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东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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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教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目新教育/傅东缨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310-8
Ⅰ.①极… Ⅱ.①傅… Ⅲ.①教育研究—中国 Ⅳ.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7683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43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页 16
版 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10-8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文前彩插◆傅东缨（右）与朱永新在陶行知1928年创办的吉祥庵小学（现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前合影◆傅东缨与长子傅松巍（中）次子傅松岩组成的家庭创作团队讨论书稿◆傅东缨的家庭创作团队采访朱永新◆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柳斌为《极目新教育》一书题字。高更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
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
这是一幅充满哲理的大型油画，这是高更以身殉道的典范之作。在创作这幅画之前，高更登上塔希提岛，希望寻找没有被人类文明污染的完美世界。虽然一度贫病交加、精神困苦、数次濒死，但是，这幅画卷却是他处于人类文明思维绝对深渊的“天问之作”。这幅穿透历史与凡俗生活的作品，把人类文明与宗教的主题反照于塔希提岛中，完成了对那个世纪西方生存主题的深刻反思与惊人洞察，这幅作品成为那个时代世界文化艺术的巅峰。
选此幅名画，从生命的遥远景深而至临近境地，映照了中国当下新教育的心跳脉动。布丹画作：《翁费勒尔的堤岸和灯塔》
欧仁·布丹（1824—1898），法国19世纪风景画家。
布丹终其一生热爱法国西部海岸的景致，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诺曼底。印刷工人出身的布丹，是一位灵气四溢的画家，是真正的印象派之父。他开创性地将变化莫测的自然界从容地捕捉到了画布之上，从心而发，情景交融，进而启蒙了欧洲现代画派浪潮。《翁费勒尔的堤岸和灯塔》中，布丹用极为狂放的笔触和色块记录下翁费勒尔堤岸的人群和灯塔，尤其是乌云翻滚的天空。在画家急速的笔触的传达中，天空、云层、灯塔和人群极度流畅与生动，天人合一，欣赏者如同处于永恒的翁勒尔堤岸之上、灯塔之旁。
选此幅名画的意图不言自明，新教育不正是前驱者心中的一座灯塔吗？艾伊瓦佐夫斯基画作：《九级浪》
伊凡·康斯坦丁诺维奇·艾伊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罗斯浪漫主义画家。
这幅画是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九级浪到来，轻则摧帆断桅，重则船覆人亡。所以，要躲过它的巨大摧毁性威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画家的立意就是要表现人们征服这九级风浪。
虽然天空云雾浓重，但是透过云层的阳光洒在大海巨浪上，映照得灿烂透明，这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以光明与信心。画家表现光与色的笔触，完全融化在海浪中，让人在身临其境之中，感受到一部宏伟壮丽、高昂激情的大海抒情诗篇。在死亡与希望之间，如同天海之间壮丽而永恒的正剧，艾伊瓦佐夫斯基挥洒着大自然气势磅礴的力量，更是咏叹着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人能胜天的深沉信心。
选这幅名画，让人们油然联想：弄潮儿排山倒海般的心志气魄。凡·高画作：《向日葵》
文森特·威廉·凡·高（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向日葵》是凡·高的代表作，也是他在最痛苦的煎熬中所倾心绘制的最充满光明的精神追求的作品。凡·高的艺术是伟大的，他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其强烈的个性和在形式上的独特追求，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的确难以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这幅流芳百世的《向日葵》，是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在人们对凡·高误解最深的时候，正是他对自己的创作最有信心的时候，因此才留下了永恒的艺术作品。凡·高笔下的向日葵，像闪烁着的熊熊的火焰，同时又是那么和谐、优雅甚至细腻，在这种粗厚和单纯中充满了智慧和灵气，含无限说法，似天使咏叹，这幅《向日葵》是美术史上最受欢迎的静物写作，是一幅以植物为题的《蒙娜丽莎》，把繁华怒放的生命抽象成为绽放本身。
选此幅名画，暗喻沐浴在新教育十大行动的阳光下，师生们旺盛的精气神。温特画作：《麦田》
彼得·德·温特（1784—1849年），英国画家。
温特十分擅长乡村风景画，他是自然田园的行吟者，描绘清澈明艳的英格兰风光，使其成为充满遐想和憧憬的田园天堂。这幅油画运用细致缜密的油画语言，描绘了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阳光灿烂，空气透明，充满泥土芳香。画面的近景、中景、远景，线条柔和，轮廓清晰，鲜明而深厚的色调，敏锐的色彩感觉，展示出辽阔与深远的情思；繁忙的农民、无边无际的麦田、和煦的阳光组成了这幅让人瞬间回归自然的名作。《麦田》铺展着彼得·德·温特笔下的世界，是他心中的田园，也成为19世纪田园油画的经典之作。朴实的画风，清晰的线条，温暖而透明的光线，让读者甚至有种已经闻到泥土气息的错觉，画中的乡村田园是那样真实明朗，如同一首天堂中的永恒牧歌。
选此幅名画，蕴含新教育历经播种、耕耘，到了收获季节。拉斐尔画作：壁画《雅典学院》
拉斐尔·圣齐奥（1483—1520），意大利画家。
此画位于梵蒂冈教皇宫殿的签字大厅，此大厅堪为当时欧洲的宗教、权力中心。拉斐尔绘制的这幅壁画，把古希腊以来的五十多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聚于一堂，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等，巨匠荟萃，鸿儒云集，柏拉图携弟子亚里士多德行在中央，大厅弥散着浓重的儒雅之风学者之魂，歌颂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赞美人类的创造力。
在拉斐尔所处的年代，正是新柏拉图主义思潮的巅峰。在拉斐尔的作品中，处处看出他笃信人类智慧的和谐、对人类智慧的赞美，《雅典学院》表现的就是这样一座神圣的知识殿堂——从数学到音乐到哲学到科学——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和谐、如此神圣、如此有秩序。这幅体现此类文化观念的作品天才横溢，是弥合宗教、哲学、科学隔阂的经典之作，成为对人类文化与智慧的至高礼赞。
选此幅名画，意在表明新教育以深幽的文化塑魂。黄公望画作：《富春山居图》（局部）
黄公望（1269—1354），元代画家。
黄公望所作的《富春山居图》，有着中国山水画作品中“第一神品”之美誉，被称为“画中兰亭”。开卷描绘坡岸水色，远山隐约，接着是连绵起伏，群峰争奇的山峦，再下是茫茫江水，天水一色，最后则高峰突起，远岫渺茫。
这是一幅浓缩了画家毕生追求，足以标程百代之作。画中凡十数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莽，变化极矣。董其昌见此画惊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膜拜此画一山藏百韵的造化之功。
选此幅名画，以示新教育学派筑起了一座学术峰峦。徐悲鸿画作：《奔马图》
徐悲鸿（1895—1953），中国现代画家。
中华文明史中，马通常是力量的象征，是中国人自由、潇洒、进取、向上的寄托。历朝历代画家擅马者众多。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徐悲鸿的马独步画坛，无人能与之相颉颃。以中国的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段，又参用西方的透视法、解剖法等，逼真生动地描绘了马的飒爽英姿。徐悲鸿所画的大多是奔放不羁的野马，画马尤重画骨，由骨入神，进而创造的许多锋棱瘦骨的形象，带人进入天马行空、令人神往的思想境界。《奔马图》的创作正值中华民族全民抗日的最危险之时，徐悲鸿感慨于众多将士的勇烈之举绘此图卷，群马奔驰于旷野之上，豪放犷悍、气度恢宏、奔驰进取、自信昂扬，恰似中华民族慷慨激昂的精神素描。
选此幅名画，既为表现新教育运动的奔腾之势，更为赞誉新教育闯将们那种雄豪的胆魄和无畏的精神。傅抱石、关山月画作：《江山如此多娇》
傅抱石（1904—1965）、关山月（1912—2000），中国当代画家。
此幅国人眼熟的鸿篇巨制山水画，为著名山水画家傅抱石、关山月创作。1959年，他们为北京新建的人民大会堂专门绘制，其高五点五米，宽九米的巨大幅面是中国画历史上空前的。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画面上同时出现了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同时出现了东西南北、高山平原的不同地貌和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不同自然景观，喻示着新中国发展建设的勃勃生机。画作既有细致柔和的岭南风格，又有奔放深厚的国画风采，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角度来看，《江山如此多娇》堪为集大成者。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当今时代，新教育人与中国教育界一道，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冲破历史关隘，协力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百家争鸣，领略“分外妖娆”的教育胜境。
选此幅名画，发历史幽思：一切领跑者，都在引导人们从必然走向自然之境，更有能一览众山小地领略多娇江山的视野。新教育实验的播火者刘道玉一
新教育实验的核心和全部要旨在于新。什么是新？据《新说文解字》注：“取木也。取木者，新之本义。引申之为凡始基之称。”所谓始即开始，始与新含有相同的意思，泛指第一次出现的行为或事物，如岁之首为新年，始出之月为新月，第一次报道的消息称新闻，第一次出嫁之女为新娘，等等。又据甲骨文释义，新乃薪之本字，左边是木，右边是斧子，用斧子砍伐木材之意。对此，国学大师章炳麟先生解释说：衣之始裁谓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至此，“新”字的含义已经十分清楚，凡是第一次发生（或出现）的事物、观点、见解、发现和发明，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事物、新观点、新见解、新发现和新发明。
在《周易·大畜》中有“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名句（简称“刚健日新”），著名古文字家高亨注释：“天之道刚健，山之道厚实，天光山色，相映生辉，日日有新气象。”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宋朝理学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对此言有详细的解释，大约意思是，修身之德也要像洗澡一样，每天都要清洗思想上的污垢之物，这样每天都会有所进步。思想上这样的吐故纳新要时时刻刻坚持不懈。在汉语中，由新字衍生出许多含有新字的成语，如温故知新、破旧立新、新陈代谢、革故鼎新、弃旧图新、日新月异等。这说明求新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使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香火不断！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蕴含着这个民族思维的全部奥秘。本来我国文字源于象形文字，这是构成中国人意象思维的基础。从理论上讲，一个长于意象思维的民族，其想象力丰富，更应该富有创造精神。但可惜的是，当下这种意象思维却时常走向了仅仅追求表面的形式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我国大学合并、升格、改名等，从而导致大学问题频仍。自进人近现代以来，我国国民的创造精神日益式微，主要原因是长期小农经济、专制制度和经学文化三位一体的束缚，窒息了我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至于长期习惯于模仿，如“三来一补”、山寨货、淘宝村等，都是典型的模仿甚至剽窃。模仿思维是创造和创新的大敌，必须进行一次思维方式的变革，方可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的国家。二
改革、创新需要进行实验，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概莫例外。遥想过往，我国古代的曲阜杏坛、岳麓书院、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和美国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它们都是进行教育实验的尝试，是最早的新教育实验的典范。笔者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教育改革必须以实验来推动》一文，目的在于呼吁教育工作者们走出纸上谈兵的研究教育的窠臼，正如创新之父约瑟夫·熊彼特在弥留之际的遗言所说：“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真正对理论的拓荒。”
苏联教育家阿·波利阿耶夫曾说：“教育领域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唯有教育实验才能推动教育改革前行，这已是被教育史证明了的一条铁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在校就读的各类学生约2.5亿，其中高校在校学生3559万人。照理说，我国拥有无与伦比的教育实验资源，应该产生更多杰出的教育家。但可惜的是，我国并没有产生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教育家，也没有撰写出有世界影响的教育经典著作，这与缺乏有远见的教育实验家不无关系。
这也是笔者非常关注朱永新先生的新教育实验的原因。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开教育实验先河者非陶行知先生莫属，他于1927年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致力于大众化教育。可惜，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他本人遭到通缉，晓庄师范学校被迫停办。虽然这个学校仅存在了三年的时间，但仍然培养出了两百多名抗日战争的骨干分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民间出现了民办教育的热潮，但就高等教育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教育改革实验宗旨与目的，而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公立大学的模式，并没有为我国高等教育多样化提供任何经验。
但是，自21世纪初，由朱永新先生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教育现象，给我国沉闷的教育改革吹人了一股清新之风。在我看来，朱永新先生是中国当代新教育实验的播火者，他要把新教育实验之火种播撒到大江南北，让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朱永新先生致力于推动一项被认为是草根性的教育改革，他的这个灵感是怎样产生的呢？他告诉我：“1999年，我在阅读《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时，其中一段话震撼了我。熊彼特说：‘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知道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我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朱永新先生猛烈地感到，这些年自己虽然写了许多著作，其实并没有走近教育生活，更谈不上影响和改变教师的生活。于是，他决定改变话语的方式，改变行走的方式，真正地走近教师，走近我们的教育生活。一切创造都是源于灵感，而朱永新的这个灵感，不仅改变了他研究教育的方式，而且导致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教育实验运动，真有势不可挡之势！四
朱永新先生发起的新教育实验，目前更多地体现于小学阶段，在实践中逐步明确了新教育实验的目的。他们的核心理念包括：“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的发展；注重特色教育；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的精神对话。”目前，全国已经有一百二十四个实验区，三千五百多所学校，三百七十多万名师生参与新教育实验，分享新教育实验给他们带来的无穷乐趣。这场新教育实验，已然形成新浪潮，既是对中国应试教育的冲击，也是对现在的公立小学教育缺失的弥补。新教育实验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其前景尚无法完全估量，但是其缨所向，已经形成破旧立新的改革新风，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也一定会带来促进作用。
从有关新教育实验的报道得知，朱永新倡导的新教育实验，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效果最为显著的一次民间教育科研实验。新教育实验富有成效之处，在于极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职业倦怠、理论实践脱节、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矛盾等问题，形成了完美教室、卓越课程、理想课堂等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成果。朱永新因此也成了自陶行知以后知行统一的著名教育家。五
为什么朱永新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新教育实验有如此蓬勃的生机？为什么新教育实验获得了如此多的成果？笔者带着这些问题，阅读了辽宁铁岭市原教委副主任、教育文学家傅东缨先生的新著《极目新教育》，被感动之余，感到对于笔者的上述的提问，此书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答案。
极目一词，自有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的广袤视野。此书名为“极目”，或立于人类思维的穹顶，鸟瞰新教育十数年的来龙去脉；或人于新教育的每个情景、每个人物之上，凝神捕捉细致微妙的变化。全书四十余万字洋洋洒洒，极骋眼目，心鹜八极，写出新教育轰轰烈烈的发展历史。
细观而视，书中既描述了新教育的十余年实践，在历史时空中细腻还原，精致雕塑出其崛起壮大背后的精神实质；作品详细点评了新教育团队，捕捉其闪光点，进而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奋斗画卷；作品还品评了新教育发展之路，表达出对中国教育的深邃洞察，梳理出新教育的蓬勃走势，对其历史定位进行了睿智分析。
中观而视，书中采用了同步分析的方法，与民国新教育的对照，与欧美新教育的类比，表达出新教育方兴未艾的张力，展现出朱永新新教育的创新魅力，分析出朱永新新教育科研的雄壮之力。
远观而视，全书将朱永新的新教育置于中国教育史的历史时空之中、世界新教育发展史的链条之上，以详尽的思考、科学的分析、精细的鉴赏，对朱永新倡导的新教育实验进行了历史性的定性、定位。
观古鉴今，继往开来，画意绵绵，诗意汩汩，天眼慧眼，思义断然，理事无碍，事理交融，此书自有“新教育之史记”的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极目新教育》一书，既廓清了朱永新新教育的蒸蒸日上之境，也透露出作者对新教育乃至更广泛教育背景的极目之境。
东缨先生是我熟悉多年的好朋友，也是被称为中国大教育文学第一人的知名教育文学家。近半个世纪，他一直奋斗在教育文学的最前沿，曾经采访过数千位中国教育工作者，写出数百万字的教育专著。既有纸上得到的理论深度，更有事必躬亲体验的细致调查，对中国教育有着切中肯綮的思考。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东缨先生臻人学术佳境，写作艺境，对中国教育有着细致连贯的思考，出版中国教育三部曲《泛舟诲海》《圣园之魂》《播种辉煌》、大教育三部曲《教育大境界》《教育大乾坤》《教育大求索》（待出）和教育览胜三部曲《中国教育的顿悟》《从教师到教育家》《极目新教育》等佳作，卷帙浩繁，卮言处处，早已成为中国教育文学的经典之作。尤其是东缨先生提出了理想课堂三力和谐论、教育十大境界论、名师成长“二三三素质”结构论、中国教育发展基因说等思想，与朱永新的新教育思想既有相互映照之处，又有相互砥砺之效，可见东缨写作此书，正是知音听音的妙处。
此书写作艰苦卓绝。东缨先生观察四年，查阅新教育各类资料；采访三年，行路万里追踪新教育轨迹；写作两载半，反复字斟句酌增删五次，精益求精，以古稀之年，铁杵研磨，最终形成的《极目新教育》一书，方有跃然纸上的灵动，穿透历史的眼光，积蓄能量的突破，画龙点睛的经典。
实际上，傅东缨先生也是新教育实验的播火者。他为了写作《极目新教育》一书，可以说达到了废寝忘食和皓首穷经的地步。他之所以不辞劳苦写作《极目新教育》一书，是希望把从新教育实验田中收获的`果实再播撒到祖国大地，甚至远播到异国他乡，让新教育实验的做法、经验惠及更多的人，让广大儿童和青少年沿着成才的康庄大道茁壮成长！
我读过傅东缨先生不少教育文学著作，他思想深邃，文字优美，情节生动，读来是一种享受。因而，我特写了以上赘言，谨将此书推荐给广大的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兹忝为序。[1]刘道玉谨识2017年2月11日（元宵节）于珞珈山寒宬斋2018年1月1日再改[1]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任武汉大学校长，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 第一章 起航● 世界名画：保罗·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 题记——应答历史● 第一节 世纪叩问● 第二节 浚源作答● 第三节 大任垂青● 第二章 心灯● 世界名画：欧仁·布丹《翁费勒尔的堤岸和灯塔》● 题记——点亮心灯● 第四节 穿越迷途● 第五节 守望灯塔● 第六节 啄羽再造● 第三章 弄潮● 世界名画：艾伊瓦佐夫斯基《九级浪》● 题记——咏叹弄潮● 第七节 擎起闸门● 第八节 时空交响● 第九节 化蛹成蝶● 第四章 竞放● 世界名画：凡·高《向日葵》● 题记——点赞竞放● 第十节 相信种子● 第十一节 扎根行动● 第十二节 优化基因● 第五章 燎原● 世界名画：彼得·德·温特《麦田》● 题记——凝望星火● 第十三节 火光烁烁● 第十四节 区域联动● 第十五节 网上家园● 第六章 塑魂● 世界名画：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 题记——文化立魂● 第十六节 圣园之魂● 第十七节 四重交响● 第十八节 溯流寻宗● 第七章 筑峰● 世界名画：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题记——峰头眺望● 第十九节 岁月经纬● 第二十节 “庐山”之相● 第二十一节 西成东就● 第八章 砥柱● 世界名画：徐悲鸿《奔马图》● 题记——致敬砥柱● 第二十二节 击楫中流● 第二十三节 丝路花雨● 第二十四节 积基树本● 第九章 领跑● 世界名画：傅抱石、关山月画作：《江山如此多娇》● 题记——领跑礼赞● 第二十五节 苏州学脉● 第二十六节 不尽江河● 第二十七节 紫气东来第一章 起航世界名画：保罗·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
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
这是一幅充满哲理的大型油画，这是高更以身殉道的典范之作。在创作这幅画之前，高更登上塔希提岛，希望寻找没有被人类文明污染的完美世界。虽然一度贫病交加、精神困苦、数次濒死，但是，这幅画卷却是他处于人类文明思维绝对深渊的“天问之作”。这幅穿透历史与凡俗生活的作品，把人类文明与宗教的主题反照于塔希提岛中，完成了对那个世纪西方生存主题的深刻反思与惊人洞察，这幅作品成为那个时代世界文化艺术的巅峰。
选此幅名画，从生命的遥远景深而至临近境地，映照了中国当下新教育的心跳脉动。题记——应答历史
世纪之交，历史的峰峦依然高峻邈远，
三千年的剧变，呼唤华夏文明的革故鼎新。
弥合中西落差，等盼教育整顿乾坤的补天之功；
对接古圣先贤，期待教育重塑民族基因继往开来，
进而将耕耘崇高灵魂、修齐治平的功力发挥至极。
历史之唤，赋予了中国新教育人非凡的使命。
他们从古今中外教育理念之海的深处而来，应时而生；
他们从数以万计名师实践之峰的高处而来，至慧而平；
他们从一个琴瑟共鸣的团队苦苦打拼的远处而来，同气相求；
驾着“新教育”号的舰队鸣笛起航。
他们穿越无数浓雾峡谷、低压云层，
如御风艨艟，效逐日夸父，法立命前贤，
满载良心良知和让人眼睛放光心儿发烫的宏愿，
激情与睿智齐涌，行动共哲思同辉，
求索在追梦教育、圆梦中国的历史航道上……第一节 世纪叩问一
万古江河，千秋岁月，百年沧桑。
时间无间隙，岁月有坐标。每隔一百年，历史老人总是蓦然吹起又一个新世纪的始发号角。每隔一千年，他又悠然地敲响一个新千年的起程钟声。
时间，离得太近它如幼儿，浅显而琐碎；拉开距离它如哲人，博大而冷峻。而世纪之交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历史契机。
在此际遇，流光如奔马，似流云，如同黄钟大吕。百年难逢千载罕至的时间节点，不只是那一种特殊的世纪感，更有一种超越平时的激昂、迫切、焦灼情绪与格外的神圣感，并带来心灵雷霆、反思风暴；更有打通时空的思维大碰撞、奇想大迸发、举措大酝酿、焦灼大释放。
不妨将视角拉到19和20世纪之交，看几位思想、科学、艺术领域的大师巨擘，或绝望或救赎或崛起的心路历程。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深深影响了20世纪艺术的文森特·威廉·凡·高（1853—1890），在贫困交加，苦斗病魔中，受尽冷遇与摧残，深深陷人对精神问题的恐惧和对前程的极度迷茫里，竟在世纪末绝望地开枪自杀。处于艺术、人生高格高境，他却离开了被他疯狂热爱又无情抛弃了他的冷冰冰的世界。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当人们虔诚于基督时，他却昭示“上帝死了”！他提倡“权力意志”，赞美“超人精神”，提出生命的“永恒的轮回”论，对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及科学等领域予以切中肯綮的鞭挞，以其强大的思想冲击力，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影响其后的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由于学说超前而长久不被接受和理解，尼采无法忍受孤独而失去了理智，1900年8月25日与世长辞，就像他所写的——“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1]方。”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招致慈禧太后的疯狂镇压。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于瀛台，下令捕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并于9月28日，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于北京菜市口。
法国后印象派巨匠保罗·高更（1848—1903），则于世纪之交陷人绝望中，苦苦探索人类的命运，不惜把自己放逐到南太平洋中部的塔希提海岛，独身一人和当地的土著人零距离接触。原始质朴的生活和美丽的自然景观，令他寻求到人类混沌生命的本质，一步步走出内心的迷惘、忧伤和焦虑，并完成了创作生涯中最大一幅传世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世纪之交的科学浪潮对爱因斯坦（1879—1955）的思维以剧烈的冲击和影响。他思想自由，博览群书，视野开阔，遐想翩翩。1895年，他了解到光是以很快速度前进的电磁波，遂产生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的速度运动，将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景象呢？
1905年一天，他与朋友贝索讨论这个已探索十年的问题时，心窍突启，终于想清楚：时间没有绝对的定义，时间与光信号的速度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寻到了开锁的钥匙，后经五个星期的持续发力，写出九千字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宣示狭义相对论问世。这是物理学史上决定性的伟大宣言，是物理学又一个里程碑。爱因斯坦因此在人类生命的长河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地位。
百年之末，世纪之交，人们或迷茫，或惊醒，或彻悟，这也许是特有的世纪末现象。相当数量的人在特定时空里发生了破茧成蝶式蜕变：思维开阔，思想舒展，思路幽远，思辨强劲。
这，不光是计时的节点，纪事的始发点，新思维的亮点，新行动的基点，它所留下的澎湃激情的瞬间，必将化作历史永恒的记忆。
每当人生或历史进人一个新阶段，往往思维也空前活跃，最能催人反思，梳理既往，找出得失，也最能令人惊醒、感奋、规划，重整旗鼓，再次出发。
20世纪进人21世纪之时，恰逢新旧千年交织的历史关节。此时的反思与蓄力，对志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说，至为关键。二
世纪之交、千年转换的中国，进人大开大阖、大变大化的时段。机遇与挑战同在，光明与黑暗并存，压力与动力齐现。
抚今忆昔，万事浩茫，瞻念前程，百业待兴，旧的百年对新的百年寄以深情的瞩望，融人了若干极富智慧的启示；新的千年向旧的千年依依揖别，带着难以述说的热盼与激情。
此时，教育尤被寄予深切的瞩望。各国无不将目光聚焦教育改革，视之为残酷的国际竞争的关键一环。美国推出《2000年教育目标法》，把教师教育当作追求教育“全面卓越”的重要突破口；俄罗斯颁布《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为发展国民教育奠定法律基础；法国在《为了全体学生成功》报告基础上，颁布《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确定知识、能力和行为全面发展的准则；德国大刀阔斧地推进高校扩张；英国《根植于成功之上的学校》改革方案，则从教育根部——初等教育三大目标抓起；日本发布《21世纪教育重生计划》，提出提高基本学力等七个战略重点和心灵教育、发展个性等基本内容……
在我国，“两基”目标的完成为教育奠定更牢固的基石，素质教育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发施行，高等教育大众化、“211工程”等新政出台，令国人眼睛一亮。然而，教育观念相对陈旧，体制滞后，也造成了应试指挥棒驱使学子一拥而人知识竞争场，高水平的人才稀少，学生在重压下厌学，人格情操教育缺失等种种状况，诚如当年邓小平感慨：“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究竟缺什么？表面上缺杰出人才，缺世界级大师、国际性权威、诺贝尔奖得主，深层里则缺滋养人才的沃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这个沃土就是培育人才的思想准备和科学机制。
中国教育最缺两种人：一种是钱学森那样提出“大成智慧学”的大思想家、运筹家、策略家，这是仰望星空的人——这种人以其超越时空的目光和睿智，能够提出高深的问题和宏大的设想，牵引着社会持续向前；一种是袁隆平那样孜孜矻矻、勤勤恳恳的践行家，这是脚踏实地的人——这种人能够把宏观的设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付诸点点滴滴的行动中，并一步步取得进展，最终完成重大突破。
中国的崛起最需要这两种人。中国教育的大变革也最需要这两种人。
仰望星空作为一种精神气质，是憧憬更是专注，只有拥有想象力的翅膀，方可鸟瞰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而脚踏实地作为仰望星空的对称方，又极具实实在在的践行内涵，只有与地气相接奋力笃行，才能走出梦的云山雾谷，奔向霞光万道的远方，乃至飞向美丽的星空。
中国正面临自近代国运渐衰以来，千载难逢的重大的历史性机遇。这个机遇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世纪以来则处在绝佳机遇期的历史时节。
要充分把握住这份难得的机遇，就须在教育上有更大的担当。三
2005年7月29日，面对前来看望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钱学森忧心忡忡地道出了一个长久憋闷于胸的结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乃科学巨匠的警世箴言，学术大师的良知良觉。
大音希声，振聋发聩。教坛震撼，国人惊愕，学者凝思，官员哑默，高校无人接招。
这一世纪叩问，渐渐发酵成了一道留给中国教育的哥德巴赫猜想，也为新千年中国教育再出发的大文章点了题。
看中国教育，从学前，中经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我们在学子的生命成长、心灵培植、创造力开发上究竟有几多歧路？
笔者曾如此诊断中国教育病症：
一曰丢了本质——育人至上。教育育人的真谛在于激醒蒙昧灵魂，焕发聪明才智，培植最佳习惯，提升高品人格。
学校期间的教育为人生的奠基时节。此时节须特别注意其时空的特定性、全员的成功性、育人的差异性。
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则聚焦在千方百计提高考生的分数上。学子两眼一睁，学到熄灯，殚精竭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应试状态。教育几近全面被异化为教学，教学几近全面异化为教考，教考几近全面异化为做题、背题。北京大学教授章启群指出：现在的中小学生们，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人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人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二曰丢了传统——人文至尊。传统如同河之脉，乃族之根、民之源、国之本，丢了传统如断了脉象。
几千年华夏教育，人文当推为至宝；古往今来育人，人文应记头功。人文精神虽不一定就是中国教育的专利，却肯定是教育中国代代相袭的传统。不承想，当中国教育史写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应试教育时节”时，一场偷梁换柱的演变在悄然展开：逐利正替代师道，冷漠正替代热忱，粗俗正替代高雅，强迫正替代尊重……
这种嬗变，导致教育理念与践行的衰微，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倒退。
三曰丢了科学——规律至圣。教育者就该遵循人性的规律，人情的规律，人道的规律，人智的规律，人本的规律，即按全人化人的建构予以最适切的教育。然而，从幼儿园为起点，孩子与老师就开始了“为伊消得人憔悴”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极其惨烈极其悲壮的马拉松式生命消耗，导致对人格、人性、人文和心理教育的全面荒疏。回归规律，科学育才，我们才能不闻训斥的雷霆，摈弃成人化的重负，扫除立竿即想见影的焦灼，让学子人性舒展，人情丰富，人智迸发，人本滋润，心灵得到超迈的自由。
找到病症还需查到病根。可以说，中国教育其病久矣。16世纪，当西方初现普及义务教育的曙光，德国等国家设立大量便于劳动群众子弟人学的初等小学，大多数家长履行马丁·路德所言的“送子女人学的责任”时，中国少数读得起书的学子还在终日背诵《四书》《五经》。18世纪中叶，当英国的瓦特蒸汽机日夜轰鸣，西方的普及义务教育强力推行，小、中、大学的兴起如同雨后春笋时，中国仍在科举的窄胡同里选拔着“八股学士”。
而当今教育的忧患一点不比昔日小。在培养何等样人及采用何等模式培养人这一攸关民族命运的新课题下，中国教育再次陷人困窘。而且，虽时空变幻，国力增进，但我们所面对的教育难题，同样令人棘手。
中国孩子的想象力状况令人忧虑。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当我们的教育“只有考生，没有学生；只有考校，没有学校”，学生以知识的背诵、接受、考试、获得高分为学习的全部内容，这一两极分化的调研数据毫不奇怪。
爱因斯坦曾断言：“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
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最重要的东西。应试教育仍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这么多可贵东西几乎断送了。
深一层思索，几百年中西方教育的分野也恰在这里。
我们的出发点是牢记知识，人家的出发点则是发现知识；我们的育人过程是塑造，教育要像雕工那样按自己的意愿对学子自外至内地精雕细刻，人家的育人过程则是生长，教育顺应学子的自身的潜质、智能、兴趣，促进其自由、主动、舒心地发展；我们好学生的标准是听话、懂事、分数高，人家好学生的标准则是具有好奇心、爱质疑、能发现、有个性、喜创造。
标准不同，情势各异。当世界教育对准了个性化、特色化、创造性人才，我们的教育却仍在固守着应试教育“高分”的标准，培育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广阔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还只是停留在夙愿阶段。
钱学森的世纪叩问博大而深邃，严峻而尖锐，穿越时空，直击灵魂。回答世纪叩问刻不容缓，机不可失。一个民族的教育生命固然漫长，但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优势在抢抓机遇中孕育。
劣势在丧失机遇中渐生。
差距在错过机遇中拉大。
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延误一时就贻误一个阶段，抢先一步就赢得一次主动，领跑一程就统领一个时代。
2002—2003年之交，笔者被国内的一种发自民间的教育现象——先是悄然而起，继而燎原般地发展——而震撼和吸引了。这就是自苏州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其主张的理念、思想、见地，竟与笔者对中国教育多年积淀的认知异曲同工，心有灵犀。遂引发笔者用心投入，全面地关注、研究、评价它。继而欣然地追踪它的脚步，以第三方的视角，以独立作者的立场，参与到它的行动之中：旁观其发展，追溯其历史，记录其轨迹，探索其核心，筹划为这个充满梦想、理想的教育实践写一部信史。这，渐渐成了激活笔者的教育生命、写作这部作品的原动力。笔者确信：观象新教育，是对中国当代教育前锋的观礼；鸟瞰新教育，是对中外上百年教育浪潮的回顾；极目新教育，是对古今中外教育精华的观照。四
大难唤才俊，久病思良医。教育的沉疴必然唤起教育界的空前觉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进人了波澜壮阔的提速期。教师心火盛燃，教改号角四起，杏坛春波潋滟。一批志存高远的一代师表，爱教乐业，以生为本，深挖智矿，耕耘心灵，于漪、魏书生、王思明、孙维刚、李吉林、洪宗礼、李希贵、张思明等名师如灿烂星辰，顾明远、刘道玉、陶西平、叶澜、钟启泉、朱小蔓等一批教育思想大家光耀教坛，也结出了素质教育、情境教育、和谐教育、快乐教育、主体教育、情智教育、归真教育等闪烁理智辉光与践行路径的前沿硕果，还呈现出诸如生本改革、综合改革、课程改革、学科改革、课堂变革、教学模式改革等教改实验的专项工程。应该说，所有这一切，或点上吐艳——万绿丛中一点红，或线上争芳——千树万树梨花开，或面上结果——大珠小珠落玉盘，都为中国教育增光添彩，注人了正能量。
然而，浩浩中国，茫茫教海，悠长战线，仅靠雪泥鸿爪式的楷模导引，显然力不从心。中国教育战线极为广袤，立德树人更是复杂的立体工程。若要带领中国教育奋然前行，我们必须有一支怀揣文化自觉、深悟教育本真、忘我奋然打拼的强劲队伍，聚成大团队，形成大气势，造成大趋向，做成大影响，方能带动中国教育雄立于世界潮头。
这样的期待，于世纪交替之际，变得更为迫切。要肩负起新世纪中国教育的新使命，一定要有众多铸魂启智的领路人和众多甘于奉献的深化改革实验的志愿队伍。
这样的领路人、这样的队伍在哪里？就在时势的蕴藏中涌现。正所谓时势造英才，英才导时势。时势与英才唇齿相依，相辅相成。时势未起大潮，英才只能凭栏长啸“空悲切”，无潮之水哪能“浪遏飞舟”？时势涌起大潮，英才方能冲破窠臼，一夜而为天下知。正如唐代诗人罗隐所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历史选择方方面面饶有准备的人。
现实圈定有胆有识敢为天下先的人。
事业认可梦想超拔忠贞不贰德才俱佳的人。
队伍愿随虚怀若谷言行一致身先士卒的人。
处于种种条件的“交集”，要担此大任的一群人之中，有一位叫朱永新。
朱永新，生于1958年8月，江苏大丰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在中国发起新教育，绝非一时热血，更非异想天开。打开朱永新的行囊，既有知识、能力、智慧，也有梦想、心志、胸怀，更有爱心、毅力、情感……这些理论积累、舆论准备、心志磨砺和气魄酝酿，已经极为充分。
朱永新的事业起步于苏州大学。自1978年始，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这座心中的殿堂。自1986年始，他用近五年的业余时间，投人八十万言的《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写作中，阅读大量中外教育思想家的著作，系统研读西方新教育运动的著作，更对从远古到当代的中国教育思想源流精梳细理。与那些美好的教育理想相遇，激发了创造美好教育的冲动。冥冥之中，一种新的使命感悄然形成。
1988年，他应约撰写《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的书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教育资料，并为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教育问题焦虑。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更驱使他产生改变中国教育的念想。
1990年，他应邀去日本访学一年，抓紧所有时间考察日本教育。回国后，他主编了一套十余卷的《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系统介绍了日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发展状况，对近邻的研究，让他对中国教育改革有了思考的参照系。
1993年，他出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成了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处长。此后的五载光阴，他推出了必读书目制度、激励性主辅修制度、学分制、文科改革试点班、理科强化实验班等，此为书香校园建设的“前传”。
1997年底，他转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等工作。此间他立足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开始系统思考理想教育的模样，先后推出了改造相对薄弱学校计划、名师名校长行动计划、农村村小现代化行动计划、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等主题策划，且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些行动激发了他继续教育改革与实验的强烈意愿。
二十年里，他焚膏继晷，心不旁骛，在阅读古今中外经典著作中比较研究，对中国教育的既往传承深思细想，对中国教育的愿景加以系统的理性观照和全新视角的展望，渐而勾画出带有时代教育特征的“教育理想”的轮廓。
历史性的触机发生在1999年。朱永新读《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一书时，被一则小故事的大能量震撼了：1950年的元旦，管理学大[2]师约瑟夫·熊彼特在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彼得·德鲁克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3]大的意义。”一语道破天机，也道尽这位西方著名学者的未竟之憾。这个故事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朱永新的心灵深处爆炸。在他看来，熊彼特的临别赠言，足以追问自己多年来所做的一切，让他铭记一辈子，并成为自己人生转轨的定向仪。朱永新不由得想，自己多年从事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也出版了一部部著作，然而，写那么多书究竟为了什么？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学问？自己的这些理念、这些“理想”能变成现实吗？能不能构建出属于教育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实践蓝图？他进而想到，自己的教育情结该在哪里寄托方可释怀？自己的教育人生该如何行走才不虚度？自己的治学终极目标该放在哪里更能体现出价值？
反思，痛楚的道路反思，拷问般的灵魂反思，让他寝食不安，坐卧不宁。
从一个学者过渡到一个行动者，不仅有理念上、情感上的转变，更有行动方式方法的重大转换。在这条无形而实有的鸿沟上，必须架起连通的桥。
机缘不期而至。1999年夏天，江苏省教育报刊社在苏州举行了一次创新教育笔会，邀请朱永新为与会代表讲述“我心中理想的教师”。就在此次讲演中，朱永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教育话语方式，寻觅到走向教师与教育生活的全新路径。讲演结束后，他应邀去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授课带徒，系统地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想与年轻教师们分享。
后来，作为新教育实验发起人，他被评为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其作品《朱永新教育作品》（十六卷）等被译为英、日、韩、阿拉伯、蒙、法、俄、哈萨克、尼泊尔等多国文字在全球发行。他曾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级研究项目并多次获奖。
抛开上述素描式的人物简介，在笔者眼里，朱永新还是赋予教师与学生新内涵里的学术人，是在学者与官员角色间穿行的“两栖人”，是开凿奇想与现实通道的追梦人，是在理论与践行碰撞时寻找默契的探路人，更是衔接既往与未来的求索者。五
2000年2月，朱永新把在苏州和湖塘桥中心小学等地关于教育理想的讲演结集出版为《我的教育理想》一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理想教育的系列目标。该书如火种喷发，点燃了众多教师的教育激情，直接“催生”了新教育实验。有的教师、学校照着这本书有声有色地做了起来。中国新教育的学校之路，也就渐渐地水到渠成了。
2002年6月朱永新写出《中国的教育缺什么？》。2002年7月他出版了阐述新教育主张和相关实验设想的《新教育之梦》。这些新教育的奠基之作，酝酿了中国的新教育风暴，构想了当代新教育轨迹，呼唤了将要投身新教育的众多师生的心魂。《我的教育理想》，是朱永新遵照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的“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面向未来的命题，精心构想的颇具理想色彩的教育画卷。该书共印了三十余次三十多万册，影响之大，可谓空前。一时间出现了“洛阳纸贵”之况：山东有的学校买不到此书，就复印了发给老师。湖南浏阳市购买了六千册发给老师，事后发现竟为盗版。尽管如此，很多老师读了此书仍然很激动很兴奋，重新燃起了做教师的激情。《中国的教育缺什么？》一文指出，中国教育“忽视了人本身的存在价值。”把人作为一个工具，而不是当作人。我们所倡导的“人文”，应具有更适合于现代人类共同利益的内涵，坚守道义和责任，向往真善美，尊重人，爱护人并爱护和关心人类的文化。该文一语道破中国教育的弊端，让人顿开茅塞。《新教育之梦》，是朱永新将个人的体验、感悟、价值观融于对教育的观察、思索、解读中的个性化的教育哲学，具有独特的理想特色和雅俗共赏的品格。他有一个信念：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走得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学校，也不可能走得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教育，更不可能走得多远。
这“两书一文”在中国基础教育界掀起了一股“理想旋风”。一些学校自发地开展了“理想教育实验”，不少老师开始摘抄《新教育之梦》中的内容，有的老师甚至能够大段地背诵。
一种立人立教的济世梦想，一股“理想旋风”的理论支柱，成了朱永新行囊里最为宝贵的财富。朱永新在清晰地告诉人们，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教育的发展之本，而教育科研是教育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教师成长的重要途径。新教育实验以师生为本、实践为本的路径也就蕴含其中。
日前，笔者重读鲁迅为白莽作《孩儿塔》序：“……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忽而感悟道：朱永新这些书文，何尝不是如此！它们以“直指人心”的智慧和魄力，揭示了现行教育的顽症，点醒许多教育者迷茫的心灵，绘制出理想教育的明媚春景。与一般性的教育著作迥然不同，这些书文纯如夜露，鲜似晨风，是高远教育理想拥抱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是世纪之初震惊中国教坛的第一声春雷。
2000年初春，《我的教育理想》一书虽然好评如潮，却也有人批评说，朱永新的教育理想中看不中用，看上去很美，没法变成行动，没法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来运作。这些带刺的蔷薇之于朱永新，无异于点燃心中的又一簇火。如果说约瑟夫·熊彼特弥留时的箴言，是大师毕生智慧的浓缩启示，那么，当时一些教师读者对其著作无法落地实现的意见，令朱永新再度陷人沉思。
未经思想过滤的生活，不会创造价值。朱永新经过几个月的持续思索，彻悟了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明晰答案——让理论走出书斋，身人教育，心人教育，凝聚教育同仁改造教育，优化教育，圆梦教育。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朱永新开始用行动履行使命了。他从此走近一位位教师、一所所学校，走进教育纵深处，有意识地试图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从立言转向立行，从书写自己人生，转换到要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一场改变思维模式与行走方式的自我革命即将开启，或者说新的使命将重新开篇。
大师毕生结晶的箴言，同仁切肤体悟的质疑，朱永新激跳的心魂，在历史性人生抉择中完全合拍了，虽与熊彼特隔着近半个世纪的时空，两股思维流却汇合奔涌了。
这一选择不仅与个人相关，与一群教育人的命运相关，也在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个有浓重意味的惊叹号。六
新教育上路了。
庄子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朱永新策划新教育课题和人选时，最初的左膀右臂就来自苏州，来自他的身边。正在读博士的李镇西是一个，经李镇西推荐，朱永新将昆山市教科室副主任储昌楼招之麾下，负责新教育课题规划与实施。
说起储昌楼，当初与朱永新互不认识。是时，中国教育思想百花齐放，储昌楼写了许多引发关注的文章，有些文章还参照了朱永新发表在江苏教育学会《新教育》上的文章的思想，但那时，储昌楼只知道朱永新是苏州大学的教授。后来储昌楼在名噪一时的K12班主任论坛，与李镇西一起任版主，结下了深厚情谊，便参与规划“李镇西教育思想研究”，体现了一定的课题研究能力。2001年，朱永新谋划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落地进行教育实验，遂将储昌楼请过来，参与一系列行动，从松散的学校联盟着手实验，到新教育的定名、“十五”课题研究的确立，再到新教育实验总课题组秘书处正式挂牌成立。
这个秘书处，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包括“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的日常办事机构，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干事等组成：储昌楼为秘书长，张荣伟、许新海、袁卫星、王胜、周建华为副秘书长，费秋林、高子阳、盛青为干事。“总课题组”在昆山玉峰实验学校设秘书处工作室，储昌楼负责实验学校审批及课题管理；苏州大学在读博士张荣伟负责理论研究；周建华主要做好玉峰学校这面旗帜；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袁卫星负责出版、宣传；2003年，苏州大学在读博士王胜进人，负责网站等公益事业；2005年9月，考取苏州大学博士生的许新海作为新增副秘书长负责“六大行动”项目。
新教育实验还成立了“项目组”，其中工业园区教研室卜延中等负责“营造书香校园”，工业园区胜浦金光小学张向阳等负责“师生共写随笔”，苏大附中高万祥等负责“聆听窗外声音”，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吴云霞等负责“双语口才训练”，苏州教育学院张欣等负责“建设数码社区”，苏州教育学院孟丽华等负责“构筑理想课堂”。
当时的课题组没有经费，大家都是义工，又都是苏州周边人，便于联系。苏南是教育工作者的沃土，通过储昌楼与李镇西主抓的“教育在线”网站招集，设在昆山玉峰实验学校的课题组每周召开例会，迅速凝聚了一批很有思想、有干劲、有理想的教育工作者。
新教育课题最初的提法为理想教育，但初创者们每每觉得不甚尽意。因理想是多义词，理想教育宽泛，无边无沿，何为理想，界限难于校准说清。大家对其他冠名的概念与定义也曾反复推敲，一时拿捏不定。理想教育的称呼就用了五个月多一点，到2001年9至10月间的一个晚上，朱永新招来储昌楼和心理学博士陶新华，告诉他们要将《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修订，重新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具体商量一下修订后的书叫什么名字为好。陶新华建议，鉴于书中的文章首先刊发在《新教育》上，书名应当就叫“新教育”。储昌楼查阅过教育史，了解欧洲的新教育，知道朱永新对杜威、陶行知等新教育人有着深人研究和厚重情感，又感到他们倡导的理想教育与中外新教育一脉相承，多有契合之处，就赞成说：“是的，叫新教育好。”朱永新欣然同意，当即打电话告知出版社，确定了那本书定名为《新教育之梦》。从那一天开始，新教育的冠名就敲定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新教育之梦》，标志着新教育的冠名正式诞生。
再说课题组，每周开一次例会，所有课题组的人都参加；每个月开一次常务会议，朱永新赶来参加，进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作制度。此时，储昌楼为朱永新八小时外的实验助手，参加会议、做记录、处理文档、打字记录。储昌楼打字速度快，起初所有的文字、对外宣传等工作也是储昌楼负责。直到2006年1月，魏智渊作为新教育实验第一个专职人员调到苏州，渐而成了朱永新的学术秘书，秘书组的会议也逐渐搬到苏州。
新教育在江苏省内的发展过程中，朱永新付出了极大心血。为推动实验的发展，使其更加科学、规范，朱永新带领早期课题组的一群人，经几个月紧锣密鼓的思想交锋、理论策划、举措研讨，由储昌楼花费数天，草拟了新教育课题的申请报告，摄取了初期探索的许多经验，又经袁卫星、卢志文等参与讨论，最终形成了课题申请报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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