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建勇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图说胶济铁路故事(下)试读：
作者简介
于建勇， 山东诸城人，供职于济南铁路局，从事媒体工作多年，报纸、电视均有涉猎，作品多次在省部获奖，其中有全国铁路好新闻一等奖、中国行业电视节目展评最佳创意奖。业余时间研读文史，尤重铁路文史，常有作品在多家报刊发表，被网易、新华网等多家网站转载，多次登上大众网重磅头条。作品收入《齐鲁晚报》“青未了2008-2012年度选粹丛书”之《人文卷》、历史学者萨苏主编的《史客》丛书之《史客·兰山》。参与了中国第十届艺术节礼品书、数字多媒体读物《印象济南》“城事篇”的撰稿。2013年，参与建成了胶济铁路陈列馆。2014年，出版了与戚斌共同编著的《胶济旧影》一书。2015年，参与了肢济铁路陈列馆扩建工作。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脑海中的一个闪念，可能会掀起一场飓风。雪山中的一丝震动，可能会引发一场雪崩。
学者祝勇曾言：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
胶济铁路，这条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铁路，最初，竟然源于一个外国人的脚步。他的名字叫李希霍芬，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正是因为他到山东的实地考察，而且在考察中发现了宝贵的资源：煤矿，于是才有了修建一条铁路的想法。当时他的想法是：“从胶州到潍县的路很平坦，人们可以在那里，而不是在芝罘找到一条铁路的起点。”
在我看来，这条铁路的真正起点，应该是李希霍芬的脑海。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这个想法，也仅仅是想法而已。因为当时无权无势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在中国推动这件事。
这个想法石破天惊。因为在他考察山东这年—1869年，大清帝国包括现在蒙古在内的辽阔版图上，连一条正式铁路都没有。只有一条小铁路四年前昙花一现。那是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的一条长约半公里的“展览铁路”，时人“骇为妖物”，最后由官府“饬令拆卸”。从中既可看出官府的愚昧，也可看出李希霍芬的超前眼光。
放眼中国铁路发展史，这种超前眼光更加凸显。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7年后—1876年才由英商修建。不久也被清政府赎回后拆除。中国留存下来的第一条营业铁路—唐胥铁路，12年后—1881年才修建。中国人主持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则在36年后—1905年才开工。那时，胶济铁路已经通车两年了。
后来，李希霍芬把这个想法进一步完善，在他的专著《中国》一书中，正式提出修建一条从胶州湾出发、连接山东的煤田、经济南府通向北京和河南的铁路。
如果仅此而已，他的考察只限于学术，可他的指向却是国家战略：“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从此，胶州湾进入德国的视野，进而列入德国在远东寻求建立军港的选择地之一。
在经过一番考察比对之后，德国最终选定胶州湾。此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三番五次找借口，极尽小题大作、上纲上线之能事，意在激怒中国，挑起冲突，进而借机出兵。
借口终于来了。这就是1897年发生的“巨野教案”。德国遂趁机出兵，武力侵占胶州湾。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取得了胶济、胶沂济和由济南到山东西部边境的铁路修筑权，以及铁路两旁30里内的矿山开采权。
一个学者的想法，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行动。试想，假如李希霍芬没有踏上山东，山东的历史或许将要重写，胶济铁路也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修建，此后由于这条铁路引发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或许就不可能发生，或者说不可能以后来这种方式发生。
比如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积极上书光绪皇帝，“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并于1898年—戊戌年—借助德军在即墨毁坏孔子像之事，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导火索。
比如济南开埠。德国依靠铁路开疆破土，山东巡抚周馥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秘密运筹，在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前夕，济南、潍县、周村三地自开商埠，把自主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比如日德战争。日本对青岛及胶济铁路垂涎已久，1914年趁德国陷入欧战（一战）无力东顾之机对德宣战，打败德国，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此后把开战之前许下的“交还中国”的诺言抛诸脑后，强行霸占青岛及胶济铁路达八年之久。
中国政府积极谋求收回，没想到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直到1922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上才得以解决，决定青岛和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赎回。1923年1月1日，胶济铁路终于回到中国的怀抱。
筹款赎路，再一次点燃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而政局的动荡、政府信用的缺失，让民众的热情降为冰点，以至于轰轰烈烈的筹款赎路运动，最终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儿小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
被迫交出胶济铁路之后，日本政府并不甘心，1928年趁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之际，借口保护日侨，先后三次出兵山东，期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重新霸占胶济铁路达一年之久。自然，在谈判桌上，中日双方又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
而对于1929年的胶济接收，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和冯玉祥两派又免不了一番明争暗斗。等到胶济铁路收回之后，刚刚平静不久的胶济铁路，又遇上了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这条多灾多难的铁路，在军阀混战中再一次遭受池鱼之殃。
尽管中原大战很快结束，可胶济铁路并不安稳。1931年，先是胶济铁路沿线煤商掀起罢运风潮，后是青岛学子在九一八事变后乘坐火车赴南京请愿，两次都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此后，胶济铁路进入相对稳定时期，1935年7、8月间，铁道部第四届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简称“铁展会”）在青岛隆重举行，历时一月，参观人数约60万人。而那时青岛全市才40余万人，可见前来参观的外地人也有不少。“铁展会”魅力可见一斑。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暂时还没被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成了许多人辗转流亡的“生命线”。他们中，有梁实秋、罗隆基、陈寅恪、沈从文、杨振声、朱光潜、吴宓、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学者。还有当时的北平首脑、后来成为抗战名将的张自忠。不过，当时的他却顶着“汉奸”的骂名，百口莫辩。这时的胶济铁路，写满了恓遑、悲凉、辛酸和无奈。
不久，这条流亡者的“生命线”，也被日军生生掐断。1938年，胶济铁路沦陷。这是日本对胶济铁路的第三次占领。出于“分区管理”和军事入侵需要考虑，日军1938年做出一项重大决定，胶济、津浦在济南并轨，两座车站合并，这项工程始于1939年，竣工于1940年，从而改变了以往胶济、津浦两路在济南各行其道的历史。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打击侵略者的壮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胶济铁路沿线上演。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至上，暂时抛弃前嫌，共同抵御外侮。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又起，胶济铁路再次深陷战火。胶济铁路自从诞生之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伤害。因为重要，所以争夺。因为争夺，所以破坏。这，或许就是它的宿命。
一条不足400公里的铁路，看似冷冰冰的钢轨，经历过多少血与火，承载着多少伤与痛。当我触摸着胶济铁路陈列馆保留至今的百年钢轨时，仿佛触摸着渗透到钢轨深处的百年往事。
建国之后，这条饱经沧桑的铁路才算从战火中脱身。1953年，它承担起一项神秘重任：运送一块重达百吨的巨石。这块巨石出自青岛浮山，通过胶济铁路小心翼翼运到北京。如今伫立在天安门广场。它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
1958年，“大跃进”运动初期，胶济复线提上日程，孰料复线建设一波三折，历时三十多年才告完成。期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追溯这段漫长的历史，不难看到深深的“运动”烙印。
改革开放之后，胶济铁路发展迅猛。近十多年来，先后实施了电气化改造，完成了六次大提速，开行了动车组。新的济青高铁也指日可待。届时，全程运行时间将压缩到1个小时，与胶济铁路通车初期12个小时的行程不可同日而语。“天翻地覆慨而慷”。
胶济铁路是一个窗口，一个观察中国近代史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屈辱与艰辛，看到了压迫与抗争，看到了曲曲折折、起起落落，也看到了艰难中的奋进、奋进中的崛起。
胶济铁路是一座舞台，一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这座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有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顾维钧、王正廷、王尽美、邓恩铭……还有德国人、日本人，不同朝代、不同阵营、不同国家、不同追求，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
胶济铁路是一部大书，一部跨越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的大书。这部大书，写满百年风雨沧桑：有列强欺凌，有军阀混战，有党派之争……抽取任何一个事件，都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深深回味。本书就是在“大历史”中讲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追溯历史，是为了观照现在。历史睡了，时间醒着。现在的我们，常常因为走得太快，而忘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大拆”，未能“大建”；“大破”，未能“大立”。当我们走得太快时，应该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灵魂的“根”在哪里？在历史深处。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一种正确态度。于建勇2015年5月于济南
冯玉祥：胶东之行说抗战
1934年4月17日，日本发出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顿时在国内外引燃一片怒火。在泰山隐居的冯玉祥坐不住了，表示“要出去走走”。他的老部下、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他配备了专列。5月15日，冯玉祥踏上胶济铁路，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东巡”之旅。
1934年5月15日晚10时，一趟专列缓缓驶进潍县车站。车上坐着一位彪形大汉，身高一米八三，身穿浅蓝色粗布裤褂，脚蹬布鞋。别看他像个老农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此前已在泰山隐居了大半年。
1932年3月，冯玉祥第一次隐居泰山。同年10月，应旧部之邀，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旧省名，北京西北，今分属河北、内蒙、山西等地，省会张家口）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旧部宋哲元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早期的潍县火车站，开站日期：1902年。山墙上有“1902”字样。建国后因潍县改为潍坊市，经铁道部批准，1960年更名为潍坊站冯玉祥（1882～1948）
当然，冯玉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中原大战失去兵权后组织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但在南京政府及日军双重压迫下，1933年8月，冯玉祥不得不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指挥总部印
对此，美国学者Youli Sun评述道：“南京方面清楚，同盟军从两个方面构成了威胁。第一，它以公开的抗日行动破坏了南京的新政策，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不满于政府的妥协政策。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蒋的老对手冯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这对蒋来说，可谓生死相关之事。所以，南京从一开始，就决心扑灭民众抗日同盟军。而且有趣的是，南京甚至与日军联合起来镇压冯军。”冯玉祥书法
1933年8月，冯玉祥第二次回泰山隐居。
有意思的是，隐居期间，冯玉祥突发奇想，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面摊煎饼的鏊子（煎饼是他餐桌上的主食），让铁匠在鏊子中间凿上他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抗日救国。自此，冯玉祥招待客人时，都会摆上烙有这四个字的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
日本发出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
尽管在山中隐居，但冯玉祥对时局一直非常关注。
当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继1931年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旧省名，今河北、辽宁、内蒙交界地带，省会承德），迫使中方于同年5月31日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由此打开了直接通向平津的门户。日军占领热河后，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默认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冀东作为缓冲区任日军自由出入，华北门户洞开。图为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会议上《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中国领土的占领，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日浪潮。冯玉祥在一首诗中愤然写道：“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1933年7月7日的日记中，冯玉祥记录了对身边“所有差遣参赞人员”的训话：“……三、我们的抗日是为良心和责任驱使，不以成败论是非。四、抗日的责任重大，虽上刀山下油锅，碎压万断[段]，在所不辞，盼望大家坚持到底。”
日本的侵华野心，也是昭然若揭。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4）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那么纵令其名目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天羽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与欧美走得比较近。蒋介石曾于1933年7月19日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同年，中美签订《麦棉借款合同》、《中美航空秘密协议》，美国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贷款、出售飞机。这是日本不愿看到的。“天羽声明”惹恼了欧美各国。三天后，4月20日，天羽发表第二次声明，强调日本并不妨碍第三国利益，并且也希望欧美各国多与中国通商并促进中国繁荣，而中国的繁荣是日本所欢迎的，日本的中国政策仍然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准则。
天羽刚把狐狸尾巴藏起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同一天的补充声明，又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满洲国（引者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1932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均不予承认），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并说“列强或国联运用其政策以凌夺中国”是扰乱东亚和平的行为。
同一天（4月20日），时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就天羽第一次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同一天，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对于两次“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也发出回应：“任何一国未经关系国之同意，不得一意独断而涉及他国之正当权利义务。”
冯玉祥对山东的战略地位非常看重
抗日之风吹进泰山，冯玉祥坐不住了，在5月12日的日记中，他表示“要出去走走”。在前一天的日记中，他对三位来自东北的客人表示：“不抗日将成劣种。”
冯玉祥对山东的战略地位非常看重。他认为：“山东是中国想要保全领土完整和南北联系所必争之地。如果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则不但中国南北的联络完全切断，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也必全部动摇。山东不但在保全国土完整上是必争之地，即在维持中华民族的观点上，也是非死守不可的。”
冯玉祥预感到：“二次世界大战，将以中国为牺牲品而爆发，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中国之兴亡即民族之存灭，将决于这次的大战。山东省的重要性，因之为更大。”
于是，冯玉祥决定“由泰安到胶东一带游历，以便在各方面做实地的观察”，“所望爱国忧民的志士，痛心危亡，急速奋起，筹谋防卫国家及民族的大计划”。
行前，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特意安排，将一节头等车厢和一节三等车厢并为专列开来泰安，暂作冯玉祥东行之用。韩复榘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自然对冯玉祥照顾有加。
在5月15日的日记中，冯玉祥写道：“早起即下山往车站登车，因夜间三点已得报告，言车辆已来到了。”同去的连冯玉祥在内共13人，随从又有13人，还有120人的保卫，冯玉祥心中惴惴：“这有些不似平民吧。”保留至今的泰安站建筑
因为起得早，大家没吃早饭。冯玉祥率随从登车后，几位记者也登上车。冯玉祥让人摆上油条、烧饼，招呼大家一起吃。有记者问：“总司令的生活太艰苦了。”冯玉祥答道：“油条烧饼，按照中国目前一般的农民生活状况来说，恐怕是顶上等的食品了。老百姓连草根树皮甚至观音粉都没得吃了。”老照片中的泰安火车站
据冯玉祥日记记载：“约七点开车”，“车到济南将十点矣。韩、熊、段、均到站，并有闻等亦到。到省府用饭及开车。问知有十位先生，只得在×站等了一点多钟，用车去接回来的。”
冯玉祥的日记，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泰安到济南用了将近三个小时。这段距离约80公里，如此算来，时速不到30公里。无怪乎《铁道游击队》队员飞身扒车如此矫健，速度不快使然。文中的“韩”，应该是韩复榘；“闻”，应该是济南市市长闻承烈。
因津浦与胶济在济南分线设站，所以冯玉祥上午应该是从津浦铁路济南站下的火车，下午应该是从胶济铁路济南站上的火车。两站相距约三百米（参见本书上册《济南老火车站“双雄对峙”之谜》）
冯玉祥潍县夜话：再不努力，亡国灭种
坐在火车上的冯玉祥，对胶济铁路沿线景象非常留意。在他眼里：
胶济路之两傍[旁]树荫极盛，我见其狭轨细细的，想了一回：我们为什么不开铁矿？我们为什么不大开铁矿？真是块骨头，真是块坏骨头，无知识，无学问。真可怜，真可恨。此种事不速办，不能容我们为自由民。
车到周村停下，往邹平去看，捎带着把周村也看了，除了臭以外还是臭，看不见别的。再细看，除了各家的洋货，都是些极粗极劣的土货。伤心也是白费……
这个周村，就是《大染坊》中的周村，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与济南、潍县同时开埠，乃商埠重镇。看得出，冯玉祥对它的发展很不满意。对于民族工业的落后，更是痛心疾首。周村火车站，开站日期：1903年9月
邹平离周村约十公里。冯玉祥之所以到邹平考察，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当时梁漱溟正在邹平搞乡村建设实验，探索民族自救之路。
梁漱溟之所以选邹平，是因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又不远，大小适中，各方面条件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当然，背后还有韩复榘的大力支持。
冯玉祥到邹平这天，正赶上庙会，他看到“一份一份的铁器，好的都是外国货”（5月15日日记）。想必，他的感觉与在周村差不多。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看。离开邹平，乘上火车，到达潍县，已是深夜。随行记者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天空闪耀着的点点星光，像水晶般的光亮，照耀着四周茫茫的大地，特别显示出深夜的清寂。站台四周，从晶亮的灯光下，清晰地看出已经站满了若干欢迎人士在那里鹄候。
欢迎者中，有当地驻军国民党74师师长李汉章、潍县县长厉文礼、潍县公安局局长胡鼎三等人。列车刚刚停稳，他们便登车谒见。寒暄片刻，冯玉祥来到了候车室。
一进候车室，冯玉祥就神色凝重地对大家说：“4月17日日本发出的独占中国的宣言，大家在报上想都已看过。”“我觉得咱们再不努力，再没有切实的办法，不仅要亡国，进一步还有灭种！”
面对潍县军政首脑和新闻记者，冯玉祥一席话直透肺腑：
人家六千万人口的国家，欺侮咱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连狗都不如，连猪都不如，连孙子都不如。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人？除非是我们爱活着，不然的话，我们照着镜子，要钻到任何一个污秽的水沟里死了去！痛心呀！痛心！
冯玉祥话音落下，整个候车室里“空气死一般寂静”。冯玉祥坐在那儿，若有所思。
潍县县长厉文礼给冯玉祥安排好了住所，请冯玉祥到城里休息，但冯玉祥以“深夜惊扰”、“不方便”为由谢绝，坚持回到列车上休息。
贫乏的海防，让冯玉祥忧心如焚
次日（5月16）晨，天降细雨。上午，冯玉祥冒雨参观了信丰染印公司和华丰机器厂，这是当地两家比较大的企业。其中华丰机器厂创始人滕虎忱，原在德属青岛水师工务局工作，日本1915年接收后，他坚决辞职（他技术精湛，是日本人挽留的对象），先回乡务农，后出门打工。1920年开始筹建自己的工厂。听了滕虎忱的曲折经历，冯玉祥很感兴趣，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冯：你不给日本人做工，你觉着这是你对付日本惟一的手段吗？潍县华丰机器厂及创始人滕虎忱
滕：日本把我们的青岛占了，听说又提出二十一条，难道说我仍在那里给日本人当奴隶，制造洋枪大炮，来打我们自己的同胞吗？
冯：你对于十几年来从事的铁工业，抱有什么目的？
滕：我觉着挽救中国的唯一办法，是从重工业着手。如果咱们自己能够制造各种机器，咱们的国家，还不能强盛吗？！
冯：全国如有二百人能像你这样有血性，能奋斗，国家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滕先生，现在请问你这些年来觉着有什么感想？
滕：说到我的感想，冯先生，我的热望，已凉到冰点了。政府对于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工业，不但不予维护，反而横加摧残，种种方面予以刁难！譬如本国没有的机件，必须向外国订购的，海关上似应予以便利，可是政府特别加重这种机件入口税，故意摧残重工业的发展。……（以上对话参见2011年7月24日《潍坊晚报》）
回到车站，天还没有放晴。冯玉祥招呼大家，将车上行李搬到潍县火车站附近的上海公司暂行住宿。
5月17日，冯玉祥一行改乘汽车，赴掖县、黄县（今龙口）、蓬莱、烟台、威海等地考察。
在掖县中学，冯玉祥告诫全校师生：“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时刻，大家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出力！”惊涛骇浪中的蓬莱阁
在黄县中学，他向学生慷慨陈词：“你们青年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国家兴亡完全仰赖在你们身上。”
在烟台，冯玉祥下榻于曾经的海军学校（1909年创建，1928年停办），操场四周一片荒凉，冯玉祥痛心疾首：“甲午战败以后，大声疾呼海军救国，海军狂热，风靡一时，到现在中国海军在哪里？连海军学校也成了历史名词了。”
果然，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岛、烟台先后于1938年1月10日、2月3日被日军轻松占领。海上防线，门户洞开。这是后话。
在蓬莱阁，冯玉祥和闻讯前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常委李烈钧凭吊了抗倭英雄戚继光祠，冯玉祥题写对联：“先哲捍宗邦，民族光荣垂万世；后生驱劲敌，愚忱惨淡继前贤。”“愚忱惨淡继前贤”，正是失去兵权的冯玉祥境遇和心志的真实写照。蓬莱阁中民族英雄戚继光塑像李烈钧1932年50岁时留影
在讨论国际形势时，冯玉祥脱口而出：“蓬莱阁中高谈抗日。”李略思应对：“抗倭城头纵论保民。”李烈钧在外廊柱子上写下一副对联：“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入画，全凭赤手挽乾坤。”并请冯玉祥题写横批，冯玉祥略一思索，信笔写下“碧海丹心”四个大字。
在烟台东炮台，冯玉祥看到大铁炮满身腐锈，拿手杖击着炮身，沉痛地说：“中国的海防贫乏得可怜，前人总算费过心血，这样重要的炮台荒弃，所谓国防，不知是什么勾当，如不是甘心开门揖盗，绝不能将海防放弃。”“烟台是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之海防要地。九·一八后，东北沦陷，南望山东一苇可航，烟台成为北方海防第一线，与青岛互为犄角之势，此地不守，胶东乃至山东全境势必成为第二个东北。”
在烟台露天体育场，冯玉祥向数千名群众宣传抗日。
在威海，冯玉祥凭吊了甲午海战古战场，登临西奈古山上的环翠楼，瞻仰了丁汝昌、邓世昌等爱国将领的肖像，感慨万端，挥笔题词：“劲节励冰霜，对万顷碧涛，凭此丹心垂世教；登临余感慨，望中原戎马，擎将热血拜乡贤。”“拜乡贤”确有所指。丁汝昌是安徽庐江县人，冯玉祥是安徽巢县人。对于丁汝昌这位乡贤，冯玉祥自然更加关注。冯玉祥蓬莱阁题词20世纪30年代的威海环翠楼，楼上供奉着丁汝昌、邓世昌等爱国将领牌位，1944年被日军焚毁“欢迎同学们到我的抗日队伍中来”
5月29日，冯玉祥回泰安途中，再次莅临潍县。下午，应邀到广文中学参观。广文中学由美国教会创办，软硬件堪称一流。
冯玉祥在讲演中说：
同学们有这样好的条件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为民谋福，是值得庆幸的！（不息的掌声）我也想过，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同学们每个人，都该好好想一想。从前人说，学而优则仕。这个仕，不一定全是指做官。要说，读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那就大错特错了。（掌声）
随之，冯玉祥引申到了官员薪水问题。
前几年我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有人提出，五院院长与各部部长，薪水太低，应该提高。说，日本内阁阁员月薪是现大洋捌佰圆，我们国家国务人员的月薪才伍佰圆。说，中国是个大国，至少不能低于日本。当时我听了非常气愤，立即站起来说：日本是一个小国，但能派兵占了我们的东北；我们是一个大国，但处处受欺负。你们若是能把国家治理得强过日本，月薪莫说捌佰圆，就是月薪壹仟圆，也不为多。眼下国家多难，国务会议不去研究治国安邦之策，却讨论什么个人薪水，不觉可耻么！（经久不息的掌声）（《忆冯玉祥将军在潍县广文中学的一次演讲》，崔德润，载《潍城文史资料》第五辑）
次日（5月30日）晨，冯玉祥赶往益都。8：30左右，到达青州府站（1936年更名为益都站，1989年更名为青州市站）。益都县长杨九五等早已在车站等候。杨九五介绍，宋朝名相范仲淹祠堂，为当地名胜古迹。冯玉祥对这位老先生敬仰有加，遂直趋范公祠拜谒。青州府站，开站日期：1903年4月，1936年8月更名为益都站，1989年1月更名为青州市站
在范公祠，冯玉祥把敬仰之情凝于笔下：“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落款是：“民国二十三年五月谒范文正公祠，冯玉祥敬书。”
此联除被后人镌为范公亭联外，还刻成石碑立在亭侧。如今，这方石碑已成青州范公亭公园的一大景观和重要文物。1934年5月30日，冯玉祥为青州范仲淹祠堂题词：“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随后，冯玉祥应邀来到山东省立第十中学（今青州一中）。在校长办公室应邀留下墨宝：“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横批：“还我河山。”这曾是冯玉祥悬于住室用以自勉的一副对联。
这天，十中及附近省立第四师范的师生，在十中校园内听取了冯玉祥慷慨激昂的演讲。冯玉祥从“天羽声明”，讲到5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五条对华策勋令，揭露了日本的野心，警示大家：“明年今日，这块形势优良、蕴藏量丰富的半岛，不知属于哪一国了！今天在这里还能够同大家很自由地见面讲话，就怕的这是最后的一次。”他说：“日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打倒日本，我们没有得安的日子；不打倒日本，我们没有抬头的一天。”
演讲中，冯玉祥猛烈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路线：“国土零碎断片地被人家割裂，民族逐渐地被人家征服，一幕接一幕的民族悲剧，在南京不抵抗路线之下，将要连续不断地出现。”“我上了泰山，有朝一日总要拉起队伍来，还要和小日本儿见个高低！到时候，我欢迎同学们到我的抗日队伍中来，男的、女的都要，能扛得动‘八斤半’（指步枪）就行！”
时过正午，演讲即将结束时，冯玉祥向全体师生大声疾呼：“好兄弟们，好姊妹们，目前国家民族已危险到极度。我冯玉祥今天在这里，不能不把自己心窝子里的话，说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够切实地认清自身的现势，负起对国家、对民族应尽的责任。”1934年5月30日，冯玉祥在山东省立十中青州演讲
午后，应益都火车站私立小学校长之邀，冯玉祥到该校与小学生见面。他温和地对小朋友们说：“因为日本杀害我们的同胞，侵占我们的东三省，所以我们要抵抗日本到底。抗日的是我们的朋友，不抵抗的是我们的仇敌。听懂了吗？”
冯玉祥的抗日决心，在三年后的一首诗中可见一斑。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其子冯洪国所在部队在北平南苑阻击日军，传已阵亡。尽管冯玉祥悲痛欲绝，但他“觉得如真有其事，可算是很好的下场”，他在诗中写道：“儿在河北，父在江南，抗日救国，责任一般；收复失地，保我主权，谁先战死，谁先心安；牺牲小我，求民族之大全，奋勇杀敌，方是中国儿男；天职所在，不可让人占先。父要慈，子要孝，都须为国把身捐。”幸运的是，冯洪国没有阵亡，脱险后重新归队，继续杀敌。（冯玉祥：《我的抗日生活》）
如今，在泰山的冯玉祥墓地，刻着一首冯玉祥生前亲笔书写的自题诗《我》：“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志此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泰山冯玉祥先生之墓“誓死抗倭”，泰山作证。冯玉祥墓地中的自题诗《我》：“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志此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本文参阅资料：1.《冯玉祥日记》；2.张功常：1934年版《冯玉祥胶东游记》；3.刘瑜：《冯玉祥潍坊行》；4.瞿雷：《冯玉祥胶东游历拾零》。）
郁达夫：免费坐车逍遥游
1934年夏秋之际，郁达夫先后沿胶济、津浦铁路游历，后来撰写了《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期间诞生了散文名篇《故都的秋》。鲜为人知的是，这次乘火车，郁达夫持的居然是铁路免票！《故都的秋》，也是一位铁路作家的催生之作。
1934年8月12日，在青岛开往济南的火车上，坐着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男的文弱瘦削，女的漂亮丰腴。随行的，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他们就是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及其长子郁飞。郁达夫和王映霞
郁达夫（1896～1945），原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著名作家，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另有郭沫若、成仿吾）。一生著述宏丰，自传体小说《沉沦》，震惊文坛，惊世骇俗。1923～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东大学任教。1928年加入太阳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主编《大众文艺》。
在坊间，郁达夫与王映霞沸沸扬扬的情感纠葛，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
王映霞（1907～2000），杭州人，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秀外慧中，美艳照人。
1927年1月14日，寓居上海的郁达夫，在同学孙百刚家，遇见了惊为天人的王映霞（为避战乱，王映霞随父亲的莫逆之交孙百刚夫妇到沪），顿时神魂颠倒，方寸大乱，遂展开激烈而又狂热的追求。时年，王映霞20岁，已有婚约；郁达夫31岁，使君有妇。
但生性浪漫的郁达夫顾不上这些，用生花妙笔写就一封封火辣辣的情书。王映霞终于被他的痴情所打动。3个月后，二人订婚。次年2月结婚，郁达夫抱得美人归。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富春江上神仙侣。”
青岛：暖风熏得游人醉
踏上胶济铁路这年，是他们结婚的第六年。这年6月底、7月初，杭州酷热难耐。据郁达夫《避暑地日记》记载：“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桌椅有如热水壶。”寓居于此的郁达夫应友人汪静之（时在青岛市立中学任教，其妻符竹与王映霞是同学）、卢叔桓之邀，偕妻子王映霞、儿子郁飞，于7月6日离开杭州，乘船北上。7月13日，到达凉爽宜人的海滨城市青岛。
郁达夫本想在这里度过一个悠闲的暑假，“第一当收敛精神，第二当整理思想，第三才是游山玩水”，读读书、写写文章。令他没想到的是，游山玩水反倒成了首位。接待应酬，让他无暇他顾；“淫暖之风”，让他无法静心。最后竟“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册书也没有读”。
暖风熏得游人醉。在郁达夫眼中：“外国的东方舰队，来青岛避暑停泊的数目实在太多，因而白俄的娼妇，中国盐水妹（引者注：旧时称接待外国人的妓女）来赶夏场买卖的也混杂其中，热闹到了使人分不出谁是良家的女子。喜欢异国颓废情调的人，或者反而对此会感兴趣，但想去看一点书，做一点事情的人，被这些酒肉气醉人的淫暖之风一吹，总不免要感到头昏脑涨，想呕吐出来。”（《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夏天。郁达夫深深感到：“我今年一个夏天就整整被这些活春宫冲坏了的；日里上海滨去看看裸体，晚上在露台听听淫辞，结果我就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册书也没有读。”（同上）
这对一位作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何况，郁达夫还指望稿费养家糊口呢。据悉他的书房内，挂着老乡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所以郁达夫下定决心：“明年我就打算不再去青岛，而上一个更清静一点的海岸或山上去过夏天。”（同上）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了新秋微冷的时候”，8月12日早晨7点，郁达夫一家“匆匆坐了胶济车上北平去了”。（同上）
胶济：沿线风景看过来
坐在火车上的郁达夫，被沿线风光所吸引：“最使我感到兴奋的，是过潍县之后，到青州之先，在朱刘店驿（引者注：胶济线上的一座车站），从车窗里遥望首阳山的十几分钟。伯夷叔齐的古迹，在中国原有好几处，但山东的一角孤山，似乎比较有趣一点，因为地近田横岛，联想起来，也着实富于诗意。”（同上）
田横岛，位于即墨东部海域。典出《史记·田儋列传》。秦朝末年，齐贵族田横起事，自立齐王。汉朝建立，田横率部属五百人逃亡海岛。刘邦召之，田横不欲臣服，途中自杀。田横部属闻之，悉于岛上自杀。后以“田横岛”指忠烈之士亡命之处。
首阳山同样是忠烈之士亡命之处，无怪乎郁达夫有此联想。
首阳山，又名孤山，位于昌乐城东，与伯夷、叔齐有关。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王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逃到周国。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见《吕氏春秋》﹑《史记》）。
联想于此，郁达夫不免感慨：“洁身自好之士，处到了这一种乱世，谁能保得住不至饿死？我虽不敢仰慕夷齐之清高，也决没有他们的节操与大志，但是饿死的一点，却是日像一日，尽可以与这两位孤竹国的王子比比了。所以车过首阳之后，走得老远老远，我还探头窗外，在对荒山的一个野庙默表敬意。”
文中所说“野庙”，乃夷齐庙，始建于南北朝时期，位于孤山峰顶，有大殿、厢房，类似今天的四合院。可惜现仅存基址和碑碣。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有一篇文章：《孤竹君之二子》，回忆了与郁达夫创办《创造季刊》的艰难。二人借酒浇愁，郭沫若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
这篇文章写于两年前，即1932年。郁达夫所言“饿死的一点，却是日像一日”，是否与此有关也未可知。又或许指自己经济的拮据？尽管他的写作收入不算低，但毕竟还有与元配的3个孩子要养。
对于沿线名山，郁达夫耳熟能详：“至于青州的云门山，于陵的长白山、白云山等，只稍稍掉头望了一望，明知道不能去登，也就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名山胜地了；可是云门的六朝石刻，听说确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上的宝物。”
的确，云门山摩崖石刻乃著名景观。更有一个巨大的“寿”字，高7.5米，仅“寸”字就高达2.30米，所以当地有“人无寸高”之说。云门摩崖石刻
济南：蒲菜莲蓬味道鲜
傍晚近6时，乘坐11个小时火车后，郁达夫一家终于到达济南。下车后，直奔位于趵突泉附近的李守章家。
李守章（1905～1994），江苏南通人，曾是郁达夫在武昌师范大学的学生，也是郁达夫的朋友。时在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郁达夫告知李守章夫妇，这次来济南只是路过，不会耽搁很久。当晚，他们约定第二天游览济南。
这天，郁达夫一家夜宿平浦宾馆（经一纬四路），离胶济铁路济南站（经一纬三路）很近，离津浦铁路济南站也不远。令郁达夫很不爽的是，平浦宾馆“臭虫蚊子极多，一夜未能安眠”。（《避暑地日记》）
次日，在李守章夫妇的陪同下，郁达夫一家游览了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千佛山，以及大明湖中的历下亭、张公祠、北极阁、铁公祠等名胜古迹。
在郁达夫看来：“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黑虎泉（现在新设了游泳池了）一带，风景最为潇洒。大明湖的倒影千佛山，我倒也看见，只教在历下亭的后面东北堤旁临水之处，向南一望，千佛山的影子便了了可见，可是湖景并不觉得什么美丽。只有蒲菜、莲蓬的味道，的确还鲜，也无怪乎居民的竞相侵占，要把大明湖改变作大明村了。”（《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之后，郁达夫一家匆匆赶至津浦铁路济南站，坐5：05的特快车赶赴北平。郁达夫在游记中说：“映霞还没有到过北平，想在没有被人侵夺去之前，去瞻仰瞻仰这有名的旧日的皇都。”济南历下亭“在没有被人侵夺去之前”，自然是指日本。当时日本侵华之心已昭然若揭。（参见上篇：《冯玉祥：胶东之行说抗战》）
北平：《故都的秋》诞生记王余杞（1905～1989）和夫人
就像到青岛是友人汪静之、卢叔桓之邀，郁达夫到北平，也是应友人之邀，这个友人，就是铁路出身的作家，也是编辑王余杞。全国解放后，王余杞任北京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人民铁路出版社编审。
据西南大学陈裕容在《王余杞考论》中介绍：王余杞是活跃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位作家、编辑、文学活动家。其文学生涯始于1926年，作品受到郁达夫赏识。1929年，王余杞结集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惜分飞》。为此书作序者，就是郁达夫。王余杞作品《惜分飞》，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年
王余杞1905年出生于四川自贡的名门望族，1924年考入北平交通大学铁路管理学院。1930年分配到天津，在北宁（北平—辽宁沈阳）铁路局工作。1934年7月，在天津创办《当代文学》月刊，任主编。由于刚创刊，很缺稿子，着急向郁达夫约稿，于是向郁达夫开出一个诱人条件，答应为其办铁路免票，邀请其到北平一游。王余杞作品《惜分飞》目录，郁达夫作序
这在郁达夫的日记中得到印证。据郁达夫同年7月16日（当时还在青岛）日记记载：“接天津王余杞信，谓胶济、津浦路免票，可为我办，望我秋后去北平一游。”
笔者不解，郁达夫不是铁路职员，何以能办铁路免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李子明先生为笔者解开了谜底。他在《是谁让郁达夫免费坐火车？》（载2014年2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中写道：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学》，1934年第一卷第二期
在民国，有大量各色人等，凭借各种关系，可以弄到铁路免票，从而免费坐火车。
1927年3月，民国交通部颁布了《国有铁路临时免费乘车免票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