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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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谈卷试读：
第一部分 与外国首脑会谈录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的主题进行了谈话。1978年1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确定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为新时代的政策和目标。邓小平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随后，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修正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此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提高的标准，并明确要提高经济水平，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大平正芳就中国未来的规划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邓小平就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胸有成竹，他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邓小平首次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目标的定位，把本来很抽象的社会经济目标形象具体化，使这一现代化的目标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同时，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标准，将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各国进行比照，有较好的参考性，可以依照对照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共产党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针对“小康”目标的阐述，邓小平进行了形象贴切的解说，它既是“四个现代化最低目标”，又可以让人民“日子好过”，使“社会存在的问题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客观冷静地分析国情，并不盲目冒进，他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因此，他认为把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轻易实现目标并超越目标。同时，邓小平强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邓小平指出，“小康”的现代化，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可行目标，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它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邓小平这次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后，又对这个目标作过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次调研、论证、思索，进一步明确小康目标。1980年6、7月间，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察。7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地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为了实现目标，邓小平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精心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在1981年11月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对“小康”目标的描述更为明朗:“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邓小平对实现远大的目标充满信心，他认为先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随后要加快发展的步伐，他说：“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邓小平着眼于中国国情，随后于1987年，创造性地设计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具体要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中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国民生活水平由最初的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此，邓小平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1980年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进行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谈话。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在国内战争完结以后，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建国一直到1956年，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的同时，还努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基础。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然而，从1957年夏季起，国内的整风反右斗争让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甚至批评了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偏差，使得党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失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1975年，邓小平得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努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其后，中国在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各项政策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家经济水平得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实现“三步走”的宏伟目标，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最初解决温饱的基础上，首先达到小康水平，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识到，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使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为发展增加有生力量，邓小平提倡“科技兴国”。他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迅速恢复高考制度，教育领域的变革为生产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0年4～5月期间，就“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邓小平分析中国国情，认为革命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内容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而且，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已经成为最重要、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的大国，应该在国际上起到更多作用。但由于本身力量有限、经济状况落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并强调，这是主要的、压制一切的标准。中国建国三十年，农业、工业及其他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不能否认，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损失了大量人力财力，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生产力得不到有效发展和提高，速度缓慢，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点很低，必须要全国人民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珍惜时间，全力以赴大力发展社会生产。邓小平一方面充分地了解国民经济的情况，一方面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只要政策和措施得当，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逐渐提高，国家就能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然而，对于邓小平的主张，一些人存在异议，更有一些人借题发挥，宣扬“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严肃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必须贫穷。他说：“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要超越社会主义现实发展阶段搞“左”的东西，那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二是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从去年起，我们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在1980年4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将在总结建国三十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既不能脱离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另一方面就是提倡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方法。不能否认，非洲好多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而中国也因为十年浩劫，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恶果。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寻求正确有效的方法，制定出利国利民的政策。在这次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申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适合国家发展的政策，要考虑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例如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地区过去粮食能够自给，后来却不行了。当然，城市人口增加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邓小平在谈话中举例说明，“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倍增加。”邓小平认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邓小平在全面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时，也汲取了失误提供的经验教训：“后来，在1958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就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邓小平客观公正地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调整，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并指出：“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指明党的政策要集中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这一理论恢复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那是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不发展生产力，物质极为丰富从哪里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充分注意到了历史提供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作为衡量功过是非的标准。他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在他后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谈到怎样估计改革开放时，又进一步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是否有利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邓小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和制定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1982年5月6日，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的谈话）1982年5月6日，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进行了主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谈话。中国自粉碎“四人帮”之后，短短几年中，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并且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反响，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十分好奇和赞赏，利比里亚等多个国家来访中国，目的就是共同探讨、交流经济建设的经验。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的经验，是对我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深刻的总结。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面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诫，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建国初期，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曾予以中国很大帮助。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为和美国争霸，想控制、指挥中国，甚至不惜采取威胁手段，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在这一时期，美国也敌视中国。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二十几年里，中国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孤立状况。但是，中国人民硬是靠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并成功地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经济建设路线。邓小平讲道：“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并不意味着要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国家在装备、工艺、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总体来说还比较落后，而且国内资金缺乏，不能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必须正确引进国外的资金及科学技术，正确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在本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在谈到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邓小平客观地指出：“中国对第三世界尽的力量还不多，这是因为中国地方虽大，但很穷，还有许多困难。”他进一步做出阐释，建国以后，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工业方面建立了较好的基础，但仍然很落后，所以，中国仍要继续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说：“农业是基础。”邓小平在谈话中也强调要重视发展农业。为什么呢？邓小平指出，这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农业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主要部门,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先决条件和基础。“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农业满足本身需要之外，还能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时，才会有一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其他事业，才能使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当一些生产部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之后，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还是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我国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更加显著。农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才能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工业原料、劳动力和更广阔的市场，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否则，农业上不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也上不去，即使暂时上去了，最终也要下来。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邓小平系统地进行了总结之后，主张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重视发展农业。当时，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比较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薄弱，特别是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二大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是完全正确的,这对于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对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都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等特点，保证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特点，把小规模的分户经营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邓小平认为，从我国的经验来看，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实行正确的政策，推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必须把粮食生产抓得很紧很紧。针对我国人多耕地少的情况，邓小平建议重视利用山区、丘陵、草原、水面的丰富资源，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以此容纳更多劳动力，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本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只有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并鼓励农民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因地制宜，有效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因此，邓小平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重视农业发展、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发生过几次大的曲折。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外，都是由于脱离我国实际，没有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在指导方针上要求过急过高所造成的。急于求成必然会破坏积累和消费之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不但不能加快反而会延缓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根据这些客观事实，在谈话中涉及工业经济建设内容时，邓小平认为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项目。他在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量力而行，必须从国情出发。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怎样的呢？邓小平总结说：“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这样的国情决定了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必须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调整、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所以，邓小平认为：“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不会太快,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四、五,主要是打好基础。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将很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会更高些。”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重视发展农业、搞工业规模不要太大、要立足于中国国情量力而行，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几个方面，给利比里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以极好的借鉴，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回顾，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年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就“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与之进行了会谈。邓小平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演讲；1978年，邓小平得以再次主持中央工作。他不辞劳苦接待多国来宾，出访过很多国家，制定相关的对外政策和方略，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的对外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通过长期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指出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将外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上。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影响也逐渐扩大，对外关系突破了基本孤立的局面，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让邓小平在面对联合国秘书长时，不卑不亢地说出了以下的话：“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这里的坚持原则，主要就是独立自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8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旧交替，时局动荡不安，冷战依旧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威胁着世界和平和稳定，各国因民族、宗教和领土等因素，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邓小平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此外，他还一再强调，这样的政策是基于中国发展的需要，因此是“不会变，变不了”的一项长期政策。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受害者既不是美国、苏联，也不是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一些发达国家。受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所以，关乎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邓小平认为，中国并不悲观，但能清醒地看到战争的危险性，虽然霸权主义还想继续横行下去，但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困落后，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得到提升，而中国的力量和作用都还有限，会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但不会当头头。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最希望和平，中国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要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中国在新的起点上，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内，争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邓小平也声明，维护世界和平并非一厢情愿的事。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也不会害怕，无非将目标拖延几年，打完仗接着搞建设。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他还多次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能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不安宁。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是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邓小平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以及对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客观分析之后，制定出既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外交政策。应该说，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目标，外交政策应该立足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因此成为各国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归宿。因此，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同样，中国制定外交政策也必须立足于本国利益。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在重申中国上述外交政策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邓小平强调：“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在东欧剧变时，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朋友要交,但要心中有数。别国的社会制度我们管不了,但无论这些国家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与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正是在这种“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与国外政党建立和发展了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1989年， 国际风云突变，少数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压，邓小平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全面分析后指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抓紧时间，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在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现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进行了主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谈话。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局部地区依然动荡不安，但战争的格局已经向和平发展的趋势转变，中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顺应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实行改革开放，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成绩。1982年9月1～1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致大会开幕词。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这次与金日成的谈话，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不久之后进行的。邓小平在谈话中说：“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二十年是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接着，邓小平在谈话中，对十二大的会议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说：“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审慎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作‘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指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邓小平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同年9月19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因此，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又再次强调， 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人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全党全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产生重大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邓小平在谈话中总结这场讨论：“我出来工作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有人抵制这个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也是思想路线的分歧。我从朝鲜回来后，在东北三省沿路讲这个问题，一下子传到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当时，邓小平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好破和立。破，就是要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恢复与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整顿领导班子和领导作风，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水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对于中国为什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在谈话中做出解答：“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指出，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才能战胜资本主义。他说：“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邓小平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断，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随后，邓小平在多次的谈话中，都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其后的几年间，中国在正确的政策方针的指引下，加强经济建设，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1990年3月，邓小平在提醒全党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时指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他还从国际斗争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发展的必要性，他阐述了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现在，周边一些围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第二，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再三告诫全党“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多次提到，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就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上的，这样才能做到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并一再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邓小平对面临的机遇作了透彻的分析：“一方面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世界向多极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我国可以‘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而且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国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国有利的条件存在着。另一方面是国内形势更为有利，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又是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完全能够加快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谈话内容对我国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国家日新月异，稳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之路。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1988年9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会见了胡萨克，并把这次会晤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之间的见面”。当天上午，胡萨克刚刚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便迅速健步向前，同胡萨克热烈拥抱，互相问候起来。兴致高昂的邓小平同随行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后，又同胡萨克一起笑容满面站在一大群摄影记者前拍照。后来，两位领导人愉快见面的镜头也广为流传。在他们坐定后，两位老一代革命家像拉家常似的越谈越高兴。当看到邓小平掏出烟卷时，胡萨克马上拿出打火机给邓小平点烟。他对邓小平说：“我知道您的名字至少已经有50年了。”给邓小平点烟是为了向他“表示敬佩”。胡萨克在会见中表示，我们为共产主义都已奋斗了50多年，其中有好的经历，也有不好的经历。这时候，邓小平马上插话说：“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胡萨克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他说：“对，这样才能保持永远乐观。”中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建交后，两国政府来往密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捷两国关系发展迅速。身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胡萨克1933年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于1944年组织领导了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民族起义运动。1950年，担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胡萨克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解除党内外职务。第二年在被捕后被开除出党。随后，更是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60年5月，才大赦获释。1963年12月，他恢复名誉和党籍后便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等多个职位。他的政治生涯跟邓小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经历过大落大起。两人可以说是惺惺相惜。邓小平在会见中坦率地告诉胡萨克他自己“三下三上”的经历。邓小平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邓小平表示：“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粉碎，一些重大历史性课题却并没有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得以回避。如何去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这个方面一直是积极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但他同时也多次表态要始终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党的历史。197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就此拉开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序幕。1977年4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次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在这次会谈中特别就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和意见。邓小平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在同胡萨克的谈话中，邓小平特别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事实上，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说：“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在邓小平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都是我们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制定的。胡萨克称赞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工作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一点有信心，也感到愉快。”在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时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要为其写传，但都被邓小平婉拒了。邓小平向胡萨克表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这位共产党的老人面对同为“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的胡萨克，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在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午宴招待上同胡萨克交流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邓小平指出：“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好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进步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加显著，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在国际社会也日趋激烈。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他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胡萨克对此表示赞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的谈话）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武装冲突，双方撤回了大使后，34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12月21日上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拉吉夫·甘地。在1962年中印关系趋于冷淡前，1954年拉吉夫·甘地的母亲曾经陪同他的外祖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到中国访问。拉吉夫·甘地的家族在印度政治地位显赫。包括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被后人成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在内，连续三代都曾经担任过印度总理。中印两国是重要的邻国，有着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共同历史遭遇，新中国成立后，印度迅速在1950年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两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邓小平在此次会见拉吉夫·甘地时也提到：“那时候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间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对此，拉吉夫·甘地表示同意说，希望两国关系能恢复到以前那样。拉吉夫·甘地此次访华，印度国内高度关注。他从印度起程来华的前一个月，当时的执政党印度国大党对拉吉夫·甘地的访华寄予了厚望，包括“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之外，开始一个两国关系恢复元气的富有活力的进程”和“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因为防止边境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对两国都有好处”。此外，印度其他各政党也表示支持拉吉夫·甘地改善对华关系的外交行动。邓小平在会见中回忆说：“我1978年访问尼泊尔时，曾见到了你们的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了一些接触。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的，是你这次来访，所以要谢谢你。”英迪拉·甘地领导印度期间的政治方针相当硬朗、立场坚定，但她并没有在对华关系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若不是其弟弟山齐·甘地在一次空难中丧身，这位原本想成为一名飞行员的印度小伙也不会勉强进入政坛，而恰恰是这个“误打误撞”的“毛头小伙”却与时俱进地让中印两国关系得以“破冰”。毕竟此前的印度总理都是些老人，拉吉夫·甘地的出现给这个职位带来了一股年轻的力量。1984年，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英迪拉·甘地在任期间被刺杀，当时中国政府派特使姚依林副总理赴印参加葬礼，并会见了包括拉吉夫·甘地总理在内的多位印度政要，当时姚依林传达的政治信息是，中印两国并不存在相互威胁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中国对改善两国关系既表达了诚意，也有信心。印度方面也表达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大难题，也使得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不过，在姚依林副总理传达了中国对印度的友好态度后，印度方面却在1986年和1987年连续两年出现了对华的强硬政策。先是印度议会通过了一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法案，给渐有改善的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而后，两国边境地区的局势也出现了不太平静的情况。但拉吉夫·甘地却表现出积极的对华态度。1987年6月，印度外长蒂瓦里顺道访华时转达了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而后，中印两国高级官员频繁接触，印度政府方面表现出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里程碑的事件自然就是此次拉吉夫·甘地的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见时，拉吉夫·甘地表示：“印中之间多年的分歧并没有减少我们之间的共同纽带，我们两国曾进行了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现在又正在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邓小平对此回应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邓小平说，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邓小平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邓小平表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对于中印两国未来的发展，邓小平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拉吉夫·甘地说，“现在世界上的紧张局势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存有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国际政治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在的经济秩序是附属关系，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秩序，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领域里，我们也可以共同努力。”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谈到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时，邓小平认为这些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应该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他认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邓小平坦诚地表示：“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