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商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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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试读：
策展人语华语文学有时也被称之为华文文学，乃至于省略掉海外这个前缀，同样能明了所指是异国他乡的创作。道理很简单，中国大陆就是华语区，用华语或华文来冠名本土文学，纯属画蛇添足。我们夸一个姑娘颜值，说她是美女即可，没必要说她是漂亮美女。
华语文学是文学评论的专业用语，所谓专业，就是圈内，就是环闭，对普通读者来说，剔除前缀，会产生歧义，或觉语焉不详。所以，无论是批评家发表论文，还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小辑，多数时候“海外”并没被剔除，包括这一次。
关注起海外华语文学，源自去年早春，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上，一位赴美访学的北京学者讲移民文学，题目叫“离散文学中的家国想象”，彼时，我正实施移居美国，离散这个词令我触动，在接续的发言中，我顺着这位比较文学教授的话题往下讲——
移民作家会遇到写作身份认同的问题、为谁写作的问题，这些问题庞大而具体，每个移民作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会遇到一个共同的困扰，即用母语还是用所在国语言写作。到我这个年纪，又不是学外语出身，非母语写小说已不可能，毕竟，学会一些日常交流和写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好在语言只是工具，作家因为出生地，写作语言是与生俱来的，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却可以突破语种局限。当下西方文化强势，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话语权大一些，可相比越南语、朝鲜语，中文是货真价实的大语种，所以用中文写作，没什么值得抱怨的，作家不是语言学家，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不必过于纠缠于语种。
虽然移民作家如拉什迪、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对我的创作产生过启迪和影响，但那些是西方作家，而对华语（华裔）文学，除了於梨华、汤亭亭、董鼎山、哈金、任璧莲等有限几位，我了解得并不多。由于忽略和不关注，甚至和绝大多数大陆同行一样，傲慢地认为华语文学只是遗留在海外的一段盲肠。
这种解读，既来自长久以来的隔膜，也来自一部分客观现实，海外华语创作人口基数庞大，几乎每个华人社群中都有文学爱好者，由此也诞生了各种名号的华语作家协会。在欧美澳加，理论上，每个文学爱好者都可以注册一个作协，招募一些同人，自封主席或会长，可能和中国传统的仕途文化有关，华人尤其热衷这件事，喜欢当官，当不成就自封一个过瘾。只不过，政府不会拨款，办个小活动只能按AA制，运气好会得到公益基金会的少量赞助，总之，是一个不用纳税人养活的松散型文学沙龙。
移民文学是全球飘散的蒲公英文学，某种意义上，母语也是祖国，是随身携带的精神层面的祖国。对远离故土的海外华人来说，写作未必是一种生存需要，而是情感需要，从颠沛和艰辛中逐渐安顿下来，选择用母语抒写乡愁简直是本能，散文和短诗是海外华语写作的基本文体，隔洋对着故土怀旧则是写作的底色。很多文学爱好者，发表了几篇这样的豆腐干千字文之后，被冠以海外华语作家。其实，文学是有门槛的，其专业性一点不逊色于高等数学或地球物理，所以海外华语文学被边缘化不能排除这个客观现实。
当然，大批的爱好者滋养了文学，没有这些拥趸，文学就失去了广袤的土壤，真正的作家也难以在过于贫瘠的土地上抽穗而出。
等到我有意识关注海外华语文学，即便剔除已去世或因年事已高而封笔者，移居世界各地仍笔耕不辍的作家有：白先勇、哈金、高行健、李劼、马建、黎紫书、万之、卢新华、严歌苓、陈河、虹影、薛忆沩、张翎、黄惟群、陈永和、陈谦、黄锦树、范迁、宋明炜、袁劲梅、李凤群、柳营、施玮、张惠雯、倪湛舸、山飒、王芫、二湘、凌岚、李一楠……需要说明的是，每位作家都是唯一的，每位作家的成就和荣耀只归属于自己，俗套的报菜名方式绝非为了一锅烩，仅仅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海外华语文学既非盲肠，也非鸡肋，而是满汉全席之盛宴。
这份名单有名宿，有中坚，有新锐，共同点是，拥有完备的技术训练，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更重要的是，拥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拥有更立体的史观和价值观，看我看来，这些海外孤星恰是中文写作真正的希望之所在。
大约二十年前，出现了文学年选这个图书品类，起初是编选当年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分别成册，因开风气之先，一时洛阳纸贵，召来多家出版社山寨这个创意，品种也越来越多：短篇小说年选、中篇小说年选、散文年选、随笔年选、诗歌年选、杂文年选……到后来，小小说有了年选，科幻小说有了年选，武侠小说有了年选，连校园小说也有了年选，唯独没有海外华语小说年选——市场上有零星华语小说选集，却非年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空白，不免令人纳闷，要说连小小说和校园小说都想到了，没理由遗漏海外华语小说。
所以，我要来捡漏了。
于是着手联系海外同行，归纳入选篇目并获得小说家们的授权。
即便物理形态上所有的纸书都是一样的，我依然不愿编一本跟其他年选看上去没有区别的年选。如何呈现海外华语小说家的缤纷和独特，搞点新意思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首先是拟定书名，不叫年选，而叫年展，“选”是内部收缩的状态，“展”是向外开放的状态，一字之易，气质迥然。有了“海外华语小说年展”这样一个标题，就可以扔掉烂大街的主编称谓，使用更具现代性的策展人这个头衔。立意有了，装帧方案便水到渠成：封面是延伸的展厅，参展小说家的辑封，采用宛如展品的悬式头像。翻阅的过程，大致是移步纸上展厅的过程。
在设定年份这个环节，反复了几次，用《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8）》的理由看似充分，入选篇目确实以2018年发表的为主，以当年限定，是年选类图书普遍的做法，优点是注重了时效，缺点是为赶在元旦前出版，一般在第三季度截稿，第四季度若有佳作就赶不及纳入了。
为什么要赶在元旦前出版，缘于出版业一个不成文的行规，版权页标注2018年出版，2019年元旦一过，就算上一年的旧书了，书评类媒体侧重于新书推介，书店也喜欢把新书放在显赫位置，一旦成为上年度的“旧书”，对宣传和上架来说，比较吃亏。
权衡下来，决定用《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这样截稿期可放在2018年岁末，遴选范围可涵盖整个年度。另外，年展与年选涵义不同，前者模拟的是美术馆理念，美术馆的年展或双年展，展品并不苛求是当年新作。
当然，纸上展厅只是噱头，无非是为了把书做得有趣一些。除此之外，有两处似可划一下重点：一个是，小说年选一般由批评家担纲主持，《海外华语小说年展》打破了这个惯例，是以小说家的眼光来扫描同行；再一个是，现代小说来源于西方，一般只分短篇小说（故事）和长篇小说，比如前几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不少作品按中文的算法，都是所谓中篇小说的体量，《海外华语小说年展》不标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模糊其界限。
由于立项匆促，组稿匆促，今年还是有一些“违规”的地方，按原来构思，只收上一年度首发的小说，等拿到授权，发现有三篇与时限不符。幸好，作品均质地不俗，尤其是白先勇老师，多年不见其小说，在朋友圈看到文友晒他去浙江领一个文学奖，以为获奖作品是当年新作，就转托邀约，后方知首发于2016年，可谓歪打正着的收获。
另一个因匆促导致的“瑕疵”是，篇目之间的块头过于悬殊，有些庞大如牛，有些瘦小若兔，使得整体不太协调。好在，小说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何况一本小说合集，留待以后更好的统筹吧。
最后介绍一下合作方，我的老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女士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对小说有真知灼见的出版人之一，一枚如假包换的资深“文青”。正因如此，作为一家以出版教材教辅为主的高校出版社，近年推出了许多文学及社科类图书，等于母社又孕育了一家小而美的文艺出版社。合作多年，两年前我将截至目前的重要小说都签给了该社，刊行了九卷本“夏商小说系列”，也因为这套文集，与责编朱妙津老师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在两位老师的支持下，《海外华语小说年展》选题很快得以通过，仍由朱妙津担纲责编，在此对两位老师的支持表示感谢，也一并对加盟此次年展的海外小说家们的支持表示感谢。2019年2月4日除夕夜于上海河滨花园寓中● Silent Night● 碉堡● 落虹● 寻找裘方圆● 罂粟，或者加州罂粟● 论写作● 寂寞沙洲冷● 耐月● 离岸流● 红绸缎● 蓝绣球● 海● 为了维克托● 雪● 沉默的母亲● 胭脂Silent Night
白先勇 生于桂林。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孽子》，小说集《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及舞台剧本《游园惊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及“昆曲研究推广计划”荣誉主任。参展小说Silent Night
Silent Night首发于《上海文学》2016年1期
对面床上那个病人恐怕撑不了多久了。他露在白床单外面那双手枯瘦得像一对乌黑的鸟爪，手指蜷曲成一团，不停地在颤抖。病人的神智似乎一直是清醒的，隔不了一会儿，他便沉重地呻吟几声，大概吗啡的药力逐渐消退，疼痛难以忍受，于是紧守在床边的那个大男人便倏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伏下身去，握住病人那双鸟爪似的瘦手，低声喃喃叫道：“宝贝，我在这里呢——”
那个巨灵般的中年大男人，总有六呎二三，虎背熊腰，庞然的身躯，两只巨掌又肥又厚，手背黑毛茸茸，倒真像一对熊掌。他那颗大头颅，剃得青光发亮，凑到病人耳边，唧唧哝哝吐出一连串安慰病人的温柔话语来。病人那张脸早已脱了形，剩下皮包骨，像骷髅，眼睛坑下去只见两个黑洞，可是偶然从黑洞里，却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于是大男人便赶紧从绷得紧紧的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花布大手帕来，将病人的眼泪轻轻拭掉。“哦，宝贝——”大男人充满了怜爱地叫道。
大男人叫乔舅Geogio，年轻病人叫阿猛Ah Mong。乔舅是Little Italy一家披萨店的大厨师，阿猛是中国城“金麒麟”的跑堂，他是从越南逃难出来的“船民”，父母是广西过去的侨民。乔舅比阿猛要大二十岁，可是两人在一起也有七八年了。这些，都是前天下午乔舅在休息室里断断续续告诉余凡的。其实在三〇三病房里，头两天余凡根本没有正式跟乔舅打过招呼，有一两次，他们两人进出病房，擦肩而过，余凡感觉到那个大男人似乎嘴皮颤动要开口跟他说话了，余凡赶忙胡乱点个头便匆匆闪掉。余凡不想跟乔舅有任何接触，其实除了医生护士，余凡在医院里尽量避免跟其他人打交道。他恨不得自己变成隐形人，进出医院，没有人看得见，因为他得小心，处处留神，不让任何人注意到他和保罗神父之间的特殊关系。他必须保护保罗神父，不让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他送保罗神父住院时，替保罗神父填表，职业那一栏，他填下“保险业：大都会人寿保险”。那是余凡自己上班的公司，地址也写下自己在东格林威治村第十街的住所。保罗神父一发病，余凡便连夜把他从第八大道那间宿舍公寓悄悄运到曼哈顿南端的圣汶生医院来。在这里大概不会有人认出他们来。医院三楼是传染病房，西侧住的全是艾滋病患，闲人不会随便闯进来。
保罗神父一送进医院便开始进入昏迷状态，这倒省了余凡许多周章。每天余凡到医院来，只要坐在保罗神父的床边，静静地陪着他就行了。保罗神父胖大的身躯仰卧在床上，睡得很安详。余凡替他戴上一顶红色的绒线帽保暖，衬得他那张圆圆的脸更加慈眉善目了，像个圣诞老公公。今年东岸的寒流来得早，十二月初就开始下雪了。医院里暖气开得低，坐久了，余凡自己也感到背脊上凉飕飕的。幸亏保罗神父失去了知觉，脸上没有疼痛的扭曲，反而有时候保罗神父太安静了，余凡倒有点不安起来，他放下手上的报纸，站起身去，贴耳听听保罗神父的呼吸，听到他从嘴里发出来轻微的吐气声，他才放心坐下，继续阅报。翻完厚厚一叠Village Voice，一个早晨大概也就过去了。除了值班的护士来查视，两张病床中间那道帘幕很少拉开。一帘相隔，把三〇三房中两个病人的世界，分成两半。
直到前天下午，余凡感到特别疲倦，坐在椅子上，一直想打盹。他离开病房，走到三楼休息室去，那儿供应免费咖啡，余凡想喝杯咖啡提提神。休息室里余凡瞥见乔舅独自一个人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手肘撑在桌面上，似乎在沉思。余凡本想绕过乔舅身后，倒杯咖啡，便悄悄离开，不去打扰他。可是当余凡走近乔舅背后时，发觉原来那个巨灵男人竟在低声啜泣，他那庞大的身躯高耸的双肩正在上下微微地抽搐着，大概他在极力压制自己，呜呜的哽咽声卡在喉里，发不出来。余凡站在那个大男人的身后，忍不住伸出手去，轻轻按在他的肩上。大男人抬起头来，他那满腮胡渣宽阔的脸上，泪水纵横，双眼已经哭红了。“医生说，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要我开始准备——”那个大男人抽泣地说道。
接着那个大男人便把余凡拉到身边的椅子上，开始几乎语无伦次地向余凡诉说起他跟他的“宝贝”阿猛的故事来。他的英语有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余凡只能听懂七八分。
阿猛全家人从越南搭船逃出来，半途遇到菲律宾海盗船，爸爸妈妈两个哥哥全部杀光，只剩下阿猛一个人身上挨了十几刀，居然没死，存活下来。乔舅第一次见到阿猛，阿猛十七岁，瘦得像只饿瘪肚皮的癞毛狗，眨巴着两只大眼睛，好像随时会掉下泪水来似的。阿猛在中国城街头替人擦皮鞋，是乔舅，是他把阿猛带回家的。天天晚上他偷偷带一盒他亲手做的披萨回去给阿猛吃，腊肠、肉丸、火腿，都是双倍加料的呢，热乎乎的披萨吃得阿猛满嘴的油，就这样，他的“宝贝”才被他喂得长满了一身的肉。“阿猛是个好孩子，他是我的宝贝，我的命根子——”那个大男人深情地叫道，“阿猛可怜呵，那个孩子经常做噩梦，半夜里吓得尖叫，他总梦到那些海盗在追杀他。我想他是因害怕才去打毒的，他跟那些‘越青帮’混在一起，他是害怕，在逃避呢！”
大男人乔舅一边说一边用他毛茸茸的手背抹去淌下来的鼻涕，余凡赶快起身去把咖啡壶旁边的一叠卫生纸拿过来递给乔舅。“啊，谢谢。”
大男人乔舅感激地说道，拿起纸巾狠狠地擤了一把鼻涕。他还要继续讲他跟他的“宝贝”阿猛的故事，却进来两个护士，把他的话打断了。
阿猛到底未能撑过夜，第二天早晨，余凡回到医院，走进三〇三，看见阿猛那铺床已经空掉，连床单也换了新的。那个大男人乔舅没有再回来过。没多久，三〇三又住进了一个新病人，是个面上长满了毒瘤的拉丁裔，一张脸好像一球紫色的椰菜花。
保罗神父在医院里昏迷中拖过了十二天，本来医生判断最多只有一个星期，因此余凡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替保罗神父准备后事。他在离医院不远的第十八街上找到一家叫“洛克之家”的殡仪馆，并且还替保罗神父挑好骨灰匣，是古铜打制成的一册厚书形状的匣子。余凡告诉殡仪馆的主事，火葬前不举行告别式，只有他一人在殡仪馆小教堂里守灵片刻。
火葬那天，余凡在“洛克之家”的小教堂里伴着保罗神父的遗体守了一个下午。他跪在保罗神父的棺柩前，默默诵经，他手上握着一串念珠，念诵一遍便数一粒，一串一百六十五粒念珠数完，冬日的太阳已经偏斜了，从小教堂的天窗冉冉透射进来。那串长长的念珠，是保罗神父的遗物，年代久了，琥珀色的珠子磨出温润的光泽来。保罗神父那晚发病，余凡匆匆把他运送到医院，别的都没来得及拿，却把这串念珠给带了出来。余凡诵完经，把那串念珠仍旧挂到保罗神父的胸前。保罗神父躺在棺柩里，化妆过了，头上几绺银丝也梳得妥妥帖帖，闭着眼睛，好像在沉沉酣睡似的。
盖棺前，余凡把自己脖子上戴着的那条十字项链卸了下来，擎着那枚赤铜十字贴到保罗神父唇上亲了一下，才把棺柩盖上。那条十字项链是保罗神父送给他的。他戴了十年，一天也没离开过，那条十字项链已经变成了余凡的护身符，戴上那条十字项链，余凡才感到安全，好像真的有神灵在佑护着他似的。
十年前，余凡才十六岁，在曼哈顿的街头已经流浪一年多了，什么事都经历过：偷窃、贩毒、卖淫，他常常饿着肚皮去捡垃圾箱的残食来裹腹。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正是个圣诞节的前夕，余凡终于支撑不住，他发了四十度的高烧，晕倒在中央公园外边近六十六街的雪地上。是保罗神父把他救走的，将他安置在“圣方济收容院”里。这所收容院是保罗神父创办的，在四十二街邻近第八大道，时报广场红灯区的边缘，专门收容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所以又叫“四十二街收容院”。那本是一座废仓库改建的，就在圣方济教堂旁边。
据说也是在一个大风雪的圣诞夜里，保罗神父主持完午夜弥撒，正要关上教堂门时，他突然发现教堂一角还有一群孩子躲在那里，没有离去。那群孩子一共四个，都是十五六岁的男孩，身上穿着破烂的单衣，一个个冻得面色发青，直打哆嗦。两个白孩子，一个黑孩子，一个拉丁裔，全都是逃离家庭的小流浪汉，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圣诞夜，无处可去，溜进教堂来取暖。保罗神父把他们留了下来，他认为那是上帝把这群孩子，在那大风雪的夜里，送来交到他手上，要他照顾的。从那次起，保罗神父便发下愿创办这所“四十二街收容院”了。这些年来，收容院接纳了一批又一批从各处流浪过来，身体心灵都印着累累伤痕的青少年男孩。尤其每年到了圣诞夜，午夜弥撒过后，保罗神父便领着一两位教会志工助手，开了一辆旅行车，在曼哈顿的街头巷尾巡逻一遍。每次总会遇见几个深夜里走投无路的青少年，在绝境中等待保罗神父伸出他援助的手。那晚余凡如果没有遇见保罗神父，他一定会僵毙在大雪夜里，是保罗神父救了他一命。
余凡昏睡了足足两个昼夜才醒过来，他看见保罗神父坐在床沿上，满脸笑容温煦，注视着他。保罗神父穿了一袭黑袍子，白领圈浆得笔挺，他胸前悬着一挂琥珀色的念珠，颈上戴着那串赤铜十字项链。他的身型胖胖的，皮肤红润光滑，花白的头发一大片覆过他的额头，使他看起来有一份老年的稚气。他有着一副慈祥的面容，一双极温柔的大眼睛，余凡觉得保罗神父周身都在透着幽幽的一股暖意。“你的烧退了。”保罗神父说道，他伸手去试了试余凡的额头，他的手掌又厚又软，“你睡了这么久，一定饿坏了。”保罗神父把余凡扶着坐起来，递给他一只保暖杯，里面盛着热牛奶。保罗神父看见余凡一口气差不多把一杯牛奶咕嘟咕嘟喝尽，笑着抚摸了一下他的头说道：“慢慢喝。”说着他转身出去提了一桶温水，挟着一只药箱回来，肩上搭了一条毛巾。“你的脚肿得不像话，再不擦药，要烂掉了！”
保罗神父教余凡把双足泡到温水里，余凡两只脚长满了冻疮，肿得红通通的，有一两处已经出现裂口了。余凡泡了一会脚，保罗神父又蹲下身去，用毛巾替余凡把双足揩干，从药箱里掏出一管消炎膏把药膏挤到余凡红得发紫的脚背上，用一只棉花棒慢慢涂匀，然后才用纱布包扎起来。“我当过看护的呢！”保罗神父仰头朝余凡笑道，他那一双胖手十分灵巧，两下便包扎妥当了。“好了，小伙子，你可以下床走路了。”保罗神父胖大的身子努力地撑了起来，喘了一口气，拍拍余凡的肩膀笑道。
“Father——”
余凡嗫嚅叫道，他想对保罗神父说声谢谢，可是却哽住了，说不出来，他仰望着保罗神父，嘴唇一直在发抖。保罗神父默默地凝视着他，半晌，他突然从自己颈上卸下那束赤铜十字项链，戴到余凡的脖子上。“上帝保佑你，”保罗神父低声说道，“教堂那边，孩子们还在等着我呢，我要过去给他们望弥撒了。”
保罗神父离开那间仓库宿舍时，回头向余凡招了招手笑道：
“Merry Christmas！”
余凡活了十六岁，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柔地对待过他。余凡是个私生子，跟着母亲在曼哈顿中国城长大。他母亲是香港人，偷渡入境美国的，躲在中国城的餐馆里，打了一辈子的工。余凡从母姓，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人，问起他母亲的时候，他母亲就会白他一眼，恨恨地说道：“死了！早就死了！”他母亲跟过一连串的男人：跑堂的、送货的、打杂的。有时男人养她，有时她养男人。她还跟过一个白人警察，每个男人在余凡身上都留下过一道伤痕。他头顶有一道缝过十几针的疤，是那个壮汉警察喝醉酒一根警棍把余凡的头打开了花，而且还把他奸掉，那年余凡十三岁。后来他母亲总算嫁了一个“顺利园”的大厨，香港来的大师傅手艺高，但也是一个火爆脾气的凶神恶煞，一个潮州佬。余凡跟着母亲蹲在厨房剥虾壳，大师傅使唤，余凡应声慢一点，一个巴掌便掀过来了。有时打急了余凡还手，大师傅便会举起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将余凡从厨房后面追杀到大街上去。余凡十五岁，母亲病亡，他便乘机逃离那个恶煞厨师，开始到街上流浪。
余凡从小就对Father这个词特别敏感，平常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或者听到这个字，他都感到特别刺心。先前他脱口叫了保罗神父一声：Father——自己也吃了一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大声念出这个词来。自从那一刻起，他对保罗神父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他在“四十二街收容院”里待了两个多月，在那段日子里，每天进进出出他都紧跟着保罗神父，一步都不愿意离开。收容院里同时收容了二十个青少年，那间仓库房子勉强容得下十张上下铺的铁床。保罗神父领着几个志工从早到晚都在忙着照顾那一群离家的小流浪汉，替他们解决问题，安排出路。余凡跟着保罗神父，替他打杂，保罗神父支使他做这样做那样，余凡满心喜欢，做得起劲，他愿意替保罗神父卖命，做他的小跟班。晚上保罗神父带领他们在隔壁教堂里做晚课，大家跟着保罗神父诵经，保罗神父念一句，余凡也跟着他念一句。余凡不信教，也没有进过教堂。中国城浸信会的牧师星期天来拉他母亲上教堂，他第一个借故开溜。是保罗神父那温柔吟唱般的诵经声音，感动了他的心灵，让他有一种皈依的冲动。对余凡来说，四十二街那间简陋的仓库收容院，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家，是他精神依托的所在。后来保罗神父把余凡送到了圣何塞书院去念书，而且还替他申请了三年的奖学金。可是每逢星期天余凡一大早就会老远从布鲁克林坐一个钟头地铁回到曼哈顿“四十二街收容院”来，赶上保罗神父周日八点钟的弥撒，然后领圣体，向保罗神父告解。回到那间仓库收容院，余凡才有回家的感觉。
余凡毕业后出来做事，在大都会保险公司找到一份助理工作，他便正式加入了保罗神父手下的志工团。团里有八十高龄的家庭医生、老太太心理咨询师、一对退休的男护士，还有煮大锅饭的大厨师，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也有像余凡这样受过收容院栽培又回来当志工的——都是受了保罗神父的感召，来收容院帮忙照顾那些进进出出的年轻流浪汉。那一批又一批十几岁逃离家庭的少男，有的沦落为妓，在时报广场边缘第八大道的红灯区徘徊彷徨，直到他们被皮条客殴打成伤，性命受到威胁，才逃到收容院来。有的吸毒，被警察抓走，出狱后无处可去，转送到收容院，投靠保罗神父。“四十二街收容院”变成红灯区的庇护所。那群漂鸟般的青少年，来来去去，有的出去了又转回头，因为毒瘾又发了，有的回到时报红灯区，继续卖他们的肉身，直到染上了艾滋病，踉踉跄跄回来，向保罗神父求救。看护这批患了艾滋的孩子，保罗神父费了最大的力量和心血，有几个他照顾他们，抱上抱下，直到最后，替他们送终安葬。
年复一年，“四十二街收容院”渐渐出了名，Village Voice注销保罗神父跟他那一群小流浪汉的照片，称他为“红灯区的救世主”。来投靠“四十二街收容院”的青少年愈来愈多，保罗神父肩上的担子愈来愈重，往往他写信要写到天亮，写给那些捐款人，告诉他们每一个无家可归小流浪汉的故事，保罗神父那些信感动了所有的捐款人，许多都成为了长期的赞助者，有两个连身后的遗产都捐给了“四十二街收容院”。可是余凡看着保罗神父逐年衰老下去，他那胖胖的身躯，行走起来，脚步愈来愈沉重。直到他发病的前两个星期，一个初冬的黄昏，天气已经萧瑟，有了寒意，余凡到“四十二街收容院”去，在教堂里，寻到保罗神父，他看见保罗神父一个人，跪在圣坛前面，在默默祈祷。余凡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悄悄等候着。焦黄的夕阳从左边的玻璃窗斜射进来，有一束晕淡的阳光落在保罗神父的黑袍上，好像蒙了一层尘埃似的，使他那匍伏的身影显得分外孤独。余凡等候保罗神父祈祷完毕，才迎上前去，拥抱了他一下。
“Father——”
余凡轻轻叫了一声，保罗神父看到他依然展开他那惯有的温煦笑容，可是不知怎的，他从保罗神父那双温柔的大眼睛中感到一股深沉而巨大的哀伤，那是他这么些年来，从来未有触及到的。保罗神父一脸倦容，神情憔悴，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引着余凡蹒跚地往外走去，走到一半，他突然回过头来对余凡说：“阿凡，我们坐下来，我想跟你谈谈。”
保罗神父打量了余凡一下，轻轻拍拍他的手背。“我很为你高兴，阿凡，你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保罗神父望着余凡点头说道，接着他长叹了一口气，“我希望我那些孩子个个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是他们好些又跑回到街上去了，我想到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在寒夜里抖瑟瑟地立在街头，我就难过，好像是我把他们遗弃掉了似的——”保罗神父自责道。
余凡赶忙安慰他：“可是你也救回不少孩子啊！”
保罗神父摇摇头说道：“那是靠上帝的力量。”“我想那是上帝要你这样做的。”余凡坚持道。“可是我没有做好——”保罗神父沉痛地说道，“我辜负他所托了！”余凡看到保罗神父的眼眶竟溢出泪水来了。“Father——”余凡喃喃叫道。“我常常祷告，求主引导我，让我不要迷途，可是有时候，我竟找不着方向，好像沉埋在深深的黑夜里，完全迷失掉了——”
保罗神父吁了一口气，沉默片刻，然后几乎自言自语地颤声说道：“也许我太爱他们了，我那些孩子们。”
余凡办理完保罗神父的后事，他把那座古铜骨灰匣捧回他第十街地下室公寓去，搁在壁炉上端的架子上。他吞了两粒镇静剂，蒙头大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赶回去大都会消假上班。他的顶头上司涂玛丽是从香港来的一位胖太太，因为余凡也会说广东话，平常涂玛丽很照顾他，但这天一看见他进办公室便把一大叠文件摔在他桌上，指着他警告道：“你今天再不来，我就要炒你的鱿鱼了！今天最后一天，明天就放圣诞假啦！”
余凡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又延了五天，圣诞节到了，累积了一大堆申请表格，等着余凡去处理。这家大都会在百老汇大道上，离中国城不远，顾客有不少亚洲人，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来的移民，越南、柬埔寨的难民，所以公司也聘用了大批亚裔职员。坐在余凡左右手桌子的，是两个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来的女职员Vicky和Kitty，三十多岁的单身女，都比余凡大，因为见他害羞，喜欢捉弄他。余凡一坐下来，两人便左右开弓审问起他来：这几天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干了什么勾当？余凡左闪右闪，支吾以对。Vicky和Kitty追问了一阵，不得要领，有点不耐烦起来。“阿凡一定跟人私奔去了！”Vicky嘿嘿笑道。“我晓得了！”Kitty应声叫道，“阿凡跟Amanda幽会偷情去了！”
说完Kitty和Vicky同时笑得前俯后仰。Amanda是个从巴西来的大肉弹，她自称只要她手指勾一下，公司里的男职员都会向她飞扑过去。她看见余凡就要搂住他亲嘴，只有余凡会躲她，她发誓总有一天她要把余凡弄到床上去。那个星期恰巧Amanda也休假，Kitty故意把她和余凡扯在一起。余凡涨红了脸，不理会两个女同事的促狭，埋着头在处理堆满了一桌子的文件。办公室里酝酿着一股放假前的焦躁，同事们纷纷提前下班。Vicky和Kitty同时急急忙忙穿上大衣，一齐尖叫着“Merry Christmas”呼啸离去。胖太太涂玛丽守到五点才走，她看见余凡还在埋头苦干，便走过来拍拍他的肩笑道：“赶不完，算了。阿凡，回家过圣诞吧。”“不要紧，”余凡微笑应道，“我弄完这一叠再走。”
余凡一直工作到九点多，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穿上那件带着兜帽的海军蓝粗呢大褛，围上了一条绛红的围巾。外面一阵阵又在飘雪了，百老汇大道上的商店饭馆都已经打烊，橱窗的圣诞灯饰还在亮着，在雪花飘摇中恍惚闪烁。迎面一阵寒风吹来，像刀劈一般，余凡赶忙兜上帽子，双手插进口袋，匆匆往Little Italy走去，他一整天没吃东西，饿得头有点发晕。Little Italy有几家披萨店还开着，余凡买了两块什锦披萨，站在店门口便狼吞虎咽起来。吃完披萨，余凡看看表，十点钟。他望着满街的风雪，一时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往年圣诞夜，余凡一定会回到“四十二街收容院”，跟院里的青少年一同参加保罗神父主持的午夜弥撒。有几次，望完午夜弥撒，保罗神父带着他开了教堂那部旧旅行车，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巡逻一番，带回几个在寒夜里彷徨街头的流浪孩子，在平安夜里，给他们一所暂栖的归宿，就如同余凡自己在那个风雪夜里，被保罗神父救回来一般。保罗神父走了，余凡无法再回“四十二街收容院”。在这个圣诞夜里，余凡突然觉得无家可归起来。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只有格林威治村那一带的酒吧间，还有一些钻进钻出的人影。余凡走到第八街，进到Rendezvous里，这是一家多种族的欢乐吧，亚裔的欢乐族占了不少成分。这家欢乐吧离余凡上班的地方并不远，下了班，余凡一个人偶然会逛到这里来买醉。平时周末，这家酒吧挤得人贴人。但圣诞夜，人们多半回家过节或去参加派对了，酒吧空荡荡的，只有吧台上坐了一排客人，有几个年轻的，像是东南亚人，大概是从越南泰国来的，中间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大白人，头上罩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高纸帽，正在跟那几个亚裔年轻男人打情骂俏。余凡走到吧台边，向调酒师点了一杯双料马丁尼，便蹭到酒吧一角去，那里烧着一盆熊熊的大火炉。在风雪中彳亍了几条街，一身都冻僵了。余凡坐在火炉边，啜着马丁尼，一边取暖，酒吧的音乐箱一直在重复播放平·克罗斯贝的《银色圣诞》。一个面上贴着几颗金星的拉丁族小跑堂跑过来向余凡献殷勤，余凡又点了一杯双料马丁尼，而且还重重赏了拾元小费，小跑堂乐得露出了一口白牙来，说道：“你真甜，先生，上帝保佑你！”
两杯双料马丁尼下肚，酒精开始在余凡体内慢慢散开，炉内的火焰飙起两三尺高，余凡的额头有点沁汗了，他把粗呢大围巾都卸掉，对着跳跃的炉火出起神来。余凡感到身后突然有一只大手掌压在他的肩上。“乔舅！”余凡抬头惊叫道。
那个巨灵般的大男人矗立在余凡身后，满脸微笑望着余凡，他一身裹着厚重的衣服，头上却戴了一顶圣诞老人的红帽子，帽子尖顶一团绒球甩来甩去。余凡拉着乔舅坐下来，然后招呼那个小跑堂的过来，他问乔舅道：“你要喝什么？我请你，我在喝马丁尼。”“那我也要杯马丁尼吧。”乔舅有点受宠若惊。
余凡向小跑堂的点了两杯马丁尼。“用双料的。”他又加了一句。
小跑堂的端了两杯马丁尼来，余凡又加给他拾块钱小费，那个拉丁小伙子乐得咧开嘴连声道谢。“Merry Christmas！”余凡举杯敬乔舅。“Merry Christmas！”乔舅举杯应道。“真没想到今天晚上能在这里遇到你！”余凡兴奋地说道。“其实我们常到这里来的，”乔舅说道，“我是说从前我和阿猛两个人。”乔舅那张宽阔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哀戚。“乔舅，在这个圣诞夜，我又遇到你，我相信一定是上帝的安排。”
余凡认真地说，他见到这个巨灵般的大男人，顿时好像遇到亲人一般。虽然他和乔舅在医院里只相处过几天，可是他们在三〇三病房的生死场里共同经过一场浩劫，一齐共过患难，有一种特殊的关连。余凡害羞，沉默寡言，小时候他母亲那些男人对他粗暴，他便把嘴紧闭起来，一声也不吭，沉默对抗。一直到他遇到保罗神父，他才找到一个可以吐露心事的人，他常常去找保罗神父告解，把他从小到大的委曲隐痛都向保罗神父倾诉。保罗神父走了，余凡感到好像一下子喉咙瘖哑掉了，发不出声，许多话埋在心里，胸口上好像压了一块铁板一般沉重。他看到乔舅，突然间他有一种向这个大男人“告解”的冲动，把隐藏在心里的话都抖出来。乔舅是唯一一个看到他和保罗神父最后在一起的人。
酒过三巡，双料马丁尼开始发威了，余凡的口齿都有些不清起来，他把他和保罗神父的故事原原本本告诉乔舅听，从十年前那个下着大雪的圣诞夜讲起。“乔舅——”讲到激动处余凡伸出手去紧执住乔舅的巨掌，“那晚我去找保罗神父，第二天我就要离开收容院，到布鲁克林圣何塞书院去念书去了。我走到他公寓的房间，要去跟他道别，感谢他救我一命。我见到他时，只叫出一声‘Father——’便扑倒在地上抱住他的双腿嚎啕痛哭起来。你相信吗？乔舅，那是我十六岁第一次哭出声音哭出眼泪来。我母亲那个警察男人把我的头打开了花，我也没有掉过一滴泪水。保罗神父把我抱起来，我拼命往他怀里钻，我蜷卧在他胸怀里，躺了一夜，我感觉到他身体的温暖——那是人间的温暖。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幸福的一刻，我真的觉得好像得到了上帝的福佑——”
余凡把手中剩下的半杯马丁尼一饮而尽，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乔舅又叫了一轮酒，两人举杯饮了一大口。“乔舅，”余凡醉眼惺忪，向乔舅压低声音说道，“我得保护保罗神父，对吗，乔舅？我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我在布鲁克林很远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黑人区的天主教墓园，我打算将保罗神父的骨灰护送到那里下葬，他在那里安息会很安全。”“乔舅，”余凡有点哽住了，“他把他的生命都给了他那些孩子——他太爱他的孩子们了。可是教堂里那些人不会懂他的，我得保护他，对吗？我每天晚上在替保罗神父祈祷，我想上帝会原谅他的——”
余凡说着身子倾斜过来，头跌靠在乔舅宽厚的肩膀上。“上帝会原谅他的，对吗？”余凡醉语喃喃地说道，跳跃的炉火映得他一脸鲜红，额上冒出汗珠来。
乔舅似懂非懂地点着头，他搂住余凡的肩，在他耳边温柔地说道：“我们回家去吧，酒吧要关门了。”
那个拉丁裔的小跑堂刚刚宣布最后一轮，酒吧里只剩下余凡和乔舅两个人。乔舅一把将余凡举立起来，替他穿上大衣，围好围巾，把他一只手臂环绕在自己脖子上，趔趔趄趄，两人互相扶持着走出了Rendezvous。外面落雪暂停了下来，格林威治村的街道上都铺满了一层两三吋厚的白雪。乔舅搀扶着余凡，在松松的雪地上，一步一脚印地蹭蹬往前。他那辆破旧的雪弗兰小货车停在第八街和第五大道的转角处，当他们走近停车处时，从华盛顿广场那边迎来一队报佳音的少年唱诗班，有十几位少男，各种族裔都有，戴着红的、白的、绿的绒线帽，罩着白袍子，由一位教士领队，在那一片洁白的广场上，一齐反复在诵唱着Silent Night：
Silent Night，Holy Night，
All is calm，All is bright——
孩子们天使般纯真的声音，在那冷冽的夜空里，像一阵雪花，飘洒在格林威治村的大街小巷上。乔舅扶着余凡在车边伫立了片刻，等那队唱诗班的孩子走远了，才打开车门将余凡扶上车，替他系好安全带，自己上车发动引擎。
乔舅住在Little Italy附近一间四层楼的旧公寓里，公寓没有电梯。余凡早已醉得昏睡不醒，他把余凡背到背上，从一楼一级一级爬到四楼。进去公寓后，乔舅把余凡卧放在一张长沙发上，拿了一只坐垫搁在余凡头下。乔舅这间简陋的旧公寓是用水汀取暖的，大雪夜屋内还是寒气逼人。乔舅走到厨房里捧出一捆木柴，一叠旧纸，到客厅壁炉，将木柴架好，点燃报纸，将炉火升起。正当乔舅蹲着他那硕大的身子在忙着扇火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哇的一声，余凡大吐起来。乔舅赶过去，他看见余凡吐得一身，沙发上、地毯上也溅满了酒吐。余凡不停地作呕，好像肝肠都要吐出来了似的，酒吐的恶臭熏满一屋子。乔舅也不避脏，他把余凡抱到浴室内，将他的脏衣服卸掉，用一块湿毛巾把余凡脸上颈上的酒污都揩拭干净。然后那个巨灵般的大男人，一双巨掌捧着余凡瘦弱的身体，小心翼翼地抱进卧房里去。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件阿猛从前常穿的睡袍来，帮余凡穿上，然后把他安放到床上，替他盖好被窝。余凡醉得厉害，神智一直在昏迷中，一上床便睡了过去。
乔舅踅返客厅，壁炉的柴火冒起来了，屋子里开始暖意融融起来。他去打了一桶水，找了抹布和清洁剂把沙发和地毯上的秽物着力清洗干净。然后自己也换上睡衣，盥洗了一番，把半夜冒出来的胡须渣也剃刮干净，才回房间去。他在余凡身边躺了下来，按熄了灯。在黑暗中，他听得到余凡酒后浓重的呼吸声，他也感觉到余凡在被窝里睡暖了的身体。这些日子，阿猛走了以后，每天晚上，上床一刻，是乔舅最难过的时候。这张特大号的古旧木床，是乔舅和阿猛在Soho一家卖旧家具店里看中买回来的。阿猛不在了，乔舅一个人睡在这张空空的大床上，总觉得太过孤单，有几夜翻来覆去都难以成眠。没想到，在这个平安夜里，竟有一个年轻男人，躺在他身边，伴着他。乔舅心里渐渐安静下来。蒙眬间，他习惯地伸出手臂，轻轻搂住了余凡的身子。定稿于2015年12月4日碉堡
陈河 生于温州，著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米罗山营地》《在暗夜中欢笑》《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及小说集《女孩和三文鱼》《义乌之囚》。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参展小说碉堡
碉堡首发于《十月》2018年第6期一
那时候，地拉那的动乱过去有好多年了，夜里已经听不到零星的枪声。
在这条巷子深处的四德家里，一道生锈的铁皮大门虚掩着。门没上锁，如果有车子过来，敲敲门，里面会有人打开。一进门，院子显得比较逼仄。四德那辆二手的奔驰车占了一大块地方，空余的地方最多只能再停两辆车。之前他住的地方大，前面有个宽敞的院子，后面还有个大果园，可现在生意难做，房子只得搬小一点了。房子虽不如以前宽敞，但一到下午来的人还是不少。在这的温州人大都是单身，这混乱的地方不宜带家眷，只有四德、秀莲两夫妻带着八岁的女儿在这里住过。后来动乱时女儿送回了温州，可家庭格局还在那里。两口子好客爱热闹，这里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中心。最近几天，四德家还住了一男一女两个上海客人，他们是从越南转过来的，要和四德合作在这里搞传呼机的生意。
这一天，有一麻将牌局。打麻将的有四德、南昌公司的小李、上海人任总和阿春。阿春手上缠着白纱布，摸牌比较慢。牌桌边坐着几个女眷在嗑瓜子，秀莲和黎培，还有和任总一起来的上海女子张雅萍。张雅萍脸上敷着白色面膜，磕了一阵瓜子后，起身去几米开外的浴室洗澡。打麻将的四德倾听浴室里面的喷水声，声音在他意识里还原出水喷在张雅萍裸体上的画面。下一把牌四德手气很好，一立起来就有好几个搭子。上海女从浴室出来，身上弥漫着香肥皂和女人天生的体香气味。她站在四德的后面，看他的牌。他们打的是江西麻将，江西人管那几张百搭牌叫金子。上海女在后面问四德：“你有没有金子？”“他有很多精子，我卵子都没有。”阿春咕哝着，边上人听了都偷偷笑。张雅萍说“金子”被阿春谐音成“精子”，所以他说自己没有“卵子”。张雅萍没有笑，装着没听懂阿春的话，一脸正经看着四德的牌。“阿春，你能不能牌子出快点？”下家的南昌人小李不耐烦。阿春缠纱布的手略微发抖，出不了牌。因为这里的局输赢很大，阿春很想赢点钱，输不起，特别紧张，但表面还装得不在乎。“你这手怎么回事？”小李问阿春。“让狗咬的。”阿春说。说话间扫了一眼老婆黎培那边，好在老婆没有听见他的话。
此时黎培正在和秀莲说昨晚的事情。黎培不怕把家丑抖出来，可她不是个撒泼的女人。她童年就到了意大利，在那里长大，相貌体型都漂亮，才二十五岁。她接下来所述的行为和她的美丽很不相称。她说阿春用她母亲房子抵押的钱进货，可是钱都亏了进去，母亲的房子眼看着就要被银行扣留。她着急，责骂阿春的无能。阿春说下一个货柜到了就可以把钱卖出来，可是昨天半夜阿春回来，说货柜又被海关扣留了。“他进门时，我还睡在床上。听他说货柜被扣了，我就拿起床边的玻璃水杯朝他砸去。他用手一挡，杯子碎了，玻璃在他手掌上划了一道口子，血喷了出来。我起先有点害怕，怕他会死掉。但我没理他，看他自己用纱布缠了伤口。我一直在骂他，骂他这回又进错货，进了高关税的电池又想逃税，不被查到才怪，人家进的货都好好的。我一边骂，一边看到他坐在我脚边用缠着纱布的手整理店里收入的零钱，一张才十个列克，不到人民币一块钱，他一张张数着，叠成一叠叠，没出息的男人才去数这些零钱，数一辈子也值不了几个钱。我气得用脚踢他缠着纱布的手，抢过他叠好的列克往上呸呸吐痰，把它们全扔到地板上。我都气疯了，可我真佩服这个没用的人，居然又坐到地板上，把我吐过痰扔乱的钱一张张又整理起来。”黎培说得很大声，一点不怕别人笑话，她气还没消，继续说：“我嫁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那你嫁给八十岁有钱佬吧。他们裤裆里的玩意像蒸过的茄子软绵绵。”阿春不紧不慢回答她。“就你厉害？你每次也就三分钟。”黎培不依不饶地损他。
黎培说话时，秀莲起身做饭菜。她出手很快，一会儿就有饭菜香气冒出来。但令人不舒服的是院子里隐隐有一股狗的臭气，那是四德从北方带回来的那条大狗身上溃烂处发出的。除了这条大狗，院子里还有一条狼犬是刘甘肃的。他出逃前的一天，把狗带过来给秀莲，说自己明天家里修房子，重建狗舍，想把狗寄放一两天。没想到这个家伙出逃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狗秀莲只好一直给他养着。现在院子小，有人来打麻将时，两条狗都关进了砖头砌的狗窝里。四德嫌狗的味道重，用一条毛毯蒙住了狗窝。阿春小时候养过狗的，知道狗这样闷在里面有多难受。
就这时，家里的座机电话铃响了。这电话还是原来房东留下的，六十年代苏联制造，铃声如战斗警报一样刺耳，让人心惊胆战。“哈罗。”秀莲接了电话。“我是阿礼啊！你是秀莲吗？”电话里的声音很急迫与慌乱。“什么？你是谁？你是阿礼？你没有死掉吗？”秀莲大吃一惊。“没有啊，我回来了，我被关在飞机场了。”电话里的声音大得打麻将的人都能听到。“你等等，我叫四德和你说话。”秀莲觉得这是大事，应该让四德和他说话，赶紧把听筒递给四德。“阿礼，你现在什么地方？”四德把听筒夹在头颈之间，嘴角叼着烟，眼睛看着牌，伸手补进一张牌。“我现在是在雷纳斯机场。机场海关不让我入关，说我感染萨斯已经去世，还说报纸都登过我病死的消息。”“这倒是真的，我们都看过这份报纸。说你得萨斯死了。我们都以为是真的。报纸上登过你老婆把你用过的东西在街上烧掉的照片。”“完全是造谣，我根本没有死，也没有得病。我在国内压根就没有染上萨斯。”“那你告诉海关你没有死，让他们放你进来就是。”“他们说就算我没死，也不能放我进来，说我身上有萨斯的病毒，会带来灾难。他们马上把我塞进原来的航班要送回中国去。我拼了命闹，飞机上人害怕了，我才留了下来。但明天一早他们还会强制把我送上飞机的。”“那你老婆和她家里人没有来接你吗？她不会去作证吗？”“哪里啊，我刚才给她打过电话，她一听我声音就开始骂我是鬼，把电话挂掉了。我知道说我病死了就是她一家造的谣。”“那你现在要我怎么做？”四德说。“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刚才我给了看守的警察一百美金，他才让我打两个电话。我给大使馆打过电话，张领事对我很同情，说会帮助我，明天一早会发外交照会到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去，要求他们放我入关。可是警察说过，明天一早就把我强制送回中国。我现在没有办法，只有求求你们帮助了，你们可以来机场保我一下吗？”阿礼的声音听起来挺可怜的。“阿礼啊，这个我们就没办法了。大使馆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做到呢？你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四德说，一边打出了一张麻将牌。“四德，求求你帮忙，我真的走投无路了。”阿礼说着，电话突然就断了。“也许可以试试。去机场给警察送点钱，他们会放阿礼进来的。”秀莲说，去年四德从国内带了几个人过来被机场扣住，也要送回去，四德给机场的熟人送了钱之后就放人了。“妇道之见，要有点政治头脑好不好？”四德斥责秀莲，“这回阿礼是因为萨斯的原因，萨斯是个政治问题，外国人都想用这个理由把我们中国人赶走呢。我们自身难保，还要去机场引火烧身？”
四德这话说得众人都觉得有道理。的确，阿礼身上要真的有萨斯，谁也不敢去接触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大家就继续打麻将。不久，秀莲的饭菜做好了，大家开始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就自然谈起了阿礼的事情。因为任总和张雅萍对阿礼的来历和遭遇一点都不知道。
事情的源头在刘甘肃身上。当初在地拉那做生意的一群中国人中间，刘甘肃做的生意是最大的，不是比其他人大一点儿，而是大很多。他有个两百多工人的缝衣厂、两个零售商店，还有大型的批发仓库，办公室里的阿尔巴尼亚雇员都有七八个。刘甘肃来地拉那比较早，他出国前是个外科医生，读过医药大学，脑子好使。他老婆起初跟他一起在地拉那，还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儿。挣到足够多的钱后，刘甘肃开始考虑安排将来。他出国最初去的是苏黎世，在一个餐馆里当切菜手。他到阿尔巴尼亚后还一直给原来的那个切菜手工作缴纳税款，这样就保住了瑞士的居留身份。而到了这一年，他终于获得了带家属定居的身份，所以他和老婆商量，让她带着女儿住到瑞士去。他自己一个人在地拉那顶着，每月去苏黎世团聚一次。
四德刚到地拉那时开了一个小铺子，刘甘肃的大超市就在他的对面。准确地说，是四德在刘甘肃的大超市对面开了个小铺子。他第一次去见刘甘肃，还是经国内的人介绍，要不刘甘肃还不见他。刘甘肃住在地拉那市中心的一条巷子里，高围墙，院墙上面有铁丝网。他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屋子里见了四德，好像一个名人接待来访者一样矜持，带着防备意识。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们到了院子里，一棵树下拴着一条灰白色的狼犬。刘甘肃说这只狗极其凶狠，邻居家的猫要是从树上爬下来，它都会生吞活剥地吃了它们。这狗前些日子生了一窝小狗，可几天后不见了踪影。他怀疑是这狗自己吃了小狗。刘甘肃这么仔细地说着这狗让四德觉得话外有音，暗示别碰他的生意地盘，要不这狗就对你不客气。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开始熟了。刘甘肃不那么牛了，有时也会到四德家里吃饭。但他比别人都忙，经常人家都吃好了，他才匆匆赶来，肚子饿得不行，狼吞虎咽吃些残羹剩饭。后来的日子秀莲就悄悄给他留了些饭菜，不至于老是让他吃剩的。四德虽然心里一直视他为对手，但觉得刘甘肃这样的人都来这里蹭饭，自己脸上也有光。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刘甘肃明显消瘦了下来。有太多的事情要干，现在少了妻子帮助，还得每个月飞一次苏黎世，他忙不过来了。虽然他有好些阿尔巴尼亚员工做管理工作，但他对他们总是不放心。在本地找华人当帮手肯定不行，他们进来之后，会把公司的客户和商品信息摸走，然后自己跳出来单干。刘甘肃脑子总是超前的，觉得一个有力又忠诚的帮手，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找到。
六月，刘甘肃回了一趟中国，通常他来回就一个礼拜，但这回迟迟没回来。其他人倒是没什么，只有秀莲开始念叨，说有点奇怪，他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四德插话说，他不是说过这回要找个帮手回来吗？帮手哪有那么容易能找到。
三个礼拜后，刘甘肃回到地拉那，果真带了一个帮手回来。回来的第二天，刘甘肃就带着新来的帮手阿礼前往四德家里亮相。虽然刘甘肃只是带回了个男帮手，可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带来了个新媳妇一样。秀莲对阿礼格外客气，连忙让他入座吃饭，其热情程度好比那些把煮熟的鸡蛋塞到客人兜里的农村大娘似的。这个叫阿礼的帮手三十岁出头，中等身材，发际线已开始上升，脸比较大，人看起来比较老实，总是微笑着。那天秀莲烧了很多菜，阿礼显得很拘谨，叫他吃的时候才动动筷子。他也不主动说话，有人问他才回答。他大部分时间说普通话，但有时也说几句温州话，口音明显是泰顺山区一带的。
刘甘肃这回是在《温州日报》上登广告公开招聘。听说报名者很多，是百里挑一选到阿礼的。后来的几天大家轮流请客吃饭，为阿礼接风，几顿饭下来，对阿礼的来历大致了解了。他本来是温州冶金厂的工程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老家在泰顺。他在报纸上看到招聘广告，和刘甘肃仔细交谈之后，决定放弃国内的铁饭碗，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国家阿尔巴尼亚来闯荡一番。
就这样，阿礼成了刘甘肃的帮手，整天跟着他，为他经营着公司的业务。刘甘肃本人可以自由来往苏黎世，休假时带妻儿周游世界。当四德他们还在为生意发愁的时候，刘甘肃已过上了靠手下人经营的资本家生活。大家都羡慕得要死。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刘甘肃不光彩地跑了，留下阿礼吃尽苦头。萨斯之后大家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死人复活，又回到了地拉那。二
从罗马转机起飞，不到两个小时，就到达了地拉那的上空。机场周围环绕着山岗，飞机得盘旋几圈降低高度，之后对准跑道，开始着地。阿礼看着机窗外的地拉那城，内心阵阵激动。他回国看望病重的父亲，在国内待了一个月，每天都想念着地拉那的妻儿。他最近打电话回家妻子都不接，这让他忐忑不安。在他的行李箱里，装着好几样给儿子的电动车玩具。他给老婆玛尤拉买了几件衣服，给老婆的父母也买了礼物。虽然老婆一家最近对他很不好，但他总想改善关系。
八年前阿礼第一次抵达时，地拉那的机场像个乡村的汽车站。现在略有改观，但从停机坪到海关出口还得自己走着过去。阿礼对机场情况很熟悉，除了自己坐飞机回国，还经常为提取公司空运货物到机场来，时不时还送老板刘甘肃去中国或瑞士。这里的警察他多半都熟悉了，一路总会碰上几个面熟的。这天他排着队，慢慢走近海关盖印的地方。他第一次入境时，警察说他签证有问题，敲诈了他一百美金。如今他已经熟练地说阿尔巴尼亚语，护照上盖满了海关的大印，居留签证有效期还有半年多，因此他一点儿也不紧张，还准备和警察打打招呼。
他走到了警察工作亭前，看到是一个脸熟的警察。这个警察抬头看看他，拿起护照左看右看，知道他是居留在这里的人，不是敲竹杠的对象，正没好气地准备在护照上敲下图章。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慢慢抬起头，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阿礼。阿礼觉得特别不舒服，没好气地问他：“你看我干什么？”
只见这警察让阿礼站到边上，自己跑到里面办公室去。几分钟后有个领导模样的老警察走出来。这家伙大肚子，黑脸膛，阿礼认得他，在地拉那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法特米尔，雷纳斯机场的警察队长，一个很难对付的人。胖警察让阿礼走进一个房间，把门严严实实关好。整整过了半个小时，胖警察带了几个人进来，都戴着口罩，开始问阿礼。“你叫什么名字？”“潘崇礼。”阿礼说。“出生年月”“1966年5月8日。”“我知道你，你是菲尔玛长江的人。”胖警察说。阿尔巴尼亚语“菲尔玛长江”的意思是长江公司，刘甘肃的长江公司一度在地拉那知名度很高。“是的，我过去是的，现在已经不是了。”阿礼说。“你不是已经死掉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胖警察法特米尔隔着口罩说。“请你不要乱说。”阿礼回答，他心里在骂：你才死掉呢！但他不敢得罪胖警察。“你看，这上面说你死掉了。”警察把一张报纸摊开在阿礼面前。是地拉那的《每日邮报》。阿礼虽然能说阿尔巴尼亚语，但看不懂。报纸上面有一张他的照片，后面一大段文章，还看到有一张照片是他老婆玛尤拉在路上烧什么东西。“上面说了些什么？”他问道。“上面说你回到中国老家，得了萨斯病，死了。真的是你回来了吗？你会不会是鬼魂呢？”警察说，眼角在偷偷地笑。阿礼气得额头爆出青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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