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晖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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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经传媒评论(第一辑)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为相关论文的汇编。通过对中国财经传媒的发展历史和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历史所作的简要回顾，勾勒出两者的深度关联；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杂志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近十年来影响较大的调查性报道为例，具体阐述财经媒体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进步、公司治理完善中的促进作用；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以2015年至2016年初，中国股市的异常波动为例，探索在多元化资本市场体系建构及新旧媒体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媒体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守望者”的作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财经媒体发展取向——代序
林晖2017年是起源自美国的最近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整个世界还在脆弱、不确定的复苏中努力寻求方向。
2016年以来经历了英国脱欧、特朗普意外胜选等“黑天鹅”事件，“不确定性”几乎成了金融市场唯一确定的选项；在极右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包围中，只有最有定力的国家才能在一波波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漩涡中突破和进取。
在新十年的门槛上，很多人的目光投向中国，而中国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也确实既经历着飞跃，也忍耐着痛苦的调整：
2011年2月15日，《华尔街日报》用两个版的篇幅报道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大型网络图片报道使用的标题是“A Historical Shift”（历史性的转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中国在2009年的出口额已经是世界第一（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但另一方面，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2014年开始，中国宣布经济进入“新常态”：告别旧增长，寻找新动能；告别对速度的追求，潜心提升质量，力推供给侧改革，致力于经济的转型升级。
然而，最扎实的数据也已经表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最重要的进出口大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的路上，中国经济也在全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政府、百姓和企业都开始步入全球化的时代。
2015年3月，伴随中国海南博鳌论坛上“一带一路”远景与行动计划发布，“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家行动战略；2016年9月，中国又成功举办了G20领导人峰会，杭州惊艳世界……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的力量和最有力的引擎；“一带一路”战略标志全世界的大国中中国才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坚定的捍卫者，也是合作共赢理念的真实践行者。
中国义无反顾地坚持开放战略，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喧嚣中坚定地走向世界。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同样需要软实力的支撑。经济的成长自然需要与之匹配的财经媒体在全球范围内传达中国经济的声音，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这都需要强大的媒体实力与之匹配。另一方面，面向全球的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也要求中国媒体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中国受众提供一流的真正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财经报道。中国财经媒体和专业报道队伍的成长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基本一致，大体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20年的时间，要走过发达国家百年的道路。
这是中国媒体必须面临的挑战，也是年轻的中国媒体人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国家理财、企业理财到全民理财：中国财经媒体的历史土壤
1978年至今近40年，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用国家理财、企业理财到全民理财来概括中国财经媒体的成长环境。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诞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媒体——1．国家理财
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掌握了全部的经济资源。企业只是作为生产单位而存在，不需要自主经营也不需要自负盈亏。所有的经济新闻大多是报道成就，传达政策，印证政策，用于指导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最典型的代表是《经济日报》，尽管近10年来，《经济日报》也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其经济政策报的整体风格仍然保持。
2007年起席卷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让20年间徘徊在经济与生活、小众与大众间的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在2009年8月正式定名，以“全球视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智慧”定位，成为中国媒介国家队中第一个真正面向大众的高端的专业财经传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的推出，中国的全球经济布局全面深入推进，对外经贸和投资的范围和广度都前所未有，中国经济的对外影响也日趋高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都大幅加强了海外经济报道和中国经济的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经济报道会成为未来中国对外宣传的急需。2．企业理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西风东渐。随着民营企业的迅速成长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幕徐徐开启，企业开始自主经营，中国开启企业理财新阶段。《中国经营报》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以“终身学习、智慧经营、达善社会”为宗旨（发刊词上的标题）。而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以后，向往和国际接轨的中国企业如饥似渴地学习，营销、管理、投资等等，一切都是新鲜的。这使得《中国经营报》在市场上很快被接受和认可，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一度成为中国财经媒体的榜样，特别是其公司报道和产业报道对此后兴起的《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等都起到了引导作用。3．全民理财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此前后也诞生了一批既面向市场但又走政经结合路线的财经媒体。在21世纪初，《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这一刊三报被人们赋予“新锐财经媒体”的称谓。2004年11月15日，国内首个拥有跨媒体平台背景的《第一财经日报》在上海创刊；同年12月9日，由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投资、联合主办的《每日经济新闻》创刊。中国专业财经传媒的日报时代拉开大幕。
但从《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西方成熟财经大报的成长历程看，财经媒体主要依赖、成长和服务的对象是投资者，资本市场的勃兴、全民理财时代的来临才是财经大报形成的黄金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设立了职工自我理财式的退休金制度“401k计划”，这直接促使“美国大众完成了从消费者到投资者的转变，从而导致财经新闻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受限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初期，投资者还不普及，中国人在21世纪之后又等待了近10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早在“十一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就超过4 000美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根据证监会网站2010年7月14日刊登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至2007年底，股票市场投资者累计开户数量已经达到1.4亿户”。中新社2010年报道，“中国目前股市开户数和基金账户的规模已达到1.7亿户。从规模来看，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已实现了全民投资。”
仅上海交易所统计年鉴（2016年）显示，截至2015年底，A股开户总数中自然人就为13 536.3万户。
收入上升了，资本市场多元了，投资渠道和品种扩大了。股票、债券、基金、期货、艺术品、金银、古董等等，都可以成为老百姓资产增值的通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上海《理财周刊》的口号）的理念深入人心。从一般消费者到投资者，普通百姓产生广泛的财经资讯需求，真正奠定了中国财经媒体崛起的社会基础。
二、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中国财经媒体的目标
2008年9月开始的金融危机，可以视为全体中国人的财经新闻经典读本。从政府领导到平民百姓，从写字楼的白领到田间地头的农民，无比深刻地体会到经济全球化是如何把全球市场连成一个整体，蝴蝶效应不再遥远，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
今天，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熬夜等待欧美股市开盘的信息，浏览欧美诸国的房屋销售价格数据、就业数据等，借以判断其经济形势。无数中国人关注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政策，2011年4月28日凌晨，美联储历史上的首次新闻发布会让不少中国人几乎通宵无眠，欧洲央行的议息会议也曾牵动着无数投资者的神经。
在应对2008年席卷美国的金融危机推出量化宽松之后，近年美联储再次进入加息周期，2017年，一个新词“缩表”走入中国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一时间，美联储为何缩表？如何缩表？对中国和新兴市场影响几何？专业媒体和自媒体都从大量背景材料出发，追求言必有据，每一点分析都力求有相应的资料数据为依据（并用可视化图表展示），紧紧围绕美联储“缩表”必将导致的流动性紧缩入手，重点围绕股市、债市以及新兴市场可能受到的波及展开。
今天的专业媒体对于诸如美联储议息会议、欧洲央行会、美国大选、法国大选等重大国际政经时事件，报道已经上升为全时性的系列报道：前瞻性报道（事前）——现场报道（事中）——解释性报道（事后）——影响分析的预测性报道（事后）
与此同时，作为最大的贸易国和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增长迅猛。
所有这些信息表明，今天的中国财经媒体必须具备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化的报道视野，提供全球范围内的财经新闻：1．大幅增加国际财经报道
一是改变过去依赖翻译编译外电的模式，大踏步走出去，增派驻外记者，提供一手的新闻，用中国人的视角和立场解读国际财经事件，至少覆盖欧美日等地。二是大量增加来自亚非拉新兴市场国家的报道，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21世纪经济报道》推出的《本世纪的中国与非洲：走进纳米比亚》（2017年2月28日）系列报道等，都是非常好的尝试。亚非拉各国越来越频繁地走进中国受众的视野。但我们也看到，如何使这种报道日常化并在中国主流财经传媒普及，如何着眼于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联系，立足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提供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的资讯，是中国财经媒体面临的又一个挑战。2．学会用全球眼光看待和报道中国经济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由于我们的经济多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结合在一起，消费者有更多可选择的产品与服务，而且，储蓄者也有更多机会用他们的财富来投资。”因此，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必须考虑全球市场现状和趋向。例如，报道和分析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以及以后的政策思路，不仅要结合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还必须向受众讲明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包括欧美和新兴市场的利率政策、就业形势、通胀指标等。宏观经济如此，中观的行业报道和微观的公司报道也需要有全球眼光。特别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中还处于重化工业阶段，很多企业对石油、铁矿石、铜等资源产品和农产品的需要会持续旺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企业的生产影响极大，汇率波动对长三角、珠三角的出口企业至关重要。而国际资本也在通过各种手段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他们的投资行为和偏好也会影响国内市场价格。这些都是中国的记者需要融入自己的报道思维中的。不能就事论事，要真正打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说明两者的关系，分析国际经济对中国企业影响，讲明利弊得失。3．敢于争夺中国经济的国际话语权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以中高速增长和内涵式提升、结构调整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新常态”；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近十年，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在经历缓慢、脆弱的复苏和艰难的内部结构调整。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体制性矛盾，其危机的反复性和调整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社会矛盾和民粹主义流行，贸易保护主义大大抬头，“二战”后70余年间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和对中国经济自身成长的判断与预期，以及中国经济力量的海外布局（诸如海外投资并购等）已经成为中西方主流媒体话语博弈的热点和重点。改革开放已经近四十年，中国媒体和中国经济一样，曾经以埋头苦干的追赶者和学习者的姿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借鉴经验，但是随着中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国际政经形势的深刻变化，大国博弈的局面波云诡谲，中西方媒体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后危机时代，在西方相对“回缩”但中国尚未成为国际新秩序真正主导者的前提下，这一话语博弈显得更为艰难但也更加必要。
当然，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是软硬实力的综合效应，非一国媒体可以独立承担，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必然伴随中国向世界的“话语输出”，媒体话语权则是国家“话语输出”最重要的建构者和传播平台。
就当前最为重要的经济传播而言，中国主流媒体在涉华国际经济报道中重点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真实、全面地传达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的“真相”，稳定国内外投资者预期，维护中国经济安全，这既是中国迈向强国壮大软实力的必然，也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关乎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事！
第二，在中国企业的海外经济活动的报道中如何建构为国际社会理解并接受的中国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必然延伸，企业文化必定融入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是“民族之魂”的精华。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投资”，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必须提供既符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且又能为国际普遍接受的价值话语，而在这一话语建构和传播中，中国媒体必须有不负历史的担当。
第三，对国外媒体的歪曲、偏见报道的针对性回应和澄清。由于文化传统特别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差异，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的成绩，以“崩溃”视角突出所谓的“问题”，如宏观经济方面的中国政府债务、企业债务问题、人民币贬值、外汇储备下降，中资企业的海外并购与投资国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的冲突等等。西方媒体预设的立场也很容易对亚非拉各地新兴市场媒体产生影响，从而恶化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中国媒体具有针对性的回击能力和传播技巧，特别是经济报道要以专业立身，有理有据，以翔实的数据、具体的实例、生动的故事说服国外公众，减少偏见和敌意。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逐渐步入网络社会，网络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崛起，深度改变了财经信息的传受环境。羽翼未丰的中国财经传媒又迎来新一轮变革。
三、走向移动时代
1994年中国接入第一条国际互联网，老百姓从此可以“触网”，中国新闻媒体步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20多年过去，从移动互联、客户端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近年来的新闻媒体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诞生不过二百多年的报纸已经显得有些古老了，曾经也是新媒体的广播电视退却了光环，步入了被年轻人称为“传统媒体”的旧媒体行列。
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在2016年出台的数字时代全球新闻媒体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预计到2020年，智能手机将覆盖80%的世界人口。
而在拥有超过7.3亿网民的中国，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表明：
◇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 29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较2015年底提升了2.9个百分点。
◇截至2016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较2015年底增加7 55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5年的90.1%提升至95.1%。
近五年最突出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冲击将超过以往10年基于PC的网络的冲击。
以财经报刊为例，应对互联网络的冲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纸媒电子版阶段、报网互动阶段和移动端的跨媒体融合阶段（如新闻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努力寻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融合效应，达到立体覆盖。随着4G普及乃至未来5G技术的发展，以手机为主的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上网方式。在财经视频领域则是短视频、移动直播等新的视觉传播形态兴起。
在“2016胡润百富最具影响力财经自媒体50强”中，可以看出，主流财经媒体面临的各类自媒体挑战不言而喻，但凭借权威性仍然可圈可点：
21财闻汇 广州
A股那些事 上海
CEO智库 深圳
EMBA北京
ipo观察 深圳
MBA智库 厦门
P2P观察 深圳
VC/PE/MA金融圈 上海
波音大飞机 北京
财经国家周刊 北京
财经记者圈 深圳
财经内参 北京
财经早餐 上海
财务第一教室 北京
第一财经谈股论金 上海
冯仑风马牛 北京
凤凰财经 北京
富爸爸穷爸爸 上海
格上理财 北京
功夫财经 北京
腾讯证券 深圳
天天说钱 深圳
我的理财师 上海
吴晓波频道 杭州
36氪 北京
股票知识 厦门
股市老兵 深圳
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 北京
华尔街见闻 上海
黄生看金融 深圳
价值线 南京
金融行业网 上海
金融家 深圳
京东金融社区 北京
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 上海
郎club上海
李志林 上海
理财知识 东莞
理财中国 上海
漫步金融街 深圳
每日经济新闻 成都
跑赢大盘的王者 沈阳
钱眼 南京
沙黾农 上海
水皮 北京
越女读财 北京
占豪 湖北
正和岛 北京
政商参阅 北京
智谷趋势 广州
……
正因为财经报刊的核心读者属于高端商务人士，而频繁的商业往来，又使他们常在飞机上、轿车里、火车上阅读财经资讯，移动阅读是他们的常态。高质量的财经报道多为解释性、分析性报道，篇幅长，强调抽象逻辑和数据表格，但笔者以为，我国财经媒体在走向移动新闻业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快速和准确的关系。再不是一天一稿，记者每天都要发布若干条即时资讯，竞争以分秒计算。这确实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市场惜时如金的投资者。但追求速度，就更少时间去验证，失误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对投资者而言就是得不偿失了。
2015年底百年财经大报英国《金融时报》抢发欧洲央行利率决定，出现震惊全球金融市场的“乌龙事件”：
周四（12月3日）欧洲央行（ECB）利率决议公布数分钟之前，欧元/美元却意外出现超过百点涨幅，而这可能是受到了一个“乌龙”消息的影响”，“就在欧洲央行决议发布前的几分钟，英国《金融时报》提前走漏消息，说欧洲央行决议将是‘按兵不动’，一时间市场投资者方寸大乱，然而几分钟之后，欧洲央行的正式决议却是一如预期降低准备金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负0.3%，但说出去的话已经无法收回，美元因此延续了雪崩式下跌的行情，就算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此后宣布继续QE，也难以阻止市场上的这一出疯狂行情继续上演。
报道事实永远是新闻媒体的核心价值所在，无论技术如何演变，这点却不会变。
第二，向数据驱动的转变。近年来，大数据和数据新闻成为风行新闻界的概念。这是计算机辅助报道在大数据时代的深化。但对于财经新闻而言，从宏观经济到公司业绩，数据从来都是报道的核心，但报道又从来不能拘泥和盲从数据。记者的数据素养在于能够寻求可靠的数据来源，剥茧抽丝，在数据的勾稽关系中寻找破绽、确立调查报道的线索；敢于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运用数据但不停留在数据上，把数据推演和现场调查相结合，才是大数据时代财经新闻应有的真实走向，这也是财经新闻业在新技术和新概念面前的“变”与“不变”。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有声有色、图文并茂，还有高度互动的数据包，更有数据的权威，善于建立数据背后的逻辑，赋予数据以新闻人的“思想”。
第三，大众新闻与“用户中心”的关系。“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用户中心思维的确立，从“受众中心”到“用户驱动”，意味着新闻从大众传播时代有着鲜明个性的“作品”演变成了互联网时代更强调效用的“产品”，新闻人要转型为“产品经理”。看上去可能只是一二字之差，但却意味着新闻生产的理念和流程的巨大冲击与转变。传统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信息服务和价值生产，而高度细分的网络渠道和形形色色的“私人订制”很有可能引起大众新闻的衰落，财经新闻界表现更为突出。而面向大众服务的公共新闻曾意味着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是新闻界“权力”的象征。在这场大转型中，我们需要坚守什么？又要改变什么？这是财经新闻界和教育界都必须回答和探索的问题。
而人们对网络的感叹还未结束，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已经纷至沓来。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每一项新技术未来都可能再造我们的传媒业。
进入2017年，人工智能又成为最耀眼的风景，人机协作生产的财经新闻越来越常见。其实早在2015年腾讯财经的机器人写出的CPI数据报道就有模有样了，今天从新华社到第一财经、Wind资讯等各类媒体，这都已经是常态。对于新闻人而言，一场新的传播革命又开始了，但对责任的坚守没有终点。
本论文集主要收录了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新闻系骨干教师近年对财经媒体的部分研究论文，在此特别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玉兰教授欣然赐稿！作为近20年时间致力于中国财经新闻教育的同行，心心相通，致力于中国财经传媒研究和人才培养，无怨无悔！
是为序。
数据驱动的研究型报道：互联网时代的财经新闻新趋向——兼谈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改革
林晖摘要：大数据新闻是计算机辅助报道在大数据时代的深化。对于财经新闻而言，从宏观经济到公司业绩，数据从来都是报道的核心，但报道又不能拘泥于数据，更不能盲从数据。指导学生认识、寻求可运用的数据但不是只停留在数据上，而是把数据推演和现场调查相结合，才是大数据时代财经新闻应有的真实走向。本文认为，以信息和数据挖掘配以现场调查的研究型报道，是网络时代主流财经媒体的真正标志和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培养学生相应的数据素养和调查能力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数据驱动 财经新闻 人才培养
近年来，大数据和数据新闻成为风行新闻界的概念，这是计算机辅助报道在大数据时代的深化。但对于财经新闻而言，从宏观经济到公司业绩，数据从来都是报道的核心，但报道又从来不能拘泥于数据，更不能盲从数据。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指导学生认识、寻求可靠的数据来源，剥茧抽丝，在数据的勾稽关系中寻找破绽，确立调查报道的线索；敢于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运用数据但不停留在数据上，把数据推演和现场调查相结合，才是大数据时代的财经新闻的应有的真实走向，也是我们在教学中通过大量案例反复灌输给学生的，这也是新闻业在新技术和新概念面前的“变”与“不变”。
一、从精确报道、计算机辅助报道到大数据财经新闻
真实是新闻的本质，追求真实、客观、接近真相是新闻业最重要的职责。将民意调查和统计学引入新闻报道催生了“精确新闻”。如同其创始者迈耶所言：在日益复杂的现实面前，“一名记者必须是数据库的管理者、数据的处理者以及数据的分析者”，这是“在不改变记者的核心使命——发现事实、理解事实、及时解读事实——的情况下，提升了他们传统的力量”，精确新闻试图“把新闻当作一门科学对待”，“包括强大的科学的数据搜集和分析工具以及对可检验事实的规范化研究”，但这一切还是为了事实而来，“寻找事实的能力是我们拥有力量的源泉”。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从精确新闻发展到计算机辅助报道。“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简称CAR，“CAR课程不仅提供有关文字处理和编辑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确新闻报道发展的基础上，提供如何利用数据库、互联网等资源发现和制作新闻的教育”。
进入21世纪，数据驱动的新闻业再度成为“大数据时代”媒体界的热词。祝建华先生认为“新闻经历了1980年开始的精确新闻，1990年开始的电脑辅助的新闻，2000年开始数据库新闻，直到2010年开始的数据驱动新闻”，数据驱动新闻（DDJ）“是用来分析和过滤海量新闻数据的工具，它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从而挖掘新闻”。近五年来，在大数据概念引入的浪潮中，更浓缩为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俨然成为互联网时代最新、最流行的报道品种。作为与数据天然相伴的财经新闻而言，走向“数据财经新闻”是时代的必然。
但是从上述数据报道演变的历史进程看，无论其借用的技术和相关学科如何，其根本目的仍然只有一个：让新闻更真实、客观，让记者带着公众更接近真相。对于以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市公司为基本报道对象的财经新闻，数据的根本意义是消除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决策者和经营者面临一个更透明的世界。
可以以《纽约时报》2012年对Facebook IPO的报道“The Facebook Offering：How It Compares—NYTimes.com”为例：传统的IPO公司报道一般以系列报道包括根据招股说明书等公开信息所做的调查报道，迄今这仍然是很有成效的；而《纽约时报》在传统的报道形式之外，依托与彭博新闻社和一些研究机构的结构化数据加以进一步整合，将1980年代以来2 400家科技类上市公司的发行数据、估值水平、上市后业绩等核心数据等与Facebook加以对比，较客观地警示了Facebook估值过高的问题。其后的公司表现也印证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虽然“其IPO（首次公开招股）发行价为每股38美元，融资规模达到16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IPO交易”。“Facebook5月18日以38美元的发行价上市，当天基本收平，随后几天便跌破发行价，累计跌幅超过16%”。
2年后，对比阿里巴巴赴美上市（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并以250亿美元融资额创下全球史上最大规模IPO纪录）的报道，仍然可以看到我国媒体在数据新闻应用上的不少差距。至少在主流财经媒体或者综合媒体中，没有看到这样含有大量数据的产品，直到目前为止的各类公司IPO报道中也很少。虽然我们已经采用了众多融合多媒体的播报手段，力图融合现场和分析、评论等，但是能够大量采用结构化数据的报道仍然鲜见。
大数据的根本目的是用于预测，获得所谓“深刻的洞见”，使用海量数据不但试图发现相关性，而且必须走向解释因果，梳理并建立起数据背后的逻辑，否则数据的分析一定是乏力的。在资本市场则是用于对上市公司真实价值的发现。它对传统的公司调查新闻不是颠覆，而是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这种财经报道的数据化趋向，提示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至少教会学生三点：使用数据库、整合数据的习惯；辨别有效的、可靠的、权威的数据源，确保数据的可信性；数据必须与现场采访和调查、验证相结合，而不是止步于数据，迷信数据。对于专业报道而言，从信息式报道、解读式报道走向研究型报道成为必然的趋向。
二、研究型报道时代的财经新闻人才培养“转型”
从简短的消息到详尽的通讯，从信息模式到解读模式，从一事一报到深度调查，从客观报道到大数据新闻……百年来新闻报道在形式上的演进绵延不断，但其基本逻辑却是恒定的：适应人类及时、充分了解外界变动的要求，以利于决策主体做出趋利避害的基本决断，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生存焦虑。
网络时代的海量存储，把信息爆炸演绎到了极致；公民记者的崛起和自媒体的风行，让新闻的社会化生产成为现实，专业新闻媒体和专业记者的界定反倒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在人人可以报道新闻、实现大众传播的网络时代，专业新闻机构和记者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报道才是专业新闻机构提供的有竞争力的专业产品？判断其质量的标准又是什么？
笔者以为，以信息挖掘和观点整合为主的专业性的研究型报道，会成为网络时代主流媒体的标志和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从信息传播到信息整合再到信息发掘；从平面的解析、评论到立体的综合研究；从描述资料到深度调研；从单兵作战、团队合作到智库支撑……研究型报道的崛起，对媒体报道的理念、思路、流程和队伍构成，乃至院校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都将会是全新的挑战。（一）研究型报道的特点
研究型报道的特点为：立足于问题意识的“主题先行”；深度调研和数据＋案例整合相结合。
和突出信息的传统消息不同，也有别于一般的背景加采访的解释性报道，研究型报道通常以专题系列报道的形式出现，无论媒体介质如何，从选题到体量都会凸显“大”“重”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作为公众媒体，肩负引导市场和公众理性判断之责，报道的立意和出发点都要体现更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指导性。它不但不排斥甚至提倡“主题先行”。
比如，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真实态势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改革、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交替真相、关于中国资本外流的真相、关于外资撤离中国的真相、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美国制造业回归、美国经济复苏真相等等。这样错综复杂的选题，仅仅一二篇评论或者一二个公司企业的报道都不足以抵消外界的疑惑，而这对公众和中外投资者、贸易者而言却又是必须破解的“难题”。要真正起到理性引导的作用，研究型报道是较佳的选择。
这种报道不是事发后的被动采访，而是由清晰的主题和目标导引，既有宏观面上的大量数据支持，又结合点对点的典型企业案例调研，真正做到点面结合。
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推出《872家上市公司中报透视：长三角实体经济转型方向》，面上数据整合，就做到了第一点，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入各行业的典型公司案例调查，就是更充实也更有说服力的研究型报道。
2016年末，中国经济面临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时期，而外部包括“英国脱欧”等外表不确定性事件的增加，使得中国经济的走向更加引人注目。也是2016年末，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里程碑式的事件：A股上市公司突破3 000家，“历经26载，2016年12月9日，A股市场再次迎来一件里程碑事件——上市公司数量突破3 000家，达到3 002家。其中，沪市1 159家，深市1 843家”“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跨越，更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资本时代的重要标志”。2017年上半年，这3 000多家公司的2016年报披露和2017年一季报披露相继完毕，如果深度整合其数据穿插公司样本调研，将会是中国经济的又一个真实“缩影”。也可以以宏观经济敏感企业的上市公司数据整合为切入口，比如对上市银行业的财报数据深度解读等，以一斑窥全豹，对整个经济基本面得以反馈。（二）调研能力
面上数据考验的是大数据的占有能力、数据源选取能力和甄别能力以及整合能力，案例型的精确的样本调研，是集记者调查能力和研究者的专业调研为一体。
还以公司报道为例，如果是涉及公司的并购或者经营危机等（比如最近的乐视资金链风波），记者不能停留在书面资料和数据的整理，要辅之以对核心团队、基层员工、产业链上下游等的访谈调查，还原公司的基本面。我们在实践教学中，常常以商业尽职调查为例，刊列一般的公司调研提纲，供学生学习一般的调研思路。这和投研机构对上市公司调查也很接近，但媒体的服务对象是更广泛的中小投资者和广大公众，且以可视化、故事化的丰富形式呈现，它的服务目的和对象决定了其产品一定具备超越投资机构的意义。
以往，我们对在财经新闻业务培训课程中一般重点是培养基础新闻写作能力（特别是消息）、采访沟通能力和评论等，而大数据支撑的公司调研、产业调研、宏观经济调研等，会是未来主流财经媒体报道的主流品种，适应这一需求变化，我们的业务课程调整不但要适应新媒体技术的融合，更要突出经济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即使是本科生也不例外。财经传媒价值链重构以数据驱动为视角张谦
摘要：在数据驱动时代，财经传媒产业价值链凸显资源高度关联、内容普遍衍生、渠道多向延伸三种特性。财经媒体要解决当前价值链单一与僵化问题，需优化企业结构，通过差异化与专一化战略，运用资本杠杆，开辟数据创新路径，体现数据创造价值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数据驱动 财经传媒 价值链
伴随着社会转型与产业变迁、大数据兴起与传播技术革新，当前同质化明显的财经类传媒既受困于由来已久的体制性困局，又承受着业态转型的压力。本文基于已有相关研究，通过分析当前国内财经传媒价值链的特征与问题，以产业价值链为基础，以数据驱动为视角，探讨财经传媒如何寻求产业价值链优化的内在驱动力。一、当前有关新媒体产业价值链研究综述
自媒体产业化进程以来，传媒经营与管理研究越来越多，其中有关媒体产业价值链的研究更是重点之一。笔者以为，近年已有研究均在新媒体及技术、内容生产与经营管理三个层面探讨我国传媒产业价值链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注新媒体环境给媒体产业价值链所带来的变化与挑战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传媒原有产业价值链所受冲击超乎想象。在对传媒价值链重新梳理中，业界与学界首先感受到的是原有价值链的断裂及其表现。王磊以报业为例，对我国传媒产业价值链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价值链各环节受市场与内容生产影响出现了根本性的断裂。张勇军撰文提出，报业为弥补内容产业价值链的断裂，应利用数字技术环境向内容提供商的角色转换，将原有依附于内容的相关业务逐渐剥离。其次，结合新媒体当前业务现状，有学者从公司运营与管理的角度来剖析当前传媒产业价值链的问题。张允通过传媒板块上市公司的产业链延伸研究，认为当前传媒经营当中的产业价值①链存在着高风险与偏向性。再次，已有研究普遍认同当前形势下原有媒体价值链已经难以为继。吕尚彬即以此为出发点，关注我国当前报业的转型路径，探求报业如何在挑战与压力之下通过互联网创新发展。此类学术梳理归纳甚多，此不详列。
①张允、倪：《传媒产业链的延伸：基于我国传媒板块上市公司的产业链研究》，载《电视研究》2013年第9期，第67页。" class="dd-footnote" src="../Images/note.pn（二）聚焦新媒体产业价值链发展中的新趋势
学界与业界一直在探求传媒产业价值链生成与维护中的新举措、新趋势，尤其注重在全媒体业态领域能有崭新突破。例如，已有不少研究立足于媒体价值链的角度，对包括《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在内的各种全媒体新闻生产流程进行过比较与分析。朱素贤曾撰文以全媒体矩阵的形式来探讨报业价值链的变化与成效；扬子平则从拉长传播链的方式来剖析报业产业链格局；吴继任也以全媒体战略为重心，为实现传媒业务的有效整合，提出产业价值链的重新组合。总的来看，传媒产业价值链仍在变动当中，相关实务性研究略显滞后。
不过，也有学者针对传媒价值链变动趋势，尝试从学理上提出新认知新见解。殷俊等人在整体分析新媒体产业投融资机制、市场运作、制度安排的基础之上，对新媒体产业价值链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界定与解构性分析，提出了新媒体产业价值链中的虚拟价值链。林忠礼也从解构我国报业集团原有价值链出发，提出相应的价值链理论模型，同时列出价值链重构的方式，探索报业专业化与多元化竞争策略。刘西平基于新浪平台30家报纸微博的抽样分析，对报业产业链新营销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强调纸媒应在分享和互动中实现受众价值，进而实现自身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三）探讨新媒体产业价值链的延伸或重构方式
近年来，媒体产业价值链延伸或重构成为此课题研究的重头戏，成果较为丰富。郑丽勇等学者有关媒体价值链横向整合、纵向整合以及多元化整合的论述较有代表性。陈薇强调报业产业链必须通过数字化转型，进而在商业模式上实现产业链价值共享。在对大数据与传媒产业价值链变革的关联分析中，陆小华认为分析思维比分析技术更为重要，要从移动媒体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再组织化与再专业化。高超借鉴Chris Bilton战略创新理论对传媒产业价值链战略创新路径进行了论证。
如今，大数据及其产业喷涌而发，与市场密切相关且专业性突出的财经传媒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产业价值链亦因势而变。学界对此研究几近阙如。在以数据见长的彭博、路透等西方财经传媒全球扩张的压力下，认知数据驱动背景下财经传媒产业价值链的特征以及解决由此引发的新问题，重构符合中国实际的财经传媒价值链，对于传媒产业以及掌握全球财经话语权而言，应是当务之急。二、数据时代财经传媒产业价值链的特殊性
近年来，我国媒体市场产业结构一直处于调整状态。根据美国商业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的观点，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竞争策略，而判定竞争优势的基本工具则是企业的价值链。财经传媒如何充分利用数据时代产业环境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就有必要对自身产业价值链进行反思，构建最优价值链才能在媒体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企业的价值链是企业在一个特定产业内各种经济活动的组合，是企业创造价值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传媒价值链可分为资源供应链、内容产品生产链以及市场渠道链三大价值链环节。我国财经类传媒得益于特殊政策与早期市场先入，初步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类型媒体的价值链系统，进而表现出其自身的显著特征。对应于三大价值链环节，数据时代财经传媒自身价值链分别显示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一）财经传媒价值链资源的高度关联性
近十年来，传媒产业利润由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向上游、下游转移，但首先还是取决于向上游转移中价值链资源的关联效果。财经传媒如何设计与策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传媒价值链内在合力所在，而这种合力又由价值链中资源配置关联紧密性决定。
财经传媒价值链中资源的高度关联性首先表现在此类传媒内部各类业务及其部门的关联性上。财经传媒要比其他类的传媒更强调社会担当与市场责任，在平衡社会担当与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既不同于偏于宣传的时政类媒体，也不同于追求轰动效应的大众类媒体，在报道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加强调其社会性。此外，由于更倾向于市场化运作，使得财经传媒价值链中各类资源及其运作模式能够坚守其较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由财经传媒内部资源关联度来决定的。财经传媒内部资源关联度不高，即说明传媒内部受外部干扰较大，很难保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权威影响力。
其次，财经传媒价值链资源的关联性还表现在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关联度上，企业既有可能成为财经传媒的广告商，又有可能成为传媒的报道对象，还有可能成为传媒市场行为的合作伙伴。同时，经财经传媒而联系起来的客户或用户，又会与企业或市场形成多个双边市场或多边市场。因此，财经传媒在外部资源选择与利用方面比其他类型传媒更为复杂。（二）财经传媒价值链内容生产的普遍衍生性
不同于单纯的时政宣传，也不同于大众化社会新闻的哗众取宠，财经报道从选题策划开始，需要将社会财经现实与相关行业与行情紧密联系起来。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各类媒体都要追求受众与广告商的青睐，时政宣传类报刊可以照本宣科，大众化传媒追求轰动，财经类传媒决不能如此简单。为了追求自身的效益与影响力，财经传媒的内容只有表现出足够的衍生性，客观缜密地反映社会经济状况，才能体现出财经传媒的专业性。
财经人士对于财经信息的需求与认知远远高于一般社会受众，在经历着产业转型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困惑。为满足不同产业不同阶层人们的财经信息需求，开拓专业化信息服务已是大势所趋。早在1994年，美国大约有100家报业公司从事各种特定类型信息的传真业务，内容包括期末存货价格、特定股票或新闻专题的专业化追踪。数据定制与衍生使得财经类传媒内容价值链环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如今，面对以彭博、路透为代表的外企财经类传媒在华业务的扩张，国内财经传媒逐渐认识到此类业务对传媒价值链及其延伸的重要作用。
在涉及媒介经济学的讨论中，学者较多关注媒介在双重产品市场之中的运行，充分认识到媒介内容生产在为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在为广告市场服务，而且这两个市场相互影响。我国财经传媒对这两个市场如何影响内容生产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却又经历着近年来广告收入的断崖式下跌。此外，我国财经类传媒竞争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同类传媒之间较为成熟的市场化运作，进而表现出明显的同质化趋向。在传媒产业价值链上，内容生产的衍生性同样远不如西方同类传媒。
财经传媒的社会价值根本体现在其内容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由于经济生活是社会的根本所在，财经传媒的内容必须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财经类传媒应该是包括内容涉及经济领域内如经营管理、投资理财、金融证券等各个方面的专业性或大众化传媒。然而，当前我国主流财经类传媒也就是大家共知的几种而已。在近十多年的竞争当中，没有一家财经类媒体能够真正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很难说哪家传媒能以“内容为王”称霸于财经传媒市场。2016年11月，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的问世可以理解为应对当前财经传媒困局的一次战略突围。（三）财经传媒价值链渠道的多向延伸性
就信息传播而言，财经传媒的上游是广告商，下游是受众；作为平台渠道者，财经传媒的上游是企业，下游是用户终端。由于传统广告赢利模式的式微，财经传媒必须掌握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的需求，充分运用新媒介成为自身产业价值链的串接点，价值链渠道的延伸已经越来越重要。
财经传媒必须面对高端受众与广告商双边市场的客观要求，在突出内容的高质量之外，积极拓展传播渠道，既能增加收益，又能扩大影响。从十多年前开始，国外强势媒体集团的收入越来越多的来自传播渠道，即价值链的下游拓展。早在2002年，美国新闻集团的营业收入近70%来自传播渠道部分。财经传媒为了吸引其目标市场，在内容产品传播渠道方面也要表现出差异性，即多方向的延伸性，这样才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展示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有助于自身品牌的塑造与扩张。三、当前财经传媒价值链问题分析
财经类媒体与时政类媒体相较而言，虽然需反映意识形态，但作为媒介并非意识形态本身。不少学者认为财经类传媒的发展理应较少受到体制方面的束缚与影响。但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财经类传媒仍然有其发展的瓶颈，主要还是来自体制方面的制约，因而其产业价值链相应地表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产权结构单一化导致价值链生成单一化
当前传媒领域改革中，改变非时政类媒体国有产权单一化局面势在必行。产权多元化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传媒而言，是指传媒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互相参股形成媒体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股份制传媒企业。
受制于体制因素，在当前财经传媒市场中，实际意义上的产权主体难以充分合理的得到界定，传媒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相关权利之间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困惑。这就决定了财经传媒产权结构的单一化，使属性上偏于商品性与公众经济服务性的财经传媒难以完全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当前财经传媒已有所谓多元化运作，其实质是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的市场尝试，在经营过程中势必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此前业界惯称新财经类传媒如《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自创刊后不断改版，但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以往努力大多在内容上致力于全新的经济或商业资讯服务，虽然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类报道的模式与内容，但在产业化运作方面却受制于我国媒体属性所带来的困惑，加上各自所属投资方或母公司的影响，仍然有制度性障碍需要突破。
在产权结构单一化条件下，财经类传媒在市场化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衍生品与多元化经营能力很难达到应有的水平与规模，结果必将导致产业收入结构的单一化。就媒体所有权而言，相关政策就能决定着媒体公司能否拥有最易于开发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多元化公司结构。就价值链最后价值生成而言，多元化的媒体可以将生产成本更广泛地分摊到产品与地域市场，会从各种经济收益中获利。一直以来，国内财经传媒的收入还是过度依赖广告。从媒体内容与运作形式上来看，就不难理解以上一些主流财经媒体日益明显的同质化现象。从产业价值链角度分析，这种同质化现象使得财经传媒运营成本提高，运营过程中虽有规模，但不一定经济。（二）财经传媒内部价值链僵化
产业价值链会随着产业结构与外部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价值链的变化不是简单地表现在数量上，其核心是表现在各价值链环节主体与价值生成的实现方式上，由此决定了价值链各环节利润分布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在厘清财经传媒价值链演变周期的基础之上，评判当前财经传媒价值链的活力。
目前，信息需求形式及其传播技术一直处于创新当中。财经类传媒初期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形势潮流涌动。技术的发展使得传媒市场界限逐渐模糊，包括地理概念上的市场界限与产品市场两个领域。但综观整个过程，在价值链创新方面，财经传媒还是多注重于价值点的增加，而少价值链环节的创建。第一财经曾在2010年与七喜合作推出个人炒股手机。但这种尝试会影响财经媒体内部资源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同时还增加了已有价值链内部横向沟通的难度，多少会导致传媒运作过程中决策成本的提高。
当前市场化运作的财经类传媒在产业价值链生成过程中，能够及时跟踪新技术条件下的传播方式，但在内容领域鲜有创新或突破性尝试，从而导致传媒价值链的不完整，或者说价值链上某些环节的缺失。这些显然不利于财经传媒的发展，甚至影响财经传媒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总之，在价值链扩张方面，当前财经类传媒离散经营较多，聚合效应相对较差，在经营扩张过程中，虽有范围，也未必经济。四、数据驱动下财经传媒价值链优化
当前，大数据正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并驱动着各行各业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的变革。财经传媒要实现其收入与影响力两个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可以通过其产业价值链的优化来实现。就当前大数据环境而言，财经传媒价值链再造则需充分认识并利用数据驱动所带来的机遇与优势。
产业价值链作为相关资源的组合，需要围绕某类核心价值或技术得以优化，且最终关系到该产业能否实现资源应用的全部价值。具体到财经传媒价值链优化来说，其出发点不应是一直以来如各类传媒集团那般行政关照下的“做大”观念，抑或不能将“做大做强”简单地联系起来呼来嚷去，而要以数据“做实”为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财经传媒的核心价值所在，实现财经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再整合。（一）优化传媒企业结构，凸显数据资源及其运用的战略意义
传媒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媒体“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立建构内外关系”。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财经传媒更偏于商品性与公众服务性，意识形态属性不明显，应该能够在体制方面率先创新。但十多年来的发展表明，当前财经传媒的发展除面临着自身特殊障碍之外，最主要的仍然是体制与属性障碍。体制与结构性障碍根本上决定了财经传媒的市场生命力。
财经传媒产权多元化以及资产结构的完善有助于形成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为资金投入提供更多可能的切合实际的新方式，最终有利于财经传媒治理结构的完善。增强财经传媒在传媒领域内的创新能力，客观上需要财经传媒内部从单一的管理创造内容，走向管理创造价值。另外，多元化公司管理在决策过程中，涉及新旧项目的评估、推进以及资源的分配等问题。而现实是，不少媒体中层管理人员在执行发展策略过程中更多地感受着市场困惑与压力，基层从业者更是一片茫然。
为此，财经传媒应当从内容到形式上重新认识数据以及数据产业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以技术为辅助，及时抓住大数据兴起所带来的机遇，视数据资源及其运用为优化产业价值链的关键因素与手段。（二）做实差异化与专一化战略，体现数据创造价值的竞争优势
由于财经传媒的业务手段不等同于其他类型的媒体，财经传媒就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围绕自身产业价值链的特殊性，尽可能地增加产业链延伸中的新链接。差异化竞争策略对于壮大财经传媒的实力大有可为。根据迈克尔·波特提出来的关于行业竞争影响因素的“五力模型”，差异化策略有助于财经传媒拥有总成本战略优势，产业链中间产品与延伸产品方面的独特性及其在资源整合与产品营销上的体现，即能够实现产品的差异化。财经传媒经过十多年的市场摸索，业已积累了大量数据，完全可以从内容生产源头再做文章。
数据作为产业价值链的源头之一，还能给媒体带来不同于以往的竞争优势。财经传媒产品的差异性也是市场高端客户差异性的表现。创造客户是企业的目的，也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财经传媒可以根据当前信息消费模式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透过这些数据着力挖掘财经领域信息消费者有待开发的新需求，由此打造新的信息产品形式，实现原有价值链环节上的新添加或重构，努力实现原有价值链的更新换代。因此，财经传媒产业价值链要充分发掘媒体功能，科学定位，通过数据创造客户，实现差异化竞争策略。
一些财经传媒在强调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同时，却容易忽视专一化竞争策略。此举对于财经传媒来说，无疑是主动放弃了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对于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与资源高效配置是个致命错误。很明显，随着新媒体的创新与普及，信息的共享程度越来越高。由于社会掌握与运用信息的水平与能力提高，财经传媒必须更深层次拓展信息的生产能力，专一于内容生产、数据库建设与媒体自身形象传播，使自己能够成为广告线索的提供者，同时在内容的表达、解读及影响力方面尽可能地吸引广告传播的对象。专一化策略要求财经类媒体在整合自身产业价值链过程中，寻求结构优化的条件及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的运作方式。
财经传媒产品专业化与传媒品牌相结合，通过专业化内容打造自身的品牌，对于财经传媒打造权威影响力至关重要。第一财经与《华尔街日报》合作，在专业化基础之上，深度合作共同开发道琼斯第一财经中国600指数，成为中国市场上第一个权威覆盖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产品，并通过《华尔街日报》及其亚洲版传播海外。财经传媒品牌影响力本质上是其自身价值的最终体现，从而决定特定受众群体对传媒的忠诚度。
大数据环境中，传媒对于数据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内容生产。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财经传媒可将数据应用于传媒市场边界的融合与拓展上，开展一系列传媒服务于社会的信息活动，为传媒专业化打上更深的烙印。《21世纪经济报道》以“新闻创造价值”为理念，几年前就尝试策划各类市场活动，每年100场以上，其中大型活动就有30余场。这其中的经验说明，围绕财经传媒进行边界创新只有在掌握并能熟练运用数据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可能。（三）运用金融资本杠杆，开拓数据创新路径
如前所述，财经传媒在属性方面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及政策环境下，完全能够在资本运作方面取得突破，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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