修会更是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学校。如此繁复的内容，对早期耶稣会整体性研究无疑面临巨大的困难。不过，这一时期在这一领域依然有作品问世，其中更是不乏经典之作。
美国学者约翰·奥马利的《早期耶稣会》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著作。作者视野宽阔，收集史料丰富，对耶稣会的创立与初期活动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探讨。该书以罗耀拉与其早期追随者的活动为线索探讨了耶稣会在1521-1565年间的发展历史。奥马利认为这一时期是耶稣会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其中，1521-1540是耶稣会历史的第一阶段，前往圣地传教构成了这一时期罗耀拉与其初期同伴活动的主线。第二阶段从1540年开始到1548年结束，奥马利认为这是耶稣会面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开展牧灵工作的时期。耶稣会士这时是巡回布道士，不断地在民众中间宣讲福音。他们尽力帮助贫病孤弱之人，从事慈善救济工作。这一时期在之前耶稣会研究中常为人所忽略，奥马利在这部学术著作对其展开系统深入的分析。
在第三个阶段（1548-1558），耶稣会士开始涉足教育。从1548年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创办第一所学校开始，教学工作开始在耶稣会士日常活动中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罗耀拉或者其他早期耶稣会士从未明确表示过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地区或海外去创办学校，因而围绕着耶稣会开办教育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奥马利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罗耀拉与他的顾问深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教育理念的影响，坚信知识与虔诚紧密相连。尽管耶稣会学校的课程体系和教育方法不具备独创性，然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却帮助这个修会在教育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第四阶（1558-1565）是耶稣会巩固阶段，奥马利相信到1565年耶稣会作为新型修会基本定型。
在《早期耶稣会》一书中，奥马利向有关耶稣会研究的很多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首先，奥马利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个新兴修会是为对抗新教而成立的，作为“教宗的军队”主要从事反宗教改革活动。他运用大量原始资料有力地证明耶稣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灵”而不是对抗新教。其次，与之前关于耶稣会研究不同，奥马利在强调罗耀拉在耶稣会发展过程中关键性作用的同时，也提到了作为助手的伯兰克与纳达尔对耶稣会日后发展的影响。
奥马利的研究成果在早期耶稣会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自此以后对耶稣会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与奥马利的研究成果相关联。
由于耶稣会成立后广泛地卷入到政治事务，因此，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耶稣会抱持特殊的政治理念，正是这一理念支撑其成员在欧洲从事秘密的政治活动。霍普芬在其《耶稣会的政治理念》一书中修正了这一观点。他强调尽管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涉及到耶稣会在政治领域的活动，但是此前几乎没有作品去探讨有关耶稣会政治理念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在耶稣会的创建者那里还是在相关的创会文件中，都无法见到有关政治问题的只言片语。那么，耶稣会被控在积极卷入政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耶稣会的政治理念》的前三章主要为解答这一问题。为此，霍普芬在书中具体分析了耶稣会的本质、它的组织思想以及与政治存在的关系。这三章也构成了后面其他章节的基础。罗耀拉创立耶稣会不包含政治动机，其目标是推动灵修进步和服务教会。尽管如此，但这个修会想要任何地方开展传教工作，首先必须获得当权者的允许与支持，霍普芬指出耶稣会因此又不能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在明确了这一点后，霍普芬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探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这涉及到国家理性、政治权威、有限政府等。毫无疑问，霍普芬的《耶稣会的政治理念》一书开辟了耶稣会研究一个新的领域。
康韦尔《推动精神》主要是对教宗允许耶稣会成立的诏令初稿进行研究。与前人的相关研究有所不同，康韦尔并不仅仅限于对这样一份文件做简单的历史探析，他也希望借助对这份文件的考察，去揭示罗耀拉的灵修思想。这份批准耶稣会成立的文件显示，教宗做出此项决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决策前信息的采集、做出决策和进一步确认所作出的决策。与此相对应，康韦尔在对这份文件的解读同样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交代教宗保罗三世所收到的关于罗耀拉与他的初期同伴的报告，也谈到了他自己对这些报告的反应。第二部分主要说明了这位教宗对耶稣会创建者的赞赏，谈到了这个准备成立的新修会所计划使命、生活方式和服务工作。第三部分主要涉及保罗三世对做出批准决定的说明。康韦尔在写作《推动精神》一书中充分利用有关近代早期耶稣会的当时最新研究成果，而在对耶稣会创建进行探查时，有意识地将其置于16世纪天主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提到了同时代其他新创建的修会，包括乌尔苏拉会（Ursulines）、奥拉托利会（Oratorians）、戴蒂尼会（Theatines）、嘉布遣会（Capuchins）、巴尔纳伯会（Barnabites ）、索玛斯基会（Somaschans），展现出作者尤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②专题研究
关于早期耶稣会，海外传教是研究得最全面、最细致的领域，成果难以胜计。耶稣会海外传教的历史在研究空间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既可以从宏观层次做长时段、大地域的研究，也可以从微观层次上对某个时间点、某个具体区域进行个案研究。20世纪中期之前的耶稣会海外传教史研究，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类型的研究大多基于欧洲国家的立场，将传教视作“文明使命”。相关论著往往将耶稣会传教士与传教地民众置于严重不对称的研究平台之上。它们以耶稣会士为中心，主要探讨传教的区域、策略与成效等方面的问题，不重视“他者”的感受，以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传教地民众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兴起于西方学术界，并迅速渗透至诸多学科和学术领域。受这一思潮的影响，耶稣会海外传教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相较以往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研究的成果开始跳出传统的书写框架，逐渐摒弃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单线传播路径，致力于从传教地及其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耶稣会士的活动，以及探讨传教地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涉及耶稣会海外传教的论著不仅普遍重视对传教地民众思想、意识、情感进行论述，而且还有意识地以当地保留的文献作为史料对这段历史进行新的解读。在对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西方与非西方对话进行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一书。全书三卷九册，对近代以来东西方交往的历史进行了详实考证和细致梳理，系统研究了西方传教士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亚洲知识与文化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全球史观的影响，耶稣会海外传教的研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对于这种“新世界史”，美国学者本特利指出“历史不单纯是个体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也是在冲破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大范围进程所导致的结果。在地方性的视野中研究这些进程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用的但是，为了追寻历史意义，人们希望考察大范围进程本身的发展动力以及各地区人们之间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正是这些交流推动了这些发展进程，并在交流中体现出这些发展过程带来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有必要采取相对民族共同体或者个体社会更加宽泛的分析结构，并且逐渐找到比较性的，以跨区域、大陆、半球、大洋和全球为单位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全球化视野探讨耶稣会早期传教，克劳塞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他的作品《早期耶稣会传教中救恩与全球化》以德国、中国、墨西哥三地耶稣会士彼此之间人员、信息、资金流转作为线索，探讨了他们的时空观以及对于传教、救恩的认识。
耶稣会在欧洲的活动同样持续受到学界关注。在国际性研究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围绕耶稣会在各地的创建、发展、对当地社会的冲击、不同阶层的反应等各个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出生于20世纪的新一代学者逐渐步入学术舞台的中心，其领军人物如麦库克（Thomas M.McCoog）、内尔松（Eric Nelson）、拉萨尔（Lance Gabriel Lazar）、塞尔温（Jennifer D.Selwyn）、伯尔利（Robert Bireley）、霍普夫（Harro Höpfl）等先后推出了一批堪称经典的力作。
这一领域的相关论著许多是历时性研究，通常跨越耶稣会在特定地域从创立到巩固这样一个时段。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在这一时期耶稣会也推出了大量以会省为单位描述耶稣会发展历史的作品，但必须指出这些作品依旧多是护教性质的写作。这种状况在20世纪中期尤其是梵二会议之后有了明显变化。尽管直至现在，有关耶稣会的论著仍大多出自耶稣会士之手，但他们在论述本会16、17世纪历史时与他们的前辈学者相比更能秉持客观的态度。
麦库克（Thomas M.McCoog）是美国褔坦莫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主要研究耶稣会在英国的发展史，代表作是1996年出版的《耶稣会在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1541-1588）》。一位研究者评价这本著作“标志着耶稣会士在写作本会的历史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麦库克对于耶稣会16世纪在英国的这段历史并不像以往的耶稣会士一样一味地加以回护。16世纪在英国的耶稣会士在麦库克的作品中不再仅仅是残暴政权下的无辜牺牲品，当时英国当政者的严刑峻法也被理解为是对于可能存在威胁的一种正常反应。
1590-1615年，耶稣会在法国的活动可谓一波三折。1555年，罗耀拉在他去世前一年，决定设立耶稣会法国省。在法国当时陷入宗教战争的情况下，耶稣会积极谋求扩大其影响。但1595年，法国政府发布诏令驱逐耶稣会，1603年这条诏令被撤销。内尔松在《耶稣会与君主政体：天主教改革与法国政治权威》这部书中，主要探讨耶稣会在15与16世纪之交如何成功地从这场政治危机中走出。在法国政府这种前后矛盾的决策中，内尔松看到现代国家正在形成。该书第一章主要检视了1595年耶稣会被驱逐出法国时的政治环境。在巴黎高等法院一直存在着敌视耶稣会的力量。1594年5月，围绕耶稣会在克莱蒙特的学校，高等法院内部再次爆发争论。以阿尔诺为代表的反对派要求驱逐耶稣会，理由是耶稣会的活动对法国教会与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他指责耶稣会是西班牙在法国的代理人，并且应当为内战尤其是天主教同盟给法国带来动乱负责。耶稣会在法国的处境在沙思泰（Jean Chastel）刺杀亨利四世后变得更加恶化，因为此人曾就读于耶稣会学校。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耶稣会与此次刺杀时间存在直接关系，但巴黎高等法院仍在1595年颁布了驱逐耶稣会的法令。这一法令没有为法国所有地方所执行，只在巴黎、第戎、格勒诺布尔、雷恩、鲁昂等地得到贯彻。关于这一事件，内尔松只是做了简要叙述，但实际上值得进一步研究。
由于国王对于巴黎高等法院的此项决定非常犹豫，耶稣会在法国的活动很快得以恢复。亨利四世1603年9月1日在鲁恩颁布诏令允许耶稣会在法国的西部和南部活动，并重新开放了耶稣会在第戎和里昂的学校，甚至允许它在受巴黎高等法院影响的拉夫赖士设立新的学校。由于在法国的活动受到王室与教会的支持，耶稣会以誓言形式宣布忠诚于亨利四世。内尔松有力证明了1603年的这道敕令与后来的南特敕令存在着密切关系。在这两个敕令中，国王的权利获得了伸张，这并不符合高等法院的意愿。1603-1610年，在王室提供庇护之下，耶稣会在法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耶稣会的敌对势力虽并未完全消失，但已经不再能够兴起大的风浪。亨利四世1610年被刺杀身亡事件发生后，耶稣会再次遭到控告。这次耶稣会寻求获得巴黎高等法院支持，尽力从这场危机中走出。1612年，耶稣会同意集体宣誓，承认高等法院的权威。1615年后，耶稣会在法国的地位最终获得了巩固。内尔松这部作品以耶稣会在法国的活动为研究对象，选取重要时间点，论证了耶稣会在法国地位获得巩固的经过，并从中探讨了与王室关系改善所发挥的作用。
1602年，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出版《宫廷告解师指导手册》一书，这是该修会第一次就担任告解师行为准则出台专门规定。在这部手册中，明确规定：告解师“应特别注意不要卷入外部和政治事务，只参与王公宗教以及与此相关的事务”。学者贝洛利在其先前写作的两部著作中，探查了威廉·拉谟瑞尼与亚当·孔岑这两位耶稣会宫廷告解师的活动，他们明显并不遵循耶稣会的那一相关规定，三十年战争期间分别在慕尼黑和维也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耶稣会与三十年战争：国王、宫廷与告解师》一书中，贝洛利扩大了研究范围，探讨了30年战争中耶稣会告解师在法国、西班牙宫廷中发挥的作用。这部著作在研究中主要依据这些耶稣会告解师与他们的总会长、教宗、教廷使节以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通信。这些信件反映出耶稣会宫廷告解师全面参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对某些事件积极表达看法，甚至在参与着决策。尽管，耶稣会宫廷告解师卷入政治事务早为世人所知晓，但他们在30年战争中参与的程度仍出乎人的一般意料之外。对于这些耶稣会士不顾禁令如此深地卷入政治事务，贝洛利给出了他的解释，即在那个极为动荡的岁月，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贝洛利在以论述耶稣会与三十年战争关系时，注意到由于欧洲各地社会、宗教状况有所不同，耶稣会在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也不相同。耶稣会在西班牙主要面临与其他修会的竞争，而在法国所遭遇的抵制更多时候在于这个修会与罗马教廷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应对不同的挑战，耶稣会士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贝洛利在书中，揭示了在这一特殊时期，存在着多组矛盾，除新教与旧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外，耶稣会内部以及它与天主教会其他势力在诸多问题上立场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贝洛利认为，在帮助协调耶稣会内部以及与外界的矛盾时，总会长穆齐奥·维塔拉斯齐（Muzio Vitelleschi）发挥了关键作用。贝洛利的这一作品资料详实，叙述详尽，甚显学术功力。
耶稣会近代早期在意大利的活动持续受到关注，相关学者有塞尔温和拉萨尔等人。塞尔温主要关注发耶稣会在那不勒斯王国传教活动。他的《近代早期耶稣会在那不勒斯的文明使命》一书，除序言外，共分为了六章。在第一章，塞尔温指出无知、暴力和迷信是意大利南部在当时欧洲人心中的形象。耶稣会认同意大利南部的这一形象，为了充分证明在此从事传教工作的意义和吸引更多的同伴前来参与。这一章也简要介绍了那不勒斯的历史。在第二章中，塞尔温讨论了早期耶稣会士在意大利南部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里经济、文化落后，在这里工作的耶稣会士认为他们更像是文明的传播者。在第三章，塞尔温对于耶稣会在欧洲的工作与其海外工作做了比较。在这一时期年轻会士写给长上的信中，塞尔温发现耶稣会内将在海外传教看作是最理想的模式。用来描述印第安人的野蛮、无知之词后来也指向了意大利南部，显然是为了突出耶稣会在这里传教的意义。塞尔温在该书的后三章中，具体探讨了耶稣会在那不勒斯传教工作。他指出，这里的耶稣会士在展开传教时会主动去适应当地具体的情况，而调解冲突构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他们也会借助戏剧来传播天主教义。在这项研究中，塞尔温有效利用各类史料，其中很多是保存在耶稣会和梵蒂冈的档案。
拉萨尔的《在主的葡萄园工作：耶稣会近代早期在意大利慈善组织》一书中主要探查了在罗马由耶稣会创立的三个慈善组织，这三个组织救助对象分别是希望从良的妓女、她们的女儿以及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该书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耶稣会从事慈善救济活动置于近代早期的广阔历史背景之下，强调这样的工作受到了时代的影响。第二部分包含三章，分别对这三个属于耶稣会的慈善组织加以探查。最后一章作为第三部分，主要谈及这三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慈善组织对其后耶稣会开展慈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拉萨尔在该书中充分利用档案材料，详细研究了耶稣会这三个慈善组织的成员构成、接受救助者的心态以及创建运转的方法等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学界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研究风向的转变。新文化史在研究取向上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查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运用文化观念来对历史进行解释，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借鉴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进行分析，解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受此影响，早期耶稣会研究也出现了“文化转向”，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
早期耶稣会并非作为严格的或独特意义上的“教育修会”而建立，但却以兴办教育闻名于世。到1626年，耶稣会在世界各地学校数量达444所，另有56所神学院。这些学校绝大多数相当于现在的初级中学，但也有几个类似于大学。罗耀拉撰写的《会宪》的第四部分集中反映了他有关教育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乔治·甘斯围绕这一部分内容进行系统研究，总结了罗耀拉独特的办学理念，强调了他在天主教会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地位。约翰·多诺霍《耶稣会教育：论它的思想基础》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关于创办学校对耶稣会自身的影响，学者奥马利与马里克斯分别在其专著中做了深入分析。围绕耶稣会学校在各地创立与发展，受到西欧各国学者的持续关注，较为典型的有丹维尔（Francois de Dainville）、福马洛里（Marc Fumaroli）、亨斯特（Karl Hengst）、布里吉（Gian Paolo Brizzi）等人的研究。选题、时间较近，其他有参考价值的论文有：切萨雷奥《寻求认同：16世纪耶稣会的教育理想》，奥马利的《早期耶稣会士何以投身教育》th Anniversary Perspectives，ed.Vincent J.Duminuco，New York：Fordham UP，2000."/>。
投身教育、创办学校的活动使耶稣会与近代早期西方的科技与文化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如何借助西方艺术与科技，科技文化在耶稣会学校中居于何种地位，耶稣会士如何看待科技与他们所信仰宗教的关系，这些问题成为耶稣会史研究中新热点。围绕耶稣会在1540-1773年之间耶稣会对于文化科技的贡献，美国波士顿学院先后在1997年和2002年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们在会上提交的论文经整理均结集出版，代表该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相关的成果还有哈里斯（Steven J.Harris）和斯卡哥里奥内（Aldo Scaglione）等人的论著。
3.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没有哪个团体会像耶稣会那样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正如如此，中国学术界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及其来华传教士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了众多的学术成果。然而，对于耶稣会在中国之外的发展历史，研究成果可谓少之又少。直接涉及耶稣会创立与发展历史的论述，在本世纪之前，仅在一些著作中有所提到。系统、深入研究的缺乏，使得关于耶稣会的许多陈旧观点，尽管已在西方被学界一致否定，然而在中国依然流传。不过，随着国外学术著作的引入，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一领域。
在耶稣会的细节方面，林中泽以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为角度对早期耶稣会的财富观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由于身处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代，耶稣会的财富观也带有过渡时期所特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继续沿袭旧式修会的守贫传统，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欧洲社会变革的现实，对灵修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加以调整，实现以财养教，以教传道。因片面借用西方史学的一些成果而导致对外国历史严重误读，这种现象彭小瑜很早就有所注意。在《“爱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全球史语境中的近代早期耶稣会》一文中，他对耶稣会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正确指出这个修会虽然强调服从，有“中央集权”的色彩，然而同时它又不乏民主因素。对于耶稣会以效忠教宗为内容的第四誓愿，彭小瑜介绍了西方学者奥马利的观点，指出这种服从是为了得到圣灵更为明晰的指引，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去“改进灵魂和传播信仰”。就罗耀拉创建耶稣会的动因，彭小瑜谈到了中世纪修道传统的影响。
耶稣会在其他地域传教研究方面，国内也开始有学者涉足。专著有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他在充分利用、认真研读、辨析大量日文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耶稣会士1549-1639年在日本的传教活动进行全面的梳理。西方与日本之间文化交往以及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政策是该书讨论的重点。李小白就耶稣会在日本的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耶稣会在布教的同时积极从事生丝贸易，这种贸易造成日本白银大量外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锁国政策的形成。李冈原对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策略进行了研究，指出慈善传教是耶稣会在日本传教谋略链条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近代早期的耶稣会学校也出现了相关的论文，如姚立昕的《试论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的特色》、胡玲的《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的影响》、《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事业繁荣的诸因素》《两难选择：早期耶稣会对科学的态度》等。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就笔者所占有的资料而言，国内外学者对早期耶稣会的研究就如上所述。可以说，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较少涉及。相对来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颇为可观，更不乏经典之作，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耶稣会早期历史的各个方面，并且视角多样，阐释明晰，见解令人信服。当然西方学术界的这些研究也有不足。国外对早期耶稣会的研究虽然论证有力，观点新颖，但多属专题性研究，因此，他们的研究存在“碎片化”、缺乏总体关照的倾向。早期耶稣会研究领域既需要开辟新领域、新课题，也有进行整体系统研究的必要。
鉴于此，本文计划放弃描述与分析、体制与观念、意义与遗憾等传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而是就一个具体的宗教组织，用多种视角加以立体的考察。具体而言，就是以16世纪欧洲社会的转变作为现实背景，探讨耶稣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征以及其在近代早期天主教中的角色与位置。笔者认为早期耶稣会，要考察历史、本体、运行三方面。所谓历史，重在论述耶稣会的起源与发展，首先说明耶稣会成立之前的情况，继而强调耶稣会是应时代需要而成立的修会组织，再就耶稣会成立之后的变化做一个历史的梳理。所谓本体，着重探讨耶稣会的宗旨使命、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侧重于解释耶稣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所谓运行，即是要讨论耶稣会牧灵传教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这将涉及与其他组织与个人的相互合作与斗争，耶稣会的成就以及社会上对它的评价等方面。
本书主旨在于对1540-1600年的耶稣会做系统、整体性的研究。力图通过这一研究，理清耶稣会早期发展史中学者尚有争议的问题，以期阐明这一时期的耶稣会在整个耶稣会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进行研究，主要因为这是耶稣会形塑的时期，也是耶稣会比较深地卷入社会各项事务的时期。而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具体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书立足于充分占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加以鉴别和分析，并综合前人论述，对耶稣会的创立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以《神操》、《会典纲要》和《会宪》等相关直接材料为主，对于“悬案”本书将以往研究的观点和成果加以比照，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已经形成定论的问题，本书则力图借助对史料的解读，以揭示更多的历史细节，以便使问题更加清晰化、明了化。
2.借鉴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因为耶稣会是近代的天主教修会组织，故而用组织社会学的方法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组织的功能与结构。用这种方法研究耶稣会，才能更清楚理解耶稣会成员内部，以及耶稣会与教会其他机构的冲突对抗，竞争与联合。
3.适当运用比较分析法。比较的类型主要有二。一为横向比较，从空间角度出发进行的历史比较研究，在研究耶稣会时，可以将其他修会加以比较；二位纵向比较，指从时间的序列出发，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现象做对比，研究耶稣会时必须与之前的修会相比较鉴别。此外还可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进行比较，从正面和反事实方向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更好地说明耶稣会的一系列情况。第一章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世界
耶稣会的创建者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1556年在意大利的罗马去世。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构成中世纪重要内容的封建主义、经院哲学、教宗权利在14、15世纪逐渐丧失了其所在领域的统治力，以致人们常常用衰退、分裂、没落等词汇描绘中世纪晚期，赫伊津哈的经典著作《中世纪的衰落》的书名充分反映了人们的这种看法。然而，宗教改革前的两个世纪并非毫无意义的衰落时期，相反，那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表现出显著的活力。第一节转变的时代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
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虽可追溯至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宗教改革前的两个世纪无疑构成其发展历史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从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意识逐渐让位于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法国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感受到自己的法兰西属性。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斗争中，西班牙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各地统治者都在做某种程度的统一工作，而那些想跟国王分享领土与权力的社会阶层为此付出了代价。
教会曾是人们灵魂的守护人，教育活动的主办方，知识的大本营，并且拥有庞大的地产和财富。如今其权威、特权、财产等方面日益受到世俗政权的威胁。在1351和1390年，英国先后两次颁布有关圣职授职权的法令，禁止教宗干预英国的圣职选举，而1353年和1393年关于王权侵害的法令规定不得将圣职推荐权的纠纷向罗马教宗提起上诉。151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罗马教宗签订波伦亚协议，将教会财富和权威置于在世俗王权之下。1478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成立，拥有高于圣职人员与修会的权力，然而控制这一审讯机构的不是教宗，而是西班牙国王。1486年，教宗英诺森八世为获取西班牙的军事帮助，更是赋予了斐迪南和伊萨贝拉在征服格林纳达后委任高级圣职人员的权力。
像教会一样，地方势力也遭受到沉重打击。在玫瑰战争中，英国许多贵族都因相互火并，势力严重削弱，从而为王权的加强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亨利七世发布法令禁止大领主通过私设制服和私养家兵的做法来维持私人军队，并且通过星室法庭强化了对贵族的审判权，使过去政务法院性质的法庭成为镇压贵族反叛和分裂活动的工具。在法国，勃艮第家族垮台之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国王。法国贵族大批丧命于百年战争，王室把他们的土地赠给驯服于自己的人。西班牙，斐迪南和伊萨贝拉毁掉了许多城堡，并以不纳税为由禁止那些最有势力的贵族进入议会。自由城镇和独立社区曾经是抵抗压迫的堡垒，如今几乎屈从于国王的权威之下。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权力经历重要转移的之时，宗教改革前的欧洲在经济领域同样在发生着变化。14世纪不断增加的粮食危机，再加上黑死病的蹂躏，欧洲短时间内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15世纪后，欧洲人口数量开始有所恢复，但直到该世纪末仍未达到1300年的水平。人口减少造成粮食价格下降和工资水平上涨，1350年后有大批农民涌入了城市。宗教改革前夕，欧洲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已经占到10%，在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这一比率甚至达到20%。到1500年，城镇在整个欧洲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在这一点上，1300年前的城镇要逊色得多。伴随城市规模和重要性的增长，中世纪晚期见证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资金与劳动力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虽是在16世纪最终确立，但它在14、15世纪无疑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发展。
市场扩大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早在14世纪初期，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船只就开始了对大西洋外海的探索。到14世纪中期，通往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的贸易路线已经被打通。大体同时，由北欧17个城市所组成的汉萨同盟控制了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线路。曾经束缚欧洲发展的界限和障碍消失了，商人活动的区域移到了越来越远的地方，被推向山顶、海岸，甚至越过大洋，进入了人们从未听说和难以想象的国度。
银行业与工业随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商业银行家在发迹前有很多是从事远洋贸易的无地的农民。这些冒险家们九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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