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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28 15: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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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永翔,吕咏梅编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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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散文

先秦两汉散文试读: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传承中华文化,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汲取古圣先贤的不朽智慧,激活民族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华经典诗文之美”系列丛书,以期通过出版工程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推陈出新。

丛书由著名学者、语文教育家徐中玉先生领衔主编,共13册,包括《诗经与楚辞》(陶型传编著),《先秦两汉散文》(刘永翔、吕咏梅编著),《汉魏六朝诗文赋》(程怡编著),《唐宋诗》(徐中玉编著),《唐宋词》(高建中编著),《唐宋散文》(侯毓信编著),《元散曲》(谭帆、邵明珍编著),《元明清诗文》(朱惠国编著),《近代诗文》(黄明、黄珅编著),《古代短篇小说》(陈大康编著),《笔记小品》(胡晓明、张炼红编著),《诗文评品》(陈引驰、韩可胜编著)和《神话与故事》(陈勤建、常峻、黄景春编著)。所选篇目兼顾经典性与人文性,注重时代性与现实性,综合思想性与艺术性,引

导读

者从原典入手,使其在立身处世、修身养性、伦理亲情、民生疾苦、治国安邦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所思考和获益。

丛书设置“作者介绍”、“注释”、“说明”、“集评”栏目。“作者介绍”简要介绍作者生平及其著述,并大致勾勒其人生轨迹。“注释”解析疑难,解释重难点字词及部分读音,同时择要阐明历史典故、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知识背景,力求精当、准确、规范、晓畅。“说明”点明写作背景,阐释文章主题,赏析文章审美特色。“集评”一栏列选历代名家评点,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和鉴赏。

丛书选录篇目出处,或于末尾注明所依底本,或于前言中由编选者作统一说明。选文所依底本均为慎重比照各版本后择优确定。原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予以保留,不作改动;异体字在转换为简体字时,则依照现行国家标准予以调整。

丛书所选篇目的编次依据,或以文体之别,或以题材之异,或依作者朝代生平之先后,或依成书先后。成书年代或作者生平有异议者,则暂取一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至今,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艰苦拼搏的成果;中华文明未来的繁荣兴盛,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担当。“中华经典诗文之美”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引导读者在对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传世诗文的百读不厌、常读常新中,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培养起守护、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世之心,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凝聚起全民的文化力量,和这个时代一同前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导读

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向以诗文为大宗,诗海文澜,蔚为大观,其本其源,都可上溯至先秦两汉。但与江河之润泽大地不能以“源”而只能以“流”和“委”不同,这个时代的作品对千百年后的作家的影响,在许多时候往往是直接的;因为,当人们发现中、下游之水渐趋污浊之时,会“溯洄从之”,到那滥觞之地惊喜地一掬清泉。

以散文而论,面对风靡唐代的六朝文体,起而力挽狂澜的韩愈,揭橥的便是“三代两汉之文”。当台阁体使明代文风趋于萎弱之际,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高呼的也是“文必秦汉”的口号。即以与之针锋相对的“唐宋派”而论,对先秦两汉之文也不废揣摩,如唐顺之的《文编》,并不自限唐宋,而是远溯周秦。归有光则更醉心于龙门之笔,对《史记》丹铅点勘,手批本竟不下数十种之多。当然,复古派与唐宋派两者的欣赏眼光与取舍标准大相径庭,然而却都认为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自己的作文。我们也正是看到了有裨于作文这一点才编选了这本先秦两汉散文的。自胡适之、陈独秀辈登高一呼以来,我们现在正处于白话文方兴未艾的时代。即使是清末民初文言文所用的词汇、语法,也已经大多过时,更别提唐宋、先秦两汉了。故而我们说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作文,并不是想步明代前后七子的后尘,拾其余唾,提倡写聱牙戟口的古文;我们只是像明代的唐宋派那样,觉得先秦两汉之文叙事记言、状物抒情及谋篇布局的可取可法。那些感人的内容,富有教益的说理和那些出于自然的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并不随着语言的变迁而化为已陈刍狗,在我们当今的白话文中,甚至千百年后与之面目全非的语言中,也依然有其颠扑不破、可取可法之处。所以,我们标举先秦两汉之文,实与前后七子貌同心异,而与唐宋派异代同心。

下面,我们想就本书所选的内容结合自己的体会略加评说,当然是从宏观的角度,因为,微观的分析读者可以从各篇的“注释”、“说明”和“集评”中找到。为了克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之失,我们需要的是望远镜式的观察。

本书所收的最早的文字是选自《

尚书

》的《

无逸

》。《尚书》与《春秋》一样,同为古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便是上古记言之作。由于时代最古,汉人已觉难读。故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需要将采自《尚书》的材料译成当时的通行之语。唐代的韩愈也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实,《尚书》在记录的当时很可能是妇孺能解的口语,世易时迁,就成了老师宿儒也难全解的文献了。《尚书》文字大多古奥质直,文学性不足,《无逸》可称是最具文采的一篇了。由于是周代文献,“周人尚文”,其篇章结构犹有可取。《尚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世影响极微,汉代只有诸侯王的封策尚仿其体。此外,还有西魏的苏绰,欲矫六朝文体之弊,曾模仿《尚书》的词汇和句法作《大诰》,并依靠政治力量推行过这种文体,矫枉过正,不合时宜,未几即告失败。《

左传

》是记事之文,其叙事写人之善,千百年来几乎赢得一致的称赞。左氏尤擅长于叙战,所写的大小诸战役各具特色,令人赞叹。但其叙述的绘声绘色,几如亲见亲闻,亦每令人产生“《春秋》三传,左氏浮夸”之感。其甚者如“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谁闻之欤?”钱钟书先生解释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片言解惑,已得骊珠。

同样传说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也有类似的情况。柳宗元指摘《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但就文论文,他又提倡“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可见不管是记言还是记事,“趣”之一字所关至巨,无“趣”则文字板滞沉闷,不能灵动;无“趣”则读者欠伸思睡,难以终卷。两千余年前的史家早已窥破这一奥秘,并将它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这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是不能一味追求趣味而牺牲了真实。《左传》与《国语》充其量只是某些细节的夸张失实罢了,《战国策》则连所载的大事也未必可靠。如苏秦、张仪这两个著名的辩士原不同时,而《国策》则将两人写成一主合纵、一主连横,针锋相对的并世之雄。其他许多内容也纯属虚构,只是秦汉之际无名策士的“小说”创作罢了。以文而论,却雄隽沉快,大多抓住“利害”两字滔滔滚滚说下去,其铺张扬厉之处真好比读一篇篇无韵之赋。后世苏洵、苏轼之文颇得力于此。但纵横家们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信念的政客,奔走游说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自己所服务国家的利益罢了,但他们却能将任何一种图存或强国的方案讲得法法圆成、头头是道。这一点也许会使有志于参加辩论与作文比赛的青年学子产生兴趣。

至于那些抱有坚定信念和独创学说的诸子百家,本书当然要给他们的文字留下较多的篇幅。昭明太子认为:“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此《文选》不登诸子一字。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竟也不思干蛊,反效其尤。我们则认为,诸子不但自成一家之学,也自成一家之文,不能不加选录。

老子是道家之祖,其书多由三、四言韵语组成,极便记诵,透露出原先定是口耳相传之学。全书多作简捷的判断,不为繁复的论证。以智者静观之得,成精金百炼之言。读之可悟造语简练之法。《孙子兵法》的写法,亦颇相似。宋代苏洵的《心术》、《春秋论》等文颇能神似。《论语》、《孟子》,因旧时独尊儒术,归入四部的经类。然而以现代的观点看来,儒家不过是诸子中的一子罢了,所以在本书中不予单列,而与诸子归于一处。但正因为是经书,家弦户诵,因而对后人文字的影响实较诸子为巨。《论语》杂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对话体,大多篇幅短小,“辞达而已矣”,虽经孔门弟子润色,但并不刻意为文。我们选取了文字稍详、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性格的段落。此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人的影响主要是语辞和句式,从文体上加以模仿的有扬雄的《法言》和王通的《中说》,优孟衣冠,难免画虎类狗之讥,尽管二人在学术上皆有所自得。《孟子》虽然也是对话体,但其中的一些段落已可看成是首尾完整的论说文了。孟子在书中倡仁义,距杨、墨,常作滔滔雄辩。但这不是纵横家的雄辩,而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雄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言析义至精,用法至密,可窥其有意为文处。后世文家,受其沾溉最多,词汇、句式、篇法,猎取殆尽。文言文的定型,《孟子》之功为大,故虽为先秦之文,现在读来仍觉文从字顺。《庄子》之文“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喜用一串寓言组合成篇,但各个寓言之间并无关联之语、过渡之段,爱之者或以为“潜气内转”,或以为“得断续之妙”。然而后世文人即使在思想上受庄子之学的影响,在为文的结构上也绝不会邯郸学步。由此也可见庄文的“潜气”实未尝“内转”、庄文的“断续”实未必为妙,不然决不会没有祖构之作。庄子的笔法在秦汉便已过时,但庄子的想像力和思想则永远让人觉得可惊可喜。《墨子》之文质朴无华,刘勰称之为“意显而语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个著名的《买椟还珠》寓言,就是墨者田鸠为墨子的不文辩护而讲述的。不过在我们看来,文章为了感人,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文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移用来论文,还是不错的。《墨子》之文,值得学习的是其理想主义的精神和较强的逻辑性。不过,纯逻辑之文,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翻来覆去,玩弄的只是一些概念游戏,虽对逻辑学有所贡献,但读之只觉苛察缴绕,味同嚼蜡,在这里我们也就不予登录了。

诸子中既讲逻辑又重文采的可推荀子,其文骈语极多,但可惜变化不大,有千篇一律之概,在本书中我们只选其《劝学》一篇。尝鼎一脔,味可全知,当然这只是就文学性而言的,并不将荀子的学术包括在内。

荀子的弟子韩非在文字上可谓青出于蓝,其逻辑性之强好似老吏断狱,其文采之富也决不逊于他所反对的文学之士。难怪秦王政读了他的著作,恨不与之同游。由此也可见田鸠“以文害用”之说是不确的。但我们在欣赏韩非其文之余,对其提倡统一舆论的观点却不免反感。世称韩非是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为一的法家集大成者,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我们读《韩非子》,觉得他将商鞅的“刻薄寡恩”也集到他的“性格组合”中去了。当今之人受民主熏陶已久,懂得如何“食马留肝”,所以,读韩非之文,其笔法对我们显然有益,其思想想必对我们也难以为害。

然而在秦时“六王毕,四海一”的时代,韩非的学术却为害至巨,它化为政令在全国得到推行,于是,焚书坑儒,舆论一律,晚周文学的百花齐放被摧残殆尽,自此万马齐喑,进入了中国文学的严冬。据史载,其时的文学作品仅有歌功颂德的秦刻石、始皇命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及杂赋数篇而已,后二者皆已灰飞烟灭,至今惟秦刻石之文尚存人世,“遵命文学”而已,将暴政下战栗的神州大地粉饰成“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太平盛世。“后人不信秦刻石,为有迁史名山储”,“政暴文泽”,谎言而已。纵有人品之为“严峻浑重”,何足为取耶?

到了汉代,暴政渐除,文艺亦开始由复苏而至复兴。汉高祖以武力定乱,起初以为“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而在听到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回答后,面有惭色,即命陆贾著书以述存亡之徵。于是,惩秦之亡,反其所为,便成为汉初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汉惠帝时,又废除了秦时所定“挟书者族”之律,文学得到了适宜的气候,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最初复兴的当然是切于实用的散文。汉初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加以汉高祖本亦不文,所以陆贾能赋,但得到欣赏的只是他的《新语》。继起文、景二帝亦不好辞赋,所以能赋之士只能去投奔那些年轻的爱好辞赋的诸侯王,朝廷所用皆是散文。要到了好武更兼好文的汉武即位,辞赋家才能与善写散文的政论家分庭抗礼。辞赋不属本书收录之列,我们还是谈论汉代散文的发展吧。

汉代第一个杰出的散文家是洛阳才子贾谊,他年轻饱学,眼光敏锐,才气纵横。一篇《过秦论》,论秦王朝所犯的错误;一篇《陈政事疏》,陈当今政事之献替。无论当政论看还是当文学作品看均足不朽。贾谊之文颇可见纵横家的气势,也是那么铺张扬厉,滔滔滚滚。有人说他的《过秦论》用的是赋体,贾谊当然也是辞赋家,但他喜用赋体与其说是受辞赋影响,还不如说是为策士之文所濡染,《战国策》中许多游说之文早已是无韵的铺陈之赋了。贾谊高出策士之处是能够真正看出国家安危的要害并提出解决办法,透过“利害”之障,能够认识“仁义”的价值。刘歆说:“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在贾谊的时代的确如此。

景帝时的晁错,少时学申、商刑名,其文字受《商君书》、《孙子兵法》、《管子》诸书影响较深,剖析则擘肌分理,判断则斩钉截铁。刘熙载说:“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对晁文正当作如是观。

两汉文章,历来最推班、马。班即班固,马即司马迁。杜牧诗云:“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屈、宋指辞赋而言,班、马即指古文了。这里我们想谈谈对班、马古文的个人感受。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纪传体是史学上的一大发明;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其纪传体即沿自《史记》。抛开班、马二人思想上的不同不说,以文章而论,虽二人异代齐名,在风格上却大异其趣。韩愈提倡古文,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又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一字也不提班固,可见在他心目中,东汉之文已不足齿数了。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东汉即包括在“八代”之中。以读者的角度看来,司马迁的《史记》,笔端常带情感,“疏荡而有奇气”,正可当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品题。而班固的《汉书》,思想既遵正统,体裁又束于成格,在文学意味上自大大不及《史记》。后人之所以班、马并称,无非是因为史官修史,均遵班书成例之故。以二人的其他文字而论,司马迁的一篇《报任安书》,拔天倚地,跌荡奇伟,千载而下,虽学步者甚多,无一能近其藩篱。而班氏的文章就无此气概,注重的是典雅严整,多用骈偶,已开魏晋之体。作为思想解放的现代人,大多喜爱司马迁甚于班固。这也正是我们选马文多于班文的原因所在。

除了大家的散文外,我们还注意选录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作家的作品:刘向、刘歆父子,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为文皆缘饰经术。不管是论政也好,论学也好,行文不是引经书之文,就是取经书之意,但都能倾吐肝胆,诚恳悱恻。刘向的文章较为平实,刘歆的文章较为峻厉。采之以见经学家散文之一斑。至于辞赋家的散文,我们取司马相如与扬雄二家。司马相如以《子虚》、《上林》二赋为汉武所赏,在文学史上也以辞赋家垂名。据说他文思甚迟,所谓“相如含笔而腐毫”,但作赋之工却甚于才思敏捷的枚皋,想必是精思之故。其散文工于布局,颇有巧思。扬雄则工于模仿,辞赋及学术著作皆然,散文亦受辞赋影响,叙事喜欢原原本本,可称学人之文。兹于二人散文,各取一篇。东汉散文,我们取蔡邕为殿。到了蔡氏的时代,骈俪已经成了文章不可缺少的构件,句不双出,不能称文。蔡氏之文,籍甚当时,而后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章学诚认为“中郎学优而才短,观遗集碑版文字,不见所长”。林纾则认为“蔡中郎文,气味极长”。大约两人的歧异乃由对碑志类文字的不同标准造成的。章氏以对史传的要求来衡量碑志,则蔡氏之作全无细节,只有品题。而林氏则严于辨体,对碑志类的优劣别具量才之尺。姚鼐说:“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林纾本学桐城派为文,其审美标准实师承有自。

以上我们略谈了对本书所选先秦两汉诸家散文的看法,放言而论,无所避忌,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选文标准来。

文学之河奔流到了我们身边,虽绝不能说已抵大海,但也已“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面对眼前文学之河的壮观,我们不能像河伯那样“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事实上不仅不可能如此,那时时涌起的浊浪还不断引起我们的忧虑,使我们格外向往那上游“清且涟猗”的河水。索性到河源去吧!在那朝日映照下的昆仑之墟,皑皑的白雪正化为涓涓流水,清澈见底,甘美无比,让我们去一掬清泉吧!然后我们汲之灌之,放舟而下,再回到我们自己的时空……刘永翔尚书《尚书》,即上古之书,亦称“书经”,是一部记言的古史。其内容大多是有关政治的一些言论和史事。《尚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今文尚书是秦焚书后汉初经师所保存,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的用先秦文字所写的文本,已佚。今存《尚书》共五十八篇,分为《商书》、《周书》、《虞书》、《夏书》,其中《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东晋梅赜所献,后儒以为是伪作。今人也有不同看法。[1]无逸[2][3][4]

周公曰:“乌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5]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弗知稼穑[6]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7]!’”

周公曰:“乌乎!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龚寅畏天命,自度

[8][9][10]治民;祇惧,弗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11]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弗言[12][13][14]。其惟弗言,言乃雍。弗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15]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弗义惟王,旧[16]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敢侮鳏[17]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18]逸,弗闻小人之劳,惟湛乐是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19]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20]

周公曰:“乌乎!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21][22]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23]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弗敢盘于游、田,[24][25]以庶邦惟正之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乌乎!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26][27]田,以万民惟正之共。无皇曰:‘今日湛乐’。乃非民攸训,非[28][29]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乌乎!我闻曰:古之人,猷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30][31]民无或张为幻。此厥弗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32][33]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周公曰:“乌乎!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34][35]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则皇自敬德’。厥[36][37]愆,曰:‘朕之愆。’允若时,弗啻弗敢含怒。此厥弗听,人乃或张为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则信之。则若时,弗永念厥辟,弗[38]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39]

周公曰:“乌乎!嗣王!其监于兹!”

说明

这篇文章是周公姬旦归政成王时,对成王的告诫之词。通篇以“君子所其无逸”为主题,论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的君主才能“嘉靖邦国”;阐明君主应当品德高尚、仁厚恭谨,以“咸和万民”。文章以殷纣王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要随意变乱先王之法,不要乱杀无辜。文中虽有“天命自度”、“寅畏天命”那种天子受命于天、君临万民的思想,但作者一再强调的是“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敢欺鳏寡”的“仁”,后世孔子“仁者爱人”和孟子“保民而王”的观点于此可见其滥觞。

本文结构清晰,叙述有条不紊,风格恳切持重,是一篇较为成熟的上古散文。其中“以史为鉴”的论证方法,开后世政论文历史方法论之先河;而围绕中心高度概括史实,则开辟了后世论说文“据题抒论”的蹊径。

集评

孔颖达曰:上智不肯为非,下愚戒之无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强,多好逸豫。故周公作书以戒之,使无逸。此虽指戒成王,以为人之大法。成王以圣贤辅之,当在中人以上,其实本性亦中人耳。——《尚书正义》卷十六

吕思勉曰:此篇亦周公告戒成王之语。篇中历举殷代诸王及文王享国长短。共和以前,古史年代之可考者,以此为最可据矣。——《论学集林·经子解题》左传《左传》,即《春秋左氏传》,亦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一部记事的编年史,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这部著作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起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止二百五十年内周王朝及各诸侯国之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对后代历史著作和叙事散文都有很大影响。《左传》相传为左丘明所作,此说后世遭到怀疑。左丘明,相传为鲁国的盲史官,与孔子同时代或在其先。从《论语·公冶长》看,孔子对他很尊重。[40]

郑伯克段于鄢

[41][42]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43][44]。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45][46][47]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48][49]也,虢叔死焉。[50][51]

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52]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53][54]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55][56]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57][58][59][60]?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61][62]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63][64][65]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66][67][68]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69][70]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71][72]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73][74]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75][76]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77]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78][79][80]人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81][82][83]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84]既而悔之。[85][86]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87][88]。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89]请以遗之。”公曰:[90][91]“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

[92][93][94]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95][96][97],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98][99]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100][101][102]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103][104]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说明

本篇是《左传》的开卷之作。文章记述了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和帮助下,阴谋篡位最终失败出逃的故事。反映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骨肉残杀、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

这篇文章文思缜密,条理清晰,故事情节层层深入,叙事语言简练概括,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通过郑伯与武姜、祭仲、公子吕的对话及其行为,表现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郑庄公:老谋深算,心狠手辣,貌似宽容,实则狡诈。又通过共叔段的所作所为,勾勒出一个贪婪、愚蠢、妄自尊大,最终仓皇出逃的野心家形象。文中对武姜着墨不多,但通过她对郑伯与共叔段的不同态度,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偏心、狭隘而又昏聩的老妇人形象。文章结尾处描绘了一幅子孝母慈的行乐之图。透过这表面的融融洩洩,我们似乎看到了郑庄公嘴边虚伪的微笑以及武姜脸上的尴尬和复杂的表情。

集评

林云铭曰:通篇只写母子三人,却扯一局外之赞叹作了结。意以公本等不孝,即末后一着,亦是他人爱母施及,与公无与。所以深恶之。此言外微词也。——《古文析义·初编》卷一

俞宁世曰:通篇极形郑伯之奸,极形郑伯之忍。其奸且忍,直欲置其弟于死而后快,皆姜之爱段恶庄致之也。请立、请制、请京,姜之于段,全是热心相待。“焉辟害”、“必自毙”、“将自及”、“厚将崩”,郑伯之于段,全是冷眼相看。直至“公闻其期,曰可矣”七字,方知郑伯多少静听,皆所以养段之恶;而姜氏多少溺爱,皆所以酿段之祸也。制小而险,公便勿与;京大而夷,公即与之。名为爱弟,实则愚弟。说“将袭郑”,见段之轻举妄动;说“闻其期”,见郑伯之严防密伺。忙中插入“夫人将启之”五字,又见当日舞文周内,母弟一网打尽。说“京叛大叔”,见段之不得众也;说公“伐诸鄢”,见郑伯之不肯逸贼也。如此看来,乃知姜氏、叔段,久在郑伯掌握,欲生即生之,欲死即死之耳。叙过书法,急接“遂寘姜氏”句。杀弟、杀母,间不容发。“黄泉”一誓,恩义尽绝。方把郑伯忍心害理之状写得淋漓尽致矣。然郑伯是极奸之人,既绝其母,又畏人言。“悔之”一转,是其奸谋愈深处,非良心渐露处。故考叔一言,而母子如初。左氏止赞考叔,不赞郑伯,正以诛贼子于千古耳。古人叙一则文字,必将各人神情勘透,曲曲摹写,然恒以一人为主。此文专主郑伯,而姜氏之愚、叔段之妄、祭仲等之过虑、颍考叔之化导,皆从旁衬托。非左氏,谁有此入神之笔乎?——《古文分编集评·三集》卷一

又曰:叙事、议论,相错成文,古文妙境。然亦有体:此篇“出奔”以前是叙正文,“遂寘”以下是补叙后事,则书法自应间于其中,非有意凌乱也。——《古文分编集评·三集》卷一

冯李骅曰:依经立传,本在郑庄兄弟之际,开手却从姜氏偏爱酿祸叙入,便令精神全聚于母子之间。故论事以克段于鄢为主,论文以寘母于颍为主。玩其中间结局兄弟,末后单收母子,与起呼应一片。左氏最多宾主互用笔法,细读自晓也。——《左绣》卷一

浦起龙曰:经曰“克段”,传推“怼母”,弟段只中间轻递,故知篇主在母姜也。左氏自述所闻,深著郑罪,以传补经,写一幅枭獍小照。——《古文眉诠》卷一

余诚曰:左氏体认《春秋》书法微旨,断以失教郑志。通篇尽情发明此四字。以简古透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千百载后可以洞见其心,真鬼斧神工,非寻常笔墨所能到也。其实字法、句法、承接法、衬托法、摹写法、铺叙断制法、起伏照应法,一一金针度与。固宜吕东莱谓为十分笔力、吴荪右称以文章之祖也。——《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105]

曹刿论战

[106][107][108]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109][110]“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111][112][113][114]。”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115][116]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117][118]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119]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

[120]一战。战,则请从。”[121][122][123]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124]人三鼓。刿曰:[125][126]“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

[127][128][129]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130][131]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132][133][134][135]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136][137]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说明

本篇所记为齐鲁长勺之战——两千多年前我国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弱克强的战争,生动刻画出曹刿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平民战略家形象。

本文结构完整,脉络分明,着重描写了曹刿与鲁庄公的三次对话。一次是在战前,曹刿谒见庄公,分析迎战条件,层层深入,指出只有“取信于民”,方可取得战争的胜利。另外两次是在战役之中和战役结束以后,通过庄公与曹刿对战机把握的不同及战后曹刿对自己指挥艺术的分析,充分表现了一位名将的深谋远虑、沉着果断和指挥若定。

全篇记叙的是一场战役的始末,着重于揭示取胜的主观因素,而并不渲染战旗蔽空、杀声震天的厮杀场面。叙述战事,语言简练传神。两个“未可”、“可矣”,既写出了曹刿的审慎,更突出了他的果断。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语,在后世不但成为军事家掌握士气的座右之铭,也成为政治家发动群众的心传之法。

集评

林云铭曰:齐师压境,正鲁国君臣戒严之日,若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曹刿以局外之人,忽欲插身庙算,何等唐突!且不直陈应敌急策,却闲闲发问,把庄公平日所行政事较论一番,何等迂阔!迨既入战场,死生存亡定在呼吸矣,乃应鼓而偏不鼓,应逐而偏不逐,何等乖方失宜!时庄公既不解其故,而在位诸臣亦寂无一言掣肘于其间。直待成功之后,方请解说,俱成希有仅事。细玩通篇,当分三段。以“远谋”二字作眼,总是一团慎战之意。惟知慎战,故于未战之先,必考君德;方战之时,必养士气;既胜之后,必察敌情。步步详审持重处皆成兵机妙用。所谓“远谋”者,此也。肉食辈能无汗浃!——《古文析义·初编》卷一

冯李骅曰:前段层层挑剔,后段两两对收,章法最佳。——《左绣》卷三》

浦起龙曰:显语见微,爽语见奥。政本军机皆具。孙吴不能出乎其宗。左氏所以为言兵之祖也。层节对举,章法矜练。——《古文眉诠》卷一

余诚曰:“远谋”二字,一篇眼目,却借答乡人语,闲闲点出。入后层层写曹刿远谋,正以见肉食者之未能远谋也。通体不满一百二十字,而其间具无限事势、无限情形、无限问答。急弦促节,在《左传》中另自别是一词。——《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138]

宫之奇谏假道

[139]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140]

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141][142]寇不可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143]寒’者,其虞、虢之谓也。”[144]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145]

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146]。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147][148][149]。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150]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151]况以国乎?”[152][153]

公曰:“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154]

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155][156]‘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157]‘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158][159]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160]

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161]。”[162][163]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

对曰:“克之。”

公曰:“何时?”[164][165][166]

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167]虢之旂。[168][169][170]

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171]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172][173][174]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175]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176][177]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公,[178]言易也。

说明

这篇文章通过宫之奇之谏与虞公的愎谏,揭示出小国若要生存,就必须相互团结,毋为大国所乘。

以宫之奇的谏辞而论,可谓逻辑严密、无懈可击。首先,引用谚语指出虞与虢“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警告虞君“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然后,对比了晋与虞、晋与虢的关系,清醒地指出“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最后以《周书》的三句名言为据,证明了“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论证极富说服力。但利令智昏的虞公就是听不进宫之奇的劝说,还是答应晋国假道而导致亡国被执的命运。千载而下读之,犹令人为之扼腕。宫之奇的谏辞,对于虞公来说虽是明珠暗投,但对后人来说却是无价的金玉良言。这就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这两句话何以能成为成语而千古流传的原因所在。

集评

金圣叹曰:事险,便作险语。看其段段俱是峭笔健笔,更不下一宽句宽字。古人文必照事用笔,每每如此。——《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林云铭曰:晋伐虢,必假道者,以虞为虢蔽,不可飞越而往也。虢既就灭,但问晋岂能越国鄙远,时时假道于虞,以往治其民人乎?虽至愚者,亦知虞必不免矣。“吾宗”、“享祀”二语,总为璧马所迷,以国殉货,故作此支饰之词。宫之奇语语破的,无奈不悟。所谓不仁者不可与言,岂奇之懦哉!——《古文析义·二编》卷一

俞宁世曰:“灭”者,难词也;“执”者,易词也。宫之奇三段议论,段段有几许层折,洞见情势,故变“灭”而言“执”。童谣一段,正为“虞不腊”句结案,而词极古奥,使前幅文气改一境界。战国以后文字便一味明快。——《古文分编集评·三集》卷一

冯李骅曰:开手提明复假道于虞,故文中前则曰“其可再乎”,后则曰“晋不更举矣”。首尾呼应一片。中间“吾宗”、“神据”两层,却因虞公自解自宽,就其说而驳之,其实正意已于首段说尽也。然层层驳难,于本文为绝妙波澜,于后文为绝妙埋伏。读至下半,其详写灭虢童谣时日,偏不一笔商量及虞,分明是“虢亡”“虞从”,“晋不更举”注脚。其详写执及大夫以媵秦,分明为“吾宗”二字,写出极其不堪。其详写修祀归贡,又分明为“神其吐之”还他着落。而末以“罪虞公”且“言易也”结之,前半妙文得后半实事,乃两相应,使人读之又好哭又好笑也。刻本往往删去后半,亦食蔗而遗其本矣。——《左绣》卷五

又曰:“虞不腊矣”三句,煞住上半篇,呼起下半篇,乃一篇转捩处。——《左绣》卷五

余诚曰:开首一语提清,以下先论势,次论情,再次论理。危言正论,总见晋使不可许,虞公弗听而许之;又作去后之谏,而卒亦不悟。是一时最不快意之事,却是千古最快意之文。——《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

林纾曰:此一篇是愚智之互镜。虞公开口抱一“宗”字,继此抱一“神”字。其愚处已从两语描出。宫之奇即分两项驳他。说到“宗”字,宫之奇即将“宗”字分出亲疏。虞、虢视晋,则虢近于虞,犹恐驳他不倒,又出桓、庄二族,不但同宗,且属近支。近支尚尔,何况遥遥之华冑。一步紧似一步。“将虢是灭”,是叫他从虢一边翻转看。视亲于桓、庄,又叫他从晋一边翻转看。“犹”字是纵笔,“况”字是收笔,文字精透极矣,词锋亦便利极矣。乃犹不悟,拈出“神”字,以为可据。此直是璧、马之余情,贪心不已,以为尚有后酬。“据”之为言安也。谓神安其享,即是亲己,宫之奇心悯其愚牢不可破,连举七个德字,苦苦醒他……综言德之关系于存亡无所不至,故言之重叠,不惟不见其沓,且反复辩论,亦一步紧似一步。已乃用“弗听”二字,将其忠言截住。宫之奇两用“矣”字,一断虞之亡,一决晋之得。此双锁之笔。文笔既含蓄而又完满。或谓必增下文始谓之有归结,吾意殊不谓然。试视开头一个“复”字,宫之奇口中一个“再”字,虞之国家已了此两字之中,何必再续下文邪?——《左传撷华》[179]

子鱼论战

[180][181]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

[182][183][184]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185][186]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187][188]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189]“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190][191]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192][193][194]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195][196][197][198]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199][200][201]

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202][203]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204][205]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206][207][208]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209][210][211]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212]儳可也。”

说明

这篇文章记载的是宋楚泓水之战。以写作方法而论,与前选的《曹刿论战》有相似之处。描述战事均以对战事的评论为重心,战斗过程仅寥寥几笔带过;用语也同样简洁有力、凝练传神。所不同的是两位国君对待将军建议的态度:鲁庄公虚心接受曹刿的建议,因而能以弱克强;而宋襄公则狂妄迂腐,坐失良机,以致大败而还。

文章通过宋襄公与子鱼的对话形象地刻画出君臣二人的性格特征。

宋襄公战败之后仍振振有词,继续鼓吹“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毫不痛惜过分追求政治虚名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实祸。而子鱼论战,从不阻不鼓,到不重不擒;复从不重不擒,到不阻不鼓,环环相扣,丝丝入理,词锋遒紧锐利。一句“君未知战”,引出了一段痛快淋漓的议论,从军事观点上指出了宋襄公向世人展示“仁义之师”意图的荒谬。

集评

金圣叹曰:笔快却如剪刀快相似,愈剪愈疾,愈疾愈剪。胸中无数关隔噎欬之病,读此文,便一时顿消。——《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林云铭曰:宋襄以不阻不鼓取败,《公羊》过褒,胡氏过贬,均失其实。总以继霸之初,不知度德量力,欲以假仁假义笼络诸侯,故但用正兵,不肯诈胜,是其愚处。与前此以乘车会楚被执,同一好笑。及败后受通国咎责,因引及“不重伤、不禽二毛”门面话头,虚张掩护,更觉不情。独不思敌之伤可恤、敌之老可矜,而己之师、己之股、己之门官皆可不必计乎?——《古文析义·初编》卷一

俞宁世曰:子鱼一段,快利曲折。要知此事原易辨驳。佳在起处铺叙。一曰“不可”,一曰“未可”,与曹刿论战相似,将毋莫测襄公胸中有多少甲兵?及至败后说出,如此腐烂可笑,然后受子鱼痛言,更不复置一词。人徒赏其后半篇,而不知得神在前半篇也。——《古文分编集评·三集》卷一

冯李骅曰:此是《左氏》开手第一篇驳难文字。看其层层抉摘,一转一紧,临了却作宕漾之笔,于紧处得松,尤能令意味悠然有余也。——《左绣》卷六

又曰:(子鱼之论)以反诘起,以正告结,从容有致,不作伧父面目。——《左绣》卷六

林纾曰:凡驳难文字,取其遒紧。宋公满腔迂腐,子鱼满腹牢骚。君臣对答之言,针锋极准。通篇用五“可”字。公曰“不可”,又曰“未可”。子鱼则曰“不亦可乎”,此犹作商量语。至末段用两“可也”,则直出兵谋,为教导襄公语矣。一步紧似一步。词锋之便利,令读者动色……子鱼不更与辩,但曰“君未知战”一语,已将以上腐话扫尽。——《左传撷华》[213]

晋楚城濮之战

[214][215]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216][217][218],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219][220][221]:“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222][223][224]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225][226][227]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228][229][230]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

[231][232]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233][234][235]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236][237]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238]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239][240]

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241][242][243]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244][245]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246][247]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248][249][250][251]。”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252][253]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254][255]?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256]。”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257]。[258][259]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避臣,辱也;[260][261]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262][263]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264][265][266],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267]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268]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憗次[269][270][271]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272]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273][274]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275][276][277]?”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278],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279][280]。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281]

子玉使鬬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282][283]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284][285][286]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287][288]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289]。’”[290][291]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292][293][294],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295][296][297]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298]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

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299][300]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301]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302][303]

晋师三日馆穀,及癸酉而还。

说明

晋楚城濮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32年,是春秋时期化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的战争之一。它奠定了晋文公霸业的基础。

本文描写城濮之战,以晋楚争霸为线索,不仅着眼于战争过程,还重点描写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策略和外交斗争。作者通过描写晋文公、子犯、原轸、楚子、子玉等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及各人的品德修养、性格气质,反映了指挥集团的主观能动性在作战时起的关键作用。

作者叙述战争场面简要准确,记事脉络分明,层次清晰,事件曲折动人。在战事酝酿阶段,晋用计,使齐秦“喜赂怒顽”,创造了与齐、秦联盟的条件;接着楚王避战,子玉请战;晋“私许复曹、卫”,进行离间;晋军执宛春以激怒楚国,使战事一触即发;晋军又退避三舍,以示己直而楚曲;而在两军对峙、一触即发之际,晋文公忽又心生疑虑,犹豫不决,使得情节委曲有致,波澜起伏。

文章将人物的性格言行与政治、军事、外交的斗争结合起来加以刻画。通过子玉对战争的态度,写出了他的轻率、傲慢和刚愎自用。通过晋文公在战争中的言行,又展现出一位谦恭、谨慎、虚心纳谏的新兴霸主形象。

此外,作者还揭示了春秋时统治者假借仁义的一贯做法。虽说“春秋无义战”,可是国家出兵一定要以仁义为借口,一方面“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另一方面“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国正是采用这一策略,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居于正义地位的。

集评

林云铭曰:篇中写子玉处,只是粗莽;写文公处,只是谨慎;写原轸、子犯处,只是机变。至写两国交战处,觉楚之三军,各自为部,可以惊而退,可以诱而进;而晋之三军,如一身指臂,彼此互相接应,有常山首尾之形。成败之势自见。至晋文之谲,在致楚上断,私复曹卫、执宛春二事而已。与蒙马等无涉,不可不辨。——《古文析义·二编》卷一

冯李骅曰:文章妙用,全在多作开合,此篇则开合之至奇极变者。如齐、秦未可则一开,宋人之畀则一合;楚子入申则一开,伯棼请战则一合。宛春告释又一开,曹卫告绝又一合。至子玉怒从晋师,竟可合矣,又退三舍,著实一开。使读者一闪一闪,急不得就,方才落到次于城濮。以为今而后可以径写战事矣,忽然接写晋侯听诵而疑,则又开。再写梦搏而惧,则又开。然后跌落鬬勃请战、晋侯观师,著实一合,而以叙战终焉。一路无数峰峦,层层起伏,文章巨观,其是之谓乎?——《左绣》卷七

浦起龙曰:是传也,成晋霸也,春秋大战第一也。分四大支:开局一支,以曹、卫为媒,以齐、宋助釆;正局二支,一在未战前步骤生波,一在临战时出阵整变;收局一支,尊王以正名,锡命以张伐。通篇文德军机,奇正相辅。山岳动摇之事,部州居次之文。——《古文眉诠》卷三[304]

秦晋殽之战

[305][306]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307][308][309][310]。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311][312]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

[313][314]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315][316]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317][318][319]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

[320][321]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322]“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323][324]寿,尔墓之木拱矣!”[325][326]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327][328]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329]。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330]

秦师遂东。[331][332]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333][334][335]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336][337],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338][339][340]

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341][342]“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343][344][345]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

[346]于郑。[347][348]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349][350][351],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352][353]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354]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355]

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

[356]还也。”灭滑而还。[357][358][359][360]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361][362]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363][364][365]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366][367]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368]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369][370][371][372]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373],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374]文公,晋于是始墨。[375][376]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377][378][379]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380][381][382]“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383][384][385]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386]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387][388][389]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390]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391][392]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393]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394]眚掩大德。”

说明

殽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28年,是秦晋争霸的又一场战役。秦穆公兴兵袭郑,劳师袭远,郑得到消息,早有防备,秦军只好灭滑而还,行至殽,遭到晋军的袭击,大败而归。

本篇描写战争极为出色,充分体现了《左传》叙战的一贯特色。描写战争不是着眼于生死一瞬的搏斗场面,而是将叙述重点放在战前的准备和战后的评价上,委曲详尽,不惜笔墨。

为避免平铺直叙,作者通过几个场面的刻画,从侧面来表现战争。殽之战便是由“蹇叔哭师”、“王孙满观秦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请客行猎”、“文嬴请三帅”、“秦穆公哭师谢罪”等一组场景构成,而每一个场景又皆可独立成篇。

本文另一个特色是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极为准确生动,可谓酷肖各人声口。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蹇叔的远见卓识和忠心耿耿,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和勇于改过,弦高的机智爱国,王孙满的年少有识,先轸的果断善战,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集评

金圣叹曰:读原轸语,读栾枝语,读破栾枝语,读文嬴语,读先轸怒语,读孟明谢阳处父语,读秦伯哭师语,逐段细细读,逐段如画。——《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林云铭曰:篇中以违蹇叔起,违蹇叔收,是正应法。晋凶服反用墨,秦常服反用素,是倒应法。秦伯乡师而哭,与前此蹇叔出师之哭,是遥应法。若妇人能与军事,臣子敢怒其君,囚既释而复追,将既败而犹用。其中结构穿插,皆以失奉、纵敌二句为脉络,是暗应法。细读自知。——《古文析义·二编》卷一

俞宁世曰:布景精,着色丽,辞令、议论,节节入神。——《古文分编集评·三集》卷一

又曰:秦入滑一段,应蹇叔对穆公;晋败秦一段,应蹇叔哭孟明。末以“孤违蹇叔”收,是一头两脚文字。——《古文分编集评·三集》卷一

冯李骅曰:此是一首过峡文字。……篇中上半以败秦于殽为前文结穴,下半以请帅、追帅为后文提头。末段秦伯哭师,“孤之罪也”顾上,“孤之过也”起下,“大夫何罪”又是顾上,“不以一眚”又是起下。先收上半篇文字,后收下半篇文字,章法明整之极。——《左绣》卷七

余诚曰:只“遂发命”一段是正写晋败秦师处。以下皆所以败秦之故,以下皆败秦师后文字。前从蹇叔起,后以蹇叔止,篇法秩然。至叙述诸人问答,描画诸人举动形声,无不婉然曲肖,更为写生妙手。——《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二[395]

晋郤克败齐于鞌

[396][397][398][399]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400][401]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剪灭此而朝食!”不[402][403][404]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405][406][407]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408][409]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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