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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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试读：
一 数砖：一个晚清高官的官场体会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者之一，伊里布也一直为世人所唾骂，但这位曾任两江总督的朝廷大员，其人品也未必太坏。
伊里布，字莘农，满洲镶黄旗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自幼勤敏好学，29岁中进士（嘉庆六年，1801年），这在过惯了优越生活的旗人中并不多见。科场之外，伊里布曾历任通判、知府、知州、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做到陕西、山东、云南三省巡抚，云贵总督、两江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其仕途看似稳扎稳打，一步一个台阶，但在起步阶段，却险些栽了大跟头。《啸亭续录》中说，伊里布做云南通判时（通判为知府佐官，正六品），当地苗民起义被镇压，武将们为贪功将一些无辜老百姓也抓了起来，总督伯麟命伊里布前去审讯。伊里布了解真相后，即将无辜之人全部释放。骄横的武将们得知后大为恼怒，遂跑到伯麟那里大告其状，伯麟听信一面之词，于是将伊里布召来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令总督大人没有想到的是，伊里布竟然当面顶撞：“下官职位虽低，但也深知为人做官的本分。那些无辜之人均有父母子女，岂能靠屠戮无辜来取媚朝廷？何况，下官所释均为无辜之人，如果那些人再有反叛，下官愿以项上人头作为担保，要杀要剐，唯命是从。若是以杀害无辜之人作为升官之途，就算提拔做督抚，也非下官所能为也。”伯麟听后颇为震动，待其走后连叹：“奇男子，真奇男子也！”
随着对史料的翻检，伊里布最让人感触的还不是以上“一正一反”的形象反差，而是伊里布在清人笔记《留仙外史》中与某客人谈起的一段往事。开篇，伊里布即感慨地说：“人生在世，或由福而祸，或由祸而福，皆有定数，无法预料。想当年，我坐在云南抚军衙门外西偏房的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上苦等接见，只能默数屋中的椽木方砖作为排遣——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客问其故。伊里布说：“我当时做云南通判，因被弹劾而去官，穷得没办法，想去求抚军批准拨点盘缠，外面站岗的人见我没钱通融，又是新被废的官员，不肯前去通报。我恳求再三，他们才答应，让我到西偏房等候。“我在西偏房里，看见大小官吏们排好队，随后又听站岗的人分别传令谁谁谁进去。当时看到司道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府厅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州县官员也进去了，又出来了；武将们也进去了，出来了。眼见等待接见的人越来越少，我想应该到我了，不想这时突然听见站岗的人大声道：‘抚军大人有令，今日接见诸人办理公事，时间已到，大人非常疲惫，没接见的人今天且退下，明日再来！’“我一听傻了眼，只好自己走回去。第二天，我又眼巴巴地赶来求见。然而，我往返三日，都没见上抚军大人，每次都是如此。“在这几天里，我在抚军衙门外的西偏房里，坐在一张胡床上屏息枯坐，一无所事。穷极无聊之下，我仰头默数这屋里从东到西有几根椽木，数完了椽木后又数椽上的方砖有几块，反反复复，最后数得是一清二楚，到现在都还记得。最后，我还是没见着抚军大人。云南距京师万里之遥，我当时又没有足够的盘缠，无奈之下，只好让我的妻子儿女暂留云南，我孤身一人先回京城，到时向亲友们借点钱，再想其他办法。“没想到我回到京城，亲友们听说我已被罢官，路上见了我一个个都远远地绕着道走，生怕被我看见，当时也没有一个人来问我的状况如何。所幸当时朝廷规定，旗人因公去官的，可以请求觐见皇上。一个原来的下属跟我说：‘你现在都困窘成这样子了，不如送点钱给那些值守的人，看他们会不会帮你安排觐见，指不定皇上还真就见你了，到时你的事情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我当时心想，反正已是山穷水尽，干脆就孤注一掷吧。于是我狠狠心，把我当时剩余的一点钱全拿出来送给值守的人，这才得以具文上奏。也算我的运气好，当时皇上正好挂念云南之事，见我从云南归来，便特意召见了我，询问那边的情况。“我得此机会，把云南的情况还有我自己的情况都如实汇报，皇上听后，觉得我说得不错，便命我官复原职，仍回云南办事。亲友们听说我复官了，陆续有人向我庆贺。正要出京赴任时，皇上又越级提拔我为知府。消息一出，向我庆贺的人多得不得了，有建言献策的，有馈赠物品的，还有送钱的，一个个还生怕我不收。“出了京城后，朝廷又下令让我先做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比按察使低一级），仍旧在省城办公。我回到云南与妻子儿女重逢后，感觉恍如梦中，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到家第二天，我前去谒见抚军大人，站岗的还是那几位，但这次却大不相同，这些人见我后赶紧起身，一个个脸上堆着笑前来招呼我。进去一通报，抚军便传命：‘请！’“我进去后，抚军大人和颜悦色，极力庆贺，他见我还穿着监司的衣服，便惊讶地问：‘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皇上有令，特命你做云南按察使，你怎能还穿监司的衣服呢？’说罢，抚军大人掉头呵斥左右：‘还愣着干吗，赶紧去把大人的衣服拿来！’于是我就在抚军衙门把按察使的衣服换上了。“随后的日子里，我可谓春风得意，一路高升，不到两年，我便由按察使转为布政使，随后又升为云南巡抚。我受命巡抚的地方，正好在抚军衙门的那间西偏房，当时屋里焚香设案，正当我九拜谢恩时，忽然抬头看见西偏房屋顶的椽木方砖，历历在目，我立刻想起了当年曾在这里苦等3天、想见抚军大人一面而不可得的情景，心里不胜唏嘘。“随后我升堂办事，手下人通报说，云南大小官吏都来向我祝贺，现在屋外等待接见。于是我按次序一一接见，就跟当年我看到的一样，司道也进，司道也出；府厅也进，府厅也出；州县也进，州县也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抚今追昔，真是感到人生如梦，令人感慨万千！“接见完后，我把门外负责通报的属下们都叫进来，告诫说：‘你们都好好听着，从今以后，只要有人求见，都必须通报。接待那些求见的人，要好好对待，不要仗势欺人，不要让西偏房里再有人默坐胡床，求见不得，徒劳无助地仰头默数木椽几根、方砖几块！’”
官场炎凉，人情淡薄，伊里布的感悟故事虽说只是野史，但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无独有偶的是，清末《清代名人逸事》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乾隆朝、嘉庆朝封疆大吏勒保刚到成都府做通判时，因不讨上司喜欢，时常遭到呵责，趋炎附势的同僚们也都对他爱搭不理。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竟无人理睬，因而一直郁郁不得志，但因家里穷，不敢挂冠而去，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年，听说某人要来四川当总督了，此人正是10年前的故交，勒保因此心中窃喜，又不敢告人。总督将至，勒保先到郊外迎接，但总督没有见他，他有点失望。到了成都城外，勒保去拜见，又被挡了驾。到了总督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唯独没有接见他。由于名帖已递去，勒保不敢径自离去，天气又热，直等得汗流浃背，心中愤恨欲死。正踌躇间，忽然听到传呼：“请勒三爷！”
不称官名而称行辈，是朋友圈子内的称呼。这声称呼让勒保恍如羁囚忽闻恩赦，他立即理好衣冠，疾趋而入，却见总督不戴官帽，立于檐下，指着他笑骂：“你太无耻，这个样子来见我。”勒保下跪行礼，总督拉起他：“不要你磕狗头。”还叫随从帮他解除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带到后院乘凉饮酒去。”
总督越骂，勒保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表明总督不将他当外人，因此在后院中把酒话旧时，他简直有点飘然欲仙了。当时众官还未散去，见到他与总督这般亲密，都颇感震惊。勒保饮到三更回来，知府、知县还在衙门中等他，一回来，他们便拉着勒保的手问长问短，问总督有何指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他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他套近乎。而勒保还是当初的勒保，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
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清末外务部任职时，品级高的官员乘车到部，门吏须高声通报，而他乘的是微末之员才坐的人力车，最初门吏颇为藐视，并不通报。后来那些人知道了他的官职是参议，而且对他乘坐人力车习以为常，这才开始通报。等到他买了一辆马车，这些傲慢的门吏们立刻变得毕恭毕敬起来，每次到部，即高声通报。
颜惠庆是喝过洋墨水的人，精通洋务，本篇的主角伊里布就不同了，他在两江总督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事。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侵占定海，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革职，伊里布被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筹办进剿，在见识了这支明显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舰队后，伊里布不无直接地向道光皇帝奏报：“其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破此尤非易事，非厚集兵力，亦恐难以制胜。”但道光皇帝却以为他畏葸怯战，长了洋人的志气，灭了天朝的威风，非要他率领中世纪的水师前去与装备了大量舰炮的英国舰队开战，这种以卵击石的自取灭亡之举，着实是难为他。
在与英方的交涉中，伊里布属“主和派”无疑，当时乡民抓获了20多名英军士兵，伊里布加以善待并向道光皇帝提出以“释放俘虏作为交还定海”的建议。在谈判中，伊里布派家丁张喜以六品顶戴携带大量鸡鸭牛羊前往定海犒赏英军，英军则以洋布等物作为回赠。但双方的礼尚往来并没有达成一个满意的谈判结果，英方提出要“另行酌给一处”方肯退还定海，这让道光皇帝大为愤怒，随即他便命令伊里布“痛加攻剿，无稍示弱”；数日后，未见回报的道光帝又谕令伊里布“痛加剿洗”。
伊里布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委婉地奏称：“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道光得报后很不满意，随即下了一个有威胁的命令：“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之。倘事前不知筹度，临时坐失机宜，朕唯伊里布、裕谦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
伊里布心里清楚，收复定海势必渡海作战，而“江浙两省之兵，柔脆者多，劲勇者少，潜师进剿，非实在精锐之兵不能集事”，即使被道光帝斥责降罪，也比白白送死的好。道光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回两江总督本任，改由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进剿。
两个月后，伊里布被后任裕谦弹劾“遣家丁赴敌船事”而遭褫职，随后押赴京城讯审。回京后不久，这位已近70的老大员被发配军台，以示惩戒。
经两年的战争后，清朝的海防被证明不堪一击，道光皇帝的态度也就不再那般的强硬。1842年初，在清廷微露议和之意时，英方称谈判须请伊里布筹办，浙江巡抚刘韵珂得知后，即以伊里布为“夷所感戴”，奏请发往浙江军营效力。道光皇帝考虑再三，只好将当时罪戍边疆的伊里布召回并赏给七品顶戴，随杭州将军耆英赴浙差遣。
但是，英军此时的主攻方向已不再限于沿海而是逆长江而上。8月初，英国公使璞鼎查率领一支由80多艘战舰及4500余名士兵组成的庞大舰队连克吴淞、镇江，之后进逼两江总督的治所——江宁（即南京）。昔日平静安宁的江面，如今耸立的却是侵略者的炮口，英国舰队就停泊在仪凤门外的草鞋峡，等待着清廷谈判代表的到来。
8月中旬，耆英、伊里布来到南京并会同两江总督牛鉴与英军展开和谈，那位“六品家丁”张喜再次发挥大作用，一些谈判的细节竟然由其完成，譬如赔款数量由3000万银圆减为2100万银圆等。直到8月20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才登上英国舰队的旗舰“康华丽”号与璞鼎查直接会谈。8月29日，《南京条约》在“康华丽”号上举行签字仪式，条约共4份，其中两份由耆英、伊里布、牛鉴及璞鼎查4人分别盖印签字，另两份则交由道光皇帝及英国女王“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各执一册，以昭信义”。
为庆祝胜利，“康华丽”号这一天布置得富丽堂皇，英国水兵也统一着军礼服。签字仪式结束后，英军鸣放了21响礼炮。礼炮本无恶意，但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仍为之胆战心惊，在轰隆隆的炮声中，这些大员落荒而走，毫不体面地结束了这场屈辱（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感觉到）的议和，而英军则在9月下旬收到了第一批赔款（600万银圆）后离开南京。
战争结束了，伊里布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在鸦片战争结束的次年，伊里布在广东任所于困病中弃世，终年古稀增一年。事后，清廷追赠伊里布太子太保，谥“文敏”。
二 天父下凡：洪秀全何来的“正确思想”
在1837年初的广州府试中再次落榜后，24岁的洪秀全大病一场，40多天高烧不止。昏迷当中，洪秀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看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屋中，接着一群人吹吹打打，一队黄衣童子飘然入室，并用一顶极华美的轿子将他抬起，不断升高飞翔，飞入云端，最后飞到一个极光明的地方。在那里，洪秀全见到了一个身材高大、身着龙袍的长者，他将洪秀全的肚腹轻轻剖开，取出原已污秽的内脏并易之以新后，伤口倏然而愈，不留丝毫痕迹。
洪秀全目眩神迷之时，这个留着金色胡须的威严长者自称是他的父亲，并告诉他人间正受到妖魔的祸害，他的任务就是下界去斩杀妖魔，拯救人间。为帮助他战斗，老者又给了他一把名叫“云中雪”的宝剑，并派他的兄长耶稣前去助阵。炫目的光芒中，洪秀全挥舞着宝剑，耶稣捧着发光的金印，兄弟俩飞过33层天界，杀向人间。
昏迷中的洪秀全，经常高呼：“杀妖！杀妖！”围坐在旁的家人大为惊恐，他们以为洪秀全被鬼缠身，即将离开人世。但奇怪的是，洪秀全不久即恢复了健康，高烧退后，他仍像往常那样拾起儒家课本，准备再次应考。不幸的是，洪秀全在之后的7年中越考越差，最后不得不彻底放弃，改以教书谋生。
百无聊赖中，一个名叫李敬芳的远房亲戚偶然路过访问，他在洪秀全的书房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模样古怪的小册子，于是好奇地将之带走借阅。还书时，李敬芳声称这是一本“神书”并向洪秀全极力推荐。半信半疑之下，洪秀全拿起了这本丢弃已久的小册子，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那个反复困扰了他7年之久的怪梦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找到了答案。
小册子名为《劝世良言》，作者梁发，中国人。梁发原是印刷工人，他曾协助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印刷《圣经》并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位华人牧师。梁牧师编写的这本《劝世良言》，主要内容是圣经原文及他个人的理解，因其通俗易懂，对初学者颇为相宜。为更好地传教，梁牧师和他的助手常在广州贡院开考时向沿途士子们免费发放，洪秀全的这本或许即由此而来。
尽管洪秀全不承认那次高烧前看过《劝世良言》，但其梦中的情节与基督教的赎罪、洗礼、驱魔等大体接近，而他后来所称的“天父天兄”，实为《圣经》中的“上帝”与“耶稣”。后人常以为洪秀全为欺骗会众而编出了这样一个神话，但从其多次诚恳地引用来看，洪秀全虽然有神化自己的嫌疑，但也存在高烧幻觉下做过这样一个梦的可能。
宗教的力量是无穷的。不久，洪秀全便与李敬芳按照《劝世良言》提示的宗教仪式相互施了洗礼，他们把水洒在对方的头上并默祷“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算是自行入教。在洪秀全的影响下，好友冯云山与堂弟洪仁玕也先后加入，不过这次他们改为浸礼（到附近的小河中洗浸全身）。之后的几个月里，这三位教书先生潜心钻研《劝世良言》并创立了“拜上帝会”，在“上帝”的召唤下，他们在私塾里撤去了孔子牌位，但也因此丢了塾师的饭碗。在乡民们疑惧的目光中，洪秀全等人开始自行传教，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成为“拜上帝会”的首批信徒——梁发播撒多年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尽管洪秀全声称自己的理论来源于基督教，但他的自行洗礼毕竟不能算是“入教”，而其传教水平也确实有所欠缺。事实上，洪秀全原本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洪秀全也最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这件事要从一位名叫罗孝全的传教士说起。罗孝全是浸礼会的一名职业牧师，在洪秀全大病一场的那一年（1837年），他从美国田纳西州来到中国并参加了由另一位知名的传教士郭士立所组织的汉会。洪秀全等人自行传教时，罗孝全和一些汉会会员也得知了他们的活动。1846年，一名已皈依的基督教徒在访问洪秀全时劝他们去广州找罗孝全听布道，但当时洪秀全因忙于教书而未能成行。次年，罗孝全的一位助手写信给他们，洪秀全才与洪仁玕一同到了广州，并在罗孝全的指导下学习了由郭士立翻译的《圣经新约全书》《圣经旧约全书》。
一段时间后，洪秀全请求罗孝全为他做正式的洗礼，罗孝全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了两名汉会会员前往洪秀全的老家调查其情况。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后，洪秀全准备好誓词，受洗仪式的日期也已确定，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洪之间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并最终导致洪秀全未能受洗。
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洪秀全在受洗之前向罗牧师讲述了那个异梦，罗孝全听到洪秀全自称梦中上帝称他为儿子时大为惊骇，认为这根本是一种玷污上帝的异端思想，完全没有达到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因而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礼；另一种说法是，有人在洪秀全受洗之前设计陷害他，因为其他一些为罗孝全服务的中国教徒对洪秀全心存嫉妒，他们害怕洪秀全抢去自己的工作机会而有意给他下套，即让洪秀全向罗孝全提出在受洗之后获得一份有薪的差使，但洪秀全不知道的是，性格火暴而又极其虔诚的罗孝全最讨厌别人提出这样的经济要求。由此洪秀全至死也没能当上真正的基督徒。
洪秀全离开广州时，带回了一本由郭士立翻译的《圣经》，他随后溯西江而上，去寻找已在紫荆山区传教数年的冯云山。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冯云山已在那里打开局面，他们阔别3年后，终于重聚在一起研究由洪秀全带回来的《圣经》。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洪秀全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正并补充了自己在家中创作的革命“老三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这为日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不知道是洪秀全没有看懂，还是他有意没看懂，拜上帝会的宗教理论与友邦的基督教义出入颇大，其中以“天父天兄”论与“三位一位”说的冲突为最大硬伤。所谓“三位一位”，原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非分开的三个神。《约翰福音》中很清楚地写着“天堂有证，三者存在。圣父、福音、圣灵，且三位一体”，但革命伊始，洪秀全即自称在梦中见到天父、天兄并自命为“天父幼子”，这种自附神灵以抬高自己的言说无疑是对上帝的极大不敬，如果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此胡说八道非当成异端烧死不可。
更可恼的是，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天父上帝后又添了几个儿子，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甚至还出了个女婿——西王萧朝贵。再后来，这些人的儿子们也进入了上帝的孙子辈，倘若上帝有知，非得吐血不可。不仅如此，洪秀全后来还独创了“爷降节”“东王升天节”“哥降节”等，以纪念杨秀清、萧朝贵等开国功勋，至于圣诞节，反不受重视。
友邦基督徒虽然对太平天国享有亲善，但他们对洪秀全等人的“肆意妄为”也同样感到担忧而反感，如英国公使文翰即指斥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伪造的启示”，虽然其大致以“旧约”为基础，但“已掺入了迷信及谬误的成分”。耶稣曾说过，任何罪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洪秀全虽然拜在了上帝的门下，但这种“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异端之举让他们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对于杨秀清这种动不动就“哐当”一声倒地并声称自己是“天父、天兄”下凡的骇人之举，友邦人士更是深恶痛绝，虽说这种中国特色的民间迷信在关键时刻能哄倒无知识的下层会众，但其冒充上帝妄传圣言的表演无疑使上帝成为一个被任意侮弄的工具。
1854年，一些英国人向天京提出质疑并质问“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是什么意思时，东王杨秀清反诘他们：“你们这些外国人自以为拜上帝的时间长，但你们可晓得上帝有几高大？腹几大？生何须？须何色？须几长？会题诗否？耶稣长子今年几岁否？耶稣生有几女否……”这50个关于上帝的十分具体的问题把英国人问得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为让会众更好地理解教义，洪秀全对基督教仪式做了一些中国化的改进，譬如拜上帝教的布道，洪秀全就按中国式的道士作法将布道文稿当众焚烧，有时还鸣放鞭炮，把气氛弄得相当热闹活跃。后由布道衍化出来的“讲道理”活动，更是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中国特色非常明显。
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中说，在占领武昌期间，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宣讲活动，每次都敲锣打鼓让大家仔细聆听，内容无外乎“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意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但“讲道理”有时也会有不和谐之音，据陈徽言的记载，他曾亲眼看见某士人高声抗辩，驳斥其宣传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辩论不过，恼羞成怒之下，“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要将此人“五马分尸”。可抓来的五匹马未曾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折腾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大不耐烦，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从拜上帝会的教义出发，太平军烧毁孔庙、砍死儒生并不稀奇，但真教徒也有危险。史景迁在《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一书中曾提及，太平军攻入南京后，至少有30名真正的天主教徒被持有武器的同等信仰者“烧死在家或者抛尸街头”，而幸存下来的天主教徒被拜上帝会的信徒们捆绑起来，勒令他们接受自己的祈祷仪式。
虽然拜上帝会也规定七天为一个礼拜，但洪秀全却别出心裁地颁布了太平历（一年366天）。就算是《圣经》，洪秀全也敢于删改，如《创世纪》第九章中一些不符合中国礼法的内容也被断然删去。当然，洪秀全自创的“教义”也不是一无是处，譬如劝诫戒酒、戒鸦片等就颇可采纳，有诗为证：“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原道醒世训》里，洪秀全宣传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但洪秀全最为人指责的，是他的伪善。正所谓“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污点，不是靠刷点历史的石灰就可以轻松抹去的。
太平天国等级森严，特权现象极为严重。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圣库制度下，高层们比其他人更“平等”一些，他们的生活荒淫奢侈，确实“无处不饱暖”，但下面的会众却是一无所有，过着集体供应的生活。太平天国早期，“别男女”，拆分家庭，会众娶老婆、建家庭均在禁止之列，天王、东王、翼王等人却拥有众多妻妾，甚至连洪秀全的儿子，那个才10岁的“小天王”都分了4个老婆。
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但妇女同胞的脚是解放了，其目的却是派去干活与行军打仗，很多被解放的妇女因此被折磨致死。更恶劣的是，天王有时候还拿妇女作为赏赐品，赏给那些打仗出力的人。
对于女色，洪秀全有较强的嗜好，金田起义时即纳妃15人，永安围城时纳妃36人，武昌期间，“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等到了天京小天堂，更是大肆征选美女。《江南春梦笔记》中说，天王府里有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又有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光妃嫔就有1168人。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天王府也曾尝试用太监，但阉割技术复杂，曾一次阉了80人，死掉77人，剩下的3个也成了废人，只好作罢。至于其他男性，天朝门外有诏：“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即杀头）！”“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这些女人进宫后，除给洪天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外，首先要熟悉以下杖责戒律：“服侍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若有犯错，“打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刀）下罪难容”！天王府里敢顶撞天王、至死不认错的人，甚至受到了五马分尸或“点天灯”的酷刑。“十年壮丽天王府，空余荒蒿野鸽飞。”天王府由原两江总督衙门改建，规模宏大，方圆近十里，从1853年建到1861年，才完工一半。自从洪天王1853年进了天王府后，除有一次被逼去东王府给杨秀清封万岁外，再没出过天王府，一直到死。“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在女儿国中如此享乐，以至于后来天京危急时，李秀成请求“让城别走”，洪天王死也不肯答应。
对于洪秀全与天国的堕落，来华传教士的内心很是不安，特别是罗孝全。丁韪良在《花甲回忆》中说，罗孝全后设法访问了天京，“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好的结果，究竟是由于起义军内部的极度腐败，或是因罗孝全缺乏圆通与宽容……或者是他试图劝说他们采用浸礼和放弃他们发明的洗礼新方式而触怒了他们……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很快便与他的慕道友们发生了争吵，并且不得不为活命而逃跑”。
1860年，罗孝全到天京后得到了盛情接待，他获得高等住房、精美食物和一份丰厚的薪金，另外，洪秀全还赐给他3个妻子（当然，他没有接受而只是接受了一套华丽的官袍）。但洪秀全对当年之事仍耿耿于怀，他曾发出这样的疑问：“番人罗孝全是真心诚否？”令罗孝全不快的是，在洪秀全接见他时他被要求行跪礼，他正想拒绝，但“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命令搞蒙了”，当所有的在场者下跪后，他也“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1862年，罗孝全逃离天京后，怒气冲冲地给报界写了一封信，信中大骂洪秀全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建立不了任何有组织的政府”——而去天京前，他却把洪秀全形容为“纯洁无瑕的人”。
对于太平天国的彻底失败，海外史学家史景迁嘲讽说，“即使天父皇上帝对天王的离世感到伤心的话，他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迹象来表明这点。洪秀全的哥哥耶稣也是默不作声”。“天父天兄”都不吭声，想必他们早就看穿了洪秀全的把戏。
三 天京事变：天国兄弟的大火并
1856年9月初，天京城外秦淮河的出口处，原本碧绿的江水忽然被染成了血红，一些被捆绑的黄衣黄褂者尸体顺河漂流，数量之多，令人震惊。正在围攻天京的清军断定，太平天国一定发生了内讧。这次他们还真猜对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清军在城东南建立江南大营，扬州城北郊又建起江北大营，这两个大营就像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天京的安全。而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已全军覆没，但西征军进展顺利，皖北等地区均落入了太平军之手。1856年初，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下，太平军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并击溃江北大营；随后，太平军在石达开部队的回援下一举打破江南大营。此战后，天京解围，天王洪秀全总算长舒了一口气。
胜利的背后隐藏着重大的危机，其中以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矛盾为最大。按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天王洪秀全系上帝次子，是上帝派来解救人间的最高代表；而东王杨秀清在举义前会众思想动摇的危急时刻，和西王萧朝贵联手搞了个“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并在事后得到了洪秀全的追认。洪秀全不能不承认，如果揭穿杨秀清的话，大家就都得露馅儿：如果杨秀清、萧朝贵不是什么“天父天兄”，那洪秀全又算什么上帝次子呢？
但由此导致了一个问题。东王杨秀清本应在天王之下，但他时不时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直接越过洪秀全给太平军部众发号施令。客观地说，杨秀清主持了太平天国早期的全面工作，功绩有目共睹。与之相比，洪天王则大都高高挂起，即有些宗教领袖的味道或是虚君。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保留了这种“二元体制”，洪秀全在天王府中深居不出，很少参与具体军政事务，杨秀清由此权威日盛，日益骄横，也就起了篡位之心。
东王府穷极奢丽，内有妃妾数百，选取的都是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的江南美女，毫不逊色于天王府。据说，东王杨秀清经常昼夜淫逸，并造有龙车，让美女侍妾裸体拖曳，供其淫乐。也许是杨秀清小时候穷怕了，他发迹后，排场也像暴发户一般，出行时乘轿需32人抬，轿子里还有两个小童服侍，连轿夫都是华衣华服，派头大得很。每次出门，队伍前必打着绣有青白二巨龙的旗仗，扈从千人，鼓乐齐奏，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杨秀清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子，太平天国早期的大政方针都出自东王府，大家都唯东王命令是从，洪秀全反被晾在一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不但视洪秀全如无物，对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秦日纲（后封的燕王）等老兄弟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为求自保，韦昌辉等人只好对杨秀清曲意奉承，不敢得罪。据说，杨秀清纵欲过度，韦昌辉听说后便十分卖力地为其四方发榜求医，以此来讨好杨秀清。更有甚者，韦昌辉之兄因得罪杨秀清而被五马分尸，韦昌辉本人也被打过数百大板，以至于站不起来，但也只能隐忍不发。
表面上的平静往往蕴含着更大的危险。自从西王萧朝贵在长沙之战中见了上帝后，太平天国里只有杨秀清可以合法通神，所以每当杨秀清要表演“天父”下凡的保留节目时，大家都非常紧张，一个个跪伏屏息，大气不敢出，生怕东王借“天父”发怒为名，把自己的小命枉送。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也曾因小事被杨秀清借“天父”名义给捆了几近打杀，实力派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深知杨秀清忌讳他们，更是谨慎有加，心存畏惧。
高贵庄严的天王洪秀全也屡次被杨秀清责罚。据史料记载，太平军中“别男女”，普通士兵见不到女人，洪秀全却妻妾成群，军中有人憋不住，夜间偷窥了洪天王与妃子们的男女之事，不巧被更衣的妃子发觉，洪天王听后大怒，下令将此人绑了杀头。杨秀清对此不以为然，他“哐当”一声倒地，摇身一变，再次“天父”下凡训斥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重罚”就是要打洪秀全的屁股。洪天王有苦说不出，在这个下凡的“天父”面前，也只能跪下认罚。所幸有其他兄弟下跪求情，并愿意替天王受罚，杨秀清这才见好就收，免于一打。
打破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后，杨秀清更是野心膨胀，想趁势迫使洪秀全禅位。关于这个篡位故事有很多版本，大同小异，一般说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并训斥洪秀全：“四弟杨秀清如此大的功劳，如何才九千岁？”洪秀全惊恐之下答道：“应是万岁。”“天父”又说：“那东王世子呢？”洪秀全赶忙说：“也是万岁，世代都是万岁！”杨秀清很满意，于是变回原形说：“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清人罗惇曧在《太平天国战记》中则记载了另一个版本，说杨秀清图谋篡位前，已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譬如在科考中故意出题曰“四海之内有东王”，意图非常明显。后来，杨秀清假装生病，要洪天王前去探视。洪秀全第一次走出天王府，来到东王府后见到杨秀清仰卧在卧室内，旁边有4个妖艳的美女伺候，床边既无椅子，也无凳，只设了一个小榻给洪天王坐。
洪天王强压心头之火，假心假意地宽慰东王好生养病。杨秀清不理会却做呓语：“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秦时二日相斗，这是为何？”洪秀全大惊，忙令手下随员对杨秀清九叩首，山呼“东王万岁”。洪秀全的突然之举，反让杨秀清一时没反应过来。本来杨秀清想引诱洪秀全逊位，如果不答应就动手杀了他，但洪秀全猝令手下对杨秀清高呼万岁，反倒让他无话可说，只好打起呼噜装睡了。
洪秀全见杨秀清半天没反应，便假称如厕并乘机跑回了天王府。洪秀全走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问左右：“天王去哪了？”左右说上厕所了，杨秀清才没有继续装下去。这幕戏，说起来有些像鸿门宴的痕迹，这杨秀清还是反应不够快，所以成不了大事，注定要被人杀。
回到天王府，洪秀全后怕得冷汗直流，他立刻下令紧闭宫门，并让强壮的女兵们加强护卫。随后，洪秀全连夜写下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速回天京护驾。得令后，韦昌辉与秦日纲率三千精兵昼夜兼程，并在深夜里赶到天京城外。到达水西门时，守城士兵不开门，说：“没有东王的令箭，不能开城门。”韦昌辉听后大怒：“我就是奉了东王的密书，这才星夜赶来，你们胆敢阻拦，不想活了吗？”守城士兵一听是北王，心里害怕，就把他们给放了进来。韦昌辉不作片刻停留，随后拍马杀奔东王府。遭到杨秀清卫士的激烈抵抗后，韦昌辉登高大呼：“奉诏讨贼，顺从者散去，不加罪！”控制住局面后，韦昌辉带兵直扑杨秀清卧室。杨秀清本已睡觉，突然被外面的打斗声吵醒，他听到动静不对后，吓得赶紧躲在水阁下面，最后还是被捆了带走。东王所有的妻妾子女，全部被韦昌辉亲兵杀死，特别是那些怀孕的王妃，更是一个不留。
想到自己的亲哥哥被杨秀清五马分尸，韦昌辉睚眦俱裂，喝令手下将杨秀清狠狠捆紧，连夜押去天王府见洪秀全。洪秀全听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全家，心想这又是一个手段毒辣的“韦秀清”，若把他扶到杨秀清的位置，以后恐怕更是专横难制，于是便想赦免杨秀清，以便自己从中操控。
天王出尔反尔，韦昌辉愤怒得几欲喷火，他不顾洪秀全的赦免而命令左右立刻宰杀杨秀清。洪秀全得知后，非但没有褒奖韦昌辉的功劳，反下诏说不要多杀，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韦昌辉这才发现自己被洪秀全当枪使了，由于担心杨秀清的余党报复，他一不做，二不休，矫诏称前去和杨秀清划清界限的人均可赦免，否则杀无赦。
经此大变，杨秀清的余党群龙无首，原东王的3000多部下在惶恐之下，受骗前去投诚，结果被韦昌辉一网打尽。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关闭城门，全力捉拿杨秀清剩余党羽。半个多月里，天京城内血雨腥风，近两万太平军精英被屠杀殆尽。此时的事件，已演变成“杨秀清篡位未成而韦昌辉叛乱是实”。
翼王石达开闻此大变后急速赶回天京，他见韦昌辉如此滥杀，于是好言劝导：“杨秀清谋反篡位，死不足惜。但那些广西老乡，大都无罪，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都杀了，弄得人人自危，这是让亲者痛，仇者快。”韦昌辉听后非常不爽，他知道自己杀戮过多，天京人都痛恨自己而盼望石达开来主持工作，于是又想杀石达开，除掉这个对手。
由于提前获得消息，石达开连家门都没进就连夜用绳子爬出城墙逃走。韦昌辉随后派兵冲进翼王府，给石达开家来了个满门抄斩。闻此噩耗，石达开奔到安庆召集部属，随即发兵杀回天京。韦昌辉听说石达开大军将至，惊恐之下破罐子破摔，每天杀人泄愤。
韦昌辉的暴行引起天京剩余人马的共愤。在洪秀全的号召下，这些人反攻韦昌辉并将之捉拿。得此消息后，洪秀全在第一时间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同党燕王秦日纲也被斩首示众。随后，洪秀全将两人首级派人送到石达开军中，石达开这才重新回到了天京。据说，韦昌辉的首级被割去给石达开看还不算，其尸体还被寸磔（割）成两寸左右的小块，并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许取”的字样，挂在天王府外栅栏上示众。至此，东南西北，四王皆去（南王冯云山在定都天京前即已牺牲），而剩下的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也待不下去。
经此大变，洪秀全也多长了个心眼，他对于外人心存畏惧，而只相信自己的家族中人。虽然石达开深孚众望，但洪秀全也对他起了疑惧之心。于是，洪秀全把大权分成两半，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给了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正值当打之年的石达开，反而闲居天京，无所事事。
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这两兄弟虽说是宗教迷，但喜好贪敛财物；自己无才无能，却又不懂装懂瞎指挥，还自以为得计。年轻气盛的石达开哪里受得了这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活宝，正气愤间，手下有谋士说：“大王既然深得军心，何必在此受制于人？中原不易拿下，何不挺进四川，做一番当年刘玄德的鼎足之业？”
石达开听后决心离开天京，自立门户，不再受洪氏兄弟的气。石达开出走时，沿途发榜广而告之，哭诉了他在天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以蛊惑更多的老战士加入他的队伍。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路上太平军老战士从者如云，跟随而去的人竟有10万人之多，狠狠挖了一下太平天国的墙脚。之后，石达开的大军从江西东部抚州一带杀入浙江西部金华、衢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然后进入赣南。紧接着，石达开又西入湖南，但最终在大渡河前遭当地土司和清军的夹击而全军覆没。
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终于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颇富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天后来被洪教主定为“东王升天节”，不知是对杨秀清的平反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石达开的出走，更是让太平天国“内政不修，人心各别”，军中流传歌谣：“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曾经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谁也不曾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凄惨的大结局。事实上，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运动，何尝不是同样一个结果。如战后尚有余生，这些太平军老战士在回首昔日时也许会感叹，倘若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四 叶名琛：客死异国无人问
两广总督在晚清督抚大员中不算显赫，知名人物也不多，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叶名琛应算是异数。叶名琛的“名声大振”，主要归功于晚清名士薛福成，在一篇名为《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的文章中，薛福成给了他这样一个评价：“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由此，叶名琛荣膺“六不总督”之大名，但他得到的不是掌声与鲜花，而是作为历史反面人物的诟病与嘲弄。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生于1809年，其家道殷实，祖父中过进士，父亲中过举人，官宦家庭出身。作为家中长子，叶名琛从小即在父祖的熏陶下攻读举业，未及弱冠已中秀才，16岁那年列名乡试副榜（中副榜不算举人，但连中两次即享受举人待遇并可入京会试），10年后，叶名琛高中进士并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之职。
对那些久困于场屋的人来说，叶名琛的仕途不仅仅是“顺利”，简直就是“青云直上”。1838年，京察一等，外放山西兴安知府；次年升雁平道；1840年，放江西盐法道（肥差）；1842年初，升云南按察使；年底因在江西水灾中防堵捐资出力而超擢湖南布政使（仅次于巡抚），年仅33岁；1843年，调为甘肃布政使；次年母去世而丁忧，期满后补广东布政使（1846年）；次年擢升为广东巡抚，年仅38岁。从进士登科到一品大员，叶名琛仅用了12年的时间，其间还包括丁忧守制的27个月，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无疑是个奇迹。
叶名琛入职广东时正值多事之秋，当时鸦片战争虽已结束，但广州仍为中西方冲突的焦点地带。按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但与其他四城不同的是，广州仍不允许英国（及他国）商人入城贸易，究其原因，系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城外即设有“十三行”作为指定贸易地点，“夷人不得入城”已被当地士绅倡为固有之传统。1846年8月，两名英国人因强行入城而遭到市民的围观继而殴打，结果一死一逃，酿成国际事件。次年2月，英国兵舰开进省河并炮轰沿途炮台，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在压力下被迫宣布开放广州城，但缓期两年执行。
两年后，耆英调职北京，但英国人并未忘记此前的入城之约，他们随后要求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履行承诺，允许英商入城贸易。徐广缙对于前任的软弱颇不以为然，他在谈判失败后即募集乡勇团练十万人，以“民气”相抵制。据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的报告，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戈矛耀路，锣鼓震天”，几乎重演了当年三元里“荷锄农夫，操戈御敌”的架势。在徐广缙的强硬姿态及“人民战争”的威慑下，英国人知难而退。
在“反入城”斗争中，徐广缙与时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通力合作，配合默契，最终取得了胜利。道光皇帝对此大为赞赏，特下诏曰：“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
诏书中，道光皇帝对洋人“不胜其烦”的心理表露无遗，在他看来，对外通商“扰累”不堪，但关闭国门拒其千里之外，外人又借机寻衅，届时“糜饷劳师”“濒海居民或遭蹂躏”，所以只能“隐忍待之”，加以“绥靖”，所幸徐广缙、叶名琛应付有方，“不折一兵，不发一矢”，在低成本、低风险的前提下，顺利解决了这一争端。高兴之余，道光皇帝下令封赏徐广缙为一等子爵，叶名琛为一等男爵。汉人封爵，特别是文官封爵，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极其难得的恩遇了。消息传来，广州士绅也为总督及巡抚大人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以彰其劳，以庆其功。
第二年，那位勤俭节约了一辈子的道光皇帝驾鹤西去，清朝的好日子也似乎到头了。次年，太平军兵起广西，烽火燃遍江山南北，新任皇帝咸丰焦头烂额，应对无方，局势日坏一日。此时叶名琛的日子倒还算不错，因其上司徐广缙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北上追击太平军，叶名琛于1852年升任为两广总督。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两广总督被赋予一项外交职责，即兼管五口通商事务，整个清王朝的外事均交由其负责，所有涉及洋人洋务的交涉均需通过两广总督先行接待办理。叶名琛上任不久即遇到了麻烦事，英国指派的驻华公使包令给他发来一份照会，声称中英双方应按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在12年后再行修约，而到期时间为1854年。
叶名琛对此惊诧莫名，考虑再三后还是指定了广州城外仁信栈房作为会面地点，但包令的照会本有“入城”谈判的含义，因而对城外会面的安排并不满意。随后，包令离开广东，他与同样提出修约要求的美国公使麦莲于上海会合后，又一起访问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修约”问题应南下与两广总督商议。
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亚罗”号事件爆发了。“亚罗”号是一艘毫不起眼的小商船，船主和水手都是中国人，但它曾在英国殖民者管辖下的香港注册过，由此引发了争端。“亚罗”号曾被海盗掳获过，尔后与这些江洋大盗产生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以缉拿海盗的名义登上这艘神秘之船并当场扣押了两名海盗及另外10名有嫌疑的船员，但这一正常的公务活动遭到了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的强烈抗议，理由是清方在执法时无视船方的抗辩而悍然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此举对“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大英帝国构成了“极大的侮辱”。
历史的有意思就在于“亚罗”号被缉拿时，它的登记恰好已过期，而船上所谓的“英国国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当时船上只有信号旗，如果英方说的“扯旗”举动确实存在的话，那“被侮辱”的也只能是信号旗。如果说“亚罗”号非要与英国扯上关系的话，那就是它的船长肯尼迪是个货真价实的英国人，正是他回到广州后向巴夏礼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恼人场景。
作为英国驻华领事，巴夏礼的确有责任去保护他的同胞肯尼迪船长，但就“亚罗”号而言，它的船主与船属国均与英国没有直接联系，因而巴夏礼的抗议更像是一种“无礼闹三分”的莫名之举。当然，“亚罗”号与肯尼迪船长并不是巴夏礼的关注焦点，他的真实用意是要借此来推动“入城与修约”这盘更大的棋局。在叶名琛已释放了12名嫌犯的情况下，英国舰队仍于10月14日掳去中方一艘官船作为报复；一周后，英军又在司令西马糜厘的率领下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人选择的进攻时机对叶名琛来说是极其要命的，因为他当时无兵可派。他的兵力都在广东与江西、福建交界的边境上防备或与举义的农民军交战，而且他也没有钱，库银早已被太平军所引发的内战消耗殆尽。在溯江而上的英国舰队面前，广州也无险可守，说它是个不设防城市，并不过分。
在英国人的汹汹气势下，叶名琛的表现还算镇定。当英国舰队越过虎门并炮轰广州东郊炮台时，正在监阅武秀才们乡试比武的叶名琛不为所动，他交代属下官员：“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对岸炮台，叶名琛仍旧照常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其属官被英国人的隆隆炮声吓得心惊肉跳，只好托词“风大，难马射”，请求早点收围，叶名琛这才回到督署。
在无兵无饷的窘迫境地下，叶名琛只有一个办法对付英国人：关闭粤海关，停止中外贸易。次日，英军即炮击广州，炮弹射入督署，吓得衙役、师爷们四处逃窜，唯独叶名琛端坐二堂，泰然处之。作为反击，叶名琛再次祭出“人民战争”的法宝，他通告全城，号召军民们对侵略军“格杀勿论”，并宣布杀敌一名“赏银三十大元”。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叶名琛还不忘幽默一把，他还给美、法等国领事发去照会，宣布“无暇保护贵国民人”，如果战争中有所损失，“唯向英国巴领事官是问，勒令伊赔偿也”。
在叶名琛的主力部队远离广州城时，英国军队的突袭是易见成效的。叶名琛临时招募的壮勇，其使用的武器是如此粗劣的火药枪、大刀长矛乃至沙石等，以至于英国公使包令轻蔑地嘲讽道：“以野蛮时代的武器与兵法，同当今昌明的科学所发明的各种武器及首屈一指的海陆作战战略相抗争，其结果只有一个。”包令没有说结果是什么，但言及于此，何待明说。
英国军舰在炮击广州时，没有哪怕是一颗炮弹的回击，只有在英军侵入广州城时，清军士兵才有机会反击并杀死了128名侵略者。
广州城破后，叶名琛以前往文庙拈香的借口避居旧城巡抚衙门，总督衙署则被英国人占领。好在英军兵力有限，他们并没有统治全城的能力，在广州乡勇的袭扰下，英军撤出广州，退往虎门等待后援部队。而这时，印度发生大起义，后援部队被中途抽调走，叶名琛顺利收复了广州，恢复了之前的统治。
在英国人的打击下，叶名琛看起来十分窝囊，简直就是“不抵抗主义”的鼻祖，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1852年，时为广东巡抚的叶名琛一举击溃由凌十八统率的农民军，迫使正徘徊在湘粤桂边境的洪秀全太平军全力北进而不再觊觎两广基地。太平军北上后，两广境内又现“洪兵”举义，几成失控之局，在叶名琛的苦心经营下，这才得以力挽颓势。在镇压“洪兵”起义时，已升任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毫不手软，广州刑场上“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在最厉害时，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最多的一天要杀近千人，而平时也“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
刚从美国回来的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至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成千上万颗的人头染红了叶名琛的红顶子，他甚至获得了体仁阁大学士的封赏。
印度起义被平之后，叶名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1857年9月下旬，英国专使额尔金来到香港，在他的背后，除了实力强大的英军外，还有因“马神父事件”纠结而来的法军。在与法、美两国协调后，额尔金给叶名琛送来照会，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3项要求：入城、赔款、修约，限10日内答复。
英法联军的剑拔弩张令广州全城震动，但叶名琛仍认为其为虚张声势：“彼无能为也，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在彼中，动作我先知之，彼穷蹙甚矣。”有人请求“往敌船一探，或可转圜”，叶名琛即怒斥：“如有官绅士庶敢赴洋船议事者，我即指名奏参。”
司马懿曾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但有降与死耳”。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大举进攻，炮弹再度射入督署，叶名琛依旧镇定，还在从容地整理文件，有人劝他赶紧避走，他且安慰说，“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次日，英法联军破城涌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及广东巡抚柏贵甩开叶名琛与侵略者媾和，而叶名琛仍旧避居旧城。直到一周后，也就是1858年的1月5日，他终于被忍无可忍的英军抓走了。
叶名琛被俘后，当时有一对联讽刺说：“霜降风高，天下难容老叶；宵雨暗入，人家争怨初春。”“老叶”“初春”，指的是叶名琛的父叶志铣（字初春）。据说，叶名琛在总督衙门里为父亲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语，譬如他曾告诉属官“过十五日即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因此，当时又有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叶名琛之父或许有占卦请神之爱好，但老先生毕竟是翰林出身，非一般的冬烘腐儒之迂愚可比。因此，叶名琛的镇定其实是另有原因的。据叶名琛的自述，他曾派了不少探子到香港，这些人为他提供大量的所谓“情报”，而对于这个经营多年的谍报系统，叶名琛颇为自得，“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些本职为商人的探子，不过是将香港公开出版的一些新闻作为情报来源，而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有意无意的曲解，譬如叶名琛分析完情报后一直以为英法联军只是为“入城”，实则差之千里。
对于叶名琛一意阻挠入城的谬举，有识之士薛福成在日记中不无沉痛地批判道：“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当然，薛福成给叶名琛的“六不”评价不免也有失公允，正如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黄宇和在《两广总督叶名琛》中为之辩护的：“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不守”，是因无法守；“不死”，叶名琛可能就是自杀；“不降、不走”，是不能“降”也不能“走”。设身处地地为叶名琛考虑，他的“不走”实则是受朝廷王法所限，因官员弃城而走者必受重惩，乃至送命。实质上，叶名琛不是败于“不战不守、不降不走”，而是败于英军的坚船利炮及镇压各地义军而引发的兵力分散与广州城防空虚。
黄宇和在书中甚至认为，那些讥讽叶名琛的民谣很可能是英国人为搞臭叶名琛而有意炮制的，而做了傀儡的原广东巡抚柏贵等人更是在事后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叶名琛的头上。历史往事尘封已久，就连《清史稿》为叶名琛作传时也称他“性木，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誉，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对此，史学家陈寅恪作了更简略的评论：“叶名琛颇干练，有胆识，失事非其罪。”
英国人柯克在《中国》一书中这样描绘被俘的叶名琛：“（他）身高1.8米，肥硕，留着中国式长而薄的胡须，前额缩入，头颅甚大……杏圆眼是他相貌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其笔下，叶名琛生活简朴、意志坚强、性情顽梗，但“就私人生活而言，他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广州成立傀儡政府后，英国人认为“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专使额尔金也在写给外相葛罗的一封信中提到，“叶名琛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与信心带来困难”。因此，叶名琛最终被送出境外。
叶名琛是1858年1月5日被抓上“无畏”号军舰的，但直到48天后（2月23日），军舰才驶离香港。这位昔日的天朝一品大员虽然被俘，但却极力维持其庄重高贵而有教养的形象，有人偶然上舰并向他脱帽致意时，他也极为有礼貌地欠身脱帽还礼。据观察者说，进入大洋后，叶名琛在没人时就坐在舷窗边，饶有兴趣地观看沿途海上风景，但一有人来，他就保持正襟危坐的庄重姿势，以示他对经过的地方毫无兴趣。
3月12日，“无畏”号抵达加尔各答，叶名琛于次日被请下军舰。据描述，当天他仍像往常一样在7点准时用早餐，然后穿戴整齐，戴着朝冠，仪表堂堂地坐上了接他上岸的驳船。随后，叶名琛被囚禁在一个名叫“威廉炮台”的地方。在这里，英方请了一个翻译给他读报纸，当他听到英国的新闻时总是显得非常有兴趣，特别是听到巴麦尊内阁垮台时，他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加尔各答期间，叶名琛曾作一诗《镇海楼题壁》：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
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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