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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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的故事试读：

前言

智谋是智慧和谋略的妥善结合，对于事物的变化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具有驱使事物向有利方面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

古老而恢弘的华夏神州，是世界所公认的创造谋略和盛产智谋的故乡。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既是一部智谋故事的传奇史，又是一部智谋人物的活动史。翻开浩瀚如烟、博大精深的史籍，我们犹如置身于巨大而辉煌的舞台上，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直面交流。每一次王朝更替，总有谋略在其中屡建奇功，让人敬佩折服；而每一次时代变迁，又总有智慧在其中大放异彩，让人叹为观止。当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时，总会出现明君慧帝顺天承运，问鼎皇位；而当社会动荡、内外生变时，又总会出现智士谋臣应运而生，力挽狂澜。

走进一幕幕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大剧中，无数鲜为人知、包容着正邪智谋在内的内幕奇闻，令我们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让我们看到了励精图治、勤政德民的帝王御谋，也看到了文韬武略、安邦定国的重臣权谋；看到了继往开来、德高望重的贤臣运谋，也看到了权倾朝野、为害忠良的奸臣弄谋；看到了命运坎坷、前途凶险的皇子图谋，也看到了专宠一身、遗恨千古的后妃变谋；看到了投机钻营、富甲天下的名商财谋，也看到了金戈铁马、出奇致胜的名将战谋，等等。所有历史风云人物，个个凭着超人智慧和卓绝谋略，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历史大片，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历史长卷。这些凝聚着深邃而精湛智谋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历史绝唱，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启迪着现代人类的智慧思考，也激发着炎黄子孙再铸辉煌的勇气豪情与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丰富的知识与过人的智慧，只有与良好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结合，才能做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顺乎万民大众心意的正义之事，也才能名垂青史，万古传颂。否则，便只能助纣为虐，残害忠良，谋取私利，遗臭万年。

本书内容宠大，史料丰富，情节入胜，叙述传神，引领着读者沿着中华祖先留下的历史足迹畅游浏览，使人在阅读欣赏中，感悟前人的智慧与神奇，引发今天的思考与遐想，从而充分领略中国历史文化的奇妙与伟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重视历史的借鉴与警示。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割裂历史的传承就是倒退。21世纪的中国人，需要学习和了解包容着无数智慧和经验教训的中国历史。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中国历史智谋故事总集》，包括文治武攻、斗智斗勇、随机应变、雄才大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别具慧眼、出奇制胜的故事、精明能干等智谋故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探寻中国历史智谋奥秘的兴趣和愿望，是为了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本套书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可读性和启迪性，是我们广大读者了解历史、增长智慧的良好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一、中华军事谋略的奠基人：孙武

孙武，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约与孔子同时。字长卿，齐国人，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军事世家。后去齐归吴，淡泊功名，专事兵法研究。后被举荐，曾以《兵法》13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以为将，曾与伍子胥一道助吴攻楚，创造了不少以少胜多的战例，使吴国名显诸侯。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专著；对中国、对世界的军事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早在汉代，《孙子兵法》即已成为兵学之冠，司马迁曾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13篇。”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家们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自从有了《孙子兵法》“便成立了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早已漂洋过海，被传到许多国家，受到了相当广泛的赞誉，认为它的内容“闳廓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武及其军事科学著作是炎黄子孙的骄傲。

1.田园隐居，勘察战史

春秋时的孙武，原是齐国田氏家族的后裔。齐国的田氏是闻名天下的望族，世代均出过有德有能的人物，在齐国位居卿、大夫等高官者不乏其人。孙武的祖父最初是一名大夫，在出兵征讨莒国（今山东莒梁一带）时立了大功，乃由齐景公封于乐安（今山东丘县之北），并赐孙姓，从此与田氏分开，成为独立的一家。田氏家族与陈氏、鲍氏家族因争权夺势而发生武斗，虽然田氏家族获得了胜利，但孙武对本家的做法很不满意，同时对这种不光彩的“胜利”感到很惭愧，因而离开自己的祖国而来到了吴国。

当时的吴国在今江苏北部到浙江南部一带，虽被称为蛮夷之邦，然而物宝天华，生活富足。孙武率领众多的族人和奴婢来到吴国，向官方申请开垦荒地，结果在吴都以西、罗浮山以东一大片荒芜潮湿之地安家立业。孙武在山麓上兴建村落，开凿圳渠，彻底改善排水系统，几年之间便使荒芜之地变成了渠水纵横的肥沃良田，村落也就成了颇有名气的孙家村。

吴国人对齐国的田氏之乱也有所闻，他们认为孙武所采取的态度大有贤者风范，且为名门之后，便向吴王余祭推荐，余祭也觉得不能将能人弃之于草莽，便想委以高官。孙武被召入宫后，一听说要他做官，便坚决不接受。他说：“孙某不才，学识浅陋，而且体弱多病，如果出来做官，肯定会使大王失望、有负国家重托的。我只想归隐于田野之中乐享天年，此外别无他念，请大王怜恤亡命之民，请让我做一名普通百姓吧。”

吴王余祭见孙武果然消瘦无力，性情似乎有些懦弱，而且谈吐并没有什么宏言高论，也就没有再勉强他。

于是孙武仍然归隐田园，放情于山水，悠哉游哉。

孙武本人是讨厌战争的，对于战场上刀剑飞舞、喊声喧天的惨烈情景始终难以忍受。然而他却喜欢研究战史。早在少年时代，每当遇见老一辈的人，总是要打听昔日的战争情形；如果遇到曾经实地参加过战斗的人，一定请他讲一些实战的经验。久而久之，他渐渐知道了打胜仗有打胜仗的理由，失败也有失败的原因。

孙武常常把研究的心得写在笔记簿上。此时距离纸张的发明尚有六百多年。所谓笔记簿就是在竹片或木片上以小刀刻字或者用漆书写，然后再连在一起。至于交战地图，他则绘在大张的帛布上，注明军队或军船的配置及移动情况，标出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有时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想，如果能将胜败的原因和理由探究明白，增加己方取胜的条件，促成敌人落入失败的情况，那么，百战百胜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潜心研究的结果，渐渐形成他的独特的军事思想。

经过长时间的搜集资料，脑子里有了初步概念之后，他又前往战场实地进行勘察和研究。这项工作在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当时，是极为辛苦而麻烦的。然而他却乐此不疲，前后竟持续了20年之久。例如他为了考察吴楚天门之战的情形，便不顾旅途的劳累，跋涉数百里，来到位于今南京上游40公里左右的天门，在东梁山和西梁山两山夹峙的汪洋人河里乘着一叶小舟，细心地观察、研究，时而还在随身携带的笔记簿上写写划划。然后又把小舟划向岸边，拨开水面上丛生的芦苇，冒着熏人的青草热气，爬上堤岸，不胜感慨地四处张望，然后又取出本子振笔疾书。

孙武研究战争、战略和战术，并非要借此去游说诸侯从而获取高官厚禄。他没有名利之欲，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安分、平凡而恬静地度过一生。

2.潜心钻研，兵法精义

吴楚之间的天门之战发生在吴王僚即位的第二年。吴国的统帅是吴工僚的堂兄公子光，楚军的司令官是楚国公族子瑕。

公子光用军船多艘满载士兵溯长江而上，到达天门山附近，楚军也舳舻相接顺流而下。双方舰队互相发现敌踪之后，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前进。双方舰队的每一只船上都悬挂着无数旗帜，互相炫耀军容，但都按兵不动。

楚军司令官子瑕正在占卜战争的吉凶。当时习俗，凡有大事都要事先占卜，才能作出决定。子瑕占卜的结果是凶卦，因此他变得很消极，通令全军加强防守，决不可轻举妄动。

楚军中的司马子鱼善于运用形势而且作战勇猛，他匆匆来到子瑕的军舰上，提出意见说：“我们处在上游，只要顺着水势攻下去，必能击溃吴军，这样天大的好机会怎能错过？请问将军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占卜的？”

子瑕告诉他，用的是筮草。

那个时候，占卜的方法除用筮草外，还有用龟甲烧灼后根据出现的裂纹来判断吉凶的，称之为龟卜。还有用鹿的肩胛骨的，称之为鹿卜。

司马子鱼对子瑕说：“应该用龟卜来决定吉凶，而且按惯例应该由军中司马来主持其事。”

子瑕同意了他的意见。

司马子鱼恭恭敬敬地跪下来，向上天祷告说：“战争一开始，我准备率军打先锋冲入敌军舰队，打它个措手不及，待敌方阵脚已乱之时，我军大队人马冲杀过去，这样是不是可以获得大胜，请上天给予明示。”

祈祷完毕，便动手烧龟甲，司马子鱼得了一个“吉兆”。

司马子鱼慷慨与子瑕辞别，率领自己手下的船只顺江而下，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参战的，在最壮烈的战斗中，终于以身殉职，同时楚国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突然的打击下，吴军仓促应战，加之地形不利，很快便溃不成军了，连吴国传代的宝船“余皇”也被楚军掳去。

孙武对吴楚两国这次战争曾详加考察，除了士气、时机、地利各方面得失外，他感兴趣的一点是，战争开始前，楚军将领们利用筮草和龟甲来预卜吉凶这件事。

用占卜的方法来预测战争的胜负，引起了孙武深深的思索。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从史籍的记述和人们所流传的战争实例来看，每次占卜的结果似乎都很灵验，甚至准确无比。这是真的吗？如果胜负之数事前已经决定，人们只要按着命运的安排盲目地走下去就是了，其他一切人为的努力不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吗？不，不可能完全是这样。过去留传下来的占卜实例，是否只记下了猜中的部分，至于没有猜中的例子根本未作记载，日久天长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了呢？吴楚天门之战，开战前主帅子瑕的占卜预示着失败，司马子鱼的占卜却预示着胜利。事实上，胜利的取得是依靠子鱼对敌我双方利弊的正确分析和他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赢得的。

孙武的困惑和思索，使他的军事思想趋于成熟。他写下了自己的结论：“战争前所作的占卜，并不是什么命运的预告，只不过是好兆头和胜利在望的宣告发生了鼓舞作用，促使士兵加倍卖力，才导致了真正的胜利。当然，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从这一点来说，确实有所谓的命运存在。例如与天有关的，四季的变化、晴雨、昼夜、寒暑、时机的适当与不适当等所谓‘天时’因素。与地有关的，远近、险易、广狭、死地、生地等所谓‘地利’因素。这些事物虽然无法以人力来加以改变，但是，要避开不利的因素或者反过来加以利用，却是可能的。战术，应该是人利用人的力量来打败敌人之术，而且这是可能办到的。军事研究的目标，也恰恰就在这一点。”

是的，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人。同时，战争也决不是孤立的，战前的种种政治因素起着巨大的作用。孙武经过深深地思索，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百战百胜，并不能算是最好的战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至高无上的战术。为了达到这种最高境界，平常的工作才是最要紧的。应该实施开明的政治，使人们安居乐业，心悦诚服；赏罚要严正分明，使官吏既畏惧又仰慕，国家进步富强。在国际上，对外国在保持礼节和严谨，在尊重其他国家的同时，自己也就得到了尊重。军队的训练要力求严格，同时要给予爱心，使士兵养成守纪律、不犯不掠、勇于杀敌而怯于私斗的美德。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必定不战而使列国屈服。这样的国家，要靠君主日常不断的努力才能实现。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是孙武所获得的结论，也是孙武军事思想的精义所在。对于现代军事理论来说，这只能算作一种常识，但在当时却是卓越而伟大的思想。孙武是中国历史上摒弃了宿命论和宗教观念而使战术理论成为最具合理性和普遍性的开山鼻祖。

3.运筹帷幄，出神入化

吴、楚之间的相持状态终于破裂了。公子光被吴王僚任命为大将军，率兵从边境巢地（今安徽省巢湖附近）攻入楚国，逼进到楚国的关卡之前。公子光取胜心切，黄昏宿营前激愤而慷慨地通令全军：“明天是关键的一战，所有将士务要勇敢杀敌、冲锋陷阵，龟缩怯阵者军法从事，不得有误！我将亲率部卒打前锋攻入敌阵，一鼓作气，扫荡楚军！”

公子光完全没有料到，吴军的情况早有楚国的间谍飞报楚军指挥官。

天明后，吴军的战车掀起了滚滚黄沙，车轮的隆隆声和士兵的呐喊声震耳欲聋，队形由开阔的扇面型而逐渐合拢，像洪水般奔向关门而来。令人奇怪的是，楚军关门大开，没有丝毫的抵抗。

公子光威风凛凛地站在战车上，银色的头盔在初升的太阳下闪闪发光，信心十足地指挥着吴军冲进关门。

这时，埋伏在门内和城墙上的弓箭手，等到战车进入射程范围之内，只听一声号令，箭如雨点般射下来，吴军纷纷中箭，公子光也被利箭射中，惨叫一声倒下去，幸被一名甲士扶住。

春秋战国时，战车一辆所配备的兵员有：甲士三人，车士25人，兵卒72人，合计100人。按周朝制度，号称“千乘之国”的大诸侯，就是说其国力有战车1000辆，士兵10万人。天子当时被称为“万乘至尊”。

公子光所乘坐的战车一乱，整个吴军顿时乱了阵脚，只顾奔走逃命，溃不成军。

战争结束后，孙武曾向参战的人们查询了详细情形，他认为公子光为了激励士气，自告奋勇率先冲入敌阵，这是为将军者宝贵的气质。然而，他没有重视情报的作用，既没有派出吴军的间谍，也没有注意到楚国的间谍，己不知彼，彼却知己，这就是失败的关键。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第二年的春末，有一天，公子光的至交、吴国的重臣伍子胥到孙家村拜访孙武，寒暄之后，伍子胥说：“去年初冬我军与楚军在巢地吃了败仗，这您是知道的。现在楚国更加骄纵，逼迫顿、胡、沈、蔡、陈、许等六个附庸国，组成了庞大的军力，意欲侵犯吴国。大王仍派公子光担任统帅，因有去年的败绩，公子光非常不安。我把先生对军事的独到研究对公子光介绍过，公子光衷心敬佩，诚恳地敦请您出山，并且要尊崇先生为帷幄之师，希望先生应允。”

孙武本想拒绝，但一时之间又不好启齿。公子光和伍子胥如此看重自己，怎能断然回绝呢？再说，自己毕竟是生活在吴国这片土地上啊。想了一下，他问道：“战场预定在哪里？”“根据上次失败的教训，我们派出了不少斥堠，据情报说，楚兵正在州来附近集结重兵，战场可能就在州来附近。”

孙武离开座席，从书架上取下一幅州来的地图，把它摊开在桌子上，一边察看地图，脑子里一边在琢磨，渐渐，一个想法成熟了，他对伍子胥说：“这次吴、楚之战，从表面上看，楚国的优势大一些，七国联军，人数众多嘛。但是，人数越多，弱点也就越多。跟楚国联战的六国并不是自愿的，而是慑于楚国的淫威，因此只能算是乌合之众，貌合神离，不会拼死的。而且，楚国这次任命的统帅只是个庸碌的下大夫，不足畏惧。只要吴军在战术上取得优势，便有取胜的把握。这一点在战前一定要让全体官兵知晓，以长自己军威。开战后，吴国军队可以分出三支精锐部队，先从敌军中选出三个最脆弱的军团，分别予以击破。这三个军团被击溃后，其他三个被逼迫而来的军团就会发生动摇，不堪一击甚至不战而逃。这样一来，楚国本身的军团便会人心惶惶，犹如惊弓之鸟。这时，吴军大举进攻，直捣楚军大本营，对方必将溃败无疑。”

伍子胥听得相当认真，并不断点头表示赞许。

孙武思索了一下，接着说：“还有两点也是应该注意的。其一，为了麻痹对方，吴军打前锋的部队不妨装得脆弱些、混乱些、松散些，而中卫以后队伍必须排得紧密，开始诱使对方产生轻敌心理，交战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举歼敌。其二，现在有一个流行观点，打仗就打车战，在中原因土质坚固当然是可以的，在南方，土质粘重、潮湿，特别是春夏之季，车战是有许多弊端的，而步兵则较为灵活。战术要因地因时而异，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伍子胥不胜感慨，诚恳地说：“您指示的战术，简直出神入化，请您一定亲到战场指挥，如何？”

孙武笑着说：“我只是一个务农的野人，从未打过仗，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公子的厚爱，我很感激，但我实在难以从命。”孙武说得很诚恳，“再说，即使公子用我，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能够听命于我这样一个从未打过仗的村夫的话吗？”

战争，下个月就在州来附近打起来了。公子光采用了孙武的战略，先令先锋部队诱出胡、沈、陈三国的军队，再由中锋和左右两翼的部队包抄围攻。结果敌方大乱，阵亡和被俘者无计其数，三国的司令官即胡侯、沈侯和陈眉的大夫夏齿全部阵亡。公子光下令释放战俘，俘虏们纷纷逃入许、蔡、顿三国阵营中，把他们的惨败及司令官阵亡的消息传扬出去。三国的军队闻讯后相顾失色，正在慌乱之际，吴国的大军又铺天盖地掩杀过来，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三国军队立即争相逃窜，溃不成军。楚国军队看到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也都慌了手脚，跟着溃逃起来。

公子光凯旋而归，他在心里想，孙武并未亲临战场，只是对双方的形势了解得比较透彻，竟然制定了这样好的计策，简直是神机妙算。不过，我还不能把他推荐给大王，我要使他只为我所用。回到吴都后，他派伍子胥带了一大堆金银财宝送给孙武，并表示致谢。

孙武听到自己战术实践成功的消息，比所有的财宝和谢辞更令他高兴。他取出州来地图，不厌其详地查问敌我双方的阵容配置和交战经过，他重视的是从中总结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两年后，吴、楚两国又起战端。

在临近长江的吴、楚两国交界地带，有一个地方名叫卑梁氏，时值春季，当地的姑娘们出来采桑，因为桑树的属国，她们争吵起来，进而发展为两村村民械斗。事情传到楚都后，楚国出动兵船顺江而下，大肆蹂躏了吴国的土地，事情变得很严重。“卑梁之衅”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这个故事。吴王闻讯大怒，命令公子光出兵报复。公子光请来伍子胥，让其移樽孙武请教战术。

孙武详细询问了情况后，说：“可以去攻打巢和钟离两县，这两县地势潮湿，不便行车要用步兵。楚国以为这里不便打仗，所以防备一定很差。吴军通过沼泽和河流时，可以拆毁附近的民房，就地赶造木筏渡过去。不要很久，即可占领巢和钟离二县。”

战争果然如孙武所料，干净而利落地胜利结束了。

孙武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使公子光和伍子胥更加钦佩，但他们并不对吴王僚提及，而把所有功劳揽于公子光一身。他们并非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而是出于更为深远的政治考虑。

4.斩姬练兵，受命为将

周敬王六年，公子光用伍子胥之计，利用宴请吴王僚之机，派武士专诸刺杀了吴王僚，政变成功，公子光登上王位，自号吴王阖闾，册封伍子胥为“行人”之职，参赞内政外交等一应国事。阖闾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吴国很快昌盛起来。

伍子胥正式向阖闾提出兴兵伐楚，以雪深仇大恨，并且极力推荐孙武担任统帅，盛赞孙武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并著《兵法》13篇，如得此人，天下莫敌。阖闾也记起了过去有几次打仗，都是孙武运筹帷幄而取得了胜利的。但对于这个村野之民的真正能力并不十分了解，便要伍子胥把他召来。伍子胥说：“此人隐居罗浮山之东，淡泊功名，非寻常之人可比，必须大王以礼聘之，才有希望请其出山。”阖闾命人取出黄金十镒，白璧一双，派伍子胥乘坐华贵的马车，前往孙家村礼聘孙武。

伍子胥见到孙武之后，恭恭敬敬地作了长揖，带着亲切的微笑问候他的起居饮食，然后取出吴王阖闾的礼物，说是对过去天门之战、州来之战孙武所给予的指导，表示由衷地感谢。见孙武很高兴的样子，伍子胥又转达了吴王准备延请他为将军的意思，激励他说：“先生饱学，满腹韬略，弃之于田亩，岂不太可惜了吗？”

孙武淡然一笑：“我研究兵法只是一种爱好，并非想借此进身官场，而且我是个拙于辞令的老百姓，怎能担任大王的重任呢？”他想这样委婉的谢绝比断然地拒绝得体一些。

不料伍子胥完全掌握了他的心态，并不想强求，以更加温和的口气说：“先生的清廉我向来钦敬，您不愿出仕为官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吴王思贤若渴，一心礼聘先生，如果我将先生的话转达吴王，他也未必相信。还是请先生辛苦一趟，如果您要辞谢，请当大王之面禀告。希望先生体谅我的苦衷。”

孙武不好再说什么了，就和伍子胥一起前往吴都王廷。

吴王阖闾亲自来到门口降阶相迎，笑容满面地称呼“孙先生”进入宫廷请以上座，虚心而诚恳地表示了对他的尊敬与渴慕。

孙武毕竟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心中难免有些惶恐不安，应对上也不那么流畅，期期艾艾，没有什么风采。伍子胥心中着急，叫苦不迭。

吴王阖闾向孙武请教兵法，伍子胥将孙武所著《兵法》13篇一一向他作了介绍，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就地、火攻、用间，每终一篇，阖闾都赞不绝口，最后他说：“孙先生真是通天彻地的奇才，但恨寡人国小兵微，不知如何而可？”谈到兵法，孙武一扫方才的神态，变得生气勃勃，满口锦绣辞采，“臣之兵法，不但可施于卒伍，就是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何患国小兵微呢？”

阖闾哈哈大笑，说：“先生是在和寡人开玩笑吧？天下岂有妇人女子，可使其操戈习战的？笑话！笑话！”

孙武激动起来，斩钉截铁地说：“王如果以为臣愚，请将后宫的女侍交给臣，如果不能训练成军队，臣愿受欺君之罪！”

阖闾即将后宫美女180人交与孙武，把王宫变成了训练场，自己和群臣饶有兴致地坐在望云台上观看。

孙武征得阖闾同意后，将阖闾的两个宠姬左姬和右姬充作队长，然后要求说：“军旅之事，必须号令严明，赏罚得当，虽然是训练，也是应该有的。请立一人为执法官，二人为军吏，负责传达命令；二个人负责击鼓；力士数人，充作牙将，拿着各种武器，列于坛上，以壮军威！”阖闾传令立即在王宫卫队中选用。孙武更换戎装，头戴兜鍪，将宫女分为两队，右姬统领右队，左姬统领左队，全部换上戎装，右手操剑，左手握盾，倒也颇为整齐。

准备完毕，二宠姬充作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孙武宣布命令：“一不许混乱队伍，二不许笑语喧哗，三不许故意违反军令。”然后亲自在场地画好绳墨，布成阵势。命令传令官授予二队长每人一面黄旗，执之为队伍前导，众侍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总，步伐要整齐，距离要适当。听从军鼓来决定进退，左转右转，应该寸步不乱。孙武把命令讲完之后，问众侍女：“听明白没有？”莺莺燕燕们嘻嘻哈哈，参差不齐地回答说：“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孙武下令说：“听到敲一遍鼓时，两队要一齐前进；听到二遍鼓时，左队要右转，右队要左转，听到三遍鼓时，所有将士都要挺剑持盾作出争战之势，听到锣声，左队和右队可以回复原地。”侍女们觉得新鲜而又好玩，掩口嬉笑。

鼓吏报告说：“鸣鼓一通！”

宫女们有的站了起来，有的仍然坐着、参差不齐，嘻嘻哈哈。

孙武站起来严肃地说：“约束不明，贯彻得不力，这是将领之过，是我的不对。”命令军吏再一次地宣布军法、军令，强调说，如果再有不听从命令的，就要斩首示众。

鼓吏再次击鼓。

宫女们倒是都站起来了，但东倒西歪，嬉笑如故。

孙武亲自拿起鼓槌，再次重申军法和军令，并用力击鼓。

左姬、右姬和美女们看见孙武那副认真的样子，更加笑不可抑。

孙武大怒，两目圆睁，叫道：“执法官何在？”

执法官立刻走上前来，跪下听候命令。

孙武厉声地说道：“约束不明，将之过也，既已再三约束，士兵不听从命令，那就是士兵的罪过了。军法上是怎样规定的？”“当斩！”执法官回答说。

孙武说：“士兵不听从命令，罪在队长。”然后斩钉截铁地说：“立即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

执法官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上，准备行刑。两位宠妃见动了真的，霎时间魂飞天外，号啕大哭，众美女全都大惊失色，惶恐不安。

阖闾在望云台上忽见执法官捆绑自己的两个宠妃，也是大吃一惊，派人急驰校场，命令孙武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用兵的能力了，但左右二姬甚合寡人之意，如果二姬有所不测，寡人将食不甘味，请将军赦之！”

孙武冷冷地回答说：“军中无戏言。臣已授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臣徇私而释放有罪者，何以服众？”命令左右，“速斩二姬！”然后将二姬之首示众。

孙武另选两位宫女担任新队长，继续鸣鼓操练。美女们个个凛服，全场肃穆异常。一鼓起立，二鼓转侧，三鼓合战，鸣金收兵，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中绳墨，毫发不差，自始至终，寂然无声，纪律严明，军容壮威。

孙武派遣一位吏士，向望云台上的阉庐禀告说：“训练已经完毕，请大王亲临检阅，这群女兵已经可以受命于大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了！”

由于宠妃被杀，阖闾的心中极为恼怒，但又不便发作，只好忍住一肚子的怨气，听了吏士请他前去检阅女兵的报告，就不耐烦地回复说：“你去告诉孙武，他很辛苦，回去休息吧，我也不想去检阅了。”

站在一旁的伍子胥连忙躬身说道：“臣曾听说过，军中最重要的是军律，军律不严明，兵法就无法执行。戏而起兵，没有不失败的。希望大王前去检阅，成大业的人不能偏执于儿女私情，请大王明察。”

阖闾听了子胥一番谏诤后，顿然醒悟，于是率领臣属前去检阅。美女们娇艳的面宠，变得十分严肃，君王亲临，仍然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听从孙武的号令，动作一致，丝毫不敢苟且，真的变成一群军纪严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勇士了。

演练完毕后，阖闾带着孙武和子胥进到王宫，连声夸赞不已：“孙先生，今天看到您优异的表现，真是钦佩之至，不愧为难得的将才啊！”

孙武先是向吴王谢罪，接着便申述杀姬的理由。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最基本之法，为将治军之通则。用众以威，责吏从严，只有三军遵纪守法，听从号令，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怨气消散，便丢掉杀姬之恨，拜孙武为将军。在孙武的严格教导下，吴军很快便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部队。

在伍子胥、孙武的精心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吴王极为倚重二人，把他们视同自己的左右臂、股肱之臣，经常在一起谋划经国治军的大计，议论古来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分析当时各国政事的利弊与得失。

吴王也挺喜欢军事，对如何治军很有兴趣。他从《孙子兵法》上看到治军有道，便想作深入的探讨。

有一天，吴王同孙武讲论起治军之道，孙武说：“远古的时候，黄帝坐镇中央，四方首领为恶肆虐。黄帝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谷，赦免罪犯，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之后，才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四战四胜，天下平定。后来，商汤王（商朝开国君王）伐灭夏桀（夏朝末代君王，荒淫残暴），据有九州；周武王铲除商纣，四海归一。这一帝二王，都是因为据有天时、地利，顺应民心，才无往而不胜的。”

5.疲楚误楚，无中生有

吴王是个有见识、有雄心的君主，又有伍子胥、孙武两员股肱之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不上几年功夫，吴国便由一个贫弱的小邦，一变成为府库充实、兵强马壮的国家。吴王凭借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同强楚争霸东南。

阖闾即位时，领兵在外的公子盖馀和公子烛庸，分别逃到徐国（在今安徽泅县）和钟吾国（在今江苏宿迁东北）避难去了。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夏，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二公子。二国依仗有强大的楚国撑腰，拒不从命，私自放走了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楚国十分得意，立即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楚昭王下令，请二公子在养地（在今河南沈丘县）暂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为害吴国。

徐国和钟吾国的胆大妄为，楚国的挑衅行动，大大激怒了吴国君臣，给吴国出兵提供了口实。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讨。钟吾国小民贫，不堪一击，很快灭亡。吴王即以得胜之师，回兵伐徐。徐国君臣一面固守城池，一面火速派人向楚国告急。楚国当即派沈尹戍率兵救徐。孙武主张兵贵神速，他见强攻一时难以取胜，怕旷日持久，楚兵来援，于己不利，便下令士卒日夜赶修堤防，堵截山水，灌淹徐国。楚国救兵还未赶到，徐国城池已被大水冲泡，徐国军队不战而溃，国君章禹领着夫人和近臣向吴军投降。

孙武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连灭二国。吴王得意忘形，想乘机移兵伐楚，扩大战果。孙武认为不妥，进谏说：“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徐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巨大，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

吴王阖闾四年（前511年）秋，吴军用一支人马围攻楚国六（今安徽六安县北）、潜（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

楚国闻警，马上派沈尹戍率大军救援。伍子胥、孙武估计楚国救兵快赶到了，便主动撤兵。楚军扑了空，白跑一趟，将潜城人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以后，只好回军。

楚军人未解甲，马未下辕，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弦城（在今河南息县南）。楚昭王大怒，命令左司马戍、右司马稽两员大将领兵出征。楚军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地区，离弦城还有一段路程，吴军就已主动撤离，楚军再一次扑空，士兵怨声载道。

吴军两次袭扰楚国，都曾请求越国助战。越国一向与楚国交好，根本不予理会。吴王打算伐越国，又担心一支人马兵力单薄难以取胜。正在吴王犹豫不决的时候，孙武对吴王说：“兵在精而不在多。依臣愚见，一支人马就足够了。越军虽众，我们可以用计谋使之分散，他们兵力再多也无济于事。”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夏，吴王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

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夏，桐国（在今安徽桐城县北）背叛了楚国。桐国的北面，原来有个小国叫舒鸠（在今安徽舒城县），很早以前被楚国吞灭了，因此，舒鸠人对楚一直怀恨在心。于是，吴国派出间谍，唆使舒鸠人说：“如果您们想办法诳骗楚军来攻打我国，我军便佯装惧怕楚军，假意代楚伐桐，使楚国对我不存戒心，这样就可以寻机消灭它。”

舒鸠人为了报复楚国，便听从了吴国的误楚之计。他们编造了一套假情报，去蒙骗楚国。楚国君臣利令智昏，竟然听信了舒鸠人的谎言，在这年秋天，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囊瓦（字子常）率大军伐吴。囊瓦得报吴军战船摆满桐国以南的江面，便误以为吴军胆虚，想用伐桐来讨好自己，于是把大军屯驻在豫章地区，静观事态的变化。这时吴军却在巢城（在今安徽淮南市南）附近暗中集结，等待时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一长，士气便日益低落，防备也松懈下来。孙武抓住时机，指挥吴军发起突然袭击，在豫章地区大败楚军。吴军在胜利返回的路上，又顺手牵羊出其不意地攻克了巢城，楚国守卫巢城的大夫公子芈胜也乖乖地做了俘虏。

班师回吴后，吴王阖闾说：“这次虽然挫败楚军，但未拿下楚都，功劳微不足道。”

伍子胥说道：“这次虽未大败楚军，但臣等做梦都想拿下楚都。只是楚乃天下劲旅，不可轻敌。令尹囊瓦虽不得民心，但其他大臣尚很贤良，尚未引起诸侯的痛恶。听说囊瓦贪得无厌，日久必招致众叛亲离，诸侯反目，届时再乘机西进，楚都可下。”遂派孙武在长江下游演练水军，同时派人终日打探楚军消息。

6.因势利导，五战克郢

楚昭王即位以后，楚国江河日下。内部权奸当道，忠良被害。外则兵祸连年，东困于吴。楚的附庸时有叛离，各国诸侯也纷纷打楚的主意。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夏，晋国支持蔡国灭掉楚的附庸沈国（在今河南汝南东南）。这年秋天，楚国发兵围攻蔡国，为沈国报仇。

蔡国同吴国交好，吴卫打算借此机会大举伐楚，便去征询伍子胥、孙武的意见。

吴王问道：“当年寡人主张伐楚，二位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经过这五六年的准备，现在出兵，二位认为怎样？”

伍子胥、孙武回答道：“楚将囊瓦贪而无能，得罪了不少诸侯，唐、蔡二君对他恨之入骨，君王如果想大举攻楚，要得到唐、蔡二国的帮助才行。”

吴王赞同他们的意见，便派伍子胥去联合唐、蔡。唐成公、蔡昭侯慨然应允，一致表示要鼎力相助。原来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岁岁朝贡，按时觐见。有一年，蔡昭侯带着一双晶莹的玉佩和两件华贵的皮袄去朝楚。蔡昭侯将一件皮袄和一块玉佩奉献给楚昭王，令尹子常见物眼开，向蔡昭侯索要剩下的玉佩和皮袄。蔡昭侯对子常的贪婪，非常厌恶，不肯答应，结果被软禁起来。不久，唐成公骑了两匹名贵的宝马，也去朝楚。子常又厚着脸皮向唐成公索要名马，偏偏唐成公也是个倔性子，不吸取蔡昭侯的教训，硬是不给，结果也被囚禁起来。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三年后，还是二君服软，交出了名马宝物，才被释放。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发誓说：“寡人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蔡侯归国之后，曾经联晋、宋、齐、鲁、卫、陈等国，以晋国为首，共同伐楚。其间因大雨连绵，多日不停，晋国首先班师归国。晋国一走，其他国家亦无心恋战，也纷纷归国，伐楚计划中途流产。蔡侯失望之际，想到吴国，遂约会唐国，共同投靠吴国，希冀三国并力，共同破楚，以雪昔日之耻。

这一年的冬天，吴王阖闾亲自出马，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嚭为副将，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兵力，并联合唐、蔡二国，总计数百辆战车，3万多兵马，数万随军民夫，浩浩荡荡出师伐楚。

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大军北上，溯淮河西进，有意给楚军造成吴军救蔡的假象。吴军越过了蔡国，孙武传令：“军士登陆，徒步前进，将战船尽留于淮水弯道。”伍子胥问其故，孙武道：“兵贵神速，战船逆水而行，速度太慢。这样会给楚军留下充分的时间，让其得到准备，如此，则楚不可破矣！”伍子胥深以为然。于是吴军舍舟登陆，人衔枚，马摘铃，昼夜兼程，向楚国东北边境急速前进。

楚国得知吴国大军来犯，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选将御敌。有的主张任命公子结为将，有的认为令尹子常合适，双方争议未决，没料到，这一绝密军情被吴国的间谍获知，吴军大营立即采取对策。伍子胥在楚多年，深知二人的情况，于是放出风声说：“如果让公子结为将，我们就等着取他的人头，让令尹子常率兵，我们只好退避三舍。”楚国得知后，果然上当，拜贪婪无能的令尹子常为将，而不用有勇有谋的公子结。

子常统辖沈尹戍、部将史皇、武城黑等战将，指挥20万大军，星夜赶赴前线。楚军刚刚在汉水南岸立稳阵脚，哨探即来报告说，吴军已经出现在汉水以北。

孙武见楚军已经作了应战部署，不敢贸然渡水强攻，便略施小计，调动楚军。他故意卖个破绽，下令全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

楚将子常原来断定：吴军千里远征，军资接济十分困难，最利速战速决，最忌旷日持久，没料到，吴军却按兵不动，跟自己隔河相持。子常一时摸不清吴军的作战意图，不知吴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命令部队暂时扎营，处处设防，严加戒备。

正在子常狐疑之际，左司马沈尹戍前来献策说：“兵法上说，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吴军远征，利在速战。现在孙武按兵不动，正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孙武这一失策，乃是上天保佑楚国。将军在此暂拖住吴军，使他们不敢冒险渡河。末将率领本部兵马，绕道吴军后方，征调方城以外民众，焚毁他们的战船，然后我即扼守大隧（今鄂豫交界之九里关）、直辕（今鄂豫交界之武胜关）、冥陌（今鄂豫交界之平靖关）三关。等吴军师老兵疲，将军再迎头攻杀，末将从后掩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样，吴军进退无路，插翅难飞，我军必大获全胜。”

二人计议妥当，左司马沈尹戍立刻分兵行动。孙武暴露自己的“失误”，本来就是为了引诱楚军中计，促使楚方分散兵力，造成军力对比上有利于己的变化，然后再伺机发起进攻。

左司马沈尹戍领兵走后，武城黑进见子常说：“吴军战车纯用木料做成，极耐风雨。我军战车外包皮革，用胶固定，遇到阴雨天，胶化筋脱，容易损坏。长久相持，对我军不利，不如速战。”

武城黑刚走，部将史皇又悄悄来到帐中，私下对子常说：“国人憎恶将军，爱戴左司马。假使左司马此去毁舟成功，那就等于是他独自战胜吴军。将军定要赶在左司马行动之前发起进攻，不然的话，难免出师无功。”

令尹子常听了二位部将的话，觉得也对，遂不顾与左司马沈尹戍之约定，倚仗自己兵多势众，就下令立即强渡汉水，在大小别山一带，连营数十里，摆出一副大战的架势。哪知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楚军的错误行动，正是孙武求之不得的。吴军早就秣马厉兵，准备厮杀。孙武乘楚军立足未稳，先声夺人，击鼓进兵。吴方前有大军堵截，后有抄袭之师，正是陷于“死地”，所以个个奋勇冲杀，无不以一当十。楚方背水作战，也想死里求生。双方在大小别山地区，大战三次。楚军虽众，然而素质却低，指挥无方；吴军虽少，但却训练有素，指挥得当。故而吴军大胜，楚军大败。主将子常见首战败北，心无斗志，无心再战，想要临阵脱逃，被部将史皇劝止。

楚军且战且退，向西退到柏举（在今湖北麻城以东）。子常在柏举重新集结兵力，企图孤注一掷，同吴军决战。两军相持数日，先锋夫概向吴王请战说：“楚将子常不得人心，他的部下皆无斗志。如果我军先发制人，发起进攻。楚军必乱，而后我军再大举掩杀，必能取胜。”吴王阖闾认为，楚军虽败，实力尚存，不同意夫概的意见。

夫概回到自己的营帐，对部下说：“君王既然让我担任先锋，我就有权调动本部军士。军事以利为上，我趋利而动，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何待君命！”于是，夫概亲自率领自己的5000劲卒，乘楚军尚未开饭之机，发起突然袭击。楚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见吴军突然杀来措手不及，被杀得晕头转向。孙武见夫概突击得手，当即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呐喊着冲进楚营。鼓声震天，人喊马嘶，车毂交错，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两军在柏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鏖战。吴军攻势凶猛，楚军抵敌不住，纷纷奔逃。子常见败局已定，也趁乱逃命。楚军失去主帅，军心大乱，结果一败涂地。部将史皇死于乱军之中。

吴军乘胜追击，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陨水）追上了楚军。溃败的楚军，正在抢舟夺船，争相渡河逃命。吴王正要下令发起攻击，夫概说：“困兽犹斗，何况人呢。楚军见我急攻，知道难免一死。必然死里求生，与我拼死一战，我军未必能胜。如果给那些先渡河的楚军一条生路，没有渡河的楚军便丧失斗志，只顾逃命。我军乘其半渡发起攻击，定会大胜。”吴王听从了夫概的建议，乘楚军半渡之际发起冲锋，在清发水又大败楚军；楚军死伤很多，溺水者不计其数，河水为之变赤。

侥幸过河的楚军，饥不可耐，慌忙埋锅做饭。饭刚做好，吴军又已杀到。楚军只得丢下做好的饭食，忍饥逃命。吴军饱食一顿，继续跟踪追杀。

楚军残部一直向西南败退到雍湿（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这时，前有波涛汹涌的汉水，后有吴国大军的追击，楚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成为吴军的俘虏。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左司马沈尹戍领兵赶到，见楚军败得如此凄惨，便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打起精神，奋力击退了吴军的先头部队，救出了大批人马和车辆。

原来，左司马沈尹戍领兵潜行到息城（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时，忽然得报子常战败。他不敢怠慢，立刻回师增援，一路上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正好赶到雍湿救急。他杀退吴军先头部队后，又赶忙收集子常残部，准备迎战吴军主力。等孙武大军赶到后，双方在雍湿又大战了三次。楚军终因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人困马乏，又被吴军打败。左司马戍见大势已去，乃自杀身亡。

至此，楚军全线彻底崩溃，兵败如山倒，溃兵如潮般涌向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北）。汉水天堑失守，郢都亦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

孙武指挥吴军不给楚军一点喘息的机会，迅速抢渡汉水，直捣郢都。郢都的左右各有一个属城，即麦城和纪南城，三城互为联络，成犄角之势。孙武率兵攻打纪南城。

孙武引兵过了虎牙山，转入当阳阪。这时孙武望见漳河之水滔滔而过，水势浩大。纪南城地势低下，距离纪南城不远的郢都地势亦低下。孙武看在眼里，心生一计，命令吴兵在高处驻扎，然后准备畚锸等工具，限一夜之间，掘开深壕一道，直逼纪南城。天明时深壕已经掘好，孙武下令凿开漳江河堤，江水进入壕沟，浩浩荡荡，泻到纪南城中。守城将领还以为江水暴涨，遂命城中百姓向郢都逃命。不料江水浩大，连郢都城下都是一片汪洋。

孙武命人在山上砍竹造筏，吴军乘筏，声势浩大地杀到郢都城下。

郢都人心惶惶，十分恐惧，各自逃生。楚昭王知郢都难守，只带爱妹乘舟从西门逃走，向西北方向仓皇奔去。孙武派人堵住漳江决口，又使人掘开水坝，放水归江，重兵把守郢都四郊。伍子胥这时已经攻下麦城前来报捷。吴将簇拥着阖闾进入郢都。

在这场吴楚大战中，孙武指挥吴国大军，在大小别山地区初战得势，在柏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清发水大败楚军残部，在雍湿消灭了左司马沈尹戍的回援部队，以3万精兵，击败楚军20万大军，五战克郢。经此一战，吴国声威大振，楚国受到了立国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后来秦国出兵，帮助楚国收复了郢都。楚国君臣惧怕吴军再来，便将国都迁到都城（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7.急流勇退，兵法传世

阖闾大会群臣，论破楚之功，首推孙武，并要加官晋爵，光耀门第。然而孙武却坚辞不就，并且提出了辞呈，“臣本一介平庸之士，承蒙大王不弃，一定要臣出仕，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只好勉强从命。十几年来，臣竭尽绵薄为大王效力，如今大王的霸业已成，称雄于世。各国诸侯，无不慑服，这都是大王无与伦比的威德所致，臣亦与有荣焉。无奈臣体弱多病，年事已高，处理政事，每有心劳日拙之感，为此日夜惶恐，惴惴不安，恳求大王准臣辞官还乡，以终老天年。”

阖闾非常惊讶，马上派伍子胥亲往孙府，劝他打消辞意。孙武不改初衷，说：“您不知道，当初出仕并非我的本意，完全是大王恩宠和您的友情所致。不知不觉间已经做了10多年官，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有研究、实习兵法的机会，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能算作什么功劳。如今，我的健康和能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我恳托您替我在大王面前说明原委，成全我的宿愿，我将感激不尽。”

孙武意志坚决，已经没有回旋调和的余地，伍子胥无奈，只得如实向阖闾汇报。阖闾也不好再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酬答他在奠定吴国基础和伐楚争霸大业中所建立的殊勋，把领近越国的一个叫做富春的地方赠送给他，作为他世居的领地。

对于孙武的一生，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吴王阖闾深知孙武能用兵，终于拜他为大将。在孙武的指挥下，吴军西向击败强楚，五战克郢，北向威震齐、晋两大中原强国，使吴国显名列国诸侯。这一切都是同孙武的功劳分不开的！”“吴国任用孙武为将，申明军法，严格赏罚，军力强大，终于称霸诸侯。”孙武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并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一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古代军事名著。它的产生，为我国军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武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问题，分作13篇加以论述，全书有完整的体系，新颖独特的论述形式。各篇既能独立成章，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下承启，前后衔接，浑然一体，所以古人说：“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直到今天我们阅读这些篇章，仍然为其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惊叹不已。《孙子兵法》虽然包容了军事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关于进行和指导战争的论述，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孙武研究军事是从研究战争入手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不可轻率从事，“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就明确表达了孙武的“慎战”思想。

孙武“慎战”思想，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在“慎战”思想的支配下，孙武要求当权者不可轻易地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胜利把握还不行，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完全的胜利。

8.军事思想，影响中外

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在战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作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因而也才能依据所了解的情况，制订夺取战争胜利的方略。所以他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就是孙武“知彼知己”，综合分析对比敌我力量的“庙算”知胜的思想。

孙武认为，为了做到“知彼知己”，除了善于通过各种征候“相敌”（即分析观察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外，还要获得可靠的情报，派遣各种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各种侦察，而且不被敌人发现。孙武十分重视依靠间谍了解敌情，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孙武在其“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千方百计地消灭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要树立随时准备作战的思想，对敌人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要做好一切准备，使敌人的进攻无法得逞，并且以自己的充分备战措施，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之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考虑这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2）争取主动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

孙武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至于人”，就是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是两千多年前孙武所说的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军事名言，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就曾经说过，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自然就能把握住战争中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要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就可以造成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主动态势，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孙武认为，要使军队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出奇制胜，就要使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状态。所谓“势险”，是指军队具有高速机动的速度，这种速度如“激水之疾”，它所产生的威力“至于漂石”，能把巨石般的敌人冲垮；这种军队蓄积和蕴育着极强的战斗力，如同拉满的弩机，紧张的弓箭，一触即发。要使具有这种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产生强大的作战效果，就要使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冲击形式爆发出来，使敌措手不及，这就是孙武所说的“节短”。他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的形象比喻，要求枕戈待战的部队，在发起冲锋时，要像雄鹰在短距离内搏击小鸟那样，使敌束手就缚。

造成我之主动、敌之被动的态势，不但要使自己的军队蓄积极强的战斗力，具有突发的冲击力，而且要使敌军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孙武认为，要使敌军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就要采取“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看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歼灭的敌人。为此他提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敌人调出来在野战中消灭它；对于急功冒进的骄横之敌，要先“避其锐气”，消磨其锋芒，使之疲惫，尔后“击其惰归”，将其歼灭；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则诱使其改变进攻的方向，使之“不得与我战”，尔后我可寻机将其歼灭。

除了“动敌”之外，孙武还采取了“示形”的办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孙武所说的形，是指客观物质力量。孙武说的“示形”，包括“形人而我无形”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形人”，就是要造成各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诸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使敌人发生错觉，采取错误的行动，把军队拖垮，使官兵疲惫，让敌之真相暴露无遗，为我提供歼敌之机。所谓“我无形”，就是要隐行匿迹，深深地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深涧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地步，这样就能增大己方进攻的主动性和突发性，扩大敌人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就可以“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了孙子“示形”之说：“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武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取得作战主动权，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战争指导者，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实而击虚”，攻击敌人防御薄弱之点，造成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3）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重要手段

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后，并不等于已取得了胜利，如果战法呆板，照样不能打胜仗。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如同“水无常形”一样，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可以说用兵是入了“神”。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

在正确使用兵力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打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远途奔袭时，要“并敌一向”，撇开次要敌人，攻其主要目标，这样就可以“千里杀将”；在兵力部署上，要如同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做到灵活机动，互相策应。

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主张“奇正”多变。他认为，虽然打仗的一般规律，总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奇正之变，就像宇宙的万事万物那样变化无穷。他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要灵活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人不能猜测我的意图。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粮而敌”的主张，并对不同的天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也提出了变换战法的一系列措施，对水战、火战、山地战的战法，也有一定的论述。（4）良将精兵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卷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精兵，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关于争取战争“全胜”的种种论述，无一不同贤良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精神素质有关。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武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表明他对将帅指挥才能的重视。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次之，作为一个贤良的将帅，必须对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要有深刻的了解，能明察事理，多谋善断；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既不可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也不可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自己的弱点，不为敌所乘；必须尽一切可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对于复杂多变的战场，要能“通九变之利”，做出灵活的处置，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能“因敌变化”而“料敌致胜”。

孙武认为，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军队，是夺取战争“全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极为重视治军和练兵。他认为治军的基础是爱护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士卒亲附，为使用他们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士卒亲附而不能用，厚待而不能使，那就如同溺爱的娇子一样，不能用以作战，因此孙武要求对士卒要“教之以文，齐之以武”，进行严格的训练，对他们明法申令，治乱去骄，使之畏服，听从指挥。《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被人们推尊为兵学鼻祖。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时期，人们研究军事、探讨兵法的盛况。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说明《孙子兵法》在汉代已成为兵学之冠。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家们能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明代后期的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的承先启后作用。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2000多年的兵书，有13篇，那13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士哲学。”《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士论著。它比希腊希罗多德（前484一前425）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前403一前355或354）的《希腊远征波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35一约103）的《谋略例说》，不仅成书的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唐朝就流入日本、朝鲜，1660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18世纪60年代，《孙子兵法》西传至欧洲，1772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赞不绝口，认为它的内容“闳阔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为军官训练的必修课程。

我们在充分肯定孙武在军事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吸取其中的精华时，也要看到他的不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对他在著作中所反映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也要精心地加以扬弃。例如，他把战争的发动和消除，仅仅看成是国君的一念之差，从而模糊了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他所研究的战争几乎都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对奴隶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几乎没有涉及；他对将帅作用的过分夸大，以及驱使士兵盲目赴战的论述，是应当注意剔除的糟粕。再者，在具体的战术上，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则，但他过分强调速胜，以为“兵久则国利者，未之有也”，又太绝对化了。他笼统地提出“归师勿遏”，“穷寇勿追”等，也是片面的。相反，有时就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甚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一首诗中就曾写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针对“穷寇勿追”而言的。

二、战国时代的常胜名将：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1.辉煌业绩，坎坷一生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后来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羸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河山，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河山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嫉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击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击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瘞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瘞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贰（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起兵法》的译本。

2.军事思想，博大精深

两汉后《吴起兵法》虽不断散失，但始终传世未绝，被改称为《吴子》。三国时魏太尉贾诩曾为之作注，唐时户部侍郎陆希声曾为之编次。北宋时礼部侍郎、武学负责人朱服及中国第一个武学博士何去非为之校正。清代以前，所有学者，从未有人说不是吴起所著。明代学者胡应麟，虽然怀疑为“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但仍认为“非后世伪作”。自清代学者姚鼐等提出伪书之说后，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相继指为后人伪托。至今两种说法也未得到统一。我们认为：《吴子》全书内容和基本精神，与其他先秦古籍如《战国策》、《尉缭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记吴起事迹及思想符合，是吴起所著兵法的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后人整理、编次，有所增删和润色，其中也有当代人记录的他的言论，其内容可以代表吴起的军事思想。（1）“先和而造大事”与“战胜易、守胜难”——基本战争观

吴起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他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二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人和”，只有在内部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三是反对穷兵黩武，过多地依赖战争手段，主张慎战。

吴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象中，寻求战争产生的根源。他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五种。实际上是初步地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两种类型。他所谓的“义兵”，就是为“禁暴救（制止）乱”而发动的战争，属于正义性质；其他四种，则属于非正义性质。

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师克在和不在众”和孙武“令民与上同意”等的思想，进一步予以发挥和深化，将“人和”置于治国和获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地位上。他说：“不和于国（国家内部不能上下一心，意志统一），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军内不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临战各部各行其事），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上下左右不能密切协同），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发动战争）。”吴起把政治看做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战争特点的反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武器的发展和兵种、作战样式的增多，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所以“人和”也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同时代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都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如稍晚于吴起的孟轲就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和吴起的“在德不在险”，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吴起继承了孙吴“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他认为采取必要手段，在战争中获取胜利并不困难，而在胜利后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使战争不再发生，则颇不容易。因而他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绝不能穷兵黩武。否则，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即使每战皆胜，也必将耗尽国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所以他说：“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里所说的“五”、“四”……等，并非表示绝对数字，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467～1591年）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有一句名言：“十次之中，有六七次取胜，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来极大的损失，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其主要精神，与吴起基本相同，但他晚于吴起两千年。（2）“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军事密切配合的国防观点

吴起第一次见魏文侯时，就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纲领性主张。他以“承桑氏（神农时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禹时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的历史教训，来说明“文德”与“武备”不能偏废的道理。文德即政治，武备即军事，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治和军事工作，使二者密切结合，以巩固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和对外的国防。

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指统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万民，指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人民），使“百姓皆是（拥护）吾而非（反对）邻国”；“民安其宅，亲其有司（官吏）”，以达到国家、军队都能保持内部上下一心，团结和睦。要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和”，当然是极难办到的。但在吴起生活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农民阶级，在对待奴隶主阶级的问题上，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和”的。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等“爱兵”行为，就是他对这一思想的实践。

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主要是“要在强兵”和“先戒为宝”。他认为必须拿出相当的财力、物力，以“奉选练之士”，建设一支“其众可合而不离”，虽“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的精锐常备军。并做好一切战备，才能巩固国防（固国）。（3）“料敌”、“应变”、“因形用权”——主要战略战术思想

吴起继承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思想，在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视敌情判断（料敌），和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应变）。魏武侯魏击问他：魏国处于秦、楚、赵、齐、燕、韩“六国四守（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形势不利，如果发生战争，应如何进行？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点：“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指韩、赵）陈治而不用”，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地理条件、民众性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最后针对特点，提出相应的基本战法。以秦为例，他说：“秦性强（民众性格），其地险（地理环境），其政严，其赏罚信（政治措施），其人不让，皆有斗心（士兵作战心理），故散而自战（作战特点）”。针对“散而自战”的特点，他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的基本战法。

具体战役、战斗的敌情、地形等条件不会相同，而且战场情况不断变化，仅有基本战法不可能对付所有情况，所以吴起在“审敌虚实”的基础上，强调要依据敌情的变化，善于捕捉战机，以乘敌之危。他举出了“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前八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相对稳定的战机。如敌军因冒酷暑、严寒、狂风等恶劣气候，昼夜兼程急行军，以致士卒饥渴、军队疲惫时；又如敌军兵力不多，所处位置又水源缺乏，地形不利，以致人马染病，或粮尽援绝，军心动摇时等。后十三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时间短暂的战机。如敌军远来新到，部署未定，设防之前，或过度疲劳、涉水半渡时等。经过一定时间，这些情况很快即会发生变化。这种战机瞬息即逝，所以必须“急击”。吴起将上述两种情况，概括为一条原则：“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起不但举出了敌人处于不利的危境时应当“击之”或“急击”的若干情况，而且也举出了当敌处有利地位，我处不利形势时应当“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如敌军在兵力对比上占绝对优势而武器装备精良时，敌人内部团结，纪律严明，将领贤能以及有“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时。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交战，保存实力。

依据敌情，采用“击之”或“避之”等不同的战法，吴起概括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本来是春秋以前的军事专著——《军志》中的一条原则，他不仅继承了这种思想，而且加以发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见可而进”的“可”，这里已不是单指力量对比，而主要指的是战机。当时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时，坚决发动进攻，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难而退”的难，也不是指在战场上所遇到的困难，而是指即使经过主观努力，暂时也难以获胜的情况，这就应当退避一步，以等待或创造“可进”的战机。这种思想，已近似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

吴起不仅重视对敌军的一般情况判断，而且还十分重视分析敌军指挥官的品质和军事才能，并据之以运用谋略。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他认为这样才能“不劳而功举”。他举了十一个例子，如“其将愚而信（轻信）人，可诈而诱”；“轻便无谋，可劳而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阻断大路，开放险路），可邀而取”等等。总之，根据敌将品质和才能，及其指挥军队所造成的各种情况，分别采取欺诈、贿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和伏击、追击、袭击、火攻、水攻等战法，战胜敌人。当不了解当面敌军将领情况时，吴起还提出了战斗侦察的办法。派遣勇敢而身份较低的军官，“将轻锐以尝（试攻）之，务于北（败退），无务于得”，以观察敌将的反应措施，从而判断敌将的智、愚，再据以决定自己的行动。

吴起在作战指导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总的来说，就是：强调“料敌”、“应变”，根据敌情（包括敌将素质）及地理、天候等条件的不同和变化，采用灵活多变的不同战法去争取胜利。从军事哲学角度看，这种思想，是带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因素的。（4）“戒教为先”，“以治为胜”——军队建设思想

吴起极为重视军队建设，他主张建立一支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又勇敢善战的新型军队。他认为兵不在众而在精，精兵三千，则“内出可以决围（突破重围），外入可以屠城（攻破城邑）”。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戒教为先”，“以治为胜”。也就是要狠抓教育、训练、纪律、组织这四个环节。

吴起认为，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作好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也就是说，只有先用新兴地主阶级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礼，来教育军民。用符合这个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义，来激励官兵，使他们懂得光荣与耻辱，才能使他们为争取光荣和避免耻辱而去为统治阶级战斗。吴起对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严刑明赏”固然重要，但“非所恃也”，不能完全依赖它来获取胜利。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才能确保战争胜利。吴起激发士气的办法，是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用。物质鼓励，就是对立功者赐以官爵田宅；精神鼓励，就是使有功者感到光荣。例如他曾建议魏击，在宗庙召开庆功宴会，座分前、中、后三行，“上功坐前行”，食上等酒菜，用贵重餐具；“次功坐中行”，待遇稍次；“无功坐后行”，一切从简。并将与会人员的家属，也召集到宗庙门外开会，不仅让他们看到自己夫、儿、兄、弟的座次情况，而且也同样按功给奖。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有功者必感光荣，无功者也会引以为耻，既鼓励了有功者，也激励了无功者。据说：“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万数”。吴起请求魏击，“试发无功者五万人”由他率领与秦作战，魏击同意了他的请求，授予他“车五百乘，骑三千匹”，结果“破秦五十万众”。人们评论说，“此励士之功也”。由此看来，吴起颇懂得一些军事心理的学问。

吴起在军队建设上，十分重视训练工作。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不会战斗技术），败其所不便（不熟练战术）”，因而，虽然常备军的士卒都是考选而来的精壮之士，仍需进行严格的训练。吴起提到的训练内容相当全面，既有单兵动作，如跪下、起立、行进、停止以及转法等（“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又有队列教练，如解散、集合、列队及队形变换等（“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而方之”），还有行军、宿营和掌握指挥信号以及保养马匹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训练方法，大有创新。他不用一般的同时集中训练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先训练少数骨干予以提高，再训练多数人员予以普及的办法。他说：“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先进的。

吴起虽然认为胜利不能专恃“严刑明赏”，但并非不重视军队纪律，而是极为强调。他说：“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因而，他要求士卒必须“任其上令”，绝对服从，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他处死未奉命而斩敌首级之卒的事例，足以说明他执法之严。他还规定作战时“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在军队组织上，吴起主张精锐部队应按照各人的特点进行编队。例如将“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编为一队）”，“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等。这样编队，有利于根据战术需要部署部队。在各队的编组上，吴起也主张量才使用，按士卒具体情况分配战斗任务。例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等。同时还吸收了管仲组军的精神，注意“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使同乡邻居之人编在同一什、伍之中，以利于互相帮助和互相担保。（5）“总文武”、“兼刚柔”——军事人才思想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除了对军队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外，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也更为提高。吴起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应该“总文武（政治、军事兼备）”，“兼刚柔（勇敢、智谋具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他批判那种“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据说一次战斗前，吴起的“左右进剑”，他说：“将，专主旗鼓尔（专司指挥），临难决疑，挥兵指刃。一剑之任（持剑战斗），非将事也”。这很能说明他的军事人才思想。

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他认为首先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基本条件。这就是说要具备“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不作苟活考虑）”的献身精神，“虽克（战胜）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他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德，并要求将帅，必须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吴起还认为，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要能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和力机。也就是要善于控制军队士气，善于利用地理条件，善于运用战略战术，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力。他认为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和指挥才能，才算得上“良将”；这样的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强调统军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强调到一人之去留，关系国家之兴亡，就未免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可见，吴起在军事人才思想上，和孙武等多数古代军事家一样，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因素。

3.军事科学，贡献发展

吴起的军事思想，是继承前一代、特别是孙武的军事理论，并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战争经验，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来源于《孙子兵法》。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战争的发展，理所当然地也有所丰富和提高。吴起对军事科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1）在战争观问题上有新的认识

孙武在战争观上，虽然已较前有所进步，认识到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还没有从性质上对战争进行研究。吴起则对战争发动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根据他的认识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性质的“义兵”，和非正义性质的“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两种类型，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但他的认识已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见解，比同时代的墨翟也有所深化，使我国的军事理论，在战争观问题上大大前进了一步。（2）在思想工作上有新的方法

吴起吸取了春秋时宋襄公（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大夫子鱼所提“明耻教战”的基本精神，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教育军民，使他们愿意为封建统治作战。最可贵的是，吴起不仅仅采用上述属于理性号召的教育手段，而且还采取了属于感情号召的思想工作方法。他针对人人皆有自尊心、荣誉感，喜欢受人尊敬，不愿被人耻笑的心理，在大型宴会上，按照战功的有无、大小，规定三种不同的待遇，这对与会人员来说，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引起积极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将各人的父母妻儿也召集来参加大会，并使之享受同样的分等待遇，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荣誉感。尤其是对那些无战功的人员，绝大多数会产生想通过积极的作战行为表现，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观感的愿望。这种崭新的思想工作方法，不但在当时曾起过良好的效应，即使在现在，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3）在军队训练上有新的创造

吴起继承了春秋以来即重视军队训练的优良传统，对训练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将军队训练置于关系到将士生死、战争胜败的高度上进行考察，并在晋悼公（公元前572年～前558年）曾经实施过的、分科训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全面的训练内容。特别是在训练方法上，创造了类似现代“几何基数累进式、扩散式”的训练方法，对我国军事训练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其他方面的新发展

除上述三点外，在战略战术思想、军事人才思想和地形利用等方面，吴起也有较前人有所发展的地方。例如孙武曾列举了“相敌（观察判断敌情）”的三十二种征候，但他没有进行归纳。吴起将这些现象进行了分类、概括，并总结出在何种情况下应“急击”或“击之”，在何种情况下应“避之”等。这就更加明确和条理化。又如孙武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吴起则要求得更高、更全面。不仅要求具备“威、德、仁、勇”和“理、备、果、戒、约”等基本条件，而且要求在作战指挥上能掌握“四机”。“四机”的内容，都是孙武提到过的，但将它们概括为四个关键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应视为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再如孙武虽然极为重视地形对战争的影响，但由于春秋时期仍以车战为主，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大，所以他的论述，在对地形的利用方面，稍有消极成分，对复杂的地形，往往主张“必亟去之，勿近也”，或者要求迅速通过离开（如圯地）。吴起则较为积极，他认为兵力少时要战胜敌人，一定要利用险隘的地形条件。他说：“用少者务隘”；还说：“以一击十，莫善于呃，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甚至还涉及到水战。这些理论比孙武时代又前进了一步，是吴起对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贡献。

从史籍所记吴起一生事迹看，他极为重视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军事历史知识。他与魏斯、魏击等谈话时，经常引经据典，以史例来论证他的见解。据专家学者们的考证，我国最早的一部大量记录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历史的名著——《左传》，也与吴起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学者、中垒校尉刘向在《别录》中说：《左传》一书，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清代学者、刑部郎中姚鼐在《左氏补注序》中说：“《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增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现代学者童书业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郭沫若则认为：“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熟悉。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叫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孙开泰、徐勇两同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确认《左传》草创于左丘明，而编定于吴起。他们说：“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这样，吴起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军事理论家，也应该是我国先秦时期优秀的军事史学家。

三、不战而胜的谋将：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原名田穰苴，春秋末年齐国人。生卒年已不可详考，主要活动在齐景公时代，即大约公元前548年—公元前489年。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田完曾任陈国大夫，后因避陈乱，奔齐，得到齐桓公的收留和重用，封为齐卿，司马穰苴系田氏庶出旁支，已经流落民间，家境寒微，他本人也只是个无名的小军官。后因治军有方，被尊为大司马，所以后人亦称其为司马穰苴。司马穰苴深通谋略，长于兵法，为齐国收复失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谋将。

1.临危受命，以谋治军

齐景公时内乱屡起，公室衰微，国力日隳。以齐景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和压迫，民众一年劳动产品的三分之二被统治者夺去，仅留下可怜的一小部分聊为生存活口之用。尽管国库里的财物粮食已经腐烂，然而连下级官吏也常挨冻受饿，就更不用说平民百姓和奴隶了。更惨的是国人动不动就遭到砍脚的酷刑，因为被砍掉脚的人太多了，市场上的鞋子因卖不出去而跌价；而用木头做的假腿却颇畅销，价格昂贵，以致造成了“踊贵履贱”的不正常的社会现实。

齐国的衰落招致邻国的乘机兴兵进犯。晋国从西面进攻齐国，将阿、鄄两地（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据为己有；燕国从北面侵入河上地区（今德州、沧州北界）。齐军连吃败仗，形势十分危机。齐景公手下原有三名武将：公孙接、古冶子和田开疆。这三个人自恃勇武过人，有功于齐，在朝中傲慢文武百官，平日里酗酒闹事，欺压黎民百姓，朝野诸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后被贤相晏婴用“二桃杀三士”的谋略致死。如今国家危在旦夕，齐将净是一些酒囊饭袋，连一位可以带兵出征的统帅都找不到。齐景公坐立不安，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齐景公虽在位50多年，却是个穷奢极欲的庸君，多亏有宰相晏婴为他出谋划策，辅佐治理国政，才使齐国没出什么大乱子。当此国难当前之际，社稷危亡之时，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田穰苴地位低下，景公闻所未闻，晏婴详细地向他作了介绍：“田穰苴是位文能服众、武能威敌的才干，谋略过人，如果大王能将统军的权力授给他，定能挽救齐国累卵之危。虽说，田穰苴是田氏的‘庶孽’（侧室所生），当此用人之际，我想大王是不会介意的。”

齐景公正为国事而日夜焦虑，一听有这样一位干将，哪有不从的道理，于是下令召见田穰苴，试着与他谈论军事问题。田穰苴对答如流，滔滔不绝，果然是位智勇双全的统帅之才。

田穰苴满腹韬略，深谙治国平天下之道。他指出，治国应重礼仪，态度温和谦逊，体恤黎民百姓，严己宽人，含蓄忍让。治军则需专权果断，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君王之命亦可不受，对士兵却应爱惜，长官不能仗势欺人。要振奋士气，充分发挥每个士兵的积极性，以道义去激励他们，以智慧和勇敢去率领他们，这样才能克敌制胜。正确地实行赏罚是至关重要的。赏罚都要有据并且及时，使人立刻就能得到为善之利和看到做坏事的后果。但惩罚不能乱用。按军法，犯小罪的处以以矢贯耳之刑，中罪砍脚，大罪才杀头。如果不加区分，随意而为，那就非出乱子不可。

田穰苴特别指出了作战的六要素，一要顺应天时，二要因其地利，三要备足物资，四要上下一心，五要讲究兵器的配合使用，六要掌握敌人的情况。

齐景公听完田穰苴的治军方略，大喜过望，立即拜他为大将军，率领军队去抗击晋国与燕国的入侵之敌。

田穰苴领命拜谢之后，说道：“我出身卑贱、职位低微，如今，君王将我从下层行伍之中提拔晋升，位于大夫之上。士卒们未必服从我，老百姓也未必能信任我，人微权轻还是难以服众啊！希望君王派一位您所宠信的、在国内地位尊贵的大臣，来担任监军才行。”

齐景公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满口答应，决定派自己的宠臣庄贾充任监军。田穰苴退出王宫时，郑重地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我们在军营门口相会。”

2.军令如山，斩君宠臣

第二天一早，田穰苴先赶到军营，他命令士兵立木表来观测日影，摆设水漏计算时辰，等待庄贾到来之后，便整军出征。

可是，庄贾凭恃国君的恩宠，素来骄纵，哪把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心想：既然有将军统兵，自己是监军，就不必急匆匆地赶赴军营。加上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不断地劝酒，他竟把应按约定的时间赶赴军中的大事，忘在脑后了。

身着戎装的田穰苴站在军营门口等候着庄贾，日中午刻已到，可庄贾还不见踪影。于是，田穰苴面色严峻，立即下令砍倒木表、放掉了漏中的水，毅然转身进入军营，召集部队，点好兵马，宣布军队纪律。

一直到下午夕时，暮色将至，喝得醉醺醺的庄贾才到来。田穰苴责问道：“你为什么没按预定的时间来？”

庄贾虽然知道自己错了，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地回答：“大臣、亲友们来为我饯行，多喝了一点，所以来迟了，实在抱歉。”

可田穰苴严肃地说道：“身为将领，在受命出征之日，就应该忘掉家庭；到了军中接受军令，就应该忘掉亲友；出击的鼓声一响，就应将生死置之度外。如今，敌军深入我国境内，百姓惊恐不安，士兵们正在前线殊死抵抗，君王心急如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你身为监军，怎么能说因为有人送行就可以迟到呢？”

田穰苴说完便召来军正（即军中的执法官），问道：“依照军法，对约定时间不到者，是怎样规定的？”

军正回答：“当斩。”

到这时，庄贾才知道大祸临头了，吓得魂不附体，慌忙叫手下人骑马驰往王宫向景公求救。可是还没等报信人返回来，田穰苴已经将庄贾斩首于三军之前了。全军将士见这位新任的统帅竟敢把骄横不可一世的国君宠臣杀了，无不战栗、畏服。

过了一会儿，景公的使者快马驰到，带来了赦免庄贾的命令。田穰苴对使者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接着，他问军正：“在军营中策马而奔，该当何罪？”

军正回答：“当斩。”

景公使者见庄贾已经人头落地了，惊魂未定又听到自己犯了“军中驰马”的死罪，顿时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今天必死无疑了。可是，田穰苴说道：“对君王的使者，我不能擅自处斩。”于是下令将驭夫正法，又砍断车左边的木柱，并杀掉车左边的马，以此来严肃军法。这才叫使者回报景公，然后下令出征。

3.军容严整，不战而胜

在行军途中，田穰苴亲自过问士兵的吃住，如掘水井、设炊灶等这样的琐事也要关照安排妥当。他对部下问寒问暖，还为患病的士兵请医送药，甚至把分配给主将的钱粮也全部拿出来，与将士们分享，而自己却领取与体弱的士兵同量的粮食。

三天之后，田穰苴检阅军队，准备迎击敌军。这时候，齐军士气无比高涨，就连生病的士兵也不甘示弱，纷纷请求参战。晋国军队见田穰苴统率的齐军军容严整、斗志昂扬，知道难以取胜，便匆忙撤军。燕军闻讯也渡过黄河，引兵退回燕国了。

田穰苴乘机挥师追击，颇有斩获，并将失陷的国土全部收复。《孙子》认为“不战而胜”的将军最为了不起，所以，田穰苴不愧为一位文韬武略的名将。

田穰苴班师凯旋而归，军队到达京城附近时，才下令解除战斗状态，誓盟后入城。齐景公率诸大夫亲自到郊外隆重迎接，犒劳三军并主持了庆捷典礼。接着，齐景公宣布任命田穰苴为掌管全国军事的大司马。从此，齐国文有晏婴，武有田穰苴，如双柱擎天般辅佐着齐景公。中原诸侯知道了这个情况，不由得对齐国另眼相看，不敢轻易来犯，从而维护和巩固了齐国的基业和安宁。

4.不敬阿谀，拒王门外

齐景公见边境无战事，便又高枕无忧地打猎、饮酒，寻欢作乐起来了。一天，景公在王宫里与姬妾们饮酒，一直玩到夜里，仍感到不尽兴。忽然，他想起了晏婴来，于是带领一班侍从，抬着酒菜，挑着灯笼，前呼后拥地来到宰相晏婴府邸门前。先至的侍从报知晏婴：“国君驾到，请相国迎接。”

晏婴心中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的紧急事情，不然国君怎么会夜间突然来访呢？晏婴连忙穿戴好衣帽，严肃而焦虑地站立门前，当齐景公刚从车上下来，便迎上去问道：“难道诸侯有变故吗？还是国家有急事？”

齐景公醉醺醺答道：“没有啊，没发生什么事呀！”

晏婴心中已明白了几分，但还是问道：“那国君为什么要在夜晚来到臣家呢？”

齐景公答道：“相国政务繁忙，太辛苦了。今天我备下浓香醇厚的美酒、美妙悦耳的乐舞，不想独自享受，想与你一起欢乐、享用。”

晏婴严肃答道：“我乃一国之相，安国家、定诸侯，重任在肩，如为国政自然要谋策办理。可为国君铺设坐席、摆置食具，侍候陪伴您喝酒玩乐，这些都有专人负责，臣不敢陪您饮酒作乐。”

齐景公碰了一个软钉子，十分尴尬，不便进去饮酒，于是又向司马穰苴府中而去。先有侍从前去报知，司马穰苴冠缨披甲，手握战戟，站立大门外迎候。等景公车驾来到，他忙上前鞠躬礼拜，并开口问道：“有诸侯发兵攻打我们吗？还是大臣中有人叛乱？”

齐景公答道：“没有啊。”

司马穰苴奇怪地问道：“那么，国君为什么半夜深更来到臣家呢？”

齐景公答道：“我前来找你别无它事，只是我这里有美酒、乐舞，想和你一起共享。”

司马穰苴也严肃地说道：“抵御敌寇，平息叛乱，是臣之义不容辞的职责。而铺设坐席，摆置食具，侍候陪伴您喝酒作乐，国君左右不乏其人。我身为国家大将，重任在肩，您又何必将这样事交于我这样一个武夫呢？”

景公想不到司马穰苴所说与晏婴如出一辙，心中虽然不快，可他说的也很在理，自己也不便再进去饮酒了，只好又向大夫梁丘据家中。听说国君驾到，梁丘据非常高兴，他左手操琴，右手拿竽，边走边唱迎接齐景公。齐景公在梁丘据府中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宿，直到雄鸡报晓，才尽兴而归。

第二天上朝，司马穰苴和晏婴一齐劝谏齐景公今后应注意君臣身份，不要夜里到臣子家里去饮酒。景公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没有你们二位，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可是要没有梁丘据这样的大臣，怎么能够使我感到快乐呢？我不去妨碍你们执行职务，可你们也不能来干涉我的事啊！”

面对这位荒唐的君王，两人也无可奈何，只得退下了。

5.兵法传世，千古留名

司马穰苴成为齐国掌管军事的大司马，田氏一族也因此而更加显赫。这势必招致齐国的鲍氏、国氏、高氏等贵族势力的妒恨，他们屡屡向齐景公进谗言。而齐景公早对田家族的崛起深感忧虑不安，于是解除了司马穰苴的职务。司马穰苴被迫退居家中，他钻研古代兵法理论，结合自己的军事实践，撰写了许多军事著作。

到了战国初期，公元前378年后，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代兵法，把司马穰苴遗留的军事论述附编其中，命名为《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称为《司马法》。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感叹道：“我读过《司马穰苴兵法》，真是宏大深远，夏、商、周三代三圣王用兵的韬略都没能超过它。”《司马法》受到历代军事家们的重视，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到了宋代，与《孙子》、《吴子》等其他六部兵书并列，号称《武经七书》。《司马法》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教材之一，规定将校必读。《司马法》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制度和战争经验，论述了古代的战争准备，战争指导、战场指挥、兵种部署、兵器配备、天时地利的选择、间谍的使用，军人心理以及治军等问题，大体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司马法》阐述了战争的正义性原则，他强调“以仁为本”是治国平天下的正常手段，可是当正常手段行不通时，就要使用权宜之计，这就是战争。但他又说，“国虽大，好战必亡”，认为穷兵黩武必定导致灭亡，是不可取的。《司马法》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谋略，如：治军要达到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战种的互相配合；将帅御敌时要冷静沉着，“见危险，勿忘其众”，要以道义教育部众，使之“悦其心，效其力”；进入敌国作战要严守军纪，争取对方军民的悦服。对敌国也不应趁人遭灾之际出兵攻击，进入敌国后不要亵渎神灵、毁坏房屋、滥伐林木、伤害老幼，而对青壮年，只要不抵抗，就不应与之为敌了。《司马法》还列举了在战斗不利和畏怯情况下，如何鼓舞士气和扭转战局的具体作法。主张作战前要先谋划，并创造取胜的条件。提出要掌握有利时机，充分的物资准备、良好的士气、有利的地形和精良的武器。而在作战上既强调要周密思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又强调要注意权变，力争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司马法》不仅在我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且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1772年，还与《孙子兵法》、《吴子》一起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发行。

齐国贵族的纷争和齐景公的昏庸，致使这位对齐国忠心耿耿的良将司马穰苴被排挤，革职而闲居家中研究兵法、撰写军事著作。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终究令他郁郁不乐。最后，这位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将因病而去世了。

齐景公死后又过了100多年，田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公元前378年，田和自立为齐威王。齐威王运用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统率军队，东征西讨，屡获大胜，一度成为战国七雄的盟主。

司马穰苴从一个下级军吏一跃而为齐军统帅时，他没有被骤然而降的功名弄昏了头脑，而是审时度势，要求齐景公派一名监军，可见其遇事冷静善谋，考虑周密。出征前果断地斩杀了违反军令的监军，使三军号令严明，为其在实战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不战而使敌兵退，则从侧面反映了他治军用兵的过人之处，那是智慧的胜利。司马穰苴晚年虽不得志，但恪守职责，洁身自好，为人所称颂。他的军事名作《司马法》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博大精深，与我国古代其他军事著作一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谋略家：孙膑

孙膑，战国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后代，约与商鞅、孟轲同时。相传与庞涓同师事于鬼谷子，后遭阴陷致残。几经磨难，终返齐国，受到齐威王赏识，任以为军师，协助齐国大将田忌，先后两次大破魏军，即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著有《孙膑兵法》一书，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惜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宗竹简，考古认为，《孙膑兵法》有440片，1.1万字。孙膑忍辱不屈，发愤自强，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大师。

1.师承鬼谷，佯狂脱祸

鬼谷子是一位隐士，精通数学，日星象纬，占往察来，尽在掌中；精通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万口莫当；精通出世学，修身养性，服食导引，却病延年；尤其精通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他的学生很多，据说，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和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孙膑为人淳厚，谦虚谨慎，认真地向鬼谷子学习兵学。鬼谷子对他也颇为器重，将孙武所著《孙子兵法》13篇单独传授给他，并告诫说：“得此书者，善用之为天下利，不善用之为天下害。”孙膑昼夜研习，三日之后，即能背诵无误，对答如流，一字不遗，鬼谷子逐篇盘问，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发挥。鬼谷子十分惊叹，高兴地说：“你能如此用心，而且颖悟也好，你的祖先孙武先生后继有人了！”

在鬼谷子的学生中，庞涓生性奸诈，嫉贤妒能，然而善于伪装，曾与孙膑结为兄弟。庞涓久欲功名，听说魏国厚币招贤，访求将相之材。心想从师学习已经三年，该一展宏图了，于是拜辞了鬼谷子。下山前与孙膑相约，此行倘有进身之阶，必当举荐孙膑，同立功业；如若失言，当死于万箭之下。孙膑感佩莫名，挥泪与其告别。

时值战国中期，秦齐楚燕魏赵韩七雄争立，都想依靠武力一统天下。魏国为了扩大疆士，不断地东征西讨，四面出击。庞涓拜见惠王，指画敷陈，倾倒胸中所学，惟恐不尽，并且夸下海口，如果任他为将，管教战必胜，攻必取，兼并天下，期日可待。惠王大悦，任命庞涓为元帅兼军师，他的子侄亦皆列将。庞涓练兵训武，先侵卫、宋等小国，屡屡得胜，惠王甚为倚重，一时间声名大噪。

庞涓有了用武之地，也有了功名利禄，洋洋自得之余，内心深处也颇为不安。他深知，自己的才学韬略均不如孙膑，何况孙膑还独得了秘传的孙武兵书，如果日后孙膑下山，对自己将是个巨大的威胁。如果他到了魏国，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将受到挑战；如果他到了其他国家，各为其主，必当兵戎相见，自己取胜的可能性也极小。庞涓苦苦地思来想去，认定只有早日除掉孙膑，才能解除后患，使自己无敌于天下。于是，他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孙膑处，热情地劝其下山来魏，以便共图大业。

孙膑见信，感念庞涓的举荐之恩，立即下山奔赴魏国。孙膑一到，庞涓假意欢迎，盛情款待。然而不久，庞涓便在魏惠王面前诋毁孙膑，说其私通齐国，同时设计使惠王深信不疑。惠王下令“刖而黥之”，使为废人，终生不得通齐。庞涓派人将孙膑绑住，剔去双膝盖骨，又用针刺面，然后以墨涂之。庞涓自以为得计，一方面可以使孙膑终身残废，无法出仕为官，自己的对手就这样消逝了；另一方面还可以骗取孙膑的兵书，同时利用他的智慧，为自己效劳，一石两鸟，可谓妙到极致。

具有雄才大略的孙膑，一走上人生的舞台，便遭“好友”的暗算，身陷逆境，好不凄惨。然而他是个意志非凡的人，虽然膝盖已去，两腿无力，不能行动，只能盘腿而坐，但是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已识破庞涓的奸计，他要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他，尽早脱离他的监视，以便有朝一日驰骋纵横，报仇雪恨。

孙膑绝不向恶势力妥协，但也不能蛮干。要讲究策略。他决定佯狂诈疯，以懈庞涓的警惕之心，然后再图脱魏之计。一日庞涓派人送晚餐时，他正欲举筋，忽然昏聩，作呕吐之状，良久发怒，张目乱叫不绝。庞涓亲自来看，只见他痰涎满面，伏地哈哈大笑，忽然又号啕大哭。庞涓颇为狡猾，恐其佯狂，命左右将他拖入猪圈中，孙膑披发覆面，倒身卧于粪秽之中。庞涓遂半信半疑，但看管已较前大为松懈。孙膑整日狂言诞语，或哭或笑，白日混迹于市井之间，晚间仍归猪圈之内。数日后，庞涓始信其狂。

过了一些时日，齐国有使者来魏。孙膑乘人不备，暗中会见了齐使，以刑徒的身份，慷慨陈词，打动了齐使。他们商议，用车将孙膑带离魏国，直奔齐国，从此掀开了孙膑人生历程新的一页。

2.知彼知己，智胜马赛

齐国使者救出了孙膑，快马加鞭地回到了齐国都城临淄。孙膑洗了澡，换了衣，饱食多日之后，又恢复了他英武的面容。因为早有墨子的推荐，再加他本人装疯脱身之计，齐威王对孙膑就另眼相看，要封他的高官。孙膑辞谢说：“臣一来无功不受禄，二来庞涓如果知道我回了齐国，必定又起是非。不如叫臣暂时隐姓埋名，待大王有机会用臣之时，我再立功报效吧！”

大将军田忌很欣赏孙膑的才华，就出面说：“请孙先生暂住我家，我好日夜求救。”于是，孙膑就成了田忌府中的上客。田忌为人礼贤下士，谦虚谨慎。不管国事家事，他都求教于孙膑。二人如鱼得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有一天，田忌回府，眉头紧皱，有些闷闷不乐。他请来孙膑，告知其不快乐的原因——原来齐国都城流行赛马的游戏。威王想用赛马促进国人练武强国。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每次都下了很大的赌注，吸引得文武百官纷纷参加。威王的御厩里养有一批高头快马，田忌参赛连连失败，今天又输了百金。孙膑听后安慰说：“将军不要犯愁，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赛马与打仗一样。下次再赛，将军带我去看看，了解了情况，我再给将军出主意。”

又一次赛马会在教场中举行。田忌乘车带上孙膑来到赛场。只见彩旗飘飘，马嘶人叫。比赛开始了。孙膑了解到，参赛者将马分为三等。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三比二胜。三等马跑的速度相差无几，因此互有输赢。但是，威王宫中的马，全是好马快马，所以每赛必胜。这次比赛，田忌仍照常规进行，最后又失败了。

田忌回到府中，孙膑就对他说：“我已想出了赛马的新方法。将军再次比赛，我保你反败为胜。”田忌说：“先生如能保我获胜，我就去请求大王以千金为赌注。”孙膑满有把握地说：“你尽管去挑战好了，输了我负全责！”

田忌很快就去找威王挑战。威王说：“你乃败军之将，怎敢言战？”田忌说：“臣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赢，并以千金作奖。”威王说：“好嘛，寡人明日定要赢你千金！”

赛马会又一次在教场举行。观众听说这次赌注比哪次都高，整个临淄城万人空巷前去围观助兴。

临开赛前，田忌对孙膑说：“兄长的妙计快拿出来吧！这次再输了，我可就惨了！”孙膑说：“齐国的好马都集中于王官。将军是很难与之力敌的。今日当以计取之。”接着，孙膑就与田忌耳语了起来，听得田忌连连点头微笑。

三声鼓响。上等马的比赛开始。威王的马一开始就冲在最前面，把田忌的马拉下了好长的距离。结果，田忌输了。

第二场是中等马比赛。田忌的马一反常态，快速地冲在了前面，观众齐声高叫：“快，加油！加油！”结果，田忌赢了。

第三场下等马的比赛又开始了。田忌的马又一次赢了。结果是三比二的战果。田忌赢了一千金。全场观众欢声雷动，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威王感到意外地问田忌：“田卿，以往赛马，你是常败将军。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难道你的马都吃了神丹仙药，成了神马了？”田忌说：“臣的马还是凡马，太阳也没有从西边出来。这都是孙膑先生的妙计啊？”威王听后，眼睛一亮：“赛马，又不是打仗，还有什么妙计？”田忌说：“此中奥秘，还是请孙先生来说吧！”

威王叫来孙膑相问。孙膑说：“臣知大王爱好赛马，是为了训练出好马，用于他日的战争。赛马场就是战场，不但要斗勇还要斗智。军队中有上中下三军。马也有上中下三等。臣请田将军以下等马对大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大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大王的下等马。这样，力量的对比就起了变化；输一场却赢得了二场。这在兵法上就叫：‘知己知彼，避实就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妙哉！妙哉！”威王树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孙膑：“以一斑可窥全豹。从此寡人可以看出先生身残志不残，足智多谋，高人一等！”

3.避实就虚，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秋，庞涓自以为孙膑已死，天下无对手。为了展示其才能，替魏国开疆拓土，他说服了惠王，率领10万精兵，北上入侵齐国的盟国赵国。魏家将打头，长驱直入。赵国首都邯郸被围。赵王派人求救于齐国。

齐威王决定拜孙膑为帅，出兵救赵。孙膑辞谢说：“不行，不行，臣是个残废人，拜我为帅显得齐国别无人才，让敌人讥笑，再说，庞涓知我未死，一定会加倍小心，这对我国也是不利的。臣请拜田忌将军为帅吧！”威王点头应允，就拜田忌为师，孙膑为军师，立即出兵。

出兵的这一天，田忌下令齐军直奔邯郸。孙膑说：“不行不行！”田忌感到意外地问：“我们不是去救援赵国吗？救兵如救火，去晚了，邯郸恐怕就完了。”孙膑说：“赵军不是庞涓的对手。不等我军赶到，邯郸城早就破了，那就成了雨后送伞了。”田忌说：“军师，你说怎么办吧？”孙膑说：“我们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大军直捣魏国首都大梁。庞涓知道后，定然撤军回救。我们从半路截击，以逸待劳，定获胜利！”田忌听后连连点头说：“妙计！妙计！就依军师高见。”

庞涓果然一鼓作气地攻下了邯郸，正要追击残余赵军，一举扫平赵国全境时，突然接到魏惠王紧急谕旨，令其火速回军，以解大梁之围。庞涓不敢怠慢，立即下令，以急行军速度火速回师！

齐军进入魏国，没有遇到大的抵抗而长驱直入地兵临大梁城下之后，围而不打地撤到桂陵。孙膑知道，桂陵乃魏军回师必经之地，就选择了有利地形，埋伏下精兵强将，等待鱼儿上钩。庞涓率兵回援，一天走100余里，走了近10天，将士已十分疲劳，到了离桂陵20里地时，突然战鼓咚咚，一军杀出，拦路腰击。领兵人乃齐国牙将袁达。庞涓见齐军人少，就命侄儿庞葱领兵接战。两人杀了20多个回合，袁达诈败而虐。庞涓挥军追赶，将到桂陵，只见迎头又一支齐军摆开阵势。庞涓登高一望，正是孙膑刚到魏国时于教场内摆的颠倒八门阵。庞涓心中纳闷：“那田忌怎么也知道此阵？莫非他已求教过鬼谷子？”正在此时，一阵鼓响，齐军中闪出一员主将，全身披挂，手执长戟，认军旗上绣着一个田字。田忌在先锋田婴的护卫下高呼：“庞涓小儿，速来送死！”庞涓怒瞪双眼：“你田忌有何本事，敢与我庞大元帅对阵？”田忌冷笑一声说：“庞涓，你不要逞能。你认识我这阵法吗？”庞涓说：“此乃颠倒八门阵！”田忌说：“你敢来攻阵吗？”庞涓迟疑了一下，要说敢打，又无把握；要说不敢，岂不丢脸？于是，就硬着头皮说：“打！”田忌心中暗喜地说：“好！我们走着瞧！”

田忌引田婴回马入阵。庞涓对身旁的庞葱、庞茅、庞英说：“你三人各领一军待命出击。我领头打阵。你们看阵势一变，就三队并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是！”三个庞家将奉命分兵走后，庞涓就带领500精兵上前打阵。他才入阵中，只见八方旗色，纷纷转换，东冲西杀，找不到出路。正在此时，一阵金鼓齐鸣，齐军推出一辆戎车，车上高坐着一个浓眉大眼威武英俊，手持令旗的主将，背后的认军旗上绣着一个大大的“孙”字。庞涓连喊：“打鬼！打鬼！”孙膑高声叫道：“庞涓，你这人面兽心的势利小人。我不是鬼，是你害不死的义兄孙膑。老天有眼，冤家路窄。你今天敢攻打我的颠倒八门阵，我马上叫你变成鬼！”庞涓闻言胆战心惊，连忙下令退军！孙膑把令旗一挥，几队齐军一齐冲杀过来，杀得魏军弃甲丢盔，横尸遍地。庞涓自认将死之时，三位庞家将赶来解围。双方一场恶战，庞茅被田婴一枪刺死。庞英、庞葱奋力死战，损兵大半才救出庞涓逃出阵去。

庞涓死中逃生，不敢恋战，急忙率领残兵败将，像条丧家犬一样，夹起尾巴逃回大梁，紧闭城门死守不出。

在这次作战中，孙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抓住要害，攻其必救，以逸待劳，声东击西，始终掌握主动，牵着敌人的鼻子；待时机成熟之时，给敌人以重创，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同时为齐国争霸中原、战胜强魏奠定了基础。

4.减灶诱敌，设伏聚歼

桂陵之战结束后，齐威王对田忌和孙膑甚为宠任，专以兵权委之。宰相邹忌心胸狭窄阴冷，恐田忌或孙膑将来代己为相，便设计诬陷田忌欲拥兵背反，齐威王疑之，田忌托病辞了兵权，以释齐王之疑。孙膑不久也谢去军师之职。次年，齐威王死，其子辟疆即位，是为齐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与孙膑之能，召请二人回朝，执政如故。

魏国在桂陵之战后，并不甘心失败，元气也并未大伤，久霸中原的余威还在。地处中原的原来是晋国，后来分裂成魏、赵、韩三国，因而亦称“三晋”。魏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赵、韩二国远逊于它。桂陵之战受挫后，魏国结好与赵、韩，三国联军同仇敌忾，先后击败过秦、楚两国的进攻。魏国内部也加强整顿，发展生产，国势日强。然而魏惠王是个目光短浅、好大喜功而又缺乏深远战略思想的君主，加之庞涓等一帮人的怂恿，魏惠王便又忘记了昔日的教训，独霸中原的野心便又膨胀起来。于是，在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即桂陵之战后13年，魏惠王派太子申和庞涓率兵大举进攻韩国，企图一举亡韩。

弱小的韩国，在魏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连吃败仗，兵临国都，韩哀侯异常恐慌，遣人星夜告急于齐，求其出兵相救，以存社稷。

早就想称霸中原的齐国认为大好时机到来，齐宣王召集群臣，共议国策。宰相邹忌认为，韩魏相煎，这是齐国之幸事，可以隔岸观火，齐国自身也需加强治理，以不发兵相救为宜。大将田忌则认为，魏韩相斗，韩败魏胜是其必然结果，那样就会使魏势力大增，则祸必殃及于齐，绝不能袖手旁观，坐失攻魏战机。两人争执不下，齐宣王征询孙膑的意见，说道：“军师不发一言，难道说救与不救，二策都不合适吗？”

孙膑早已成竹在胸，他首先透彻地分析了不救与速救的弊端，他认为，魏国自恃其强，伐赵之后又起倾国之兵伐韩，其野心须臾也未忘记伐齐。如果任韩降魏，只能使魏更加强大，从而形成对齐国的巨大威胁，因而弃韩不顾是不明智的。然而，齐国的军队必须为齐国的利益而战，如果过早地出兵救韩，就等于齐国代替韩国作战，韩享其安，我受其危，主客颠倒，那对齐国是十分危险不利的。

孙膑的一席话，鞭辟入理，令人信服。既然不救和速救都不妥当，那么怎么办呢？孙膑接着说，从齐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应该许韩必救，以安其心。韩知有齐相救，必然尽全力抗魏自卫，魏兵也定然倾其全力以攻韩。等到魏韩厮杀实力消耗后，再出兵攻击疲惫的魏军，拯救危亡的韩国，用力少而见功多，才会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齐宣王听了孙膑的建议，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韩国使者，答应说：“齐救兵旦暮将至。”韩哀侯大喜，奋力抵抗魏军。然而毕竟弱不胜强，前后交兵五六次之后，韩军尽皆大败，再次派使来齐，请求速发救兵。魏军在激烈的战斗中也有一定的伤亡，实力有所削弱。于是，齐国抓住了韩危、魏疲的最佳时机，任命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统军数万、兵车数百乘，浩浩荡荡离齐攻魏救韩。

这一次，孙膑又一次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他认为“夫解纷之术，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计，惟有直走魏都耳！”魏惠王见齐军又杀气腾腾直扑大梁而来，鉴于13年前桂陵之败的惨痛教训，再也不敢让魏军在韩恋战，急忙将魏军主力调回。庞涓大惊，即时传令离韩归魏，率兵10万企图与齐军进行一次战略决战。

孙膑并没有墨守成规旧套。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这一次魏军有一定的准备，兵力也较多较强，而且是主动迎击齐军，来势猛烈。为了避免和魏军正面冲突，应该抓住他们兵骄和急于求战的心理，因势利导，以计胜之。他对田忌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上也说，被利诱而深入百里，去追击敌军，必丧失大将；追击50里，势必折损一半士兵。我们就要在这上面想办法，做文章。”田忌进一步问他如何“因势利导”，他胸有成竹地说：“彼三晋（这里专指魏）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就要利用魏军的这一心理，设法诱其中计。具体做法是：齐军装做惧怕魏军的样子，主动引兵东撤。在退兵途中，第一天造10万人做饭用的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为三万人。魏军追兵见我军锅灶逐日减少，一定认为齐军怯战，逃亡过半，从而助长其骄傲轻敌的思想，诱其拼命猛追，其力必疲，然后再以计取之。田忌听罢大喜，完全依膑之计而行。

庞涓怒气冲冲地率兵从韩返魏，望西南而行，心想韩兵屡败，建功立业已唾手可得，却被齐兵侵扰，毁其大事，不胜之愤。本来要痛痛快快地与齐兵决一死战，不料齐兵又撤退逃窜，于是整顿兵马，紧紧追赶。追击开始之时，庞涓恐齐兵有诈，还是比较谨慎的，行军速度亦不甚快，各队之间联络照应有致。后来他发现齐兵的锅灶一天比一天减少，这才放下心来，以为齐军果然怯弱，闻魏兵将至竟不战而逃亡过半，士气已经低落到不堪一击的程度，这是雪桂陵之耻的天赐良机。处于亢奋之中的庞涓当下传令，将步兵留后徐行，自己亲率精锐骑兵，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地沿着齐军撤退的方向猛追不舍。

田忌与孙膑从容地率兵撤退，同时派出许多侦探，观察并随时报告魏军动态。当孙膑得知魏军已过沙鹿山之时，屈指计程，准确地预计到魏军日暮必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马陵地势险峻，一条窄道夹在两山中间，道旁树木丛生，是设伏歼敌的好战场。于是孙膑命令齐军停止前进，砍伐树木，堵塞道路，设置障碍，布下重重埋伏，准备围歼追敌。孙膑还特意命士兵把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用黑煤书写了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一切准备就绪后，孙膑挑选了弓弩手一万人，埋伏在山路两旁。弩也叫“高弓”，是用机关施放的弓，一次可射数支箭，亦可射石，杀伤力比一般的弓要厉害得多。孙膑吩咐他们，今夜一发现火光，就一齐放箭，不得有误！

果然不出孙膑所料，庞涓率领魏军来到马陵道时，恰好日落西山，其时十月下旬，又无月色。前军回报说，有断木塞路，难以前进。庞涓以为是齐兵惧怕魏军追赶，故设障碍，便命人搬木开路，忽然抬头看见树上砍白处，隐隐有字迹，但昏黑难辨。命军士取火照之，众军士一起点起火来，庞涓于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惊中计，急叫退兵，可惜已经晚了，齐军万名弓弩手一见火光立刻万弩齐发，喊声四起。魏军顿时大乱，被四面包围，既无法抵抗，又无处逃跑，全部被歼。庞涓在乱军中，身中数箭，自知“智穷兵败”，无法挽救危局，叹道：“吾恨不杀此刖夫，遂成竖子之名！”即引佩剑自刎喉而绝。庞涓所率精锐被歼后，齐军乘胜发起进攻，魏兵心胆俱裂，无人敢战，各自四散逃生。10万魏军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尸横遍野，全军覆灭，统帅太子申亦成俘虏，魏军轻重军器、车马粮草，尽归于齐，齐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后魏国元气大伤，国势从此一蹶不振；齐国则声威大震，诸侯慑服，中原霸主之尊也取魏而代之。孙膑“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军事谋略，以强示弱、迷惑敌人、因势利导的战略战术，使他名扬天下，功垂青史，实现了平生抱负。

5.为田献计，兵书传世

马陵之战前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倾轧日益激化，相国邹忌与大将田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虽然还没有表面化，其实质已经形同水火。邹忌对田忌和孙膑因桂陵之战而专宠于王十分不满，总以为对自己的位置形成了威胁。出兵救韩他之所以极力反对，主要原因也是耽心田、孙再立大功，于己不利；及至齐宣王赞成出兵，他又想借刀杀人，希望田、孙战死沙场或战败后说服齐王将他们罢黜，因此齐魏交兵时他曾暗中与魏人接触，阴谋坏事。而这一切田忌都浑然不觉，尽管他与邹忌有分歧，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相国会阴鸷到置他于死地的程度。孙膑一步入人生便遭到同窗好友的陷害，对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邹忌虽不露声色，然而田忌命运的阴影，他还是感觉到了，观察到了。

马陵之战结束后，孙膑认为田忌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入朝，势必要使邹忌妒火难忍，也势必要加快他阴陷田忌的步伐。因此，孙膑建议田忌派一部分部队守备在“主”地，主的道路奇小，来往车辆，轮子都要碰触，是个以一当十、以百当千的要害之地，易守难攻，可以作为根据地。有了这样一个稳固的随时可用的根据地之后，再率精锐之师直逼齐都临淄，拥兵入朝，给邹忌以强大的威慑，使他不但不敢加害于田忌，而且他看出来势不妙，贼人心虚，很可能因此而出逃。

这是个断金镕铁的果敢措施，本可以确保田忌的安全，可惜田忌并未采纳。

班师回朝后，孙膑请辞军师之职，齐宣王恳词慰留，田忌也苦心相劝，却都动摇不了他急流勇敢的决心。齐宣王只好召开盛宴，欢送孙膑出朝离开国都，后来竟不知其所终。一代杰出的军事大师就这样在激烈争斗的战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如孙膑所料，邹忌制造谣言，阴谋计陷田忌，田忌被迫逃亡到了楚国。与田忌关系密切的人也都受到了株连和迫害。

孙膑毅然决然地摆脱了政治上的纠纷，摆脱了虚华浮贵，急流勇退，归隐田园，显示了超常的先见之明。然而，孙膑绝不是一个寄情山水虚度年华之人，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和著述。由于他师承孙武的兵法，并有独到的颖悟和创见，同时还具有统兵治军、实地作战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不但继承并发扬了乃祖孙武的军事思想，而且有许多自己的东西，使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更加具体、深刻，不断地得以完善和创新。孙膑的《孙膑兵法》承前启后，流传千古。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原有98篇，图四卷，早在战国后期就已广泛流传于世，可惜这部重要著作，在东汉末年失传了。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经整理得一万余字，上篇有擒庞涓、见威王、强兵等15篇；下篇有十阵，十问、奇正等15篇。此书在春秋时期孙武《孙子兵法》和吴起《吴子》等兵书的基础上，对先秦的军事思想有重大发展，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对后世军事家影响甚大。

孙膑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科学论断基础上，提出了以“道”制胜的重要的军事哲学观点。所谓“道”是指如何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的问题。例如“强兵”之“道”是“富国”；“破强敌，取猛将”之“道”是“阵”、“势”、“变”、“权”；“以一击十”之“道”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孙膑高度重视战争中主观上的正确指挥，并把这一切都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在战争的性质与作用方面，孙膑的观点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他通过对古代黄帝战蚩尤、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历史上战争的分析，充分肯定了统一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纷乱的政治形势和天下分裂、弱肉强食的残酷事实，他认为单纯地用“仁”、“义”等空洞的说教已不能解决问题，为了使国家统一，黎民早日从战争之火中解脱出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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