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若苹、徐光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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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医话汇编试读：
诊余漫话
医事忆当年
学完医，进入社会时，正当疾病流行，当时职业医生又得单枪匹马，处理极险极急的危重疾病。由于是初进医林，感到一定要治好患者，方能立足，于是下决心克服医疗技术上的艰难险阻。回忆当时所见所闻，至今还有温故知新的益处。
出生在医生家庭，幼小就学一点医，背诵一些医药的歌赋。卢沟桥事变后，淞沪战争发生，日本侵略军将战火延烧到浙东，我家被迫避难到浙南严州、处州等地。我离家到上海，就读于当时的中医学院。几年以后毕业重返浙东时，抗日抗争尚在艰苦阶段，祖国哀鸿遍地，浙南各地除遭敌机轰炸外，且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痢疾、伤寒、副伤寒、肺痨等急慢性传染病和各种杂病随时可见。在这种环境里，一个初出校门的青年中医，一上手遇到的多是这样的患者，除了加紧自学从书本中找答案外，还要随时请教父辈，认真研讨各种病证的诊断、治疗。往往白天诊病，晚上检点其是否恰当，写了很多实践资料。其病例多以急性传染病为主。现据残存资料和回忆所及介绍如下：
病例1 1943年秋出诊于龙泉金沙寺。病者王某，男，30岁左右，为小公务员。据告，六七日前起病时微觉恶寒头痛，身热不甚，午后较为明显，倦怠无力，气闷，胃纳不香，苔白而腻，脉濡缓。病者本人略识岐黄，自开淡豆豉、大豆卷、藿香、薏苡仁、川厚朴、滑石、姜半夏、蔻仁、赤苓等药服用以清解表里湿邪。
今初诊云：近五六天来，身热升高，脘腹满闷，略觉呕恶，懒言语，不思进食，口渴，大便初干，后即闭不能下，小溲黄而少。观舌苔黄腻，质红，脉数。诊为湿热阻滞于脾胃，按病程半月未解且日见加重，为湿温之候（其时当地散发之伤寒与副伤寒甚多），故以清热并化浊燥湿为治则。以葛根芩连加味为主，用葛根、黄芩、黄连、厚朴、石菖蒲、法半夏、淡豆豉、生山栀、鲜芦根、六一散等。服药又数日，身热甚而不解，患者烦躁不安，视听漠然，谵语，大便不能下，胸部红疹如洒，舌色红绛，唇干，脉洪盛。其家属惶急。余亦感症情沉重，以其发展而论，为温邪入血分之势。乃以清血热、解邪毒，辅以通窍、凉血之品。以清营汤进出。又历2日，患者腹痛欲大便，排出大便腥臭胶黏，质如烂泥，便后随即昏昏沉沉谵妄不已。余处方用犀角地黄汤加味，但病家经济窘急，无力购犀角，只用生地黄、黄连、赤芍、丹皮、仙鹤草及牛黄清心丸。经数日之急救挽治，渐渐神志转清。后复因调护欠周又曾进食稍多又见身热，症情轻度反复。再悉心治疗5～7天而终于治愈。【按】此例患者，就其临床表现，极似肠伤寒，中医视属湿温范畴。其起病由缓慢而渐次加剧：初则如感冒，身热阶梯样增升，稽留不退，并伴有毒血症象，视听障碍，表情淡漠，甚则神志昏迷，出现玫瑰疹，大便秘结，此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湿淫所胜，大便难也。”继而至于便如淤泥 （即肠出血）。病程较长，达1月以上，恢复中又出现再燃。以当时旧社会医疗知识不普遍，又值战乱。多数人患病均无条件做实验室检查 （如做肠伤寒肥达反应为数亦少）。中医学据其发病季节、天时、病之由肌表入里，留恋脾胃等现象，按湿温辨证，邪犯卫、气、营、血，治以清热除湿，兼以解毒而完全用中药治愈此类险重大证。愈后半月，患者王某前来，感谢之余说 “我听人说：‘便如泥，其人必死’，我这场大病，能够回来，亦药证相投之功”。
病例2 1942～1943年前后，抗日战争时，浙南龙泉一些地方民间街巷屋宇常有自毙鼠尸出现，且蚤类多到随处可见。据医务人员检验，确是为鼠疫之流行，居民中鼠疫患者不少。当时卫生界虽有集中隔离之议，但亦多是形式而已。死亡者每日皆有，其中以腺型鼠疫为主。现录1例如下：何某某，男，20岁，居龙泉槐坡社巷。原为体健无病之青年，突感畏寒，全身战栗，体温升高，头痛，四肢痠痛，恶心呕吐，目赤，皮肤有黯色斑痕如瘀血块。小腿腓肠肌部红肿硬实，行动困难，腹股沟淋巴肿痛。在就诊中医之前，此患者曾于当地医院查白细胞9×109/L以上，初诊为腺鼠疫，欲送进一步检验。而该患者自请中医治疗。余当时诊患者，亦初步印象疑为腺鼠疫，而鼠疫一证我中医仅偶见于清代，有论鼠疫专书。如清·余伯陶《鼠疫抉微》认为鼠疫即《诸病源候论》所谓“恶核”。由于疫毒入血，瘀阻不行以致病。余据此判断，故采用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为治。药用连翘、金银花、板蓝根、蒲公英、生甘草、当归、桃仁等加玉枢丹。小腿肚外敷如意金黄散，每日更调2次。内服药量较一般常用剂量略重。服药以后，症情未见加深。后考虑清末医家治该病记载，据《金匮要略》阴阳毒病酌参升麻鳖甲汤意复加升麻、鳖甲及藏红花化裁进治，数日以后，全身症状渐解，又外加小腿外敷药若干日，竟得生全。【按】鼠疫一证为烈性传染病，病死率高，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已经绝迹。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某些地区一度流行。本病病原体为鼠疫杆菌，多经鼠→蚤→人而传播。当时医药条件落后，如链霉素等西药是否问世姑且不置论，即使已有，在我国民间亦不可能得到。磺胺药亦稀少，且价昂难得。故全赖中医中药双管齐下，既能控制，也能治愈，足证祖国医药对急症重症有其一定治疗威力，实无可置疑。
病例3 20世纪20年代后30年代前，肺痨亦为当时多见之疾病，治疗肺痨之较佳药物只是有钱人才能做到，一般平民百姓得肺痨病能得合理治疗者寥寥无几。一是卫生知识缺乏；二是旧社会民不聊生，营养不足，经济条件不足；三是奔波操劳，体质低下，故此病传染广，死亡率高。当时肺痨在工人、农民、中小学教师及小公务员中最为多见。忆有患者徐某某，男，30余岁，小职员，作抄写工作，住永康河东坊。因与某肺结核患者共居一室较久，且互借卧具而染肺痨。数年以来，咳嗽、胸痛、潮热、盗汗诸症具备，平时薪水微薄，又需负担乡间家小，故生活拮据，营养不良。咳嗽痰中带血，咽干喉燥，午后潮热，夜间盗汗透衣。自购廉价草矮地茶煎汤饮。痰血及盗汗时息时作。某日因抄写工作繁重，伏案过久疲乏已极，腰背酸楚，晚饭饮土制白酒一杯以求清除疲劳。至午后一时光景，即咳嗽连声阵作，大口咯出鲜血顷刻已半痰盂。邻人请来急诊。余前往，见患者面色苍白，神情惊恐，指尖冷，两手抖动，脉细而数。即嘱先使其静卧，胸上盖以冷毛巾，不断更换，安慰之使勿慌乱。即用鲜藕一大段捣汁调十灰散频服，半小时以后，大咯血渐止，指渐温，手抖亦停，惟感喉痒，咳嗽尚有。续以参三七、干地黄、北沙参、麦冬、白及、茜草炭、藕节、川贝母等进服。血全止后又以滋阴润肺、化痰止咳，并兼益脾肾诸药以善其后。【按】此病例肺结核咯血，病史可证，平时征象亦甚明显，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平时不能及时以药治病而呈加重之势，又值操劳过度，进烈性酒类促成大咯血。当时并无西医之急救设施。治痨则先以止血为当务之急。鲜藕捣汁饮主吐血不止，且价廉易得，故捣汁调服十灰散。一面冷罩胸部，助其止血，果然见效。血止以后，嘱其暂勿下床行动，以巩固疗效。此例咯血来势急，出血多，病情险恶，患者又神精紧张，故医生既需冷静有序的治疗抢救，又需积极稳定情绪，宽慰患者。如此则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回忆当年天花、猩红热、白喉亦时有诊治，至于疟疾、痢疾、伤寒、麻疹等病更是常见常治。治愈的固然多，但治不好或诊治后不知下落者亦有。如一查姓病家邀余出诊，谓5岁小儿出痘，及到病家，初入病室，即觉有一股臭秽之气，病孩卧在蓝色麻布帐中，其家中人揭起帐门，但见病孩身热甚高，头面及四肢有脓疱，胸背躯干较少，闭目而神情昏沉，询之家属，谓发热、寒战、咽痛、咳嗽已七八天，因家在乡间未种牛痘，根据病情及当时天花病多有发现的情况，诊为天花。对此类凶险大证，在学医时虽亦知钱仲阳主寒凉，陈文中主温热等，但初出茅庐在实际运用中颇感艰难，于是针对病孩情况用荆芥、紫草、赤芍、连翘、天虫、丹皮等投治。又因当时在小儿中白喉亦颇多见，以咽白喉为多，常在咽部初见白膜时，全身有阴虚蕴热现象者予养阴清肺汤适当加减，每多见效，颇能顺手。
回忆余初入医林，医学虽系家传，又经学校系统学习中医及西医知识，但如不经凶险疾病之实际处理，必然印象不深，经过实践锻炼，至今虽过了40多年，尚能记忆其大略，特别是患者家属言词陈说更是提高自己总结学术经验的最大教益。当然，青年医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知医事有艰险，只一往无前，但医生毕竟是肩负患者的生死大任，如不是兢兢业业一切为患者着想，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作自我要求，光凭朴素的闯劲去工作还是不够的。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艰难险阻，玉汝于成，当有益于青年医生，即对中年、老年医生也是极有教益之词。
医林四十年
作为一名年逾花甲的老中医，我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治学经验，但是从上学、学医、临诊，到教学，确是走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能够真实地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以便和青年中医互相勉励，深感非常快慰。家庭陶冶奠定学医志趣“做一个医生，要有一颗赤心，道德品行要高，学识要渊博。”这是父亲从我小时候就经常教导我的。我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从上小学起就同时读一些《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汉书》、《史记》、《古文观止》以及《本草备要》、《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等书，得空也看一些章回小说和杂书，如《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庵随笔》、《子不语》、《秋水轩尺牍》、《酉阳杂俎》之类。总之，几乎什么都要看一下。家庭陶冶，使我喜爱沉静，然自有读书人寥落之感；怡情于山水，但不沉浸在湖光山色之中；虽酷爱诗词，而所作寥寥，如此而已。
在自学中，对历代医家有关医学德性的教导，如《千金方》之“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等几篇关于医德方面的文章，真是拳拳服膺。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指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而鞭策自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褚氏遗书》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古今医统》提到：“庞安时为人治病，十愈八九，轻财如粪土，而乐义耐事如慈母。”“程衍道儒而兼医，其医人也，虽极贫贱，但一接手则必端问详审，反复精思，未尝有厌急之色。”以上这些教导，对我影响很深，我也决心以他们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学医、行医和自学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烧到浙江。西子湖畔的静谧被打破了，我家被迫避难到浙东，经严州（建德）而至山城缙云乡间。由于求学心切，我离家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对一个首次出门的青年来说既陌生又迷惘。这里风靡一时的是《何日君再来》的歌声，广告牌上是《三星伴月》一类所谓“软性电影”的彩画，眼睛里看到的是闪烁的霓虹灯和花枝招展的行人，真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锦绣丛中，繁华世界。何曾有人想到，正是这个时候，祖国的大好河山正被敌人糟蹋蹂躏！我这个离家千里的穷学生没有被这个花花世界所左右，一到上海就日日夜夜复习在家学过的中医功课。当从报上看到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招生的广告时，便毅然决定报考二年级插班生。考试科目除了一般文化科目外，中医是考《伤寒论》六经提纲及其证治的发挥。不久，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将录取消息函告家人，随即进入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当时学校不管住宿，由于穷，我只能住在里弄中十几平方米的小楼里。而自己规定每天除上课外自学十几小时以上，方法是：①自备参考书读；②到图书馆借阅医书读；⑧到老师处请教并记录下来。我就这样起早睡晚，度过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学生生活。
据记忆所及，当时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学习课程，一年级是医经、医史通论、中药、方剂、国文等课程，二年级是医经、中药、方剂、国文、伤寒杂病、温热病等等，三、四年级是伤寒杂病论、温热时病、医用化学、药用化学、生理解剖以及中西医各门临床课程。教师都是当时在上海有名的中西医师，教材系主讲教师自己编著，有的铅印，有的油印。例如医经教材是选择《内经》重要原文辑成的，而《内经》原书则作为学生自己的参考读物。由于学校设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校舍并不宽敞。现翻阅了手边仅有的该院第四、五届毕业纪念刊，其中有研究院、余庆桥附属医院、药圃以及病房，内科诊室、化验室、手术室等照片。这个医学院和当时仅有的另一、二处中医学院（校）都是热心于中医事业的老一辈名中医私人集资创办的，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下惨淡经营，这种维护中医教育事业的坚毅精神和苦心，至今还是我所崇敬的。
当时学院对教学实习没做过分具体的安排，基本办法是由学生自己联系进行。一般多根据学生各自的爱好，或到授课教师的诊所实习，或到熟悉的名医处去抄方。在教学实习期间和空闲时我也曾跟当时的名中医临诊抄方，几乎放弃一切休息。我跟随的老师有的专长内科时病，用药轻清灵活；有的擅长女科，善治崩漏带下；有的是负有盛名的儿科大夫，善用温热并重镇药；有的专理杂病，能解除疑难病症。这些老师各有师承，都是学有专长的。从他们的学识经验到对病人的认真负责态度，至今还历历在目。由于感到对传染病知识所知较少，我也曾在西医内科名医那里亲自侍诊过。记得有一天，一位妇女带来一个三、四岁的病孩就诊，孩子发热咳嗽，气急音哑。老师测了孩子的体温，看了咽喉，又让他去化验室做了检查，然后胸有成竹地问我：“你看是什么病？”我端详了一会，看到小孩咽部有白膜，并气促有犬吠样咳嗽，发热不是很高，而当时外面又有白喉流行，根据这些情况，我大胆地回答：“很像是白喉。”老师高兴地点了头。自此老师常让我去那里学习、请教。毕业实习时，家里是祖传的中医，可以在自己父兄处实习，承习其学术专长，结束时到校参加考试，并将毕业论文送院审评。我在学习了沪地诸位老师的经验之后，就回家随父侍诊实习。当我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尚在艰苦阶段，祖国哀鸿遍野，浙东各地除遭敌机轰炸外，且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急性传染病随处可见。在这种环境里，我这个初出校门的青年中医，除了消化在学校学得的知识和请教父辈以外，主要是加紧了自学。当时手头书很少，只有一些如《麻疹集成》、《类证治裁》、《傅青主女科》、《临证指南》、《肘后方》、《世补斋医书》、《六醴斋医书十种》、《证治准绳》、《皇汉医学》等少量的学习资料。为了对古籍进行较深的研究，花了较高的代价，买到了一些版本较好的《脉经》、《金匮要略》以及其他古医书的手抄本。那时，我没有其他的消遣嗜好，有空就看书，一有体会辄加记录，一有经验就加分析。这样，我看过的医书渐渐多起来。
工作、学习、看病之余，我将平时零星的读书笔记、学习心得逐渐收集整理，写成《实用中医学》等若干种书，当时作为对“遥从”学生的函授教材，并于1947年起陆续印刷出版。培桃育李 甘苦寸心知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中医事业恰如枯木逢春。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贯彻，不久成立了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结束了反动统治让中医自生自灭的政策，把培养中医，提高中医诊疗水平纳入国家教育事业的规划，这是我们中医工作者终身难忘的一件大喜事，人人感觉学医有奔头，治医有方向。1959年，中医进修学校扩建为浙江中医学院，国家的宏伟规划，使中医后继有人。由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担任杭州市早期的中医协会负责工作后，又主持了中医进修学校，直到负责中医学院，前后近三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养了进修生、函授生、本科生、西学中等共数千人；除讲课、听课、带实习，还参与一系列教学工作，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从而收到“教学相长”之益。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常认为“百年树人”的大事业不能仅仅限于教学工作，因此除了教学之外，还注意引导教师增加书本知识和业务本领。负责学校工作的，既要教学生，也要和教师一起以身作则，刻苦地钻研业务。基于上述观感，我在1962年，总结治学经验体会，写出《谈治学》一文，发表于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校刊。发表后，在学院教师队伍中引起反响，教师们多以钻研本课业务、教好学生为己任，治学蔚然成风。1963年，我还组织各教研室教师总结各课的教学经验，并印成专辑。从1965～1968年各年级学生中人才辈出，这与教师刻苦教、学生刻苦学分不开。我作为身负教学专职的主持人，目睹此种好教风、好学风的迅速成长，喜悦的心情确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回顾1945～1967年这二十多个年头里，我对治学也身体力行，无暇自逸。白天有教学任务及会议，往往静不下来，故备课和自学多数安排在清晨及夜晚，有时常到午夜，也唯有这两个时间最宁静，最受用。前人有“夜卧人静后，早起鸟啼先”的诗句，对照当时情景，体会实深。
令人痛心的是，十年动乱时期，我省中医教育事业遭到空前灾难。“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对我来说，的确是“甘苦寸心知”。劫后此生 再接再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1976年底，浙江中医学院恢复了，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省委为我院派来了得力干部。我重任院长，有决心再振校风，不惜鞠躬尽瘁，和全校干部教师一起刻苦奋战，使学校成为出人才、出成果的基地，誓把学校在十年浩劫中所遭受的损失夺回来。我们首先适当增加招生名额，鼓励教师在教好课的前提下，著书立说，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各种示范，并创办学报，开展学术交流。以本人来说，不脱离教学第一线，教本科班，敦西学中班，讲《金匮》课，讲《各家学说》课。医疗上我每星期安排一次门诊，并组织全院老中医采辑各自治案编写《老中医医案选》，已印成书。著述方面，我在五十年代所编写《金匮要略通俗讲话》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课堂教学资料，略加深广，写成《金匮要略浅释》，对《金匮》原条文作了注释，关于《金匮》方应用于临床的治验，也适当地写了进去；还写出《金匮便读》，作为初学《金匮》的提要；又与中医基础教师着手编写《难经选释》，使对古典医著的学习从普及到提高，便于重点研究。更可喜的是，我院1978、1979届各专业研究生在指导老师的分别指导下，在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总结老中医经验等方面，都能深造有得，有的还有所创新，形势十分喜人。老当益壮 加倍勤奋“老当益壮”这句话，出自《后汉书·马援传》，意味着老年人不能有衰惫感，应该发挥壮年人的意志和毅力。马援那种“不服老”的精神和行动，我们是应该取以为法的。怎么“壮”呢？我认为应该从“勤”字上表现出来，即勤于学、勤于做。
如何勤奋学习和勤奋工作呢？
勤奋学习、勤奋工作就是要敢、赶、干。“敢”，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破前人框框，敢于创新，敢于怀疑前人的学术理论是否完全对，对古典医籍编辑的方法是不是完全好。例如《伤寒论》、《金匮》的编注本这么多，陈陈相因的十之七八，推陈出新十仅二三，其方式除日本的《汤本求真》两书合编、侧重方证治验以外，几乎极少新裁。我的想法和做法是，应该用方证治验来说明《伤寒论》、《金匮》条文，这样更接近实际一些。“赶”，在科学方面来说，就是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今胜昔”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最近全国有许多译释古典医著的新作，把深奥而有用的东西通俗化了，从继承而达到赶超古人。
漫话医德
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医德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这是医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新医德，既同以往的旧医德有本质的区别，又具有历史上一切优良医德的共同特点。
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高尚的医德也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宝贵财富。
从中医学文献看，对医生的要求是非常强调医疗技术和医德的。对医生中的优秀者，有“上工”、“良工（良医）”、“大医”等尊称。“上工”是指技术精良、能够预见到疾病的发展与归转，并能采取预防措施的医生，他的治愈率应是90%，即所谓“上工十全九”（见《灵枢·邪气藏腑病形篇》）。“良工”即良医，是指看的病人多、阅历深的好医生，所谓“三折肱，知为良医”（见《左传》）。“大医”是指道德品质和医疗技术、服务态度都好的医生，很自然的这就成为历代医生的大体规范和楷模。归纳起来，我国医生与传统医德总离不开树立一切为了病人的思想，详细诊察疾病，博采精思提高医疗技术，谦虚恳切言行慎重等几个方面。仁心仁术 为了病人
从《素问》、《灵枢》、《伤寒杂病论》、《千金方》以及较后的很多医书来看，都有提倡一切为病人的言论。自古称医术为仁术，医生要有仁心，就是说作为医生的唯一目的，是救人的疾苦。这个前提，就是要具有对病人的深切同情，把病人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亲人的痛苦一样。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本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就是说要把挽救病人的性命，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峻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见《千金方·大医精诚》）。”它的意思是：①凡是一个有高尚道德品质和高超医术的医生，治病总是先立下一切为病人的心愿；②不管病人是什么样的人，总要一视同仁，要像对待自己父母那样对待他；③要忘我地不计较个人得失，把病人的苦痛看成自己的苦痛，要不顾自己的安危痛苦，一心一意救治病人，这样才是个能为人民解决疾病痛苦的优秀医生，否则就不是了。从这些古人的嘉言懿行里可以看出，古代医家提倡这种牺牲自己为病人解除痛苦的精神，是何等的可贵。详细诊治 切忌草率
医生诊治病人，与其他工作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工作关系着人的生命，必须慎重细心，不能粗心大意。诊治疾病是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灵枢·师传》说：“入国问俗……临病人问所便。”这里说的“便”，意思是指先了解病人的周围环境、精神状态、生活习惯、饮食好恶、个人感觉等。接触病人之前了解这些，将大大有利于对疾病的诊断。《素问·疏五过论》专门谈到诊治疾病上的五种过错，而这些过错中，尤以忽视对情志变化的了解更应警戒。再是指临症诊治必须结合到天时、人事、藏象、色脉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以了解疾病的内外全面情况。它指出，之所以有这些过错，都是由于学术没有精通，又不懂得社会情况对病人的影响所致。《素问·征四失论》也是专门提及医生工作中的四种过失，而这些过失，都是不能做好临症诊治的主要缺点，提出来作为惩戒。如：不懂得阴阳逆从的道理，诊治就要失误；学术不精，说理荒谬，夸耀自己，乱投砭石，就要失误；不分析病人的不同情况、个性、处境，不知道比类异同，心中无数，诊治就要失误；若不问疾病的起因，饮食生活有无异常，有否被毒物所伤，贸贸然就切脉说病，这样粗枝大叶，必然要造成失误，等等。
中医诊断是结合望、闻、问、切，得到全面情况，所以既要了解四诊，又要了解病人的生活环境、发病原因，然后通过辨证分析，确定治疗原则，再端详方药性能、用量，总要做到“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才对。《冷庐医话》说：“作事宜从容详慎，为医尤甚，不特审病当然，即立方亦不可欲速贻误。杭州某医治热病用犀角七分误书七钱……某医治暑证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为病家所诟，此皆由疏忽致咎。”这段话足以说明，医生的认真细致诊治是何等重要。另外，书写药方更要字迹端正，经复核无误才交给病家，任何草率不负责任的做法都是绝不应该的。博采精思 提高医术
医生除了高度负责地对待病人外，如果没有优良的医疗技术，还是难以救治病人的。《千金方·大医习业》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指出做一个高明的医生，既要学习经典医籍，又要博习名家论著，而且要精熟脏腑、内外、脉法、药物、针灸等。不但要博采，而且要精于钻研，这样才能明了医学的各种道理，否则就要出差舛了。这种学习上博采精思以提高技术的原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医生的服务对象是病人，人的生命何等宝贵，如果没有高明的医道就很难担当这种重大的工作。而且医生是在社会上工作，医学又与其他各门科学或多或少都有联系，所以医生除了掌握医学本身学术外，还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同时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温故知新，不能认为医已学成，可以不再学习就能应付一切病证了。古人说：“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见《千金方·大医精诚》）。”可见要达到医道精深，治愈率高，最主要的就是要有广博的学识、精细的钻研才行。三国时医生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不取钱，愈者使栽杏，数年得十余万株（见《中国人名大辞典》）”。至今，“杏林春满”还是作为我们颂扬优良医生治愈病人众多的佳话之一。谦虚诚恳 慎言慎行
医生对待病人，要真诚、恳切、耐心，切忌用不利于病人的言语举动来对待病人。我们知道，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因素同人的疾病、健康关系密切，有些心理因素是某些疾病的致病原因，有些心理因素则是治愈疾病的前提。医生如能认真倾听病人的诉说，并且恳切地询问病人，介绍有关疾病的知识，消除病人的各种疑虑，使病人增强信心，告知以制止疾病的方法，鼓励其战胜疾病的勇气，这都将有助于治愈疾病。一个品质优良、技术熟练的医生，应当恳切热诚地对待病人，切不可轻佻草率地对待病人。孙思邈说：“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这说明医生的言论行动都要端直慎重，诊病的时候更要避免谈笑议论等恶劣举止。
一个品学兼优的医生，不仅是个人对待病人如此，就是遇到有危重病人与其他医生会诊时，也要不考虑个人得失，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病人。清代名医赵彦晖引述过如下的话：“近日又有一种时弊，凡遇疾病危险，请医会集，其中学术平常者，不过轻描淡写，而识见高明者，若欲另立意见，惟恐招人妒忌，万一不效，又虑损名，瞻前顾后，亦是大同小异了事……临证之际，不费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只于此中求富贵，顾声名，以他人性命，痛痒无关，生死听天。清夜思之，能无自愧（见《存存斋医话稿》）？”这段话分析深刻而思想境界很高，颇能作为我们谈论医德时学习参考。
在恳切热诚对待病人的同时，遇到有病人向医生提出不正当的要求，也要耐心说服，不可无原则迁就。
封建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封建的伦理观，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以金钱来联系医生和病家的关系。旧社会欺诈病人、卖假药、把劳动人民当试验品，十年动乱中各种优良传统医德被破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提倡新的医德风尚的同时要批判和抵制的。
医德是包含医学道德的理想和医学道德的习惯而言。医德理想是属于整个道德理想的。我们学习古代医生的高尚医德，也得点滴学习和积累，先要有这种高尚的理想，然后日积月累就能达到。医德习惯也是靠积累，需要点滴的自觉的医德积累。有善良美好的行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也要做；反之，若是丑恶的不良行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也坚决不可为。这样积久而成习，好的善良的医德习惯就形成了。医德习惯需要在医德行为的持久、反复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当然，旧的思想影响、旧的习俗常常会侵蚀人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获得医德上的进步，必须严格地进行自我修养，下一番积累的功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对于知识的发展是真理，对于道德风尚的进步同样是真理。
医学与诗词
历代中医学家的知识结构，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医、文、史、哲四者溶于一体的，有的尚涉及天文、地理、历算、兵法等。因此，他们除了具备医学知识外，不少人又有较高的文、史水平，特别是文，更是优异。有些还是科举不第或考中以后又立志学医的。所以精于文、赋、诗、词是不足为奇的。
旧时还有时医、儒医之分。前者是泛指医业兴隆，门庭若市的医生，由于“行时”而得名。后者是深习经书，满腹文章的既通儒道又精医道的医家，曾为当时社会所推崇标榜。当然也有深通医道而又医业兴隆的也颇不乏人。且多学有所成，更是受人钦敬。因此医学与文与诗常相融合的习惯，也就流传下来。医学书籍中，其文体常多韵文。如四言、五言、七言以及词的体裁。使习医者便于诵读，便于记忆。《医宗金鉴》就是以四言韵文为主要形式而阐述原理的。至于像《汤头歌诀》，有些《歌括》、《约言》等都是采用韵文诗歌形式为常见。我青年时，曾读某一部麻疹医书，以词的格式讲医。像：“癍疹俗呼麻子，皆因火气熏蒸，大都治法喜凉清，休把辛甘犯病。”这半阙“西江月”词调，至今五十多年，不但不忘记，而且常常使我对认识麻疹的原因、病机、治则、禁忌记忆更深切，真是受益很多的好词。当然随着年事的增长，学识的进深，也不会永不变化地僵硬地看待癍疹。但在当时确非常有利于学习掌握。
历代医家多能诗。从清代诗人沈德潜（苏州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所编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书中大体浏览。就可以发现其选集中有许多是当时医家的诗，有的还是大名医。
据我粗浅地了解，历代医家中有诗名的，如晋之陶弘景，唐之陆贽，宋之林亿，金之张从正，元之朱震亨、滑寿，明之王履、何瑭、李濂、李时珍、龚廷贤，清之喻昌、傅山、高斗魁、吕留良、尤怡、薛雪、何梦瑶、徐大椿，魏之琇、赵学敏、章楠、王泰林、陆以湉、吴师机等无数都是精于诗词的。而例如清之薛生白还有《一瓢诗话》等专著。
至于清末至今医家能文能诗的就更多了。健康与诗词
人们常常将健康长寿看成与锻炼、打拳、气功、做体操等有关，这是对的，因为很多老人确实在锻炼身体以后，得到体力、脑力的不衰而保持健康。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养身养性的方法，就是在工作学习之余听听音乐，或练习书法、绘画和吟咏诗词。这些也都是使人养心怡情防止疾病的可取方法。这里且不谈听音乐，作书画，只就吟诗而言，是很有益于健康的。《光明日报》1983年8月7日曾介绍说：“日本医学家对吟诗爱好者作过多次调查研究，证明吟诗有利于健康，可减缓人的老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吟诗行列。”
我于诗词，所知无多。但非常喜欢背诵诗词。这正如我不谙书画章法，偶然也信笔涂鸦一样。吟诵好的诗词，能带人进入诗词内容的境界之中而使人心情舒畅；鉴赏诗词佳句而悠然神往。特别是有些诗的思想深、境界高，引导读者爱祖国爱人民，激励人的意志，多作贡献。比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对激发爱国热忱，舍生忘死地为国家为人民视死如归，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又比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诗句往往能激励勤奋学习，不断读书，不断充实知识，促人奋进。至于叙景诗，如“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类的诗，可以在繁忙工作之后一吟，也许会感到气血调和，百脉舒畅，得到一种恬宁的心境，乃至放弃了私欲，我是这样感觉的。
20年前，我得重病，思想消沉，心情黯淡，躺在床上忽然读到陶菊坡的《五十初度》诗。他说：“纵然便死原非夭，若竟长生也听天。”当时我52岁。读了这诗，居然达观地随遇而安起来。由于心情松宽了，又积极正确的治疗，果然化险为夷。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一下子无法摆脱，常常可以吟咏一下适当的诗词，如“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之类，颇可以排解烦恼，而得到宽心舒气的效果。多次反复吟，心里轻舒得多了。我常试以吟咏某些恰当的诗词以自我调节，深得其益。
从多年体会中觉得：忙时、闲时、喜、怒、哀、乐情绪激动时，都可以平心静气地吟诵一些有关诗词。可以排烦、可以宽胸、可以开怀、可以欣赏。当然必然会从好诗中得启发、得鼓励。读后往往可以心平气和，茶饭添香。不妨一试。当然平时得空多看多读，就能随时翻取。
读诗是要有选择地读好诗，脍炙人口的“正气歌”、“满江红”等等和各种有益的佳美诗句。
吟诗可以随时随地行之。多数人都可行。读好诗、好词和听好音乐一样，没有害处，不会损害心灵。吟诵既无须花钱，又不拘场合、时间，或缓步低诵，或高声吟，或心中默念，均无不可。可从中得到知识，得到乐处。培养品德，提高素养。从医学角度说，可使体内各项机能活跃，大有益于身心健康。再说平时多读多吟一些好诗，古今名家的好作品，从文学修养来说，对任何人都有需要。
做医生，多读点好诗好词，不但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也会提高见解水平。久而久之，气质也会不同。
旧迹前寻四十年，往事非梦亦非烟——忆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的创建
去年有几位热心人向我探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省的中医事业情况，我就据当时亲历的、为创建中医进修学校、杭州市第一届中医协会及中医社会状态等作了大略介绍。后来进一步想，我辈一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过三十多岁，现在都是古稀有加的人了，如能就记忆所及用文字作些记载，这将是对中医事业的史实作有益的贡献。
翻看了1986年编的“浙江省中医学院校史”，它也记载了一些学院前身——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的概况，但限于篇幅格局，没能详载。于是我就请教在进修学校工作过的老人（他们是历期留校学员，主要是第三、四期的留校学员，多数现已是教授的；当时西医课的早期教师，政治课教师；教务员、会计员等），根据这些热心人的回忆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多见一致。其中有当时学校总结，各期毕业同学通讯录，献方手册和他们各位写的资料等。看了这些内容，再现了四十年前的创校旧景和当时领导人员、教学工作、学员学习和其他生活、活动、风气等生动实在的事迹，使人有牵怀动情的回忆。
浙江省卫生厅为了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于1953年开始筹建，并于7月开办了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最初校址是保俶路与省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一起，没有单独校址，只是一个“班”。据《第一期毕业同学录》记载，所学课程除政治课外，多为西医基础和西医临床。校长是当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李仕毅兼的。工作人员除一位专职教育干事蔡鑫培为中医外，中医各科教师都是兼职的，正骨课姜一如，针灸课楼百层、马石铭，中医学术研究课董志仁、何任、李汝鹏、王幼庭、邵南棠、詹起荪、蔡鑫培。所学课程基本上是参照卫生部办的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学习内容略加调整而已。
1954年党的中医政策传达，浙江省卫生厅为加强中医进修学校的教学力量，邀请何任为专职教师，到校工作。那时浙江省卫生人员训练所已改为浙江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1955年10月，省卫生厅决定卫生干校和中医进修学校分开建校。由卫生厅中医处干部与何、蔡二人共同寻得河坊街一处房屋作临时过渡校址，由卫生干校分一部分设备。分校当时，中医学校只何任、蔡鑫培及工杂炊事员等数人与第四期学员。1956年春，省卫生厅派原康复医院王毅生来校任校长，学校不久又迁移到四宜亭，并增加了蒋士英、潘澄濂二人，后潘澄濂又调任浙江省中医研究所任副所长，学校专职教师只何、蔡、蒋三人。
1956年下半年，买下了浙江大学庆春街大学路旧校址，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就从四宜亭迁到浙大旧址，这才算定下了确切的校址。当时校址已定，就积极创造教学环境。首先是建好图书馆，于是就收集购买有价值的中医古籍，经过努力有所收获。现在中医学院不多的中医木版医籍，多数还是当时购入的旧物。1957年上级任命何任为副校长，在其时已留下了第四期师资班毕业生冯、蒋、魏、叶、朱、虞等若干人为中医教师。再调到黄学龙、潘国贤、马莲湘等为针灸、中药、儿科教师，并又陆续从五、六期学员中留校若干人使各专职教师逐步齐全，改变了过多依靠兼职教师的情况。当时学生来源都是各县保送。参看了《1958年总结》，当时毕业了第七期中医进修班学员94名，第二期针灸训练班学员40名。第八期及第九期中医进修班学习期限均为一年。教学计划是参照全国中医进修大体情况作了修订，课程内容：业务课以中医为主，分为中国医学史、内经、伤寒论、金匮、温病、药物方剂、诊断、针灸、内、妇、儿等临床课及专题报告，并结合生产劳动、除害灭病等实践。以课堂教课为主并示教、讨论、辅导、写学习心得、论文等结合进行，比较实际。政治教育亦颇重视，学员入学先有始业教育一星期，进行形势和中医政策教育并传达讨论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使之明确学习目的，了解教学情况，端正学习态度。学校还强调勤工俭学和除害灭病，开辟了植物园、菜圃，以其收益来改善学员伙食。学员还每晚到庆春门外农地广放鼠夹，第二天清晨前，部分学员去城外收鼠夹，部分学员和教师则在植物园顶看晨露收采红花。其俭朴、勤劳情景，历历在目。
1957年9月开始了函授招生，为全国中医学校最早办的中医函授。所编讲义和自学指导深受全国各地欢迎，有十五个省、两个自治区以及上海、北京等三个市均有函授学习和购买讲义要求。
各期进修学员，不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而且相互交流实践经验。历期学员献出的秘方、验方数量颇多。而且师生合作，编写了中医内科、妇科、针灸等多种手册。学校教学人员虽不多，但是在完成本身教学任务外，还支援浙江医学院、卫生干校、杭州市卫生局等所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班的中医和针灸课教学工作。
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在参观了北京全国卫生展览会后，吸取有益经验，制作教具提高教学效果。和江苏、江西、南京等中医学校交流参观多次。当时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还亲自到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视察，并与学校教师座谈，还问了“中国医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具体情况。
回忆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自1955年10月单独建校，1956年定校址在老浙大旧址，一直到1959年筹建浙江中医学院招收第一届学生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中医进修学校当时师生员工人数不多，原浙大旧址约有一百多亩土地，比较宽裕。所使用的只是原阳明馆、舜水馆、黎洲馆、和平馆、存中馆和健身房及求是书院、旧大讲堂及附属斋房和几处宿舍。房屋虽然古旧，但有慈湖、中山（校内大土山），可谓有山有水，具体而言，确是很幽静的读书境地。“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断改变的环境使二层的老式洋楼已多成为回忆中的陈迹。慈湖已填成大操场，湖畔的求是桥、慈楼已无迹可寻。但中医进修学校当年上下师生的团结，思想上的进步，工作上的务实，作风上的俭朴，教学上的严正等良好风气，仍留在人们永远的记忆之中。
重视医德，老而弥笃
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中，对高尚医德十分强调，是古典医著和重要医籍的内容之一。因而它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宝贵财富。
中医经典文献，对医生的要求是既强调医疗技术，也非常强调医德。称誉优秀的医生为“上工”、“良工”、“大医”。“上工”是指技术精良的优等医生，他的治愈率是百分之九十。所谓：“上工十全九”（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良工”即良医，良医治病多，阅历深。所谓：“三折肱知为良医”（见《左传》）。“大医”是道德品质、医疗技术、服务态度都是第一流的医生（见《千金方》）。
中国医药学中所谈医德，大致归纳为：一是树立一切为了病人的思想；二是认真细致的诊治疾病；三是提高医疗技术；四是谦虚、恳切、慎言、慎行。现在分述如下。一、树立一切为了病人的思想
从《素问》、《灵枢》、《伤寒杂病论》、《千金方》以及较后的很多医书里都有提倡一切为病人的言论。认为医生要有仁心，并有仁术，以救治人的疾苦。《千金方·本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就是把挽救病人的性命，看得比一切都重。它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苦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顾前瞻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为含灵巨贼（见《千金方·论大医精诚》）。”它的意思是先立下一切为病人的心，一视同仁，不计较个人得失，把病人的病痛看成自己的痛苦。这种教导是何等可贵。二、仔细诊治疾病《灵枢·师传篇》说：“入国问俗……临病人问所便。”意是说诊治疾病是关系病人生命的大事，必须慎重细心，不可大意。对病人的周围环境，精神状态，生活习惯，饮食好恶，个人感觉等都要了解，这有利于对疾病的诊治。《素问·疏五过论》专门谈到诊治疾病上的五种过错，尤以忽视病人情志变化更应警戒。对诊治疾病，必须结合到天时、人事、脏象、色脉等各方因素等。《素问·征四失论》还提及医生工作中的四种过失。而这些过失，都是不能做好诊治工作的主要缺点。如不懂得阴阳逆从的道理，学术不精，说理荒谬，夸耀自己，乱投砭石就要失误等等。亦有不知比类异同及病人特殊情况贸贸然就切脉说病，这些粗枝大叶，草率不负责任都是不应有的。三、博采众长，不断提高医疗技术
没有优良的医疗技术，光有一片好心也是难以救治病人的。《千金方·论大医习业》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指出作一个高明的医生就要精熟脏腑内外脉法药物针灸等。不但要博，而且要精于钻研才能明了医学道理，否则就易于出差错了。这种学术上博采、精思以提高技术的原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人的生命何等宝贵，如果没有高明的医道就很难担当这种重大的工作。医生有了精、博的知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温故知新。不能认为医已学成就可以应付一切了。《千金方·论大医精诚》说：“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也。”可见广博精熟不断钻研，是一个良医必须做到的。四、谦虚恳切，慎言慎行
医生对待病人，要谦虚、诚恳、耐心。不说不利于病人的言语。医生如能认真耐心听病人的诉说，并且恳切地问病人，都将有助于治愈疾病。一个品质优良、技术熟练的医生应当恳切热诚对待病人。切不可轻佻草率的对待病人。唐代孙思邈说：“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皆毁诸医，自矜己德。”这说明医生的言论行动都要端直慎重，诊病时更要避免谈笑、议论、喧乱等恶劣举止。
一个品学兼优的医生，不仅是个人对待病人如此，就是遇到有危重病人与其他医生会诊时也要有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病人。清《存存斋医话稿》说：“近日又有一种时弊，凡遇疾病危险，诸医会集，其中学术平常者，不过轻描淡写，而识见高明者，若欲另立意见，惟恐遭人妒忌，万一不效，又虑损名，顾前瞻后，亦是大同小异了事……临证之际，不费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只于此中求富贵，顾声名，以他人性命痛痒无关，生死听天。清夜思之，能无自愧。”这段话分析深刻，可作为我们探讨医德时的参考。当然在恳切热诚对待病人的同时，遇到有病人向医生提出不正当的要求，也要耐心说服，不可无原则迁就。
医德是包含医学道德的理想和医学道德的习惯而言。我们学习古代医生的高尚医德，也得点滴的学习和积累。有着善良美好的愿望，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也要做；反之，若是丑恶的不良行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也坚决不可为。由于旧的思想影响，和某些不良社会时弊常常会侵入人们的脑海中来。我们要获得良好的医德，必须不断进行自我修养，下一番积累的工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对于知识的充实发展是真理，对于道德风尚的进步同样是真理。所以精研深思医术，乃医生的首要任务，然而同时必须不断重视和温习为医的道德、品行、操守。对中医传统的医德教导，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即使到耄耋之年亦当遵循不懈。
养生与民族音乐
养生可保持心身健康，有着多种多样的方法。音乐与健康亦有关系。民族音乐对养生有益似尤明显。我喜欢听民族音乐，这主要是指以中国民族乐器演奏的古典音乐、广东音乐和江南丝竹之类。我觉得听了能使人心情舒畅，有益健康。所以我讲的音乐是指我国传统的丝竹、管、弦的民族音乐。因为它具有清、微、淡、远的特点。音乐是抒发感情的，清、微、淡、远的思想表达使人有雅重的感觉。至于其他的音乐，我虽然更不了解，我想对人们的健康也是有益的。
我国唐代音乐、舞蹈盛行。当时有很多有名的乐师。亦早已有多种乐器。人们熟悉的白居易名作《琵琶行》，一直传诵国内外。它描写弹琵琶的女子通过琵琶的弹奏倾吐感情。“转轴拨弦三两声”，“弦弦掩抑声声思”，开始抒发感情。接着，轻拢慢捻“说尽心中无限事”，直到一曲终了。琵琶声停止了，但这惊心动魄的音乐魅力并没有消失，出现了“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弹琵琶的和听琵琶的人在这涵咏回味的广阔静穆的空间，都同样袒露了胸中的郁勃。白居易将从长安贬到九江，闷结在心中的痛苦借着听音乐的哀怨而表达出来。他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弹琵琶的人悲戚叙说往事，听琵琶的“江州司马青衫湿”了。由于都吐露出胸中的陈怨结气，消减了耿耿于怀的块垒。这比长久压在心中不发泄总好些。尽情地心境袒露并无损于健康。相反，这种吐露对减少郁勃，是有益的。
传统乐器除琵琶之外，还有古琴，即七弦琴。古琴音域广、音色美，表现力极为丰富。南宋时浙江有好几位古琴师，曾创造了《潇湘水云》、《步月》、《秋雨》、《鸥鹭忘机》、《幽人折桂》、《拘幽十操》等名曲。据《南宋京城杭州》记载：当时乐师汪元量，既是琴师，又是诗人，以善琴而出入宫廷。随从三宫北上燕都，对于亡国之病感受极深。当时文天祥被押，他为之作《拘幽十操》，去狱中为文天祥弹奏，并弹奏《胡笳十八拍》以慰之。他不仅以音乐感人，还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篇，有着健康的身心。
琴的风格技巧，称为琴德；琴的运用形象，构成的意境，称为琴境：琴的思想感情，人物性格，称为琴道。如果琴的德、境、道三个方面表现得好，那对鼓琴人本身和听琴人的身心都大有益处。
我听中国民族音乐，就那些传统名曲来说，如《将军令》、《雨打芭蕉》、《二泉映月》、《渔舟唱晚》、《汉宫秋月》、《平沙落雁》等等，听后身心有一种宁静、舒坦、开阔、安谧的感觉。比如我听广东音乐《花好月圆》，甚至能唤起我遥远的回忆，好似回到了青年时代上大学读书时的环境里，使我似乎年轻起来。又如我听了古筝名曲《高山流水》，这似琴非琴的筝声，柔和宛转的淙淙声，分明是流水，使我想起远方的好友。“高山流水有知音”真是不假！又比如听二胡等乐器奏《听松》，豪放有力，使人心胸宽广，并有奋发前进的感觉，常常因此而想到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松子声声打石床”的意境，令我忘俗。特别使我爱听的是《春江花月夜》，从十五六岁时听到如今望九之年，可谓百听不厌。这则根据琵琶古曲《夕阳箫鼓》（又名《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改编的中国民族音乐精品，据说是唐代遗留下来的。以琵琶、萧、胡琴、阮等乐器大合奏。我的身心极大地受益于它，当我忙时，心烦意乱，如果抽时间听一两遍《春江花月夜》，就自然而然地松爽起来。如果我在工作中、旅途间听到它，我就会全神贯注听几段，这样头脑就格外清新。《春江花月夜》共九段和尾声，一气呵成十节。总的意境是描写一个春夜，驾一叶扁舟在江中荡漾，夹岸的花影叠翠，掩映在月色下的粼粼波光之中。一开始是萧、琵琶低低的“江楼钟鼓”之声，接着是全部乐器合奏，引出“月上东山”的正曲，又接着渐入高潮，“风洄曲水”，当我听到这段，常常凝神而情绪起伏。似乎将我心中的忧烦倾吐抛弃一样，再进一层是“花影层台”，乐器重复合奏，气势宏大。接下去的“水云深际”是小舟荡漾深远了，像听到了江面上“渔歌晚唱”，其声渐次而低。在逐渐加快的“洄澜拍案”中感情起伏。下段“挠鸣远濑”铙钹齐鸣，到此听者仿佛在一叶扁舟的桨橹声中，“敛乃归舟”，音乐悠远而漫长。接着是慢慢的胡琴声，已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箫声悠远中渐次低下来，这时听者的心情也跟着平静下来。一曲听罢像是人们尽情欣赏了美丽的春江夜色，反映出对祖国，对民族的无限热爱。
总之，我深感中国民族音乐，能使我心除烦扰，消块垒，宽胸怀，坚意志，心情畅快；对我身则清头目，舒肝膈，健脾胃，和气血，茶饭添香。音乐确实有益身心健康。是否如此，请知音人细细体味。
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市中医学会发展之回顾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初几年杭州市中医事业和中医界的点滴情况，还是可以凭手边的资料看出踪迹的。这里说的“点滴”，是因本文不可能全面概括阐述当时中医界的各个方面，而只就我的接触所及谈谈。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的大事甚多。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这几年，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范围内（见浙江教育出版社《新编读报手册》）。这段时期，国家经过了较多的重大活动。我所回忆的杭州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的情况，亦是就这段时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到1953年这一时期而言。大体上说，这段时期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大转变。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很多旧的机关、团体，都起了根本性的改变。杭州市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杭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组织了医护人员，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中医师学会；对当时占绝大多数个人开业设诊的中医，号召组织联合诊所或联合医院；开办了中医进修班，并颁发全国统一的“中医师证书”等等。这些中医界的大事，使旧社会旧中国对中医事业的不重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些中医队伍的散漫、保守等现象，逐渐得到纠正和改善。
从历史沿革看，地处江南的浙江，是出中医人才的地域之一。杭州是省会所在地，确是名医辈出的。有资料记载：近几十年来，杭州市中医人数，1929年为153人，1931年为341人，1933年为6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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