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建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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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试读：

总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是本校最早设置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历史学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许多著名史学家的加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科研实力大为增强。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处于复旦文科发展的前列。

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但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1954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古史教研组（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教研组（主任谭其骧）和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才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形。1958年，中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20世纪70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

经过前辈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已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等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本学科向来重视集体合作与研究，诸如《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都是前辈学者集体合作的结晶。

199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步入21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2004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然而，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中国近代史学科毕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她还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展望未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既要把前辈学者塑造的优良学术传统发扬光大，又要培育学术接班人，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一个学科的发展如同个人的学术研究一样，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贵在薪火传承。为此，我们推出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陆续刊行本领域青年教师的学术专著。此举既是为了展示本学科青年才俊的研究成果，也是借此机会寻求学界先进的批评与指正，以期促进他们学术水平的提高，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先生和其他编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我们在此对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编委会2013年2月

序一

2004年8月，我与王建朗研究员携手在复旦大学举办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学术讨论会，那是史学界第一次以北洋外交为主题的会议。会议聚集了研究北洋外交的海内外学者，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参加会议并提交了论文。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前言”中，我们写道：这些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本书的作者马建标就是当时参会的几名研究生之一，他提交了一篇关于国民外交的论文。四年后的2008年，他以北洋外交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了复旦大学博士学位。又过了四年，马建标将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眼前的这本书。

外交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吸引过众多的学者，出现过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曾经是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引领着史学研究的潮流。远的不说，就以复旦大学历史系而言，在我的老师辈中，汪熙先生主编了《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共出版了20余本；陈匡时、李华兴老师合编了上下两卷共4册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姜义华、杨立强等老师撰写了《沙俄侵华史》，这些著作都在学界产生了影响。但也无可否认，近年来外交史在史学研究中已无先前的热闹景象，处于相对冷落的境地。其实就20世纪尤其是其上半叶而言，外交或者说对外关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以五四学生运动来说，不就是因为外交问题而引发的吗？因此，外交史是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中不应该被冷落的领域，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来推进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外交史主要依据政府文件研究外交决策和重要的外交事件，视野通常仅限于政治外交，这样的研究路数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不满足或不满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入江昭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倡导以国际史和文化史的视野讨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建标博士翻译过入江昭弟子徐国琦教授的著作《中国与大战》，对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有贴近的了解，本书就是他以国际史研究的视野对20世纪前期中国外交史所做的探索。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我认为这一探索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其一，将外交史与国内政治史的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中国进入20世纪后，外交与国内政治已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了。正如民初在袁世凯总统府任秘书的张一麐所说：“八国联军之后，一切内政无[1]不牵及外交。” 反之亦然，一切外交无不牵动内政。但在史学研究中，所谓专业的畛域还是非常分明。治外交史者通常只将国内政治作为一个背景，很少深究国内政治与外交间的互动。而治政治史者同样如此，只不过背景换成了外交。本书作者则有意识地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力图展现出民国初年外交与内政间复杂互动的实相。如第七章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两位国民代表余日章和蒋梦麟为聚焦点，先是剖析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和上海中间势力等不同力量之间围绕国民代表的选定所展开的政治博弈；继而揭示余、蒋两人以国民代表身份参与华会外交，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施加的压力及对华会进行产生的影响；然后探讨余、蒋以现代通讯手段电报向国内通报华会情况及其在梁士诒内阁倒台风潮中的作用。在这里，华盛顿会议不再被当作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来研究，卷入其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国内政治的不同考量，以及它们间的博弈对中国在华会上外交的影响都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内政与外交是实实在在互相牵动的。这样的研究就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史和政治史。

其二，重视舆论在外交和国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并对此开展实证研究。将舆论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对外关系的研究是国际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在本书中，对舆论的关注并深入细致地分析其与外交和内政的关系贯穿于每一章，显示了作者对此高度的自觉。书中对民初政府的国际宣传、派系政治与舆论宣传（或曰制造民意）、外交交涉与公众舆论都有翔实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第四、第六两章从谣言的角度切入，剖析舆论与外交和内政间的复杂关系。民国成立以后十年间，外交危机不断，政界局势动荡，由此造成社会心理不稳定，一遇风吹草动，谣言就如野火般蔓延。作者对谣言的发生、传播的研究为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

上述两点之外，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外交史研究通常对档案资料的重视，作者还花了很大的精力从当时的报刊中去爬梳史料。这一时期外交与内政间的互动错综复杂，尤其是不少派系活动和幕后交易，光凭档案资料是难以了解的。而有着不同消息来源和不同政治背景的众多报刊，则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这就使本书的历史叙述有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也是在资料的运用方面，本书还有可提升的空间。以国际史的视野做研究，十分强调多国史料的运用。本书对日文资料的使用就相对偏弱一些，而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问题都与日本相关，因此日文资料尤为重要。以梁士诒内阁倒台一事来说，与日本就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本书在剖析这一事件时却没能足够地使用日本方面的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近些年建标花了不少时间在学日语，这表明他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我希望他今后能发掘出相关的日文资料，对梁阁倒台做更透彻的剖析。

建标是一个有志于史学研究并充满学术激情的年轻学者。他在复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受到近代史所许多学者的指教，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我祝愿他在史学研究中不断进步。癸巳新春于新江湾

[1]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56页。

序二

建标博士嘱我为其所著的《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作序，令我踌躇再三。实话实说，自觉作序这样的事，应该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所为，我德既不高，望亦不重，而且内心里也还有些挣扎与不甘，不愿被打上“前辈”的标签。不过，细想起来，此刻距我当初踏入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也已将近30年，年龄痴长，已由青年迈过中年而向老年进发，便又不禁释然，在建标博士这样的“后辈”学者心目中，我自已成“前辈”，为序或亦可行。何况建标博士虽非我的学生，但作为他的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也还可以算是有些师生关系吧，故思之于情于理似不可太过推脱，便有此序之成。

由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直至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建标博士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具有史学研究的扎实功底、宽广视野和敏锐观察，并已在以北洋时期为中心的研究领域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瞩目。因此，如果循例对建标博士的研究，赞以那些习见的话语，如资料丰富、论证严密、结论得当，等等，既为俗套，亦不能十分凸显其研究的意义。尽管建标博士的著作中时有精当之论，比如对特定环境下“谣言”的扩散及其作用的分析，便颇具意味，令人深长思之。但是，认真读完建标博士的论著之后，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研究从什么角度切入，并且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为中心，提供了什么新的研究思路，等等，于此方可体现其研究的高妙之处。

建标博士的研究，“探讨的是中国在1912年至1922年间如何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主权的艰难历程，探寻中国其后参与创建远东国际新秩序的历史根源”（书中语，下同）。他以“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为主题，其间蕴含的意味是：有了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压迫和束缚，才有中国对这种国际体系的被动或主动的反应，而最后达至的结果则是“冲破旧秩序”。或许我们可以“冲击—反应”模式来定位建标博士研究之主题，然又非可如此简单的定论。“冲击—反应”模式，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解释模式，虽然1970年代以来，这个研究模式已经不再那么流行，甚而被视为“老旧”“过时”，被认为夸大了西方冲击对于[1]中国的影响和意义，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不过，实事求是地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否定西方“冲击”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当时人的说法，所谓近代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这不正是体现了在外来的西方强烈“冲击”影响之下，近代中国所处的相当特殊而颇为尴尬的地位吗？不过，与当初西方学者更多强调“冲击”的视角或有别，建标博士的研究，更在意中国的“反应”，并且不是全近代时期的宏观“反应”，而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微观“反应”，也就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探讨那些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此诚为建标博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显示出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本土研究与外来研究还是有其关注与视角的差异。

不过，即便是从本土研究的关注和视角出发，观察近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后人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常常局限在中国国力之“弱”与西方代表的外国国力之“强”的直观印象，从而或多或少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近代西方在许多方面当然“强”于中国，因此才有西方国家武力压迫中国并以强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似乎只能对外来“冲击”做出“反应”，在中外关系中，中国似乎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无处不受到外国的影响而难以影响到外国。当然有许多历史的事实可以验证这样的看法，不过，如果我们放宽眼界，换种思维和角度去观察，历史或许还有另一面的情况，即“弱”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到“强”西方。比如，我们知道，中国虽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起到了实际超过其弱势国力的“强势”影响（虽然这样的影响至今在西方世界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和肯定），须知当西方老牌强国——法国在二战中不过44天便败于纳粹德国时，中国已经独力支撑对日抗战三年而屹立不倒。因此，强势方固然以其“强”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弱势方也未必因其“弱”而全然无所作为。所谓事在人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这样的例子岂止限于二战。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的一大进展和突破，便是在二战之外，发掘出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不似以前我们所习知的那样，中国在一战中仅仅是战争影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和不懈努力，主动地参与战时国际事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弱势国际地位，得到了如建标博士所论之“冲破旧秩序”的有利结果。所以，建标博士的研究，不仅延续而且开拓了这样的研究趋向，使我们可以更多的从一战前后国人对西方世界国际体系的“反应”中，知晓前人的努力与奋斗，也为当下我们对西方世界如何“反应”的老问题提供了因应的新视角。

由建标博士的研究，我们亦可认知，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及对外影响中的弱势，并不全因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之落后与物质文明发展水平之不高所致，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统治者不谙世界大势、自高自大、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一败再败，实为清廷统治者的颟顸无能与传统封建专制体制的失败，因此才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结局。实际上，在鸦片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尚不如其后之大，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也不如其后之苛，这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机遇，也可谓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难得的“窗口期”。可是清廷并未因此而振作，虽有洋务运动的开展及所谓“同光中兴”的说法，但其明显的保守性与局限性，与日本“明治维新”大力改革、锐意进取恰成鲜明对比，最终亦使中国落败于国际竞争场。而同样是处在弱势情况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崭露头角的中国新式外交家群体，熟谙世界大势，善于利用国际关系，知己知彼，有理有节，在国际外交场合尽力争取中国的利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以往失去的利权，从而开始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下滑趋势。正因为如此，我们或可理解早先洋务派官员郭嵩焘的话：“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2]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可惜、可悲复可叹的是，清廷当政者久无如此认识，结果蹉跎岁月，使中国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机会。

当统治者不能对国内外大势有理智客观的判断与妥善适时的因应时，民间对外的“反应”则以其自有的方式影响着近代中外关系，这也是建标博士在其研究中花费大力气的所在。如他所言：“针对以往北洋外交史研究侧重于政府外交层面，忽略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社会精英等影响政府外交的非政府因素之情况，本书在关注北洋政府对外交事务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将把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国民外交团体、社会精英、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因此，其论著中有关报刊传媒与官府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互动、民间社团和社会精英各自的作用、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与政治的关系、游说如何影响民意的形成，等等论述，都可以定位于民间对外“反应”的层面，也是过往研究所不足而又颇具新意者。建标博士将他研究的重点置于“探讨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瓦解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公众在涉外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及其引发的朝野各种政治集团的互动。一言以蔽之，本书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与内政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放置在1910—1920年代前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国际格局下，予以系统的考察。并以此为视角，尝试对北洋时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诠释。既注重从‘国际秩序变迁’的外部视角考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又兼顾从中国内部的视角考察北洋时期的中国对帝国主义外交体系做出何种反应”。应该说，建标博士的尝试是成功的、有创见的。

建标博士论著处理的另一主题，是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不仅是该论著研究时段（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重要问题，而且是近代中国所必须面对而又让不少国人备感激愤或纠结的关键问题之一，甚而绵延至今，我们仍不能说已得完全之解决，从而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建标博士在其论著中所言：“东方民族主义及民族运动也狂飙突进，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东方”；因此，“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中外研究者，几乎无不提到民族主义”。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不仅始终没有中断，而且一直有连续性的文字记载，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因此，中华文明向居世界之“中心”，中华民族且视自族为“教化”之地，而视他族为“夷狄”之乡，故在理念上只有传统“华夷”之别，而无近代民族之念，即“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3]而二，二而一者也”。近代以降，西方国家经由产业革命的兴起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领袖群伦，并以民族国家为立国号召，渐次崛起，但中华帝国仍沉浸在往昔旧梦之中，对此浑然不觉。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挟洋枪洋炮而来，以武力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才恍然发现，世界已然大变，一向自居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宝地，却成了洋人自由出入之境，原先自度的“强者”成了他人眼中的“弱者”，往昔“天朝上国”优越的“自者”形象，也一变而为“他者”眼中可以任意处置的“野蛮落后”之邦。对于许多习惯于本朝优越论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及士绅而言，这种国家形象的骤然转换是非常痛苦的。但也正是在西方入侵中国与中国反抗入侵的过程中，中国人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外来民族的近代民族主义概念开始滋生和发展。因此，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4]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发展而在19世纪中叶萌芽渐兴，起初仍然是朦胧的、自发的，甚而不无保守与狭隘的方面，徘徊在爱国与排外之间，19世纪末震动中外的义和团起事即[5]为其表现之一。直到20世纪初，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才在中国发端，一方面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当时的统治民族——满族的矛盾出发，运用民族主义以为反满反清革命运动的鼓吹；另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出于保皇目的而淡化满汉矛盾，却提出了从长远而言对中国民族主[6]义发展甚有价值的“中华民族”一体的概念。虽然如此，在反对列强入侵、维护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方面，无论是革命派抑或改良派其实基本上并无二致。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曾经这样表述：“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7]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辛亥革命过后，共和告成，民国成立，近代民族主义概念开始在国人中普及，中国开始了在新的基础上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

晚近的中国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自我界定总是建立在与‘外[8]部’的关系之上，带有强烈的内部同质化和外部异质化倾向”。也有西方学者将“民族/国家”定义为：“一个被文化差别以及由相互争夺的族群、彼此对抗的权力集团和关系紧张的不同文化地域构成的充[9]满异质的历史所内在地标明了的空间。”既然如此，则各个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或可谓“性相近”，追求的都是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与自主发展；然其对他民族而言，却可能是“习相远”，即不同民族之间因各种原因而形成矛盾冲突，甚至强势民族侵凌弱势民族，形成民族对民族间的压迫，这也正是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情形。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西方入侵中国的产物，是西方的强横入侵，使中国人切身体验到了作为“自者”所不同于西人而又映射于西人眼中的“他者”形象，从而唤醒“自者”的整体民族意识，并因此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但是，这并不是西方入侵中国的初衷。西方需要的是弱势的、可以任其高居在上而俯视的以至是其可以“保护”的中国，却不是强势的、自立的、民族主义高扬的中国。所以，尽管中国这样的“学生”已经认定要向西方“老师”学习，融入世界潮流，但西方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有资格成为世界的平等一员，更不会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而高看中国，而是仍然自居为傲慢的、高人一等的世界“保护”者。不少西方人当时都认同白人种族“优越”论，认为“白人有责任肩负‘重担’，要在[10]全世界普及更高级的‘白种人’文明，要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此等强烈的自我责任和扩张意识，必然导致强势西方对弱势东方（中国）的入侵，并对东方（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抱持着高度的警惕。如同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所言：“是西方扩张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扩张到西方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人即使在他们最有善意的时[11]候，也是侵略的。”如此这般，东西方两种异质民族意识在一个交往与联络越来越多的国际化的世界中自然会不断发生冲撞，从而以“冲击—反应”的模式形成为历史演进的动力之一。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的演进，并在中国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建标博士研究的1910年代至1920年代，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由都市到乡村、由知识小众到民间大众、由精英到底层传播普及，并最终得以基本成型的关键年代。因此，在建标博士论著的7章标题中，有4章出现了“民族”或“民族主义”的字样，就不是偶然的了，于此亦可知建标博士的论著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如果循建标博士研究的路径作逻辑的推演，1920年代后半期席卷大半个南中国的国民革命狂飙、1930年代国民政府建政后的国共两党之争、1937—1945年的中国全民抗日战争，民族主义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打倒列强”也是能够得到最广大的中国民众认同的社会政治动员号召。

然而，也正如建标博士在论著中所说：“民族主义是各种社会集团力量进行整合的催化剂，也是分裂政府领袖与公众舆论领袖的导火索……对于北京政府而言，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动员公众舆论的催化剂，固然是好事。然而，北京政府主观上虽希望能够将民众对外抗议运动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但在事实上无法办到。”因此，“北京政府借助‘民意’来声援政府外交，也存在很大的潜在危险。一旦北京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舆论，政府外交很容易成为政治对手攻击或质疑政府合法性存在的把柄。一旦舆论中形成‘政府不再是国民的政府’这一政治判断后，北京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就遭到质疑”。“结果，原本单纯的外交事件与内政问题纠缠在一起。执政者既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在野派系也可以利用它攻击执政者的统治缺乏合法性……由此印证，民族主义的确是一把‘双刃剑’。”这是就民国时期国力积弱、政治分裂的特殊情况而言，广而言之，即便是在国力恢复、政治统一的情况下，对于民族主义作用的理解，也仍然需要民众的冷静思考与政治家的谨言慎行。因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由过往历史与想象中的“强”，转而为近代以来现实与外部映射下的“弱”，刺激了国人心理的某种脆弱性。过去因“发达”而“自大”，从而“视外人如鬼魅”；而今因“积弱”而“自卑”，又视“外人如[12]神明，如良医”。其间由“自尊自大”而“自卑自怨”的心态转换，如果养成为“受害”或“被害”心态，又易致国民心理在特定情势下的莫名反弹，对于顺利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未必是有利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不能没有理性民族主义的参与和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避免“虚骄自大”“盲目冲动”的民族主义，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体两面。因此，如何在追求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建设并养成理性、自信、成熟、坦荡、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不虚骄，不急躁，不为一时一事所动，不为有利无利所扰，诚为中国现代国家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需要着力之所在，也是建标博士论著中所切实反映者。

建标博士的论著中还提到了值得读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北洋时期办理外交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派系利益的关系。一般人习知的是，外交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或者也可谓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即便有国内的纷争，也当有所谓“一致对外”的立场。但是，历史的演进过程却未必如此理想化。北洋时期，军阀派系掌握着国家权柄，作为国家的对外代表者，他们当然也在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中国追求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但是，如同建标博士的研究所显示：民族国家的建构客观上需要“国家强化其对[13]社会的控制”，这意味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北洋军阀又无法摆脱“派系利益至上”的政治现实。而由于派系政治文化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在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杯葛时，因为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易调和，难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实现；而既要处理好北洋派系与其他派系之间的利益均衡，又要以“国家”的名义争取民意，寻求舆论的广泛支持，于是，所谓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名义”难免成为各派系政治斗争的宣传策略，最后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军阀武力。当普通民众考虑着民族利益、担心着国家危亡时，执政者或在野派系却更关心政权的得失和转换。因此，虽然各方对政权的争夺是借助民族主义的外衣进行的，但就当时的派系政争而言，鲜有哪个派系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视为单纯的外交问题，而不夹带任何政治私谋。换言之，对军阀派系而言，政治利益始终高于外交利益或民族利益，借助外交问题进行国内政治动员，自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常例。或许建标博士的上述论断读者未必都认可，但却提示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思考，历史恰恰在此表现出其无比的复杂性，实难以单一化、程式化的思维去处理。

如上所述，建标博士的论著，有其特有的“问题”意识，并有他的深入分析和认真思考，相信在出版之后，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并且推动对于相关问题的继续研究。

当然，建标博士的论著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具体的表述和论证方面的问题姑不在此多论，而在一些“大”问题方面，也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比如，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就牵涉多方面的问题。当时的国际体系为“帝国主义”所主导或为多数人的看法，但是不是这个国际体系中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这个体系一旦形成后，是不是又对“帝国主义”的行为规则有所束缚？则又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推而论之，中国的“冲破旧秩序”，在当时情势下，能够“冲破”到什么程度？“冲破”之后又向何处去？是完全自立“新秩序”还是与“旧秩序”有所调适妥协？等等，也还是可以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再有，如建标博士在论著中所言，民初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可以称之为外交事务的“政治化”，而要深入分析这个“政治化”的过程及其意义，又需要对北洋政治有透彻的分析和思考，在这方面，建标博士的研究似尚有继续开拓的空间。

建标博士在其论著的最后一章，用了“走向世界的新国民”结题，透出对在那个时代辛勤探索的前辈的热情和对中国历史走向的乐观。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关注当下中国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的趋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热情和乐观。同时，我们也应对中国学术的不断发展及新一代学者的见识和探索，寄予充分的热情和乐观。建标博士的论著，正可印证这样的热情和乐观！2013年2月18日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1] 相关研究请参阅〔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6。

[2]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第211页。

[3] 《论今日所处之时代》，《东方杂志》第4卷第10号。

[4]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 义和团运动虽可纳入民族主义的一般表现范畴，但因其存有盲目排外之弊，具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故论者多不以其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代表。

[6] 请参阅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7]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第1卷上册，第34页。

[8]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上卷第二部，第686页。

[9] Homi Bhabha，Nation and Narration，转引自张英进《中国电影中的民族性与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10] 〔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1800年至今的历史回顾》，廖七一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94页。

[1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121页。

[12] 《论今日所处之时代》，《东方杂志》第4卷第10号。

[13]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52页。

绪论

回首20世纪，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回避民族主义的话题。时至今日，民族主义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但对它的定义就像对“人”的定义一样是艰难的、充满争议的。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1]理论，它要求族体的自然疆界与政治辖区是一致的，换言之，它要求族体的政权与主权必须合二为一。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始于欧洲，而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就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东方民族主义及民族运动也狂飙突进，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东方。可以说，“在东方世界，整个20世纪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度过的。新东方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对几百年来形成的旧的国际格局进[2]行了最彻底的冲击”。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中外研究者，几乎无不提到民族主义。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几乎不存在对民族主义的[3]研究，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而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重申的研究主题。可以说，作为一种诠释历史的工具，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是被用得最广泛的，而且不乏滥用之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者们似乎对民族主义耳熟能详，实际有分量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运动的学术专著[4]及专题论文，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并不多见。即使一般的论著也未必都建立在充分的研究基础之上。学术界过去偏重于从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视角去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可否认，这样一种“非[5]历史”的研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民族主义。

仅就清末民初的历史而言，今日治民国史者大都注意到，其时内政与外交已经完全打成一片。民初担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的张一麐曾言，“八国联军之后，一切内政无不牵及外交，此定律也，不可逃[6]也！” 因此，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史和外交史，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予以考察，才能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面相。当今学人要对民初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有所推进，不得不关注民族主义对其造成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亡终于压倒了启蒙”，以此来完成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余英时就指出：“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7]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最初是由于他们的亡国危机意识的压力。亡国危机意识是一种民族忧患意识，这固然与中国士人的忧患意识传统有关，但在近代确实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影响有重大关联。其实，民族精英的亡国危机意识不独存在于1920年代，上溯自清末，“亡国论”就已经较为普遍地存在了。但梁启超相信中国文化自有其坚强的生命力，坚信中国不会“亡国”。为此，梁[8]启超撰写了《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以鼓舞士气。1921年1月12日，《申报》主笔杨荫杭曾发表时评《我之党见》，指出：“忧亡[9]国，忧破产，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杨荫杭时任《申报》副总编，堪称当时的舆论领袖，因此他对时局的观察，当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杨氏的“亡国隐忧”更多的还是代表着像他这样的民族精英的亡国忧虑，不能说是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但民族精英有能力引导公众舆论，这是应该注意的事实。

本书探讨的是中国在1912—1922年如何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主权的艰难历程，探寻中国其后参与创建远东国际新秩序的历史根源。这段时期的外交，学界常称之为“北洋外交”。从世界范围看，此一时期的“北洋外交”正处于英、法、日等强国主导的[10]“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包围之中。在这种旧的国际秩序中，列强推行的是“帝国主义外交”即指1880年代至1920年代前期英、法、德、日等列强所推行的霸权外交，其特征是拓展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增强其母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原则。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包括当下的学者）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就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的政治口号，到192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就把“反帝”作为党的革命纲领。须要指出的是，中共较早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对中国主权的损害，由此也显示出中共与北洋其他派系，如旧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在政见上的显著不同，展现出中共改造中国[11]及世界的时代自觉及伟大魄力。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批判对象，乃至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经典传

[12]统。言其陌生，是由于“帝国主义”作为近代史上一个长期形成的政治概念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使人们无法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对象进行冷静客观的研究，直至今天，中国学界对“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仍然停留在粗浅的层面，只有少数学者在关注“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的问题，很多基本问题仍亟[13]待探寻。有趣的是，当中国大部分学者开始“遗忘”或者“忽略”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问题时，以何伟亚（James L. Hevia）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反而要“重新开启在东亚的欧美帝国主义的研究”，阐明19世纪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并且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回到有[14]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中来。中外学者对“帝国主义”问题截然相反的研究旨趣或许与当今中国学者仍未走出帝国主义的历史阴影有关，这似乎也印证了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多年前所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不[15]是经济方面”。

北洋外交属于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下一个较短的时段，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都出现许多与本课题相关的北洋外交研究新成果。研究群体逐渐成形，在研究水平、范式及档案资料利用等多项学术要求上，都有所提升。

台湾学者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是研究北洋外交的最新力作。还有应俊豪的《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探讨公众舆论对北洋外交的影响。总的看，台湾学者对北洋外交的研究，注重档案资料利用，多侧重政府外交层面的研究，以致相应地忽略了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的复杂互动关系。日本学者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一书，从国际、国内、中央与地方等多层次，探讨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欧美学界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研究比较少，值得注意的有Zhang Yongji的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2（Macmillan，London，1991），以及Xu Guoqi的China [16]and The Great War（Cambridge，2005），皆从中国的国际化角度，探讨北洋外交的新变化。

近年来，大陆学者对北洋外交的研究呈现不同于以往的风貌，学术态度更加严谨。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论著，有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等。另外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及《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两书汇集了国内外研究北洋外交的新近成果，集中反映了北洋外交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中一个新趋向就是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成为北洋外交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有关国民外交运动研究的论著很多，兹不赘述。唯相关专著，颇值一提，如印少云的《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及周斌的《舆论、运动与外交》（学苑出版社，2010），等等。仅就上述论著而言，周斌的《舆论、运动与外交》一书，从公众舆论和社会团体所从事的实际活动入手，长时段地考察了1920年代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国民外交运动的概况及其与政府外交的互动关系，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颇具参考价值。

综览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关北洋外交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日益细腻与多元化，研究对象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外交，非政府外交团体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尽管如此，学术界对北洋政府与国民外交团体、报界、社会精英等在重大外交问题上产生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关于中国如何突破帝国主义外交体系的束缚，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帝国主义外交的反应，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针对以往北洋外交史研究侧重于政府外交层面，忽略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社会精英等影响政府外交的非政府因素之情况，本书在关注北洋政府对外交事务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将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国民外交团体、社会精英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重点探讨从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瓦解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公众在涉外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及其引发的朝野各种政治集团的互动。一言以蔽之，本书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与内政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放置在1910年至1920年代前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国际格局下，予以系统的考察。并以此为视角，尝试对北洋时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诠释，既注重从“国际秩序变迁”的外部视角考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又兼顾从中国内部的视角考察北洋时期的中国对帝国主义外交体系做出何种反应。

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个关键阶段，而且这阶段的中国外交又与全球国际秩序的变革紧密相连。在此阶段，北京政府于1917年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以及1921年华盛顿会议，直接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从而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具有显著的“民族危机”特征，外交与内政紧密交错，重大外交事件时常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抗议运动，而且运动规模不断升级。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危机”都引起朝野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甚至引发政局的动荡。19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与北洋政府时期内政外交的双重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评判北洋时期的外交危机如何引发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实现朝野各种政治力量的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国际旧秩序，又如何为1920年代后期远东国际新秩序的重建打下历史的根基。这些皆是本书重点考察的问题。

具体言之，本书第一章探讨民族主义如何通过民初报界得以广泛的传播，民初北京政府如何利用民族主义为其外交政策服务，以及北京政府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有意识地制定国际宣传政策，借以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章，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内部各个政治派系对于参战与否的复杂态度，借此探讨中国内部政治派系当面临国家利益与派系利益的冲突时，所面临的矛盾困境及其两难选择。

第三章，探讨五四时期学生界作为一支富有朝气的民族主义新力量在1910年代后期的形成过程，探讨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意识、国民身份意识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关联。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使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

第四章，探讨在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简称鲁案）成为一个“悬案”之后，中国朝野各方就是否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所产生的不同认识，中国民族精英出于对山东主权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日本霸权外交（或称“帝国主义外交”）的不信任，强烈反对中日交涉。在此背景下，鲁案直接交涉谣传引起了中国民族精英的强烈担忧，并进而形成了一场持久的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运动。

第五章，探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民族运动如何以“国民外交运动”的方式出现，以及这种政治运动的背后所蕴藏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内幕，即北京政府内部府院之争、在野派系的倒阁运动、南北之争以及直系与奉系为角逐中央政权所进行的权斗。这场民族运动有两个政治目标：外争主权，内求统一。在主权问题上，北方主张“修约”，南方主张“废约”，其实修中有废，废中有修，双方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本质差异。但在政权问题上，南北两方彼此都想统一对方，而在政治竞争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此时已见端倪。

第六章，讲述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有关“国际共管”中国谣言传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各界精英造成了一种“亡国阴影”。在这种亡国阴影的笼罩下，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因“倒闭谣言”而发生挤兑风潮。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催逼下，中国各界民族精英为了防止列强借口中国经济危机而实现国际共管中国，展开了一场有效的“辟谣”行动，以达到拯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目的。

第七章，讲述中国城市资产阶级的民族精英代表余日章与蒋梦麟在民族资本家穆藕初、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总商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的支持下，作为“国民外交代表”自行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破天荒之壮举。余日章与蒋梦麟都曾在美国接受过一流的高等教育，他们对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着更直接、更现实的体验。他们对华盛顿体系的反思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对西方国际体系的认知水平。

拙稿是本人十余年来研习北洋外交史、政治史习作，限于水平，文中拙劣之处甚多，敬请批评指正。

[1]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Basil Blackwell，Oxford，1983，p.1.

[2] 具体地说，东方民族主义是由若干政治理论体系构成的，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尼赫鲁主义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主义，等等。详见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引自〔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代序言，第17页。

[3] 详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代序言，第23页。

[4] 已有的民族主义研究多偏重于思想史。如章开沅《“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李润苍：《试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等等。

[5] 相关论述，详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68页。

[6]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56页

[7]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203页。

[8] 沧江：《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宣统三年第5号，第1—14页。

[9] 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第187页。

[10] 何谓帝国主义？根据牛津字典的诠释，帝国主义就是指推进帝国的利益。参见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vol.1，p.1030。至于“帝国主义侵略”，按照17世纪以来西方的重商主义者，以及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历史学者和社会评论者的定义，帝国主义侵略是指外国资本家从贫穷国家榨取经济财富，转供帝国主义母国使用的过程。参见〔美〕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樊书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320—326页；Paul A. 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93-94。关于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相关论述，可参阅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Atheneum，1969。

[11] 汤志钧主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43页。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成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这一革命目标。详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35—36页。

[12] 有关情况可参见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太平洋书店，1928；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三联书店，1949年；卿汝楫：《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2；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科学出版社，1958；等等。

[13] 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尝言：“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则世人直斥其非者多，而深切了解其堂奥者少。”参见黄宇和《帝国主义新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22页；罗志田则指出：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认知的进程其实相当复杂，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人曾视帝国主义为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有一种既憎恨又向往的态度。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92页。

[14] 美国老一辈学者也曾非常关注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问题，其早期论著可参阅：David S. Landes，“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1，No.4，（December 1961），pp.496-512. Andrew J. Nathan，“Imperialism’s Effects on China”，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4，No.4（December 1972），pp.3-8；Joseph Esherick，，“Harvard on China：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na Scholars，Vol.4，No.4（December 1972），pp.9-16；〔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4—15页。

[15] Andrew J.Nathan，“Imperialism’s Effects on China”，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4，No.4（December 1972），pp.3-8.

[16] 徐国琦一书中文版，参见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一章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1]——盖尔纳

人类宣传活动的历史很悠久。已有学者指出，宣传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观念，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方式，它在原始社会中就产生

[2]了。至于政府主导的舆论“宣传”二字，见之于文字记载的，在中国最早可上溯到汉代末期的《三国志·蜀志·彭羕传》，文中写道：“先主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挥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在国外，1622年教皇格利高里五世在罗马创办了天主教“信仰宣教圣公会”，并借用古老的词汇“propaganda”表达宣传的概念。到了近代，随着现代报刊或印刷产业的兴起，直接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运[3]动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此举不仅加强了政府与报界的联系，而且也为政府宣传提供了更便利的工具。美国学者麦金农指出，就中国而言，新兴的激进主义政论报刊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这使[4]得辛亥革命的发生成为可能。

诚然，舆论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堪居首功。民初言论界巨子梁启超曾说：“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5]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实际上，很多同盟会分子或革命党[6]人都是记者出身或有过办报经历。进入民国以后，早先有过报人生涯的革命人士和立宪派分子联袂进入政界，成为令时人瞩目的“民国新贵”，这批人是舆论宣传的受益者，主政以后，自然对于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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