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瑞雪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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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进试读：
序言
本书将对经济学中生物学多层面的应用进行论证和分析，力图说明，生物学无论是作为经济学的新的自然科学基础，还是在解决日益严峻的人类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方面都是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并使用本书，在序言中，我们将对本书的主题、结构和主要特点加以介绍。
一、本书主题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形成新兴学科。生物学以其最接近人类生存和演化的本质和特点，不断地从多种角度和层面与经济学交叉结合，推动了经济学革命性的发展。本书所论述的演化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正是从不同层面体现了这种结合的研究前沿。
演化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学科是生物学和经济学。实际上，生物学与经济学的联系从人类开始发展农业时就存在了。二者的关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生物学可以作为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第二，生态系统作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与人类经济系统的结合。
从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方面来看，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机制的学科，受到研究者主观的影响尤其大，对这种情况的校正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学术客观性以及其学科的自然科学基础。所以，对于经济学来说，其自然科学基础是保证经济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基石。
近代科学的发展的大致顺序是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热学、化学、生物学。这个发展顺序反映了科学认识本身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规律。主流西方经济学是以古典力学作为其自然科学基础的。这种选择在一定时期内是先进而有效的。但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古典力学作为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已经力有未逮。为了学科能够更好地发展，学者们应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学科当前的局限和缺陷加以认识和改进。在面临同样的状况时，物理学做到了，而经济学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古典力学的枷锁至今仍然束缚着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使以往促进学科发展的工具变为了束缚学科前进的教条。
由此可见，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变革迫在眉睫。而生物学，这门本身就融合了多学科理念和方法的自然科学，就成为了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首选。
演化经济学正是经济学进步的表现。演化经济学试图以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突破了统治西方经济学近两百年的古典力学方法，推动了现代经济学革命性的发展。
同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毁坏，影响着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以一种新的姿态切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经济学由只强调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学由毁坏绿色向保护绿色的演化。生态系统是所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源泉，它与劳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注：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只有进入市场的产品才进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才被看作是经济上的量值，只有获取利润的行为才被看作是经济上的理性有效行为。然而，生态经济中所着重考虑的生态系统服务只有少部分能够进入市场，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不会进入市场。生态经济学力图使人类注重生态系统资源和公共财富，阻止人类仅注重私人财富和物质资本，造成生存状态的自毁。生态经济学的经济运行分析和基本范畴，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利润与市场主导的传统，其所涉及的经济运行的设想也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
本书将从生物学的视角对经济学与生物学在多个层面上的结合与应用进行介绍和探讨。
二、本书结构
本书从总体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分析介绍多层面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演化经济学研究；第三部分为第六章至第十章，主要分析介绍经济学的绿色演化——生态经济学。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论。在第一章中，我们对生物学与演化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各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
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至第五章，是对生物学在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上的变革的论述，主要分析介绍多层面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演化经济学研究。其中，第二章，是第二部分的立论基础，是对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的分析；第三章，是第二部分的逻辑演进，将按照演化经济学所使用的生物学方法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进行划分，同时，对演化经济学自身演化的过程进行分析说明；第四章，是第二部分的展开，对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流派的生物学基础进行了探讨；第五章，是第二部分的进一步展开，对演化经济学的若干前沿问题进行介绍和分析。
第三部分为第六章至第十章，是对生物学在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关系及矛盾的论述，主要分析介绍经济学的绿色演化——生态经济学。其中第六章，是第三部分的学术基础，就生态经济、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和相关的生态学理论方法等进行介绍和分析，力图勾勒出生态经济和生态经济学的概述图景；第七章，是第三部分的展开，就生态经济理念的产生以及生态经济研究的前沿进行简要介绍，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根本保障；第八章，是第三部分的实例分析，就生态经济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并对生态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介绍和分析；第九章，是第三部分中研究前沿的展开，对生态经济系统经济分析的基础和生态经济政策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的前沿研究进行了介绍，并给予分析评价；第十章，是第三部分中研究前沿的另一重要方向，对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代际公平问题——的研究及前沿进行介绍分析。
三、本书的主要特点
本书是以生物学视角，以生物学和经济学作为基础，对西方演化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其主要特点和内容主要集中在多层面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演化经济学和多层面的经济学绿色新发展这两个方面。（一）多层面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演化经济学
在西方演化经济学方面，本书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生物学——的视角，多层面地分析了西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具体特点如下：
第一，从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出发说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学术背景。本书对生物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将经济学史、生物学史和自然科学史进行了比较，说明经济学中自然科学基础的演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相关，并有一定滞后性。
第二，明确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以生物学作为其自然科学基础。本书，对西方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总结出了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特征：西方演化经济学是以生物演化理论作为研究框架，运用不同层面的生物学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
第三，以所使用的生物学方法为标准说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本书根据生物学的发展顺序以及经济学中生物学方法的使用过程，对西方演化经济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说明和分析。
第四，从所使用的生物学方法的视角深入说明现代西方演化经济学各个流派。西方演化经济学现状的一大特点是学派林立。本书根据西方演化经济学中各学派所使用的生物学方法和思想，对各学派的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思路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二）多层面的经济学绿色新发展
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绿色新发展。在生态经济学方面，本书从生态经济学学科基础和前沿应用方面对其学科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从生物学的角度对生态经济学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生态经济学研究方面，本书主要介绍分析了如下内容：
第一，从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基础角度对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分析。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是生态学、系统科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基础决定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思想和主要研究方法。本书从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对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第二，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进行了分析。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之一是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合。所以，在生态经济学的研究中，生态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是有益并有效的。本书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视角，就生态经济学中的若干前沿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第三，对生态经济学中的若干前沿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涉及的问题广泛而复杂，本书主要就生态系统服务估值和代际公平问题等生态经济学中的前沿问题的产生、发展和研究前沿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第四，对生物学在经济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用提出了若干见解。马克思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仅人作为劳动力被异化了，土地作为自然力也遭到了异化。所以，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采用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解决浅表问题。但是，这些并不能使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有实质性的改变，也不能使人类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根本保障。生态经济的发展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密不可分。我国政府的有力政策和行动正加速我国经济向可持续的方向健康发展。第一章生物学与经济学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面，生物学以其最接近人类生存和演化的本质和特点，不断地从多种角度和层面与经济学交叉结合，推动了经济学革命性的发展。本章就生物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本章的探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生物学作为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历史原因、科学原因、学术依据和内在联系进行探讨；第二个方面从基本理念上入手，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的结合。本章将对生物学与演化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及各学科的概况进行说明和分析，并对演化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概况予以介绍。一、生物学与演化经济学
在演化经济学中，对生物演化及其他生物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无一不显示出演化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以经典物理学作为其自然科学基础在一段时期内是先进的。但是，随着科学和时代的进步，以经典物理学为自然科学基础的传统西方经济学已经不足以解决经济学发展中的新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以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演化经济学诞生了。
任何一门社会学科都有其自然科学的基础。这是因为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是包含在人类对自然的理解过程中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不再能够跟上人类对自然理解的步伐。（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局限
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机制的学科，受到研究者主观的影响尤其大，对这种情况的校正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学术客观性以及其学科的自然科学基础。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古典力学即牛顿力学作为其自然科学基础。一个世纪以来，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了许多发展，构建了许多新的模型，但是大都没有跳出古典力学的框架。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一直使用古典力学作为其框架和分析方法，并且越来越向在假设的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向发展。
然而，一个多世纪来，自然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有了相对论、量子力学，而且物理学中的电学、声学、光学和核物理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如此，其他科学，如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学科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是落后了，再加上近期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现实解释的困难，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更新就迫在眉睫了。（二）演化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突破
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在生物演化思想的推动下，经济学进入了广阔、自由的天地。西方演化经济学将生物学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突破了统治经济学近两百年的古典力学方法，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有利于打破目前经济学所面临的停滞状态，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当然，在对自然界的研究中物理学和生物学是并存的，同样，作为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物理学的方法和生物学的方法两者也将是并存的。
人类是一种生物，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段时期的地质时间中存在于地球的生态环境中。基于此，人类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密不可分。而由人类组成的人类社会的演进与人类的进化亦密不可分，就像生物学中著名的双螺旋结构一样，相互补充，相互影响。所以，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学与研究生物进化的生物学的关系，比之研究自然界的古典力学，自然更为相通。因此，将生物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演进经济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无疑将有广阔的前景。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西方，西方演化经济学应运而生，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西方演化经济学试图以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将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引入经济学中，对现实社会经济及其发展做出解释。
这是西方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三）生物演化与社会演化的区别
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有着重要的区别。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的一个不同在于：生物进化更加单纯，只是在自然环境下的适应与改变；而社会进化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在自然环境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更大的变数。因此，不能机械地将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直接搬到经济学研究之中。
彭罗斯（E.T.Penrose）就曾指出，将社会演化过程与达尔文主义的选择理论做类比是不明智的。彭罗斯认为，人类最重要的行为特征是深思熟虑和算计（注：E.T.Penrose, “Biological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2 （4）.），而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过程是由遗传物质储存信息进行的，并无认知主体参与。（注：参见［瑞士］Herrmann-Pillath：《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事实上，人类社会、经济及其体制的演化是人类这种生物参与创建的系统，使用演化这个生物学隐喻，不能机械地将这一概念从生物学中照搬过来，而是在社会科学中予以引申。
演化经济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无疑将有广阔的前景；但是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有着重要的区别，不能机械地将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直接搬到经济学研究之中。（四）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与前沿
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演化的观念由来已久。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了一个促进演化经济学演化的核心观点，即经济成果可以不需要指导，而且这个成果并不总是有意识的整体设计和社会秩序的结果。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灵感来自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原则思想引入社会科学的首批学者之一。各种进化思想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等进一步发展。
1.国外演化经济学研究现状
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后开始迅速发展，根据Webof Science三大引文库（SCI/SSCI/A＆HCI）的数据， “Evolutionary Economics”1993—1995年相关文献73篇，1995—2000年相关文献240篇，2000—2005年相关文献359篇，2005—2010年582篇。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即使在主流经济学最为强大的阵营——美国，演化经济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在全球42名顶尖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专家中，就有20名是美国学者。（注：参见刘汉霞：《演化经济学研究现状概览》，载《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4）。）国外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学会包括：（1）1965年成立的演化经济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AFEE）。
该组织声称自己试图发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的思想遗产，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成立于1988年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EAEPE），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组织，也是第二大欧洲经济学学会。它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制度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IE ），并以K·威廉姆·卡普（Karl William Kapp）、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西蒙（Herbert Simon）为名设立了三个奖项以奖励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3）成立于1986年的国际熊彼特学会（The Internation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Society,ISS）。该组织总部位于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截止到2008年7月已经拥有来自40个国家的412个成员，1993年著名的《演化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成为该学会的附属刊物。另外，该组织自成立起，每两年颁发一次熊彼特奖（Schumpeter Prize）。（4）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JAFEE）成立于1997年，并创办了演化与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业的演化经济学学会。（注：参见刘志高，尹贻梅：《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西方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经济学而言，生物学的方法要比古典力学的方法更加适合，更具有优势。例如，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有创造和改变的能力。”（注：［美］杰弗瑞·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而西方经济学中惯用的一般均衡分析忽略了系统外部的变量，认为创新这一具有推动力的因素是对正常状态的异常扰动。这样一个由简单的自我封闭的个体构成的经济理论，是难以持续存在下去的。（注：［美］Geoffrey M. Hodgson.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Evolution Economics, 2002, Vol.12.）而生物学则具有综合性研究方法的优势。他还指出，“生物学思想之所以与经济学相关的另一个极端重要的理由是，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为复杂的系统，都带有繁杂的结构和因果关系，既包含了连续的变化，也包含极大的多样性。”（注：［美］杰弗瑞·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魏特（Witt）的定义：演化是我们所考察的系统沿时间轨迹的一个自我变化过程。拜克豪斯（Backhaus）认为，这个定义对于分析经济体系而言非常有效，它包括了经济体系的历时变化能力。（注：参见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兹曼（Ziman）认为，所谓演化不仅仅是指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它还包括了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这种过程有时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自然发生的。（注：参见约翰·齐曼：《可靠的知识：对科学信仰中的原因的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弗罗姆认为，在通常的语言中，“演化”指的是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与革命不同，“革命”指的是破坏性的激进变化）。
弗罗姆关于演化的理论除了“动态性”含义之外，更关注历史性、累积性及“路径依赖”等内容。（注：参见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可见，演化概念经历了从一般思想到具体理论的过程。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所主张的是“突变”，即革命性的变革，并不赞同“渐变”这种缓慢的演化方式。而实际上，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描述正是一种渐变的表现。
概括地说，演化经济学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以下五点区别：第一，演化经济学以生物学为自然科学基础，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古典力学为自然科学基础；第二，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是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的，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固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第三，演化经济学提出社会经济体系是复杂的系统，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是一个封闭的、可预测的系统；第四，西方演化经济学分析使用种群原则（population thinking），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典型代表一般经济行为者”（typological thinking）的个体范例；第五，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决策原则是“满意原则”，而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决策原则是“追求最优”。
演化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影响了许多学科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及方向，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2.国内对西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状况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国内关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也不断兴旺起来。以中国期刊网的数据为例，1999年仅有一篇文献，2005年以来文献量迅速上涨，2009年文献数量达到118篇（注：参见卢现祥：《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2010年达到153篇。2008年，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首次召开。
我国最早介绍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是胡世凯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简介》，该文对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进行了扼要的概括，并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变迁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评价。（注：参见胡世凯：《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简介》，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3）。）刘永爱的《从经济变迁的演化浅析企业创新》从创新的角度介绍了西方演化经济学。（注：参见刘永爱：《从经济变迁的演化浅析企业创新》，载《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蒋德鹏、盛昭瀚的《演化经济学动态与综述》（注：参见蒋德鹏，盛昭瀚：《演化经济学动态与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0（7）。）着重介绍了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为辅的演化经济学理论。贾裕泉的《进化经济理论述评》中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及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点评。（注：参见贾裕泉：《进化经济理论述评》，载《经济学动态》，2000（6）。）盛昭瀚、蒋德鹏还在2002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注：参见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一书，则对西方演化经济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常志霄的《“演进经济学”的新演进》一文，介绍了演化经济学中的重要流派“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发展，并将这些理论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相比较，对所得出的理论差异进行研究。（注：参见常志霄：《“演进经济学”的新演进》，载《经济科学》，2000（4）。）盛昭瀚、蒋德鹏和陈劲、王焕祥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两条途径对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其中纳入了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注：参见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孟捷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其范式的硬核而言并不排斥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研究主题，未来的经济学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注：参见孟捷：《危机和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载《经济学动态》，2009（3）。）王焕祥主张直接发掘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将制度（生产关系）演化和技术（生产力）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同一经济社会形态内部及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之间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注：参见王焕祥：《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载《当代经济研究》，2008（12）。）刘志高的《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一文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演化经济学学术力量，并提出了一个演化经济学长期目标的问题，那就是在学习、借鉴乃至解释中国问题的同时如何提升中国演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注：参见刘志高：《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则是卢现祥对新制度经济学传播与发展的感受提出的一些想法。（注：参见卢现祥：《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孟捷在评介西方演化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熊彼特派的理论思想时，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并且指出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喜欢把社会比作有机体，并借用了生物学里再生产的概念，这些都是马克思的生物学隐喻。他同时指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提出法国调节学派借鉴新熊彼特学派理论可以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灵感和帮助。（注：参见孟捷主编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贾根良在多篇论文（《理解演化经济学》、《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演化经济学假说并与杨晓凯教授商榷》、《演化经济学：代流派与创造性结合》等等），以及著作《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中，指出了西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涵，提出发展反数学化的西方演化经济学。对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批判实在论和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分析，陈述和评论了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四大现代流派——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法国调节学派以及四大学派的创造性结合将是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新发展，最后将西方演化经济学与后发优势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不同境界的三个假说。（注：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梁正在《演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新思考——来自现代生物学的隐喻》中采用隐喻的方法，借鉴现代生物学对基因和进化过程的最新研究，提出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既有研究范式的梳理、整合乃至重构，并需要对复杂系统、自组织、非平衡热力学、耗散结构理论等一系列包含“广义进化”思想在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考察和适当的选择。（注：参见梁正：《演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新思考——来自现代生物学的隐喻》，载《南开经济研究》，2003（5）。）关于演化博弈论的应用似乎更多一些。杨慧将演化博弈论运用到供应链的机会主义分析中。崔浩、陈晓剑和张道武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治理结构下参与企业所有权配置并达到纳什均衡的演化博弈过程。胡支军和黄登仕给出证券组合选择的一个演化博弈方法。周峰和徐翔运用演化博弈论探讨了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刘振彪和陈晓红创建了从单阶段创新投资决策到多阶段创新投资决策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研究企业家创新投资决策问题。孙康用演化博弈论来解释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注：参见李薇薇，温明振：《演化经济学的国内研究进展综述》，载《生产力研究》，2009（1）。）还有学者将演化博弈论和其他数学方法相结合，解决现实问题，如盛昭瀚、高洁、杜建国以NW模型为基础，建立产业动态演化模型，分析由不同企业组成并有新企业持续随机进入的产业的竞争动态，研究产业结构、产业内各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等变化以及产业特征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注：参见盛昭瀚，高洁，杜建国：《基于NW模型的新熊彼特式产业动态演化模型》，载《管理科学学报》，2007（1）。）
吴光飙将演化论中的惯例思想融入了企业发展的战略分析中；姚洪珠、邓飞其、刘永清将演化思想运用到风险投资与政府职能关系中；雷小燕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变革；田霖将演化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理论中，为研究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刘志高和尹贻梅将演化思想融入经济地理学，提出了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来分析区域发展；叶金国认为创新过程存在非线性和随机涨落的作用机制，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创新过程体现出的非线性，为系统的自组织性和自组织进化提供了依据（注：参见叶金国，张世英：《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自组织与演化模型》，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12）。）；刘少生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机制：开放和非平衡是前提条件，随机涨落是诱因，非线性相互作用则是根本作用机制。（注：参见刘少生：《论企业技术创新的自组织机制》，载《湖南社会科学》，2001（1）。）
杨玉秀、杨安宁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竞争力的变化，指出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变化是企业在自身惯例约束作用下的结果和表现，同时也是企业对环境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结果。其实质是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调整的统一，是企业在惯例和适应性调整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路径依赖概念最早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威丁顿（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时发现偶然性随机因素启动序列控制机制，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这些路径互不重合、互不干扰。古德（Gould）在研究生物进化中的间断均衡现象和熊猫拇指进化问题时，进一步提出了生物演进路径的机制和路径可能非最优的性质，并明确了路径依赖的概念。戴维（David）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中（注：P.A.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75）。），并通过与亚瑟（Arthur）合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方法对技术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
亚瑟和戴维认为，技术演化进程依赖于初始状态，初始状态影响和决定技术最终的发展方向。（注：W.B.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二、生态经济学与生物学
人类，自其存在之初，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参与并影响生态系统的能力越来越大。由于人类生态位是泛化的，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危害也是全面而严重的。近年来，各国经济高速发展，人类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经济学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应运而生的。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又一次结合，人类的生存现状促进了经济学的绿色新发展。（一）人类面临的困境与传统经济学视野的局限
生态问题的出现始于人类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工业革命时代，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的产物。人类对自然的干预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地扩张，使得天然生态环境不断地被破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发强大，对生态环境的干预和破坏越来越频繁和严重。早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前瞻地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会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以英国为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这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注：［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80~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这些提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然而，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使12000人死于空气污染，成为20世纪重大环境灾害事件之一。现在，西方的许多学者也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睿智。保罗·霍肯在其影响甚广的《商业生态学》中承认了这一点，并认为100年以前的环境破坏对当时居民的危害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代价，并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企业“目前的行为正在延续着更加危险的错误。”（注：［美］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利润最大化、经济效益和经济手段。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是追求的目标，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考虑甚少，是否可持续则不重要。而现代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得到了这样的结论：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其中，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存在和正常运转的基础。然而，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甚至有些损害是不可恢复的。这种巨大的损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这种人类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回避。
为了缓解并最终协调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保持人类的存在和延续，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态经济学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上；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人类如何设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在保护生物圈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地球生态系统）同时保持经济的发展；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如何实现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管理；其研究重点是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关系。（二）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及意义
生态经济理念的发展促进了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概念。由此，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
生态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生态经济学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以生态保护的角度进行研究，力图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生境保护、代际问题等不同层面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种种弊端尚未暴露充分的情况下警示人们必须注意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人类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经历无数次自然灾害及人为生态灾难的打击后，资本主义制度那种只顾攫取的经济状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寂静的春天》作为一个里程碑，对人类的未来进行了灾难性的预言，引发了大量的思考。（注：参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人类在这种生存再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合理利用并保护生态系统。随着思考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与经济学家携手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对人类的发展状况提出了更加本质的见解。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著作的悲观派认为，生态和资源的限制是无法超越的，人类只有放慢发展速度，最好恢复田园牧歌的生活，才能使人类可持续发展下去。（注：参见［美］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北京，机械科技出版社，2008。）以《没有极限的增长》为代表著作的乐观派则认为，依赖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克服生态系统的破坏和资源的短缺。（注：参见［美］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多数研究者中立地认为，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不能完全解决地球自身的限制，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经济发展中的生态问题，引起了人类的认真思考，生态经济的理念被提了出来。生态经济理念的根本内涵在于：在经济发展中，尊重生命，保护生境，为人类这一物种的长期存活平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保护，并进行修复。这一理念使人类必须客观地认识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就是生态经济的理念。随着人类意识的不断提高，生态理念已被广泛接受，并不断发展。人类开始利用科学技术纠正过去的非理性行为，重构生存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三）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前沿
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是生态学、系统科学和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前沿均是围绕着学科基础和研究对象展开的。
1.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由于人类的生态位是泛化的，这意味着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有人类参与的生态系统不再是纯净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人类的参与多数与经济活动相关，所以形成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三个层面：政策层面、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政策层面主要包括：宏观生态经济、区域生态经济、部门生态经济和微观生态经济。理论层面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学基础理论、生态经济理论模型研究和生态经济方法论。技术层面则主要是针对生态经济系统中经济问题解决的生态学手段、生态经济系统中经济问题解决的系统科学手段等。
2.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前沿（1）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生态经济系统并不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有机体，是生态经济要素（环境要素、生物要素、技术要素、经济要素）遵循某种生态经济关系的集合体。因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影响并改变了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发展，所以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生态经济系统是人类一生态耦合系统（CHANS）理论在经济学范畴中的体现，这是一个由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生态系统组成的“超级系统”。这个“超级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其本质是人类通过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与生态系统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流，这种无限循环的输入与输出功能保持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序性和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成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及相互制约性，并遵守一定规律使超级系统不断发展、演化。生态经济系统由人类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构成，包括整个社会生产的环境、对象和生产资料。（2）生态经济学与众学科的关系
生态经济追求的是生态系统可持续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主要是指：对生态系统的利用不超过生态系统功能的结构和负荷；可更新资源的利用速率不超过其自然更新的速率；对不可更新的资源利用的速率不超过新技术、新材料、新发明、新能源所能提供替代品的速率；产生废物的速率不超过对其废物的处理、利用的速率。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利润最大化、经济效益和经济手段。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是追求的目标，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考虑甚少，是否可持续则不重要。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人类如何设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在保护生物圈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地球生态系统）同时保持经济的发展；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如何实现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管理；其研究重点是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的关系。（3）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就是指生态系统能够对人类提供的利益和满足，或者说是人类从生态系统所能够获取的利益，也就是生态系统对人类提供的效用。生态系统服务估值以生态学的中心法则为出发点，主要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变化的驱动因子、评价的尺度、评价的技术与方法、评价过程中的分析方法以及评价的结果与最终的政策制定。
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只有进入市场的产品才进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才被看作是经济上的量值，只有获取利润的行为才被看作是经济上的理性有效行为。然而，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只有少部分能够进入市场，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不会进入市场。生态系统服务是以长期服务流的形式出现的。生态经济学的经济运行分析和基本范畴，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利润与市场主导的传统，其所涉及的经济运行的设想也突破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4）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应保持恰当的比例，既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过度利用自然或破坏自然，使后代人无自然资源可用，破坏甚至毁灭其生存发展的基础，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使当代人弃资源而不用，自绝生存。
代际公平主要涉及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和法学范畴。在不同的学科角度中，对代际公平的理解和研究角度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差异。近年来，代际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人口与资源管理学、地理学、法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由于代际公平问题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一些学者认为，代际公平问题可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代际公平理论从全人类的视角，对人类从当代到后代所肩负的责任与义务进行研究。对代际公平的研究，是人类在面对生存危机时，为了其自身物种在地球上能够尽力延续自身存在而提出的警示和对解决方案的研究，体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保护自身的本能。
演化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是生物学与经济学从多层面进行结合的成果。这些结合推动人类了解并调节自身在自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人类在地球上的持续存在。第二章西方演化经济学的生物学基础
演化经济学试图以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突破了统治西方经济学近两百年的古典力学方法，推动了现代经济学革命性的发展。演化经济学是力图把存在于经济组织、决策规则、商品及生产方法中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机制。本章将对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进行分析，这是理解演化经济学的最基础的问题。本章分析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并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缺陷进行分析，提出经济学研究应当从根本上对其自然科学基础进行更新，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一、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自然科学是人类对生活的这个客观世界直观探索的成果，是人类的生存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创造的由人类组成的社会生活环境。人类对自然和人类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者相互影响却又各自发展着。一个社会科学学科及理论的发展需要有合适的哲学及自然科学作为其基础。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机制的学科，受到研究者主观的影响尤其大，对这种情况的校正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学术客观性以及其学科的自然科学基础。而且，就研究本身来说，一个个理论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对问题的诠释，是受到他所存在的时代背景、地域背景、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所决定的。关于古典经济学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论战由来已久。以下就从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方面对二者进行探讨。（一）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1.古典力学的兴盛
西方经济理论形成时期，在自然科学界是物理学中牛顿力学（或称古典力学）兴盛的时期。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初，西欧经历了商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这就是重商时代。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考察，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随着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科学在英国时兴起来。17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至工场手工业水平，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产生了。而恰恰是在17—18世纪，以物理学为主体的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古典物理学揭示了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众多神奇，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先进性。牛顿的观点中自然作用的泛力性是一个机械决定论的命题，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和某些力相联系着的”，都服从力学原理，即都只能按照机械的必然性发生和进行。这种观点对自然科学以后200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18世纪以来，牛顿已经成为整个近代科学革命的象征，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概括了伽利略、笛卡儿、开普勒、惠更斯、胡克等人的研究成果，并将自己的研究创造建立于其上，确切地表述了力学的基本概念和规律，首创了地面力学和天体力学统一的严密体系，成为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实现了物理学上的第一次大综合。牛顿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但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和实践方向，而且对后来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公理化方法、归纳一演绎法、分析一综合法、数学一物理法、实验一抽象法。（注：参见青峰：《简明物理学简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牛顿是科学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将科学方法综合运用，为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牛顿的力学体系顶礼膜拜，崇敬得恍如面对上帝的启示。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波普的诗中赞美道“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于是，一切都被光照亮。”万事伊始的西方经济学接受了这些理论，并将其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一情况延续至今。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理论结构，按照米洛斯基（Mirowski）的说法，是19世纪经典物理学给其打上的出生胎记。（注：P.Mirowski,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Cambridge and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2.）18世纪法国的拉普拉斯把这种机械决定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信条是：只要给出足够的信息，我们就能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拉普拉斯决定论”。受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许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试图把社会科学建立成类似于数学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瓦尔拉斯、杰文斯和帕累托深受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瓦尔拉斯认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个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注：Gefforey Hodgson, “Economics and Biology”, p.8,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5.）帕累托也把决定均衡的方程看作是合乎情理的力学方程。
2.古典力学的局限与物理学的发展
就以物理学为例，由于牛顿等建立了微积分的方法，使数学工具得到加强。为了研究弹道和减少轮船的航行阻力，在伯努利、欧勒等人的努力下，流体力学得到了发展。矢量力学发展起来。但是，面对多质点，多约束的复杂情况时，研究遇到一定困难。1788年拉格朗日证明力学可以整个建立在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基础上，分析力学与矢量力学平行发展起来，并成为推动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发展的基本工具。拉普拉斯发表了“天体力学”。其后光学、电学、电磁学、热学、放射性研究、量子物理学、凝固态物理等学科和理论相继诞生，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厚。
真理没有绝对的，奥地利科学家、哲学家马赫对牛顿提出的绝对质量、绝对时间、绝对密度等概念做出了概括性批判，认为这是“没有自然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注：青峰：《简明物理学简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一个学科想要不断发展就需要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去汲取思想的营养。就像人想要健康茁壮地成长就需要吃尽可能多种类的食物一样。越偏食的动物越容易灭绝。恐龙就是这样悲惨的例子。
即使是被奉为经典的物理学也在不断地寻找着新的思维源泉。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量子力学创始者波尔和海森伯等都注意到，远东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理论的哲学实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海森伯语）。（注：参见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李约瑟是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论思想的热心宣传者，在他的影响下，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科学家都把眼光转向了东方。（注：参见侯样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卡普拉在他的畅销书《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系统地研究了两者在思想上惊人的类似性，并对科学新范式的六个判据与东方哲学进行了对比。（注：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上海，三联书店，1989。）普里高津非常推崇中国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协同学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也说，“我认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注：参见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黑格尔说：有限物“以内在界限而建立为自身矛盾，通过矛盾，它被驱迫推动而超出自身”（注：白暴力：《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途径》，载《经济经纬》，2009（5）。）。当初，牛顿力学曾被奉为绝对真理。后来，随着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进一步探寻，牛顿力学逐渐不再全能。许多研究者试图在牛顿力学范围内克服这些矛盾，但都无功而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提出，突破了牛顿古典力学的枷锁，把牛顿力学降为特殊理论，解决了其种种矛盾，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教授精辟地总结了这一情况：“……海森堡……回顾了理论物理学迄今的发展道路，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每当理论向更高阶段发展时，总要出现给旧理论规定应用范围的普适常数。相对论中的光速，量子论中的普郎克常数等就是这种常数。在上述两项理论中，以光速为无穷大或以普郎克常数为无穷小而达到极限时就可以得到旧理论，即牛顿力学。”（注：白暴力：《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途径》，载《经济经纬》，2009（5）。）
3.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古典经济学与作为古典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古典力学，在古典力学之后的时代中都得到了发展，但是都得面对自身的局限。为了学科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些局限成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上物理学呈现出了自然科学的特点：客观、公正。对真理的渴求使先进的思想受到人们的肯定和敬仰。而经济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古典力学的枷锁至今仍然束缚着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使促进学科发展的工具变为了束缚学科前进的教条。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现今，西方经济学被一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理论的主流思想，对其盲目崇拜甚至将其作为教条。而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在其学科基础上是具有重大缺陷的，这些缺陷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基础局限性、社会时空基础局限性和逻辑基础缺陷等三个方面。以下对此进行论述。（1）西方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局限性。前文已经探讨了古典力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历史缘由，在此不再赘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范畴有弹性、均衡、均衡的变化以及均衡的稳定等等。这些基本工具范畴都是从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引入的。
白暴力教授曾指出，在市场价格运动的分析中，西方经济学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说明市场价格决定，由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说明市场价格的变化，由稳定性分析说明市场价格的波动。但是，市场价格运动的统计数据与这些分析结果很难对接，从而也就难以由这些分析说明现实价格的运动。但是，如果拓宽思路，从古典力学方法的局限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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