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风云录：从哈佛商学院看美国精英教育中的特权与野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达夫·麦克唐纳（Duff McDonald）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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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风云录：从哈佛商学院看美国精英教育中的特权与野心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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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风云录：从哈佛商学院看美国精英教育中的特权与野心／（美）达夫·麦克唐纳著；王正林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The Golden Passport

ISBN 978-7-5104-6707-3

Ⅰ．①哈…　Ⅱ．①达…②王…　Ⅲ．①哈佛商学院－学校管理－研究　Ⅳ．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8010号哈佛风云录：从哈佛商学院看美国精英教育中的特权与野心作　　者：〔美〕达夫·麦克唐纳译　　者：王正林策　　划：中资海派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责任编辑：吴伶伶　李梦娟特约编辑：韩周航　王羽悠佳　宋金龙责任印制：吴惠婷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传真）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版权部：+8610 6899 6306版权部电子邮箱：frank@nwp.com.cn印　　刷：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经　　销：新华书店开　　本：787mm×1092mm　1/16字　　数：480千印　　张：31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书　　号：ISBN 978-7-5104-6707-3定　　价：69.8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客服电话：（010）6899 8638致中国读者信

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但在美国，拥有百年历史的学院尚属罕见，哈佛商学院属于其中一所。

在哈佛商学院成立的一个世纪里，它对美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在本书中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其中充满挑战、冒险、成功，以及哈佛商学院犯下的错误。

感谢你选择这本书。在此献上最真挚的祝福达夫·麦克唐纳

谨以此书献给帕特（Pat）和卡罗琳（Caroline）这两位母亲，她们的努力，对我有着最重要的意义。权威推荐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首席记者《哈佛风云录》控诉了哈佛商学院让美国企业受到全国人民轻视的主要原因……麦克唐纳通过一个又一个事例向我们指出，金钱和哈佛商学院自身的影响力，不但破坏了学校的课程，还歪曲了那些大学教授的世界观。威廉·D．科汉（William D. Cohan）《贝尔斯登》（House of Cards）作者《哈佛风云录》是一部象征着资本主义的重要著作。无论你是渴望进入哈佛商学院，还是鄙夷哈佛商学院对华尔街和企业的不良影响，麦克唐纳这部如同调查报告般的杰作都值得一读。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美国工艺事务组织主席，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哈佛风云录》详细描述了哈佛商学院心甘情愿接受企业资金和影响力的熏陶，准备将每一代学生培养成企业大亨的故事。哈佛商学院一直以来专心于塑造最新的管理技巧，却对不断高涨的企业犯罪浪潮及其他犯罪行为、公民基本价值观的衰败和经济不平等不闻不问。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忘我地徜徉，远离金钱的酸腐气。贝萨尼·麦克林（Bethany McLean）《房间里最精明的人》（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合著者《哈佛风云录》虽然不是首次批评哈佛商学院的书，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对哈佛商学院分析得最彻底的一本书。麦克唐纳讲述故事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化问题，相反，他大力抨击哈佛商学院用以培养MBA的案例分析法不但损害了企业，还损害了社会。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作者

达夫·麦克唐纳的《哈佛风云录》记述了哈佛商学院悠久的发展历史，却又不止于此。书中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视角，让我们能一窥美国商业的知识基础、失败的商业实用主义以及美国的资本制度。《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哈佛风云录》探讨了哈佛商学院如何成为通往金钱、权力和财富最高阶梯的通行证。麦克唐纳剖析了哈佛商学院的历史，质疑了美国商业教育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他不再毕恭毕敬，而是言辞犀利，时不时揭露哈佛商学院的虚荣做作，这种叙述方式真让人耳目一新。《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这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书，包罗万象，精于细节。《科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哈佛风云录》叙述了哈佛商学院自1908年建校以来的详尽历史，并猛烈地抨击了哈佛商学院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麦克唐纳通过深入调查，剖析了学院的师资、课程和学生，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书单》（Booklist）

麦克唐纳在书中强调了哈佛商学院的影响力，例如，他详细叙述了哈佛商学院如何通过将统计知识引入战争策略中，帮助美国赢得二战；哈佛商学院如何协助美国奠定管理知识的基础，让美国的商业管理经验走在世界前列。《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

在麦克唐纳笔下，哈佛商学院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败、罪行与误解，都让我们窥见了美国商人日益腐坏的灵魂。前言责任的埋骨地，商业的天堂岛

2014年的哈佛商学院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代表凯西·杰拉尔德（Casey Gerald）发表了一场被誉为“迄今为止MBA学生发表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中，杰拉尔德回忆自己是如何进入这所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怀着想要拿到MBA学位的明确目标，并且打算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197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样，将MBA学位作为通向美好生活的“金色通行证”。但是，杰拉尔德在毕业时改变了这一观念，并认为美好生活可以再等一等。和他的很多同学不同，杰拉尔德并没有在年薪近20万美元的私募股权公司谋职，而是和其他3位同班同学创办了一家名叫全美MBA毕业生（MBAs Across America）的非营利组织，目的是将像他们一样精力充沛、充满理想主义的MBA毕业生，以及以使命为驱动的企业团结起来。

在演讲的最后，杰拉尔德表达了对哈佛商学院的使命“培养改变世界的领袖”的认同，并由衷地对他的同学们说：“我们将成为商业世界的新一代探路者；我们必须去探寻未知的方向，迎接尚未完成的挑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和才华，珍视今天，把握明天。新的梦想、希望和可能性正在未知的黑暗中等待着我们。是的，我们即将面对的工作也许是艰苦卓绝、令人生畏的，或是成败难料、无休无止的，又或是在我们经受了百般磨炼后仍无法完成的，但整个商业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取决于这些工作。人生苦短，但要完成这些工作则需要很长时间，尽管如此，我仍相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亲人无私的爱、师长宝贵的经验、朋友的全力支持，都会赋予我们直面未来的勇气。让我们出发吧！”要改变世界，先进入精英俱乐部？

这段时长18分钟的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的点击量超过15万次——完全可以称之为“病毒”。至少，对哈佛商学院的名誉和利益而言，这个视频是及时的。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所世界顶级学府的推崇和怀疑几乎一样多。每隔一段时间，针对哈佛商学院的谴责就会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谴责声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人们指控它美化将全球经济带向悬崖边的行为。直到2014年，杰拉尔德站了出来。他用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毕业演讲，代表哈佛商学院向世人展示了一首充满爱的诗歌，这对哈佛商学院而言，简直是久旱之甘霖。进入哈佛商学院之初，外形俊朗的杰拉尔德就展示了他的领袖气质，他不仅谋求个人发展，还会考虑其他人的需要。很快，他的头像就登上了商业杂志《快公司》（Fast Company）的封面，以及哈佛商学院的筹款海报。他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封面男孩”，向世人传达着“资本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助推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的理念。

拥有杰拉尔德这样的“产品”，哈佛商学院更可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的办学宗旨不是为了收费，我们的确在培养改变世界的领袖。”

在那段“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杰拉尔德这样描述自己：一个由祖母养育长大，生活在达拉斯橡树崖（Oak Cliff）附近的非裔美国人。他先在耶鲁大学读本科，后到哈佛商学院读硕士。需要补充的是，杰拉尔德并不是典型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至少不是公众想象中的那种类型。可以断定，哈佛商学院在传递一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宗旨，一项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被其院长表达过，且多年来学院一直反复申述的宗旨：在培养未来的商界领袖时，哈佛商学院的核心理念就是培育整个社会的商业责任。

私下讲，一个让哈佛商学院引以为傲的事实是，杰拉尔德的演讲获取了公众的信任。那是哈佛商学院在兜售的另一样东西：一种修辞形式。再次观看演讲视频时，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不支持杰拉尔德。你甚至准备相信，原来这个地方确实不只传授顺利进入“顶尖俱乐部”的密码（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富有和强大已无须赘言），他们还打算运用某种强大的力量，为我们所有人谋求福祉。毕竟，杰拉尔德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但事实是，几年后再和杰拉尔德聊天，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他的演讲传递了这些信息，那你可能搞错了。哈佛商学院的一些学生和教授确实会将他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或平等对待两者，但这类人凤毛麟角。

2015年年初，我与杰拉尔德约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告诉我：“在哈佛商学院求学的两年里，如果你采用学院现成的方法，每天花两个小时来研究每一个案例并试图解决其中的问题，那么，你的生活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整整一个学期，哈佛商学院基本上都在和咨询公司打交道。到食堂去吃个午饭，就能看到来自贝恩资本（Bain Capital）、波士顿咨询（Boston Consulting）或者麦肯锡（McKinsey）的人。虽然在咨询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算太坏，但如果让1 800名堪称人类精英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只能从这两种职业中选择一种，那就未免太糟糕了。这既不合情理，也缺乏想象力。”

我问杰拉尔德是否担心自己被指责为“异教徒”，或被踢出那个大肆夸耀哈佛商学院的校友会——要知道，哈佛商学院目前的毕业生多达76 000人，他们来自167个国家，且大部分人仍然活跃在商界，这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大和最活跃的校友会。我之所以表示担忧，是因为他的办公地点就在国际障碍大赛（Tough Mudder）的举办地附近，而这项赛事是由哈佛商学院的校友筹办的。不过他一点也不担(1)心：“就好比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对美国的评论：‘我对美国的热爱，胜过其他任何国家，正因如此，我会永远坚守批评她的权利。’我对哈佛商学院也怀有同样的情感。”“我认为，哈佛商学院正在做且做得很好的是，教育人们在模棱两可的局势下接受不完美的结果、不确定的信息、紧张的最后期限，并且想出如何以最高效和最有力的方式应对问题。但其双面性在于，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既可以建设伟大的企业，也能毁灭我们的星球或人类文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是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校友之一，作为商业领袖，他拯救了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但作为美国国防部长，他主导越南战争升级，让越南人民和美国士兵遭受了战争侵害。”“我们得先就自己需要做哪件事来谈一谈，同时还得谈谈为什么应当做这件事而非那件事。这两件事之间的区别已然十分清晰。”杰拉尔德指出，类似这样的辩论在哈佛商学院并不经常发生，其基本辩题也是围绕学院本身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它代表哪一阶层的利益。其中一个辩题是：专业院校是否应当对其毕业生的精神生活负起责任？一方认为，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都已是成年人；另一方认为，如果他们已经是成年人，那就不必花费25万美元接受为期两年的教育。这些人从本质上讲是希望规避风险的，他们需要被引导。“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治疗，但你不能在把人们带进治疗室后，指望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杰拉尔德说。世界顶级商学院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哈佛商学院没能充分地解决商学教育中的精神构成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更为致命且更重要的方面是，它没能持续且正面接触从一开始就面临的智力挑战，也就是说，它没能促成一场有意义的、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特性以及其中的企业的讨论。哈佛商学院认为企业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完全忽略了每一家企业都是社会的企业这一点——要知道，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在社会上持中立态度的企业。每一家企业都有其特有的影响力，问题在于，它们到底在发挥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

毫无疑问，哈佛商学院已经进入了前途被看好的状态，这种状态由少数几位非凡之人的愿景支撑着。学院第二任院长华莱士·布雷特·多纳姆（Wallace Brett Donham）等人纷纷意识到，一所商学院在智力上的目标应当是做经济学家没有做过的事情，即提出一种可行的企业理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对实际发生在企业内部的事情进行研究，他们只是认为，所有经理人都是理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此，商学院可以从经验、哲学和道德上，对企业在运营时该如何行动提供可行的理论。有段时间，他们似乎抓住了一次机会，那便是通过商学院称颂的案例分析法，形成一种基于判断的普适性管理理论。

哈佛商学院相比于其他商学院的优势在于，它将经理人的判断视为企业经营的核心。然而，大约在哈佛商学院成立75周年之际，也就是1984年，它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并对两类人做出让步：一类是将管理机械化的人；另一类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后一类人认为“经理人不过是标价很高的娼妓”。不过，商学院在1985年做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决定，它聘请了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詹森对金融的研究被意识形态绑架，这使得他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方式否定了学院在他到来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哈佛商学院为何会做出如此让步？原因就在于金钱诱惑。哈佛商学院变得（并且依然）十分自恋，以至于它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改进资本主义体系。令人尴尬的是，直到2016年，不仅美国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在过去10年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聚焦于这些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不平等。单是这一位经济学家在该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就比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商学院中的所有教职工做的都多，皮凯蒂无疑对哈佛商学院发起了一种无声的控诉。

同样令人尴尬的是，哈佛商学院并没有做出多大努力去解决一个他们曾参与制造的问题——商界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必要的敌对关系——这也是美国未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核心。他们都忽略了美国政府在帮助美国成为强大工业化国家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不过，并不是所有哈佛商学院成员都对此表示理解，比如哈佛商学院1965届毕业生卡特·贝尔斯（Carter Bales）。

贝尔斯在麦肯锡工作了30年，并连续两年作为麦肯锡在哈佛商学院的招聘主管，同时兼任纽约市的代理预算主管助理，负责处理纽约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固体废物管理和供水项目。贝尔斯对环境保护有着满腔热忱，曾任职于众多环保组织，包括北部海岸土地联盟（North Shore Land Alliance）、大峡谷信托基金会（Grand Canyon Trust）。他还是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顾问委员会中的一员，并在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总部和纽约分部担任要职。

2009年，贝尔斯与他人共同创办新世界资本集团（New World Capital Group），这是一家聚焦于环境资源的投资公司，重点关注清洁能源、能源效率、水资源再生、废物利用以及环境服务。他拒绝“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而支持“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而环境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之一。他认为，追求最大的投资回报和获得在他看来是“不劳而获”的社会共同利益，这两者之间不能折中。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最近，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资助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考虑到外部成本，那么世界上没有哪类大型工厂可以赚取利润。换句话讲，这些工厂想要获取利益，都需要消耗未来资源。

贝尔斯认为，哈佛商学院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个持久且具有影响力的社交圈，还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特别赞扬案例分析法教会他如何设定问题、解决问题。他说：“虽然大部分学者能从问题中总结出深刻观点，但领导者只看结果。案例分析法能帮助你理解问题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如何设定期望值，以及怎样调度各种资源来完成任务。”

虽然哈佛商学院使他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但也让他了解到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如何在局限中运行，并防止自身变成金钱的奴隶。但是，贝尔斯并不会因此称赞哈佛商学院。他说：“哈佛商学院课程的核心问题是，它并没有对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一种正确认识，而是用一根分界线将企业与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结构、治理结构、激励结构区分开来，而这些结构都是由政府设置的。有趣的是，有许多毕业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在为非政府组织工作，但我打赌，如果你仔细观察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高层管理者，会发现一千人中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生。”

贝尔斯认为，正是由于商学院与政府缺乏沟通，才使美国政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修复环境问题。他说：“商人会对激励做出响应，而不会去开辟新途径。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无所作为的原因在于，各企业没有改变动机。和商界人士谈良心，就像对牛弹琴。大部分企业都在为每个季度的业绩报表而竭尽全力，这种‘季度资本主义’正在主导着现实。如果你想改变各企业的观念，强烈呼吁是毫无用处的，唯一管用的方法是激励，而唯一能够设计出激励措施的是政府。可这个国家的现状是：美国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向油气行业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激励，这最终将毁掉整个世界。反观用于保护可再生能源的激励却少得可怜。企业操控着政府，并声称我们生活在自由市场中，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只能在由寡头垄断的市场中，获得可有可无的补贴或进行形式上的合作。这一市场环境会将油气资源带向悬崖。”贝尔斯在一篇题为《影响投资：向上交易，而非妥协》（Impact Investing: Trading Up, Not Trading Off）的文章中写道：“如果美国企业不做出改变，那么，想要解决环境问题或社会问题便毫无希望。”

哈佛商学院能否在这些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商学院的教授不帮助消除商界与政府之间的意识分歧（商学院自身也参与制造了这些分歧），那么，它的领导作用便无从谈起。贝尔斯对此不抱乐观态度，(2)他说：“不幸的是，和任何一家正在老化的、失去其有丝分裂能力的企业一样，哈佛商学院厌恶风险，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试图让它在改革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确实不符合境况。正如一句古老的保守主义格言：‘如果不是必须改变，那就不要改变。’但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将不得不改变。”

这是紧迫的事务，因为商业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问题曾被诸如凯西·杰拉尔德等年轻一代和卡特·贝尔斯等年长一代的商学院校友，以及越来越直言不讳的公众一再提及。政府不再作为企业利益的有效托底——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人们也许会争辩，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中，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掌握权柄，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剩下的唯一托底是公众的道德。这将我们的目光带回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有能力领导这一变革吗？也许有，但要从内部真正地改进一个体系很难。在变革中，哈佛商学院的师生从未被视为局外人。同时，这所商学院虽然为美国企业培养出众多领导者，但这些人通常不是革命型领袖。他们本质上是保守的，内心深处是公

(3)司人，这限制了他们在变革时代发挥出真正的领导能力。

杰拉尔德说：“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危机四伏，但哈佛商学院可以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法。我们需要它，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那样，唯一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是那些制造问题的掌权人。”接着，他建议采用另一种视角：“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谈到了教育资源、优先项和过程。我们都知道这所学院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但是，从入学直到毕业，学生们要经历的过程是怎样的？学院是如何设计这些过程的？意图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于优先项，只要看一看学院在赞扬的人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哈佛商学院的优先项？”愈成功，愈危险

作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商学院，哈佛商学院不但已经设定并将继续设定其毕业生的人生发展方向，而且还指明了他们工作的组织以及所在的经济体的发展方向。曾经，哈佛大学在公众心中占据独特的位置，但在20世纪初，哈佛商学院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让其“母亲”哈佛大学黯然失色，使得哈佛大学并不乐意抚养这个“孩子”。鉴于哈佛商学院在商界的地位，在它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比如课程改革、学生职业选择和社交方式的改变等，对美国甚至全球经济都产生了蝴蝶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的优先项就是引领趋势，并对人类产生影响。

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似乎应该放弃比较一名哈佛商学院MBA学生的学习成本和获得的价值。虽然许多人都在关注6万美元的学费以及就读哈佛商学院的其他成本，比如可能高达50万美元的机会成本，但是，商学院为MBA提供的机会价值（金钱或工作上的机会），使得这种比较成为一件无须用脑的事。拥有哈佛大学MBA学位的人能获得社会尊重，而对于拥有哈佛商学院MBA学位的人而言，获得尊重只是开始。其真正价值在于它几乎能保证这些人进入西方资本主(4)义世界中最强大的领域，即角落办公室以及精英企业的董事会会议室。尽管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哈佛商学院MBA学位真的是通向财富和影响力世界的金色通行证。

有许多例证能够证明哈佛商学院的成功。比如，它在提炼、定义和教授商业管理基本原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毕业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就业机会；它本身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与此同时，它同样也证明了自己没能实现它从建校伊始就设定的目标，这一失败之处表现在，它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追求“商业中的科学”；而另一个失败之处则是它未能培养出一批基于社会建设去处理企业问题的精英。其大部分毕业生往往十分擅长他们从事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很少跟行善沾边。哈佛商学院曾与杰拉尔德的全美MBA毕业生组织共同设计了一门课程，并于2015年9月开课，主要目的是让MBA学生到小型社区中工作。这是一个开始，但也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哈佛商学院并不是唯一一所由于宣扬某些观念而被指责为伪善的学府，但作为美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必定要承担起一些与成功如影随形的责任重担。哈佛商学院本身就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它具有许多特点，如博大的野心、令人惊叹的毅力、使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以及失败。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本书将为你描述哈佛商学院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发展历程，剖析它对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和产生的消极影响，并预测它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剖析哈佛商学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现代企业的内部经营环境已(5)经从根本上失衡。无论是企业高管对短期主义和股东价值的痴迷，还是由于裁员问题或普通员工与高管、股东之间惊人的收入差距，凡此种种，都在证明企业已经放弃自己的真正功能——为社会提供一种机制，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能密切合作、和谐相处，以实现人类共同的目标。企业不应该只追求利润，从来都不应该。

另一个原因在于：世界各地的MBA为获得成功而不择手段，他们摧毁着美国制造业，然后又通过华尔街扭曲美国经济，如今又在入侵硅谷。想一想技术领域的四大巨头：亚马逊、苹果、Facebook以及谷歌。你认为哪一家公司拥有最多的MBA员工？当然是亚马逊。毫无疑问，它是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但与沃尔玛网上商城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而且，它是这四家公司中员工待遇最差的一家。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亚马逊却散发着古板守旧的气息。2016年初，亚马逊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为64岁，而Facebook为46岁。亚马逊更多地受到成本控制的驱使，而不是受产品质量的驱使。这预示着：大批MBA已将目光投向硅谷。而作为美国创新的最后堡垒，硅谷能否在MBA们对金钱和成功的狂热追逐中存活下来，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我并不是说哈佛商学院以及其他商学院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事实上，他们做过许多正确的事情，却总是从中得出错误结论。正因如此，这些世界顶尖的商学院才变得愈加危险。(1)　美国黑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社会评论家。他的小说《向苍天呼吁》被列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译者注(2)　当一个细胞分裂时，复制好的DNA以染色体的形式精确地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的过程。——译者注(3)　Company Men，这类人按公司的要求着装，其观点和态度由公司塑造。他们没有辨识度，是公司的附属品。——译者注(4)　corner office，是指处于公司最佳位置的高级办公室，通常指总裁或总经理办公室。——译者注(5)　指管理者为了取得短期业绩而主动做出损害企业长期价值的管理行为。——译者注第一部分狼巢初生：商业与教育的首次联姻

20世纪初，美国商业在争议中蓬勃发展，哈佛商学院应运而生，却在第一年仅迎来58名学生。短短20年后，哈佛商学院一跃成为全美最豪华、规模最大的顶级学府。可是，对于它走向成功的途径，有人赞扬有加，也有人鄙夷不屑；对于它培养出来的学子，有人称之为精英，也有人视之为豺狼虎豹。面对纷纷争议，哈佛商学院会如何应对？第1章商学教育：为新权贵而生

哈佛商学院以多项“第一”而著称：第一所要求入学申请者具有大学本科学位的商学院；第一所专注于培养学生管理能力而非只教授专业知识的学府；第一所将案例分析法作为主要教学方法的学院；第一所从事收集与分析行业内数据，整合内外部资源以提供职业培训（如今称为高管教育）的商学院；它还是第一所建设了高价值商业图书馆的院校。

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和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曾接连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前者任期为1869～1909年，后者任期为1909～1933年）。任职期间，他们决定将哈佛商学院建设成一所研究生院，而非本科学院。这一决策使以上那些“第一”成为现实。1908年，在哈佛商学院正式成立之际，它并没有被“第一”的光环笼罩——沃顿商学院早在1881年就成立了，它是由实业家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捐赠10万美元创办而成的。此外，哈佛商学院甚至也不是第一所将商学教育纳入研究生教育范畴的商学院——成立于1900年的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早就要求学生先读三年本科，再接受两年研究生教育。

在哈佛大学，成立商学院并非新想法。1869年，在艾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后，就有人建议他创办商学院，以便与哈佛医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他并没有立刻接受这一建议，而是提出了一条没什么说服力的理由：“哈佛的使命是教学生如何过上有价值的生活”。艾略特从不反对教育创新，他不仅为哈佛大学重新确立了选修课原则，而且还坚定地将科学设置到课程中。而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人们普遍对商界人士没有好感，正如一位文学教授对商人的见解：“什么？难道要让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淘金者’使乔叟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沾满铜臭味？”新财富造就的新权贵

这是一种切合时代的观点：对19世纪末美国的社会精英来讲，美国废奴运动之后积累的是毫无价值的“新财富”（new money）。与现代美国庆祝一夜暴富的社会心态截然相反的是，如果你在19世纪末的美国依靠自己的能力赚钱，那么，你不会在精英俱乐部里受到欢迎，除非你拥有继承来的财产。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1)（Alexis de Tocqueville）评价的那样，上层阶级的标志是“毫不费力地占有他人财产”。然而，通过财富掠夺而来的金钱上沾染着斑斑血迹，这些血迹大约要历经三代人的时光才能完全风干，人们也需要经历如此长的时间，才可能忘记这些财富在最初是如何得来的。

但也是在19世纪末，“商业不值得追求”的观点已不再是美国年轻人的主流思想。过半数的哈佛毕业生进军商界，与此同时，在大学设立商学学位的呼声已经非常强烈。因此，相关各方也开始调查商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怎样的教育。1891年，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理事会发表了关于金融与经济学院的一份报告，接着，它在1892年发表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教学试验报告，并于1893年发表了沃顿商学院首位院长爱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的演讲手稿，那是他1890年在纽约萨拉托加县举行的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的演讲稿，题为《商人的教育》（Education of Business Men）。

尽管如此，在19世纪之前，美国只有两所精英大学提供商学学位。这些高等学府最初只是试探着开设商学课程，而斗志昂扬的企业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为此付出努力了。到1893年，美国已经拥有超过500所商学院。大量的成功创业者，比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等，都已进入商学院学习。彼时，欧洲的商学院已有百年历史，其中葡萄牙、德国和法国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创建该类院校。

詹姆斯在1890年时说：“现代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职业阶层却在没落。在当时的欧洲，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尽管法庭、军队和教堂依然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且律师和医生仍然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在美国，功成名就的富商、总裁、制造商和银行家已经接过了一度由伟大的演说家、政治家、律师或牧师执掌的权杖，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职业阶层失去地位，商业阶层开始兴起。无论是福是祸，政府、社会、教育机构、新闻媒体甚至包括教堂，正越来越迅速地落入商业阶层的掌控中。未来，商业阶层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扩张，并主宰我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对于一些人而言，詹姆斯的观点并不新颖。当时，哈佛大学的管理者正努力为其新创办的哈佛商学院争取大众认可。与此同时，美国商业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黄金发展期。钢铁年产量高速增长，从1870年的7.7万吨飙升至1900年的1 120万吨，这使美国铁路总里程从(2)1865年的5.3万英里增至1900年的19.3万英里。1865年，全国拥有14万家工厂，到1900年，数量上升至51.2万。新增的新型工厂与老式工厂形成鲜明对比——新英格兰作坊只能雇佣几百人，而福特汽车的第一家工厂就拥有1.5万名在册员工。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人口也在增长。1870～1900年，美国人口从4 000万增至7 600万，其中城市人口从1 000万增至3 000万。19世纪下半叶，在人口数量的增幅上，旧金山增长了一倍，密尔沃基增长了3倍，丹佛增长了20倍。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在当时已是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出现了人口增长高峰：1870～1900年，人口从25万增至56万，增幅超过一倍。

商业的覆盖范围也随人口的增长而不断扩张。当时，美国的主流市场正将“本地经济”这一概念扔进历史的垃圾桶。正如詹姆斯所描述的那样，几乎在一夜之间，由大型企业主宰的一种全新的国家经济，威胁着传统职业（律师、医生、神职人员、军人等），同时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和组织挑战。1888年，美国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在日记中写道：“这已不再是一个由人民组成、受人民控制、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一个由大型企业组成、受大型企业控制、为大型企业服务的政府。”不可否认的是，建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也是其中一员，它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型企业之一。

美国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从农耕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18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3%，1913年超越英国，达到36%。正如经济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后来指出的那样，空前复杂的大型企业横空出世，呼吁创造一种新型的工商企业……它们由领薪水的经理人团队经营。钱德勒在他的著作《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中记载了大型企业发展成跨国巨头的三部曲。首先，大规模投资生产设施，以充分利用某种新技术挖掘潜在的经济效能；然后，投资本国或跨国的营销与分销网络，使供销同步；最后，投资管理。当哈佛大学用自身来论证“真正的变革是否确实正在酝酿之中”时，三部曲已经在推进中了。以公共服务之名制造“商品”

哈佛商学院也正是沿着这三部曲发展而来的。企业突然之间需要经理人，这些人不仅需要监管和协调生产与分销机制，还需要负责制订生产计划和分配资源。企业越大，生产单元越多，需要的管理监督也就越多。属于职业经理人的时代已拉开帷幕，他们既不是企业主也不是员工，却可以依靠自身能力登上权力宝座。那是个经理人备受尊敬的时代。巴布森商学院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胡普斯（James Hoopes）指出，1850年，一份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报告显示，约18 859名美国人的职业是奴隶监工，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理人群体。

当时，有两股汇聚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迫使查尔斯·艾略特考虑成立一所商学院。第一股力量是美国大学的演变。美国文化类似于罗马文化——强于制造，弱于创造。因此，美国将兼备这两项能力的德国大学视为榜样。同时，艾略特牢牢把握了美国人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实干性特征，并且在强调实际应用的基础上，建设独立的专业院校。在第一股力量之中，艾略特本人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于1876年参与创建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第二股力量是日趋成熟的美国工业。19世纪末，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随着美国企业越来越复杂和制度化，它不再需要有领袖气质的人，也不需要在专业院校中接受过教育的人，而是需要能够理解企业高层的观点和意图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实际上不需要精明之人或学术型人才，而是实干型员工。这使得商界生涯越来越像官僚生涯，身处其中的人开始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追求头衔和利益的倾向。

艾略特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40年里始终面临一个问题：他不得不承认，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出售一种产品，而这所享有盛名的大学却突然发现自己并没能提供一种既受欢迎又契合社会需求的产品。在当时，企业对经理人的需求激增。一向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哈佛，却没能及时解决这种供求不匹配的问题。当时，美国的精英阶层非常重视社会地位。如果说由于从商诱惑太大，以至于成长于世纪之交的美国年轻人无法被自己的父母（特别是来自波士顿的社会精英）说服而没有进入传统且高尚的职业领域，那么，最直接的解决方案便是将这些父母心中社会地位的象征——哈佛大学的学位——融入他们的孩子感兴趣的领域之中。也就是说，如果那些父母无法将孩子拉回到他们设定的圈子，他们就得扩大这个圈子的面积。

哈佛自然不会再强调以上问题，而是用来自公民、宗教、知识分子以及学术界的论据解释他们的最终决定。事实上，对于怎样应对时代的变化，艾略特的计划是创办一所社科类大学，他将法国的巴黎政治大学作为榜样，并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私营企业的蔑视态度。他认为，对具有商业头脑的哈佛毕业生而言，其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投身于公共服务，而不是进入私营企业。艾略特的观点是，哈佛商学院应该成为维护商界正义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商学院早期的候选名称是“公共服务和商业研究生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Service and Commerce）——这与学术界一直以来的目标，即发展专业特长以及致力于积极的社会变革是一致的。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都以书面形式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

1898年，艾略特对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奇柏尔德·卡里·库利奇（Archibald Cary Coolidge）表达了上述想法，而直到1906年，他的想法才逐渐成形，且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同年，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研究面向公共服务和私营企业设立学院的可行性。学院中的教职工对艾略特只关注外交和公共服务的主张表示担忧，认为它们缺乏市场需求，并决定调查和开设关于私营企业的课程，以便帮助和支持私营企业。事实也的确如此，私营企业对教育的需求确实远远超过了外交领域，且会一直保持这一势头。

在哈佛商学院成立前，即将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于1907年1月给弗兰克·陶辛格（Frank Taussig）教授写了一封信。陶辛格是一位血统纯正的哈佛人：1879年进入哈佛读书，后来担任过艾略特的秘书，并在同一时间攻读经济学博士。之后，他于1886年被聘为助理教授，后在1892年被聘为教授，于1940年去世。陶辛格被称为哈佛经济学系的元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及哈佛大学的管理事务中都拥有绝对发言权。洛厄尔在信中写道：“一所着眼于公共服务的专业院校，注定会由于需求的缺乏而失败，而一所着眼于私营企业的专业院校，则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这个观点获得了部分人的支持，到1907年，艾略特关于商学教育的建议被校方拒绝，但校方接受了他提出的为公共服务培训人才的建议。最后，哈佛将两者（私营企业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用公共服务这一理想主义作为幌子，成立了一所为私营企业服务的学院。微妙的实验

2015年1月，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瑞亚（Nitin Nohria）在接受美国名嘴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时说：“商业是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最强大力量。”这是典型的哈佛商学院式语言。1908年，“商业不仅赐予商人礼物，还为它所接触的一切人和事带来好运”的观点还没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信条，哈佛大学称自己建立商学院的目的是为所有人谋福祉：由于担心美国工业的崛起腐蚀其民主的灵魂，哈佛提出，商业是其解决方法而非导致问题的原因。这是一种挪用崇高理想的厚颜无耻的行为，而类似的事例子还有许多。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哈佛养成了欲盖弥彰的习惯。

20世纪初，艾略特逐渐认可了商业之旅确实有奇妙之处，并认为哈佛可以帮助那些初出茅庐的从商者顺利走完这一旅程。1908年2月，艾略特告诉哈佛俱乐部的会员们：“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商业发展正处在上升期，因此对知识的需求很高。它会要求你具有语言、经济学、产业组织、商务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要对不同国家的资源与习俗有着广泛了解。”半数的哈佛毕业生选择进入商界，同时，他们也抬高了所在企业的身价。

艾略特的想法可以总结为两点结论（其实也代表了哈佛对自身的认知）：其一，他明显不支持哈佛毕业生仅仅由于薪水原因而进入商界的观点，认为他们的主要动机必须是学习知识；其二，艾略特隐含的观点是，对于一些社会性问题，学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调查。相信你即使没有查阅伟人留在哈佛的作品，也可以得出与艾略特相同的结论。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时任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校长的罗伯特·李（Robert Lee）就建议开设一门商业课程，包含商业史、法律、工业技术、经济数学、英语、写作、现代语言学等科目。不过没等具体实施这一建议，李便与世长辞了。

但是，李并没有使用“使命”一词。如果将商业视为一项使命，其内涵又是神圣的，那么，对商人的教育可能被视为一种道德追求。这被哈佛商学院概括为“不仅教学生怎样经营企业，还要教他们企业应当如何运营”这样一种带有道德维度的使命。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米希尔·安特比（Michel Anteby）指出的：“艾略特几乎将它视为一个引导人们进入文明的项目。在那时，只要你是白人，并且不是爱尔兰人，便可以加入精英阶层，但你并不了解‘精英’一词的含义。因此，这些商学院还会教授身为一名精英你要做些什么。”

洛厄尔于1907年写给陶辛格的信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信中的建议变成了决策。艾略特退休后，洛厄尔在1909年接任哈佛大学校长一职，并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克服了来自大学内部和外部的反对压力，一直支持哈佛商学院。最重要的是，洛厄尔坚持认为，哈佛必须对学生进行商学教育，而不只是教授政治经济学知识。也就是说，哈佛商学院应该成为一所专业院校，而不是学术院校。这一想法极具美国特色，即支持实用性胜过哲学性。直至今日，哈佛商学院依然对其教育的实用性引以为傲。不过，洛厄尔的决策使得处在发展初期的美国企业瞧不上毕业于专业院校（即使是穿着哈佛校服），甚至是该类院校经济学系的人。

在另一封写给艾略特的信中，洛厄尔将其决策描述为一个伟大又微妙的试验。后辈借用此描述，将学院的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微妙的试验”。他们认为，1907年的哈佛大学仿佛独自待在实验室里，研究着不为人知的新鲜事。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那时，美国已经有一所为研究生提供商学教育的塔克商学院，而沃顿商学院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近30年的试验。所以，做一个别人已经做过的试验，并不微妙。

1957年，哈佛商学院院长斯坦利·蒂尔（Stanley Teele）承认，学院数十年来一直承受着追求排名的压力，这似乎让许多人都感到紧张。他写道：“一旦企业的开创者们决定，管理工商企业的人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那么，这会导致学院面临可怕的未来。”商学教育的“二次拓荒”

无论如何，哈佛商学院都不甘心排在沃顿商学院和塔克商学院之后。它知道，能使自己排在首位的机会是单独为研究生提供商学教育，这也是学院的最终名称“哈佛工商管理研究生院”（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由来。塔克商学院授予其毕业生商业硕士学位，而哈佛商学院则授予其毕业生工商管理硕(3)(4)士（MBA）学位。尽管当时的公众更欢迎科学学位而非专业学位，但哈佛理事会还是通过投票，于1908年3月30日将工商管理硕士这一专业学位正式确定下来。

因此，对于哈佛大学的商学研究及发展而言，1908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哈佛已经为美国培养出诸多政界精英，自这一年开始，它还将培养未来的领军人物——商界精英。正如哈佛法学院和医学院在创办时的做法一样，哈佛商学院坚持认为课堂教学胜过学徒制，它还认为，“商务实践以及其支持理念，可能上升到和其他学科同等的高度”。而这些实践和理念具体指代何物，依然有待解释，很有可能是它正在追求的某种高尚的目标。毕竟这是哈佛，关于它的一切都是高尚的。

不论哈佛商学院已声明或未声明的目标是什么，它都不能否认自己的成立和一个直觉有关，即它可以通过商学教育赋予从商者一定的权威，表明他们毕业于科研型大学。这种做法能够帮助正在涌现的管理课程正统化、合法化。按照洛厄尔的说法，他希望将“最古老的艺术转化为最年轻的专业”。哈佛商学院和其他商学院一道，将商业培训从职业领域转移到专业领域，并在此过程中为美国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多年以后，查尔斯·艾略特从哈佛大学以及哈佛商学院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传统的哈佛人坚持认为，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哈佛人，他们也不赞同其附属商学院对国家的贡献优于哈佛大学。”伴随着哈佛商学院的成立，哈佛大学已经成为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且最为成功的院校。哈佛并不是第一个借助这种模式走向成功的院校，但它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最重要、最典型的范例。(1)　法国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184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9年出任立宪大会副主席和外交部长。在拿破仑三世1851年政变后退出政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译者注(2)　1英里约等于1.6千米。——译者注(3)　科学学位是进行理论研究，以撰写理论研究论文为主，并通过论文答辩授予的学位。——译者注(4)　专业学位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为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译者注第2章埃德温·盖伊：探索哈佛商学院的使命与方法

哈佛大学成立商学院的决策一经做出，便开始挑选首任院长。院长将负责筹集建校资金、开设课程、招募教职工和学生。不仅如此，他还将肩负向来自哈佛大学和社会的批评者们证明学院存在意义的重任。面对重重困难，如果候选人不是佼佼者，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院长从欧洲来

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埃德温·盖伊（Edwin Gay）并非查尔斯·艾略特的首选。但结果证实，他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幸运之人。盖伊是哈佛大学中世纪经济史教授，还曾任经济系代理主任。他身材瘦小结实、精力充沛，但没有任何从商经验，社交圈中也几乎没有商人。他曾在欧洲留学12年，于1902年在柏林获得经济史博士学位，师从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施穆勒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先驱，专注于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以解决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根据传记作家赫伯特·希顿（Herbert Heaton）的描述，施穆勒曾说服盖伊，将经济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科学等密切关联起来，融合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经济秩序必须被视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加以评估。

盖伊出生在底特律市，成长于威斯康星州。高中以前，他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在欧洲读书。哈佛商学院的校史中有这样一句话，“盖伊的父亲具备使他能够留学欧洲的财力”。那时，一个家庭只要能够负担孩子在欧洲受教育的费用，就一定会将孩子送到欧洲。盖伊用在欧洲学到的知识，回到美国帮助建立了哈佛商学院，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以及更长时间里，世界各地的人都纷纷选择到美国留学。

在盖伊担任哈佛商学院院长的1908～1919年，他为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一个传统观点在此前便已确立：哈佛大学趋向于将其涉足商学教育描述为一种比否定者涉足商学教育或经商更高尚的

(1)追求。盖伊坚定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观念，将商业定义为“体面地将东西卖出去并赚取利润的活动”。

当然，一些人并不认可这一定义，认为它仅仅是哈佛大学在实施商学教育过程中对商业的狭隘理解。那时，美国大多数企业的声誉不佳，经常成为新闻媒体揭发经营黑幕的对象。尽管美国商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但许多人担心，国家的角色正变得扭曲，越来越多的人将金钱视为实现目标的唯一方法。1907年，来自哈佛大学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一种尖锐的态度描述了这一现象，他感叹道：“人们只对成功的富商顶礼膜拜，这导致了道德的软弱。而只用肮脏的金钱解释成功，已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病。”

就连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频繁、辛辣地讽刺许多美国商人的自私自利，他批评道：“一些罪犯拥有大量财富。”就读哈佛商学院有失体面？

哈佛商学院将其教育理念描述成“培养有责任感的商界人士”。这一理念使它不得不面对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实践方法。这需要努力将管理职业提升到已确立的职业范畴中，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事实上，那一时期并非发起一场运动来改变商人形象的好时机：1893～1897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十年之后，美国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08年，即盖伊就任商学院院长的那年，一场全国性的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即使美国人对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一直表现出强大的忍耐力，但社会学者查尔斯·斯波尔（Charles Spaur）于1896年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依然让美国人感到极为震惊：在美国，1%的人口拥有整个国家超过50%的财富，而44%的人口只拥有整个国家1.2%的财富。问题因此而变得复杂。

第二个问题是：既定职业的正统地位建立在比商业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当时，几乎没有人质疑医学或法学的研究生教育，两者都要求熟练掌握特定的技术知识。实际上，这两个专业还要求从业人员遵守道德准则，比如为他人服务的理想和学习《希波克拉底誓言》(2)（Hippocratic Oath）。但商界不存在这类成文的道德准则，对于商人们是否考虑过为他人服务，人们不得而知。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地位。在当时，人们普遍尊敬医生，蔑视商人。人们希望哈佛大学能够成为“思想之父”，而哈佛大学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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