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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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成功的经济学家(4)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威廉·杰文斯
威廉·杰文斯（1835—1882年）是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出生于利物浦一个制铁工程师家庭。15岁进伦敦大学学院学校学习，一年之后，进入大学学院学习化学和植物学。1853年至1859年辍学去澳大利亚一造币厂任检验师。1859年返回英国继续在原校攻读文学士和硕士学位。1863年在欧文斯学院（后改名为曼彻斯特大学）取得助教职位，三年后担任逻辑道德哲学及政治学教授。1875年转任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1882年杰文斯在游泳时不幸淹死，年仅47岁。
杰文斯约从1858—1859年开始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及社会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留下许多著作。在他所称的“纯经济学”方面主要有《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在应用经济学方面有《黄金价值的剧烈下降及社会影响》（1863）、《煤的问题》（1865）；在社会问题方面有《国家与劳工的关系》（1882）等。
在西方学者看来，杰文斯的主要成就是独创了边际效用需求学说，据此重新解释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说史所谓“边际革命”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位即门格尔和瓦尔拉），他极力倡导数学方法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运用，成为经济学数理学派的创建人之一；他试图将纯经济理论与统计材料结合起来，为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杰文斯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导论：经济学的方法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如供求规律考察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数量及其价格的关系，因而它的性质是一门数学科学；借助于数学符号及数学推导能够比文字更为便利地处理经济学中的量与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快乐与痛苦理论
杰文斯说，在计算快乐和痛苦的量时，应考虑感情的强度、持续性、不确定性及远近性等因素。效用理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理论必须从正确的财富消费及效用理论出发。因为，人们为了消费才去劳动和生产，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决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他认为，商品是可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物理对象或行为，商品能够为人服务的抽象性质称为效用。效用不是物固有的属性，其产生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一商品的各部分的效用不会是相等的。杰文斯把现有商品量中那个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增量或可能增量的效用程度，定义为最后效用程度，其变化的一般法则是，随商品量的增加而递减。这就是杰文斯所谓的最后效用程度递减原理。他认为，经济学理论就是设立在这一原理上的。交换理论
杰文斯认为，交换在效用的增加和劳动的节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它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他指出，经济学的市场，是指两个以上的人，经营两种以上的商品，他们的商品存量、互相交换的意志及交换率为一切人所知。即无差别法则。他认为，交换比率一词不能完全表明通常价值一词的涵义。即使无交换率的观念，人们对于一物仍然有估价的意思。他批评劳动是价值源泉的论断与事实不符，所以不能成立。他说，劳动在大多数场合是决定价值的条件，其过程是：劳动或生产费用决定供给；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交换率或价值。劳动本身是一个变量，其价值由其生产物的价值来决定。劳动理论
杰文斯认为，劳动是经济学研究的过程的开端，消费是其结局与目的。经济学是要讲明人们如何以最小可能量的劳动满足其欲望的问题。地租理论
杰文斯指出，麦克库洛赫和詹姆斯·穆勒清楚地表述了另一种意义的地租起源理论。将一定量的劳动或资本投入同一部分的土地中，但生产物却不和投入量成比例增加，而是以递减的比例增加，最后的投入部分，必须提供普通资本的普通利润，其他各部分投入所提供的普遍利润以上的剩余，皆成为地租。资本理论
他认为，经济学不仅是交换或价值的科学，而且是资本的科学。因为，资本的运用和交换的过程一样，都能增加效用总和，但即使没有交换的利益，仍然可以有资本的利益。关于工资和利润
杰文斯指出，在工资与利润的关系上，现行经济学将产业的全部生产分为地租、赋税、利润和工资，然后将赋税和地租去除，得到单一的公式：生产物＝利润＋工资，并由此引出工资若上升利润必下跌的结论。他认为，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两个未知数却只有一个方程式。实际上，生产物的量是一个变量，而利润是首先有待决定的部分，利润又分解为监督的工资、风险的保险费用和利息。
古斯塔夫·施穆勒
古斯塔夫·施穆勒（1838—1917年）是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新历史学派创始人，出生于官吏家庭。1860年毕业于杜宾根大学。毕业后曾任哈勒大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864—1872）、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72—1882）和柏林大学教授（1882—1913）。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为普鲁士议院议员。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1875）、《一般国民经济学原理》（1900—1904），1881年起主办《施穆勒年鉴》，并于1911年完成了《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和方法》一书。他认为经济组织不外是由经济法规和伦理所规定的生活秩序，经济现象既是自然的技术关系，又是伦理的、心理的关系，国民经济学是一门介乎应用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科学，主张运用历史统计方法，对个别经济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建立历史的伦理主义的经济学。1873年创立社会政策协会，鼓吹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由于参加协会的成员大都是教授，他们的主张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施穆勒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否认客观经济规律
施穆勒极力否认社会存在普遍的客观经济规律。他提出，国民经济由各种因素所构成，除自然的、技术的因素之外，还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因素，这些因素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并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说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庸俗的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59页）他认为，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努力收集大量的历史和当前的资料后，运用历史归纳方法进行分析整理，才能得出若干应有的结论。他主张继续采用旧的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但他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他不仅否定普遍经济规律，而且否认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规律性。为了对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经济状况进行专项研究，他用历史统计方法取代旧历史学派的历史推理方法，满足于搜集各个行业和个别城市的历史统计资料，而不做任何理论分析和概括。施普勒否定客观经济规律存在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他不仅否认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更重要的是否定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必然性。他所鼓吹的历史归纳法及其历史统计方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他和科学的历史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他在经济研究必须搜集各种资料和研究个别制度的幌子下，否定科学的抽象演绎和理论概括，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任何科学的解释。强调心理因素
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解，施穆勒竭力强调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所有经济范畴，如劳动、分工、交换等都是心理和道德的范畴，一切经济现象都受到心理和伦理道德的制约。施穆勒的这一谬论完全颠倒了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需要阶级斗争，只要用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就可以实现。强调国家的作用
施穆勒竭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认为，人们之间有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道义的结合，国家就是这种道义结合的具体结构。他强调，国家是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国家权利应该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因此，他竭力主张强化国家的职能和作用，扩大资产阶级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鼓吹让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策创造出国民经济的统一体，建立社会的和谐。鼓吹社会改良
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革命运动，鼓吹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是施穆勒经济学说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对立不是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是劳资间思想感情有差距，应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道德教育，以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缺陷和德国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由国家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把这些改良主义的政策冠之以“社会主义”的称号自称为“特种社会主义”。当资产阶级自由派嘲讽这些政策主张为“讲坛社会主义”时，施穆勒及其追随者表示欣然接受，并以此来冒充社会主义来欺骗工人。事实上，“讲坛社会主义”绝不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他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其政治目的，不过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削弱德国工人运动，维护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利益。
卡尔·门格尔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1840年出生于加利西亚的纽一桑迪兹（当时属于奥地利，现为波兰领土）。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门格尔继承父亲的衣钵，先是在维也纳大学，后转学至布拉格大学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学。1867年从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门格尔当了一名财经记者，后任职于奥地利国务总理办公室的新闻机关。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讲师，三年后晋升为专职教授。1876—1878年，任奥地利皇太子的私人教师，陪同鲁道夫王储遍访欧洲各地。1879年，门格尔返回维也纳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从此以后开始了学究式的经济学家的生涯——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教学和写作。1900年，当选为奥地利议会上议院成员。1903年退休后，从事研究和写作，身后留下了25000多卷藏书。
门格尔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1883）、《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1883）、《德国历史主义的错误》（1884）等；此外，还写过《资本理论》（1881）、《货币》（1892）两篇论文。
门格尔的第一大贡献是关于价值理论，即效用是价值的起源以及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门格尔从认定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开始，主张价值由主观因素（效用或需求），而不是客观因素（生产成本或供给成本）决定。在他看来，价值源于人类需求的满足。人类需求创造了对商品的需求；人类需求成为经济交易的驱动力，有助于决定价格水平。同时，既然人类需求大于能够满足需求的商品，人们将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商品中做出理性抉择。门格尔意识到，当一个人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时，购买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给予消费者的满足程度都降低。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商品，当人们消费增多时，都将遭遇边际效用递减。
尽管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以表格的形式用数字进行了说明，但未就每种类型的商品进行举例说明，也并不清楚表中数字所实际衡量的内容。但门格尔假设的这些数字能够衡量相对需求，或消费不同商品所得到的满足。门格尔还明白个体在考虑消费什么或怎样消费时将如何做出决策。既然消费者可供支配的收入有限，个体将首先购买那些能满足较重要需求的商品，形成主观价值理论。他认为，所有产生主观满足的行为都是生产性活动，贸易也具有生产力，因为人们只有在感到获取的商品能赋予自己的效用比放弃的商品多时，才会进行交易。同时，推翻了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门格尔认为，商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劳动力的数量或其他必要的生产资料，也不是产品复制的必要数量，而是我们所感知到的这些满足的重要程度。
门格尔的另一大贡献是涉及经济学方法论。根据门格尔的观点，既然价值来自于个体的感知，那么经济学分析必须从研究个体开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地位开始为人所知。
门格尔认识到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也具有价值，因为它们间接地满足了需求；这些要素是生产人们直接需求的商品所必须的。为了确定某个要素的实际价值，应撤回一个单位的要素（例如一个工人），然后观察产出的损失。这部分损失的价值就是那个工人增加的价值，代表该工人提供给消费者的满足程度。这样每个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都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每个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要素的收入或报酬将取决于该要素所创造的预期价值。
在方法论问题上，门格尔认为理论的发展超前于资料的积累；正确的科学方法应包括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特征或经济变量之间的必要联系（例如某商品降价促使人们去购买更多的商品）。门格尔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知识来自于先验，或超前于现实经济生活的经验。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包括研究个体偏好（或需求），以及解释这些偏好如何导致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如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门格尔对个体的强调，认为我们必须响应个体的主观评价来解释经济世界的主张，使他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是近现代西方影响最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由于马歇尔曾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所以他和他的门徒被称为“剑桥学派”，又因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马歇尔的经济理论看做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续和更新，剑桥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而马歇尔亦被看做是“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
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英国西部克拉芬地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喜爱数学，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后转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数学，1865年毕业后留任该院研究员，1868—1877年任该院道德科学讲师，讲授政治经济学。在此期间，马歇尔深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第一原理》的影响，曾于1868年赴德国研究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相接触。回国后，他又阅读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些都促使他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1877年转任布里斯托尔（Brist01）大学学院院长兼任经济学教授。1883—1884年，他接替牛津大学逝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A．·汤恩比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讲师和研究员，1885年返回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期间创立了剑桥经济学院，1908从剑桥大学退休，专门从事研究和写作。1924年去世。
马歇尔的主要著作有：《产业经济学》（1879）、《经济学原理》（1890）、《产业与贸易》（1919）、《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等。其中《经济学原理》为其重要代表作，该书兼收并蓄，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折衷主义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因此，该书一经出版就被认为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而他本人也获得了“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盛名。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说是集历史上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大成，正如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以英国古典传统的经济理论为骨干，吸收、综合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流派的学说，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独树一帜，对当代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歇尔的经济思想以人的主观心理因素为基础，这从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可以反映出来。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行为、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他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由“满足欲望”和“避免牺牲”这两个动机支配，并用这两种心理动机来解释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而为了解决心理动机不能解释的现实社会问题，他又引进了渐进的改良主义，其理论依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社会发展只有渐进的量变，没有突变和飞跃。因此，他用“自然不能飞跃”作为《经济学原理》一书的题词，并且说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马歇尔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运用所谓“连续原理”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上说：“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这与他的渐进的改良主义是吻合的，因为经济进化的渐进性，他认为经济概念乃至经济现象间都存在着连续的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别。第二，运用“边际增量”分析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在连续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对经济现象进行本质研究时，“增量”的关系比“总量”的关系更重要，他在数学中独立地运用效用的“边际增量”来说明人对一物的需求。以后他把这个边际增量分析运用到他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甚至推广到其他经济问题上。第三，将力学中的均衡概念运用到经济学中。他认为均衡是一种相反力量的均衡，有动态和静态之分，前者指生物意义上的均衡，后者指力学上的均衡，而静态均衡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他依此来说明各项经济指标的数量决定，将这些决定尤其是价格和分配额的决定归结为相反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而形成的均势。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包括需求理论、生产理论、均衡价格论、分配论等。均衡价格论
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和基础。马歇尔在假定其他商品价格和货币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一个商品均衡价格的形成。按照马歇尔的说法，均衡价格就是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或供给与需求的价格在市场上达到均衡状态时的价格。他认为，二者的一致是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背离，就会通过供求量的变动，使市场价格恢复到均衡点。马歇尔在分析均衡价格时，引进了时间因素，他把市场价格分为暂时（一天或几天）的市价、短期的正常价格和长期（一年以上）的正常价格。他认为，时间长短不同，对于市场上供求双方的较量趋于均衡的情况是不同的，因而它们对均衡价格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需求理论
所谓需求，在经济学中指消费者的需求，于是效用理论成为需求理论的出发点，而马歇尔的需求理论出发点则是人的欲望。他认为，需求是欲望的满足，而人的欲望是由效用来满足的。他间接地用人们因欲望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即需求价格加以衡量，从而将需求转化为需求价格，用边际需求价格去衡量边际效用。同时，马歇尔认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而取决于边际效用的需求价格也是递减的，这样，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马歇尔在分析需求时，又提出了“需求弹性”的概念，用以衡量价格下降或上升一定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增加或减少的比率，也即衡量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马歇尔第一次用代数和几何图形对需求弹性作做严谨的表述，经其阐述和传播，需求弹性至今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生产理论
马歇尔的生产理论就是他的供给理论。他用生产费用论来说明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每个厂商在生产时都根据“替代原理”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方法）替代另一种生产要素（生产方法），力求使生产费用最小化。马歇尔认为，短期边际生产费用一般随产量增加而递增，故供给与价格的关系是：价格高时供给量大，价格低时供给量小。价格变动与供给量变动的关系可以用“供给弹性”来表示。马歇尔认为，商品供给弹性的大小与时期长短有关。供给在短期内不易变动，故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长期供给弹性较大。在分析行业均衡时，马歇尔引入了“代表性企业”概念。根据定义，行业产量的长期根据价格等于代表性企业在该产量水平处的平均成本，因此，可以把全行业产量看做是由固定数目的代表性企业生产的，代表性企业的平均成本与规模随行业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分配理论
马歇尔的分配理论是他的均衡价格论的延续，是均衡价格论在分配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他认为，分配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如何分割为各生产要素的份额问题。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因此，供求论也成为马歇尔分配论的一般原则。相应地，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就是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工资是劳动的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供给（取决于养活、训练和维持有效劳动的费用和对劳动的“负效用”）均衡时的价格。利息是资本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等待”）均衡时的价格。由于土地没有生产费用，而且它的供给量是不变的，因此地租是由土地的需求状况从而由它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它是农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至于利润则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正常的利润是产品长期供给价格的组成部分。
虽然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存在不少缺陷，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仍是杰出的。至今，他的一些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仍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继承，在基本理论问题上，马歇尔的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着深远影响，他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直至今日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约翰·克拉克
约翰·克拉克（1847—1938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工商业者家庭。1872年毕业于安默尔斯特大学，随后留学德国，成为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克尼斯的学生。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就曾受教于他。他还一度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893—1895）。自189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达30年之久。
克拉克是美国理论学派的开创者。19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只限于论述和研究具体经济问题，对基本理论的探讨甚为忽略。早期的克拉克也暴露出历史学派的若干特征和观点，但他后来率先重视价值论和分配论等基本理论的研究，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
克拉克的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哲学》（1886）、《财富的分配》（1889）和《政治经济学要义》（1909）等。《财富的分配》是克拉克的代表作，该书中心内容是阐述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克拉克承袭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庸俗思想，又把报酬递减律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到一切产业部门，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各自决定工资和利息的分配理论，据此宣扬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各有其源、公平合理因而谁也不剥削他人的荒谬思想，为资本主义辩护。该书最先明确区分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该书创立的社会效用论，试图修正和补充奥国学派的价值理论，当时也为不少著名美国学者所信奉。该书中的主要观点有：财富的分配是极重要的经济问题
包括研究分配论的宗旨和若干特点以及关于分配所引起的争论。克拉克发表了如下观点：（1）有一个支配财富分配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它将社会收入分为劳动、资本和企业家职能的收入，即工资、利息和利润。每个生产职能应得的份额，都以其实际生产量来衡量。（2）将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与其是否受剥削区分开来，他们的福利取决于收入的多寡，而是否受剥削则看有没有得到自己生产的全部财产。（3）分配论不直接决定每人应得多少。经济学只研究怎样把全部社会收入分为若干种性质不同的收入以及决定它们的标准。（4）分配还可做纯粹伦理上的讨论。“各尽所能，各得所需”被某些社会主义者看做是最理想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其实它将侵犯财产权。（5）必须保证人们根据所有权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否则，社会组织迟早要崩溃。经济学的三个自然部分
克拉克认为经济学传统四分法有一定的缺陷，他认为，传统经济学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作为四个部分的界限并不清楚，因为生产财富的过程就包括交换和分配在内。他将经济学分为三个自然部分。第一个自然的部分介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它们不依靠经济组织而起作用。第二个部分讨论经济学的社会规律，研究的是静态社会的现象，即依靠社会组织而不依靠社会进步的力量。最后，还须研究改变生产方式和影响社会结构本身的各种变化的问题，即动态社会经济学。这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理论在进入研究动态现象后才算是完整的。最后生产力规律决定工资和利息的标准（1）识别劳动生产和资本各自特有的产品。克拉克认为，自然的、正常的或静态的价格，就是成本价格或没有利润的价格，它们使各个产业中每单位劳动和资本的报酬都相等。在经济生活中，产业靠劳动和资本的合作，因此区分劳动的全部产品与产业的全部产品非常重要。这样，要完全由劳动产品来确立工资标准，必须排除资本、土地等因素创造的价值，并且使劳动产品可以单独衡量。他提出，这样树立的工资规律将是：边际工人的收入等于自己的产品，而所有同等能力的工人则与有相同能力的边际工人的收入相等；前者决定工资的自然标准，后者决定市场标准。（2）最后生产力决定工资和利息。克拉克认为，人和资本货物一样会消灭，但劳动和资本则同样永久存在。作为两个永久的生产因素，劳动和资本一定要适应彼此的需求，从而变更自己的形式。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下，倘若使用的劳动有所增减，则资本的形式便要变更。同样，一定量劳动随资本的增减也要改变形式。他强调，工资和利息由劳动和资本的最后生产力所决定，而研究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就须应用国学派关于一连串同种物品的价值都由最后一件的效用来决定的原则。强调静态和动态的分析
其静态分析基于以下四个假定：一是效用递减定律继续发挥作用。二是生产也在报酬递减条件下进行。三是将财货区分为现在消费的财货和为创造未来财富而运用的财货，又将后者理解为资本，并容许有足够资本财货流量之存在。四是生产也要同消费一样须以边际效用原则为指导，这样才能将生产和消费的分析统一起来。在上述四个假定下的静态分析是不存在利润的，工资和利息仅是劳动和资本的正常报酬。他将土地投资也看做是资本，故将地租包括在利息之内。他所谓动态是指五种变化：其中四种是人口、资本、技术和消费欲望的增加和改进，第五种动态变化是工业单位的兴败。动态分析是历史的和归纳的分析，必须经过历史、经济学家们的长期和科学的劳动才能形成。而静态分析则是演绎分析，其规律是可以较早形成的。
克拉克虽提出并强调静态和动态的区分，而其全部理论仍以静态分析为主。关于动态，只论述了其研究的必要性，未发展成理论。就静态和动态的区分而言，也不够严格和明确。现代学者认为静态条件之一的常数报酬，他就未予以重视。又如对静态和静止状态”之不同，也常含混不清。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年）出身于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在大学时代攻读工程学和数学，毕业后任铁路工程师及经理职务多年。因投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他在1876—1892年间曾发表过许多经济论文，并获得相当声誉。后来在经济学家潘塔里阿尼（Maffeo Pantaleoni）的影响下，从事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受到瓦尔拉斯赏识，于1893年继瓦尔拉斯之后任洛桑大学教授，为建立洛桑学派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代表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1896—1897）、《政治经济学提要》（1906）。
帕累托的思想别具一格。在政治观点上，无论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法国天主教派，乃至法西斯主义者，均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也不能把他完全归入哪一学派，即使就他所继承并建成的洛桑学派而言，除一般均衡论基本概念外，许多理论观点同瓦尔拉斯大有出入。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在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两方面，其中有不少观点后来曾被称为“定理”者至少有六七种之多，尽管这些“定理”有的受到批评和有的由后来人改进，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一生中能提出这么多“定理”却是罕见的。纯经济理论
帕累托的纯经济理论可分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理论两大部分。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上，他首先将经济意义上的效用同伦理和其他意义上的效用区别开来。帕累托明确宣称：效用可衡量的原理是没有根据的，应彻底否定基数效用，认为价值理论必须另找它赖以建立的基础。这样，帕累托采用埃奇沃思无差异曲线分析作为他的价值论的出发点。他把埃奇沃思从可衡量的效用发展而成无差异曲线视为既定，然后用这些曲线的位置高低去比较消费者的偏好程度，形成序数效用理论。经过市场客观经验的观察，人们虽不能确定两种商品中任何一种的效用有多少，但两者中哪一种效用较大，则是可以确知的。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经过帕累托的改造，就不考虑其原有效用的涵义，而把经济均衡建立在偏好尺度这一确定的基础上。他的这一创见，连后来欣赏他的理论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无差异曲线本身就是根据效用大小设计而成，只要运用此分析工具，就不能排除赖以建立的基数效用的原意。无论如何，帕累托在无差异曲线方面所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很大的，给此工具之运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生产理论是帕累托的极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其最为晦涩的一部分，他不接受当时流行的边际生产理论，试图另创一个生产理论以为代替。首先，他指出，边际效用论者的生产理论，只分析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研究在获取财货时所遇到的“阻碍”的性质。而所谓“阻碍”，包括的内容很广：如商品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时，当事人固定的嗜好即为阻碍；生产一定商品必须使用别的商品又是阻碍；需要某种商品的地点和时间却没有此种商品也是阻碍；最后还有来自生产组织方面的阻碍。他列举这些含混的所谓“阻碍”，是为了提出一些较为客观的生产概念，以代替为消费主体而生产的边际效用概念。他强调：生产是把一种财货改变成不是为生产者本人，而是为其他主体而生产的另一种财货。这等于说，客观的生产是为商品而生产。这本是个正确的观点，可是，在研究如何解决“阻碍”（生产）问题时，他又利用无差异曲线这一工具，用它来反映利润水平，以区别消费者无差异曲线所表现的一定效用水平，并将各种利润水平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完全变化曲线”。此曲线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曲线上方反映正值即利润，下方反映负值即亏损，而曲线本身即反映出利润等于零的状态。总结起来由消费者无差异曲线所形成的“交换曲线”，以及由生产者无差异曲线所形成的“完全变化曲线”，两者的交点即为均衡价格。帕累托的生产理论在形式上保持着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式，而实质上是采用了马歇尔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相结合的供求平衡论，只是对供给和需求双方的曲线均由无差异曲线图所组成。
在他的纯理论中，其收入分配理论也值得一提。他搜集了19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经过指数整理后，发现这些国家的社会收入不平等情况是基本稳定的。他由此得出结论：通过收入重分配的任何方式，以使收入均等的努力是没有作用的。后来这一发现被定为“帕累托定律”，成为反对社会改革者的理论武器。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定律表示支持、怀疑或否定的都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答案很简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使收入均等化的有效办法，帕累托定律虽有某种合理性，但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收入的平均分配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社会福利理论
帕累托以序数效用和无差异曲线分析为基础，发展他的社会最大满足原则或所谓最优状态。要研究此状态，就必须有用来评定它的标准和规范，以及用来实现它的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帕累托的社会最大满足原则的形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讲义》一书中，他对在自由竞争下能否实现社会最大满足尚无确定的论述，而在稍后的《教程》中已较为深入而确定，在后期的有关社会学著作中对社会福利最大化涵义又做出了进一步分析。
关于达到社会最大满足的条件，他指出：“我们看到，要取得一个集体的福利最大化，——如某些分配标准为既定，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标准去考察哪些状态能给集体的各个人带来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来考虑任何一种特定状态，并假定在与各种关系不相矛盾抵触情况下做出一个极小的变动。如果我们这样做以后，所有各个人的福利都增加了，显然这种新状态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利；相反，如个人福利均减少了，这就是不利。——但是，另一方面，如这个小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并使别人的福利减少，这就不能再说做此变动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因此，我们把最大效用状态定义为：做出任何很小的变动不可能使一切人的效用，除了那些效用仍然不变者外，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
用另一种方法表达：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情况的改变使有些人感到好些而不使至少一个别的人感到坏些，才算是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就是后来新福利经济学中常提到的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 Op timun）或“帕累托规范”（Pareto Criterion）。但是，此时帕累托尚未明确肯定这种最优状态是指某种单一的状态，或是指某一幅度内的若干种状态。直到他的后期著作才清楚地区分出两种类型的效用最大化状态：一种是单一的“全社会效用最大化状态”，另一种是有无限的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点，亦称为“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状态。这种区分，对政府选择何种政策，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有极大的关系。假设在一个很富裕但其成员的收入极不平等的社会中，政府就应该采取使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政策；如在一个贫困而有近似均等收入的社会中，政府就应采取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政策。
帕累托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纯理论分析，成为以后三四十年中福利经济研究的中心课题，并发展出各种社会福利函数，有些人加以补充，提出了所谓补偿原则，甚至有人创立了次优理论。又由于许多计量经济模式须以帕累托的最优化原则为基础，故帕累托之名还经常被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及。
弗里德里希·维塞尔
弗里德里希·维塞尔（1851—1926年）是奥地利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塞尔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1874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专业。1872年偶然读到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遂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他历游海德堡、莱比锡等大学，寻找名师，得到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等人指导，专攻经济学。1874年大学毕业后在财政部门找到一个职位，但不久便辞职了。1883年开始任维也纳大学的讲师，第二年受聘为布拉格大学外教授，1889年升任正教授。1903—1922年，他受门格尔举荐，接替门格尔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1917年以终身议员的资格任上议员，并在奥匈帝国的最后两届内阁中任商业部长。1922年退休。
维塞尔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经济价值的起源与基本规律》（1884）、《自然价值论》（1889）、《社会经济学》（1914）等。
维塞尔在前人的基础上精心思考组织他的“新价值理论”，其成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本、也是惟一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经典学术著作——《自然价值论》。他首先提出价值的本原问题。他认为，效用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稀少，因而价值的大小与稀少成比例。财物的用处或效用是因为能满足人类欲望的需要，财物能满足人的需要而又有限，所以就具有价值。需要或欲望随着消费次数的增加而递减，物品的效用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也随之递减。维塞尔认为，社会个人根据财物对自己的有用程度来估价单件商品的效用，它们的总和构成这批财物的总价值。但是，每个人估价的单件商品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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