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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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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二）试读：

内容提要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第一章　毛泽东的灵车如何制造出来：出厂后一路哭声相送

1976年9月9日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

11点左右，心律失常。

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

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

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

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1976年以前，中央级的领导人逝世后，没有专用的灵车。大多是用大“解放”车拉着灵柩，上面松枝铺盖、缀以白花，车头上立着遗像。

那时，在北京南二环右安门桥头有一家“汽车修理四厂”，虽然挂着“修理”的牌子，其实是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客车制造厂。大约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厂接到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限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制造出一辆“后开门”、车厢里带滑轨、驾驶室和车厢分割开的“640型单机客车”。原来，这辆“客车”就是专为周恩来准备的。那个时候，周总理因病重，不能接见外宾已经很久了。

接到任务后，工人们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任务紧迫，还是赶紧加班加点，研制起新车来。没多久，一种新产品——外观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宽大的前挡风玻璃特别气派的“640型单机客车”就问世了。这种新车的问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马路上也是该厂生产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制造）公共汽车，是一种脱离外国图纸完全由中国工人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争气车”。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车是仿捷克的“司柯达”制造的，车身浑圆、玻璃窗很小，车体是大红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汽修四厂的干部工人们亲眼看着自己打造的“640型单机客车”载着伟人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才知道生产这种客车的用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汽修四厂。第二天，当汽修四厂全体员工正忙着搭灵堂、组织悼念活动的时候，一辆前不久由汽修四厂出厂的医疗车由当时的中央保卫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四厂的上级单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的有关领导护送回厂，并下达一个命令，将这辆地震期间（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为毛主席提供办公、医疗用的医疗车，在追悼会之前，改造成一辆具有遗体保护功能的灵车，用以专门安放毛主席的遗体。

任务宣布后，汽修四厂2000多名工人淌着热泪纷纷到厂部请战，坚决要求为制造伟大领袖的灵车贡献一份力量，哪怕拧上一个螺丝、刷上一道油漆也行。厂部马上成立了“毛主席灵车制造指挥部”，在2000多名工人中挑选出了几十名技术过硬、表现出色的工人组成若干战斗小组，轮番上车、轮番作业。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生怕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所以将灵车的制造车间选在一处远离主厂、地处偏僻、便于保护和监控的军工车间。为安全起见，中央警卫局还派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对灵车的工作现场实施24小时的监控，上车的工人都必须佩有专门的工作证，一班上去、一班下来，换班交换工作证，不使工作证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许随便到现场参观，并要求大家严格保密。

鉴于灵车的制造任务十分紧迫，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当时的老厂长被特别获准到毛主席遗体前测量有关数据。老厂长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当他面对面站在伟人面前时，突然泪水滂沱，手脚不听使唤，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钢尺上的尺寸，还是周围的人帮他才完成了工作。很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说当时不相信眼前这位伟人真的走了，只像是睡着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他矛盾着，害怕自己粗手粗脚惊动了伟人，又理智地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最终还是弄得手脚不听使唤。

制造灵车的过程中，需要几张装饰用的三合板。提供三合板的是北郊木材厂，接到这项光荣任务后，北郊木材厂全部工人都跑到仓库，在成千上万张三合板中精挑细选，选出最好的几张，送到加工车间对这几张三合板进行打蜡。工人们怕打蜡机不够精细，保证不了质量，就挑选了几位技高一筹的老工人手工打蜡。为拉这几张意义重大的三合板，汽修四厂还专门开去了一辆后开门并把里面的座椅都拆掉的大轿车。为保证三合板在装运途中不磨不蹭，工人们舍不得把板摞起来放，怕在颠簸的过程中摩擦受损。怎么办？最后几个工人站在车厢里，用手攥住立在车厢中的三合板，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运输的托架，以保证板材毫发无损。

灵车的改制工程异常艰苦，当时天气还很热，车间地处旷野之中，挑灯夜战时，蚊子嗡嗡而来，叮得人们浑身红肿。车上的容积毕竟有限，几十人只好交替上车工作，替下来的人舍不得离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一躺，休息一会儿，马上抢着再上车。当时唐山大地震不过才发生一个多月，人们的余悸未消。为保险起见，灵车改制负责人指派一名专人在车间外看住一个倒置的啤酒瓶子（这是人们在地震过程中总结出的一个土招儿，地面一旦有轻微震动，瓶子必倒），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报警，第一件事就是从车间里抢推出灵车。有一天，不知何故，啤酒瓶突然倒地。众人个个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前去护灵车。后来，工人们索性在室外搭了一个特大的苫布棚子，把灵车推到棚子里干。众多插不上手的工人干部，一天24小时轮番坚持在现场，随时清理工作场地上的弃物，忠实的工人们不但要保证灵车的超级质量，连场地上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灵车加工过程中，车身上要打上无数个洞眼、拧进无数个螺丝。为了不使电钻头不留神折到钻孔中（这是汽车制造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留下遗憾，工人们一律用手工钻孔、拧螺丝。很多人手都拧出血泡，一枚枚带血的螺丝紧紧地把工人们的一片哀思凝固在灵车的每一个角落。

灵车完成后的试车过程中，车内冷风出口处有一丝蚊鸣般轻微的共振。用工人们的话说，“不行！一定要让他老人家在平静的世界里安睡。”于是，马上拆掉了全车的风道，在每一个钻孔里，垫上薄薄的密封性极佳的海军呢。这样一来，风机工作时，灵车里静静的毫无声息，工人们才满意了。

灵车完成的那一天，工人们都赶来看，把车间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灵车的外观设计简洁庄重，挡风玻璃宽大，车头呈四方形。约十米长的车身主色调为乳白色衬以天蓝色的裙边，通体洁净、凝重。灵车前置解放发动机（全车都由国产部件组成）。驾驶室与置放灵床的车厢以木制隔墙隔开，隔墙后是放党旗挽带等的木柜。本色的木地板，地角铺设着冷气风道。车厢两侧是守灵卫士的枪架和排椅。可升降的木制灵床摆放在车厢中央，它是专门由北郊木材厂等单位精挑细选出的技师倾注毕生技艺制作而成。灵床看上去与普通的睡床无异，厚厚的床体和板式床头朴实无华。车顶天花板上镶嵌着两排宽大柔和的日光灯，车厢两侧无窗，只有中部设一个供守灵卫士上下的狭窄车门。后部有两道车门，第一道是两扇对开的大门，第二道为木制推拉门，这是全车的最重要部位，遗体将经由一个特制的托架和滑道，通过两扇门端放于灵床上。

毛主席追悼会前两天的一个傍晚，灵车终于从车间开出，开向当时停放毛主席遗体的人民大会堂。车子刚一启动，四下一片哭声。当灵车缓缓驶出车间后，由于一道围墙的阻隔前进困难，再好的司机也有失手的时候，灵车丝毫不能损伤，不知谁一声呼唤，“拆！”人们马上找来工具，轰隆隆拆倒了围墙。灵车走过一条狭长的过道，道两旁的树丛枝枝杈杈的极有可能划坏车身，人们又自动围上去哗啦啦锯倒了一片树丛。灵车驶出工厂的大门，数不清的工人和听到消息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那素日里少有人走过的右安门护城河西岸，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人群。

第二章　毛主席曾想过和江青离婚：我到哪去起诉哟

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随着身体时好时坏，他的情绪也随之变化，变得急躁，容易发火。

这天上午，毛泽东提出去大厅里坐坐。小孟扶着他穿过十几米长的宽宽走廊，来到了会客厅。坐在大厅里，毛泽东提出要看看当天的大参考报。小孟赶紧把报纸拿来，又给主席换上看书报用的眼镜，然后搬过一把小沙发椅子，坐在主席对面，用手举着报纸给主席看。

这是习惯的做法。因为毛泽东的手抖得厉害，所以自己看书看报时，就让小张或小孟给他举着。小孟一边举着报纸，一边注意着主席的目光所及，随时调整着位置。不知是累了还是疏忽，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主席阅读的速度。“啪”的一声，毛泽东用手把报纸打掉在地。小孟吓了一跳，赶紧从地上捡起报纸，连忙说：“主席，对不起，是我不好，您别生气。”“滚出去。”毛泽东大声地吼着，脸也涨得通红。

小孟当然没就此“滚”出。她知道，这是主席心情烦躁的表现，他常常喜怒无常，一点儿的事情，就使他激动。晚年的毛泽东，内心世界更是矛盾重重，各种心态交替出现。

这天，毛泽东又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发呆，右手的拇指还在不停地弹着食指。心里装不下事的小孟，终于压抑不住好奇，轻声地问：“主席，您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

毛泽东把微闭的眼睛睁开，苦笑着回答：“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在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毛泽东突然对小孟说：“孟夫子，你看我发愣，觉得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这个人，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闭上眼，往事便不由得全来了，你说怪不怪？”“主席，我听人家说过，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不痛快的人，才爱回忆往事呢。”这脱口而出的话，尽管在毛泽东的脸上没有现出不高兴的神态，但小孟隐约地感到了不妥，突然停住了话头。

看小孟突然不讲了，毛泽东蛮有兴趣地说：“孟夫子，讲得不错嘛，我还想听下去呢。”

听到主席的肯定，小孟就和毛泽东探讨起来：“主席，我觉得您除了身体不好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您这个人就是怪，不爱治病，有病哪能不治呢？我要是您，我就赶快治好病，整天都会高高兴兴的。”“整天都会高高兴兴，那是你小孟，我的孟夫子噢。”“您是主席呀，您什么办不到啊。您忘了，决定华国锋当总理，您也不用商量，只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决定了。”毛泽东被小孟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忽然沉默了一会儿，便又接着说起来：“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听到这里，小孟知道主席是在讲江青了，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突然，毛泽东向小孟提出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语调依然那样缓慢而平和：“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好像并不等小孟回答，接着便自问自答了：“孟夫子，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

第三章　毛新宇：爷爷两败美国一胜印度　长民族志气

中新网9月9日电9日下午，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少将做客人民网说到，毛泽东建国以后就打败了他的最强大的对手美国。他说，毛泽东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方面是毫不含糊的。

毛新宇说，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使中国打败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大大地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而且也巩固了新中国的地位。中国人是通过打败美国人，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行动，使全世界承认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我们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真正有地位，也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所以，毛泽东建国以后就打败了他的最强大的对手，是美国。

毛新宇说，1962年，当印度侵犯我们国家的边境，毛泽东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方面是毫不含糊的。所以，1962年在他的指挥下，驻扎在西藏的边防军又十分漂亮地打了一场抗击印度侵略的反侵略战争，打败了印度这个强大的对手。接着就是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苏两国为了抢夺珍宝岛的时候，又是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了珍宝岛战役的胜利。

毛新宇说：“令我觉得自豪的是，美国这个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可以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美国军队和美国人是从来不打败仗的，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人也问我，我也在思考，为什么在二战以后，美国人两次都败在毛泽东之手？一次是在朝鲜战场，一次是在越南战场。这两次，毛泽东都是为了帮助友好近邻，帮助弱小国家，都出兵打败了美国人。”

第四章　德国前总理：毛泽东混合着无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

德国前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是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政治家。施密特1975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他从政期间，曾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建交。在西方世界，施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被人称为欧洲的基辛格。施密特对中国、中国领导人、两岸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等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深刻观察和真知灼见，并发表在他的《理解中国》一书中。

关于毛泽东“他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毛泽东也具备一种混合着无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

关于邓小平“他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也许是他不达目的不止的意志力和他的说服力。”“他首先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一个能力超强的人，能够可靠而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绝对的意志力把它办到。”“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建立经济特区是个聪明的主意。邓小平选择改革比较容易出硕果的地方作为重点。他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定程度上说，世界经济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间。”“邓小平没有给我留下强烈的迷恋权力的印象。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权利的光环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不想统治别人，只是为了中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推动他的动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关于江泽民“他的强项与邓小平不同。他的强项是居间斡旋、保持稳定和取得平衡。”“我所了解的江泽民，是一个以诚信服人的人。他第一次证明了，中国的稳定已经足以使它没有统帅式的人物也能过日子。江泽民更像是一个管理型的现代西方政治家。”

关于朱镕基“我认为，90年代担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也属于天才政治家之列。要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的不比西欧人或北美人差。只不过中国人口更多，因而出现天才的几率也就更高。”“在我一生结识的所有世界大国一流政治家当中，他是最为熟悉本国经济的一位。”“朱镕基的令人惊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上过西方的大学，他就是一个天才，他聪明睿智和善于决断。”“朱镕基有一种几乎所有德国政治家都缺乏的经济本能，他不但勤奋，他还凭借直觉弄通了许多一般要在哈佛、芝加哥或圣加伦用三年时间才能学到的东西。他对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的基础知识，大概是在担任上海市长时学到的，有关货币政策的高级艺术，则是在北京担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期间非学不可的。朱镕基和他那些因受过一流教育而自以为是的苏联同行完全不同。朱镕基可能很固执，但说到底，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极有天分的实干家，一个干事的人，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朱镕基在西方活动时那种自然随意的态度。现任总理温家宝先生也能做到。”“他使中国以有利的条件加入了世纪贸易组织，他成功地进行了反腐斗争，他做到了御亚洲危机于国门之外。”

关于中国

面对中国的发展，世界上总有人在政治上、道义上轻狂地好为人师。有些欧洲人倾向于接受一些美式偏见，爱从反面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道义上指责中国人。“中华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无知，但也确实是出于对西方的傲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像中国那样历史悠久，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惨然衰落和奇耻大辱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而且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几乎像谜一样。何况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共同宗教的的国家——真是不寻常。”“决不能允许经济竞争遮蔽甚至排斥对中国的尊重。上帝没有赋予任何人以权力，把西方国家文明看做是优越于一切的文明，并宣称中国需要西方的说教或散布对中国的恐惧。西方应当明白，中国在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时将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这是一种绵延不断地发展，在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似乎已遭毁灭，目前却正经历着难以置信的复兴的文化。”“只有了解儒家思想的影响，才能理解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我看来，儒学家说的特殊强项在于：不论个人的社会出身，无条件地强调教育、培训和考试，是行之有效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从长远看，将促使中国人允许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实行升值，这将必然导致美元相对贬值而欧元相对升值。”“中国市场的发展自然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而这种购买力和支付能力取决于收入和生活水准。”“中国人还没有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就是说，还没有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货币。20年后，我们将有一个世界货币体系，其中美元、欧元和中国的人民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构成三根支柱。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此外，我认为可能的是，这三家中央银行——三个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营当局将进行合作，并且总体上对跨国经营的私营金融机构实施世界范围的监控。”

关于中欧关系“西欧目前存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绝非中国的过错。说什么由于中国新近成了全球世界市场的一员，从而损害了我们就业岗位和福祉。这种在公众中反复制造的印象是错误的。因为欧洲，包括德国，本来是大有可能降低其结构性高失业率的，爱尔兰、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就证明了这一点。指责中国，把西欧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份过错推给它，把它说成是干扰经济的因素，同时又自认为有资格判断，中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这二者构成了一对奇怪的矛盾。总体来说，西方世界理论上是宣传自由贸易的，那么，它就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有权向世界市场提供自己的产品，占领部分世界市场，并且应该为它们创造这样做的实际可能。”“对我们的高额失业率，中国人没有责任，东欧人也没有责任，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没有人强迫我们像已经做的那样处理劳动市场问题，或者像已经做的那样实现重新统一。我担心的是，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们把责任推给中国人。可憎的民族主义口号可能在失望的职工群众中找到肥沃的土壤。但这样的事不应该允许发生！”“事实上，德国和欧洲人在我们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上很少与中国有关，更多是与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有关。如果一个新的竞争者在某一个领域干得比我们好，那么，这首先意味着我们疏忽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诉说对手如何危险，并以此制造对抗使局势激化，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什么结果。”“欧洲人已经懂得，干涉中国不会带来好处，因为中国人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欧洲人作出善意的评论还是贬低他们，都是无所谓的。欧洲的经营管理者要比美国人更早地理解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也将成为一个强劲的经济竞争者。这是由于欧洲人比美国人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出口的缘故。”

关于两岸关系“台湾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中国人肯定愿意同台湾达成一致，但美国反对。中国人甚至允许台湾人拥有他们自己指挥的军队。他们不会宣布，但我想，他们会这么做，如果这是作为一个条件的话。为了使台湾名义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会作出其他一切可能的让步。他们会比在香港问题上走得更远。北京的统治者要比在台北的统治者更灵活。”

第五章　学者：简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毛泽东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

1956年在成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开始朝两个趋势发展，一个是正确的方向——继续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一个是错误的方向——在国内开展防修反修的阶级斗争，而国内政治演变的结果是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这一运动趋势同样反映到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原先强调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目标开始减弱，对外关系中“革命不输出”的原则逐渐被放弃，革命的思潮逐渐抬头，外交的目逐渐演变为国内进行的防修反修的革命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一场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

以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著名的演讲为标志，中国的外交开始悄然的发生转变，“逐步背弃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斗争、革命的一面开始发轫，直至1965年，中国外交开始公开向世界宣扬“世界革命”的理念，自诩自己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号召亚非拉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走“广大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世界革命”的提出表明中国外交的任务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而是为了革命；外交政策不再是实行国际统一战线，而是放弃国际统一战线，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进行“世界革命”。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关键问题是，这种“世界革命”的理念是怎么产生的？“世界革命”的内容与途径是什么？“世界革命”与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又是什么关系？

一、“世界革命”的形成

事实上，“世界革命”的理念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于信奉马列主义，接受共产党信仰的建国一代的共产党人而言，“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早已深刻的浸淫在他们的骨子里头。而毛泽东是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他的革命理想集中反映了这一代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毛泽东对于理想中的“世界革命”毫不隐讳，“他有一个说法，叫做‘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相结合，毛理解的‘国际主义’，一句话，‘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而且当斯大林肯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表明“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去，你们的经验值得学习”之时，毛泽东显然为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感到自豪。

但毛泽东这一潜在的“世界革命”理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处于蛰伏状态，并没有立即转变成具体的对外政策和革命宣言。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没有能力进行“世界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实力毕竟弱小，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因战争所破坏的国内经济，利用战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发展自己。因此，中国这一时期外交的一个目标，是要为国内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而不是立即向外发动革命。其二，在当时关于“世界革命”以及如何进行“世界革命”，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话语权是掌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手里。中国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中国革命所经历的道路、所具有的革命影响力也都具有特殊性，但相对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无可替代的“老大哥”地位，作为“学生”的新中国，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其发挥的方式、发挥的程度首先要经过斯大林的认可和配合。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后曾说，“重要的是要记住革命不能输入，同理革命也不能输出”。但这种立场在当时的背景下与其说是一种坚定的原则立场，还不如说是出于暂时偃旗息鼓的策略需要。

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一是中苏两国在50年代中期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中国从苏联那里移植而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在其形成初期，表现出了巨大的效率性及超强的政治经济动员能力。

中国迅速恢复了因战争破坏的国内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又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经济工业化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而苏联则在经济、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苏联于1956年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极大的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这一切使得毛泽东对东西方关系的认识又重新发生了变化，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原先“两个互相平行的对立阵营”演变成“东风压倒西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在总体上已占“压倒优势”，西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

因此，毛泽东进一步认为，由于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国际上的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学会利用国际紧张局势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其次，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以及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批判，彻底推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斯大林权威的畏惧心理和神秘光环。毛泽东显然乐意看到对斯大林的批判，称它“打破了‘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客观上这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提高威信、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机会。因为以当时情况，除斯大林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哪国领导人其资格与威望能超过毛泽东。以上两点从正面为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重新迸发准备了客观条件。

而从反面促使毛泽东认识到进行“革命”必要性的事件却是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这一时期美国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言论。“匈牙利事件”敲醒了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可能存在资产阶级再次复辟威胁的认识。为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毛泽东这一时期正在思考在国内发动一场整风运动，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以利于挤出脓疱”。

而这一时期美国杜勒斯“和平取胜战略”理论使毛泽东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有变化”，企图用隐蔽的方法，通过在社会主义国家寻找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方式来推翻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国内的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必然会与国外帝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正如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中共强烈主张的一条：“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应该说，这两个事件是从反面促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防止中国走向修正主义，而为了在国内开展防修反修的革命，就必须在国际上推进“世界革命”，为中国内部革命融造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

二、“世界革命”的内容与实践途径

但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革命思想，并不是表明中国要单独进行反帝斗争，更不是要绕过苏联或代替苏联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而是希望以苏中两元领导的方式、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后盾来推进反帝斗争。但令毛泽东吃惊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其本人极力强调的反帝思想反应冷淡，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畏惧美国的实力，甚至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也没有。毛泽东因而在1957年的演讲中给东欧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社会主义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优势”。

企图借此唤起这些国家的反帝精神。然而毛泽东的这些鼓励在东欧国家收效甚微。而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的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竟然对毛泽东的反帝、革命思想也无动于衷，拒绝苏中合作，共同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反而提出要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搞和平共处的思想。这在毛泽东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作为马列主义的继承人，毛泽东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是不会变的，对付战争只能通过列宁认定的革命制止战争的办法，和平共处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孱弱时的一种权宜之策，而不是长期的政策。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强大了，当然用不着继续推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了。而且，在毛泽东看来，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

而中苏不能联合推进反帝斗争、协调革命立场集中体现在1958年发生在黎巴嫩的中东危机。这一次危机的爆发是美国干预中东问题所致。在毛泽东看来，这一事件是中东人民反对美帝的集中体现，也是进行革命、打击美帝的一次机会，因而对黎巴嫩的行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并且敦促苏联运用自己实力和实际行动对美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入侵“给予坚决回击”。但苏联对这一事件一开始就表现出畏缩心理，不敢支持黎巴嫩，害怕苏联的支持会引发美苏战争的危险，因而拒绝了中国对黎巴嫩提供支援的呼吁。

相比于苏联的害怕心理，中国恰好选择了在中东危机的最高潮发动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以策应黎巴嫩人民的反帝义举，以此彰示中苏两国不同的反帝政策。当然炮击金门的行动早在中东危机之前就已酝酿，其意图只是表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决心，同时有助于在国内“动员农民掀起‘大跃进’运动”。但炮击金门所选择的时机表明，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对苏联与美国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展示中国区别于苏联的坚定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立场。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上摇摆、妥协、退让使毛泽东大为失望。毛泽东原本寄希望的中苏双方联合推进的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希望落空了。中苏双方首次在如何看待及如何支持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毛泽东本人是从反帝的角度来积极看待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问题，并且毛泽东以中国自身革命的经验，积极主张第三世界应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革命的胜利。

而赫鲁晓夫则将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放入到美苏关系的框架中去分析，对第三世界运动不怎么热心，生怕第三世界的星星之火会升级为极具破坏性的美苏全球核大战。这一差异使毛泽东认为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已放弃了列宁、斯大林所主张的武装斗争革命道路，丧失了革命精神。“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要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而放弃苏联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提倡“三和路线”的道路，意味着赫鲁晓夫这一代领导人已经滑向了半修正主义，乃至完全的修正主义。因此，作为坚定的列宁十月道路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毫不犹豫的担负起苏联所放弃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支持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运动，为世界革命和国际正义做出贡献。

但毛泽东也深知要担负这一领导责任，是需要国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以当时中国经济军事实力，是无法与美国、苏联相比较的。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拥有实力而不敢革命深为不满，毛泽东气愤地说：“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关键问题是一国的社会制度和精神状态，一国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很快的将生产力发展起来。因此是制度而不是物质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而社会主义中国恰恰具有制度和精神方面的优势，通过这些优势，中国能够很快的把经济发展起来。

所以毛泽东不顾刘少奇等人的反对，在国内发动了“反反冒进”的行动，并进而掀起了“赶英超美”的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经济“大跃进”运动。从这一点看，“大跃进”运动与其说是针对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不如说是对苏卯着一股劲的，试图把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拉下马。但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到1962年，中国国内经济非但没有跃进，反而倒退到1956年前的水平，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政策使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出现了新的政治分歧，使毛泽东认为国内出了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毛泽东因此退出其不擅长的经济领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阶级斗争。

1962年9月毛泽东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提出将国内工作重点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是防修反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国内任务的确立对外交具有强烈的影响，中国外交非但没有因国内“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而改变先前的斗争性姿态，使之趋于低调务实，反而变得更加激进了。基于国内防修反修的革命需要，毛泽东外交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服务国内革命的“世界革命”大环境。而这样一个目标意味着“世界革命”，在反帝同时，还要反修，这是毛泽东特有的“世界革命”理念。

为实施其“世界革命”理念，毛泽东在国内批判了王稼祥于1962年提出的务实外交思想。外交的目标既然是推进“世界革命”、“反帝又反修”，那么这里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既进行反帝，又进行反修？或者说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达到既反帝又反修的目的呢？事实上毛泽东关于反帝反修思想是非常深刻、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开展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反帝必反修的命题之所以成立，具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修正主义源于帝国主义，或者说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打入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代理人。他们一旦获得政权就将改行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变色。

其次，将反帝寓于反修之中，反修即是反帝，并且是当务之急。打退了修正主义的进攻即是击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从而为国内革命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要限定在中国不致于引发直接与美苏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毛泽东并不想与美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干扰中国国内正在开展的反修防修革命的大局。因此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既进行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又不致引发与美苏的军事冲突，毛泽东的“世界革命”路径选择是异常小心的，也是非常巧妙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亚非拉所谓的中间地带。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非洲），为毛泽东这一深奥复杂的“世界革命”观念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试验的广阔舞台。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地区。这些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中国作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进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直接诉诸形式。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将外交目光集中投向了亚非拉地区，思考中间地带作用及其对中国外交的意义。

毛于1957年重新恢复了对亚非拉地区使用“中间地带”的称呼，并提出了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大有作为”思想。这些思想表明，毛泽东的外交探索开始日益强调中间地带对中国“世界革命”目标的作用。应该说，在当时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美依旧对峙情况下，将外交立足点转移到中间地带，既是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的需要，也可以直接避开与美苏的正面对抗，不失为一种客观、谨慎的选择。因此从毛泽东关于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会“有所作为”的思想中，可以清晰的端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外交思路，即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这便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思路或道路的选择。它既具有激进性，同时又具有相对安全性与现实性。

三、“世界革命”与70年代“一条线”战略的关系

总体而言，60年代狂飙突进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毛泽东思想中“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世界”极端表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国际关系的实际，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分析国际问题，把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前途同世界革命联系一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毫无疑问这种理想主义的革命战略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以一个孤立、愤怒的革命者形象向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人民摇旗呐喊，但中国所能得到的呼应却是为数有限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激进政权和激进派别的支持。1963年第二次亚非会不能如期举行，表明中国世界革命立场并没有能得到多数的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中国立足于亚非拉中间地带，推进“世界革命”外交目标落空了。中国外交也因此面临一个空前孤立的局面，“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中国的外交关系处于中断”，原先行之有效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被放弃了。

到1969年，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局面。“我们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并且语带责备的质问，“革命干嘛要搞这么援助”。又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马列主义之外，还带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当尼克松于1971年当面夸奖毛的思想改变了世界时，迟暮之年的毛则叹息：“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外交上的孤立局面反应到实际一个最大的后果是无法有效保障中国的安全。由于这一时期同时与美苏为敌，中国的周边安全大大恶化，中国几乎面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安全威胁。

1962年是安全最为威胁的一年。随着苏联的威胁特别突出，毛泽东实际上在1964年前后开始思考中苏战争的可能。1969年中苏之间预期而至的珍宝岛冲突表明苏联已公开成为中国头号威胁，到这时毛不得不开始酝酿对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提出了“两霸总要争取一霸”的思想。从这一层意义看，60年代的“世界革命”是以失败的案例为中国外交重新调整提供一个反面教训，为日后以现实主义态度实施对美“一条线”战略、重新采用国际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但应该说，从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战略到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并不是简单的由经验教训所带来的一次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事实上，这种政策大转弯的背后仍然流淌着某种相同的政策理念。正是这种相同的理念，从“世界革命”到“一条线”的转变才有了可能。这就需要对“世界革命”战略所包含的理念做一深层次的探讨。

实际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尽管具有理想性、激进性，但也并不是完全排除了现实性、稳进性、安全性、谨慎性的特点，它内含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尽管外交工作在‘文革’期间受到极左路线干扰，中国外交还是非常务实的，实事求是的，甚至是精明审慎的”。这一思想，可以通过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与列宁的“世界革命”理念做一比较得到辨认。首先，从革命目标看，列宁的“世界革命”的目标是为了直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从其实践看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并没有强调推翻帝国主义在其本国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反帝目标是将其寓为列宁所没有的反修目标之中。因为在毛看来，是修正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直接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威胁。所以从革命目标看，中国的选择是非常现实的、稳进的。其次，从革命的道路看，列宁直接派人或支持一部分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闹革命，具有极强的冒险性，而毛泽东则是从60年代处于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着手，希望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渐进消灭资本主义国家，这表明毛的革命道路选择是相对迂回的，并不是冒险性的。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本国在“世界革命”的作用，列宁在20年代的“世界革命”思想突出了俄国的作用，认为“在我们的刀尖上承担着劳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是以出兵、出钱、出枪的方式直接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实际的革命输出。而毛的“世界革命”则是强调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榜样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革命模式、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支持。至于世界革命的任务，还得由当地人民自己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加以完成。

所以正是这些方面的重要区别，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有保留的，并不是一种盲动，流露出冷静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倾向。“中国领导人虽然都显得好战，但在把言论转换到具体政策上时往往很迟缓”。难怪苏联在批判毛的革命战略时，总是斥之为“假革命”、“民族主义”。这一斥责是否合理另当别论，但“世界革命”背后所隐含的国家利益、民族主义的思想确实为后来的“一条线”的转变准备了观念基础。

第六章　毛泽东：历史上第一个与“官本位”传统决裂的人

核心提示：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告别“官国”的历史起点，其代表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告别“官国”的历史起点，其代表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谢觉哉从毛泽东睡硬板床说起

1959年春，党内尊敬的“五老”之一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

谢老还同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老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他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困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

谢老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在这里，他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的，权力具有两重性，人民赋予的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能被用作谋取私利。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了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存在的这种危险。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向“官国”开炮

早在1944年11月，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看来，骄傲，就必然脱离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会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覆辙。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防止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警示，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毛泽东上述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是共产党员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本色、拒腐防变的长鸣警钟。

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的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知道，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固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剥削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拼命维护他们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借助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实施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国家日益成为脱离社会的机关。这种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官僚与社会的对立和分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达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同时还要看到，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旧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这不能不是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正是谢老称之为“官国”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铲除特权才能防止人民江山变色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它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性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饱含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他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这时，毛泽东的思绪回到亿万工农百战多的艰苦岁月，目光却射向未来，他深深地思考和担忧，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中的特权思想滋长而改变颜色？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他接着说，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这时他特别提出，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是毛泽东1945年提出以民主新路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1949年提出“进京赶考”等一系列思考的延续和深化。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考和历史课题，后辈共产党人应当加以警惕和自律；以能够交出一份让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满意的答卷。

从制度上入手打破“官国”传统

1959年谢老在井冈山慰问老区时曾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在谢老讲这番话之后的第六个年头，毛泽东在井冈山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临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毛泽东这是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打破“官国”传统的制度必须依靠人来执行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当时，八机部部长、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通过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真正做到了同工人“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报告中深有感触地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在批示中还尖锐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怀有深刻的忧虑，担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会不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同“官国”传统决裂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仆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中国，“官国”的传统具有非常深厚的土壤，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事业的拥护者，都要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

第七章　争鸣与释疑：毛主席想“冲出”中南海让谁羞愧？

这就是一代伟人、开国领袖对人民群众的情怀，对党群关系的诠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良好的党群关系是我们打江山的保障，是我们执政的基石，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

相对于老一辈共产党人，时下有些党政干部别说让他们有“冲出”去与群众唠嗑的激情和觉悟了，就是“主动”下基层走访也是少得可怜，更有甚者，就是“赶”都赶不下去。于是乎选派干部到村挂职，就出现选不到派不出现象；干部交流出现“胶”在上面不愿流到底下情况。有些党政干部就是屈驾到群众中去，大多也是陪着领导，带着任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到群众中好像是去匪窝，走访成了政绩作秀。群众只能远观，看到的是领导架子体会不到“公仆”形象。领导身边都是带长带官有身份的人，近距离接触领导，对群众而言那是一种奢望。群众和领导唠嗑，必将成为记者相机的焦点、新闻的素材、宣传的亮点。因为长期脱离了群众，鱼已经不敢在人民群众这片宽阔的水域中畅游了，他们掌握不了这片水的深浅，无法适应这片水的环境，宁愿在玻璃缸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游戏，虽然缺乏营养，但相对安静省心。

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党的根基在群众，血脉在群众，力量在群众。当前，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矛盾日趋凸显，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凝聚民心应该成为当今各级党政干部的一门必修课。所以，各级党政干部要继承和弘扬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放下架子，转变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主动重心下移，善于不耻下问，多到群众中走访，多到群众中学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从群众中汲取营养经验和智慧，倾听群众呼吸，了解群众需求，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只有处理好党群关系，密切和弘扬党群鱼水之情，才能树立党政形象，才能得到群众理解、信任、拥护、支持，才能做好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工作，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

第八章　毛泽东逝世后李讷艰难再婚　狱中江青对女婿很满意

核心提示：本文作者韩桂馨和李银桥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认识的，当时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士，而韩桂馨负责照顾主席家的小孩。两人经主席撮合，于1948年冬天在香山结婚。两人跟随着主席一直到1962年，李银桥被主席派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79年，李银桥被调回北京任北京市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当副局长。3年后，调入公安部工作。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本文作者韩桂馨和李银桥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认识的，当时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士，而韩桂馨负责照顾主席家的小孩。两人经主席撮合，于1948年冬天在香山结婚。两人跟随着主席一直到1962年，李银桥被主席派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79年，李银桥被调回北京任北京市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当副局长。3年后，调入公安部工作。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室同我们全家合影，赠送我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我们他亲笔写的诗词。“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抄家抄走了李银桥保存的那份检查。这下子可不得了啦！说李银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罪该万死”。李银桥被反复批斗，我们的家也被反复查抄。我们那时对“文化革命”认识并不清，只是从个人遭遇感到冤枉。我想找江青反映情况，请她为我们作说明，但是见不到。直到毛泽东视察工作，来到天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我和银桥的情况，才知道我们为那份检查受了冤屈。他立刻指示，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要求我们每年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李银桥家乡遭灾后，毛泽东还送来一千元钱。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我们再没能见到毛泽东。再见到他老人家时，他已长眠在万花丛中。我和银桥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讷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

第九章　学者：毛泽东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后都做了啥？

新民学会成立会

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的一个革命团体。它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五四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湖南能成为国内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是与新民学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新民学会究竟成立于何时？参加成立会的有哪些人？成立会的情况如何？以前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上述问题的说法不尽准确。如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说：“1918年4月18日，一个礼拜天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寺蔡和森同志的家，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这天到会的共有13人，除毛泽东同志外，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诸同志。”（第72页）这段文字中，除新民学会的成立地点和出席人数正确外，其他的情况都与事实略有出入。

新民学会成员、成立会参加者萧三在成立会召开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三月初四日　四月十四号（日）晴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在对河荣湾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按：即蔡和森）寓，到会者，二兄（按：指萧子升）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芝、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缔、叶兆桢（以上第一师范）、罗阶（长郡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按：即陈昌）、熊甫、周世钊、罗学瓒、李和笙、曾以鲁、傅昌钰（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以上皆基本会员……

由此可见，新民学会发起于1917年秋，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不是4月18日。陈昌、罗学瓒同志虽然都是新民学会的组织者和重要成员，但并未出席新民学会成立会。

又，周世钊同志在《湘江的怒吼》一文中，说新民学会成立会“开了一天”，通过了会员道德上、生活上的几条戒律：“不嫖，不赌，不娶妾，不贪污等”；“推选了五个评议会干事，毛泽东同志被推为评议会副总干事”。但据萧三同志的日记记载：“关于本会之戒律，所定者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十一时到齐，议事至下午五时后始闭会……”由此可见，成立会只开了半天，不是“开了一天”。规定的戒律有五条，周世钊只回忆对了两条。成立会上推举了三名干事，不是五名干事。毛泽东的任职是“干事”，不是“副总干事”。周世钊当时未能亲自参加这次成立会，萧三则亲自参加了会议，并于当天留下了日记。所以萧三的日记比其他回忆材料更为准确。

毛泽东与《新湖南》周刊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接编过一种《新湖南》周刊，该刊是继《湘江评论》之后的又一个著名刊物。它的出版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湖南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湖南》周刊原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出版的一种刊物，龙伯坚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张维、李振翩等，由长沙湘鄂印书馆印刷，每期约发行1000份，刊名脱胎杨笃生（守仁）的一本书——《新湖南》。该书出版于1910年，线装一册，其中有“在天星阁撞自由钟”的句子（按，天星阁是长沙的一处名胜古迹），意思是号召湖南人民认清大局的危迫，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所以《新湖南》周刊沿用了这一很有群众性和号召力的名称。《新湖南》周刊出至第六期后，由毛泽东接编。因为1919年8月上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在付印过程中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为了给毛泽东继续提供舆论阵地，《新湖南》周刊的原编辑主动邀请他接编。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于是，从第七期起，《新湖南》周刊就成为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毛泽东在该刊刷新宣言中说：“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第七期上，刊登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工读问题》等文章，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见《长沙社会面面观》，《新青年》七卷一号）。

毛泽东接编的《新湖南》周刊共出几期，历来说法不一：该刊原主编龙伯坚说共出九期，即毛泽东接编了三期后停刊。周世钊说：“张敬尧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其存在的。所以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还不到四期，就被迫停刊。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期，但已替《新湖南》添加了不少的光彩……”（《湘江的怒吼》，收入《“五四”运动在湖南》及《光辉的五四》两书）“还不到四期”和“只是短短的四期”，行文似有矛盾。《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在介绍该刊时说“《新湖南》周刊出版到十期左右，终于被军阀政府封禁了”。1919年12月3日，北京《晨报》刊登一篇署名“H·C”的《长沙特约通信》说：“《新湖南》系湘雅学生所发行，自第七期后加入校外编辑，已有起色，至12期发行后又因意见不合停办矣。”这样，关于《新湖南》的总期数就有了9期、10期、10期左右、12期等几种说法。因解放后一直未找到《新湖南》周刊的原刊，一时对上述各种说法的正误尚难于判断。不过，我认为当时报刊的介绍，恐怕要比几十年后的回忆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貌。《新湖南》周刊主要在湖南发行，但其影响显然已波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1919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刊登的《长沙特约通信》说：“……‘湘雅医学校发行底《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同年11月8日《晨报》刊登的《湘省教育底一忧一喜》中，说《新湖南》周刊“很有实在的价值”。它的发行是湖南教育上的一线曙光。旅欧华人团体创办的《旅欧周刊》也介绍说：“……湘雅学校发行之《新湖南》，为《湘江评论》之化身，内容极为完美。”（《国内新闻·湖南之新思潮》，1920年1月24日《旅欧周刊特刊》）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和较重要的地区之一。1919年6月15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六周之后，湖南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就组织了一个名为健学会的学术团体。该会宣言：“盖自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渐入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不可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1919年6月16日湖南《大公报》）毛泽东对健学会的活动曾多方推动和尽力赞助，使之在传播新思潮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健学会成员的思想状况较为复杂，其中虽有徐特立、何叔衡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但也混进了主张“防止过激主义”的不良分子。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该会成立之后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情况真正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在湖南，较早和较正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情况的团体，是俄罗斯研究会。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于何时？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成立于1920年8月（如《湖南省志》第一卷第410页），一说成立于同年9月（如《“五四”运动在湖南》第62页）。

事实上，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是1920年8月21日下午3时召开的，会场设在长沙县知事会署，与会者20余人。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列宁领导下的劳农政府对华新政策，批驳了布尔什维克“均产共妻”等谣言，并推举彭璜、毛泽东、包道平、何叔衡四人为筹备员，规定了该会三项会务：

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杂志；

二、遇有机遇及必要时，得派员赴俄国从事实地调查；

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长沙发起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

1920年9月16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式召开成立会。会上推举了总务干事、书记干事、会议干事各一人。毛泽东任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同时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长沙潮宗街56号的会所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该会还决定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该会会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不少介绍俄国政治、经济方面情况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了“人人享权利，个个尽义务”和“贵则皆贵，富则皆富”的“黄金时代”。毛泽东还将《共产党》月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上的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推荐到湖南《大公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任弼时，也在这一时期经毛泽东的慎重介绍，第一批去苏俄留学。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一篇佚文

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1卷2期上，有一篇毛泽东的早期论文——《学生之工作》。文章前言写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7年（按：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今抄出计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诲。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游”，是在1918年8月间，目的是帮助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送别第一批留法的友人后回到长沙。他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显然草成于同年4月至11月之间，而《学生之工作》一文，则是该计划书中的一章。

毛泽东当时认为：“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创建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毛泽东设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毛泽东当时设计的新社会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读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在学校中，学生用六分之二的时间睡眠，六分之一的时间游息，六分之二的时间读书，六分之一的时间工作。读书实行自习、教授相结合，自学与听课的时间各占一半。工作内容包括种园、种田、种树、畜牧、种桑、养鸡、养鱼……目的是使教学与生产、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学生把学校当做家庭。在合并个人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成立工读同志会，会下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离校，可取走个人应得财产之一部分，而仍留存其余的部分，以便使学生与学校保持长久的联系。《学生之工作》一文，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五四时期宏大的抱负、除旧布新的精神和对新社会的热切憧憬。他关于学生宜加强自学，教学应联系社会实际，联系生产劳动等思想，冲决了旧教育思想的网罗，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思想光辉。但是，毛泽东在1919年12月第二次“北京之游”以前，还没有在理论上及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跟当时其他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在政治上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但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杂质。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日本的“新村运动”，美国的“工读主义”，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当时的思想中既有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有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学生之工作》一文表现了毛泽东青年时期探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进取精神，也更为具体地反映出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发展历程。

第十章　1964年毛泽东“三线”构想背景：刘邓要改善民生

核心提示：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毛泽东“三线”构想的深层原因

所谓“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按今天的区域来划分，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国国防实力增强、生产力布局改善做出突出贡献。

毛泽东为何决意搞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决策时是否有过分歧？三线建设实施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以及取得了如何重大的成就，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尽管他无法确认，到底是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选择“有备无患”，他的逻辑是：“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但希望不打。

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行。然而，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是否已经组织了专案小组，开始了工作没有。

美国于8月上旬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三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六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据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在1964年5月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广义而言，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讲话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加快三线建设步伐。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抓得很紧，又很慎重，先确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以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领导。1965年，周总理陪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到武汉途中，要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船上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周总理作了许多指示，其中特别讲到，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使农业增加生产。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比如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就是当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加上一百多名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遍历攀枝花、乐山、西昌等18个厂址实地考察，详细分析、比较各个厂址的优缺点。最后选择了攀枝花、西昌和乐山三个厂址。又把三个厂址作了比较，根据科学院负责地震工作一同志介绍，西昌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十级地震。安宁河水库渗水，用邛海水有与农业争水的矛盾。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攀枝花和乐山两地。当时，有的同志竭力主张在乐山建厂，理由是那里人多，土地平坦，接近工业城市。程子华等同志则主张在攀枝花建厂。正好这时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和乐山两地调查，他们听取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汇报，回京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和听到的各方意见加以详细研究。1965年2月，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这才最后决定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在攀枝花建厂的好处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紧挨林区，便于木材供应；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把工厂摆在高山脚下的坡地上，不占良田，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

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心。

然而，攀枝花地处川西南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都不容易。先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车到会理，停一天之后，又从会理坐汽车到金沙江的拉鲊、鱼鲊过渡。金沙江的两岸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经过云南省的仁和镇，到金沙江边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脚下的江边下船，爬十几里山坡，才到攀枝花村。在这里了解了攀枝花矿山情况后，往西走上十几里山路到弄弄坪，进行调查研究。回来时是乘船过金沙江，经渡口到仁和镇。金沙江水流湍急，漩涡很多，船一旦卷进漩涡就很危险。早先到攀枝花时，一位工程师就因坐船遇到漩涡而牺牲。

三线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们，各部的计划局长、基建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及其他有关局长到攀枝花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用三天时间察看了各厂矿的场址、铁路支线和公路网的线路，用两天时间分别作自己的建设计划，再用三天时间开会，做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各部门很快做出了初步设计。攀枝花周围都是荒凉、贫穷山沟，村庄既小又稀少，文盲很多，而且每个村里都有麻风病人。据当地人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再吃了这种鸡下的蛋，就会传染上麻风病。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恐惧起来，害怕在这里工作。卫生部很快派来一位局长，告诉大家：解放前，麻风病是无法医治的，为避免传染，往往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关在房内用火烧死。解放后，我国对麻风病已能医治，除病情十分严重的不能治好外，一般都能治愈。现在麻风病院的负责人，多是治好的麻风病人，病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养鸡、吃鸡蛋，没有人传染上麻风病。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全国除少数几个省外，大多数省都有这种病。这样，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惧心理，安下心来工作。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现在这些厂转为军民结合，正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第十一章　毛泽东的成功刺激金日成出兵试图统一朝鲜半岛

核心提示：当毛泽东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毛泽东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毛泽东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

5个月前，大概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人民军的6个师秘密开赴韩国边境，与此前驻扎在那里的几支队伍会合。他们一起进行了强化训练，还实行无线电静默。与此同时，大批工兵也被暗中遣送至此，设法加固通往南方主要干道上那些简易桥梁，以便重达32吨的苏制T-34坦克能够顺利通过。二战末期，这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人自己切断了贯通南北的铁路线，然而此时，他们却不顾一切地要修复这些铁路设施。24日夜，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朝鲜人民军的约9万名士兵（至少7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旅）突然穿过北纬38度一路南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进攻，利用公路干线与铁路加速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异常敏捷。被围的韩国军队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一位苏联顾问对这次进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行动甚至比苏联军队还快。

1945年，当金日成被苏联安置在平壤时，这位朝鲜领导人就对挥师南下统一朝鲜念念不忘。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一再恳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准予他采取行动。1949年末，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自己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

当毛泽东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毛泽东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毛泽东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没有苏联的准许，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统治半壁江山的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于是，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斯大林施压。他所兜售的想法十分简单，听起来也似乎轻而易举：一场共产主义攻势就能让南方唾手可得。在金日成看来，只要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装甲攻击，南朝人民就会立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能胜利结束。

过去，斯大林对于金日成的反复恳求一直反应谨慎。美国人没有离开南方，虽然他们的权力仅限于顾问，但是斯大林仍然处处提防，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然而，金日成根本就没有把美国人扶植的李承晚政权放在眼里，并且对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深信不疑，因此，他一直对斯大林不依不饶。这样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往往是极其危险的。在金日成看来，只要苏联人不再阻拦，同意他挥师南下，那么假以时日他就能所向披靡。同样，李承晚也认为，只要美国人不再令人生厌地对他指手划脚，攻克北方简直易如反掌。

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对峙局面，斯大林并无感到不快。在他看来，双方的对峙程度不算太严重，但足以使双方擦枪走火。斯大林有时会鼓励金日成继续打击李承晚政权。“现在进展如何，金日成同志？”1949年春，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金日成解释说，那些南方人让事情变得十分棘手，边界地区冲突不断。斯大林问他：“你在说什么？难道武器还不够用吗？你必须和南方人直接对打。”他想了想，然后又说：“打击他们，打击他们。”

但是，允许朝鲜进行“侵略”却又另当别论。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急于公开制造事端。随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其中包括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篇演说。艾奇逊似乎是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而莫斯科则把他的演说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可能不会轻易介入。这篇演说是对那一时代最坚强的外交人物的重大误解，因为它严重影响共产主义势力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后，艾奇逊一直试图解释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最后反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数年以后，他的老朋友艾弗利尔·哈里曼说：“恐怕这一次迪安搞砸了。”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准许，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边加紧厉兵秣马，一边三番五次赶赴莫斯科进行游说。在这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想要看看如果允许金日成南下，自己能够有多少胜算。最后，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插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毛泽东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但是日本仍是该地区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毛泽东允诺，如果日本妄图介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一定会向朝鲜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对斯大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忠实的盟友蒋介石，如果中国大陆全线告急，他们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战争能在中国农民当中一呼百应，并且最终取得成功，那么韩国的农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呢？难道他不是有先例可循吗？于是，金日成的计划逐渐赢得了莫斯科方面的支持。1949年末，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合作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中，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以及薛理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他们写道，金日成的这次游说活动表明，“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国内战争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刺激了金日成的野心。他认为现在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1950年1月，在为朝鲜驻华大使举行的饯行午宴上，金日成再次对苏联大使馆几位高级官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金日成说：“中国已经解放了，现在是解放韩国人民的时候了。”他又说，为了解决统一问题，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接着，金日成把特伦蒂·什特科夫上将这位实际上在朝鲜的苏联统治者拉到一旁，请他安排自己与斯大林再次见面，然后再与毛泽东会面。1950年1月30日，也就是艾奇逊发表演说的18天以后，斯大林拍电报请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你。”当什特科夫将这一消息告知金日成时，后者表示十分愉快。

1950年4月，为了打消斯大林的最后一丝顾虑，金日成在白汉勇的陪同下访问莫斯科。这位南方的共产党领袖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会在北方发出信号的第一时间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然而南方人民并没有真的揭竿而起，白汉勇也为了自己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4月10日到25日这15天当中，金日成和白汉勇一共与斯大林见了3次面。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稳操胜券，因为在他身旁的人总是说，他有多么受人爱戴，而李承晚有多么令人憎恨，南方人民早就对他的到来望眼欲穿了，与李承晚听到的逢迎之词恰恰相反。这两者当权都已经有五年之久，而无论南方人对于李氏政权如何怨声载道，对平壤的高压政策他们同样也闻之色变。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金日成可想不到南方人是这么想的，也不认为自己的政权有压迫性。他始终坚信，在北方崛起的新朝鲜乃是一个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民主国家。

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冒着与苏联和中国开战的危险对朝鲜进行干涉。至于毛泽东，这位中国领导人历来都对朝鲜半岛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而且愿意派兵去援。不过，金日成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不需要中国军队的任何帮助。当时，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虽然自己与他的立场一致，但是不会提供过多的援助，因为自己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还有更多重要的考虑。因此，假如美国真的介入，金日成没法指望苏联派兵增援。“如果到时候你打不过美国，我不会出手相救。你还是得让毛泽东助你一臂之力。”金日成的任务，斯大林说，就是向那位对“东方之事知之甚深”的毛泽东寻求更为可靠的援助。

这是斯大林的典型作派。他既不出言反对，也不提供援助，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眼下立足未稳、但是却对他感恩戴德的新生共产主义政权。毛泽东一直想要一统江山，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遭到美国横加阻拦，如果他想要收回国民党的最后阵地，就不得不仰仗苏联的力量。因此，斯大林很清楚自己能够对毛泽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开始与苏联方面密切磋商，请求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与海上力量。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在北京秘密会见了毛泽东。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惊讶的是，金日成出言鲁莽，甚至让人觉得他有勇无谋。第二天，毛泽东收到斯大林来电，电文中确认苏联对金日成的进攻只能给予十分有限的支持。于是毛泽东承诺要向金日成提供援助，并且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向中朝边境派兵，以防美国介入。金日成对此一口回绝。后来，毛泽东对自己的俄语翻译师说，金日成的回答“十分傲慢”。中国人对金日成以及他的做派极其恼火。他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危难中的小国的代表向一个刚刚在国内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大国统治者求援，而中国会慷慨大度地施以援手。中国人认为，金日成表现得毫无敬意，好像他来北京只是为了兑现自己对斯大林的承诺而已。显然，在金日成看来，朝鲜的统一大业无需中国人染指。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事不出一个月内就会结束，即使美国想要出兵，届时恐怕也为时已晚。但是，毛泽东向他暗示，既然美国一手扶植了李承晚政权，日本又是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那就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金日成对这一暗示无动于衷。至于援助问题，苏联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他这话倒是不假，苏联的重型武器已经通过补给通道陆续运抵平壤。（在战争开始之前，人民军的装备不仅远胜于韩军，而且也大大超过了仍在使用从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的中国军队。）

正如沈志华所言，毛泽东向金日成暗示，要想“速战速决”，人民军应当绕过城市，不要让部队陷入城市战中，而要打击李承晚军队的军事要地。速度是关键。毛泽东预言般地向他承诺，美国要是参战的话，中国一定会出兵相援。这次会见结束以后，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与毛泽东对自己即将发动的这次进攻意见一致。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毛泽东并不高兴，因为这个年经人自负、鲁莽、军事经验不多，而且还有不容分说的态度与越俎代庖的行径。

在此之前，朝鲜一直都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苏联人也一直在刻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影响。随着战事日益临近，金日成身边的高级顾问——那些苏联的将军们逐渐接管了策划战争的大权。他们认为金日成此前制定的进攻计划并不高明，并且根据苏方的意图进行了修改。在历次高度敏感的战争计划会议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和人民军中的亲华人士都被刻意排除在外。某些重型武器也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铁路运抵朝鲜，为的就是绕开中国。显然，朝苏双方都想尽量缩小中国的作用。金日成曾经暗示，希望在6月中下旬雨季来临前的某一时间发动攻击。最后，斯大林同意把时间定在6月末。苏联最后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军火已于6月初运达。距离朝鲜发动进攻的日期越近，苏联的指使就越明显。直到6月27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两天以后，金日成才通报中国当局。在此之前，中国只能依靠广播报道获取有关消息。当金日成终于接见中国大使时，一口咬定是韩国首先发动攻击，不过中国人清楚他在撒谎。有意思的是朝鲜“入侵”前几周三方（苏、朝、中）的态度。尽管金日成一直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这三国之间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

对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次越过国界的进犯，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行径”。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西方国家因没有及时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为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苏联和朝鲜却显得匪夷所思。他们认为，1945年美国授意作为南北朝鲜分界的那条38度纬线，根本就不是什么边境线（几个月后，当美军与联合国军越过此线向北进发时，他们的观点却一反往常）。在他们看来，朝鲜在6月25日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印度尼西亚尚未结束的、而中国业已结束的国内战争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他们代表朝鲜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一次行动而已。

实际上，早在北方发动攻击的前几周里，就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不过，在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的关于虎视眈眈的南北双方的报告中，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正反两面的消息证明某些事件即将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这些迹象很容易从情报人员的眼皮底下溜走。如果当时稍加留心，美国人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不祥之兆。一位年轻的前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驻华官员杰克·辛格劳布当时正在培训一批韩国特工去寻找一些能够证明平壤方面不再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的证据。随后，他派遣这些人越境潜伏。这些人都是新手，而且他们的训练也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因此这些特工的任务就是搜寻那些最简单的迹象：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有无疏散或者撤离当地居民的行动，因为这是战争准备正在进行的信号，而共产党当局对此会极力掩饰；其二，他们有没有对一些小型桥梁进行拓宽或者加固；其三，有没有人从事任何有可能重新开通南北铁路的活动。

辛格劳布的手下都很年轻，但是他认为有些人相当优秀。到了春末，他已经搜集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显示，朝鲜正在向边境地区派遣精锐部队，同时悄悄撤离当地平民。此外，他还得知有些桥梁正在被加固，而每到夜间，边境地区就有人加紧修复铁路。因此，辛格劳布相信，尽管有关情报铺天盖地，但边境地区源源不断的事件足以证明，这里必有大事发生。

然而，辛格劳布的工作却受到了诸多方面的束缚。作为一名曾经在战略情报局就职的现任中央情报局官员，他甚至不能公开在朝鲜半岛搜集情报，因为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情报部长威洛比都对战略情报局恨之入骨。二战期间，他们就将该局排除在自己的战区之外，现在他们又故伎重演。麦克阿瑟的宿怨部分来自于他素来为人所知中的反英情绪，以及对那些在战略情报局影响甚深、威望颇重的东方当权派的不满情绪，部分则是出于某种更为实际的考虑。如果他的情报部门能够垄断这一战区的所有消息，他就更有可能掌控该战区的决策大权。因此他和威洛比都希望，在亚洲那些他们的地盘上发生的事情，五角大楼和杜鲁门政府最好能完全依赖他们的情报，这样麦克阿瑟就不会被反面情报所掣肘。掌握情报就等于掌控决策权。

此前造访过东京的乔治·凯南对东京司令部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对麦克阿瑟的参谋，尤其是那些华而不实、极端反共、过度自信的情报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深感怀疑。某次他对一位空军高级军官说到，如果美国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那么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极为脆弱，这位军官却不以为然地认为根本没有使用地面部队的必要，因为驻冲绳的战略轰炸机足以击退任何可能来犯的敌军。然而，凯南表示难以苟同，因为他曾经目睹过中国内战，中共的军队似乎并不惧怕国民党的空中打击。随后，在1950年的5、6月间，凯南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一些同僚听到一些风声，据说共产主义世界即将有大事发生，而且很快就会有大批军队投入到战斗之中。当时，美国的各个情报部门在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东欧的卫星国，都不可能轻举妄动。凯南却认为，也许朝鲜有这种可能。然而从军中传来的消息却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袭击完全是“无中生有之事，因为韩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能力远在北方之上。”

来自辛格劳布手下情报员的报告被威洛比之流打上了“F-6”的最低等标签，就是说该特工不值得信任，其报告的可信度极低。因此，朝鲜人民军在清晨挥师南下时，韩国军队及其美国顾问团完全猝不及防。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双方就不是势均力敌。朝鲜人民军骁勇善战，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他们的武器大都是专为此次进攻而由苏联新近制造并且运抵朝鲜的。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人数上几乎是韩军的两倍，其中将近一半士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经毛泽东允许，大约有45 000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逐步调入朝鲜人民军中。这批官兵思想坚定，多数人有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并且在一场军事装备始终处于劣势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实际上，人民军是刚刚在北方扎根的威权社会的良好写照，是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队伍，为同样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政府服务。这些士兵大都出身农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极其不满。一开始，当权者把他们的怨恨归咎于生活的贫困、日本统治者的暴虐无道以及上流社会与日本人的同流合污，而眼下在他们心里，美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新的仇恨对象。如果无人刻意强调这些那倒也没什么，然而生活的残酷却无时无刻不地反复强化着这些信条。

在首尔，作为韩国政治和军事顾问的少量美国人反应迟缓，很晚才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才意识到有10万北方大军将杀过来。朝鲜的进攻始于当地时间周日凌晨4时，即华盛顿时间周六下午3时。时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约翰·穆奇欧是国务院才具非凡的官员之一，然而却是在战斗开始4个小时后才从一位助理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你可要坐稳了，”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埃弗雷特·德伦姆莱特对穆奇欧说，“共军正在全线进攻。”李承晚在清晨6时30分听到这一消息，也就是说，在其间至少有一个半小时，他没有通知美国人。穆奇欧与德伦姆莱特通话结束后，两人决定在使馆见面。在前往使馆的路上，穆奇欧碰到了合众社记者杰克·詹姆斯，詹姆斯本来打算处理一些工作然后就去野餐的。穆奇欧告诉詹姆斯，有报告说朝鲜人在全线进攻，自己正要去核实这一消息。詹姆斯一进大使馆就遇到了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位军官问詹姆斯：“你听说边境那边出事了吗？”詹姆斯回答说：“我听到的不多，你都听到了什么？”这位军官答道：“见鬼，除了第八师的地盘以外，恐怕他们早就无孔不入了。”

听到这些消息后，詹姆斯立刻来到一部电话机旁，开始疯拨电话，试图把这些只言片语拼凑起来。随后，大约在上午8点45分，一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保罗·杜普拉斯中士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回答说，朝鲜人已经越过边境。杜普拉斯说，这没什么，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詹姆斯答道：“是的，但这次他们开着坦克。”随着各方面的细节越来越多，詹姆斯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50分左右发布了第一则新闻快报。此前他一直在城里四处打探消息，等回到大使馆后，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他，现在是让华盛顿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了。詹姆斯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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