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1914—1949(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伊恩·克肖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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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1914—1949试读：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21世纪还剩有80多年，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之关系极其紧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在发展上的明显优势目前无疑还存在。那么到了21世纪末，情况又会如何？“企鹅欧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盖了欧洲文明近4 000年的历史。如果我们精细地阅读这几本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繁荣、危机和复兴，进而能够认识到欧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断前进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欧洲文明天然具有优越性吗？从19世纪在中国沿海地区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欣赏和效仿的品德和价值观。西方近代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固然值得研究和学习，但是学会了“船坚炮利”的本事不是为了欺负和攻打别人。另外，西方文明的优点，欧洲在近代国力强大的原因，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我们了解和研究欧洲历史，借鉴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肯定也不能局限于救亡图存这一有限目的。我们采取和保持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欧洲史和整个西方文明需要有一个认真和耐心研究的态度，努力学习其优点，尽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追求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我们需要精细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是我们了解和学习外部世界过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却可能会让我们拥有以前不曾体验过的惊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丛书由古希腊罗马远古的历史开始，讲述了直到21世纪的欧洲历史。尽管各位作者的资历和背景不尽相同，他们基本的历史观却高度相似。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坦率批评的同时，他们以明确的乐观态度肯定了这一独特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莱斯和索恩曼在描写古代雅典城邦时（见《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注意到了雅典民众拥有在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参与权，不过该城邦“同时也是对妇女压制最为严重的城邦之一”，因为唯有男性拥有公民权的情况让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妇女地位变得十分糟糕。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长官三者之间沟通和平衡的古罗马，建立和维持着一个似乎比雅典更加稳定的共和国。后来，贫民的土地问题以及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民众获取公民权的问题，引发了“罗马在350年里的第一次政治杀戮”。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了血腥的持续的内战，并颠覆了共和制度，但是罗马人在内战废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国，同时让各地城市保持了强有力的自治传统，在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又维持了数百年的安定和繁荣。

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写到了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 500万人殒命”，之后瘟疫还连续暴发了好多次，而此前欧洲的总人口只有大约8 000万。这个世纪同时也是战争和内乱频仍的年代，是教会内部思想混乱和不断发生纷争的年代。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灾祸，面对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分裂，西方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仍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开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倡导用实验来把握有用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仰望星空，认知宇宙的秘密。与此同时，自私的欲望逐渐泛滥，开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见《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当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强权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带来压榨和屈辱的时候，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2.5亿根火柴，在位于伦敦的工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见《竞逐权力：1815—1914》）

历史故事的细节从来都具有一种思想冲击力。“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各个分册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认真的读者都会好奇，当时的欧洲会往何处去。埃文斯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和改革运动。他提到，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声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在叙述现代历史的各个分册里，我们都能看到，欧洲统治阶级坚持文化和制度的渐进改良，不单单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压力，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和解。社会各阶层重视沟通和妥协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沟通和妥协的能力，确实是欧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到欧洲考察，遇见一位美国记者，后者觉得“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不赞成梁启超将之“带些回去”的打算。梁启超问：“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该记者叹气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入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他提醒读者，欧洲不会完。他解释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不再是贵族的文明，而是“群众的文明”，各种观念和立场有顺畅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跃。所以他断言，欧洲仍然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饮冰室主人在1929年去世，没有机会看到此后的欧洲历史轨迹。我们是幸运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是幸运的，能够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有趣和深刻的历史读物。我们借此不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欧洲的过去，也可能能够看到一点欧洲和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

《地狱之行：1914—1949》导读

习史之人对长期重点关注、研究的时段易产生“偏爱”之情，本人研习20世纪法国史多年，在高校开设的主要也是“20世纪世界史”之类的课程，难免对这段历史兴趣尤浓。诚然，每当本人格外强调20世纪史的重要性时，往往会有研究其他时段为主的同行不以为然，尽管如此，本人依旧想在此强调20世纪具有的唯一性，即它是包括这本书当下绝大多数读者在内的很多人多少亲身经历过几年的世纪。即便对于这本书目前尚为数不多，但很快就会成为其主要读者的生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它仍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所有世纪当中，20世纪是距21世纪最近的世纪。

欧洲在20世纪之初还是像在19世纪那样，在世界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如同该书作者在书中所言，“雄踞文明的巅峰傲视世界”。然而，在20世纪进入中后期之后，欧洲先前具有的这种优势地位明显弱化，甚至在不少人眼里，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但笔者以为，欧洲在当今世界占据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觑，而了解欧洲在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20世纪世界史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对于“试图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作者导言语），更是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当得知近年来在迻译世界史佳作方面表现不俗的中信出版社拟推出“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中译本，并以提供“先睹为快”的机会为条件约写“20世纪卷”的推介文字时，本人欣然接受。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是由著名的企鹅兰登集团耗时10余年为大众精心打造的欧洲通史的“鸿篇巨制”，20世纪欧洲史又是其中最吸引我的一卷，而且还因为该卷出自本人早就颇为欣赏的伊恩·克肖之手。

克肖是一位以对20世纪德国史，特别是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的精深研究蜚声国际史坛的英国史学家。坦率地说，同样是欧美学者写的20世纪欧洲史之类的著作，本人相对更倾向于选择出自英美学者之手的作品。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在研究20世纪欧洲史，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的欧美学者当中，较之法德两国的学者，英美学者似乎要超脱、客观一点——其间当然也有细微的差别，英国的学者或许会有“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的失落，而美国学者则难免会自得于20世纪日益成为“美国的世纪”。此外，在本人看来，在20世纪欧洲史，特别是其上半段的历史中，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较量，即便不是最为重要的内容，那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更为可取的是：克肖不仅是位英国学者，而且还是位生长在作为欧洲民主制度典范的英国，同时却对20世纪前半期欧洲极权体制的“标本”纳粹德国有着精深研究的史学家。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显然有助于其在探究、审视20世纪欧洲史时能更好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如果说克肖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以其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见大”方面的出色表现，已经足以让读者对这位史学家的功力、识见推崇备至，那么，他的那部被一些人誉为“对希特勒现象的最终解释”的《希特勒传》（上、下卷），从企鹅出版社约稿到出版竟然历时18年之久，更是显示出他在追求完美和极致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精品意识和工匠精神。凡此种种，皆让人们对这部由名社全力打造，名家用心撰写的著作充满期待。

诚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是人们时常会碰到的情况，但至少本人在阅读后觉得，一开始就让人们充满期待的这部著作绝对不在此列。在本人看来，此书的成功与它具有以下值得充分肯定的特点密不可分。

首先是角度得当，主线明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20世纪的欧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所处立场或审视角度相异，历史学家眼中和笔下的欧洲难免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首先在立场或角度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此而言，克肖的选择是“欧洲史不等于把欧洲各国的历史简单地加在一起”，并力图本着这一宗旨来探究和描述“欧洲大多数乃至所有组成部分中对欧洲历史发挥了驱动作用的力量”。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克肖还观点鲜明地把欧洲的这一时代定位为“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认为“20世纪的欧洲去地狱走了一遭”。本人以为，克肖的这一选择堪称得当，他对这段欧洲史的上述定位亦基本令人信服。

克肖不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欧洲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而且还以“战争的世纪”作为贯穿这段欧洲历史的主线。他在导言中明确指出：“欧洲的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认为“这个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继以长达40多年、直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冷战”。正是通过这一明晰的主线，克肖得以颇为令人满意地把这段欧洲史需要包含的许多内容系统、有序地串在一起。

其次是构思巧妙，引人入胜。

克肖之所以能够找到审视、梳理20世纪欧洲史的上佳角度和理想主线，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他在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中显示的那样，不仅是位擅长“小处入手”的“好手”，更是位善于“大处着眼”的“高手”。事实上，正是因为在动笔之前就已对20世纪欧洲史有很好的总体观照和把握，他才可能不仅“胸有成竹”地谋篇布局，而且还构思巧妙，引人入胜。其中，他在序言结尾处的这段话尤其令读者印象深刻：“足球赛中场休息后如果出现赛情大反转，足球评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下半场两重天。’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而这本书英文书名“To Hell and Back”中的Back一词，在上下卷内容的衔接上所起的“四两拨千斤”似的作用，更是让人不由得击节赞叹。

由于20世纪欧洲史内容丰富，而此书篇幅却极为有限，虽然在谋篇布局时已构思巧妙，克肖仍不得不在内容的主次排序、繁简取舍方面大下功夫，其间对书中的很多内容不得不仅满足于简略的概述。尽管如此，克肖却“自始至终都注意在叙事中加入一些当时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稍有了解”。因为依他之见，“无论如何，书中描述的个人经历提供了生动的图景，比枯燥的抽象分析更能使读者在感性上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应对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强大力量的”。窃以为，克肖的这一处理方式实属难能可贵。这些当事人在记忆还未凝固，甚至尚未冷却之际的叙述，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独特“史料”价值，而且有助于让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

再次是阐释精准，发人深思。

作为早已蜚声史坛的史学名家，克肖在此书序言中不仅提及霍布斯鲍姆等人已就相关历史写过佳作，而且还强调“本书无法不高度依靠他人此前做过的研究”，谦逊之情，溢于言表。但在本人看来，克肖显然过于谦虚了，他的贡献绝非如其所说的那样：“我的任何原创都仅限于本书的组织与解释，即对这段历史的写法以及书中论述的基本理念。”事实上，如同绝大多数成熟的史家到了“炉火纯青”地步推出的佳作那样，克肖的这部著作不仅构思巧妙，行文流畅，而且阐释精准，洞见迭出。例如，他在书中不仅着力探讨了“那几十年特有的四个相互交织构成全面危机的要素”，较为令人信服地昭示“使欧洲濒临自我毁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全面危机是由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成的”，而且还发人深思地指出：“不过，这四个因素在德国表现得最极端，它们互相强化，产生了爆炸性效果。”

毋庸讳言，由于诸多复杂因素，一般说来写好现当代史的书难，而写好面向知识大众的现当代史的书更难，难怪克肖在序言中坦承，此书“在我写过的书中，可以说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但本人觉得，此书的读者们或许可以感到庆幸的是，克肖不仅知难而上，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识、才情和努力，为大家奉献了一本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它不仅能让读者饱览20世纪欧洲的总体历史图景，而且更能让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更好地去思考，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作者序

本书属于一部自1914年至今的欧洲史，是两卷中的上卷。在我写过的书中，可以说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写每一本书都是为了对过去的某个问题获得更深的理解。本书所叙述的近期历史涉及多如牛毛、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困难多大，试图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个诱惑仍是无法抵抗的。

当然，20世纪欧洲史不单有一种写法。包括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理查德·韦南（Richard Vinen）、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和伯纳德·瓦瑟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在内的许多作家已经写出了立意不同、结构各异的出色历史著述，对这段历史各有特别的切入角度。此卷和在它之后的下卷当然代表着我个人对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纪的看法。像每一部试图涵盖一段漫长时期内世间万象的作品一样，本书无法不高度依靠他人此前做过的研究。

我深知，关于本卷的一切内容，都能找到浩如烟海、精湛优质的专家论述。只有在涉及1918到1945年间德国历史的几个方面，我才有权说自己做过初级研究。在别的方面，我只能依赖其他学者在许多不同领域中的出色工作。哪怕我有超强的语言能力，也不能不依靠他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哪个学者能够亲自阅遍全欧洲的档案，而且既然专攻具体国家历史和特定历史题目的专家已经做了研究，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因此，本卷叙述的历史是建立在无数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受企鹅出版社欧洲史系列丛书的体例所限，我写作时参考的许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都无法提及，包括专题论文、当时文件的不同版本、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对具体国家的专门研究。书后列举的参考文献反映了我主要借重的作家。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无法在脚注中提到他们的著作，也希望他们能接受我对他们治学伟绩的由衷赞赏。因此，我的任何原创都仅限于本书的组织与解释，即对这段历史的写法以及书中论述的基本理念。

我为导言定的标题是“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它确定了本卷立论的框架，也提示了（尚未写成的）下卷的叙事角度。书中的章节按时间顺序安排，并根据主题进一步细分。因为我特别注意历史这出大戏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也特别关心具体历史事件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把这段历史分成几个比较短的时间段，自然也要分别讨论每个时间段内促使各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不同力量。因此，书中没有专门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章节，但每一章中都有关于它们的内容，虽然对这些因素强调的程度各有不同。

本卷叙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就是战争。这是写作的一大困难。在这样一本涉及广泛题材的书中，怎么可能透彻地讨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重大的题目呢？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我不能干脆叫读者去另找书看（虽然关于本卷的每一个主题，读者都可以参照其他的作品）。因此，我觉得在与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有关的章节开头的地方，应该对前线的战局发展做一个极为简略的概述。这主要是为有关的章节定向，并勾勒出造成如此惨烈后果的大灾难的规模。尽管对有关事件的描述简明扼要，但那些事件显然具有关键意义。在其他情况中，我也曾仔细思考过是否应理所当然地假设读者熟悉相关史实，比如，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背景，或西班牙内战的发展过程。最后我还是认为，简单的概述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我自始至终都注意在叙事中加入一些当时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稍有了解。那个时代与今天的欧洲在时间上相隔不远，在性质上却大相径庭。当然，我知道，个人经历仅仅是个人经历，在统计上没有代表性。但是，这些经历经常可以体现或反映更广泛的态度和想法。无论如何，书中描述的个人经历提供了生动的图景，比枯燥的抽象分析更能使读者在感性上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应对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强大力量的。

当然，欧洲史不等于把欧洲各国的历史简单地加在一起。本书要描写的是欧洲大多数乃至所有组成部分中对欧洲历史发挥了驱动作用的力量。一般性的总结自然只能是鸟瞰，没有细节，只能笼而统之，不聚焦具体特点，虽然只有放眼全局才能辨出特定事件的发展轮廓。我力图不遗漏欧洲的任何一个地区，也经常强调欧洲东部特别悲惨的历史。然而，一些国家不可避免地比其他国家起的作用更大（或更可悲），因而值得我们更加注意。本卷和下卷所说的欧洲包括俄国（当时是苏联）。我们不可能将这个如此关键的国家排除在外，尽管俄罗斯帝国/苏联的大片领土超出了欧洲的地理界线。同样，当土耳其深入参与欧洲事务的时候，它也被包括到本书的论述范围内，但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土耳其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即急剧减少。

本卷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形势的概览开始，之后的各个章节逐次论述大战本身、战后的情况、20年代中期的短暂复苏、大萧条的惨痛打击、又一场世界大战的逼近，以及战火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重燃，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文明的崩溃。我还在按时间顺序安排的结构中插入了一个主题章节（第九章），探索了一系列跨越之前各章所涵盖短暂时期的长期主题性历史——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基督教会的立场、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大众娱乐的发展。最后一章又回到了时间顺序的框架之内。

我原打算把上卷叙述的截止时间定为1945年，因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停止的时候。但是，尽管欧洲的正式作战行动止于1945年5月（对日作战是在8月结束的），但1945—1949年这段欧洲历史上重要时期的轨迹却明显是由战争本身及对战争的反应塑造的。因此，我觉得，和平正式回到欧洲那一刻之后的事态发展也不可忽视。1945年时，战后新欧洲的轮廓几不可辨，后来才逐渐显露出来。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加上最后一章来介绍战争刚结束时的情况，那段时间不仅仍然暴力频发，而且给1949年一分为二的欧洲打上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因此，我把上卷截止的时间定在了1949年，而不是1945年。

足球赛中场休息后如果出现赛情大反转，足球评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下半场两重天。”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本卷论述的只是这个异乎寻常、充满戏剧性的世纪的上半叶。在那段时间内，欧洲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动摇了自己文明的根基，似乎铁了心要自我毁灭。伊恩·克肖曼彻斯特2014年11月导言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人民的战争将比国王的战争更可怕。温斯顿·丘吉尔（1901年）

欧洲的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继以长达40多年、直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冷战”。那是一段剧烈动荡、悲惨痛苦、极为引人注目的时期，是一段大动荡与大变迁的历史。20世纪的欧洲去地狱走了一遭。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有将近100年的时间，欧洲雄踞文明的巅峰傲视世界，但从1914年到1945年，它却落入了野蛮的深渊。但这个自我毁灭的灾难性时期过后，欧洲出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稳定和繁荣，尽管也付出了不可弥合的政治分裂这一沉重代价。在那之后，欧洲再次实现了统一，但全球化日益加深造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带来了严重的外部挑战，欧洲在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推入一场至今仍未解决的新危机之前，其内部的紧张就已经在不断加剧了。

1950年后的时代将留到下卷去探讨，本卷讲的是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那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是如何濒临自我毁灭的。本卷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危险力量，是如何最终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以想象的人性沦丧和大肆毁坏的。这个灾难，加上大战中发生的空前的种族灭绝，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20世纪欧洲艰难多舛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性时期。

下面的章节探讨了造成这场无法估量的灾祸的原因，找出了那几十年特有的四个相互交织构成全面危机的要素：1.基于族裔与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大爆发；2.激烈且不可调和的领土要求；3.尖锐的阶级冲突，具体表现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4.旷日持久的资本主义危机（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1917年后出现的一个新要素。另一个新要素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危机几乎持续不断，仅在20年代中期那几年稍有缓解。其他两个要素在1914年之前已经存在，虽然远不如后来表现得那么严重。这四个要素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肇因，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结果是这些因素的严重加剧。它们之间致命的互动催生了一个异常暴烈的时代，导致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还大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相互联系的要素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为害最烈，它们大多是欧洲大陆最穷的地区。西欧的情形稍好一些（虽然西班牙是一大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则在革命后立即爆发了激烈的内战。这些事件释放出了新的极端民族主义力量，通常以族裔为标准来确定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和族裔间冲突在欧洲大陆东部最贫穷的地区尤为激烈，因为在那些地区，不同族裔的人口一直是混杂而居的。民族主义经常把仇恨的矛头指向犹太人，拿他们当替罪羊，把造成民众痛苦和愤懑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比西欧多，融合程度和社会地位一般来说也比西欧犹太人低。中欧和东欧的有关地区成了极端反犹主义的大本营，远甚于德国。西欧地区在族裔上相对单一，民族国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方才形成。所以，西欧的族裔间紧张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但程度比东部轻得多。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多数中立国也都位于西欧。重振国家威信和争夺物质资源这些助长侵略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在大陆东部的作用比在西部大得多。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西面与法国和瑞士接壤，国界以东是波兰和立陶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的战败国，德国掌握着欧洲未来和平的关键。对于战胜方协约国的盛气凌人，德国满怀愤恨，仅仅暂时压下了翻盘的野心。在欧洲南部和东部，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新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但那些新国家往往是在重重困难之中勉强拼凑而成的。民族主义和族裔间仇恨毒化了政治，因此，这些地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杀戮场毫不令人意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领土的划分大大加剧了民族主义的冲突和族裔—种族间的紧张。1919年《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起草者无论多么好心，都无法满足在往昔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新国家的领土要求。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大多数新生国家中，少数族裔都占了人口相当大的部分，成为发生严重政治动乱的隐患。国界争端几乎无处不在。少数族裔通常遭到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的歧视，提出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另外，《凡尔赛和约》重新划定了国界，自认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国家因此心怀怨恨，怒气一触即发。虽然意大利国内没有族裔之分（除了战后并入意大利，主要讲德语的南蒂罗尔省的人民），但是老百姓仍然认为自己的国家遭受了不公对待，因为意大利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没能得到它垂涎的后称为南斯拉夫的领土，这样的情绪正好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德国对欧洲持久和平的威胁更大。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国内也没有族裔分别，但民众对战后国家领土被割让愤怒不已，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这导致他们后来纷纷转向纳粹主义，也煽动了德国以外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德裔少数族裔的不满情绪。

极端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并且愈演愈烈，个中原因不仅有族群之争，还有阶级冲突。民众的注意力一旦集中在民族国家内外的假想“阶级敌人”身上，团结感即大为增强。战后经济的剧烈震荡和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退的严峻后果大大加剧了全欧洲的阶级间敌对情绪。当然，在整个工业化时期，阶级冲突时有发生，也常有暴力冲突。但是，与战前的岁月相比，俄国革命和苏俄的成立使得阶级冲突变得异常尖锐。苏俄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构建了另外一种社会模式。1917年后，消灭资本家、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等主张吸引了贫苦大众的支持。但是，苏俄共产主义也造成了左派的分裂，使左派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同时，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势力却大大加强。感觉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的主要是传统的土地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成为一支激进力量，在东山再起的右派的引导下组成了极具侵略性的新政治运动。

和号召革命的左派一样，反革命运动也对阶级冲突造成的愤恨和焦虑加以利用。它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不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而且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受影响的又是中、东欧的国家，因为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威胁似乎近在眼前。但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近乎偏执的仇恨相结合，助长了右派群众运动的兴起，这才是国际上最大的危险。正是右派的群众运动使得右翼势力先在意大利，后又在德国执掌了国家权力。鼓吹仇恨的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把极右势力推上了台。它们一旦转向支持对外侵略，欧洲和平也就危在旦夕了。

第四个因素是其他三个因素的基础，也与它们互相影响，那就是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世界经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主要经济体虚弱无力，美国的经济虽然一枝独秀，却不愿意全力支持欧洲的重建，这些共同构成了灾难爆发的原因。日本在远东，特别是在备受政治乱局困扰的中国，大肆扩张市场，侵蚀了欧洲的利益。大英帝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遇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那里本地纺织工业的增长挤压了英国的出口市场，使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俄国爆发了革命和内战后，等于退出了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危机是全球性的，但对欧洲破坏最大。

20世纪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危机和30年代的通货紧缩危机之间，有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繁荣期，但事实证明它的基础极为不稳。几乎相继发生的通胀和通缩危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在一片人心惶惶之中，贫穷和对贫穷的恐惧都极大地助长了政治的极端情绪。

光是经济混乱尚不足以引发大规模政治动乱，还要有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鸿沟，使得力量已经受损的权力精英又遭遇到群众运动的新压力。欧洲许多地方恰恰二者并存。在一些地方，各种极端的一体式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势力利用民众因国威扫地、强国梦碎而普遍产生的失落感来挑起大规模运动，号称要抗击强大的死敌。在国家权威虚弱的国家中，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完全有可能夺取政权。

因此，使欧洲濒临自我毁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全面危机是由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成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西欧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不过，这四个因素在德国表现得最极端，它们互相强化，产生了爆炸性效果。阿道夫·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这场全面危机，提出了以武力克服危机的思想。他掌握了对德国的独裁控制后，欧洲爆发大灾难的可能性随即显著增加。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有所减弱）。它要求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且扩张领土的野心不死，这些都将直接侵害众多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欧洲的危机导致又一场战争浩劫的概率因而日益加大。危机演变成冲突的地点是欧洲大陆最不稳定的中部和东部，这当在意料之中；战争开始后，东欧沦为受破坏最严重、人性的扭曲与堕落表现得最突出的修罗场，也不应令人惊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是空前的。文明深层崩溃产生的道德影响在战后的20世纪，甚至20世纪之后都贻害甚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截然不同，它为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的重生铺平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边界与阶级冲突加剧，资本主义遇到了深远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旋风却把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全部扫光。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统治强力镇压了那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与骚动。战后随即发生的大规模种族清洗重绘了中、东欧的地图。战败的德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称霸欧洲的梦想灰飞烟灭。西欧各国展现出全新的态度，愿意为实现合作与融合而捐弃互相敌对的民族主义。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原来助长了极右势力的反布尔什维克思潮皈依了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因而促进了稳定保守政治的形成。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美国积极领导的）改良资本主义在西欧造成了空前的繁荣，为政治稳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1945年后，所有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共同消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摧毁了欧洲的危险因素。

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早在俾斯麦时代之前，1815年拿破仑时代结束时即已出现的欧洲列强争霸的体系。浴火重生的欧洲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处于被撕裂的状态，但是真正的强国只剩下美苏两家，它们隔着铁幕对峙，各自按自己的模式主持着自己势力范围内国家与社会的重建。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到1949年，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了原子弹，4年后，又造出了破坏力更加骇人的氢弹。核战争的幽灵自此出现，核战争万一打响，造成的浩劫将远超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危险使人们心怀戒惧，帮助促成了1945年时谁也想不到在欧洲能够实现的和平年代。

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欧洲东西两部分的转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卷探讨。本卷将试图解释欧洲在波澜起伏的20世纪上半叶如何堕入了深渊，但在1945年跌到谷底的仅仅四年后，又如何开始奠定基础，实现了惊人的复苏，在战火的余烬中涅槃重生，踏上走出人间地狱的回归之路。  第一章 悬崖边缘我们当然信奉和平主义！但我们必须通过列装大炮的预

算。罗伯特·穆齐尔所著《没有个性的人》中施图姆将军的话（1930—1942年）

那个时候已经有征兆，战争一旦爆发，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最出名的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于1914年8月3日表达的不祥之感：“欧洲各地的灯火在相继熄灭。我们今生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新燃起了。”德意志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也预感灾难将至。1914年7月底，战争的阴云日益逼近，他惊呼：“我看到人力无法抗拒的阴影笼罩在欧洲和我们自己人民的头上。”此前三年，德国社会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顶着激烈的反诘和异议，在对德国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欧洲爆发战争的威胁在与日俱增，而战争将给欧洲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宣布：“资本主义世界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正在逼近。”战争并未如倍倍尔所说，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他准确地预见到，战争将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后来，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影响巨大的灾难”。他所言不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灾难，它开启了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使欧洲几乎毁灭了自己。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是这样回忆战前时代的：那是一段稳定、繁荣、和平的辉煌时期，不幸却由于后来发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国人把战前时期称为“镀金年代”（Gilded Age）。欧洲人对那个时代也怀有同样的眷恋。巴黎的资产阶级忆起“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que），想到的是那时法国文化为全世界所艳羡，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产阶级回顾“威廉时代”，认为那是个富庶、安全、伟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新统一的德国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同样，维也纳当时似乎正处于文化与思想上卓越的顶点和（奥匈）帝国荣耀的巅峰。慕尼黑、布拉格、布达佩斯、圣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辉煌之下。各种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都迸发出大胆的创造力，出现了许多新颖、挑战常规、发人深思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伦敦，经济比文化更加重要。在这个“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一战”后的那代人渴望重现已经逝去的那个经济增长、贸易繁荣、货币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战后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说“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饮早茶时，打电话订购产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产品，想订多少都行，并可以期望货物很快就会递送到家。”此言所指当然是享有优厚特权的人，描述的是居于世界贸易中心，金钱、地位无一不具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对于住在东欧的犹太小村落，或意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腊和塞尔维亚贫穷的乡村，或柏林、维也纳、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贫民窟里的穷人来说，这种安详惬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黄金时代”的形象并非战后人们的臆想。

尽管欧洲存在着内部分歧和受民族主义驱动的竞争，但所有国家之间货物和资本的流动都完全不受妨碍，大家都属于联系紧密的全球性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稳定，而稳定的保障就是各国都接受伦敦金融区的主导地位，把金本位承认为一种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银行掌握着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钥匙。船运、保险、利息和出口带来的隐性收入超过了英国的进口赤字。1897—1898年间，黄金，尤其是来自南非的黄金供应量大增，但英格兰银行既未过分增加黄金储备（因为那将严重打击别国的经济），也未减少黄金储备。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比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更有活力。当时就有苗头，美国有朝一日会主导世界经济。然而，英国仍然是全球贸易的执牛耳者（尽管它所占的份额在减少），也是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大国间为全球经济资源展开的竞争无疑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形成了与日俱增的压力。然而，直到1914年，给欧洲，尤其是欧洲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带来了诸多裨益的体系仍然完好无损。人们普遍对持续的稳定、繁荣和增长满怀信心。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博览会意在展示以欧洲为核心的欣欣向荣的文明，讴歌进步。博览会上的展出代表着新技术的时代。巨型机器显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赞叹。由5,000个灯泡照亮的“电之宫”实实在在地炫花了参观者的眼睛。参展的有24个欧洲国家，也有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美国。博览会开放的6个月内，访客多达5,000万人，参观者经常目眩神迷，惊叹不已。东欧国家的展览阵容强大，特别是俄国，它一家就设了9个展馆。博览会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欧洲“教化的使命”。在那个帝国主义的巅峰时刻，对遥远殖民地异国风情浓墨重彩的渲染传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强有力信息。商业、繁荣与和平似乎保证欧洲的统治地位会千秋万代地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这种乐观态度有其根据。19世纪与它之前的时代相比是和平年代，与后来的时代相比更是如此。自从拿破仑时代于1815年宣告结束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遍及大陆的战争。不管是1853年到1856年在遥远的克里米亚发生的冲突，还是最终促使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各自实现统一的简短战事，都没有危及欧洲大陆的普遍和平。壮观的巴黎世博会举办10年后，一位名叫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英国作家写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他甚至在书中宣称，在现代，商业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织的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使战争完全失去了意义。不仅英国人，就连英国以外的许多人也都同意他这个观点。人们难以想象繁荣、和平与稳定不会千秋永续，更无法预料它们会如此迅速地烟消云散。

然而，欧洲还有很不美好的另外一面。大陆各地的社会结构都在迅速改变，虽然步伐很不均匀。有的地区实现了迅速而深刻的工业化，但仍有大片地区以农业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只有原始的农业。到1913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约4/5劳动人口的谋生方式依旧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整个欧洲的农民超过劳动人口的2/5。只有在英国，务农的人数降到了劳动人口的1/10多一点儿。1913年，只有英国、比利时和（令人惊讶的）瑞士的劳动人口中，有2/5以上是产业工人，连德国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多数欧洲人仍然居住在村庄和小镇里。生活水平的确在不断改善，但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无论他们是在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这类快速膨胀大都市的污秽环境里寻求工作，还是留在乡间，靠土里刨食勉强度日。许多人用脚投票，远走他乡，因生活贫困、没有出路而离开祖国。几百万欧洲人完全沾不到繁荣和文明的好处，迫不及待地要出外闯荡。1907年，向美利坚合众国移民的人数达到顶峰，一年内就有100多万欧洲人到达大西洋彼岸。20世纪开始后，移民人数比前一个十年猛增了3倍，大批移民从奥匈帝国和俄国逃向美国。不过，最多的移民来自意大利南方。

社会的快速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压力，开始威胁到已有的政治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多数欧洲国家中，古老的贵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精英继续把持着政治和军事大权，有些贵族和腰缠万贯的工业或金融业新贵通过联姻建立了关系。另外，世袭君主制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过去一直是邦联，1848年通过了近代的联邦共和宪法）、法国（自1870年起）和葡萄牙（自1910年起）是共和国。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弗兰茨·约瑟夫，早在1848年他就登基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下辖5,000多万不同民族的臣民。约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统治持久性的象征。

尽管如此，实际上各处都存在着宪政框架、多元政党（尽管有投票权的人数极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连俄国的专制政权也在1905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后被迫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把他（其实极为微弱）的权力交给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但是，即使在被视为议会民主发源地的英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政治代表权。有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男性普选权的制度。比如，德国1871年的帝国宪法规定，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都在国会选举中有投票权（虽然占德意志帝国领土2/3的普鲁士对于议会选举权限制得十分严格，以保证地主阶级继续占据统治地位）。意大利确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选权的时间晚得多，是在1912年。不过，世纪之交时，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允许妇女在议会选举中投票。许多国家的女权运动对这种歧视发起抗争，但在“一战”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兰（虽然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俄国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芬兰引进了一定的民主变革）和挪威例外。

关键的变化是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崛起。每个国家的精英都视其为对他们权力的根本性威胁。1889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二国际”建立，它是一个总机构，负责协调各国政党的计划与纲领。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以某种形式奉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的革命理念。它们攻击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性质，宣传建立人人平等、财富公平分配的新社会，这些显然对大批贫苦的产业工人颇具吸引力。统治精英企图禁止或镇压工人组党或建立工会，却徒劳无功。工人比过去更善于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会的迅速壮大即是明证。到1914年，英国的工会会员超过了400万人，德国超过了250万人，法国约有100万人。

20世纪之初，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各种运动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法国社会主义者捐弃前嫌，在1905年团结到一起，宣布他们“不是改良党，而是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己任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赢得了17%的普选票，在法国议会下院获得了103个席位。在德国，俾斯麦企图压制社会民主，结果事与愿违。自1890年起，奉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为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前其成员超过100万人。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的支持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党，一举赢得国会近1/3的席位，使德国统治阶级恐惧战栗。

在经济比较先进的欧洲地区，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嘴上怎么说，实际上都遏制了激进情绪，将其引离革命，导入议会行动的渠道。法国的让·饶勒斯（Jean Jaurès）违背他所属的社会党的宣传，提倡不搞革命，而是沿议会之路走向社会主义，一时从之者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寻求通过选举赢得权力。英国的工党（它是1906年采用这个名字的）脱胎于工会运动，体现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务实关注，不追求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它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抛到一边，推重非革命的理念，主张不必推翻资本主义，可以对其加以改良，使之最终造福于工人阶级。工党认为，国家权力经和平改造后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西欧、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工人虽然贫穷，但已不像过去那样一文不名，激进情绪也有所减弱。若是爆发革命，工人失去的将不只是锁链，所以他们大多听从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指挥。

欧洲大陆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则不同。民众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更加激烈。没有什么居间组织来分散权力，也没有社会结构来使民众认同并支持国家。国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高度依赖强制手段。统治阶级地位牢固，官吏贪污腐败，代议制机构弱小无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欧、北欧和西欧的中产阶级后来忆起逝去的“黄金时代”时，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国家权威和法治基础上的文明蓬勃发展，但那与欧洲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缘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比如，20世纪之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反对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罢工、暴乱和地方起义愈演愈烈。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佃农中许多人支持无政府主义，经常爆发零星的反国家暴力行动。在意大利南部，腐败官吏对大庄园主唯命是从，农民的暴力抗争此起彼伏。乡间匪帮的犯罪行为与贫农和佃农反抗国家和大地主的起义混在一起，难以分辨。1905年，爆发了一波工人罢工和动乱的汹涌浪潮，使欧洲领导阶层对工人阶级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国发生革命，沙皇险些被推翻。国家的强力镇压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圣彼得堡打死了200名工人，还打伤了好几百人。革命被镇压下了去。国家在议会代表权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权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无权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论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从中吸取了明显的教训，那就是：沙皇专制政权无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变得日益激进。

缺乏大众支持的政府既要应对被它们视为威胁的左翼运动，又要争取民众支持，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工业资本家或地主常常直接或间接地赞助此类运动，力图把以阶级为基础形成的潜在反对力量导入更易于控制的渠道。他们希望把大众“国家化”，向其灌输有利于维护政治现状的强势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努力成功了。除了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仍有少数人拥护以外，好战的民族主义、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在民众中流传甚广。初等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和廉价小报的发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大众政治不仅为左派，也为右派开辟了动员民众的新方式。旧有的确定性开始解体。原先由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组成的权力集团感到了新的不安全。

大众的动员严重威胁到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因此于1895年发表了分析大众行为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原文标题为“群体心理”（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他声称，个人在群体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会将理性抛到九霄云外。这个思想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力——该书重印45次，被译为17种文字，后来更是成为想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的必读书。勒庞认为，感情冲动是大众的一个特点。在欧洲各地，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诉求。欧洲的统治精英对民族主义远不如对社会主义戒惧。大战爆发前，民族主义狂热所包含的危险的确是可以遏制的。然而，它们播下的种子后来却成长为破坏乃至最终摧毁已有秩序的力量。

政治趋于两极化，外交关系出现紧张，国家卷入对外冲突，这些都会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1898年西班牙对美国的战争起初大受支持，但西班牙惨败、殖民地被美国抢走后，企图在“民族复兴”大旗下建立团结的努力也随之失败。其实，鉴于西班牙国内不同地区间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努力反正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通过打击内部敌人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圣战式狂热，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冲突。

在大部分国家中，渲染内忧外患的激烈言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大众媒体煽动着激烈的仇外情绪和不加掩饰的种族敌意，政府也乐得推波助澜。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更是给英国国内称为“沙文主义”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极端民族主义好战情绪火上浇油。德国的保守政府在1907年所谓的“霍屯督选举”中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污蔑反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不爱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民众选票。这表明，沙文主义在德国和在英国一样，在中产阶级成员当中比在工人中更为流行。）

泛日耳曼同盟、海军协会和保卫德国同盟等民族主义组织大多依靠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支持，它们力主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扩张性外交政策。1914年之前，这些组织不过是较大的压力集团，无法进入主流政治，遑论政府。然而，强硬的民族主义思想当时已经渗透进了除社会主义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别中。在意大利，有人对意军189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在阿杜瓦（Adowa）的惨败深以为耻（5,000多名意大利士兵在那次战役中丧生），还有人觉得意大利是“无产国家”，无法跻身于欧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之列。这些感情催生了几乎是宗教式的狂热，强调斗争和牺牲，鼓吹建立强有力的反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力、推行强势外交政策。不过，尽管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鼓噪不休，但是他们远不能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意见，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捣乱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义的压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执掌的意大利政府决定于1911年入侵利比亚，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意大利军队在战斗中用飞艇轰炸了后撤的奥斯曼帝国的部队，这是空中轰炸首次在作战中发挥作用。激进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和在德国一样，仍只有少数人支持。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是，导致后来事态恶性发展的种子已经播下。

民族主义在界定“国家”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族裔——有资格成为国民的人——而不是领土作为标准。比如，法国的一位民族主义者埃德蒙·阿奇迪肯（Edmond Archdéacon）在1902年的选举中自称“坚决反对国际主义。作为反犹主义者，我要求15万犹太人和做他们走狗的2.5万共济会员停止压迫欺凌3,800万法国人”。他说，他代表“真正的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事实上，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国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无力争取国家权力，但可以逼迫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民族主义政治在法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各种思想并存的法国文化中，“不合适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应该被排除在国民之外”这个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依然理直气壮地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大部也都存在类似的言论。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遍及欧洲的一个古老现象的新名称，这个古老的现象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基督徒对“杀害基督的人”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敌意仍然十分普遍，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士也一直在煽风点火。仇视犹太人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由来已久、关乎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不久前有所放松，犹太人得以更多参与商业和文化生活，结果惹得其他人更为不满。于是，只要发生经济下滑，犹太人必定是替罪羊。到19世纪下半叶，由来已久，常常十分刻毒的仇犹情绪又添上了一重更恶劣的内容，那就是可能危及他们生命的新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为仇恨和迫害提供了生物学上的伪科学理由。旧时的歧视固然恶劣，但还允许（有时是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生物反犹主义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种理论，从科学和种族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在“骨子里”就是不同的。犹太人成不了法国人或德国人，正如猫变不成狗。这种理念意味着对犹太人不仅要歧视，而且要完全排斥，再进一步就可能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反犹主义的言论骇人听闻。德国反犹主义者使用细菌学的术语来形容犹太人。维也纳受人爱戴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把犹太人称作“人形的猎物”，在那之前还说，只有把所有犹太人装在一艘大船里让他们在公海上沉没，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无论具体言论如何，至少在西欧，反犹的政治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似乎有所减少。这种情形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反犹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纳入了主流的保守思想。对犹太人的诋毁并未消除，但在战前时期，它的政治影响比较有限。虽然政治边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威廉皇帝的德国还是自在安适的。犹太人自己觉得，法国的气氛更加令人生畏，因为那里刚刚发生了可耻的德雷福斯事件（这位犹太军官被误判犯了叛国罪，引起了法国的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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