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财经锋汇栏目组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财经大趋势：财经热点怎么看，怎么办试读：
《财经锋汇》智库 （拼音排序）
1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 陈 钢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3 陈金桥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4 陈 宇（江南愤青） 聚秀资本合伙人
5 柴洪峰 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
6 戴 兵 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7 董 敏 沱沱工社董事长
8 段 钢 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9 段国圣 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10 高 菁 中国平安信托常务副总经理
11 郭左践 北京保监局局长
12 韩晓平 中国企业投资协会金融企业投资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13 胡乐天（宝玉） 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保险事业部总监
14 黄 震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15 黄徳钧 艾格农业和艾格资本董事长兼总裁
16 黄宁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17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18 霍学文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
19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20 季 旭 新浪前副总裁
21 李 斌 易车网CEO
22 李柏霖 通邮集团董事长
23 李大霄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4 李 丰 IDG资本合伙人
25 李文泓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26 廖 斌 银泰网原CEO
27 刘加隆 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28 刘 杉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
29 陆玉华 北京保监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处长
30 罗明雄 北京京北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裁
上海交通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所所长
31 马喆人 腾讯副总裁
32 毛大庆 万科北京区域首席执行官兼北京公司董事长
33 那静林 那家餐饮集团董事长
34 潘向东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35 裴晓辉 嘉实基金固定收益执行总监
36 秦 君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7 沈 鸿 北京市金融局副巡视员
38 苏丹萍 清华大学中国创业者训练营运营总监
39 陶景洲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区执行合伙人
40 童鹏飞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41 王东晖 阿米巴资本创始合伙人
42 王煜全 沙利文公司首席顾问
43 许善达 原国税总局副局长 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44 闫小波 京东移动转售事业部总经理
45 杨燕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46 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
47 杨一夫 人人贷创始合伙人
48 叶大清 融360联合创始人CEO
49 曾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50 翟 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51 张博江 华泰保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52 张 峰 盈信瑞峰投资管理企业合伙人
53 张国华 万达酒店建设财务总监
54 张 克 美国亚洲金融协会主席
55 张彦翔（灯少） 流媒体网首席运营官
56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57 赵 柱 新兴际华应急救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58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
59 郑新立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
60 周 婷 财富品质研究院院长
61 周新旺 清控三联创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62 周 晴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副总裁
63 周晓明 天弘基金副总经理
主创心语
作为十多年财经记者转型栏目制片人，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财经，不仅仅是汇率利率市场行情；财经，更是一种态度，是客观理性研判趋势。所以，节目的内容涉猎极广；节目中的嘉宾，会从社会热点现象事件，透视其本质，探讨研判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现在可能梁岚采用的解决方案。高端节目，不是制片人主编嘉宾们嘴里说着老百姓听不懂的专业术语；高端节目的高，是嘉宾对热点现象事件看得透、看得远、看得准。我自己希望《锋汇》能成为财经节目中的“奢侈品”，无关乎价格，而是执着于内心的坚守。《财经锋汇》开播三年了，一路风雨一路成长，每一期与嘉宾的交张一萌流碰撞都是一次难忘的体验，一次主持人生动的学习。作为节目的主持人，我可能是受益最多的人。这一次我们把精彩节目汇集成书，对我们团队的成员来说是一种珍贵的财富，也是一座坚实的里程碑。2015年我们将从这里出发，走向下一本书，下一个三年。从2011年底来到《财经锋汇》，2012年1月8日节目开播。三年时间，我见证了《锋汇》一路走来的艰辛，《锋汇》见证了我的成长。从最初对财经节目一知半解，到今天不敢说驾轻就熟，至少能够把握了。这样的成长是一期期节目张栩的积累。感谢团队！感谢《锋汇》！执行主编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余生最年轻的一天。现在做的每一期节目，都是余生最用心的一期。三岁的孩子还是新生，三岁的节目已是“壮年”。希望《锋汇》和我继续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
从做第一期节目起耳边便有声音，“这个喧嚣的时代，没人会愿意坐下来听你们理逻辑、说原委、讲冯雪屏道理。”的确，这是个人人都只想立执行主编刻要结果的时代，但我们这帮人就是执着于想做点“奢侈品”。选题、嘉宾、提问、剪辑，每期节目，制片人都会带着我们这帮女兵反复修改，打破重来。《锋汇》就是努力在做一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节目。希望您能喜欢这样的“奢侈品”。高端财经就像珠穆朗玛峰，让人无限崇拜但只可远观，登者寥寥，所以注定是寒冷和孤独的。《财经锋汇》作为一名攀登者，面对巅峰，艰难攀登三年了。一路走来，喜悦与泪水相伴，收获与汗水相随。然而攀登总是辛苦的，当心力交瘁抬头看到遥不可及的巅峰时，董军愿“锋汇人”不要气馁，稍作休制片息，养足精神后继续出发。
来到《锋汇》一年多了，《锋汇》与我共同成长，作为一名年轻的编导，我在这个充满智慧和能量彭俐的团队里，努力汲取着营养，茁壮编导成长。过程中，也曾遇到过种种困难，但在团队老师们的帮助下，“锋蜜”们不离不弃，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大步向前。
新的一年，《锋汇》的节目一定会越来越有“人情味”，把原本稍显枯燥的财经内容，做得更加丰富多彩，也希望更多的“锋蜜”继续支持我们。我看到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抱有一份责任感去尽心尽力地完成每一期节目，有了困惑，解决它！有困难，没有任何抱怨。读这本书，您也许能感受到每一期节目中我们的工作态度，每一期节目中我们想要呈现给您的精彩与深度。正是这里，让我更加体会到，奋浦漫绫进，才是未来可以收获硕果的利编导器。七年前，我第一次接触电视访谈类节目，当年的主编问我最关心谈话类节目中的什么，我说我关心的是谈话的人。简言之，就是本期节目邀请的嘉宾。话说着简单，做李娜起来却不易。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编导一边摸索一边学习。
来《财经锋汇》半年，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和集体的智慧。从陌生到熟悉，《锋汇》记录了我半年来的学习与成长过程。希望未来《锋汇》继续秉承理念，经得起岁月的磨砺而熠熠发光。
在这里，一并感谢一起在栏目组奋斗过的田蕊、刘洋、杨洋、宋阳、乌竹木，以及所有帮助支持栏目组成长的同事们。
推荐序一：这是一个思考的时代
霍学文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财经锋汇》开播以来，一百多期，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关注。开卷细读，既有影像留存，也有精华提炼，更有喧嚣后的深度思考。
重新审视《锋汇》这三年的选题，仿佛是重大财经事件的纪实档案，依然有很多参考价值，虽然历史事件热度不再，但是书中所辑录的嘉宾思考、观点、视角仍有很强的穿透力，重新读来，回响犹在。这是一档节目的内功，能为观众、读者和历史提供持续、有力的观点碰撞，用超前的眼光来看待变化万千的经济世界。
成功源自于定位。节目的成功源自于节目的定位。《财经锋汇》的“锋”字，代表一种新锐的角度、超前的思维、开放的精神；“汇”字，代表观点的汇集、智慧的汇聚、思想的汇合。因此节目一开始就希冀能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以前瞻的视野、回望的方式、冷静的思考，探讨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身边的、我们正在经历的、或许会影响这个世界的一系列经济、金融也包括科技发展前端问题，在纷繁复杂的财经事件中，耐心地抽丝剥茧，还原本质真相，提供常识和常识之外的分析框架。
所有热点都会冷却，所有经历都将成为历史，但具备生命力的财经话题往往都会成为人们回溯历史的一个个节点。这本书不乏热点，也将留下更多值得持续讨论的话题。节目的深度讨论，为本书增添了阅读价值和思考原料。
就像陨石撞击地球，任何一个财经事件都易引发一连串的后续效应。《财经锋汇》给出了一个独立事件的完整背景，又给了读者在观点碰撞后抽离出来独立思考的机会。
中国经济处在一个持续上升的时期，改革走进深水区，顶层设计逐步完善，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日益改善，创业者的机遇更多，投资者不断挖掘价值蓝海。这个走进互联网时代的文明古国，正在焕发出中国梦的青春和活力。每天都上演着成功的故事，展开着创业的喜悦，升华着正向的能量。每天都有无数的财经事件发生，来自互联网、移动终端、微信、电视、报刊等渠道的经济资讯吸引眼球，角度各异，怎么看，怎么办？
这是一个思考的时代。《财经锋汇》以多维视角，关注经济改革，关注财经民生，关注未来趋势。
作为当初策划节目的一个参与者和观众，亲历了节目的成长，又有书的诞生，很是欣慰。
是为序！
推荐序二：匠心做节目
北京电视台副总编 朱江《财经锋汇》到今天已经三岁了,手中的这本书，是三年来一份厚厚的诚意，提取了庞大的数据库中最有料、有用的内容送给我们的观众、读者。字里行间，嘉宾们的唇枪舌剑，光芒闪耀，愿如一盏明灯陪伴朋友们研读过去，看清未来。三年多来，《财经锋汇》积累了几千万字的资源库，还原过的现场记录，反复打磨过的主持人手记、编导手记，还有上万张现场图片，希望能派上更大用场。
节目组一直特意留下了第一期节目的自制道具，至今还挺立在那个堆满资料的办公室里，活像一根能量支柱。
在某一个柜子里还珍藏着写满了嘉宾寄语的签名本，每期都要更新。
……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保留碰撞的思想，记录成长，包括有一天用一本书的精度表达一个节目的态度。
节目组决定要出本书时，他们翻看现有的财经好书，重新策划定位，对所有材料再做了一遍整理，从一百多期节目中做了删减。这是一个艰难取舍的过程。电视媒体人每做一期节目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舍弃陪家人的时间，在深夜或者周末，几个人抽着烟，喝着浓茶、咖啡，满脸油光聚在一起聊大纲，死磕每一个镜头。所以他们都想尽可能入选更多的节目，但篇幅有限，只能优中择优。删掉某一期节目，忍痛割爱，留下的则多一分闪光的智慧。
所有的观点都值得尊重，所有的现场感都值得还原。你来我往的对话更适合电视媒体，但成书则需要为读者整理出最容易阅读的流畅感，因此他们推翻了原先直接呈现的想法，重新划分每期主题，将每个嘉宾的对话形成独立的表达段落，虽然经过优化，但文章仍有很强的临场感，并用加粗形式突出每个嘉宾每次发言的重要观点。同时在每一期最后补充财经专业术语的权威解释。
同时，他们尝试为每一期节目嵌入二维码，重新整理视频，开发一个只供本书读者扫描观看的手机入口，尽可能呈现更优质的阅读、视听体验。
从初期的选题策划，到节目照片的挑选和精修，以及所有取得嘉宾的授权，最终内容付印，节目组前后投入了半年多的时间，几经修改，终于成书。《财经锋汇》有一个敬业勤奋的栏目组，他们年轻、有活力、闪耀着创意的光芒，有几十位专业权威的智囊团成员在理论、政策、创业等方向提供深度意见，还有一个始终在默默支持节目、观看节目的粉丝群，这些朋友们，都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锋蜜”。
感谢“锋蜜”们的关注、支持，希望此书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角和阅读经济问题的新思维，同时也作为《财经锋汇》的阶段小结。
1 .PART 顶层设计的思考，解读经济政策
林毅夫2015年2月10日被李克强聘为国务院参事有效市场需要有为政府
2013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7.7%这一数据出来之后，国外投行纷纷唱衰中国。我们专门采访了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下面是林教授对于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以及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解读。
视角一：中国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吗
20年前，林毅夫和另外五位创始人一起，在未名湖西北角的朗润园成立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今，这里已更名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4月20日，朗润园召开了国际中国研究联盟首届年会。来自全球的28名一流学者汇聚一堂，把脉中国经济。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是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起点的。从亚当·斯密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学者逐渐替代了英国人。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再次出现转移，这一次会是中国吗？
林毅夫：
最近的国际中国研究联盟首届年会上，有很多国外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席，比如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悉尼大学等一流大学都专门设置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其实，ICCS(国际中国研究联盟)最大的吸引力还在于中国，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而且很可能到2020年左右，就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所以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对全世界有重要意义，外国学者当然就想了解中国。所以我们这个联盟的提出，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如同我所希望的，就是经济学的重心正在向中国或者说向东方转移。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后，一直到一战前后这段时间，世界的经济学中心是在英国，一战以后逐渐转移到美国，直至今日。从这种经济学研究中心大致产生的时间和地域的相对集中性，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世界的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所以，2020年前后，中国可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那么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可能逐渐转移到中国来。
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西方经济学，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对着诸多问题，显露了自身的不足。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对过去经济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上归纳出来的，但是经济是不断变动的，所以过去的理论不见得能完全适用于未来。现有经济理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基本上可以预测到，可是，即便已经发生五年多，目前的经济理论还不能够真正帮助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危机的影响。
发达国家有那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国外的理论是根据国外的现象总结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状况之下的理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我国。中国本身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应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框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北大的学生会拿着一本东方经济学的书来上课。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基本上我的课题都是根据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解释现象背后的道理。很多我自己提出的东西，跟西方主流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要想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过去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能够推动经济不断发展，下一步应该怎么继续改革，怎么继续开放，需要一两代人去努力。作为较早回到国内工作的经济学学者，应该从回国后就开始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视角二：林毅夫的“新经济结构学”
20世纪70年代，林毅夫北大硕士毕业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2008年，林毅夫成为第九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向被看作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林毅夫之前的八任，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师级学者。
在世界银行任职的4年里，林毅夫走访了世界银行188个成员国中的60个，去过14次非洲。任职期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林毅夫反思了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试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林毅夫在《经济学将东移》中写道：“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验，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框架是对他以往关于比较优势、自然禀赋等观点的系统总结，与以往发展经济学相比更强调现实基础。
林毅夫：
我曾经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积累了太多外汇储备，用外汇储备去买美国国债，压低了利率。利率过低导致房地产泡沫，从而导致了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但后来我仔细研究以后，发现真正的原因是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因此增加了很多贷款，压低了利率，造成房地产泡沫。尤其在2001年以后，发生了互联网泡沫破灭，为了避免萧条，美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存款利率从6.5%一下子降低到1%。在这么低的存款利率下，加之有那么多的头寸，于是造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房地产泡沫出现以后，一般家庭就有了很大的财富，他们被允许套现消费，结果大大提高了美国家庭的负债。过度消费的结果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可以让这种贸易赤字维持很长时间。
我认为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国内政策失误造成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危机影响的不只是美国，而是全世界。
怎么应对这次危机呢？我在《从西潮到东风》里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如果能够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则这些投资短期内能够创造需求，创造就业，给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长期来看还可以提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原来进行的全球复苏计划的投资就可以得到偿还。现在，经济理论我们已经想清楚了，只是要在国际上取得共识还需要一段时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主要根据“二战”以来，少数几个真正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而来。比如东亚经验，首先要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在“二战”以后维持了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其次，就是中国，借助改革开放，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至于越南、柬埔寨，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来讲也快很多。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去找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他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就会非常低，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快。在这个过程中，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必须具有一个有效市场。可是经济发展过程又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所以应该让政府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协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断完善发展。如果拥有一个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去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应该有可能维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然后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变成高收入国家。
这个理论更适用于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有朝一日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大概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我的学生，或是我学生的学生那一代。
谈到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有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对中国的未来是悲观的，比如克鲁格曼。当然，经济理论都是“盲人摸象”，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了解经济现象，这种了解并不是全面的。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与我们有这么大的分歧，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不能太相信权威，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还要靠我们自己。
视角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因果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经济换挡、结构调整和前期政策的消化，同时交织，层层叠加，使得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2014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28 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创20个季度以来的新低。
消息一出，“看空中国论”甚嚣尘上，似乎这些数据都成为“中国经济悲观论”者们的佐证。此前3月末，国际投行曾纷纷下调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其中，高盛将中国2014年全年GDP增速预期从7.6%下调至7.3%，CPI预期从3%下调至2.6%。一些国外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体制问题，是制度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经济放缓，是自身的体制问题还是全球的周期性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病因的不同决定了药方的差异，究竟哪个药方能让中国摆脱经济增速下滑的困境呢？
林毅夫：
今年一季度时，包括瑞银、美林等一些投行对中国今年经济预期其实是不太高的，大概的预期增长速度是在7.2%到7.3%之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事实，从1978年到2013年这35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是9.8%，而从2010年第一个季度开始，增长速度节节下滑。这段时期可以算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减速持续最长的一段时期。
是什么原因造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减速，国际上有很多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内因造成的，而且这个内因不太容易改变。因此不仅国外很多投行的预测是比较低的，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我个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事实，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纵观全球，在同一段时期里，和我国相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比如印度、巴西，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而且下滑幅度更严重。你总不能说是我国的体制机制造成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然后连带着把印度、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往下拉吧？
多个经济体在同时发生类似问题，其中一定有一个共同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是外因，是周期性的因素。当然不是说我国没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有这方面的问题。只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对症下药”，所以既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周期性因素，是外部性因素。因此在解决上，也应该沿着这个思路采取相应对策。
我在很多场合提过，我国要实现7.5%的GDP增长速度，这是有可能的。那应该靠什么来拉动内需呢？消费？消费很重要，但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为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如果收入水平没有不断提高，消费增长只会形成负债。一旦负债不断积累，最后还债的时候也就是危机来临的时候。
那应该如何让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呢？这要求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是需要投资的。因此，在外需不足需要靠内需拉动经济的时候，我认为最主要的手段还是投资。投资可以在短期创造需求，创造就业，就业率提高了，居民收入就会增加，消费自然也同步增加。
当然，说到投资，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地方负债。其实地方负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借短债来进行长期项目投资，因此造成期限不配套的问题。其实地方政府所做的投资项目基本还是可以的。从长期来看，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建设公债，这种公债是长期的，用它来进行长期的项目投资，就会形成配套了。当然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我国法律就必须做出改变，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在法律没有改变之前，中央政府其实可以代替地方政府发债，或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来源从当下普遍的影子银行回归到有监管的正规银行。
最后讲一下现在发展非常迅速的互联网经济，大部分传统企业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感到焦虑。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平台的技术，它影响的不只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是整个交易的方式。在这个大变动当中，每个企业只能适应而且利用它。如果能很好地适应并且利用它，就可以降低整个经济活动当中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也可以提高效率，获得更多机遇。但如果对它采取抵抗的态度，企业可能会被这个时代淘汰。企业的焦虑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克服新挑战、把握新机遇的一个过程。
结束语：
2020年前后，中国可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与之伴随的，是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可能逐渐转移到中国。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林毅夫参与创立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朗润园召开了国际中国研究联盟首届年会，邀请来自全球的一流学者汇聚一堂，把脉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话语权越来越大，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颇多问题。对此，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否能帮助中国走出困境，还有待时间确证。
【锋汇词典】
国际储备货币：是指一国政府持有的可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通用的货币资金，是政府为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能随时动用的对外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黄金支付或干预外汇市场的一部分国际清偿能力。
克鲁格曼：美国经济学家，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头寸：头寸指投资者拥有或借用的资金数量。也指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即银根。
互联网经济：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在当今发展阶段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即时通讯、搜索引擎和网络游戏四大类型。张峰曹远征盈信瑞峰投资管理中国银行企业合伙人首席经济学家曾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唱空中国背后的思考
在最近的巴菲特股东大会上，巴菲特的一句话“我在中国没有竞争优势”被媒体一字之差误读为“中国没有竞争优势”，这一误读把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外资“抱团唱空”中国的浪潮推向顶峰。国际资本市场频频唱空中国，让信心尚未恢复的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更加迷茫。那么，他们唱空中国的可信度究竟如何？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视角一：巴菲特是误读吗？
唱空中国的声音早已有之，但巴菲特的一句话，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2013年4月以来，国际机构和知名空投“抱团唱空”中国。先有惠誉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降至A+；穆迪虽然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之后，摩根大通建议客户减持中国股票；评级机构的调降不禁让人怀疑，巴菲特的话真的只是被误读了吗？
张 峰：
我参加过巴菲特股东大会，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可以确定地说，巴菲特从来没有讲过做空中国。甚至，从去年到今年，每次讲到中国的前景，巴菲特都是非常有信心的，直接说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超级经济体。所以我能肯定，他没有讲过这句话，这只是媒体的误读。
做空的背后有它的意图。这些做空人都很聪明，花这么多时间做研究，一定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举个例子，外资以前买过很多年中国股票，所以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涨得非常好。近两年又引发做空中概股浪潮，以致大家质疑中国经济。一来一去的，其中不同投资人有不同观点，很正常。对巴菲特的话更值得讨论的是，他究竟说了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了什么是贴近事实的，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又该怎么做？
曹远征：
巴菲特这句话是媒体误读，但还是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因为201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没有预期那么好，所以各种各样的预期都会出来。有人不太看好，就表示唱空了。有人觉得前景不错，就唱多了。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现象，不能过分地解读为一定要做垮中国。
除了巴菲特的误读外，还有一些评级机构，确实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应该说，市场有些观点其实只是针对一个短期。比如，2012年下半年时有很多人唱空中国的银行股。当时在中国香港市场上有人大举做空。之后银行股反而一轮大幅上涨，但现在似乎又开始下降，说明这就是个短期现象。不是说2012年末银行股一涨，我们的问题就没了，现在一降，我们的问题又来了。趋势和短期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视角二：做空中国只因为经济放缓吗
对于国际一些机构做空中国的原因，有的说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还有高盛说是经济增长放缓，等等。的确，内生动力不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诸多隐忧正阻碍着中国经济前行的脚步。汇丰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2013年5月PMI初值为49.6，较4月的50.4 环比下降，跌破枯荣线，创7个月新低。
2013年一季度的增速仅7.7%，低于预期，4月，数据再次低于预期，多项指标释放出疲软信号。中国经济短期的主要内生性风险包括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银行呆坏账等；主要外源风险因素包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冲击，国际短期资本大举进出中国市场。
那么，究竟哪个因素更贴近当前中国的情况呢？又是什么原因引发大举做空中国的风潮？
曹远征：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确是一个现实情况。2013年一季度的社会净投放量6万多亿，可GDP增速只有7.7%，明显下降了。
其实，这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放缓，但这种放缓是不必担心的。我们过去认为经济放缓会带来很大问题，现在发现并不尽然。2008年我们说，如果经济增速达不到8%，有两千万农民工会从沿海回到农村去。结果呢？2012年增速7.8%，2013年增速7.7%，但就业并没有出现问题。如果照经济学来解释，充分就业是经济政策的一个追求目标，而经过分析，只在经济增速百分之七点几的时候已经充分就业，那就没必要追求更高的速度了。甚至经济学有说法，如果是超出充分竞争的增长就是通货膨胀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要习惯这种放缓，它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折射出的反而是质量的提高。
张 峰：
其实投资者更关注的是有没有初步定价，即使真的是经济放缓、结构调整带来的暂时困难，如果资本市场上已经反映了，他是没法从这个想法中获益的。所以关注速度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做空的关键点还在于，他认为市场上没有反映很多不确定性的负向风险。
曾 刚：
投资者可能会担心经济放缓，这里头确实有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脱节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中国有，美欧国家也会有。其实，现在中国单从银行业的角度看还不觉得经济有多大问题。2012年的税后利润超过15 000亿，这数字很夸张。这意味着，我们一家银行的利润总额可能会超过日本五大银行集团的总规模。
视角三：要改革也要求稳
改革是化解经济运行风险的直接途径，当前中国经济的病因主要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内生动力不足所致，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将监管和配置资源的权力进一步转向市场。
2013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年的九大重点改革领域，即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民生、统筹城乡、农业农村、科技领域；会议决定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并依法依规及时公布。
随后，英国投行巴克莱发布报告，中国新一届政府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金融改革、财税体制、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价格、简化审批程序、收入不均与户籍制度等七个方面。巴克莱表示，目前已有工作小组正在起草相关的改革方案。
在金融改革中，巴克莱关于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时间的判断是迄今为止最明确也最乐观的。报告称：“政府可能把2015年之前实现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以及2020年之前实现完全可兑换作为目标，此举意味着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快。”巴克莱报告还称，“这些改革最终会降低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以及生产性因素成本的提升，这些改革将支持中国经济业转型。”
曹远征：
根据以往的经验，要克服困难只能靠改革。其实 十八大已经定了方向，它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不可持续、不协调、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的红利，使中国由过去的投资和出口驱动模式，转成消费、内需驱动模型，使中国经济还能持续维持较高速度增长。
理论上说消费取决于居民收入，如果“十二五”规划、十八大规则能落实，理论上我国13亿人口的居民收入应该在2020年翻一番。 13亿是很庞大的市场，是一个强大的发动机，当然这需要5至8年的时间。但是，国际形势不太好，出口不发力，或者地方债务问题投资不能持续，等等，很多想象不到的因素可能导致消费涨不上去，结果新发动机还没有完全发动，老的发动机却熄火了，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局面。这是现在市场最担心的风险。所以说，改革要稳，关键在过渡，在衔接，这需要一个很高深的技术。
金融改革在2013年5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上也有提到，特别提到了人民币资本可兑换的操作方案，说明这事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金融结构必须得转变，也正在转变之中。社会融资总额中，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在持续下降。10年前大概占80%~90%，七八年前降到70%~80%，2012年末降到52%，2013年4月已经降到百分之四十多了，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至少有50%的资金不是来自原先的传统银行，而是来自资本市场。
曾 刚：
除了实体经济外，中国经济目前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实体经济的模式和金融结构是错配的。所以应该考虑，金融体系的改革在未来如何适应实体经济的改革。只有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才能缓解这种错配的紧张局面。否则，到下一个还款高峰时，大家又会惊呼：是不是再次出现债务危机了？
如何让改革过渡平稳，这其实就在考验调控的水平。现在等于是把调控和改革两个混在一起进行，所以显得很复杂。调控是短期的，就像输血一样，暂时维持生命。长期的改革就像手术一样，彻底解决问题。
张 峰：
改革转型，我以飞机作为例子，飞机飞行过程中换了引擎以后可以平稳地飞行上去吗？还是说它会往下滑行，甚至到地上扎一个跟头再上来？会扎到什么程度？这是投资人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改革是换发动机，现在在空中换，这得多难啊！所以说，过渡调控就像飞机飞行的姿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此外，改革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梦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凝聚人心的做法。让每个人都拥有经济发展的梦想，这也是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视角四：还有什么风险在等着我们
一直以来，唱衰中国的预言家发出的警告从没间断。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2001年，章家敦提出“中国经济崩溃论”，断言中国当时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争论”再次成为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焦点。争论的分歧在于，是中长期看好，还是中长期唱衰。不论是“唱衰”还是“捧杀”中国经济的声音，都不会影响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是坐看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的看客，启动经济改革也意味着自曝软肋的同时迎接外部风险。中国经济减速所带来的各种就业问题、债务问题如同裸泳者上岸一样暴露出来，国内经济横盘整理的日子或许才刚刚开始。
曹远征：
改革是一次革命，在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里发生这么一场变革，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评论。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唱衰中国和中国威胁论两种声音交替出现，在走到发展的十字路口时这些声音尤其强烈。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又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这时候，做空中国的声音自然格外强烈。所以，在骂声中成长，这可能是中国过去30年路程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不必太介意。当然也要听听别人的声音，这有利于我们防范危机、增强免疫力。
此刻，我国的经济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国际市场上也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引爆我国市场波动。美国量化宽松会不会退出，这是讨论最多的一个引爆点。如果退出，我会更多地担心印度。因为印度是个“双赤字”国家，进口大于出口，主要靠外资流入来支持进口，一旦外资流出，进口就难以维持了，国内很多经济自然也难以持续发展。
即使如此，中国也不可能调低经济增长的目标。因为从官方来说， 全年经济增长7.5%，这是肯定能达到的。
张 峰：
对做空或质疑者，心态应该保持理性，不要轻易被利用。做空者有个惯用手段，就是利用有影响力的人在媒体上发表惊人言论，引起价格变动，然后他短期内可以获利。但是这样就能做空中国经济吗？不可能，他们不能代表13亿人去劳动，他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从最近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的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困难期并没有过去。所以我们要防守反击，要有一个对冲的做法，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困难。投资上可以学习巴菲特，当出现股灾和经济困难时，这时候价格低于价值，“别人没钱”，但你有资金并且你知道哪个企业“伟大”，拥有这两点就能应对波动了。
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引发波动。这次我在年会上问巴菲特，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美联储的量化宽松退出会怎么办？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巴菲特讲了一句话：“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听到这个枪声。”他说这一定是一个惊喜，会引发资本市场的反应。
曾 刚：
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以后，我比较担心中国香港，因为中国香港房地产泡沫是很严重的，严重高于它应有的价值。而且它是个自由港，更开放，资金进出来去如风。
结束语：
谈到国际唱空中国的声音，实际上谈的还是我国的改革问题。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方面要把国际上的声音作为一种参考、一个借鉴，更重要的是，应该尽快找到自己的漏洞并填补上。不要有“自己能说，别人说不得”的心态，基本面调理好了，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到那个时候，唱空、做空的声音可能也就烟消云散了。【锋汇词典】
中概股：即中国概念股，概念股是指具有某种特别内涵的股票，而这一内涵通常会被当作一种选股和炒作题材，成为股市的热点。
量化宽松：即QE，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秦虹潘向东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银河证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经济学家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新型城镇化之路
截止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3%，中国改革30年来，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先后出现了多种城镇化尝试，涌现出了像天津、成都、广东、浙江等许多城镇化模式代表。如今新型城镇化作为新“四化”、新“三驾马车”中的重头戏闪亮登场。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未来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那么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里，未来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机会和影响呢？
视角一：土地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时间，新型城镇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对于新型城镇化，经济学家则把眼光更多地聚焦到了土地、资金和人口要素的问题上。
从农民手里廉价征地的“土地经济”模式，成了中国过去20年城市发展的主旋律。此外，保护耕地和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从长远看，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土地拥有同等权利是改革的目标，但根据实际操作的经验，提高征地补偿是比较可行的办法，目前全国都在进行尝试。
如今当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当提高效率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土地经济”进退维谷之时，进一步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过去的各类创新能否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需要呢？在新型城镇化的面前，我国现有土地管理制度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保护耕地与征地矛盾等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协调推动。我国城镇化应以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作为奋斗目标，在城镇化的格局上应该实行一个科学合理的配置，城市群、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应该跟人有关，体现人的发展，是人口的城镇化。
就土地方面而言，如何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国有土地和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权利上慢慢调整到一个均衡水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点，在征地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成果，这一点中央文件写得非常清楚，十八大文件也已经重点强调。还有集约利用土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城市确实土地利用很不集约。所以新型城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应该考虑到土地集约利用、节约利用，资源也要集约利用。
秦 虹：
新型城镇化的“新”字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强调低碳和绿色，因为资源是中国今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此外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集约和高效。我们要极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而且发展土地的制约程度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土地。很多人都对18亿亩耕地的红线提出质疑，但是其实我国城市现有的土地利用效率是远远不够的，和一些经济发达体的差距很大。比如我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相差不多，美国三亿多人，我们十多亿人，但是中国土地的集中使用程度远不如美国。美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五大湖，剩下的地方人很少。而中国，哪里都有人住，很分散，城市和建筑的容积率都很低。前些年扩大广场、扩宽公路，还建了很多花园式工厂、建筑，可实际上土地利用率真是非常低。这么低的集约程度，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是巨大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维护，因为效率太低了。
在土地政策方面，现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同地不同权。同样是建设用地，如果是在农村，叫作集体建设用地，和在城市的建设用地，两者在价值、开发权利和所得回报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同地不同权。哪怕一条公路之隔，这边是城镇，这边是集体，都是建设用地，这边不是耕地，也不是农业用地，就是建设用地，但是不能开发、上市、交易、抵押和流通，所以农民的房子和宅基地不是财产。从最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政府低价征地，再用高价把地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所得利益和保护都是不够的。所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分到更多利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在土地使用上受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农民受到的伤害也会越来越多。如此，所谓有“质量”的城镇化就成了空谈。
潘向东：
过去我们一直说城镇化就是盖房子、修路，这是一种粗放式的道路。未来的“新”，其实还增加了一个城市消费，也就是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会由投资转为消费。在这点上，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城市改革配套措施的发展，与城市消费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包括养老和市民化过程，这些都与城镇消费密切相关。
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肯定要侵占一些耕地来实施城镇化战略，也会实施一些土地方面的改革。但是如果和以前一样采取地方政府推动的方式，往往会侵占农民的利益。所以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让农民受益，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视角二：地方模式的思考
在提出“新型城镇”后，各地纷纷支着，以各种方法进行着城镇化尝试。
2010年，重庆引入300万农民工进城。要拿到重庆户口，必须放弃宅基地复耕农地。这样既为公租房提供了土地，也保证了足够的耕地面积。
天津则是“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置问题，然后通过土地集约增值的收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
在广东，珠三角的模式是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
在这么多不同模式中，我们能够借鉴到什么？或者说，我们还可以如何进行改进？
张占斌：
这种探索精神、创新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而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土地问题异常复杂，这种摸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此外，各地在改革探索中都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开展，所以不太可能有全国推广的意义。比如农村社区这样一种模式，有些地方可以实施，但有些地方没有产业支撑，把农民集中起来，还得让农民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跑5里路、10里路去种地，没有现实意义。
农村的土地将来得让它动起来，就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怎么能够结合起来，放大它的杠杆功能，让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工有更大的可控制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序进行，不出大问题，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正是基于这个角度，我觉得确权、土地的适度流转、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可能都是将来发展的趋势。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更加平衡，不出太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秦 虹：
土地问题确实是地方政府需要破题的一个方面，很多地方都做了各种尝试，目的就是一个，如何能够有效增加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和比例，更多地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城市多用地而农村少用地。同时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能伤害农民的利益。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各个地方差别也特别大，但是无论怎样探索，有几条工作是必须要统一做的。
第一条就是农民宅基地和承包地的确权。虽然农村是集体建设用地，但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中每个家庭或者每人所占宅基地的使用权还是要明确，如果不明确，居民的保护意识是不够的，也会产生很多浪费。而确权之后有利于今后逐步地在产权交易过程中体现量化价值，所以这些工作是基础性的。
潘向东：
明确农民宅基地的确权很必要，因为未来涉及土地的流转，是一个产权的流转，所以这个基础性工作是当前工作的重点。但是讲到城镇化的土地问题，可能大家认为更多的是土地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土地征用或补偿的问题，其实更多涉及的反而是农村宅基地以及耕地流转的一些土地问题，而这些方面可能更多涉及将来农民的迁徙。所以这些方面会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
视角三：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
有测算认为，中国每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5万多亿的内需。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拉动50万亿内需，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的GDP。
事实上，新型城镇化蕴含着深层利益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土地征地补偿，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也是争论焦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新型城镇化巨大的资金需求从哪里获取？
由于资金需求巨大，仅以地方财政投资显然难以完成。以往的城镇化发展中，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不仅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而且最终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
对城市来讲，土地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转的资金来源。土地补偿金方式暂时无法被取代。此外，发地方债、贷款、开辟多种融资渠道，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几乎所有债务都是以土地的预期收益作为还款条件，地方政府还得去卖土地，这就是制度惯性。只有解决地方政府还款预期到底来自哪里的问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才会下降。
新型城镇化如果不能有一个新型的资金供给模式，那么中国未来的城市和城镇不仅可能会出现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还会使城市病更加严重，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降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丧失城镇化的本来含义。
秦 虹：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源基本分三个部分：财政收入、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财政包括地方财政、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地方的税外收入，也就是“土地收入”，现在总的大概占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40%，其中一大半可能是来自“土地财政”。另外60%里大概有30%左右是银行贷款，还有30%左右是企业投资，比如城市的供水、供气，甚至有一些公共交通，还有北方地区的供热、供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等，还有一些是企业投资，大概格局是这样一个情况。
城市建设本身的投资应该是政府主导。政府收税就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城市运行的一个基础条件。现在政府的税收收入显然是不足的，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吃饭财政”，没有建设资金，怎么办？现在各地方政府想的办法就是土地出让，通过土地出让来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地方政府，说土地财政不对，有很多的弊病，抬高了房价，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等等。但是地方政府本身也面临着事权和财权不统一的问题。他有大量的建设事务，要保障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的提供、设施运行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当地市民的一些基本保障、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医疗等等，财源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拿“大头”，地方留“小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破题解决了。
地方政府的难言之隐，一个是由我国财税体制不完全合理造成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的地方政府都有土地财政，不光是中国，但他们的土地财政来自于每年征收的房产税，其本质就是在土地上征收的，而中国政府的土地财政主要来自新增转让土地，是这种一次性的，而不是每年的财产税。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批评政府的土地财政，一方面要解决财税体制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这种一次性的土地财政转变成常规的、每年征收的财产税，这样就可以保证地方政府的一个稳定资金来源。
第二部分就是贷款，30%的地方政府建设资金是来自银行贷款的。这种负债建设对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运行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一次投资完成才是有效的。但是中国的制度原因使我们缺少一个长期负债的资金渠道，如此说世界各个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快的时候所采用的地方政府的市政债券。市政债券可以滚动发行，在发行开始的时候，前几年基础设施需要建的时候，他发的债券都用来建基础设施了。
银行贷款有很大的弊端，最主要的就是期限短，一般一两年就要偿还。可是基础设施一两年还没有产生效益呢，这时政府只好想别的办法，比如卖地偿还，等等。所以才说改革是下一步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一定要在财税体制上有所突破。
此外，城市的公用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理论上都应该由政府来投资，但是也应该发挥企业投资的效益优势。企业是有效率的，政府是没有效率的，所以调动企业来参与，特别是对一些准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可以收费的一些项目，城市的自来水、污水处理、供热，甚至有些公共交通都是可以收费的，这些基础设施完全可以由企业来参与，来提供，从而大大减轻政府财政投入压力。而政府只需要做好监管，保证企业提供的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要。
城镇化和城市房地产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农民工进城就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而是，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买不起、租不起大城市的房子，但是挣钱后可以回到家乡的小城镇买一套房子，在那里定居，然后中小城镇有能力的人到省里的地级市去定居，地级市有能力的人到省会城市定居，全国各省会有能力的人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定居，两者的关系是这样一个循环。虽说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工进城，但实际上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是城市结构的变化。大、中、小城市人口在涌动，城市不断变大，大城市越来越大，中小城市变成大城市，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很大。
潘向东：
假如未来城镇化缺资金，其实有一个渠道，就是进一步扩大债券市场。因为地方融资平台这一块，有些是地方政府必须做的，可以不去考虑现金流和收入，但是作为地方融资平台是要考虑现金流和回报的。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地方融资平台，但是在市政债券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发市政债券几乎是没有约束的，这样只会引来更多麻烦。所以现在融资平台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外，假如在市政开发的过程中，银行贷款有了一些负担，要还债，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些负债市场化，来进一步扩充，弥补资金的不足。这主要针对的是粗放式的城镇化。但是当下是新的城镇化，是城市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所以这一块就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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