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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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战场：长庆油田开发与建设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决策筹划
●玉门军管会主任宋志斌大声说道：“有两个的，拆一个；只有一个的，拆走。”
●宋志斌高兴地对大家说：“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9月底，陕甘宁盆地参加会战的职工已达1.9万人，其中陇东指挥部9200人。”
●还没有被通知的人，就三番五次向赵启明说：“赵书记，让我去陇东吧。”
石油部提出长庆会战
1969年初，古老的都城北京，天寒地冻。
平时喜爱坐在街头巷口，一起闲聊的“老北京”们，此刻也不见了踪迹，他们大都围在自家的火炉边，享受着室内的温暖。
此刻，受石油部的委派，石油部勘探司总地质师翟光明等人，奔赴更加寒冷的西北，去宁夏、甘肃等长庆油田地区调查地质和含油情况。
长庆油田是陕甘宁盆地10多个大小油气田的总称，因会战最初将基地设在甘肃西峰市的长庆桥而得此名。而到此次翟光明等人的调查之时，长庆油田的开发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长庆地区发现油田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汉朝。
原来，我国西北由于其特殊的地质构造，致使这里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早在东汉时期，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中就有“高奴有洧水肥可燃”的记载。这里的“高奴”就是指陕北延安的安塞。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亦称：“富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出脂水即此也”。并指出：“石油至多，生于地下无穷，后必大兴于世。”“脂水”是2000年以前，陕甘宁盆地东南部上三叠系延长统油层最早露出了地面，向人类世界显示出“油苗”的神奇。
于是，人们开始利用石油制药疗疾、取暖、照明、煮饭，甚至军事。
到了近代，我国最早以工业的方式采油就是从陕甘宁盆地开始的。
1905年，清政府开办延长石油官厂，即后来的延长油矿。清政府还请日本技师及工匠6人，在陕北延长打了第一口井，日产原油两吨左右。这口井是我国陆上的第一口井，也是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的第一口工业化油井。
从此，中国石油工业有了起步。
1940年至1941年间，中央军委后勤部派地质学家汪鹏，曾在延长一带做地质调查，发现了七里村油田，七1井钻至79.41米深处见到自喷原油，初产日获96.3吨，这是陕甘宁盆地第一口高产井。
七1井的开采使延长油矿形成了一定生产规模，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战争前线提供了部分石油，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
当时，延长油矿年产油1200多吨，毛泽东听闻这件事后，非常高兴，还给延长油矿矿长陈振夏题词：
埋头苦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西北油田进行勘探的步伐加快了。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发出：“加强陕北勘探工作”的指示。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决定把勘探工作重点放在西北后，全国各地勘探人员及重要器材统一调配，集中使用，充实西北。
20世纪50年代，玉门油矿曾组建鄂尔多斯钻探大队，抽调大、中、小多部钻机，前往宁夏灵武、盐池地区进行过石油钻探，并对该盆地的地质构造有初步认识。
1963年，石油部将银川石油勘探处划拨给玉门油田，继续不断加大勘探力度。在这以后，很快发现了马家滩、李庄子两个小油田。
不久，不但马家滩、李庄子油田得到全面开发，而且还相继发现了马坊、于家梁、大水坑、大东、王家场等油田。
翟光明等人在此次调查中，根据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甘肃庆阳、环县、华池、陕西富县、吴旗等地区钻获的重要资料，经过考察分析，最后认为在陕甘宁盆地中部和南部较广阔的区域内，开展石油会战的基础条件已初步形成。
翟光明等人的调查分析结果，无疑传递出很大的希望，从而为长庆会战的展开提供了条件。
1969年10月，石油部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要求，提出了“在陕甘宁盆地开辟重点石油探区”的构想。计划在1970年和“四五”期间，以陕西定边、志丹、甘肃环县为重点，甩开勘探，猛攻黄土关，迅速找到大的油气田，提供石油储量1.5亿吨，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吨原油生产能力的石油工业基地。
同时，考虑到当时全国石油工业已在辽河、江汉、华北等地摆开勘探战场，石油勘探力量颇感紧缺，玉门油田历来都是支援全国勘探战场的主力军。
为此，石油部决定，以玉门石油管理局为主，组织“陕甘宁盆地石油勘探会战”。
不久，石油部又责令玉门局迅速组成“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筹备小组”，并由玉门局领导于耀先主持工作，编制《陕甘宁盆地1970年和“四五”期间石油勘探会战初步方案》。
随着这一方案的编制完成，一场规模宏大的陕甘宁会战逐渐拉开了帷幕。
筹备组先期到达庆阳
1969年10月下旬，玉门局派出于耀先、窦小群、刘智民、李清芳等同志在庆阳、富县一带踏勘地形。
通过现场考察，于耀先等人提出了盆地南部的“综合勘探实施方案”。
12月初，在玉门局党委书记赵启明、副局长于耀先等人的主持下，玉门局召开了盆地南部石油会战的筹备工作会议。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会议决定派出第一批共30多名人员到甘肃庆阳县，组成了“陇东石油勘探筹备组”。该小组由陈秋来、余群立任领导小组组长，温满仓、王寿增、崔林桐、李清芳为小组成员。
同时，筹备领导小组还下设政工、生产、地质、后勤4个组并进行了责任分工，以有利于迅速铺开“会战”的筹备工作。
于是，这个小组经过简单的准备后，很快就踏上了去庆阳的征程。
12月底的一个傍晚，在寒冷的庆阳西峰镇街道上，出现了3辆嘎斯六九吉普车。当车停在招待所的门口后，从车上下来了一批头戴皮帽子，身穿皮大衣的干部和工人，他们匆匆走进招待所大门。
这些人就是余群立、陈秋来、李清芳等筹备领导小组成员。
余群立等人到达后，很快就在庆阳的钟楼巷把“陇东石油勘探筹备组”的牌子挂了起来。就这样，筹备小组的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
很显然，余群立一行人先期到达，是来为即将展开的会战来打前站的。因此，余群立一行人稍事安顿后，就开始了紧张忙碌的筹备工作。
他们要为即将到来的会战人员解决好最基本的住房、吃饭等问题。
然而，在当时，筹备组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据李清芳后来回忆道：
经过一番研究、分析、论证，上陇东的勘探方案初步定了下来。1969年12月初，由我和余群立、陈秋来、温满仓、王寿增、崔林桐、郭正山、郭童贵等16人组成的陇东石油勘探筹备组到了庆阳县城。
在红光旅社住下后，就开始在庆阳、环县、华池、合水等地了解情况，给即将上来的勘探队伍准备住处。我们几乎跑遍了庆阳城各个单位和每户居民家里。那时候庆阳县城只有2000多城镇人口，他们就是把全部房屋让出来，也不够勘探队伍住。
与县政府联系，把钟楼巷一个小院借给我们，办起了食堂，把筹备处的牌子挂起来。筹备处分为政工、生产、地质、后勤4个组。我负责后勤一路，在勘探队伍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我们连过春节烧的煤都没有。
开春以后，我们一方面组织机关、后勤人员挖窑洞、打土坯、盖房子，一方面组织钻井队伍搬家上井位。
经过余群立等人的多方努力，筹备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房子、吃饭问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各项后续工作也开始陆续展开。这为大批人员的到来，提供了条件。
玉门人跑步上庆阳
1970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二，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就在这一天，玉门局党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支援长庆会战问题。
会议决定：
尽快召开两委扩大会，加快陇东找油步伐，并在玉门局机关成立“支援三线办公室”，由于耀先、窦小群、闫思贵负责。
3天后，玉门局党委再一次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
玉门油田领导班子重心东移，全局全力以赴，保证陇东会战，要人给精兵，要设备给最好的。当玉门与陇东的需要发生冲撞时，要首先满足陇东会战。
2月2日，玉门局党委在庆阳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玉门局党委决定成立陇东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同时，这次还会议提出了很有名的“跑步上庆阳”的动员口号。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会战陇东”的誓师出征动员会议。
会议的一份《会议纪要》，清楚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从2月份起，局党委领导重心东移，坐阵陇东，全面领导玉门和陇东的各项工作。局机关要抽三分之二的人员赴陇东地区。
0钻井处要抽调5部大型钻机，6部中型钻机。机械厂、汽修厂各抽调一半人员和设备；内燃机厂要抽调三分之一人员和设备；钻机修理除玉门留下少量维修人员外，全部移师陇东。
水电厂要按1500千瓦快装发电机配备人员。电话架设、维修、供水要按整个探区规模，上够所有人员。
报社立即上一个能够印刷一般报表、资料和文件的小型印刷厂，并抽出五分之二的人力上战区创办战区报纸。
对留在玉门油田的职工进行一线与三线关系的教育、个人意愿与组织需要关系的教育。
会议吹响了支援长庆的号角。自此以后，玉门油田又一次大规模地迅速集结队伍、人员和设备，无条件地向陇东开去。
玉门这一次支援长庆，不同于以往的支援大庆会战，这次基本上是玉门独立自主勘探开发新油田。这是一次真正依靠玉门人自己的力量，集中近10年的积累，在广阔的陇东地区，独立进行的一次战役性决战。
大战前夕的玉门油田，在“跑步上庆阳”的口号声中，接到各路调兵遣将的命令后，容不得讨价还价，执行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经历过多次大规模支援兄弟油田的玉门人，早已习惯这种紧张的气氛。
当时，油田数万职工对参加会战非常积极，踊跃报名参战，都想在新油田干出一番事业，为祖国找出更多的石油。
于是，在号称“石油摇篮”的玉门油田，再次出现了这样一幕令人激动的画面：
接到调令的人，高兴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还没有被通知的人，则唯恐落下，三番五次找领导。有的职工的家属正在住院，本应该留下照顾几天，但为了不耽误会战，就托他人代为照料；还有的职工本人有病，无法随队出发，等病情稍为好转，就急忙启程追赶自己的队伍。
在激情的感染下，短短几天里，玉门油田的各路人马和设备全部准备就绪。
玉门油田在“跑步上庆阳”的气氛中，又一次展现了无私奉献的风格。
当时，玉门油田仅有的两个地震队，像拔大葱一样，一个人不剩全部调往庆阳。
到四川参加会战的两个地震队，200多人刚回到玉门，屁股还未坐稳，设备尚未启封，又被调往庆阳参加会战。钻井处除留下3部钻机以外，所有钻井队全部调往陇东。
1300多人的油建队伍，只留下200多人，其余的人连同机械设备，甚至包括办公桌在内的器材物资，统统调往陇东。
机械厂主要车间二分之一的人员、设备被编入调动序列，有的工房被搬空了，就连工具箱里的工具也都随人带走，唯一的一台龙门刨床，在油田被称作“独生子”，也随车东去。
据原玉门局党委书记付万祯后来回忆说：
当年玉门军管会主任宋志斌定的原则是：“有两个的，拆一个；只有一个的，拆走。”
运输力量对玉门来说，本来就很紧张，但为了支援新探区，150多辆卡车，风驰电掣，驶向庆阳。
玉门局职工医院抽调优秀医护人员176人，前往陇东战区组建最早的野战医院。
油田开发、水电、机修、器材、消防、印刷等各路人马，也相继踏上了征途。
由于是大批调人，加上适逢春节前后的客运高峰，这给人员、货物的运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为此，陕西咸阳货运站站台出现了周转不开的情况，以至于铁路局命令玉门站限装限运，这就导致玉门局器材总库的货运站台上，堆满了各种物资。
同时，在客运方面也出现了难题。当时，玉门东站挤满了整装待发的职工，一些客车因严重超员，停靠玉门东站时根本就不敢打开车厢门。
此时，玉门人参战心切，只要能挤进车厢，那怕是站着到达目的地，也毫无怨言。
就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截止3月底，玉门局参加陇东会战的8000名职工、1348台套各类设备，全部抵达战区。
5月17日，玉门局又决定：迅速组建10个浅井钻探队，赴陕甘宁盆地渭北地区开展浅油层勘探，同时将玉门局所属的“银川石油勘探指挥部”及6400名职工成建制划入陕甘宁盆地的勘探队伍。
此次决定发出后，又有一批玉门人离开玉门，转战陕甘宁。
玉门局党委书记宋志斌曾经对陇东会战初期情况进行总结：
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9月底，陕甘宁盆地参加会战的职工已达1.9万人，其中陇东指挥部9200人，银川勘探指挥部6400人。
长庆会战之初，在广阔的陕甘宁地区，基本上由玉门油田独自进行勘探开发的，随着玉门人到来，陇东的勘探陆续开始了。
召开会战誓师大会
1970年8月7日，位于华池县城关的庆3井，首先在侏罗系获得日产27.2吨的油流，成为陇东地区第一口出油井。
9月2日，在华池县山庄所钻的华参2井，也相继出油。接着，位于庆阳县马岭的庆1井成为了马岭地区具有工业价值的第一口自喷井。此后不久，庆2井、长7井和长10井也见到含油显示。
于是，结合在吴旗、庆阳及山庄等参数并发现的含油显示，从而形成了庆阳、华池、吴旗7000平方公里的找油有利地区。
这一系列的发现，犹如春雷，在陕甘宁这块著名的黄土地上滚动，并惊动了燃化部。
1970年9月15日，燃化部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请兰州军区组织陕甘宁石油勘探指挥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
开发陕甘宁地区油田，对于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精神和伟大方针，建设牢固的战略后方，具有重大意义。
由兰州军区负责组成陕甘宁地区石油勘探指挥部，配备得力的军队干部，加强领导。指挥部要在兰州军区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搞好勘探队伍的团结，在陕甘宁三省区积极支持下，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这个油田。
10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以[1970]81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并确定由兰州军区负责组成“陕甘宁地区石油勘探指挥部。”
11月3日，兰州军区决定组成兰州军区陕甘宁石油勘探指挥部和指挥部党委会，任命了领导成员并以通知的形式发出：
兰州军区副政委李虎任会战指挥部指挥兼政委和党委书记；
兰州军区副参谋长齐涛任会战指挥部第一副指挥兼党委副书记；
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万海任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陕西省军区副政委张少庭任会战指挥部副指挥。
3天后，一个陕甘宁石油会战的安排、部署、动员大会，也是一个誓师的历史性会议，即“陕甘宁石油会战协作会议”，在兰州军区的主持下，在甘肃省会兰州隆重召开了。
国家计委余秋里、燃化部副部长唐克、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副司令员徐国珍等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兰州军区副政委李虎宣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的[1970]81号文件。
唐克副部长作了《关于陕甘宁地区当前石油勘探工作的情况和建议》的报告。
最后，会议为陕甘宁石油勘探大会战构思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四五”期间，在陕甘宁地区拿下10亿吨地质储量，建成1000万吨的原油生产能力的大油田。1971年要在盆地南部摆开5个战场，主战场为庆阳、华池、吴旗地区，上大、中、小型钻机和顿钻180部至260部，完成地震剖面1.2万公里，试油1100层。拿下3亿吨石油储量，建成年产100万吨原油生产能力。设备购置、基建与生产费用总投资为4亿至4.5亿元。
会战队伍由1970年的2.1万多人，逐步增到5万至6.6万多人。其中包括延长油矿、新疆石油管理局渭北石油勘探大队、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石油物探局陕甘宁指挥部皆划归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指挥。
会后，兰州军区组织了会战指挥机构，并正式定名为“兰州军区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同时决定，指挥部机关干部于1970年11月25日前后，陆续进驻长庆桥并开始工作。
此后，随着军区干部的到来，陇东石油勘探指挥部撤销，其原来下辖的全部人马归“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指挥”。
至此，长庆会战正式开始。
二、开始会战
●当沿途的人民群众看到这如此壮观的场面时，激动地说：“当年的八路军又回来了！”
●李占山将拳头一挥说：“怕啥！咱们就坐‘11号’汽车，跑步上庆阳！”
●王存善想了一下，果断地说：“为了急会战之急，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住。”
石油大军涌到长庆
1970年底，位于甘肃庆阳地区径川县以东的长庆桥一带，突然热闹了起来。
在这里，陕甘两省在此地南北以径河为界，径河以南系陕西长武县境，径河以北系甘肃庆阳地区。因一水之隔，在过去年月，长武、庆阳两地人民群众，为了便于交流往来，联合于径河面上架修了一座桥涵，于是，此地便名曰“长庆桥”。
当玉门局“陇东石油勘探指挥部”首先搬到长庆桥的时候，长庆油田的名称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兰州军区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在这里成立后，勘探队伍不断扩大，指挥部从陕甘宁三省区抽调军队干部630多名，其中团以上干部156名；抽调地方干部500多名，配备到指挥部机关及各基层单位，加强了对会战工作的领导。
同时，中央军委批准2.5万余名解放军战士复转，到陕甘宁参加石油会战。
燃化部又从全国石油系统，抽调约6000名职工陆续进入陇东，连同玉门局在陇东、宁夏和陕西渭北的队伍，以及新疆局渭北大队的人马1万多人，组成了拥有5.24万名职工，53台大中型钻机，35个试油队，66个地震队和工种配套的石油大军，转战在陕甘宁盆地的主要探区。
一时间，陕甘宁盆地风起云涌，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为抢时间，争速度，尽快拿下大油田，从祖国各地涌来的石油大军，在车辆运输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们不畏道路崎岖，风雨多艰，拉着架子车，背着行李卷，不分昼夜长途跋涉，徒步向陇东疾速前进。
于是，在长达数百公里的黄土路上，人欢马叫，车辆轰隆，尘土飞扬……
当沿途的老乡和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看到这如此壮观的场面时，激动地说：“当年的八路军又回来了！”
当时，李占山和他的钻井队，就是这批“跑步上庆阳”大军中的一员。
1970年，参加长庆会战的李占山带着玉门的钻井队伍首先到达了咸阳，器材、设备也一起到了咸阳。
火车到站后，李占山就带领职工将几个车皮的设备呼呼啦啦扒下来，堆放在转运站货场。
此时，已是夜幕降临，汽车转运设备来不及，而且当时运输力量有限，要把设备运到目的地需等几天时间。
而咸阳的这个转运站，只有一个小小的接待站，住不了多少人就满了，大部分职工长途到此之后，非常需要休息，这令李占山非常着急。
经过多方联系，李占山等人还是没有找到让大家休息的地方。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李占山就把咸阳大众剧团的剧场暂时包了下来，准备让大伙在此住宿。
谈妥剧场后，夜已经很深了，李占山把队伍带到大众剧场，在剧场池座的两侧站票区观众看戏的地方，买了麦草就地打了通铺，大伙才身子挨身子睡了下来。
3天之后，钻井队的设备终于都被运到目的地了，但是没有拉人的车辆，咸阳距西峰300多公里路哩！怎么办？大伙都向李占山要主意。
李占山想，现在没有车这是肯定的，就是等，就是要，就是靠，也靠不住的！会战要求猛上快上，时间不容耽误了，于是他将拳头一挥说：“球！咱们就坐‘11号’汽车，跑步上庆阳！”
大伙一听，都愣了起来，纷纷说：“啊？你疯咧你……”“占山，300多公里，你这两条腿是铁打的？”“占山，走300多公里人哪里能受得了哇！”
见大伙有畏难情绪，李占山就鼓动大家说：“同志们，我知道这样跑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没有车辆的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要包几辆车嘛！我这个当家的囊中羞涩，没有几个钱，就是有几个钱，还要考虑大家的吃饭问题。所以，我们只有靠两条腿儿了。再说，我们是石油工人，陇东的石油会战就等着我们打头钻呢！我们能在这儿呆得住吗？我看，大家应当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就给他来个跑步上庆阳有何妨？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一个青年钻工挥着拳头说：“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爬雪山过草地，都能从长征路上走过来，这300来公里，我们不放在眼里，你说走就走！”
经李占山一动员，大伙心热了，劲儿鼓足了。于是，第二天，人们背上背包就出发了。
一连几天的紧急行军，人们的脚上都打了血泡，但他们却丝毫也不在乎。就这样靠着双脚，走到了目的地，找了间民房住下，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和李占山的队伍一样，当时，很多参与会战的队伍都激情高涨，他们接到会战命令后，也从四面八方迅速地来到了自己的战场。
1971年，支援长庆会战的兄弟油田参战队伍陆续到达，其中青海石油管理局700人，四川石油管理局1250人，胜利油田450人，江汉石油管理局400人，石油物探局2800人，敦煌运输公司900人，他们分别进入华池、驿马、庆阳、彬县、长武、长庆桥等地点驻扎。
随着各路人马的到来，寂静的西北大地热闹了起来，一场找油大战的气味变得浓烈了起来。
完成会战准备工作
1971年前后，随着大批人员的到来，各个会战场地的住房与吃饭等生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个问题在会战的主战场庆阳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当时，各路石油大军到达庆阳时，庆阳县城不足千人，房屋破旧，城内全是土路，只有街中心有两家饭馆，一家旅店，一家理发室，大部分的职工只能在街上吃饭，住宿靠的是临时草棚，帐篷和窑洞。
为了解决队伍的安营扎寨问题，会战指挥部二分部的领导决定，发动机关干部自己动手盖房子，要尽快把房子建起来，好早日让工人开始工作。
造房之战开始了，此时困扰造房人员的问题是建房的砖瓦问题。
当时庆阳当地群众住房的墙大都是砖块、石块垒起来的。当地群众视这些石块、砖块如宝贝一样贵重，就是掏钱也买不来。
而在长庆，制造砖的窑厂也很少，要盖大量的房子，砖瓦奇缺。没办法，二分部的领导一商量，就决定动员大家打土坯子，用土坯子建房子。
于是，紧张的打土坯子开始了。机关各组室不分男女，自成一组，按人头定数定任务，每人半月1000块土坯。
打土坯的活儿虽然简单，但是十分累人。一般是前一天用水把黄土泡好，次日早晨起来用双脚踩着和泥，将泥水搅拌均匀。
当时，用脚和泥这一关最难过，因为天气十分寒冷，又是一天最冷的早晨，人们要脱袜下水和泥，那冷冻冰凉的滋味谁也吃不消。有时浸泡好的黄土结成了冰块，只好重新浸泡，和泥。
打土坯时，每人抓起一团泥向模子里装泥，然后再砸实、抹平。等模子里泥坯子的水分干到可以固定形状的时候，然后再将模子卸掉，土坯子就算初步成型了。
待太阳将其快要晒干的时候再加以修整，一个成型土坯算完成了，这就是打泥坯子的全过程。
别看说着简单，但真正做起来，打泥坯子却还有很多技术在里面。当时，多数的同志没有打过土坯，那些干部就主动去一个一个地教。学了几天后，大家都学会了。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个活干不了几天，大部分的人手上的血泡一个接一个多了起来。一拿起工具，碰到血泡就非常疼痛，但是工人们毫不在乎，依然坚持干下去。
干了一天下来，晚上睡下身子骨又累又痛不说，那一双磨烂的手，翻过来是疼，倒过去也是疼痛，总觉得没法搁。
当时，二分部领导刘俊卿和周世英副指挥是一组，他们都是50出头的人了，但干起活来，却毫不放松。他们打土坯无论怎么苦怎么累，也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顶着干。
打土坯时，一不小心泥浆就会溅在身上，一天下来，刘俊卿等人的衬衣衬裤、脸上脖子上，全溅满了花花斑斑的泥点子。
有时，溅的面积很大，寒风吹来，刘俊卿等人常常被冻的嘴唇发紫，浑身打哆嗦。但他们丝毫也不介意，仍然坚持工作。
一天的繁忙劳动结束了，尽管干得已是腰疼腿酸，但刘俊卿还不能像其他人那样，痛痛快快地去休息。作为领导，他还要了解队伍情况和生产情况，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正如广大工人所说的那样：“刘俊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晚上安排好第二天的各项工作后，刘俊卿还要检查此时还在忙着搬迁的车辆，看完成任务了没有？车辆回来了没有？能回来多少？做到心中有数。同时，遇到问题他还得及时连夜解决。
夜已经深了，直到安排好了各项工作后，刘俊卿才拖着疲倦的身体，投入了短暂的梦乡。常常，刘俊卿是刚打了一个盹天就亮了。天一亮，他又投入和泥、打土坯……
在刘俊卿等人的带领和感召下，机关干部打土坯打得很快，不到半月就完成了任务。
接着，他们就用土坯砌起四面土墙，上面架上几根油管，再盖上一块帆布，帆布上又压上土坯，可防止大风吹走。
于是，这就是指挥所的办公用房。白天在里工作，晚上就在几张桌子上睡觉。
与此同时，二分部下属各团机关后勤单位，也都是自己动手打土坯盖房子，他们盖的是“干打垒”。
与庆阳一样，到达华池的石油大军也进行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工作。
1971年6月，王存善随着青海局副局长周世英、侯志诚所带领的一支钻井队伍来来到长庆。当时，这支队伍有6个钻井队，一个测井站、一个保养车间。
此时，长庆大会战刚刚铺开，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就把这支队伍与其他方面来的6个钻井队合并编为十三团，由侯志诚为团长，杨国本、王存善为副团长，王存善主管后勤工作。
从此，王存善将满腹情怀，全部倾注于这片黄土地上，开始了为全团后勤工作而四方奔走。
按指挥部的部署，十三团主要负责承担华池地区的勘探。这一地区包括城壕、南梁、山庄、刘坪、老爷岭、桥河、五郊、元城在内，皆系川狭坡陡沟深之地。山是多走向的山，川是多水系的川。这里山大坡高路窄，呈现出黄土丘陵山地特征，许多地方则不通公路。
6月20日，十三团工人来华池，正遇阴雨连绵，人来了没地方住，这让管后勤工作的王存善非常着急。
于是，王存善只好让十三团的干部职工先借用老百姓的窑洞。
接着，经过多次与华池县联系，华池县同意在赵沟门给征了几十亩土地，来解决十三团的住宿问题。
当时，赵沟门一带是一片有名的乱葬坟。王存善等人果断地说：“为了急会战之急，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住。”
于是，王存善等人就开始在这里建起了房子。为此，王存善和后勤人员任德华等人连夜从子午岭拉回建房用木料、砖瓦。
在王存善的带领下，经过后勤人员辛勤的努力，艰苦的劳动，忘我的工作，不到3个月，100多间房子就在原来的那片乱葬坟上建立了起来。
随着住房问题的解决，人住下来后，心也稳了，就全力组织生产。
但要组织生产，首先要解决好机构设置问题。为此，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长庆会战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也开始陆续展开了。
1971年1月15日，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正式发文确立了机构设置及编制序列，并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和职工大会对会战工作进行了部署。
同时，指挥部还动员广大职工群众“革命加拼命”高效率、高速度，为拿下大油田而奋斗。
人员配置结束后，会战指挥部下设5个分部。
第一分部设在陕北，由原玉门局在陕北的勘探队伍、新疆局渭北勘探大队、原银川指挥部综合勘探大队、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和延长油矿为主体组成。
第二分部设在陇东，由原玉门局陇东石油勘探指挥部及分布在陇东的参战队伍为主体组成。
第三分部设在宁夏，由原玉门局银川勘探指挥部为主体组成。
第四分部设在径川县，由原玉门局陇东地震勘探队伍和石油物探局陕甘宁指挥部为主体组成。
第五分部在长庆桥，由原敦煌运输公司为主体组成。
随着会战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完成，长庆油田这个吉祥的名字，开始活跃在陕甘宁的黄土地上，展开了一幅又一幅石油会战的宏伟画卷。
玉门地震队建立首功
1970年，当各路人马还在向长庆集结的时候，先行到达长庆的各路人马已经开始各自的工作。玉门地震队就是这批先行开工大军中的一支。
在当时，玉门地震队是在江海宽的带领下，奉命来到庆阳的。到达长庆后，江海宽就把玉门带来的10个队，驻扎在长庆桥。
稍事安顿后，江海宽就开始带领地震队投入战斗，那时他们的工作被称作地质普查。普查的区域主要是庆阳、环县、华池、正宁、镇原县一带，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钻井提供第一手资料。
初来陇东，地震队有20部车床钻，一部仪器车还是进口苏联的，比较笨重，每次无论是搬迁，还是现场作业都非常不方便。
在那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海宽一边积极组织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挖窑洞，盖土房子，解决队伍的吃饭住宿问题。一边将10个地震队迅速摆开，发扬人抬肩扛的大庆精神，翻沟越岭，荒野露宿，顶风冒雨，首先在陇东地区打响了地质普查的炮声。
在江海宽的带领下，地震队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地质资料取得快，取得齐，这为即将展开的长庆会战提供了有利依据。
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整个参与会战地震队的工作由“普查”发展到“详查”，范围也开始扩展到了整个陕甘宁盆地。
就会战的整体性而言，石油勘探工作是一个综合体系，地质是开路先锋，地震是尖兵，钻井是主力，试油压裂是主力军的第二梯队。
无论在什么范围内勘探，地震这支尖兵，首先就得上去。因此，在会战大规模展开后，地震队伍也有了大的发展。
当时，长庆会战指挥部的物探队伍由3个部分组成：即银川石油勘探指挥部地震大队；玉门局陇东地调处；六四六厂陕甘宁指挥部。
最初，物探队伍共有66个地震队，3个电法队，1个重力队，2个测量队，1个水文地质队。
不久，为了会战的需要，会战指挥部又调集发展到70多个地震队，2个重力队，分别在陇东、陕北、宁夏一带展开勘探，在会战的各个阶段，他们充分发挥了“地震尖兵”的攻坚作用。
当时，地震队面临的首先是“黄土地震关”，这是陕甘宁盆地地震勘探的主要特点，也是地震工作的主要拦路虎。
在陕甘宁地区，六盘山以东、吕梁山以西、古长城以南、渭河地堑以北的15万平方公里地区，地形复杂，树枝状水系交错的黄土丘陵山地。在这里，巨厚的黄土层和沟塬高差达200至300米。再加上黄土层对弹性波吸收强烈，并产生强干扰波，因此，这种地形过去曾被国内外勘探家视为“禁区”。
同时，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形貌，使地震队无法按直线测网生产，只能沿沟顺路做弯曲测线。这不仅给施工、资料处理、解释工作带来困难，而且也限制了测线密度，影响地质问题的解决。
再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江海宽等地震队的工人们，他们面对困难，认真钻研，艰苦奋战的精神再一次在西北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奋战之歌。
1970年至1971年，根据陇东勘探指挥部的部署江海宽带领地调处的地震队伍，在盆地南部的甘肃陇东、陕西渭北和陕北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延安组油层为主要目的层进行“普查”和“详查”，并开展测线连接和延安组底砂岩的地震方法攻关。
经过认真的分析，江海宽等人初步摸索出了一套野外山地工作方法、室内资料处理，以及成果解释的方法，获得了T3-T10地震反射层的资料。
这不仅摸清了盆地南部的地质油层分布情况，而且带出一支敢打硬拼的地震队伍。
在工作中，面对陇东高原那“三步无平路，一里十八弯，沟深岩石坚，排列无直线”的复杂地形和气候恶劣的自然环境，江海宽等人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爬山涉水，长途运作，每天在野外工作10多个小时。饿了啃口冷馒头，渴了喝口小河水，晚上头枕砖头衣当被，餐风宿露，以苦为乐。
面对多雨的滋扰，江海宽等人还提出了“小雨大干，大雨坚持干，不下雨拼命干”的豪迈誓言，猛攻黄土地震关，苦战在道路崎岖的黄土丘陵山地，给所有参与会战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战斗在黑河地区的280、281、2130地震队的职工更是辛苦。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每人背上30至50斤重的仪器、炸药和其他器材物资，步行25至30公里的路程，进行地震攻关。
有时，他们经常在刺骨的河水中坚持工作。由于在水里浸泡的时间过长，河水碱性侵蚀大，不少职工的腿变成了紫色，有的皮肤裂开，还渗出了血。
310、308、309重磁力队的职工，也不甘落后。他们把行李和仪器放在人力车上，干在哪里就拉到哪里，就这样。他们常常一天拉车跑几十公里山路。
有时，天黑了没有地方住，他们就在老乡的土窑洞、瓜棚里过夜。
2170地震队的职工更是非常敬业。一次全队冒雨出工埋炸药放炮，雨下大了，他们就把雨衣脱下来，盖在仪器和炸药上，宁肯自己被大雨淋着，也不肯让器材物资受损。
410测量队三角组的职工的精神更是感人。他们在洪德到耿弯一带执行测量任务时，正值这里大雨不断，河水猛涨，河面五六丈宽的洪水卷着浑浊的泥沙，卷着树枝、草根和羊粪，旋转着，咆哮着，汹涌而下。
很快，河两岸被洪水蔓延，淤积成一片险滩，几十米内全是稀泥，道路受阻。
而此时，测量路线恰恰是要在这洪水汹涌的河沟里穿来穿去。很显然，要完成任务，必须通过36道河沟，走36道弯。
面对这个困难，410测量队三角组的职工们毫不畏缩。队长一声令下：“冲过去！”职工们便脱掉衣服，头顶仪器和三角架，冒着大雨，走进河水汹涌的河水中。
作为地震队的负责人，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江海宽在主持好全盘工作的同时，时刻也不忘一线，不忘最重要最艰苦的环节。
在工作之余，江海宽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地震队与职工并肩作战。
所有地震队的工人都知道，哪里有困难，哪里山大沟深，或者遇到风雨隔阻，车辆无法进去，设备上不去，器材物资上不去，哪里就有江海宽的身影。
面对困难，江海宽总是想尽办法来克服困难。有时，人力实在有限，问题不好解决，他就组织动员后勤职工家属和当地群众，人抬肩扛，去克服各种困难。
特别在攻克“黄土地震关”上，江海宽更不忘向群众要力量，向职工要智慧，解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
在攻克“黄土地震关”时，开始职工采用土坑炮方式，每炮点挖坑10至20个，坑深不到5米，炸药用量60至200公斤。不能挖坑的地方，就采用洛阳铲打井、钢钎打眼、横向掏洞，甚至利用天然洞穴或利用地形堵水放炮。
然而，这种土坑炮和地形炮效果并不理想，不能满足地质要求。
于是，江海宽就大胆改进生产方式，改为井炮生产。他提出凡通车的山沟，就用车装钻机打井；不通车的山沟，就采用人抬钻机打井，井深7至10米，钻入岩石层，炸药用量10至20公斤。
在这个深度上使用井炮，效果比较理想，井炮地震记录能获得深层的反射，他们的测试目的也就成功地达到了。
同时，在江海宽的带领或者参与下，很多队都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创造了许多适合黄土塬地区的探测新方法，并创出新纪录。
2172地震队在工作中，创造性地采用土洋并举，既用井炮，又用土坑炮，创造了水中炮、井内中间炮、沟深路窄处用斜炮等地形炮，还创造了弯曲排列资料解释新方法。
江海宽等人的创新与艰苦奋战，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时间，各个地震队工作都进展顺利，物探战线喜报频传。
2170地震队创造了井炮在白垩系硬地层，日钻进尺220米的新水平。
2169地震队突破了地震测线，月上百公里的新纪录，并获得了良好的地震资料。
在江海宽的带领下，地震队找到了35个有储油条件的局部隆起，其中有的范围很大，如黑河隆起，面积约900平方公里；元城隆起宽达12公里；永和镇隆起宽达30公里。
这些又多又大的隆起，为进一步在陕甘宁盆地开展大规模石油勘探会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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