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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娜丁·伯克·哈里斯（NadineBurkeHarris）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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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效应试读：

娜丁·伯克是屡获殊荣的儿科医生，也是童年不良经历研究领域的专家，还是推广童年不良经历和毒性应激反应研究的先行者。

她创立了美国青少年健康中心，积极推进童年不良经历研究，探究多学科协作模式的临床治疗方法。在进行医学临床研究的同时，娜丁·伯克还努力地普及“童年不良经历”这一概念，呼吁人们认识并重视它的长远影响。2014年，TED邀请娜丁·伯克进行了一场主题为“童年创伤如何影响终身健康”的演讲。演讲视频的观看量很快就突破了600万次，并被译为31种语言版本在全世界传播。后来，娜丁·伯克还陆续受邀到美国加州大学、美国儿科学会，甚至美国白宫等学校和机构进行演讲。

娜丁·伯克的童年不良经历研究被众多畅销书作家引用于作品中。保罗·图赫（Paul Tough）在畅销书《性格的力量》中详细介绍了她的研究，J. D. 万斯（J. D. Vance）在获誉无数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中也推荐了她的研究。同时，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今日美国》（USA Today）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知名媒体都对娜丁·伯克进行过专题报道。

因在公共卫生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娜丁·伯克分别于2013年荣获了美国金色人文主义荣誉协会颁发的医疗人文奖，2014年荣获全球知名的亨氏基金授予的第21届亨氏人类健康贡献奖，2018年荣获美国国家卫生信息中心颁发的美国国家卫生信息奖银奖。

在娜丁·伯克的努力推广下，“童年不良经历”的概念越来越广为人知。2019年12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公开发布了一份关于童年不良经历的报告。这份报告提醒人们要重视童年不良经历，并明确指出，可以通过减少童年不良经历来改善整体公共健康。执着的医学高材生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这样评价娜丁·伯克：“娜丁·伯克将她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童年不良经历研究。”

1996年，娜丁·伯克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学士学位。之后，她继续在哈佛大学攻读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进入斯坦福大学肿瘤科病房实习。她在斯坦福大学肿瘤科实习时了解的“多学科协作”医学治疗模式，给她未来的临床研究带去了突破性启发。但当时，娜丁·伯克自己也没想到未来会一路奔向童年不良经历研究。

如果一定要找到娜丁·伯克执着于童年不良研究的时间起点，应该就是她加入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并遇到马丁·布罗特曼（Martin Brotman）医生的2005年。

当时，刚加入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的娜丁负责一项缩小旧金山市民众健康差距的医疗改造计划。上班的第二周，CEO马丁·布罗特曼医生扔给娜丁·伯克一份《2004年旧金山社区健康评估》之后，他就去度假了。娜丁·伯克凭着一腔热血，用两周的时间起草了一份在旧金山市健康状况最差的湾景区开办诊所的计划书。

令人意外的是，这份连娜丁·伯克自己都认为有点幼稚的计划书得到了布罗特曼医生的支持。2007年3月，在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的支持下，娜丁·伯克创立了湾景区儿童医疗中心。也就是在这家被娜丁·伯克称为“诊所”的儿童医疗中心，她发现尽管提供了免疫治疗、哮喘治疗、肥胖治疗等各种医疗服务，湾景区的人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健康风险。通过探索和研究，娜丁·伯克发现这些风险与毒性应激反应和童年不良经历高度相关，于是，她一头扎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临床治疗试验以及普及工作中。童年不良经历亲历者

在娜丁·伯克小时候，她的母亲被确诊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精神状态正常时，母亲会教娜丁·伯克打网球，还会坚定地告诫她“女孩一定要接受教育”。但是，当母亲精神状态不好时，她就会变成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可怕妈妈”。

娜丁·伯克和哥哥们每天都要战战兢兢地猜测母亲是什么状态。在几个哥哥里面，路易斯跟娜丁·伯克年龄最相近，也跟她关系最好。他敏感又聪明，却在17岁时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19岁时失踪。在娜丁·伯克的童年记忆里，家里的气氛总是焦虑而压抑的，但幸好，她还有一个精神支柱——父亲。

娜丁·伯克的父亲是一位生物化学教授，在牙买加协会成立一百周年时还被授予化学领域荣誉奖章，该领域仅他一人获奖。在娜丁·伯克眼里，父亲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还是一位非常睿智的父亲。父亲会在娜丁·伯克和哥哥们玩纸飞机的时候，引导他们了解重力、计算纸飞机飞行的距离和速度。从冰箱里凝结的牛奶，到衣服上变色的咖喱污渍，他会从各种生活现象入手，给孩子们普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知识。

娜丁·伯克说：“父亲在我的成长中为我奠定了一种很重要的科学观。那就是，在每一种自然现象的背后，都会有一种机制在运作，而我们要做的，便是仔细观察。”

娜丁·伯克在深入研究童年不良经历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哥哥们都是童年不良经历的亲历者。无论是哥哥路易斯的精神疾病，还是哥哥艾凡在中年突然发生脑卒中，都与童年不良经历高度相关。但娜丁·伯克认为，童年的经历也赋予了她准确感知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高肾上腺素附带的快速反应能力。

娜丁·伯克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我并不认为，和童年不良经历一起长大的人必须‘克服’童年影响。我们应把它看作有意义的现实。一旦你了解了你的身体和大脑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反应的，你就可以保持主动，你就知道如何支持自己和你爱的人。”图片版权 © Dr. Nadine Burke Harris Clinic Attribute to Center for Youth Wellness序曲童年的伤，身体会记得

一个普通的周六，凌晨5点，一个43岁的男人，刚醒过来。我们就叫他艾凡吧。艾凡的妻子莎拉正在一旁沉睡，她呼吸均匀，如同往常的蜷曲姿势，手搭在前额。艾凡试着翻了个身，准备爬出被窝去厕所，但他感到不太对劲。

他竟然翻不了身，右臂好像麻木了。“哎，肯定是压着睡太久了。”他一边想，一边伴随着血液重新开始循环时的微热感与刺麻感拼命撑起自己的上半身。

他试着甩动手指以加速血液循环，但没有任何改善。可是，膀胱里的应激反应不受控制，尿意让他再次试着爬起来，但依然失败了。“怎么回事？”

他的右脚依旧待在原地。他又尝试了很多次他往常都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出的翻身动作，还是不行。看来，身体在这个早晨不愿意好好配合了。“身体不按我的意愿移动”真是太奇怪了，但尿急是个大麻烦。“嘿，宝贝！能帮帮我吗？我想小便。你把我推下床吧，别让我尿在床上。”他跟莎拉说，说后半段时还带着半开玩笑的神情。“艾凡，你怎么了？”莎拉撑起了头，眯着眼看着他。“艾凡？”她提高音量，又叫了他一声。

艾凡发现莎拉看他的眼神充满担忧，就是那种孩子们半夜发烧或惊醒呕吐时母亲脸上会出现的眼神。他觉得这有点荒谬，毕竟他只是需要人帮忙推一把。而且现在才凌晨5点，不需要如此严肃地说话。“亲爱的，我只是想小便。”艾凡说。“怎么了？艾凡？到底怎么了？”就在这一瞬间，莎拉彻底醒了。她打开灯，用在周日早报上读到令人震惊的头条时那种表情仔细端详艾凡的脸。“我没事，宝贝。我只是需要小便。我的脚好像睡着了，你可不可以帮帮我？”艾凡说。

艾凡想到可以试试从身体的左边施压，也许还可以换换其他动作，试着重新促进血液循环。他觉得首先要做的只是离开床。但直到此刻，他才发现，自己不只是右臂及右腿麻木了，他的脸也麻木了——他右半身都麻木了！“我到底怎么了？”艾凡这么想时感到自己左腿上流过一股暖流。他往下一看，短裤已经湿了，尿液渗透到了床单上。“我的天哪！”莎拉看到丈夫尿床后惊叫道。莎拉惊觉事态严重，立马从床上跳起来。之后，艾凡就只能听到莎拉跑向儿子房间的脚步声。在他还没听清妻子对儿子说的那些隐隐约约的字句前，莎拉就回来了。她坐在艾凡身边的床沿，握着他的手并抚摸他的脸。“你会没事的，”莎拉说，“会没事的。”她的声音很轻柔。“宝贝，到底怎么了？”艾凡看着妻子问道。当他往上凝视着莎拉时，蓦然发现妻子竟没听明白他说的话。艾凡嘴巴开合，字词从他嘴里冒出来，但莎拉看起来却什么都没听懂。

这时，一个医疗公益广告的卡通画面浮现在艾凡的脑海里。那是一颗跳着舞的心脏，它伴着有点傻气的背景音乐，活泼地跳着。F（face drooping）代表脸部下垂。A（arm weakness）代表手臂无力。S（speech difficulty）代表口齿不清。T（time to call……）代表快拨打急救电话。(1)脑卒中征兆看明白，动作一定要快快快（FAST）。“天哪！”艾凡心里一惊。

虽然天色尚早，艾凡的儿子马克斯却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父母房间门口，并将电话递给了妈妈。当父子四目相对时，艾凡发现了儿子眼里的惊恐与担忧，这让他胸口一紧。他想开口告诉儿子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是，从儿子的表情里，艾凡清晰地意识到，开口安慰儿子只会让事态看起来更严重。马克斯的表情因恐惧而扭曲，泪水涌出眼眶，顺着他年轻的脸颊滑下来。

在与急救专线人员的通话中，莎拉的声音坚定有力：“我现在就要一辆救护车，马上！我的丈夫中风了。”“对，我很确定！他完全无法移动他的右半身。他右脸也动不了了。”“不，他无法说话。他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完全听不懂。拜托！请立刻派一辆救护车来！”

急救人员在五分钟内到达。他们敲了敲门，又按了按门铃。莎拉急忙跑下楼，把他们迎进来。小儿子还在房间里熟睡，莎拉担心这些动静会吵醒他，但他并没有被吵醒。

艾凡双眼向上紧紧盯着天花板上的皇冠装饰，他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但这时，他发现睡意逐渐涌起，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糟糕！

等艾凡回过神来，他已经躺在担架上，正被抬着下楼。当医疗人员讨论该如何放置担架时，他们稍微停了一下，更换了姿势。就在那一刻，艾凡抬头瞥见一位医生正看着他，那医生的表情让他心中一寒。医生一脸怜悯，仿佛在说：“可怜的人啊，就我的经验来看，你大概是好不了了。”

在被抬着穿越门道时，艾凡心里还在想，不知自己还能不能回到这间屋子，回到莎拉和孩子们的身边。而从医生的表情来看，答案大概是否定的。

到达急诊室后，莎拉对艾凡的发病提出了许多疑问，她不遗巨细地告诉医生她认为可能与导致艾凡脑卒中有关的生活细节。艾凡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他每周末都会去骑山地自行车。他还是个很棒的父亲，爱和儿子们打篮球。而且，艾凡总是很乐观。上次的定期体检报告也显示，一切指标都很健康。莎拉还偶然听见艾凡的一位医生在电话里跟同事说：“患者43岁，男性，不抽烟，无致病危险因素。”

但莎拉、艾凡，甚至艾凡的医生们都不知道，艾凡其实是具有危险因素的，并且是一项非常严重的危险因素。其实，艾凡患脑卒中的概率是不带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的两倍多。急诊室里的人都不知道，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种隐形的生物进程已经在艾凡体内悄悄运转，并入侵了他的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系统——这几乎就是他会发生脑卒中的原因。而这项危险因素及它的潜在影响，在艾凡这几年的定期体检中从来没有被发现。

这个导致艾凡一觉醒来患病半瘫的高危险因素并不罕见。美国三分之二的人都暴露于这项危险因素之中，而正因为它如此常见，所以总是被人们忽略。那么，这项危险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是那些有毒的包装材料吗？它的成因何在？

答案出人意料，是“童年逆境”（childhood adversity）。

多数人都不曾想到，在自己童年时期发生的某些事，竟与成年后患上脑卒中、心脏病和癌症密切相关。但我们都能意识到，人在童年时期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是有可能造成心理或生理的伤害的。对于那些心理脆弱的人，后果可能更糟糕，会导致滥用药物、周期性施暴、监禁及精神疾病等。但对于一般人来说，童年创伤只是一个直到第五次或第六次约会才能启齿谈及的阴暗回忆，多半会当作一场闹剧，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都自以为很理解童年逆境。孩子们会遭遇虐待、忽视及暴力或恐惧带来的创伤和压力；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们也会遭遇被诋毁、被捕、离婚等逆境。而那些足够聪明且坚强的孩子一定能够战胜过去，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和坚韧不拔走向成功。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都听过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等作家笔下的故事，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那些成功克服了童年逆境，或因挫折而变得更加坚强的人。这些故事都透着美国的文化基因。

对这些故事的最佳诠释之一是：它们构建了一幅不完整的的图画，以说明童年逆境对于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美国，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数有数百万，在全世界则有好几亿。大多数情况下，作家们在道德层面引发了那些终生与童年逆境搏斗的人心中的羞耻感和无助感。而这些，正是此类故事没有提及的重要部分。

一项长达20年的医学研究的结果显示，童年逆境将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深刻的影响，甚至会持续几十年地改变他们的身体。童年逆境不仅影响孩子的发育轨迹，影响他们的生理机能，还会导致持续终生的慢性炎症及激素失调。它甚至会改变这些人的基因呈现方式，改变细胞复制的方式，大幅增加心脏病、脑卒中、癌症、糖尿病，甚至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的罹患风险。这项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即使过去多年，即使靠着自己的

不懈努力战胜了心理上的童年阴影，你终究还是会败给自己的身

体。

许多有过艰难童年的人，依然取得了好成绩，考上大学，拥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看上去确实战胜了童年逆境，夯筑着自己的成功人生。直到有一天，他们病倒了：有些人发生了脑卒中，有些人得了肺癌，有些人患上心脏病，有些人则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但他们并没有诸如抽烟、酗酒或暴饮暴食等损害身体健康的高风险行为，所以，他们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病魔盯上了自己。他们更不可能因此想到自己的童年经历。那些过往的负面记忆，早已被他们抛诸脑后了。

尽管像艾凡这样有过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的人，大都很努力地想要摆脱过去，但他们仍面临罹患慢性疾病的更高风险，包括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这是为什么呢？人到中年，甚至有的人已经退休，童年的那些应激创伤究竟是如何成为其健康杀手的呢？这样的疾病，是否存在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与孩子们的健康呢？

2005年，我完成了在斯坦福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实习工作。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童年不良经历的问题。就像其他人一样，我能理解的只是关于童年逆境的一部分故事。但后来，或许是机缘巧合，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我竟有机会得以瞥见了另一部分尚未被人讲述过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童年逆境的地方，那是一个资源匮乏的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而且它偏偏位于资源丰富的高收入城市里。

在旧金山的湾景猎人角社区（简称“湾景区”），我开了一家儿科诊所。在那里，我每天目睹小患者们承受巨大的压力与心理应激反应“过招”。作为普通人，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然而，作为科学家、医生，我必须站出来并努力寻找答案。

我希望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童年逆境，正如我的工作所带给我的一样。通过我的文字，你将更好地理解童年逆境如何对你和你心爱之人的人生产生影响。而且，你还能从书中学到一些治疗童年逆境造成的创伤的方法。

故事将从某个具体的人或某个特定的小区开始。从这些故事中提炼出来的治疗方法，足以改善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状况。测一测　关于童年不良经历，你了解多少？1. 以下哪些属于童年不良经历？（多选）A. 小时候经常觉得没人保护你B. 小学时，经常被父亲、母亲或老师贬低、辱骂C. 家人和你不亲近，做什么事都没人支持和鼓励你D. 你小时候多次见过爸爸喝醉后打妈妈2. 童年不良经历影响生理健康的关键原因是什么？A. 心情和情绪变糟糕B. 应激反应的连锁作用C. 记忆太深刻D. 内心不够强大3. 童年不良经历可能会造成哪些后果？（多选）A. 学习障碍B. 抑郁症C. 癌症D. 寿命缩短4. 以下哪项活动能缓解童年不良经历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多选）A. 每周运动3次以上B. 保证每天8小时的良好睡眠C. 努力忘记童年的经历D. 找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调适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深井效应”，获取答案，直达作者精彩演讲。第1章生长停滞的小男孩假如100个人都喝了同一口井里的水，而其中98个人出现腹泻，我们是应该开处方让腹泻患者吃药止泻，还是该停下手中的笔，问一问那口井里到底有什么？

每当我走进湾景区儿童健康中心的检查室，准备接诊下一位患者时，我都忍不住微笑。在这里，我的团队与我尽力打造一个舒适怡人、关爱家庭的诊疗环境。检查室的墙涂有色彩柔和的涂料，还安上了有着不同颜色方格的门，动物宝宝的卡通图案游行似的沿着洗手台上的墙面一路延伸至门边。你会恍然觉得自己身处富裕的旧金山太平洋高地社区的儿科诊所。你压根想不到这里是低收入人群聚居的湾景区。我们希望自己开的诊所能成为一个让人们倍感尊重、受到珍视的地方。我进门时，迭戈正直勾勾地盯着长颈鹿宝宝。而当他将注意

力转向我时，竟快速地给了我一个微笑，然后顶着他那头蓬松的

黑发开始打量我。“这孩子实在太可爱了！”我想。迭戈坐在他

妈妈罗莎身边的椅子上，而妈妈则把他三岁的妹妹抱在腿上。我

让迭戈爬上检查台，他立即就跳了上去，还前后摆动着双脚。当

我摊开他的病历，看到他的生日时，忍不住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迭戈是个可爱的孩子，还是个矮个子。

我简单翻了翻他的病历，想要找到一些数据来支持我最初的推测。随后，我在成长曲线上标出迭戈的身高，并重复确认，以确保无误——这位新来的小患者，他的身高值在成长曲线上还处在4岁孩子的平均值上。

这听起来似乎没问题——可是，他已经7岁了。“这不太对。”我对自己说。除了身高之外，迭戈看起来与普通孩子并无二致。我把椅子滑到桌子边，拿出了听诊器。刚靠近他时，我就看见了他的手肘上满是已经变厚且干燥的湿疹块；而在听诊时，我还清楚地感知到了他的肺部有着明显的哮鸣音。迭戈的校医开了转诊单，让他来做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检查——这是一种以多动、注意力分散、易冲动等为特征的慢性疾病。无论迭戈是否属于全美国上百万个患有多动障碍的孩子之一，我已经可以预知，他的主要诊断结果很可能属于持续性哮喘、湿疹和生长停滞之类。

罗莎在我给她儿子做检查时，紧张地看着。她的视线粘在迭戈身上，眼神里满是担忧。而她三岁的女儿小赛琳娜则盯着墙上那些闪亮的装饰看，并环视着整个房间。“你更习惯说英语，还是西班牙语？”我问罗莎。

罗莎的脸上浮现出宽慰的神情，并向前倾了倾身体。

我们用西班牙语交谈，讨论完她在候诊室填写的迭戈就医史后，我问了一个例行的问题。每次给患者做身体检查之后，在出诊断结果之前，我都会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是你认为需要我知道的吗？”

这时，担忧让罗莎眉间皱得像缝合伤口的针脚一样。“迭戈在学校里表现不太好，校医说吃药的话，表现能好一点。她说的是真的吗？我儿子需要吃什么药呢？”“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迭戈开始在学校里遇到麻烦的呢？”我问。

罗莎沉默了片刻，她从满脸紧张变成了满面泪水。“哎！医生啊……”她叹了口气，准备讲述关于迭戈的故事。我轻按她的肩让她先暂停讲述，并探出头去请助理把两个孩子带到候诊室。

我从罗莎那里听到的故事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她花了10分钟，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迭戈4岁时的事情。

那时候，罗莎和丈夫一起住在旧金山，高昂的房租让他们不堪重负，只好招了一位租客住进家里来分担房租。这个男租客是罗莎丈夫在工地上工作时认识的，两人来往甚多。在那个男人住进家里之后不久，罗莎就发现迭戈变得更依赖人，也更不爱说话了。但罗莎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有一天她回家时，竟然发现那个男人在与迭戈一起洗澡！她立即让那个男人搬出去，也报了警。可伤害已经造成……从那时起，迭戈在幼儿园的学习就开始出现问题。随着年级上升，迭戈的学习迟缓也越来越严重。更糟的是，罗莎的丈夫把这件事全归罪于儿子，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因此而发火。在发生这件事之前，罗莎的丈夫就有严重的酗酒问题，而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他的酗酒变本加厉，越发糟糕。罗莎意识到，如此紧张的夫妻关系和丈夫的酗酒对家庭是有害的，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罗莎讲述这一故事时的神情，让我强烈怀疑她患上了抑郁症。

我向罗莎保证，会为迭戈的哮喘和湿疹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也会深入研究迭戈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生长停滞等问题。直到这时，她才叹了口气，确切地说，应该是松了口气。不是简单的巧合

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我陷入了思考。自2007年开诊以来，不少患者身上出现的病症都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尤其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例接诊数量出现暴增趋势。与迭戈的情况类似，这些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症状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大部分都发生在患者遭遇了生活的某种变故或某些创伤之后。比如，一对双胞胎因为在家目睹了凶杀未遂事件，而导致学习成绩开始下降，还出现了校园暴力行为；还有一家的三兄弟深受父母闹离婚之害——那场婚变最终以全家人在湾景区警察局交换三兄弟的监护权而收场，但从那之后，三兄弟的学习成绩就急速下滑。

我接诊的患者中，不少人已经开始服用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有的甚至已在服用抗抑郁症的药了。对部分患者来说，这些药品的疗效还不错，但对更多的患者来说，它们明显起不了任何作用。而且，在多数案例中我并不能完全确诊这些患者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标准明确指出，在医生确诊前，必须排除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之外可能引发相关症状的所有病因，如广泛性发育障1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症。而这些病因的临床表现差别细微，要想一一排除，谈何容易。

假如自我控制力差、无法专注、无法保持安静等症状的起因并非完全来自心理疾病，而是来自患者大脑里的相关生理机能被破坏而不能正常运作呢？要知道，不少精神障碍本就源于生理障碍。于是，尝试治疗这些孩子，让我感觉自己卡在了不完整的拼图中：症状、病因和治疗方法都非常接近，让我很难得出充满自信的诊断。

我开始回想这几年接诊的类似案例，包括迭戈和那对双胞胎，把能回忆起来的类似患者进行分类整理。于是，凯拉立即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凯拉是个患有严重哮喘的女孩，她只有10岁。在前一次哮

喘大发作之后，我与凯拉，还有她妈妈一起仔细回顾了凯拉的用

药史。我问凯拉的妈妈，除了那些已被我确诊的之外，能不能想

到其他有可能引发凯拉哮喘的原因。其实我们已经一起探究过各

种可能的事物，从宠物毛发到蟑螂，到清洁用品。凯拉妈妈说：“嗯——她的哮喘好像是在她爸爸一拳把她打到墙上之后，才变

得越来越严重的。您觉得这有关系吗？”

凯拉和迭戈虽然是两个症状完全不同的患者，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几乎每一天都会遇见身上出现奇怪疹子的宝宝无精打采地来看病，也见过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竟然出现了脱发。在学习及行为问题多发的地区，刚上初中的孩子就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当然还有更特殊的情况，比如迭戈，这孩子甚至出现生长停滞。当我在脑海中一一回想他们脸庞的同时，我在心里描绘了一张包含障碍、疾病、综合征及环境等因素的心理检查表，这些看上去只是早期挫折的表现，都可能在患者的未来人生中掀起灾难性的滔天巨浪。

如果你看了我这张图表上的某些数据，就会看见与大量医疗问题相伴相生的许多令人心碎的创伤故事。除血压读数和体重指数之外，你往后翻到有关社会经历那部分内容，就会发现父母监禁、多次寄养、身体虐待、精神疾病的家族遗传和药物滥用，都是常见的病因。

在接诊迭戈的一周之前，我就治疗过一名6岁就患有Ⅰ型糖尿病的女孩。她爸爸因为吸食大麻导致过度兴奋而连续三次住进医院。在回答我的问询时，这个爸爸还说：“不用担心，大麻会帮助我脑子里的声音冷静下来。”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大概接诊了上千位患者，其中我竟确诊过两个孩子患有自身免疫性肝炎，而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2病。这种病的患病概率一般是每10万个儿童中不超过3个。而我确诊的这两个病例，其患病都与他们的童年不良经历有着密切关联。

我不停地问自己：“患病与童年不良经历之间的关联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接诊的只是少数几个身处严重逆境且健康状况堪忧的孩子，我或许会把这当作是巧合。可是，迭戈代表了数百个我去年治疗过的孩子。每想到这里，“统计显著性”这个词就在我的头脑中回响。我每天开车回家时，总感到自己被一种空洞乏力的空虚感包围。虽然我竭尽全力照顾这些无辜的孩子，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湾景区，似乎存在着一种我无法明确解释的潜在病症。每一次见到与迭戈相似的病例，都只能让我心中的疼痛与日俱增。到底忽略了什么

长久以来，这一有关童年逆境与身体健康之间生物学联系的追问，成了萦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大难题。我想……假如……好像是……一些想法和疑问持续不断地冒出来，可一旦我试图拼合这些想法碎片时，又觉得无迹可寻。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碎片往往出现在相隔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不同事件之中。而在这些分散的时间中，它们的出现或者没有逻辑，又或者不符合我当时的想法。因此，故事背后的故事很难被探查出来。但之后，我又总感觉这些疑问都是指向深层真相的线索。只是，就像肥皂剧中男主人与保姆的绯闻一样，我只能在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才完全理解其缘由。并非是酒店小票或是香水气味给了我线索，而是许许多多蛛丝马迹让我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事实一直都大剌剌地摆在我面前，我当初怎么就没察觉？

我就在这种“不太确定”的状态下继续行医好几年，因为带着疑问投身工作正是我一直以来所接受的医学训练。我凭直觉预感童年逆境与身体疾病之间存在着某种生物学关联。但身为科学家，没有严谨的证据支撑，我无法轻易确定这样的关联判断。我的患者们正经历着极其糟糕的身体健康状况，但这不就是他们所在社区的现状吗？我所接受的医学训练和公共卫生教育告诉我，这就是现实。

在我阅读过的资料中，不乏患者身体健康受损与居住在贫穷社区之间存在关联的论述。众所周知，并非只有“如何生活”会影响身体健康，“在哪里生活”也会影响。公共健康专家和研究者把健康状况统计结果比标准值差太多的社区称为“热点社区”。主流观点认为，悬殊的健康差距是因为湾景区的居民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医疗质量差，以及在健康、可负担的食物和安全的住房等方面的选择余地极小。因此，在哈佛读研究生时，我学到的就是：想要提升人们的健康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这些社区提供更好的、方便的医疗卫生服务。

我结束住院实习医生阶段的学习之后，很快就被旧金山劳雷尔高地（Laurel Heights）社区的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CPMC）雇用。在那里，我开始了自己的梦想：针对城市中差距悬殊的健康状况制订专门的改造计划。这家医院的首席执行官马丁·布罗特曼医生亲自与我交谈，谈话也增强了他对这一改造计划的决心。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周，布罗特曼医生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3一份147页的文件——《2004年旧金山社区健康评估》。然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方向性指示，他就启程度假去了，留下的只有我和我勃勃的雄心。事后回想，这样做的他要么是天才，要么太疯狂。之后，我做了任何一个公共健康领域的优秀书呆子都会做的事——根据文件中的数据来评估实际情况。

我听说过旧金山湾景区，那是美国旧金山市一个非裔美国人聚居的贫穷社区。在看了主管留给我的2004年健康评估报告之后，我极为愕然。这份评估报告是以邮政编码来归类居民的。旧金山市共有20组邮政编码，其中有17组所对应地区的居民的首要致死疾病为缺血性心脏病——也是全美首要致死疾病；还有2组的首要致死疾病是4艾滋病；而湾景区是唯一一个首要致死因素为“暴力”的地区。在报告的表格中，湾景区旁边是滨海区，那是旧金山市中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当我顺着手指往下查看数据时，我大为震惊。根据数据显示：湾景区的孩子罹患肺炎的可能性是滨海区孩子的2.5倍，罹患哮喘的可能性是滨海区孩子的6倍；甚至在孩子成年后，相比滨海区的同龄5人，他们患上不可控性糖尿病的概率也比别人高12倍。

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花钱雇我，是为了解决地区间悬殊的健康差距。而此刻，我总算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回想起来，肯定是因为我的天真，加上年轻人的热血激情，才促使我在主管离开的两周时间里起草了一份事业计划书——我想在湾景区最需要医疗服务的核心地带开办诊所。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把服务带给社区的居民们，而不是坐等他们来找医生。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幸运。当我向主管布罗特曼医生提出这项计划后，他不但没有因为我的过度理想主义而开除我，反而帮助我把这项开诊所的计划变为了现实。直至现在，布罗特曼医生的决定仍然让我吃惊。

那份2004年的健康报告里列举的数据，让我对湾景区居民面临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直到2007年3月，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的湾景区儿童医疗中心正式开业之前，我都没有真正了解湾景区的全面情况。光说湾景区居民生活不易，完全是低估了这个社区。它是整个旧金山市中极少数在小朋友上幼儿园的必经之路上公然买卖毒品的地区，也是极少数有老人为避免睡觉时被穿墙而过的流弹击中而被迫睡在浴缸里的地区。而更糟糕的是，这些暴力事件还不是唯一导致该地区居民生活异常艰苦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军在湾景区的造船厂进行辐射污染船只的净化工作；20世纪早期，旧金山市附近的发电厂排出的有毒污染物也周期性地排放到这里。在一部关于6湾景区人群生活状况的纪录片中，作家兼社会评论家詹姆斯·巴尔德温（James Baldwin）评价“湾景区是被美国忽视的旧金山市辖区。”

后来，我天天都在湾景区工作。其间我发现，上述纠纷和社会暴力事件确实存在，但我也发现，这并不是湾景区居民生活的全部。湾景区既是裤子上油腻腻的脏污灰尘，也是夹缝中生长出的花朵。每天，我都能看到一家家普通百姓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彼此扶持，努力生活；我看见那些美丽的孩子，也看见那些宠爱他们的家长。他们挣扎，然后破涕为笑，再挣扎，再破涕为笑。可是，无论家长们怎么样竭尽全力地想为孩子做些什么，这个资源匮乏的社区仍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支离破碎。

在湾景区儿童健康中心开业之前，整个湾景区只有一位儿科医生，而他需要面对上万名儿童。而且，这些孩子都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及心理问题，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他们的祖父母更是如此。虽然在许多案例中，这些孩子会为了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健康保险资格而表现得很好。但实际上，是贫穷、暴力、滥用药物及犯罪案件造成这里多代“遗传”的身体病痛与精神挫败感。即便如此，我依然相信我们可以做些改变。我把我的诊所开在这里，就是因为我无法假装不知道湾景区居民的存在。

迭戈、凯拉等患者是我来湾景区工作的缘由。长久以来，这都是我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我知道这里就是我想要扎根服务的社区。我受过良好的医疗教育，拿到了公共卫生学的硕士学位，还接受过与落后社区一起改进医疗卫生的专业训练。多年的学习让我对主流学术观点深信不疑：如果你能改进社区居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就有助于把社会健康状况的指针拨向更高的位置。因此，在进入湾景区之前，我坚信自己明确地知道未来要干些什么，也确信自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当我第一次进入湾景区时，我真的以为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直接付诸行动——给人们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让他们能更加轻松地负担得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看着这个社区的“指针”指向孩子更健康。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简单。

有些基本护理是我们能马上实施的，并且通过采用标准化的临床方案，我们也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善不少过去令人担忧的状况。比如，提高社区居民的免疫接种率，减少哮喘住院率。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这一决定和行为还真是颇为自得。可当我发放疫苗和吸入器时，我就发现了问题：如果我们做的这些都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这个社区急剧缩减的平均寿命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呢？我的患者们还是不断地因为各种疾病而回来就诊，这让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也会一直不断地回到这间诊所来。这使我生出了一种虚脱之感。尽管我们付出了切实的行动，尽管居民们开始有了极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可以说是这个社区的居民几代都不曾有过的良好医疗卫生条件，但湾景区的“指针”只是轻轻地颤动了一下。

在助理把迭戈和妹妹赛琳娜带去候诊室，罗莎也说完他们一家的故事之后，我与罗莎就那么坐着，谁也没说话。罗莎在想什么我不知道，而我在想：“罗莎在想什么呢？”按照我的想象，此刻的罗莎脑海里游弋着的大概满是自责、担忧及希望等念头。不过，不管我和她的脑袋里都在想着些什么，在迭戈傻乎乎地溜进房间时，我们的脸上都现出了无可奈何的笑。罗莎站了起来，我趁机观察了她的体型。她是个健壮的女人，单从身高来看，她肯定高于美国女性身高的平均值。但她的儿子迭戈却身材瘦小，完全不符合7岁男孩的生长曲线。直到今天，我都还能记起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地审视了对生长停滞的评估和治疗方案。作为医生，这种心理活动是一种“职业病”。医生发现一个问题，比如异常发育或疾病，常会试着去解决。但我这次的“职业病”略有不同，我脑海里还浮现出一个新问题：我到底忽略了什么？答案就在深井里

公共卫生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第一课大多会听到这个非常著名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1854年8月的下旬，伦敦爆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霍乱。苏豪

区的宽街地区是爆发的中心，短短3天里，就有多达127人死于7

霍乱。而到了当年9月的第二周，已经有500多人死亡。当时的

主流学说认为，霍乱、黑死病等传染性疾病都是以肮脏的空气为

媒介进行传播的。约翰·斯诺（John Snow）是伦敦的一位内科医

生，他并不太相信这种瘴气传播疾病的说法。斯诺医生通过对社

区居民进行仔细调查，推断出了霍乱的传播模式：所有迹象最后8

都指向一处水源——一口带手动泵的公用水井。斯诺说服了地

方官员，移除了水井的手动泵。果然，霍乱逐渐平息了。不过，

在当时没人愿意接受斯诺提出的假说：霍乱不是通过空气传播，

而是属于令人生厌的粪—口传播。但数十年后，科学研究会支

持了斯诺，“病菌理论”替代了“瘴气理论”。假说变成了理

论。

在湾景区刚刚建立儿童医疗中心这支公共卫生的“先锋队”时，我和同仁们都把关注点放在了故事中最容易吸引人关注的那口“井”上，也就是斯诺后来推翻的“瘴气理论”。假如100个人都喝了同一口井里的水，而其中98个人出现腹

泻，我们是应该开处方让腹泻患者吃药止泻，还是该停下手中的

笔，问一问那口井里到底有什么？

当我路过这口“井”去为迭戈进行生长停滞的标准评估时，有些事让我开始对眼前这一病例产生了不同的想法。或许迭戈只是极端个案，但我的门诊经历中积累了足够多的病例，让我能从中拼凑出一些头绪。无论如何，我无法摆脱心中的不安，总觉得迭戈遭遇的心理创伤，与他的生长停滞绝非巧合。

只是，在我向“井”中探寻迭戈致病之谜，或是为其他患者找到答案之前，我需要更多数据的支持。针对迭戈的情况，我得让他去做儿童骨龄分析。骨龄分析是通过给左手腕做X线检查，之后根据骨骼的形状及大小分析出孩子的骨骼发育状况。在做完这些检查，又向迭戈就诊过的诊所要了其成长数据的一些图表之后，我把X线检查的取片单交给了罗莎，然后我的这位小患者就暂时离开了儿童医疗中心。

几天后，放射科给我发来了迭戈的检验报告。报告显示，迭戈的骨骼发育只相当于4岁儿童的水平，但他的生长激素水平并不低，也没有发现其他可能造成生长停滞的激素。面对这些数据，我有些明白了：那起心理创伤事件正是发生在迭戈4岁的时候，而从那以后，他的身高便几乎没有增加，他的骨龄也停在了4岁。但是，迭戈毫无营养不良和激素紊乱的迹象。对于迭戈的生长停滞，似乎没有现成的医学理论可以解释。

于是，我联系了苏鲁基·巴蒂亚（Suruchi Bhatia）医生，她是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的儿科内分泌学家。我把迭戈的X线检查报告和其他体检结果寄给她，并就迭戈4岁时遭遇的疑似性侵事件是否可能造成了他生长停滞的问题询问她的意见。“您之前遇到过类似的病例吗？”我问，终于能跟人说说困扰我整整一周的事了。“你想要真正的答案吗？有的。”“哦，老天！”我想。

现在我可真的要好好找找答案了——那口井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寻找蛛丝马迹

我无法停止去思考迭戈这个病例有多么极端。如果湾景区的这口井里的“病菌”是“逆境”，那么，迭戈肯定是饮用过量了，就像喝了满满一壶被霍乱病菌感染的井水。我想，如果我能从生物化学层面分析出迭戈的病理，或许就能理解其他患者遭遇的痛苦。那么，迭戈就成了一把解答“这个社区到底怎么了”的金钥匙。我列出了我所面临的四大问题：1. 是井里的“逆境”和心理创伤的爆发导致这些社区居民生病吗？2. 这一现象是如何造成的？3. 我能证明吗？4. 在医学治疗上，我该怎么做呢？

眼下，要想接近“逆境与疾病的关联性”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一件极为棘手的事要做。在思考病因时，相关数据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患者各自不同的家庭教育、遗传基因、成长环境，当然，还有他们不同的心理创伤。我早已知道，要厘清这些数据，远不像检查井中水源和确认一种病菌那样简单。单就迭戈的情况来说，性侵在整个事件中只是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性侵引发了一连串的生物化学反应，最终导致了生长停滞这一悲剧性的结果。我们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性侵上，对让身体出现极端反应的所有其他相关因素，必须在激素层面和细胞层面都加以关注和分析，且应是持续地进行。而要完成这些事情，需要付出不少努力。我已经预感到，未来几个月的生活里会只剩医学数据库、营养棒和疲劳。

和巴蒂亚医生通完话，我待在诊所里仔细翻阅、筛查以往的病历，试图寻找可能被我错过的蛛丝马迹。天渐渐黑下来，所有患者和工作人员都回家了。这时候的诊所特别安静，我终于能够不受打扰地好好思考。我起身走出诊疗室，绕过候诊室，在那些迷你小家具和印着原色脚印图案的地毯前停了下来，会心一笑。这些东西不断提醒着我，我的患者都是普通孩子。无论他们经历过什么，或之后会面对什么，此刻他们只是孩子。

当我刚开始在劳雷尔高地社区的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工作时，我最喜欢的工作便是为新生儿做检查；而几年后，我为湾景区的新生儿做着同样的检查。他们小小心脏的跳动在我的听诊器下听起来一模一样。当我将戴着手套的手指放进婴儿的嘴巴里，会出现相同的哺乳反射。他们头顶都有着因头盖骨尚未发育完全而存在的一块柔软区域。湾景区的新生儿和在劳雷尔高地社区出生的宝宝没有任何不同。但在我为湾景区的新生儿做检查时，我知道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孩子的预期寿命比劳雷尔高地社区的孩子短12年。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脏长得不同，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肾脏运作不一样，而是在成长中，他们身体里的某些东西会开始改变，并让他们一生的健康轨迹产生变化。在出生的时候，这些美丽而充满潜力的宝宝们都一样健康，当你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便足够伤透你的心。

在准备回家前，我走进检查室，打开灯，望着墙上的动物图案——狮子、长颈鹿、马及一只独自在一旁的看似怪异的青蛙。我的目光停留在青蛙身上。或许是因为这只青蛙突兀地待在一旁，又或是大脑神秘的神经联结运作使然，我突然想起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海斯实验室。我在20岁时几乎成天泡在那个实验室里，而青蛙是我大多数研究的主角。海斯实验室是一个研究两栖动物的实验室，由独树一帜的蒂龙·海斯（Tyrone Hayes）教授负责。实验室当时正在研究类固醇皮质激素对不同生长阶段的蝌蚪的影响。

在我的脑海中，过去的研究记忆与我此刻每天纠结的问题相互交织：所有我经专业训练所获得的知识都告诉我，逆境是导致疾病的社会性因素，但从未有研究证实它会如何影响生理机能或生物机制。没有任何研究结果能让我明白，我的患者遇到的创伤经历是如何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的。或许有这样的研究，但我还未发现。

要想理清在迭戈及所有湾景区“小蝌蚪”身上发生的事，或许需要我去更理性的圈子里找找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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