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久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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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了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资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资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的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比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出版，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出版资源相结合，再进行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本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富的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而这可以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的需要，从而打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承担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总报告：201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向与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重点建设的七个方面是：第一，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第二，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三，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第四，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五，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第六，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第七，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同时，区域发展的机制建设十分重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在这些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016年为中国经济“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去库存背景下的房[1]地产放松政策等的综合作用下，宏观经济呈现短期底部企稳与泡沫
[2]集聚共存的特征。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在触底企稳的基础上出现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能培育度出现改善的局面，整体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态势，宏观经济调整呈现阶段性胜利。从四大板块来看，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速保持稳定，各项指标未出现大幅波动；从三大地带来看，京津冀一体化水平显著提高，长江经济带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一带一路”主要省份的增长基本稳定。
一、“十三五”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宏观态势（一）区域经济增长开始回暖[3]
2016年，我国五大板块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平稳，东部和中部分别达到41．02万亿元和16．06万亿元，分别增长8．56%和7．92%；西部地区达到15．68万亿元，增速为6．76%（其中西北地区达到6．01万亿元，增速为3．58%；西南地区达到9．67万亿元，增速为8．83%）；东北地区达到5．78万亿元，增速为－10．51%。整体趋势表明，东、中、西（主要是西南）三地区较为平稳，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基础较好，东北地区出现经济的大幅度下滑，东部地区正处在动能转换时期，经济增速比较稳定；中、西部地区处于承接产业转移时期，经济增速较快；东北地区处于衰退复兴时期，经济增速呈负数（见图0-1）。图0-1 2015、2016、2017年我国五大板块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2017年，我国各大板块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开始逐步复苏向好，东部和中部分别达到44．52万亿元和19．94万亿元，分别增长6．85%和9．95%；西部地区达到17．10万亿元，增速为7．31%（其中西北地区达到6．27万亿元，增速为2．66%；西南地区达到10．83万亿元，增速为10．20%）；东北地区达到5．54万亿元，增速为4．12%。整体趋势表明，东、中、西（主要是西南）三地区较为平稳，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增长势头良好，说明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水平较高。东北地区经济回暖，增速由负转正，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9%），西北地区增长较为艰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凸显出来。
按省区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省区分化呈收缩趋势。全国省区中，2017年地方生产总值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福建和安徽，广东省增长了10 367．18万亿元，与新疆的地方生产总值持平。有一半面积在胡焕庸线以西的四川成为西部经济第一大省，中部的河南和湖北共同承担着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的经济支柱作用。东部广东、江苏、山东依旧保持前三的位置，上海突破3万亿元，充分体现了我国沿海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从增速来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扩张趋势十分明显，2017年贵州、西藏增速突破两位数，云南、重庆紧随其后，西南地区的长江上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开始发力。中部江西、安徽、湖南的经济增速都在8%以上，湖北和河南增速为7．8%，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最为协调。东北地区三省区经济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9%），东部地区普遍增速放缓，增长最快的是福建（8．1%）。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挤水分过程中，山西、天津、辽宁受影响较大，天津增速下跌至3．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综上，我国自进入“十三五”以来，区域经济整体平稳，东北经济回暖，中部崛起明显，西部经济扩张速度快，东部平稳增长，区域经济板块间的差距开始缩小。（二）城市群经济发展迅速，中心城市扩张明显
2017年，我国城市经济万亿元俱乐部实现2位数突破，无锡、长沙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 000亿元，至此我国万亿元城市共有14个。
自2006年开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突破万亿元，构成我国城市体系中主要的增长极。2016年南京和青岛加入，2017年无锡和长沙加入，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长江上游（成渝）五大城市群之中，在空间上形成T字形，与陆大道的点-轴开发模式不谋而合。
具体而言，2017年京沪穗深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8 000．4亿元、30 133．86亿元、21 503．15亿元和22 438．39亿元，占全国GDP的12．7%，深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城。按城市群来看，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的北京、天津，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珠三角的深圳、广州共同跻身我国城市经济总量万亿元俱乐部，分别占全国GDP的5．6%、9．9%和5．3%，这一结果充分证明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已经区域化，并表现在城市群的影响力上。
当前，我国正面临胡焕庸线悖论，在以瑷珲-腾冲为界的东南部（占国土的36%）集聚了96%的人口和88%的地区生产总值，西北部（占国土的64%）集聚了4%的人口和12%的地区生产总值，出现经济地理格局的显著偏离。但随着三大支撑带的发展，中西部经济正在崛起，成渝成为西部破万亿元的城市，西安有望在2022年（以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速推算）破万亿元，胡焕庸线的突破将成为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已经破万亿元，上海更是突破3万亿元大关，其经济规模与福建、安徽相近。未来，长三角的宁波、南通，珠三角的佛山、东莞有机会突破万亿元，成为两大城市群的重要引擎。
综上，我国城市经济呈现如下特点：东南沿海城市群发展势头迅速，西部内陆以国家中心城市发展为主，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三）地区投资增速稳中有升
2016年，我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606 465．66亿元，较上年增长5．9%，增速为2000年来新低，其中：东部地区投资249 665亿元，比上年增长9．1%；中部地区投资156 762亿元，增长12．0%；西部地区投资154 054亿元，增长12．2%；东北地区投资30 642亿元，下降23．5%。2017年，我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641 238亿元，较上年增长7．0%，其中：东部地区投资265 837亿元，比上年增长8．3%；中部地区投资163 400亿元，增长6．9%；西部地区投资166 571亿元，增长8．5%；东北地区投资30 655亿元，增长2．8%（见图0-2）。可见我国投资开始逐渐回暖，尤其是在东北地区，中、西部增速出现收窄，国家的投资力度主要倾向于东北。同时，企业的投资意愿增强，[4]实际融资成本回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地方政府负债余额下降至15．32万亿元。图0-2 2016、2017年我国四大板块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2016—2017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进一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北京、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分别超过80%、70%，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均超过50%，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福建、山东、河北等省的第二产业比重仍在50%以上，处于工业化后期。海南作为自贸区较早实现了全域旅游。中、西部投资扩张速度快，政策倾斜力度大，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省会城市（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等）均已进入轨道交通时代。西北地区稍显滞后，仅有西安拥有城市地铁，但西安—乌鲁木齐的高铁也已全线贯通。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回升，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诅咒，说明东北地区正在进行传统产业的转型，但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将在低位徘徊。（四）社会消费基本稳定，地方财力有所保持
201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1 459亿元，较上年增长10．2%，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2017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3 904亿元，较上年增长10．4%，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消费已经超过资本形成、货物服务净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我国宏观经济由投资和外贸拉动转为内需拉动（见图0-3）。图0-3 2016、2017年我国四大板块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从四大板块来看，2016年东部地区消费品零售规模最大，其总额为171 143．36亿元，增速为8．1%；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为9．5%（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9 882．4亿元）。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巨大，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61 320．51亿元，增速仅次于中部地区，为9．1%。东北地区刚从产业转型中复苏过来，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 112．92亿元，增速为5．4%。2017年，中、西部均有较好的发展势头，增速均超过9%，东部地区增长稳定在7．9%，东北地区增速再次下滑，跌至4%。就当前情况来看，我国的消费重心仍然位于沿海地区，但中西部的发展势头较快，内陆市场的开拓升级将进一步重塑我国经济地理格局。
从地方财力来看，2017年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北京、四川、河南、湖北、河北等10省市位列地方财政收入前十，其中广东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万亿元，东部地区优越的区位带动的投资和消费依旧给地方以较好的发展基础。从四大板块来看，东部地区财政收入整体规模最大（2017年财政收入52 147．18亿元），中部地区财政收入增速最快（2017年财政收入增长4．76%），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回暖趋势，增速分别从2016年的－1．67%和0%上升至2017年的1．41% 和3．36%。（五）外贸进出口形势有所好转
2016年，我国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取得阶段性发展，宏观经济在触底之后出现反弹，2017年外贸净出口额的增速较2016年总体上升了10个百分点。就四大板块而言，2017年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9 035亿元，增长率为11．3%；中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8 614．9亿元，增长率为16．1%；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0 950．2亿元，增长率为21．1%；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9 272．25亿元，增长率为13．2%。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大大提升了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西部地区的外贸进出口呈现快速扩张趋势。这与2015年全面下降的情况正好相反，说明我国外贸形势有所好转（见图0-4）。图0-4 2016、2017年我国四大板块外贸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对比2016年，东北地区的增速上涨了24．7个百分点，经济外向度逐步提升，这与东北地区同东部沿海省市的对口帮扶也有一定关系。其次是中部地区，增速上涨17．7个百分点，进口幅度逐步下降，国内需求稳中有升，保证了中部的外贸发展。东、西部地区基本稳定，增长在16个百分点左右，维持了我国外贸的基本面。
综上，自2016年来，我国经济总体向好，其中东北地区的外贸、中部地区的投资、西部地区的消费纷纷成为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东部各项指标基本稳定，经济结构转型平稳。未来，我国区域经济仍然呈现“内陆快、沿海稳、全面协调发展”的局面，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逐步支撑起宏观经济基本面。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继续沿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重塑，新时代下区域协调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三大战略的基础上又新成立了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自由港，从而呈现协调中发展、发展中协调的时空特征。从政策尺度来看，区域经济呈现如下特征：第一，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南北差距正在扩大；第二，区域协调发展的总领性作用开始逐步发挥；第三，区域经济动能转换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第四，区域经济制度改革创新与全面对外开放相结合。（一）区域发展相对差距出现反弹，南北差距也在扩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工业西渐”、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的沿海倾斜战略以及新世纪后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基于地区向空间中性的区域政策转变。这种以“人的繁荣”为目标的战略在实现大尺度上的人均收入均衡方面具有显著效应。“十二五”期间，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人均GDP增速基本维持在8%～10%的合理范围内，其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增速达到10．2%。“十三五”以来，我国动能转换与老工业基地转型迫在眉睫，因此东北的增速并不乐观，呈现负增长（－4．79%）。2017年，东北增速恢复到5．8%，与其他板块差距进一步缩小（见图0-5）。未来我国板块间差距将逐步缩小，海陆位置划分的空间板块将让位于南北地带。图0-5 2016、2017年我国四大板块人均GDP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按秦岭-淮河分界，我国南北方经济差距在逐步扩大。一方面，[5]2017年北方占据全国65%的国土，拥有41．9%的人口，却只有全国30．1%的GDP，南方占据全国35%的国土，拥有58．1%的人口，却有全国69．9%的GDP。换言之，胡焕庸线是我国东西和南北差异的综合体现。另一方面，南方人均GDP为5．98万元，北方人均GDP 为5．04万元，二者之比为1．18。2017年，全国各省份GDP增速排行榜前十位中南方省份占了9个，包括贵州、西藏、云南、重庆、江西、安徽、福建、四川、湖南。增速最慢的后十位中，北方省份占了8个，包括天津、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河北。
因此，我国经济的东西差距较之前有明显缩小，但近期出现反弹；南北差距正在扩大，且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明显。这充分说明我国三大支撑带在协调东中西过程中发挥了良好的纽带作用。但是三大支撑带之间的协调关系被忽略了，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难题。（二）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十九大报告在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为总领性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同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发展政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把各地比较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革发展的支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西部大开发新的指导意见，落实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继续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对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持。壮大海洋经济，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今年再进城落户1 300万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城镇规划，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健全菜市场、停车场等便民服务设施，加快无障碍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完善配套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加装电梯。加强排涝管网、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人，要加强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使人人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居民生活得方便、舒心。
综上，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向“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这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两大历史目标的完成。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思路逐步深入，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三）区域经济动能转换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外需不断减少、4万亿元投资刺激等综合作用下，中国产业出现全面过剩；这种背景下，通过产业转移获取产业利润的渠道被打破，产业转移速度和幅度不断放缓。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不利于搭乘产业转移带来的工业化列车，形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步入人工智能时代。随着各个产业的智能化，机器替代人工的速度不断加快。机器的进入极大地抵消了土地和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导致中西部地区土地、人工的成本优势不再显著，产业转移速度放缓。传统的依靠低成本吸引产业转移，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受到很大挑战。因此，产业转移的受阻导致工业化受阻，工业化受阻导致城镇化受阻，城镇化受阻影响农村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规模化经营受阻导致居民收入水平受到影响。收入增长受到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工业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产能过剩、人工智能双重压力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在科技创新方面，五年来的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16年，2017年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 000多户增加到1．6万多户。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在区域创新方面，我们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着力激发社会创造力，整体创新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创新生态，形成多主体协同、全方位推进的创新局面。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自主权，改进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深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支持北京、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新设14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带动形成一批区域创新高地。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普惠性支持政策，完善孵化体系。着力推进我国城市群建设从经济发达型向创新引领型转型，以区域之力来全面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四）区域经济制度完善创新与全面开放相融合
在区域经济制度方面，其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有待完善，当前财税制度面临创新，区域合作和共治制度亟须构建，跨区域社会保障制度亟须打通等问题都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前，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始终困扰着这一区域。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京津冀地区PM2．5下降了39．6%，而长三角区域下降了34．3%。2017年，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3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6．3%，同比提高14．6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6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PM10浓度为11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5．2%。相比之下，长三角区域25个城市3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5．9%，同比提高13．9个百分点。珠三角区域9个城市3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5%，同比提高5．1个百分点，但第一季度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5．5个百分点。因此，京津冀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收效显著，其中80%的原因归于“人努力”，也就是京津冀开始逐步意识到环境共治共享的重要性。当然，京津冀的户籍限制带来的三地社保差距也阻碍其协同发展的实现，北京的疏解非首都功能便只能停留在被动疏解阶段。
香港自回归以来，与内地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紧密，香港与内地货物贸易总额由1997年的1 142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4 973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由1997年的52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401亿美元。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香港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概率更高，甚至容易引发亚洲区域性金融危机。因此，国家多次援助香港，帮助稳定其经济局势。未来，香港应向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方向发展，依靠我国强大的实体经济来实现香港的繁荣。粤港“前店后厂”模式的衰落之后，2014年12月，香港与内地签署《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基本实现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已写入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因此，传统的贸易分工模式不再适应珠三角的发展，通过湾区建设来推动区域的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治理制度的创新才是更加必要的。
当然，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特征的出现，其制度需求更为强烈。当前需要做的就是，构建和完善现有区域经济制度，改革和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和思路，全面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三、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十三五”规划为我国区域发展描绘了一幅新的蓝图：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新的空间格局、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政策内容。（一）多支点、轴带经济和网络化发展
长期来看，我国空间格局发展趋势是从集聚走向分散，空间均衡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我国空间战略以“4＋3”为主要特征，即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在改革开放自然形成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基础上，延伸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支撑带，来协调我国现在的区域经济，从而天然形成了T形开发格局。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解我国海洋经济之困，帮助我国联东接西，贯通亚欧经济走廊。在此过程中，我国先后提出21个城市群和经济区，共同构成了我国“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格局。
新型城镇化战略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对于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假性城市化趋势不减，地方政府为绩效数据的“稳增长”，大力推行撤县（市）设区。另一方面，过度城市化与滞后城市化并存，人口城市化率不仅远远落后于土地城市化率，还虚高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实施重点城市群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户籍制度的放开将有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从而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在一体化过程中，率先实现了交通一体化，基本达到“2小时都市圈”概念标准，轨道交通的时空压缩效应十分显著。但就长江经济带而言，其整体经济联系网络密度还处于较低水平，经济联系网络密度呈自下游向上游逐渐减弱的梯度发展态势。未来，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和现代化（特别是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内河航运以及海运、油气管道、航空、超高压特高压输电、光缆等立体化、网络化的基础设施）是区域一体化扩容的必要条件，也是大势所趋。（二）三大战略的东中西协作模式初步形成
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相继提出，经济带成为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新名词。经济带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范围内，依托于某交通网络干线或特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并以之为发展轴形成的带状经济合作区。经济带以几个发达城市为核心，把发展轴上的几个城市群串联起来，联合周围不同层次的其他城市和城镇，形成区域城市间和产业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联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地域分工和产业合作，发挥集聚和辐射效应，是一个互惠、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体，实现区域共同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种具有经济支撑地位的经济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经验中，突出地表现为围绕优势产业集群，通过精细的专业分工和发达的横向协作，将经济带中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较好地联系成一个相互依存、富有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从而发挥其经济集聚、辐射、扩散的经济功能。
经济带各区域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上的联系，各区域在功能上具有互补、协调的关系；二是空间上的联系，各区域有不同的空间位置，这种位置关系决定了经济带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空间组织形式。经济带的内部联系效应主要表现为聚散效应、相邻效应、转移效应和增长效应。我国三大支撑带中，长江经济带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产业转移效应最为明显，京津冀的邻近效益十分显著，“一带一路”的增长效应占了很大比重。三者共同覆盖了我国全部的国土空间，是我国新时代空间协调的主要抓手。
但经济带也同经济区一样，需要构建利益的获得和分配机制，以理顺区域经济关系。“一带一路”沿线的角色分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被动化以及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同构问题是这三者发展的主要瓶颈。针对这一问题，以中央政府牵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相继出台了多部文件，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等，对京津冀的产业、人口、生态环境等多个问题做了制度安排。长江经济带则侧重于长江流域的环境共治，以保证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生态安全，并审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航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涉及我国与中亚、东南亚各国的商贸合作，因此其制度安排还考虑到他国利益。在2017年5月15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会议初步达成了以下成果：《“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协调区域整体利益，保障各地区的合理话语权，完善利益的补偿和共享机制，这真正体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崛起式”增长到“包容性”发展的转变。
当然，我国三大支撑带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尚未明确，东中西协作的初步达成却导致我国南北差距的拉大，经济重心的南移难以避免。未来我国需要以区域协调发展来统领三大支撑带战略，保证我国各区域的充分有序发展。（三）产业-空间的匹配效应日益明显
集聚经济的三大机制是学习、共享和匹配，对前两者的研究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并且开始向集聚的时空维度发展。产业-空间的匹配却鲜有成果，且在我国这一大尺度国家，产业-空间的匹配在要素异质性假设下是极其重要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空间和产业发展逻辑就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化在不断实现产业-空间的均衡。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我国重点发展了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重工业，三线建设使内陆地区的工业比重远远超过沿海。改革开放后，外资的引入大大提高了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但产业结构的趋同始终难以摆脱。200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开始实施四大板块战略，但是产能过剩问题将我国带入经济新常态。面对这一局势，我国再次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总领性战略，以期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动能转换。我国当前的产业分布规律是：第一产业分布与自然资源吻合，第三产业分布与人口吻合，第二产业分布依赖于中间产品。
我国产业转移的机制是高替代弹性的产业先转移，低替代弹性的产业后转移，且产业转移的难易程度还与企业规模有关。而我国，中间产品依赖性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更高，这就说明产业关联对于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影响。实证表明，产业要素匹配都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更快，这一情况在中部地区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资本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均出现错配情况，因此需要通过要素流动来完善。
当前我国大尺度上的产业转移遭受到产能过剩的限制，同时人工智能降低了要素匹配要求。未来产业-空间的匹配将从生产供给侧全面转向需求侧，时空压缩下的空间格局将更容易匹配，从而将区域一体化带入新阶段。
四、区域经济出现新形态（一）雄安新区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通知，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具体表现为：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过程，传统的低成本和外贸优势已难以支撑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其核心在于经济驱动力的转变：由要素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因此，雄安新区是我国应对经济新常态的一种手段。在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时期，采用创新驱动型国家级新区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同时，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脉相承的重大战略，具有明显的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功能指向性。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推进遭遇瓶颈。一方面，北京非首都功能未得到根本性疏解。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中，人口向北京集聚的趋势仍难以控制和逆转，行政性限购措施之后往往伴随着房价的恶性反弹，之后又会出现更加严格的限购措施。高房价背后的需求依旧无法满足，人口疏解失败，产业转移推力不足。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质工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抓手来引导协同发展，因而推进缓慢，仍停留在理念上。河北与京津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传统产业转移理论无法直接运用，区域合作的推进难以为继。北京的减负和河北的发展都没有实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打造一个能够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平台。
另外，河北省是沿海省区中唯一一个大量存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省区，即燕山-太行山区。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提出“环首都贫困带”概念，特指河北省的涞水、赤城、涞源、阜平等27县，这些县与北京的延庆、房山、怀柔等区县山水相连，在空间上形成环抱北京之势。这与同为直辖市的上海形成天壤之别（上海周围的区县都是全国百强县）。比较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和经济社会联系会明显发现：前两者城市群体系较为完整，呈现金字塔型；而京津冀的二级城市缺失，小城市居多，无法形成与京津势力相平衡的中心城市。京津极化效应不断叠加，急需“反磁力中心”来维持平衡。
雄安新区具有“新”和“特”两大特征。从功能上而言，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地，甚至是部分非核心首都功能的承接地。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是北京的核心首都职能，而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职能是北京的非核心首都职能。作为复合型首都，北京还兼具经济发达城市、信息交流中心、科技教育中心等角色，其城市负担比单一型首都（如华盛顿）要重。因此，雄安新区将承接这部分非核心首都功能，甚至部分行政职能。
从行政地位上，雄安新区虽是国家级新区，但与特区平级，且不单纯是经济特区，而是综合特区。综合特区表现在除了产业、经济等方面的试验性改革，还涉及城市功能的分配和行政权力的改革，改变了我国自中央集权制以来首都独大独揽的行政格局。同时，又区别于历史上的陪都，并非应对战时而临时设立的行政副都。这样非但不会分化北京的内政外交职能，反而会巩固北京的首都地位，优化首都治理水平。因此，它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国家级新区和特区。
从区位和发展潜力上，雄安新区以保定市下辖三县为主要建设范围，没有完全遵循行政等级原则，布局在非重点城市，非流域经济区域，而更多的是看重京津腹地潜力和陆路交通资源，其发展起点与当年的深圳、上海浦东相比更低，但发展目标却高于二者。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巨大政策红利将会在近10年内不断释放。
从产业定位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七大重点任务：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从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产业关键词：绿色、智慧、高端、创新、城市、市场、开放，其核心是创新，因此被誉为“中国的硅谷”。
201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其规划方案体现出雄安新区“高”和“度”。首先，雄安新区建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第二阶段是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其先进的规划理念和国家级政策优势将吸引更高层次的要素流入。其次，雄安新区的开发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再过分依赖造城运动。按《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要合理控制人口密度，新区规划建设区按1万人／平方千米控制。《批复》中也指出，要合理控制用地规模，启动区面积20至30平方千米，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千米，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千米。绿色和谐的城市规划理念正是当前应对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二）粤港澳大湾区
2017年3月5日，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7年，我国南北两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台，将我国改革开放领入4．0时代的发展快车道。
我国的改革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经历了1．0时期（探索发展期）、2．0时期（开放扩大期）、3．0时代（体制开放期）和4．0时代（全面升级期），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处在4．0时代。其时代特征是，宏观经济新常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国际合作方式新转变以及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的设立，是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升级的重要标志。
纵观世界著名湾区，可以给“湾区”下这样一个定义：以若干港口、岛屿或者半岛群为地理载体，呈现交通贸易流量大、经济和人才密度高、城市群体系完整等特征，以协调合作为理念的一种新型区域系统。湾区经济是海洋经济、服务经济和开放经济的一种新的空间组合形式，除了集聚经济之外，湾区经济还应具备速度经济、智慧经济和总部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世界四大湾区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粤港澳湾区，主要包括六大功能区——国际都会区、科技创新区、港口贸易区、对外开放区、教育先行区和生态宜居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凭借珠江水系“三江汇合、八口入海”的独特地理优势，囊括珠三角最核心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2区（香港、澳门）。它与珠三角城市群规划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区域范围上，只包括11个核心城市，形成了良好的城市经济网络，空间通达性强。在空间形态上，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成，珠江入海口的东西两岸将可以直接联系，珠江口西岸的开发前景广阔，网络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在经济形态上，借鉴前三大湾区的经验，以科技创新、商贸金融、港口运输等产业为主，形成湾区内的不同地域分工。在文化制度上，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作为我国国际化大都市，具有文化和制度的多样性和交融性，例如加快广州多元的亚非拉文化（广州被誉为第三世界首都）与香港、澳门浓厚的西方法律制度的交流，实现包容性发展。在科教研究上，深圳大学城大力吸引全国重点高校分校的进驻，为科技产业储备人才；广州、深圳等地高校加强与香港高校合作，实现跨区办校和智库共建。在生态环境上，粤港澳湾区更加注重对海洋资源环境的保护，发挥湾区滨海优势，打造世界级的滨海城市天际线。
粤港澳大湾区在功能定位、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上都较之前的珠三角城市群有较大提升。在功能定位上，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珠三角城市群和广东自贸区基础上建立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区，同时还是贯彻“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方针的一种治理制度创新区。它是国家制度完善过程中，区域治理和发展创新的新平台，一方面能激发香港、澳门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强化湾区合力效应，另一方面能进一步打破广东发展瓶颈，发挥广东自贸区的先行优势。2017年，广东的改革开放已近“不惑之年”，广东经济发展成就卓越，但区域差距过大也成为其最大困扰。有人将粤港澳大湾区比作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其实是有些道理的。在广东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际上广州和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和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东莞、佛山、惠州等地则构成了世界制造业基地，所以广东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但面临宏观经济新常态和省内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其发展步伐减慢，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是一个合作式发展的契机。
在发展模式上，粤港澳大湾区是以自贸区形式发展的区域合作系统，需要整合城市群、港口群、机场群等各种公共社会资源，打通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要素交流通道，实现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在此之前，不论是广义珠三角还是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9＋2），都体现了珠三角在区域合作方面的不懈努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将明确合作的规则、内容、范围、方式等，呈现一套完整的公平化、市场化、效率化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范式。
在管理体制上，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央牵头下签订合作协议，并没有特殊的行政地位，也没有为香港、澳门设计更新的社会制度，所以根本制度层面的创新并不涉及。它是在原珠三角城市群规划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框架下继续推进的，缩小了范围，明确了定位，其管理体制应严格依照市场机制下的区域性法律法规，“大市场、小政府”将成为趋势。香港、澳门与广东的融合将会从政府的合作转变为市场的融合。（三）自由贸易港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至2017年共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区）。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2018年4 月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设立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港是指在国境内依托特定海港或内陆空港、铁路港，划出一定空间区域作为关境以外，外国货物进出入该区域可享受免税待遇政策，还可在区域内进行货物的分拣、包装、分拨、简单加工，以及货物存放、仓储保税展示交易等活动。国际上对自由港的建设有三种模式：其一，港区模式，即在港口边划定区域来进行进出口贸易、仓储和加工，其功能比较单一，但是政策优惠力度大且比较容易实施；其二，港城模式，即以港口城市为依托，建设国际或者区域性商品流通、货币结算、科技创新中心，其功能更全但实施难度较大；其三，港产模式，即将港区建设与产业开放相结合，以物理隔离来发展特色产业区。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本身具有良好的海港条件和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城市的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因此更适合发展港城模式。其辐射长三角，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又一次制度创新。根据规划，海南将在城乡融合发展、人才、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国有企业等方面加快机制体制改革；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航、人工智能等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相关专家将其建设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先建全域全岛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步，构建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未来，海南的发展目标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五、区域政策的新方向（一）基于地区的政策尺度精确化
区域的空间尺度决定了其规划的性质。就其对应的空间政策而言，可分为空间中性政策与基于地区政策，前者旨在国家-区域尺度上实现协调均衡，后者则侧重城市小尺度上的空间倾斜，二者的结合使得我国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当前“区域繁荣”向“人的发展”政策转变似乎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市场失灵论甚嚣尘上，“空间中性”既难作为又可能导致效果违背初衷，实现密度、距离和分割三者最优也并非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尽管200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应该最少且最后使用这种空间干预政策，但现实中地区政策实践仍然十分普遍，这种“万金油”式的空间政策会给问题地区带来非常严重的“药物依赖性”，从而导致一系列政策重叠、冲突，恶化区域一体化的制度环境。
回顾我国实行的区域政策，不难发现其泛化、短期化现象明显，精细化政策到2005年才开始大力推进。新中国成立后，工业西渐战略的推进使我国一直保持区域经济“二分法”格局——沿海和内地，这时的政策意图是要扭转过去工业布局不均衡的格局。改革开放后，“两个大局”开始分化为“三大地带”，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将我国区域发展的梯度拉开，这是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市场选择和政府干预交叉形成的。21世纪以来，东北地区从地带中析出，“四大板块”格局基本形成，这是政府干预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2010年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十三五”期间提出的三大战略意在加强“四大版块”的联系、统筹海陆，扭转之前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的局面，近来关于南北差距的研究方兴未艾，协调经济带之间的发展关系将成为这一尺度上的关键问题。
因此，鉴于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市场的区域性分割以及产业集聚带来的空间外溢，理论上占优的“空间中性”政策往往泛化而被扭曲，“基于地区”的干预政策更容易实施。当前，我国沿海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基本实现了人均收入水平的空间均衡，具备实施“空间中性”战略的现实基础，但在大尺度上仍然存在梯度。下一步，我们需要在权衡效率和公平的前提下，通过集聚经济的空间外溢来跨越“区域差距拉大”这一陷阱，进而形成“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二）经济分权下的各级政策协调化
我国城市化的主推因素是政府行为和体制约束，换言之，行政区经济仍然在发挥作用。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在呈现负向变化。自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税收分权制之后，行政区经济就一直困扰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也阻碍中央政策的协调作用发挥。1990年，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深入运行机制的层面，对空间经济系统的形成、演变进行分析，是传统区位论向区域经济学发展的界标，也是区域经济学有别于一般经济地理描述的主要标志；它使区域经济理论贴近现实，使其成果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见，区域经济学者在一开始就预见了行政区经济的存在，所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合作的体制机制问题早有设想。
早期的行政区经济表现为“诸侯经济”形态，并出现重复建设、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等四个阶段，是其在地方产业发展上的一种失衡状况。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我国行政区经济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来，行政区经济的显性化阶段，表现为地方权力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行政区经济的高度强化（显性化）；（2）中共十四大（1992年）以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地方政府权力经济主导下行政区经济正能量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政府、企业、市场权力与空间关系发生新的变化；（3）中共十八大（2012年）以来，新常态下行政区经济的新发展阶段，表现为市场经济逐渐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分法抹去了行政区经济的“诸侯经济”属性，即消极贬斥观点，其立场考虑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具有双重性。现阶段，我国“行政区经济”的四大特征为：第一，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第二，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受到很大阻隔；第三，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第四，行政区边界经济的衰竭性。
2000年前，经济分权带来的地方竞争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快速的增长，但在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之下，仍应注意央地政策的协调性以及地方政策的合理性，避免政策间的冲突和重叠。
六、区域发展的新内容（一）特殊区域发展战略
十九大报告中首先提到特殊区域的发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当前我国特殊区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基础设施缺乏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善，成为掣肘地区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瓶颈；第二，产业基础薄弱，缺乏特色，大多数地区以农业生产或畜牧养殖为主，未充分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第三，地区远离市场，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吸引企业入驻。对于上述特殊区域的发展战略，应采用对口援助。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对于本身发展能力弱的区域，增加人力物力的支援。（二）“四大板块”战略
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由于过去惯用的四大板块仅是以地理位置并考虑行政区划对我国区域进行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行政区划并不等于经济区划，板块之间、省与省之间的中间地带如何实现全覆盖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