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翠芳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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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执子之手
作者：汤翠芳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ISBN：978722704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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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序言
退休以后，我和爱妻汤翠芳本打算尽快动手写一本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故事的书。原计划是我写“我眼中的她”，她写“她眼中的我”，先分开写，而后通过抒情、议论，合二为一。遗憾的是，退休以后，我们两人都很忙，我忙于讲学、科研和办案，她忙于讲课、办案和家务。20世纪末，我重病之后，脑子不听使唤，写长文有困难。她忙于照顾我，也无暇动笔。
2005年5月28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联合为我举办庆贺八十大寿暨宪法思想研讨会。会上，她与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同受鲜花、共享掌声，在鲜花和掌声中，她感慨万千，往事历历在目。之后，她决心动笔写这本书。
她是家里的“后勤部长”，又要全力照顾我，每天可用于写作的时间不多。此书断断续续地写了两年，2007年5月完成初稿，同年的12月完成二稿。
这本书是我们两人半个世纪相随相伴的真实记录。文中写了爱情的甜蜜与付出，右派生涯的艰难与无奈，平反后的努力与成就以及夕阳无限好的晚年生活。
我们的经历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我们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也是当年苦难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在几十万右派分子中，我和他们有共同的遭遇——被大批判、被孤立、被戴右派帽子、被劳动改造，“文革”一开始就在劫难逃。但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是还活着；二是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幸福温馨，春意融融；三是平反以后，圆了当年上大学的梦——著书立说，当名教授，为人民做了点事。
我们的经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那是熟知的，这本书可能会引起一些同龄人的共鸣与回顾。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是陌生的，这本书可能会让他们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有些知识分子是怎样生活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又是怎样被调动起来的。
我和爱妻汤翠芳是1956年5月结婚的。我们是先恋爱、后结婚、结婚以后继续恋爱。这个继续恋爱是指婚后与婚前一样——相互爱慕，相互思念，相互理解、支持与鼓励。她是我的精神支柱，没有她我就活不到今天，就是活到今天，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她又是我的得力助手，没有她，我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爱情是伟大的、美好的、甜蜜的，她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愿我们大家共珍之，共惜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初用标题是《师生恋曲》，后来觉得这个题目过于一般，只好另找更合适的标题，终于在《诗经·邶风·击鼓》中找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佳句。《诗经》之外，还出现了“执子之手，与子共著”“执子之手，与子同眠”“执子之手，夫复何求？”等句式，可见，“执子之手”已脍炙人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中的原句，取前四个字，实际上包括了后四个字，所以我们把这本书命名为“执子之手”。吴家麟2008年5月26日序幕
1954年，在全国欣欣向荣、凯歌高奏的乐曲声中，我的生命航船驶向了又一个新的航程。
这年春天，部队为了实行正规化建设，要求大部分女同志转业到地方。想工作的，部队帮你联系工作单位；想上学的，部队负责给你联系学校，而后自己去参加地方学校的考试，凭成绩录取。何去何从，必须迅速作出抉择。我很想上学，又怕底子差考不上。命运之神告诉我，不能犹豫，是战士就要勇敢上战场，去学习，去掌握科学技术——这是没有枪声的战场，一定要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我下定决心，努力复习，迎接考试。16岁当文艺兵
经过短期的突击复习，我去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法律系的入学考试。经过笔试和口试，有幸被录取到法律系学习。
与我同时进入法律系学习的共有360人，被分成12个班。这是人大法律系有史以来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在这一届学生中，有许多是转业军人，还有一部分是地方政府部门的干部，都是调干生。
第一学年我们主要上基础课：马列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逻辑学、联共党史、俄语等。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两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我全部得了5分。当时学苏联，学分分为五级，最高分为5分，4分为良好，3分为及格，2分不及格，1分极差。
转眼一年过去，我们升入了大二。第一章 师生情缘在初创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有这样两个年轻人：一个才华横溢，一个纯真善良。他们相互吸引，他倾心于她，她属意于他，奏响了一曲师生恋歌。一、相识
第二学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年级的同学人数减少了，系里把原来的12个班缩减成10个班。除俄语课和课堂讨论外，仍然采用上大课的方式，前5个班和后5个班分开上课。
课程表发下来了。这学期我们将要开设的课程是：中国国家法（即中国宪法学）、法学理论、法制史、民法等。
周二上午，同学们和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教室，找好座位，做好课前准备。我习惯坐在前几排听课，这就需要来得更早一些，以便捷足先登。
今天我们要听的课是中国国家法。“丁零零”，上课的铃声刚落，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同学起立。老师点头致谢让大家坐下之后，把手表和教案往桌上一放，拿起一根粉笔，转身面向黑板，重重地写了“吴家麟”3个大字。字体不算漂亮，但娴熟刚劲。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家麟，主讲中国国家法。”声音洪亮，简洁利索。
我对吴老师审视了一番。只见他天庭饱满，发际很高，梳个侧分头，头发乌黑，油光发亮；大眼睛，双眼皮，目光炯炯有神；颧骨较高，鼻梁挺直，嘴巴略大；脸庞上宽下窄，形似倒三角。上穿白衬衫，下穿浅灰裤，脚踏一双黄色凉皮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老师不算英俊，但还有点帅气。
这两节课，吴老师讲宪法绪论。他手拿一根粉笔，站在讲台的一侧，左半边脸对着学生，右半边脸靠近黑板，一边讲述，一边板书，讲述的基本要点全都写在黑板上。他自顾自地讲课，就像演员全身心地演绎角色一样，非常投入。至于下面学生听得怎么样，他很少顾及。下课铃声响了，他讲课的内容正好告一段落。随即，他宣布下课，同学起立，他还礼之后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拿起手表和讲稿，拔腿就走。
下课以后，同学们喜欢评论老师，尤其是初次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吴老师讲课很有条理，重点明确，难点讲得透彻，有学问。”一位同学赞赏地说。“这位老师语言流畅，滔滔不绝，两节课几乎没有一句重复的话，好口才。”另一位同学评述着。“你们注意到没有，别的老师上课是看讲稿讲，这位老师竟然两节课没有看一眼讲稿，好记性。”又一位同学称赞着。“这位老师，课讲得不错，就是南方口音太重，有些话听不清。”这位同学很直率，很真诚。“以往老师讲一句，我们记一句，他只顾自己讲课，没有照顾我们记笔记。”这位同学记不下笔记，有些着急。
我初始的感觉是：这位老师与众不同，有学问，有才气，声如洪钟，口若悬河，但有点傲气。
可能是课代表把同学们的意见反映上去了。在以后的课堂上，吴老师就把自己发音不准的字，尽可能地写在黑板上，还对同学们说：“我不要求你们把我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听课、听课，主要是听，听是第一位的。笔记适当记一些，记要点就行了。不要去当速记员、打字机。学习要注意方法，要掌握和领会原理，不要死记硬背。”而后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他那特有的讲课风格，边讲边写，滔滔不绝。同学们也慢慢适应了，觉得他这样的讲课学生们收获大。多数同学还是能记下笔记，少数记不下的只好课后借同学的笔记补记。当时我们没有教材，全靠课堂笔记。
我越来越喜欢听吴老师讲课。我喜欢他授课时的旁征博引，喜欢他阐述问题的逻辑性，喜欢他有条不紊的板书，喜欢他洪亮浑厚的嗓音。我觉得听他的课时间过得特别快，还没听够就下课了。
每学一个单元都要进行一次课堂讨论。当时学苏联老大哥，把课堂讨论叫“习明纳尔”。课堂讨论以班为单位，在小教室进行，每班都分配一位主持讨论的老师。我所在的三班主持课堂讨论的老师就是吴老师。消息传来，我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又可以在课堂上听他高谈阔论，听他那洪钟般的声音，担心的是自己学识浅薄，发言质量不高，万一说错了，怎么办。他看起来很严肃，嘴巴又厉害，批评起人来恐怕让人受不了。高兴也罢，担心也罢，由哪位老师来主持课堂讨论不是学生所能决定的，何必去伤神费脑！
在吴老师的主持下，我们班的课堂讨论发言踊跃，辩论热烈，同学年少，敢想敢说，各抒己见，很少有冷场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老师善于引导，另一方面是同学准备充分，思想活跃。我喜欢听不同意见的辩论，更爱听吴老师最后10分钟的总结性发言。他的发言除了评述课堂讨论的优缺点，还常提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让同学自己动脑筋，查资料，深一层地掌握所学的知识。
为帮助同学们学好所开设的课程，人民大学还建立了主讲教师下年级个别辅导的制度。时间——晚自习，地点——离学生住址较近的一个小教室。一般是一个晚自习安排一位主讲教师。同学们在学习中有什么不理解的或有什么问题需要找老师探讨的，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向老师请教。吴老师下年级辅导时，我经常去旁听或请教。开始时，我是站在一边，看别的同学怎样向老师提问，老师又是怎样解答，看看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师在个别辅导时是否还那么严肃。几次旁听之后，觉得这位老师还比较平易近人，解答问题深入浅出，让人铭记不忘，这才大着胆子去向老师请教。开始请教时，还有点怯生生的，问一两个问题就赶紧退场。后来，我去请教的次数越来越多。再后来，只要吴老师下年级辅导，我都要抽点时间想点问题去和他交谈。交谈之后，仍旧站在一边当旁听生。我觉得他的答疑太棒了，非常“解渴”。他非常了解学生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疑问的症结何在，而后对症下药，几句话就拨开疑团，真是言简意明，画龙点睛。渐渐的，我们熟悉了。有一次辅导完，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福州。”他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龙岩。”哦，原来我们还是老乡，都是福建人。二、暗恋
在部队文工团里，我参加了一些形体训练，弯腰、劈叉等基本舞蹈功底尚可。1955年春学校成立体操队，经过体育老师的筛选，我被选入校女子体操队。教练是赵立力老师。
为了迎接高校的体操比赛，为尽快培养出我校第一批体操运动员，教练对我们的训练抓得很紧。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为训练时间，训练地点设在学校小操场的一侧。我很喜爱体操运动，积极参加训练，认真做好每一个动作。不久，我被任命为校女子体操队副队长。校女子体操队（左一：教练赵立力，左二：汤翠芳）
时光荏苒，夏去秋来。开学后，我们天天在训练场上苦练基本功，苦练自由体操、高低杠、平衡木和跳马。
一天，太阳西斜，霞光万道。训练结束了，我们擦干汗水，套上外衣，走出训练场。在训练场通往我的住地北一楼的拐弯路旁，我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好像在等什么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吴老师。我惊奇地问：“吴老师，你怎么站在这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轻声说：“等你。”我愣了一下，心想怎么会等我？赶忙问：“老师，有事吗？”他微微一笑，说：“小卖部卖的新花生，很好吃。”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把一小包东西塞到我的手里，我刚接住，还来不及说声“我不要”或者“谢谢”——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这太突然了。我站在路边，望着他的背影，心怦怦直跳，脑海里有一串问号：他是单身汉？他是不是对我有意？为什么刚把东西塞给我就转身走了？是怕我不接受，是怕别人看见，还是惜时如金？
过了几天，他又出现在训练场不远的那个路口，直觉告诉我，他在等我。我快步迎上去，他见我来了，很高兴，关切地问：“训练累不累，花生好吃吗？”我说：“不累，花生很香。”他说：“米老鼠（一种糖）很好吃，吃点糖补充体力。”接着，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两个苹果一并给了我。像上次一样，没有过多地停留，对我微微一笑，走了。这以后，隔三差五的，他总要给我送点零食，东西不多，一小包花生或者瓜子，一小袋糖块或饼干，一两个水果。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像大哥哥哄小妹妹似的。我暗自猜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可能是借物传情，一来表达他的爱意，二来试探我对他的态度，三来借机接近我。可是，为什么见了面他又很快离开了呢？噢，我明白了，我们还处在“试探”阶段，一切行动是要绝对保密的，不能让熟人看见。在平衡木上
我是调干生，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交完15元的伙食费，只剩10元钱。这10元要买学习用品，还要买生活用品，哪敢买零食吃？现在有人给我送零食来了，接受不接受？第一次本想不接受，但他一塞给我很快就走了，我总不能为还一小包花生米去追赶他，更何况他是我仰慕的老师，我对他很有好感……此后就来者不拒了，而且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在高低杠上
秋去冬初，天气渐寒。一天，训练结束后教练讲评的时间略为长了一些，太阳开始落山了，我们匆匆往回走。一出训练场，我情不自禁地往拐弯的路口望去，只见他穿件呢子制服来回踱步。可能是等我的时间太长了，有点急了吧。我三步并两步地走到他跟前，他见我来了，眼睛顿时一亮，说：“天冷了，我给你买了一条长围巾。”说着，把手里的纸包递给我。我不好意思地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送我。”他关爱地说：“不贵。围上它，又暖和，又漂亮。”我红着脸说：“谢谢。”他说：“食堂快开饭了，赶紧回去吧。”我往前走了几步，回头一看，他还站在原地，目光注视着我，见我回头，向我招招手，这才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回到宿舍，我打开纸包一看，是一条粉红和纯白相间的长围巾，围巾上还用毛线勾成一朵朵菊花，很漂亮。没想到，这位平时很少跟同学开玩笑的老师还挺会买东西。我知道，他虽然没有说“我爱你”，但行动证明他的确爱上我了。与此同时，我心底的爱情之花也已潜滋暗长，默默地爱上了他。我觉得他既有才学，又会关心人、体贴人，是我所期盼的“白马王子”……三、相知
期中考试到了，宪法课的考试方法是写论文。吴老师出了3道题目，由同学任选一题来写，字数不少于3000。在我们同学中多数人没写过论文，普遍感到困难较大。吴老师在课堂上说：“万事开头难。正因为你们没写过、不会写才叫你们学着写。你们是大二的学生，我不会对你们要求过高。这次论文，只要论点明确，有一定论据，阐述清楚，就基本合格。要想得高分，那就得下工夫，在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上要有创意。”
以前，我只是在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上看过一些论文，政治学习时读过一些革命领袖的文章，自己从未写过论文。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写了。选哪个题目好呢？想来想去，最后选定的题目是《试论宪法与共同纲领的关系》。因为这个题目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报纸、杂志上也有类似的文章可供参考。真正提笔要写时却又感到无从下手，只好去向吴老师请教。当晚，请教如何写论文的同学很多，他就集体给大家讲述写论文的基本方法，一直讲到下晚自习。
我按照吴老师讲的基本写作方法，草拟了一个提纲，又不知道这个提纲是否合格，拿着提纲去请教吴老师，他看了以后，说：“基本框架还可以，你就按自己的思路写下去吧。”我很高兴，努力把论文写好，而交上去以后，只得了4分，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一打听，全年级只有少数几个学习尖子得了5分，心理也就平衡了。在后来的一次约会中，我问他：“你好吝啬，为什么论文只给我4分？”他非常认真地说：“你的文章缺乏创意，平心而论，给4分已经是宽的了。第一次写论文，能写得条理清晰算不错了。要追求真才实学，不要当分数的奴隶。”
入冬以后的第一次辅导课结束了，我和吴老师一起步出教室，他突然问我：“后天是星期天，你有时间吗？”我说：“除了看书，没别的事情。”他微笑着说：“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11点，我在老地方等你。”我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星期天，我围上吴老师送我的长围巾按时赴约。我们边走边谈，一起来到校园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他很节俭，只买了一荤一素两个菜、两碗米饭，外加一个猪肝汤。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他对我的第一次宴请，也是我进大学一年多来第一次进餐馆吃饭。饭菜虽然简单，但我吃得很香。
饭后，吴老师邀我到他的住所去。他住在学校东南方向的红三楼里。这是一座教工宿舍，共三层。他住在第二层，房间靠近楼梯口。房内靠墙的两侧是两张单人床，床头各摆一个小书架和一张小书桌，面积15平方米左右。他说：“我和董成美老师住在一起，他也是教中国国家法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喜欢学生提问题，因为它可以促使我去思考。”说话间，董老师回来了。我说：“我该回去了。”他把我送到楼下的楼门口，我问他：“你就一个人生活？”他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我深情地望了他一眼，径直往西走去。
这次约会，从言谈中我知道吴老师是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有个姐姐与他相依为命。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生，靠父亲的朋友资助和学校奖学金上的大学。
此后，我去过几次吴老师的住所，向他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他每次都非常耐心地给我答疑解惑，而后把我送到楼门口，看着我走远了，才转身回宿舍。
当年，人民大学法律系有5个教研室：法学理论教研室、国家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和法制史教研室。国家法教研室下设4个教研组：中国国家法教研组、苏联国家法教研组、人民民主国家法教研组和资产阶级国家法教研组。吴老师是中国国家法教研组的组长。
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成立于1950年年初。刚成立时是由何思敬教授当主任。1951年，当吴老师调入国家法教研室任教时，教研室主任已由杨化南老师担任。杨主任关爱年轻教师，年轻教师也很尊敬他。此时吴老师与杨主任关系不错。不久，杨主任升任系主任，国家法教研室来了一位新主任。这位主任打过游击，对敌斗争勇敢、坚定，但文化程度不高。不少教师对他的评价是不学无术，唯我独尊。有一次，新任主任跟年轻教师说：“我是来改造你们的。你们没有什么优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少爷。你们是为个人而奋斗，为名利而生存的。我来这里就是要让你们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系里教师的讲稿和会上的发言都必须经过他的审阅。
吴老师毕业于北大，长期受北大民主校风的熏陶，看不惯这位主任的一些做法，曾经与几位年轻的教师私下里议论过他，再加上吴老师恃才自傲，这位主任对他大为不满。
当我们两人的交往被这位主任知道以后，他就着手干预我们的关系。
一天，我们班里的一位党员（系总支委员），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关爱，也可能是受那位主任的指使，找我谈话说：“你这个年龄是可以考虑个人问题了。听人说，你经常到吴老师那里去？”1951年于北大民主广场
我说：“去过几次。”
她问：“你了解他吗？”
我说：“了解一些。他是单身汉，贫苦出身（当年讲出身，贫苦出身的人倍受青睐）。”
她郑重地对我说：“他曾经结过婚，后来又离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她加重语气说：“他哪里是贫苦出身，他父亲是怎样的人，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她又关切地说：“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他交往，这很危险呀。”
她的这一番谈话，让我思考和苦闷了好几天。睡不沉，吃不香，干什么都没有劲头。是呀，我怎么这样糊涂，不了解他的过去就跟他交往，这可能是很危险的。组织上找我谈话的意思很明显，是让我离开他。我很敬佩他，而且已经爱上了他，一两天不见，心里就空荡荡地，现在叫我离开他，谈何容易。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往事告诉我呢？是有意隐瞒吗？转念一想，这不能怪他，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婚恋情况，更没有问他父亲是什么人，作为一名师长，他怎么可能主动向自己的学生谈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呢？他是国家干部，人民教师，他爱我，不可能骗我，既然组织上已经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我就应该主动找他谈谈，弄清真相。
接下来的约会中，我主动问他：“听说你结过婚，后来又离了，有这事吗？”
他坦诚地说：“有。”
我说：“能不能详细说说？”
他毫不掩饰地说：“1952年，我和一位姓潘的同学结婚了，她是福州人，读高中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又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高中毕业前夕，我们订婚了。后来我们一块到上海考大学，我考入北大，她考入厦大。她不喜欢厦大所学的专业，第二年又重新考入北大化学系。我1951年毕业，她1952年毕业，毕业后她也分配到人大当老师，我们就结婚了。但是不到一年，她提出要和我离婚。我只好同意。”
我问：“你们相爱时间很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是不是对她不够好？”
他说：“我们两个人事业心都特别强，各忙各的，可能是专业差别太大，没有共同话题。”他的话语带着失落和无奈。
那一刻，屋里寂静而沉闷。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谈了一些题外话，待他心情稍好一些，我再问他：“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直率地说：“我父亲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厦门一个炮台当营副，是个低级军官，49岁就病死了，他死时，我才7岁。父亲死了，没有经济来源，我们成了城市贫民。”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约会，是我们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压抑的一次。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这是婚姻法明文规定的。潘老师要求离婚，吴老师又能怎么样？只好和平分手。离婚是迫不得已的，他本人没有过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我看来，从他处理这件事来看他的人品还是蛮好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离婚和再婚的人很多，尤其是进城的老干部，在我的同学和战友中就有不少人嫁给二婚或三婚的。吴老师已经离婚了，他完全有权利再恋爱、再结婚重新组建家庭。我不会为此嫌弃他。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这不假，但他父亲是个低级军官，而且早已去世。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评定家庭出身的话，他应该是城市贫民。这一点他没有骗我。
长谈以后，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同情他婚姻的不幸，我们的交往依然如故。
过了几天，班里团支部有人找我谈话，说：“吴老师课讲得好，有才华，这不假，但听说这个人不靠拢组织，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这一点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你是团员，和人交往，要注意影响。”看来团组织也不同意我和他交往。这不明摆着吗？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团员应是先进分子，一个先进分子怎么能跟一个“不求进步的人”或者说“落后分子”在一起呢！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不相信，他本人也是团员，他真的那么差劲，早就被除名了。我应该从思想上帮助他，在行动上影响他。我必须鼓励他靠拢组织，奋发上进。
再一次约会，我向吴老师讲了团员应该积极靠拢组织，应该起先锋模范作用等的道理。他觉得这两次约会我有点反常，就问我：“是不是有人找你谈话，说了我什么啦？”“是的，党组织、团组织都找我谈话了。”我答道。
他说：“我们这边的团支部也找我谈过话了。他们说你有海外关系，要我慎重考虑。又说你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等等。我不怕你有海外关系，更不相信你有心脏病。”
是啊，我至今没有向他说过我的家庭情况，应该向他坦陈。我对他讲起了童年的往事：“我四岁时，父亲因家贫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去了印尼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巨港。第二年，母亲带我漂洋过海到巨港找父亲。我父亲在巨港一个商行里当个小职员，收入低，母亲为贴补家用，常年给人做衣服，我也因此学会了缝纫。”“在巨港，有华人办的学校吗？”他插话问。“有。我当年就在中华小学读书。刚升上四年级，日本鬼子就来了，我们逃难到边远山区。为了生存，一年后又回到巨港。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父亲在发货单上画了几个道道，日本鬼子硬说这是暗号，把我父亲抓去拷打了三天三夜，还被灌了辣椒水。后来在老乡的担保下才保住一条性命。日本鬼子还到处抓‘花姑娘’当慰安妇，我母亲怕我落入魔爪，让我女扮男装。”“你扮得像吗？”他有点担心地问。“不管像不像，反正我扮了3年，没有露出破绽。”“后来呢？”他关切地问。“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不久，印尼要求独立，荷兰殖民主义者不接受，双方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1946年年底，荷兰殖民主义者从飞机上投下多枚燃烧弹，巨港陷入火海之中，熊熊烈火烧了三天三夜，大半个城市都被烧毁了。我们从火海中逃出来，无家可归，后来在同乡会的帮助下，举家回国。那年我13岁。”我陷入凄苦之中，说不下去了。“回国以后怎么样？”他静等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老家贫穷，难养活一家人。第二年，我父母把我和一个小弟弟留下，又先后去香港谋生。父亲还是给商行当职员。土改划成分，我祖父被划为中农，我父亲被划为职员。1947年春回国后，我在家乡念了几个月小学，就跳了一级去镇上一所中学上初中。因为学习好，第二年被选为班长。我们班的班主任（当年称级任）叫倪镇初，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春天离开学校去搞迎接解放的地下活动。我在他的影响下，龙岩一解放，就当兵去了。在部队当的是文艺兵，立过两次三等功。在部队里有一位首长追过我，因为我有海外关系吹了。还有几个小伙子也追过我，但他们都是单相思。”
停了片刻，我郑重地问他：“你真的不怕海外关系？”“不怕，真的不怕。”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信不信由你。”我接着说。“我相信，完全相信，要不，你怎么能当体操运动员？”他的语气非常肯定。
这次谈话，彼此敞开心扉，两颗心靠得更近了。至此，我们已由相识、暗恋进入相知、相爱，只是彼此还没有挑明关系，或者说他还没有正式向我求婚。四、求婚
学校放寒假了，我无家可归，只好留在学校。吴老师也无家可归，也留在学校。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就有更多接近的机会和互相倾谈的时间。这个寒假，我们过得很愉快、很幸福、很甜蜜。
我喜欢体育活动。寒假期间体操队暂停训练，我就去学滑冰。在体育课上，我们学过滑冰的基本知识和动作要领。我想利用寒假这段时间，把学过的知识巩固一下，在实践中进一步领会要领。于是，每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赶往学校的滑冰场，借好鞋子，做做准备活动，等冰场一开门就进去。这时人少，不易碰撞，我先绕冰场滑几圈，身子不那么冷了，就开始学花样滑冰。这是我最喜爱的运动项目，我有体操的功底，学起来比较容易。
吴老师知道我喜欢滑冰，特意到市区去买了两双冰鞋回来，一双送给我，一双留给他自己。自买鞋后，他也破例早早来到冰场，穿上冰鞋，扶着栏杆走上冰场。对于一个平时缺乏体育运动训练的人，穿着滑冰鞋，想在冰上站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见他站起来，又滑倒，滑倒了，再站起来。好不容易扶着扶杆站稳，刚一挪步，又东倒西歪。但他还是挺有毅力的，练累了，就靠在栏杆边，看别人滑冰，看我滑冰。他看得那么入神，看得那么惬意。由于他长时间在冰上站着，活动量小，有时脸上冻得起鸡皮疙瘩，连耳朵都冻紫了。我劝他先回去，他不肯，要“舍命陪君子”。每次都要等我滑够了，才一起走出滑冰场。
这是一种默默的爱，纯真的爱，深沉的爱。
白天我们很少在一起，各忙各的，他需要看书，写文章，完成约稿任务。我也需要看书学习，充实和提高自己。吃过晚饭，我们才在一起散步、聊天，有时会一起去看电影。1954年留影（互送的照片）
临近除夕的一个晚上，远处爆竹声声，校园里张灯结彩。董老师回家去了，他把我带到他的宿舍里。我们相对而坐。他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灿烂地笑着，明亮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脸上，欲言又止。一向侃侃而谈的他今晚怎么变得张口结舌了呢？是遇到什么麻烦的事了吗？我有点儿急了，问：“今晚你怎么啦？”他移动了一下身子，握住我的手，低声说：“今晚我向你求婚。”在“求”字后面停顿了一下，再用极小的声音说出“婚”字。按理说，他应该问我“你愿意嫁给我吗？”但他没说，用双目注视着我，想从我的眼神中读出答案。也许是过于自尊，也许是不习惯，在我们相识的半年里，他从未向我吐露半个“爱”字，这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向我表达爱意。我红着脸，点头示意。他激动地站起来把我拉过去紧紧地搂在怀里，两颗滚烫的心在一起跳动。房里安静极了，连钟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言胜有言。这是我们相识后的第一次拥抱，第一次零距离地接近，第一次明朗示爱。1955年留影（互送的照片）
求婚之后，他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第二天，我也送给他一张照片。互送照片，表明恋情已经确定。
这年除夕夜，我们过得很特别，不吃传统的年夜饭，而是去开洋荤——他邀请我去吃西餐，算是破旧立新吧。虽然我从小随父母漂洋过海，在南洋生活了8年，但因家境贫穷，从未吃过西餐。我正想去看看西餐厅是个什么样的，更想品尝一下西餐的味道。那时候，想吃西餐只有苏式西餐，别无分店。那年，苏联展览馆刚刚对外开放，我们还没去过。他的邀请正合我意。
傍晚，我们乘车去展览馆，先参观展品，然后去餐厅就餐。服务员很热情，还会说点中文。我们要了两菜一汤，汤，别有风味；菜，不如中餐好吃；面包干干的，不如米饭好吃，但我还是很满意，毕竟吃过一次西餐了。
节日里的一天，我们一起去王府井游玩。走到一家照相馆跟前，他提议说：“我们去合个影吧。”我表示同意。是啊！我们应该把这一段爱情留存下来，叫它恋爱照也行，叫它订婚照也行。于是，我们步入照相馆，交钱开单，坐在一旁等候。因是在节日里，去照相的人多，需要排号等待。当时，照相馆只有黑白照，还没有彩照。
摄影师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一对恋人。照相时，安排他坐着，我站在他背后，把手搭在他肩上，身体靠近，而且微倾着。在摄影师的“准备——微笑——好”的指令声中，留下了我们爱情的印迹。
3天后照片洗出来了。虽是黑白的，但很清晰。他照得特别好：神采飞扬、青春焕发、潇洒自如，很有学者风度。而我羞于在众人面前把手搭在他肩上，表情有些拘谨。最满意的是把他送给我的第一件信物——勾花毛线长围巾永远留在我的头上。总之，这张照片不管照得怎么样，我们都喜欢，都珍惜，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合影。
过了几天，我把这张照片寄给父母，告诉他们我已有意中人。父母来信说，儿女婚事自主，不干涉。照片已珍藏在相册中。五、结婚
20世纪50年代崇尚劳动，劳动最光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五一”国际劳动节，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劳动节，而且带有国际性质。我们认为这一天最有意义，于是就把婚期定在这一天。那个年代，提倡结婚从简。有的人领完结婚证，把两个人的铺盖卷搬到一起，请大家吃点喜糖就把婚事办了。相比之下，我们的婚事就算讲究了。婚前，我们从旧货市场买了一个一米宽、两米高的旧衣柜。在服装市场上，他给我买了两件布的连衣裙，一件是苹果绿的，一件是白底蓝花的。在百货店里买了一条双人床单，一个绿色绣花双人缎子被面。我们还各自定做了结婚“礼服”——他是一套米色派力司（一种布料）夏装，我是白绸子镶边长袖上衣，深绿色西装裙。我喜欢绿色，它象征春天，象征活力，充溢着田园的气息。结婚照（1956年）“五一”上午，我参加游行庆典。下午，班里一位女同学热情地对我说：“晚上就要当新娘子了，应该打扮一下，去把头发做一做。”她边说边拉我一起向校外理发店走去。那时不兴烫发，姑娘们或者梳两条辫子，或者剪齐耳短发。我平时梳两条半长的辫子，为便于恢复原样，我们要求理发师把辫子暂时做成麻花式的卷发。做这种发型需要先把头发做成一个一个的长形圆卷，再用烧热的夹子一个个定型，既费工又费时。当我们走出理发馆时，太阳已快落山。
快到校门口，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校门内来回踱步。我猜，这个人一定是家麟。他肯定等急了。这不，结婚在即，新娘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一进校门，家麟看见我就略带责备地问：“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只笑不语。那位女同学连忙解围，说：“看，新娘子漂亮不？”这时他才看见我发型变了，点点头，微微一笑。
婚礼就在他原先住的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举行。这个房间也就是我们的新房。新房整洁简朴。进门左边紧靠墙是一个用两个单人床拼在一起的双人床，床上是新床单、新被面、新枕巾，这是唯一能体现新房的一角。床头的一侧紧靠窗户，另一侧直放一个小书架，横摆一张小办公桌，外加一把椅子。桌面上放了结婚证书、一块粉红色的绸布、一个笔砚，以便参加婚礼的客人签名留念。此外，还有待客的水果糖、花生。进门右边摆了几个刚借来的凳子。窗户右侧的角落里挤着一个小小的旧衣柜。
晚上7点左右，系工会主席带领几位教师代表进来，家麟请他们在粉红色的绸布上签名留念。大家落座以后，婚礼就算开始了。没有司仪，没有奏乐，更没有张灯结彩，连个“喜”字都没有张贴。工会主席说了几句祝贺的话，我请客人吃喜糖，大家闲聊几句就各忙各的了。而后，朋友前来道喜，有的单兵独进，有的双双前来，有的三人结伴。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与家麟的关系较近，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哥儿们”。他们来后比较随便，签名之后，有说祝福话的，有说俏皮话的，气氛轻松愉快。
过了一会儿，我所在的三班班长带领几个同学代表出现在房门口，我赶紧请他们进来吃喜糖，他们笑容满面，鱼贯而入。班长带头祝贺，其他同学也说了一些祝贺的话。他们为什么姗姗来迟呢？据说，教研室的那位领导不赞同我们的结合，他们可能怕得罪那位领导，本打算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后来班里几个干部商量，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三班是我的“娘家”，家麟又是他们的老师，所以才临时找了几个同学一起前来祝贺。同学能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当然高兴，即使他们不来，我们也不会责怪他们，因为他们有难处。
客人走了，我把桌上的结婚证书、绸布和笔砚收起来，家麟把房门一锁，取出一瓶酒来，得意地说：“好酒，洋酒威士忌。”“哪来的？”“仓底库存。”他狡黠地说完，又变魔术式地拿出两小包食品。“这是什么？”“你和我都爱吃的。”他说。我打开一看，一包是切好的酱口条，一包是油炸花生米。
我们坐在桌边，他把酒斟上，说：“来，我们自己庆祝一下。”我说：“我不会喝酒。”
他说：“新婚之夜，哪有不喝酒？喝醉了没关系，有我在你身边，怕什么！”我们交杯、碰杯、对饮。我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品，他是一杯一杯地喝。
酒过几杯，他咏起诗词来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寻呀，寻呀，把你这个心肝宝贝给寻来了。”
我一杯酒下肚，顿时脸烧烧的，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脸，问：“我是不是脸红了？”
他乐呵呵地说：“此时此刻，我的心肝宝贝更娇美，更迷人。‘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你呢？”
我笑了一笑，说：“愿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当再次举杯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婚礼的第二天，我们先去照相馆照结婚照（2寸黑白双人照）再去颐和园让景点摄影师照游园照。
这一天，我们心旷神怡，并肩走在颐和园里，觉得阳光格外灿烂，湖水格外清澈，花格外红，草格外绿，眼前的景物都格外绚丽多彩，都令我们流连忘返。游颐和园（1956年）六、蜜月
1956年春，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令，知识分子开始被重视了。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在大学里，教授、副教授可以进小灶食堂吃饭了。小灶食堂，价廉物美，可以自由点菜，让厨师单独为你炒制，这在当年是厅级以上高干才有的待遇。此外，教授、副教授上下班或周末进城还有大轿车专门接送。人民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较少，讲师也不多，因而讲师也跟着享受这些待遇。1954年才评上讲师的家麟也沾光了。周末，有时他把我带到小灶食堂去点上几个菜，让我与他共享，有时他把我带上专车进城去办事、访友或逛街。这时的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这时的我，甜美幸福，遐想多梦。
当年暑假，北京市有关部门组织高校教师去大连旅游。
考完最后一门课，刚进家门，家麟就兴冲冲地问我：“到大连旅游，你去不去？”“大连？旅游？我？去不去？”我瞪大眼睛，惊奇地问。这太突然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急忙说：“是去大连旅游。可以带爱人，咱们一起去吧。”“有这样的好事情？这是梦话吧！”我还是不敢相信，说，“这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这是北京市高校部门组织的，是经过批准的休闲度假，又不是咱们自己去游山玩水，怎么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补充说。“那就去。”我深情地望着他，笑了一下，贴在他耳边低声说，“去度蜜月。”他笑了，在我脸上重重地亲了一下。
那时候讲艰苦朴素，比艰苦朴素，讲奉献，忌享受。甭说去旅游，就是穿得亮丽些，多上几次餐馆，都会被看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组织生活会上要作自我批评，如果情况严重，还要接受大家的批评。至于“度蜜月”，那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这是我们两人说的悄悄话，或者说，我们就把这次旅游当做度蜜月罢了。
各高校放假后，旅游团开始出发，乘坐两个小时左右的火车到达天津。因等轮船的航班，旅游团在天津停留了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们品尝了天津“狗不理”肉包子，逛遍了天津最大的商业市场——劝业场。在那里，我们采购了一条印有龙凤呈祥的粉色毛巾被。这条毛巾被是我们度蜜月的纪念品，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
坐了一夜的海轮到达大连。高校旅游团被安排在靠近海边的一所中学里，住学生集体宿舍，男女分开。尽管在轮船上已见过大海，也领略了大海的威严，放下行李，稍事休息之后，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向海边走去。“快来呀，这里有很多漂亮的贝壳。”有人兴奋地喊叫着。“我抓到一只小螃蟹。”这人高举着小螃蟹，说，“看，它还张牙舞爪呢！”
有人面对大海，高歌一曲；有人坐在沙滩上，作诗咏诵。
我俩携手来到海边，踩着松软的沙滩，呼吸着略带咸腥味的海风，听着波涛拍打岩石的声响，看着波涛起伏的大海，陷入了童年的回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小时候，我父亲在厦门炮台工作，我们家就住在大海边，站在大门外就可以看见潮起潮落。我7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我们迁回福州老家。没有生活来源，姐姐才17岁，迫不得已嫁给梅花（福建省长乐县梅花镇）的一位渔民，说是“嫁”，其实是“卖”，把姐姐卖给渔民，换回几十斤地瓜干充饥。”他的话语充满悲凉和愤然。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幸的是，我15岁时，母亲又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常去姐姐那里，常去海边，我姐就像母亲那样地呵护着我，关爱着我。”
海风习习，涛声阵阵，沙鸥盘旋，水鸟鸣叫。
不由自主的，我也讲起了童年海边的琐事：“我5岁跟随母亲来到巨港。父亲在老乡开的商行——光华行里当小职员。光华行面对大海，靠近码头。我家就租住在附近的民房里。放学以后，我经常跑到父亲所在的店里。店老板有个儿子和我年龄相差无几，他给儿子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家庭教师给老板儿子辅导功课时，我喜欢坐在一边旁听。此外，我喜欢让我父亲握着我的小手教我写字，喜欢听大海的声音，喜欢看花花绿绿的各国大轮船。”停了一会儿，我对大海说，“大海啊，我们是老朋友了，一别10年，你还认识我吗？”
海浪后浪推前浪，层层叠叠，推向远方，它似乎在告诉我：“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似曾相识。”
这些天，旅游团组织我们参观了一些景点，最主要的是组织大家游泳。游泳一般安排在下午，经过一上午阳光的照射，水温会高些，更适合游泳。安排给我们游泳的场地离我们住地不远，而且比较大，一次可容纳一二百人。海域的四周漂浮着一个个的警戒标志，游泳者不许超过警戒线。
我们每天都跟随大家一起来到游泳场。游泳场里热闹非凡，各显身手。看，那个小伙子像条鱼似的，一转眼就不知道游到那里去了，真是“浪里白条”再现；那位小姑娘活像一只小青蛙，轻松自如，优哉美哉。瞧，那位中年教师站在深水里，不动声色地向前走着；那位老者舒展双臂躺在水面上，任其漂流，多么惬意。
家麟常去海边，竟然是只“旱鸭子”，不敢下水。第一天，他穿着游泳裤，坐在沙滩上观看别人游泳，还美其名曰——日光浴。第二天，我强拉硬拽才把他拉下海，他战战兢兢地站在浅水区里，一个浪头打来，他呛了一口水，差点“嘴啃泥”。但是他没有打退堂鼓，在海水里继续学习站稳脚跟的基本功。浪头一个一个地向他袭来，虽然有点东倒西歪，但他还是挺住了。练了半小时站功后，家麟上岸继续他的日光浴。在后来的几天里，他一天比一天有进步——能够独自走向浅水区，敢于迎着浪花走来走去，敢于蹲下身子让海水没过胸部。这对从来不爱运动的他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破纪录了。为了陪我，他能天天来游泳场，在海水里泡一泡，在海滩上晒晒太阳，等着我一起去更衣室，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也曾居住在海边，却从未下过海。部队文工团驻扎在龙岩、长汀时，我们常到小河边洗澡，有时也学学游泳，大多是自己瞎扑腾，渐渐地身子可以浮起来了，也可以用“狗刨式”游上一小段。1950年年底，部队北上南京，没有机会再学游泳了。这次到大连，我很想好好学习游泳。第一天，我也是先坐在沙滩上看别人游泳，后来耐不住海水的诱惑，还是下海去“狗刨”了一会儿。我觉得海水浮力特别大，游泳很省劲。海浪载着你一起一伏，别有一番风味。因姿势太难看，怕别人笑话，游了一会儿我也上岸和家麟一起日光浴。第二天，我决心学习自由泳。我站在水里，用心观看别人怎么游，然后照猫画虎一点儿一点儿地模仿：先学习手的姿势，双手要像划船的桨一样，一前一后地向前划行，头要随着手一左一右，一呼一吸；再学习双脚打水前行的动作，然后让手脚相互配合和谐前行。经过几天的自我琢磨和苦练，初步学会了盗版的自由泳。可能是时间太短，也可能是胆子太小，最终我还是没敢游出浅水区。
大连的海鲜闻名遐迩。在我们的住地也可以吃上海鲜，但毕竟有限。有时嘴馋了，我们会到餐馆里去吃海鲜。家麟吃鱼有绝招，鱼块从嘴的一边进去后鱼刺很快就从嘴的另一边出来了。不像我那么笨，需要先把鱼刺挑净，才敢往嘴里送。家麟吃虾也很有能耐，去头，把虾放入嘴里，一会儿虾壳就从嘴边出来了。不像我那样繁琐，下手，把虾壳剥净，掐去虾尾，再入口。他吃两只虾，我一只虾还没有进口。我很爱吃炒海螺和鲜贝蛋。每次上馆子，家麟都要为我点这两个菜。美餐之后，我们有时去逛街，有时漫步海边。
短暂的旅游结束了，我们的蜜月也度完了。这次蜜月，让我大饱眼福、大饱口福。我们浏览了天津、大连的市容，观赏了大连的著名景点；品尝了天津“狗不理”包子和大连的海鲜。饱览了大海，亲近了大海。最大的遗憾是“蜜月”中夫妇分居，这算是“度蜜月”吗？第二章 祸从天降在急风暴雨的反右斗争中，一个被打成右派，一个被多次“帮助”，他们的婚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情难消，爱难忘，她始终不能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厄运降临。一、响应号召 帮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经过学习，我明确了：这次整风，要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员要端正态度，积极参加整风，团员要积极帮党整风，要在整风的火线上争取入党。我想，党开门整风的决定是正确的，应该积极参加。
平时忙功课，忙参加体操训练的我很少看报，为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开始看报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报上怎么登了那么多批评共产党的言论？这些言论正确吗？我一直敬仰的共产党会有那么多的缺点和错误吗？转念又一想，这些意见很多都是登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是党报，是党的喉舌，在党报上登出来的事能假吗？登出来的意见能不正确吗？我有点茫然……
5月下旬，受北大的影响，本校校园里也开始出现大字报，而后，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多了。这些大字报集中张贴在学生楼的侧面和大餐厅前的一面墙上，有评论、有叙事、有诗歌、有漫画，引来了众多的围观者。我利用饭前饭后的时间去浏览一下，也只是看个热闹，对大字报所发表的议论、所说的事，没有过多的思考，也很少与同学一起评论。
过了几天，听同学说，昨晚校园里学生自发组织了“辩论会”，我系学生林希翎（即程海果）是领头人物之一，她口才出众，舌战群儒。我对此不感兴趣，也就没有去参加。
一天，我向图书馆走去，在一侧墙上看见一幅大标语。近前一看，标语上写的是：“吴家麟应该当教授。”落款是：“法律系部分学生。”我惊喜不已，惊的是，在鸣放中竟有人用这种方式为家麟鸣不平；喜的是，若这条意见让领导采纳了，家麟的前程将会更加灿烂辉煌。是啊，家麟有才学，他应该当教授，他有能力当好教授。我当即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但他只是淡淡一笑，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年级五班的同学为了帮助党整风，办了一个《敢放报》（油印的小报）。一天，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是《刘某某杀气腾腾威震教研室》。刘某某是国家法教研室主任，是家麟的顶头上司，我对这则消息感兴趣。看了以后回家问家麟：“《敢放报》登了一篇批评刘某某的文章，你看了没有？”他说：“看了。”我又问：“刘某某真的那么霸道？”他只“唔”了一声，再没有说什么。
班里的团支部开会了。团支书要求团员积极帮助党整风，努力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同学发言有理、有据，可我呢？觉得班里的党员都不错，只有个别人有点小缺点，所以只能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意见，诸如：个别党员工作方法有点简单化，有的党员对非党员同志在政治上帮助不够。至于系里的党员，我一无所知，没有发言权。对党的大政方针，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直认为英明、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我没有看出缺陷，一直认为无比优越，更提不出什么意见。我很想积极一番，可实在是说不出子丑寅卯。
5月29日，有位同学告诉我，《人民日报》登了吴家麟的发言了，我赶紧跑到阅览室，找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我看见在第三版上有一通栏标题《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意见》。在这个大标题的下面登了5个人的发言。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家麟。全文如下：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意见。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优越的，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我们在运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领导干部在对制度的运用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界限，应有所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政就牵涉到政治制度问题。吴家麟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按规定召开，开得也不及时。中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好一点，但也不正常。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委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权力机关的作用。有关法律制度问题，吴家麟说，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些部门没有做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也不强，甚至还有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应该坚决纠正，否则上行下效，贻害无穷。他举例说，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而《宪法》第27条第11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又如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委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而《宪法》第2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又如《选举法》第44条规定选民名单应在选举的30天以前公布，但国务院关于1955年选举工作的指示则规定“争取在20天左右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吴家麟最后提出四点建议：一、健全政治制度，调整失调的一些环节，并正确运用这个制度；二、加强立法工作，把立法活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三、加强对国家机关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作出榜样；四、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重新审查法律教育制度，改进政治法律学会和法律出版社的工作。
看了家麟的发言，我觉得他是在帮党整风，摆事实、讲道理。更何况他的发言是登在《人民日报》上，说明他的发言已得到肯定。我以此为荣。二、反击右派的号角吹响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风向转了，由开门整风转向全国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至此，全国掀起了反击右派的高潮。
在校园里，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师生学习和讨论这类社论和文章，高音喇叭天天播放这类文章和反击右派的战果。
在全国，首先被内外夹击的是“章罗同盟”，在人民大学首先被严厉批判的教师是葛佩琦，学生是林希翎。
反右开始时，通过系里组织的学习和讨论，通过阅读报上披露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之后，我很吃惊：我们党这么英明伟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么美好，为什么还有人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不是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怎么又出现这么激烈的阶级斗争呢？不是说党要开门整风，怎么又转入反击右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理解，我跟不上快速变化的形势。三、家麟被打成右派
一天下午下课以后，我正往学生宿舍方向走去，校内的高音喇叭传出一则消息：国家法教研室群情激愤批判右派分子吴家麟的错误言论。听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我最敬佩、最倾心的他会被批判，更不敢相信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家麟是靠党给的助学金读完大学，是党把他选送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是党第一批把他挑选出来当人民教师，又是第一批把他评为讲师。总之，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出来的第一批人民教师。他与党无怨无仇，党对他恩惠有加。参加工作后，家麟勤勤恳恳地工作，在讲台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讲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报纸和杂志上也常常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根本不可能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吃惊，我着急，我心痛……
吃过晚饭，我赶紧回家，推开房门，只见家麟坐在桌旁生闷气，脸色青黄，双目无光。我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本想责问他，但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问：“今天，他们批判你了？”
他沉默不语。
我又问：“他们为什么批判你？”
他一言不发。“我相信你决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是一位好老师，绝不是他们所说的右派分子。我完全相信你。”我安抚他说。
他看了看我，又低头不语。“你要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你能告诉我吗？他们为什么批判你？”我恳切地说。“还不是那天到政法学会的发言。”他这才开口说了这句话。“这篇发言我看过，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如果确有错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承认了，以后改了，不就行了。”我宽慰他说。“他们不顾事实，胡批乱批，我接受不了。”他愤愤不平，久久地凝视着窗外。
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四、三次谈话
第二天，班里团支部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毛主席说了，这场反右派运动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些道理，你应该是很清楚的。吴家麟现在被揪出来了。你是团员，应该站稳立场，积极投入到反右派运动中来。这对你是个考验，希望你经得起党团组织的考验。”
谈话之后，我痛苦，我恼恨，我踌躇，我彷徨。当时，我认为像“章罗同盟”那些人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指责党是“党天下”、要求“多党派轮流坐庄”，那是右派言论。可是家麟在政法学会的那篇发言，我怎么就看不出是右派言论？在课堂上，在平常的言谈中，他从未说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坏话，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明知他那篇发言不是右派言论，明知他本人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却要我承认他那篇发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承认他本人是右派分子，我实在接受不了。老天爷，你为什么要我接受这么残酷的现实呀！我恼恨他为什么在帮党整风时要那么积极？为什么鬼迷心窍要去政法学会发什么言？现在祸从天降，如何是好呀！组织上要求我站稳立场，经受住考验，我怎么做才算站稳立场呢？我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啊！
过了10多天，组织上见我情绪一直消沉，没有反击右派的实际行动。于是，又有人找我谈话，说：“现在全国人民都积极投入到反右派运动中，你是团员，怎么能消极观望呢？当前你最主要的问题是要认清吴家麟的反动本质，与他划清界限。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决不能动摇。你要与组织站在一起，揭露吴家麟的反动本质。”
谈话之后，我认真思索，仔细回顾。我想：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的。党提出整风，这是正确的、必要的，现在党又提出反击右派，这也是英明的、及时的。我是一名团员，应该与组织站在一起，积极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于是，我用了几天时间，仔仔细细地回顾了自我认识家麟以来他对我说过的话，他做的每件事，像用篦子篦头上的虱子一样地篦了一遍，仍然没有找出他的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一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来。怎么办？不起来揭发，说我与他划不清界限；起来揭发吧，我揭发什么呢？我什么也揭发不出来呀。我总不能为了表示“积极”而去瞎编乱凑吧。不，绝对不能。我只好继续沉默、再沉默。
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校高音喇叭都要反复播送反击右派的重要文章和校内反右的累累战果。一天下午，高音喇叭传出《国家法教研室奋力反击极右分子吴家麟》的报道，主要内容是：吴家麟抵赖狡辩，态度极不老实，是一个阴险狡猾的极右分子。听完报道，我的头“嗡”地一声膨胀得几乎失去知觉。我呆坐在宿舍里，真想大哭一场，理智告诉我，决不能哭，因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否则，同学就会指责我同情右派，丧失共青团员的立场。
我在食堂里胡乱吞下几口晚饭就赶紧偷偷地溜回家去。推开房门，我看见家麟坐在桌前，脸色铁青，双目呆滞。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沉默不语。我定睛看了他一下，发现他头发零乱，胡子八叉，眼窝塌陷，下巴更尖了，两周没见，整个人瘦了一圈，昔日的光彩荡然无存。本来我是想责问他几句，但一见到他这个样子，我的心不仅软了，而且碎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天，他承受的压力很大，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是好人，绝不是他们所说的右派分子，更不是阴险狡猾的极右分子。此时的我，不应该再去责备他，应该关心他，安慰他。
我把房间收拾了一下，坐在他旁边，轻声问：“他们为什么把你升级了？”他叹息不语。“你别太难过，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要相信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还是闭嘴无言。“我相信，你是好人，绝不是敌人，你永远是我心爱的人、崇敬的人。能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我吗？”
这时，他才气愤地说：“有些人的批判太不尊重事实，太离谱了，完全是一派胡言，胡批乱批。我气愤极了，站起来申辩了几句，他们就又批我态度不好，抵赖狡辩。大概是‘抗拒从严’吧，就把我升级了。辩论会不许申辩，这叫什么辩论会？”他越说声音越大。
我赶紧劝阻他：“小心，门外有耳，别让他人听见。”他把憋闷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情绪好了一些。
此时，我明白了，也放心了。家麟因“申辩几句”被升格为“极右”，这没什么，可能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将来不会以此定罪吧。他再没有什么新的“罪行”，将来处理时可能不会很重。
9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出了批判吴家麟的文章，标题是：《驳斥吴家麟诬蔑最高权力机关违反法制的谬论》。我看了以后，觉得没什么可怕的。文章上纲上线，狠批猛击，帽子大得惊人，但没有其他的什么新罪行。其目的在于将他批倒批臭，但毕竟是雪上加霜，他又多了一顶帽子——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过了几天，组织上又有人找我谈话了：“我们与右派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吴家麟已经从一般右派上升为极右分子。前几天，《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专门批判他的反动言论。你应该看清他的真面目，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否则你的团籍能不能保住就成问题了。”
谈话之后，我深思，我心碎，我看不清，我不忍心。党籍、团籍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丢掉团籍，就意味着你这个人政治生命的完结，意味着前程暗淡，意味着将要过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现实的问题。何去何从，必须作出抉择。
组织上要我看清吴家麟的真面目，他的真面目是什么呢？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且是大右派、极右分子。这个真面目我看不清楚，因为我不相信他的真面目是这个样子。组织上要我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彻底划清界限”是什么概念呢？根据有些报纸的典型报道，那就是“离婚”。否则，不可能做到“彻底”二字。要我和吴家麟离婚，那太残酷了。自结婚至今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是我们相亲相爱，爱得很深，爱得很甜蜜。家麟现在成了极右分子，成了大右派，我仍然深深地爱着他，相信他。我不能离开他，他经受不起第二次离婚的打击。我若离开他，就会毁了他，毁了一个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学者。
过了一两天，学生食堂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新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通栏标题是：极右分子吴家麟的“才华”=剪刀加糨糊。主要内容是：极右分子吴家麟没有真才实学，他讲的课，出的书，写的文章没有什么新内容，全是从报刊上剪贴下来拼凑而成的，提醒同学们要认清极右分子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后来我了解到，“左派们”之所以要组织“批判家”写这张大字报，是因为自反右以来，仍有少数同学为家麟鸣不平，认为他是有才华的，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后来听说，有的同学为此被补划为右派或中右。
对这张大字报，我是仔细看过的。我不相信大字报所批判的那些言论。我深信家麟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且满腹经纶，在法律系教师中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这次因言惹祸，将来总有一天他的学问会被派上用场的。我相信李白所说的“天生我才必有用”。
接连几天，有的报纸报道了右派分子“负隅顽抗，自绝于人民”的事例。看了以后，我忧心忡忡，担心他想不通，走“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连续几天，我不顾党“孤立”右派的政策，不顾同学们的舆论，吃罢晚饭就赶紧溜回家中。一走进红三楼的楼门，我的心就紧缩成一团，生怕一推开房门，在桌子上看见遗书，或者在椅子上、床上、地上见到一具尸体。只要推开房门，看见他在家，我的心立刻宽松了，惊恐化为喜悦。啊，上天保佑，他还活着。每次回家，我都要对他说：“你一定要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你一定要想得开，决不能走‘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他也多次对我表示：“放心好了，我这人比较乐观，不会自杀的。”迫于压力，不能久留，看望一会儿，我就赶紧奔回学生宿舍。五、大运动小运动
1957年的下半学期，专业课全部停了，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反右斗争的文件和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政治运动，也就是参加“揭批”和“深挖”右派的运动。学校要求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把右派分子批倒批臭，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求学生帮助党“深挖”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即帮党打捞“鲨鱼”。
在反右的大运动期间，还有两个小运动。
一是勤工俭学运动。为了打破学校和社会的界限，毛主席找到了理想的教育方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延安时代的传统，50年代重新提出，1957年下半年各高校为此开展了勤工俭学运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使知识分子劳动化。经过动员，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全部课余时间都投入到勤工俭学之中。各班同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女同学主要搞缝纫、手工针织、洗衣服；男同学主要当修车工、补鞋工、装卸工。我从小跟随母亲学过缝纫，分给我的主要任务是车鞋垫子和补衣服。劳动所得归集体。
二是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1957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提出在十年内消灭“四害”。同年3～4月在全国掀起了除“四害”高潮。同学们拿着苍蝇拍子，四处找苍蝇、蚊子，由校内找到校外，直至农村；校内找不到老鼠，同学们纷纷走出校门，到农村灭鼠，在田里、在稻草堆旁，有的人手握铁锹，有的人拿着木棍，有的人下好鼠夹，一发现老鼠，各种武器齐上阵。哄赶麻雀最热闹，同学们拿着自己的脸盆和借来的锣、鼓，分散开来，站在树旁，麻雀一飞来，四面八方都敲盆、打锣、击鼓，再加上同学们的呼叫声，麻雀只好连惊带吓地在空中不停地飞着。当时提的口号是：不让麻雀吃食、休息，使它无藏身之处，无立足之地，饿死它、累死它。针对本校实际，又增加了一害——臭虫，同学们把自己睡的木床抬到门外，提来开水，往床缝浇烫。灭“四害”的战果是要计数的。晚上，同学们需要向班干部汇报灭“四害”的具体数字。班干部统计好了，再到系里去汇报。
我在“揭批”和“深挖”右派运动中不积极，但在勤工俭学和除“四害”中表现颇佳。
自被打成右派以来，家麟整天闭门写检查，深挖反动根子，等待对他的处理。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真是度日如年，孤寂难耐。我同情他，怜悯他，但又不可能去陪伴他，因为此时的我还是个尚未毕业的学生，必须在班里参加大运动和各种小运动，这是大课、正课，不能缺课。否则，将来连个毕业证都拿不上。更何况党对右派是采取“孤立”政策，也不会允许我去陪伴他。六、参加义务劳动
1958年春天，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响应“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号召，学校组织法律系的学生开赴北京昌平十三陵水库参加为期10天的义务劳动。
当年建水库，搞的是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奋战在工地上。我抱着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决心去参加劳动。一到达目的地，我们就被安排在生产队的几间大房间里住宿。睡的是稻草地铺，吃的是窝窝头就咸菜。夜里上工，白天睡觉。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们每次去上工都是打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前行。
工地上，灯火辉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一到工地，我们就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一起忙碌起来。有的负责铲土，有的负责挑土，有的负责搬运沙石。我的任务是用一副扁担、两个柳条筐来回运土。一干就是8个小时，只在中间吃夜餐时可以休息片刻。对于一个没有干过重体力劳动的学生来说，要坚持下来很不容易。但大家还是咬牙坚持，而且你追我赶。第一天下工，我就觉得肩膀又热又痛，一摸，肿得老高。脚又酸软又疼痛，一看，脚底还起了泡。怎么办？坚持下去。心想，你不是要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吗？这就是很好的机会。对，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咬牙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天，我和大家一起胜利返校。七、“爱巢”倾覆了
返校以后，系里给我们放了两天假。我放下背包直奔红三楼，来到自家门前。我推了推门，推不开；又敲了敲门，没人应答。顿时，不祥之感袭上心来：家麟生病住院了？被处理了？我正掏钥匙准备开门，此时，走来一位领导，冷冷地说：“吴家麟前两天去农场了。房间，学校收回去了。你们的东西全都存放在后勤仓库。一会儿，把你的钥匙交还后勤。”像是严冬里被人狠浇了一桶凉水，我感到从头顶冷到脚底，整个人快冻成了冰柱子。他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我曾经作过最坏的打算，如今成了严酷的现实。但我没有想到，他的栖身之地也会被处理了，真是毫不留情、干净彻底。我呆立了好一会儿，才挪步离去。“爱巢”倾覆了，“家”没有了，我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寒风阵阵，举目茫茫，我不知该走向何方？去农场看他？这不可能。我连他在哪个农场劳动都不知道，更何况他这种身份的人在那样的农场里劳动是否允许人去看望还是个未知数。回学生宿舍去？我没有勇气面对同学。丈夫受到右派中除犯罪被法办以外的最严厉的处理，同学们会怎么看待我？如果同学们投来异样的眼神，如果同学们冷言冷语，我受得了吗？去图书馆？不行。此时此刻此种心情，我能看得下书吗？更何况图书馆里同样会遇到认识我的同学。在校园游荡？我选择了这个去处。
春寒料峭，虽已阳春3月，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我迎着寒风，昏昏沉沉地在校园里独自漫游，走啊，走啊，习惯地来到了往日的体操训练场，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健身器材在寒风中颤抖，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自反右以后，训练停止了，队友们各自回系里参加政治运动，我们很少见面。不由自主，我又来到了我和家麟相恋时那条通往学生宿舍的拐角处，道路依旧，昔日的恋情之地而今落叶飘零。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席发言顷刻间就由“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人民教师”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贬往农场监督劳动。我百思不得其解。
太阳西斜，食堂快开饭了，肠子咕咕鸣叫，仿佛在提醒我要理智一些、现实一些，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要去食堂吃饭，要去面对同学，要回到学生宿舍去，那里还有我的一个“窝”。此刻，我想至于同学们怎么看我，由他们去吧，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厚着脸皮回到宿舍，同学们待我不错，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八、家麟返校度假
一周过后，接到家麟来信。信中说，他戴的是“极右分子”的帽子，受到“监督劳动”的处理。来农场的头一天，领导对他们说，来农场边学习边劳动，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认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现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家麟表示，一定认真学习，积极劳动，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过了十几天，又接到家麟来信，信中说他基本适应农场的劳动生活。领导准许他们每人每月休息两日，可以在农场休息，也可以回家休息，采用的是轮休制。他准备本周末回学校，叫我去后勤向他们借一个房间居住。我很高兴，很想见他，想和他当面谈谈。但叫我去后勤借房间，我实在难于启齿。周末，我犹豫再三，为了他，为了我们的相聚，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后勤处。我把家麟的信给有关人员看了。这位工作人员还不错，答应借给我们一间教室。我拿着钥匙打开教室大门，一股浊气扑面而来，环顾四周，空无一物，窗台上、地面上盖着厚厚的尘土。我赶紧动手收拾起来，先通风，后除尘。何处为床呢？哦，有了。水泥讲台高出地面一尺，就拿它当床吧。我把学生宿舍里我睡的被褥搬来，铺在讲台水泥地上，筑起一个临时的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新“爱巢”。晚上，我到校门口把他迎到我们的“新家”。俗话说：“久别胜新婚。”更何况我们还在新婚期内。到“家”后，我们兴奋不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切痛苦、烦恼、耻辱、悲伤全都丢到九霄云外。亲热了一会儿，我急切想知道他在农场的境遇，于是，我们席地而坐，开始了下面的对话：“你们农场在什么地方，叫什么？谁负责看管你们？”“我们农场在北京的南面，原来叫南苑农场，现在叫中朝友好公社，我们就在这个公社的德茂大队劳动。乘长途汽车到南门车站下车，再走一段就到了。看管我们的领导班子叫北京高校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外贸学院抽调的干部组成。人民大学的具体负责人是姜云和江伟。”“和你情况一样的有多少人？”“3所高校共有100多人。人民大学有30多人，分3个班，每班十一二人，我在二班。每班设班长1人、副班长2人。”“你们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学习什么？干什么活？”“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学习。主要学习报纸上的文章，结合自己的罪行检讨。对每个人的检讨都要做记录。要求每人每月写一个思想汇报，年终写思想总结。我们那里的农活有：种水稻、种菜、修渠、烧窑等。现在主要是挖沟、担土、修渠。”“你们每天吃什么？”“早餐是稀饭、窝窝头就咸菜；中餐是大米饭，一菜一汤；晚餐是稀饭、馒头、咸菜。有时候还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吃的。”“在那里，生活环境怎么样？你们之间敢不敢说话，农工怎样看待你们，领导对你们什么态度？”“生活环境还好。没有人专门批判我们。但我们之间不敢随便说话，更不敢私下交往。大家自顾自，免遭麻烦。农工表面上和我们划清界限，并不另眼看待我们，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与刑事罪犯不一样。领导对我们还好，着重改造。接受改造，跟党走，给出路。”“你们有哪些纪律，能否允许家属去看望你们。发不发工资？”“主要纪律是服从领导听指挥，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不能随便外出。家属可以去农场送衣物，不能住宿。不发工资，每月18元生活费。”
此外，我们互相间还说了一些思念和鼓励的话。
第二天，我们在校园里走走看看，去恋爱约会的地方寻梦，去澡堂洗澡，去小饭馆改善伙食。相聚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两天一晃而过。
第二个月，家麟仍旧回校休假两天。这次，后勤给我们提供住宿的教室里有小课桌，我们把几张小课桌拼在一起当床，这比睡讲台水泥地的感觉好多了。九、去法院实习
为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6月，系里安排我们年级的学生到基层法院实习。每个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10个人左右。
我被安排到通县人民法院实习。法院的领导和审判人员对我们很热情，他们给我们安排食宿、安排旁听，还放手让我们每个人单独办理一两个小案子。我在实习中办理了一个贪污案、一个盗窃案。那时候，当审判员比较辛苦，除了阅卷之外，还要亲自去调查取证。
大雨过后的一天，我刚从外面调查取证归来，远远地望见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在法院门前徘徊。难道是他？他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事先没有告诉我？我疾步走上前去，一看，果然是他。我又惊又喜，问：“你怎么来了？”他只笑不答，从他灼热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想我了。“你怎么来的？”“坐公共汽车呀。”“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刚到一会儿。”“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昨天下大雨，今天不能下地劳动。我就请假来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进去向领导汇报、请示一下。”
见到领导，我怯怯地说：“吴家麟来了，在法院门口。”领导一听，脸色立刻由晴转阴，生气地说：“你怎么叫他来了？这是法院，让法院的人知道了，影响多不好。”我轻声辩解说：“我没有叫他来，我的确不知道他会来，是他自己来的。”她用鄙夷的口气说：“不好好在农场劳动改造，还到处乱跑。”我静立了一会儿，见她脸色稍好，赶紧请示：“他已经来了，你看……”我是想问她，是把吴家麟立刻赶回农场去，还是允许他在通县暂住一夜。这位领导还算宽宏大量，有点人情味。她想了想，说：“那你们自己去找地方住吧，但不能影响实习。”为什么强调“自己去找地方住呢”？因为前一天晚上，我班另一位与我同在一个法院实习的女同学，她的丈夫前来看她，这位领导对他非常热情，亲自安排住处，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笑声阵阵，因为这位同学的丈夫是位军官、党员、“左派”，而我的丈夫是个右派，我能有什么奢求呢？只要恩准家麟留宿通县，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快步向法院大门走去，兴奋地对家麟说：“批准了。快，咱们找住处去。”随后，在法院附近，我们先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又在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上班时间已到，他回旅店，我赶往法院。
下班后，我们一起改善伙食。回到旅店，我们在灯光下相对而坐。他注视着我，歉意地笑着；我注视着他，酸楚地笑着。我看见他又瘦又黑，一脸疲惫。顿时，心潮涌动：“左派”、右派，天差地别。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难道就应该受到如此的惩罚吗？难道就应该沦为二等公民、三等公民，遭人白眼，受人歧视吗？还好，多数右派没有进监狱，没有掉脑袋，人身自由尽管受到一定的限制，还能被恩准“回家”，可怜那些无家可归的右派。
我问他：“一个月没见面，怎么瘦成这样子？”
家麟苦笑着说：“刚来农场时，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还能适应。后来，进入农忙季节，又搞‘大跃进’运动，半天劳动改为全天劳动，还经常加班加点，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儿，真有点儿吃不消。为了争取早日归队，我们没有人敢喊一声苦，叫一声累，都在咬牙，坚持，我也一样。一想到你，再苦再累，我都会坚持到底。”“有没有人累倒趴下了？”“有。少数。”“你说，党对右派的政策，到底怎么样？”“看来还是着重改造，争取一些人转变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主席说了，‘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点事’。”“那像我对你这样的做法，应该不会错吧！因为这样做，右派们会感到人间还有点温暖，自己还有奔头，就会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转变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你说，是吗？但我为什么老挨批评？”
可能是家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太幼稚，他只笑不答。
第二天一早，家麟匆匆赶回农场。苍天保佑，不要让他在农场累趴下，我坚信他是将来可以为人民“做点事”的人。
一个多月的实习结束了，法院肯定了我不少优点，当然，还存在缺点。十、向党交心
1958年3月3日，中央中共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随即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双反”运动。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以知识界为重点的思想政治的批判运动。
在高校，开始时主要是反经济上的有形浪费，后来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活动。“拔白旗”就是要灭掉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插红旗”就是要让“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要求知识分子做到“又红又专”“红透专深”。
为拔掉资产阶级白旗，在知识界又发动了一场“向党交心”的运动。为了证明自己诚心接受思想改造，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
我们刚从基层法院实习归来，系领导就组织我们开展“向党交心”运动。“交心”运动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动员。系党总支书记作报告，主要内容是：“交心运动”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能否渡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重要关口，是知识分子能否接受思想改造的试金石。要求一切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这场运动。要有孙悟空跳进老君炉受锻炼的决心，把自己烧个七七四十九天。只有经过这样的熬炼，才能正确认识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缺点认识得越深，自我改造的决心就会越大。“交心”方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可以写大字报张贴，也可以在会上谈。第二步，开座谈会。以班为单位开座谈会，人人谈认识，个个表决心。第三步，写材料。领导给一两天时间，让同学自己深挖、狠挖资产阶级思想，写书面交心材料。第四步，向党交心。党支部把班里的同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交心对象，一类是重点交心对象。重点交心对象就是那些暂时够不上右派，但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我班被确定为重点交心的对象有3人，员某某、陈某某和我。对重点交心对象，党支部成员对他们重点“帮助”，找他们谈话，鼓励他们痛下决心，挖出“黑心”，深刻检讨，严肃批评，向党靠拢，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了“多、快、好、省”，集中开会交心的时间是一天。大家先在小组里交心，而后由党支部挑选出几个人在全班交心，被挑选出来的人当然就是重点交心对象。小组交心时，绝大多数同学都很认真，深挖资产阶级思想，狠狠批判。把自己思想深处丑陋的东西公之于众，那是需要勇气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氛围之中，多数人觉得挖得越深，思想改造的决心就越大，向党向人民交出的心就越“真诚”。我是重点交心对象，当然要比别人挖得更深，批得更狠一些。挖得不深之处，还要接受同学“帮助”。我交心的重点是反右以来与吴家麟划不清界限的表现和“错误”认识，承认自己在反右中丧失共青团员应有的立场，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表示今后要与吴家麟划清界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第五步，向党报喜。我们的“交心”一直“交”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结束以后，全年级的学生集合在一起，敲锣打鼓去向党总支报“喜”。“交心”交得彻底，勇于“深挖”“狠批”自己的同学走在队伍的前面，以资鼓励。
没有想到，这些交心材料后来成为处理我的主要依据。离校前夕，组织上给我“开除团籍”的处分。理由是“在反右斗争中，与极右分子吴家麟划不清界限，丧失共青团员的立场”。团支部负责人拿着处分决定书让我签字。我不同意，希望能根据我参加革命以来的一贯表现，给我“留团察看”的处分。这位负责人说：“处分材料所写的事实，都是你自己承认的。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见。”我在处分书上写“保留意见”4个字，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厚厚的一摞交心材料，装在档案里，成了魔鬼，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压了我整整20年。交心，交心，帮助乎？陷阱乎？
8月初，为了贯彻“深挖”的精神，为了把右派一网打尽，也为了完成预定的打击指标，人民大学掀起了补划右派的运动，全校师生再次投入反右斗争之中。为此，延长了我们的毕业时间。
特殊时期，特殊政策。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免去正常的毕业考试，以参加大小运动的表现为考核成绩。这些成绩都记载在毕业鉴定上。除右派之外，其他同学好像都拿到了毕业证书。十一、母亲来校
临毕业前夕，党发出了“支援边疆，开发大西北”的号召。年轻人，火热的心，再加上反右斗争之后，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经过学校的层层动员，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毕业班的同学中掀起奔赴边疆的热潮。
当时有一本苏联小说，叫《勇敢》，描写的是苏联共青团员奔赴边疆建设共青城的英雄事迹。许多青年人看了以后热血沸腾，决心奔赴边疆，建设边疆。
在本届法律系的毕业生中，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向党组织表示了“支援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
我是年轻人，也有一颗火热的心。在填写奔赴边疆的志愿书之前，我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对边疆，我是既想去，又不想去。想去的主要原因是受《勇敢》小说的影响，我很想像小说里那群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一样，在边疆艰苦奋斗，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另外，人民大学给我留下太多的心灵创伤，在这里，我已成一堆狗屎，臭不可闻。我想远离人大，远离北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歧视我的地方去，重新起步，若干年之后，再比高低，再辨香臭。不想去的原因是牵挂家麟。说实话，哪个相爱的人不思念对方，哪对情侣不希望朝夕相伴。“左派”是人，右派也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他现在是臭狗屎，改造好了，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香饽饽。我要是奔赴边疆，他身边就没有亲人了，轮休日，他无家可归，无人说话，无人相伴，多么憋闷，多么可怜啊！我不忍心远离他。
去不去边疆，决定权不在我，在法律系党总支。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还能提什么要求，还敢提什么希望！只有一条路可走，服从分配，时刻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8月底，毕业分配的方案下来了。法律系300名毕业生中，被派往边疆的有80多人，其中宁夏22人、青海29人、新疆30多人。我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据说这是为了挽救我，把我分得远远的，好让我与吴家麟彻底划清界限。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被派往边疆的同学，大多数是带着各种处分去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同学是中间或中右分子，还有一些右派。说是分配，其实带有“发配”性质。“左派”同学大多数都留在北京或其他条件好的城市。革命需要嘛！赴宁前夕（1958年）
有人说：“分配你去边疆，你若不想去就不去呗！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在可以这样做，当年可不行。因为有两道紧箍把你箍得紧紧的，一是档案，二是户口。这两样东西都掌握在学校手里。学校决定把你分配到哪里，就派专人把你的档案、户口送到哪里。那时的档案属机密文件，不允许本人拿着。没有档案，就没有单位敢接受，就找不到工作。想干个体，当时政策不允许。你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没有粮票就没有口粮，没有口粮就无法生存。因为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而且每个人按月定量供给，每人定量有限，很少有多余的。总之，你不服从分配，就很难活下去，看你去不去！再说，当年的年轻人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发出号召，很少有人不响应。
我写信告诉远在香港的父母，我大学毕业了，即将奔赴边疆，去参加大西北的建设。过了几天，母亲来信说：我们已有10年没有见面了。在我去边疆之前，她一定要见我一面。她正在办理入境审批手续，叫我一定要在北京等她。我把信给有关领导看了后，说：“希望能准许我迟些日子去宁夏报到。”这位领导还比较通情达理，说：“那你就在这里过完中秋节随最后一批同学出发。母亲来了之后，要多向她宣传国内的大好形势，领她去看看祖国的新面貌。”
9月中旬，母亲来了。得到领导的允许，我把母亲接到人大招待所居住，既省钱，又可朝夕相伴。
母女相见，格外亲热。母亲见了我第一句话是：“我女儿长大了，长高了，漂亮了，就是瘦了点。”我说母亲还跟10年前一样年轻、漂亮，变化不大。过了一会儿，她问：“家麟呢？怎么没来见我？”对内地的反右情况，香港人耳有所闻，但对家麟的情况她不知道。我只好如实相告。她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只是没有说出来。待她情绪稍好一些，就关切地问：“你决心要去大西北？”
我说：“是的。”“西北那么大，你要去哪里？”“宁夏回族自治区。”“什么？宁夏？没有听说过。你把地图拿来，指给我看看。”“现在的地图上还没有这个地方。”“你也太胆大了。地图上没有的地方你也敢去？”母亲有点儿急了。“听说这个省区大概在内蒙古、甘肃一带。现在还没有成立。将来成立了，地图上就有了。妈，你放心，我不是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我赶紧解释。“我劝你不要去。听说，那些地方非常荒凉落后，还飞沙走石什么的。在古代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大西北是荒凉、落后。正因为它荒凉落后，才需要人去开发、去建设。将来人去多了，把大西北建设好了，不就不荒凉、落后了吗。”“你讲的道理是对的。但一个女孩子，去那样的地方工作，太冒险了。”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确如此。“这次我们去的人很多，光我们年级分去宁夏工作的就有22人，其中有近一半是女生。妈，你放心。你女儿很能吃苦，别人耐受得了，你女儿也耐受得了。那里的人能活下去，你女儿也能活下去。”我劝慰说。“那家麟怎么办？”“他留在北京劳动改造，改造好了再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位女婿，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你回国一趟不容易。咱们先在北京参观一些名胜古迹，过些日子我再带你去。”
9月的北京，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是旅游的大好季节。我带母亲去看天安门，观故宫，游颐和园，登长城……这些天，母亲玩得很尽兴，但她心里总惦记着未曾见面的女婿。一周之后的一天，母亲执意要我带她去看家麟。我只好顺从。
我们乘车来到家麟所在的农场，向场部有关的领导说明来意后，这位领导说：“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我们农场也一样。场里规定，中午右派有半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你们要见吴家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见一面。”
正午，只听田间哨声阵阵，该是下工了。右派们陆陆续续地回到场部食堂打饭去了。我们在场部着急地等待着。过了10多分钟，才看见家麟端着饭碗迈着沉重的脚步走来了。他，头发像野草，胡子长长的，脸色黝黑，衣服又脏又湿，裤腿挽得高高的，穿一双破胶鞋。俨然一副劳改犯的模样。一见到我，他就问：“你怎么来了？”我指着站在旁边的母亲说：“这是我妈，从香港来看你。”家麟赶忙叫了声“妈”，并向我妈问好。我对家麟说：“你赶快吃饭。我们来看看你就回去。”家麟也顾不上客气了，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还没有吃完饭，上工的哨声又响了。家麟说了一声“我上工去了”，就离开我们，走出场部。
家麟上工去了，我们也随即离开场部。走到场部大门外，我看见我妈哭了，不停地用小手帕擦眼泪。我的心阵阵酸痛，我只知道农场劳动很艰苦，没有想到会这么艰苦，饭都来不及吃完就得上工。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语，都跌入了凄怆的河流之中。
第二天，母亲对我说：“昨晚我想了一夜。家麟活得这么苦，我不能再让你去边疆受苦。跟我回香港去！你爸现在当经理了，我们家不穷了。你要是不方便去说，我去找你们领导说。”她说着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往门外走。
我赶紧拉住她的胳膊，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而后说：“家麟这一阵子是农忙，所以苦一些，农忙过后不会那么苦。我是去边疆工作，不是去边疆的农场劳改，不会太苦的。去边疆，是我自己报的名，领导也批准了，很多同学上个月都已到边疆了。我不能当可耻的逃兵，我永远也不会当逃兵。再说家麟需要我。我留在内地，他会觉得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有盼头，他才能更加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妈，你千万不要去找我们领导。”
不知怎么，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消息这么灵通，我们悄悄去看家麟一眼就回来，竟然被他们知道了。过了一两天，领导把我找去谈话，说：“你怎么事先不报告，就把你妈领到农场去？”“那天，我妈非要去不可，我就带她去了。”我支吾着。“我叫你向你妈多宣传大好形势，多看看祖国的新面貌，你怎么偏偏把她领到农场去了！”领导生气地说。
我知道越辩解，领导会越生气。干脆低头垂手乖乖听训。训了一会儿，领导说：“你要记住，从今以后，对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话决不要说，对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事决不要做。回去吧！”
我如释重负，快步离开……
月圆了，中秋节到了，家麟获准轮休返校过节。这次他的形象大变：头发整齐了，胡须刮光了，衣服清爽、整洁，连那双黄色皮鞋也穿回来了。我们与妈妈在一起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一起过了一个团圆的中秋节。过完节，我们各奔东西：家麟回农场，母亲回香港，我跟随最后一批毕业生乘上西去的列车。与母亲（中）合影（1958年）第三章 塞上琐记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她因他来到了边疆，而后他又因她来到了宁夏。边疆是雄浑壮丽的，宁夏川更是风光无限。但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这里留下了他们的美好与心酸。一、甫到银川
列车风驰电掣地奔驰着，进入内蒙古的大沙漠地带开始减速了。由于地基松软，列车进入宁夏地界，似乎是在爬行，开得更慢了。据说这段铁轨刚接通，还在试运行期间。
30多个小时过去了，列车上终于播出：“前方是终点站——银川，请旅客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一下车，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光秃秃的黄土地。我们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问列车员：“这是银川吗？”
列车员很肯定地回答：“是。”
我问：“站台在哪里？”
列车员说：“下车的地方就是站台。”这明明是一块荒地，怎么是站台？我们知道西北荒凉，但没有想到荒凉到连个水泥站台都没有。抬眼望去，不远处有3个小帐篷。帐篷旁边停靠着几辆绿色的军用卡车。几个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忙碌着。
我们爬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坐在各自的背包上。车子一开，尘土飞扬，不一会儿，一条长长的黄龙紧跟车后。我们浑身上下全变成土黄色的了。大家互相看看，彼此都快不认识了。好在我们早就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倒也乐在其中。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抖落了身上的尘土，背着背包，提着旅行袋来到支边人员接待站。接待人员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叫我自己去自治区工业机械局报到。
穿过大街走小街，在利民街的一侧，一座有着两扇大红门的比较像样的平房出现在我眼前，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要找的单位了吧。疾步走向前，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呈现在我眼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机械局。对了，就是这个单位。
迈进大门，有个天井，天井的两侧是一个一个的小房间，房门的上面伸出一个个小牌子，上写某某科（室）。我找到人事科，报到以后，科长说：“你先住下。明天到这里来上班。”我愣了一下，心想：我是学法律的，怎么到人事科上班？是我听错了？又一想：不要想太多，明天上班就是啦。
一位女同志把我领到她们的宿舍。这个宿舍就在机械局的后面，走几分钟就到了。宿舍的木门、木窗很古老，地面是夯实的黄土地，有点潮湿，面积有20多平方米。这个宿舍室内除了4张床之外，只有1个小桌子。桌子上有2个暖瓶，几个杯子。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更没有卫生间。据说，这在当地已属上好的房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我已很知足。晚饭后，同宿舍的女同志交谈了一会儿，原来我们4个人都来自北京，其中有两位是学机械制造的，一位是搞行政的大姐。
机械局刚组建不久，科室多，人员少。人事科只有3个人：科长、副科长外加一个小兵——我。我在科里干打杂和跑腿的活儿。一次外出办事，科长特别吩咐：“这里是回族地区，回民占三分之一，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他们的宗教场所。回民禁食猪肉。你说话办事一定要尊重回族的信仰和生活习惯。要注意民族政策。”我牢记在心。
为迎接自治区的成立，各单位都很忙，机械局也一样。需要清除周边垃圾，打扫室内卫生，还要张灯结彩，悬挂庆祝横幅。我是哪里需要哪里去，服从分配听指挥。
白天忙忙碌碌，时间过得很快。最难度过的时光是周六下午和周日（当年每周工作六天）。机械局规定：周六下午不办公，过组织生活。局里大多数同志是党团员，我们宿舍4位女同志，2位是团员，1位是党员，只有我1个人是群众（即非党、团员）。一到周六下午，他们都有归属。1949年，我当兵的第二个月就加入了青年团（那时还不叫共青团），此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一直过组织生活，把团组织看成自己的家。在组织生活会上，大家都是同志，平等对待，无话不说。现在，生活中的家没有了，政治依靠的家也不要我了。看着他们一个个开会去了，我独自留在宿舍，心如针扎，欲哭无泪。
有人说，不是党、团员，不用过组织生活，当个党外人士，自由自在，这不很好吗？有什么可难过的？
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20世纪50年代。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人人都仰慕共产党人，崇敬共产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即共产党员），这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崇尚革命，追求进步的标志。若是党员，各地区、各单位的党组织就会把你看成自家人，就可以得到信任或重用。否则，你就是一个局外人，即使你很有才干，也很难得到信任或重用。这与现在的政治环境大不相同。
周日最盼的是加班，因为只有忙碌，才可以忘掉一切烦恼与痛苦，才不会感到冷清与孤寂。但加班的机会不多，那怎么度过周日呢？
最愉快的是给家麟写信，在信里，可以倾诉思念之情，可以倾诉一周的酸甜苦辣。但我在信中，多是报喜不报忧，一则怕他担心，二则怕农场监管右派的领导拆看私信。在政治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在反右斗争深刻的教训中，对“左派”先生不得不防。万一他们无限上纲，给我飞来一顶右派帽子或反革命帽子，那可吃不消。家麟每周给我来一封信，在信中，他更是报喜不报忧。
同宿舍的一位大姐和我一样，孤身一人在集体食堂吃饭，下班以后无事可做。这位大姐让我和她一起去上夜校。她去听文化课，我有时听文化课，有时听文学讲座，这是一个去处。
银川市有一个人民电影院，常放电影。电影院的门口有一个宣传栏，需要观众供稿。一个月能被选登两篇稿件，就可以享受当月免费看电影的优惠。于是我想，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既可练笔，又可免费看电影，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常给电影院宣传栏投稿，也常被选登，免费看电影成了我的又一去处。有时也去逛街、游园。当年的银川没有什么可逛的，全市只有一条大街，从东到西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街上没有下水道，下雨天，污水横流，有的地方还堆放着垃圾。两旁多是低矮的小商店。最气派的要算邮电大楼，它位于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大玻璃窗，水泥墙面，三层楼，可算是鹤立鸡群。其次，就是有着二层楼的百货大楼。全市有一个中山公园。最吸引游客的是一汪湖水。湖面平静，波澜不惊；水清透碧，游鱼可见；两岸垂柳，婆娑起舞；湖中泛舟，心旷神怡。夏末初秋，荷花盛开，缕缕清香，沁人心脾。园中有一个小动物园，但动物不多。
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可以算是对当年银川市区的一个概括。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们参加了盛大的成立庆典。庆典前后，通过阅读宣传材料，通过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交谈，我了解到，宁夏目前虽然落后，却是个好地方，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更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确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吃的是大米、白面，南方籍的支边人员在大米的供应方面还有特殊的优待。黄河大鲤鱼是金黄色的，个大味美。
深秋的银川，满街落叶，随风飞舞。它告诉人们冬天就要到了，赶快准备过冬。这时，家家户户开始了新的忙碌，腌大白菜，储藏萝卜、土豆，要知道，整整一个冬天，吃菜全靠它们了；买煤，准备好取暖的炉子，在炉子上架好烟筒；给大门挂上棉门帘。
11月，寒风飕飕，各单位已生火取暖了。我被调往自治区综合电机厂工作。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与一位来自上海的支边同志一起创办电机厂小报（周报，内部发行）。我们既当记者，又当编辑，还兼刻写、油印和发行。可能是刚来不适应，我们觉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据说最低温度-21℃。为采写，我们尽管已全副武装（皮衣、棉裤、棉帽、棉鞋、毛手套），手脚还是长了冻疮。为按时出版发行，我们夜以继日，干劲十足，虽然辛苦、忙碌，但是我们以苦为荣，以忙为乐。
阳春3月，树木尚未披上新绿，可能是政治条件不佳的原因，我又被调往自治区工业中等技术学校工作。
这所学校的校园不大，四周是土筑的围墙，南面有一大门，大门里面是一排排用土坯垒成的平房，一半用来做教室、实验室和办公室，一半用来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宿舍。后面有一较大的平房，那就是食堂。大门外面是一大片低洼的盐碱地。
这所学校位于银川市偏东北面、被称为东教场的地方。宁夏解放前，东教场是军阀马鸿逵的兵营，也是关押囚犯的地方。据说，在这儿杀过许多人，一到夜里，阴风呼号，令人毛骨悚然。
这所学校成立于1958年，设有3个专业：机械制造、冶金、采矿，十几个班，教职工30人左右，学生和教职工全都住在学校里。
我被分到教务科打杂，但仍旧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做好科长吩咐的每一件事情。
后来，我了解到，我们一同来宁夏的22人中，大多数人改行了，干什么的都有。我和他们相比，算是幸运的，一是留在宁夏首府银川市工作，二是没有干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些改行的同学在临毕业前都受过不同的处分。当时的说法是，政法部门是要害部门，是掌无产阶级刀把子的地方，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绝对没有资格进入这个领域。
4年苦读，付诸东流。二、初为人母
来银川两个多月了，月经一直没有来。起初，我以为是更换工作环境所致。后来仔细一想，不对呀，参加工作以来，我多次更换工作环境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想来想去，最大的可能是中秋节那晚避孕失败，怀上了。转念又一想，别的女同志怀孕初期呕吐不止，有的想吃酸，有的想吃辣，可我什么妊娠反应都没有，恐怕不是怀孕。如果不是怀孕，月经不来总不是好事，还是走一趟医院吧。
我把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叫我去做妊娠尿检。检查结果出来了：阳性。此前我是半信半疑，现在已成定论。拿着化验单，我呆立在医院走廊里，像根木桩栽在那里似的，觉得双腿很沉重，迈不开步。怀孕了，我该怎么办？头脑一片空白。病人从我身边走过，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回宿舍。
此时此刻，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我能去找谁呢？在这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因为我头上有三道紧箍（被开除团籍、右派夫人、海外关系），只要一知道我这种政治身份，一般人都是避而远之，谁敢和我交朋友？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里，单位来了一个新人，人们总是习惯地打听一下此人的政治身份。这是无可非议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不小心就会整到自己的头上，人人谨慎，个个自危。我也不主动去接近他人，怕他人因为我招致麻烦和不幸。在综合电机厂，只有两个人敢和我接近，一个是和我一起办报的那位上海来的同志。我刚来不久，可能他对我的身份不够了解，可能是工作需要，也可能是他和我有类似的情况而不嫌弃我。另一个是和我同时被分配到宁夏工作的同年级同学李惠。他比我进厂工作早一个月，也是因受处分而改行的。李惠是一位老革命，13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为人正直、仗义。他同情我，敢和我说话。可是，他们都是男同志，我怎么好意思和他们谈怀孕之事呢。
没有人可以面谈，那就在纸上和家麟说吧。我告诉他，我已怀孕，现在很苦恼，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个小生命来的不是时候，是生下来，还是去做人流？家麟很快给我回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很平静，很理智，没有一丝准爸爸的喜悦，字里行间流露着内疚和无奈。他表示，孩子的去留，由我自己决定。
这位准爸爸是冷血动物吗？不是的，这位丈夫不负责任吗？也不是。他是七尺男儿，有血有肉，如今已过而立之年，他难道不希望当爸爸吗？他不知道当爸爸的欢乐吗？不是的。在我们结婚之时，家麟就曾经表示要个孩子。为了能专心完成学业，我们说好等我毕业以后再要孩子。更何况他是吴家的独根苗，有谁愿意断子绝孙呢？他想要孩子，现在妻子怀孕了，又没有条件来要这个孩子，他能“喜悦”吗？妻子怀孕本是喜事，现在由于他的原因却很苦恼，他能不“内疚”吗？他之所以没有表态，是因为他无法表态。叫我把孩子生下吧，目前，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我呢？刚到边疆，人生地不熟，气候恶劣，举目无亲，生了孩子，一个人怎么抚养，又怎么工作？叫我做人流，那是违心的话，他不愿意说，更何况当时边疆的医疗条件较差，做人流还有一定风险，这是他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已经25岁了，可以当妈妈，也应该当妈妈了。早婚的人像我这个年龄，孩子都上小学了。到了一定的年龄，想当妈妈，这是人之常情，动物的本性。这个孩子是我们爱情的结晶，我能舍弃他吗？虽然他尚未发育成形，但他是个小生命呀，我怎么忍心把他刮掉呢？家麟在农场劳动那么艰苦，生死难料，万一有个好歹，也好给他留个后代。但转念一想，还是不生下来为好。自己边工作，边带孩子，苦点累点还是小事。我想得最多的是孩子的将来。父亲是右派，即使摘了帽子，在政治上也是个有污点的人；母亲有三道紧箍，在政治上永远是个不被信任的人。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将来也只能像我们一样过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日子。他能受得了吗？把他生下来，让他受这样的苦，我是不是会成为罪人？思来想去，最后决定：顺其自然。我没有把怀孕的事告诉领导和同事，我认为告诉了也没有用，有谁能给右派老婆特殊照顾？打扫卫生、义务劳动、加班加点，我样样参加。有时累极了，夜深人静时，我会在被窝里流着眼泪和小生命说话：“可怜的孩子，你投错胎了。你母亲身份特殊，不能给你特殊的保护，让你在肚子里就跟着我受苦受累，将来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觉得受不了，那你就自己爬出来，到一个政治条件好的人家那里去投胎吧。如果你觉得还可以过下去，那你就自己保护好自己，将来做我的孩子。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你抚养成人。”胎儿慢慢长大，有时候我和他说话时他会拳打脚踢，不让我再说下去。有的人怀孕，又是卧床，又是吃保胎药，还增加各种营养品。可我呢？没有特殊的保护，一日三餐，依旧在食堂吃饭。在综合电机厂是这样，后来到工业中等技术学校也一样。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家麟，他很高兴。不久，在一次来信中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对我帮助很大，让我终身难忘的好朋友。这封信纸薄情深，是及时雨，是雪中送炭。
这位朋友叫李忠义。她的丈夫整风反右时在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生，也因为一次会上的帮党整风，被划为右派，也因为不服批判被升格为极右分子，后来与家麟同一批被送往同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她本人是医学院的学生，1958年一毕业就被分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妇产科医生。家麟在信中叫我去找她，说她会关照我，帮助我。我高兴极了。接信后的一个周末，我去医院找她。因为她爱人已经写信向她介绍了家麟和我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她对我非常热情，给我讲了一些做准妈妈的基本常识，叫我怀孕5个月之后，每个月都要到她这里做产前检查。只要发现身体有异常情况就应当及时到她这里来诊治。从此以后，我腹中的小生命有了一位非常关爱他的好阿姨、好医生。我也有了一位可以说知心话，品德、医术兼优的好朋友。
过了几个月，我把已怀孕的事情和预产期写信告诉母亲，母亲接信以后，很快就给我寄来了两箱东西，里面有弟妹小时候穿过的半新的漂亮衣服，有奶粉、葡萄糖粉、蛋黄粉等食品。母亲在信中再三叮嘱：要加强营养，要注意休息，要保护好小生命。还告诉我，她正准备写信动员初中毕业后在老家福建务农的二女儿、我的大妹妹翠珍到银川伺候我坐月子，帮我带孩子。一位名人说：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的确如此。小的时候，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抚育成人，长大以后，母亲对子女的牵肠挂肚依旧。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阻断不了母亲对我的爱。母亲寄给我的食品，我舍不得吃，准备留给将要出世的孩子吃。
预产期快到了。大妹妹翠珍是否来银川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为了产后有人照顾，邻居帮我找来一位当地的老奶奶，她愿意在我产后为我有偿服务1个月。
李忠义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劝我在预产期的前两天住进医院来。我同意了。当时政府规定：妇女产假56天。允许提前休息，休息时间算在56天之内。在医院里，医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不问病人身份。同室病人，同病相怜，也不打听你的政治面貌。在妇产科的病房里，大家关心的是小宝宝的事情，没有人问你是否党、团员。因此，整个环境让人感到宽松愉快。可能是小生命睡足了，呆腻了，想出来了，在腹中一会儿伸懒腰，一会儿练腿功，我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做母亲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看着邻床的母亲抱着婴儿喂奶的温馨情景，我多么希望腹中的小生命快点出来，让我也抱着小宝贝，感受一下母子亲情，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6月17日下午，开始出现轻微的阵痛，夜里阵痛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疼痛越来越激烈，我咬牙坚持，不喊不叫。第二天，刚一上班，李忠义就来到我床旁，了解我阵痛的情况，再拿起长长的听筒听胎音，又检查宫颈张开的指数，然后安慰我说：“第一胎一般来说产程都会长一些。胎儿心音正常，你放心。再忍一忍，快生了。”李忠义走后，阵痛非常频繁，有时痛到不可忍受的程度，有点死去活来的感觉，我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活着见到自己的小宝贝。11点左右，李忠义和另一位医生来到我的床前，听胎音，查宫颈。叫我进产房，上产床。李忠义说：“宫颈全开了，你使点劲，就生出来了。”几次使劲之后，李忠义说：“看到胎儿的头了，再用力。”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还是生不出来。我觉得不行了，快死了。忽听医生说：“急转不正，快，拿剪刀来。”又听见“咔、咔”两声，我再一使劲，孩子呱呱坠地。剪断脐带包扎后，护士把婴儿擦洗干净，抱去过磅秤，盖脚印（在我的病历上），并在孩子的手腕上系一条红丝绳，绳子上拴着一个小牌牌，牌子上写着母亲的姓名及床号，然后抱给我看，先看脸，再看屁股，笑着对我说：“恭喜，是个千金，体重5斤整。”我笑了笑，护士就把这位千金抱进婴儿室去了。
孩子落地了，我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全身像散架似的瘫躺在产床上。护士恭喜我得了一位千金，我高兴不高兴呢？说实在的，我是希望得到一位公子。但她未出世的时候就跟我受了不少苦，我几次劝她爬出来，另择高枝，她就是不肯，死心塌地地认我为母，这是多么可亲可爱的女儿呀！所以，我还是高兴的。医生为我缝好伤口以后，护士就把我推送到病房的床上，不一会儿，我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下班了，李忠义又来到我的床前，问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说：“没有。”她说：“该吃晚饭了。”我往病床茶几一看，一碗香气四溢的面条正冒着热气。不用说，是她给端来的。她的见习期（医学院毕业生须见习一年才能正式当医生）未满，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工作又很忙，能给我端来这碗面条已经是尽力了。我很感谢她。饭后，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快天亮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家麟来银川了，他穿着那套我们结婚时做的派力司衣服，坐在我床边，关切地问：“你好吗？孩子好吗？”又笑嘻嘻地说，“我摘掉右派帽子了，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生活了。”我一高兴，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晨曦从玻璃窗射进病房，他人的亲人们提着大包小包，端着香喷喷的美味佳肴，陆陆续续地进入病房。不一会儿，产妇病床的茶几上堆满了诱人的食物。在病房里，有丈夫握着妻子的手在说笑的，有父母坐在女儿床边嘘寒问暖的，有公婆在一旁夸赞孙子的。他们眉飞色舞，笑声朗朗。可我呢？茶几上只有一个等待打饭用的空饭盒和一个等待开水的空水杯。没有亲人陪伴，除了李忠义，再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两相对照，我心如刀绞。
早饭后，护士推着婴儿车，把各自的婴儿送到母亲怀里喂奶。我的女儿也送来了，产后第一天，母乳尚未下来。护士说让婴儿吮吸几口初乳，可以增强她的抗病能力，还可以促使母亲乳汁的分泌，女儿可能饿了，使劲地吮吸着。累了，躺在我怀里睡着了。我看着她那红扑扑的脸蛋，稚嫩恬静的样子，忧愁和烦恼顿时云消雾散。
住院一周拆线以后，李忠义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一个人抱着女儿乘坐公共汽车回学校。老奶奶来我家帮我做饭和洗衣服。
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麟写信。主要内容是：孩子已于6月18日平安生下来了，是个女儿，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他很快回信说，母女平安就好。孩子是中秋节怀上的，中秋节又是个花好月圆、亲人团圆的大好节日，就叫“小秋”吧。我觉得这名字不错，除了家麟说的以外，秋，意寓着收获，我们播下的爱情种子现在收获了。秋，富含诗情画意，如“秋水共长天一色”“长风万里送秋雁”。此后，我的户口本子上多了一个“吴小秋”。为了顺口，为了孩子自己好记，我们就叫她“秋秋”。
家麟来信以后，我就给母亲写信，告诉她：我已平安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吴小秋。母亲来信祝贺，并说翠珍很快会到银川，她可以帮我带孩子。叫我要好好休息，保重身体。
在月子里，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孩子喂奶和换尿布。每次喂奶我都要久久地端详她，研究一下她到底像谁。经过仔细观察，我觉得她前额宽、发际高、脸有点长，嘴巴偏大，像父亲。她的眼睛大而亮，鼻梁高高的，皮肤白皙细嫩，像母亲。美中不足的是太瘦了，瘦得几乎皮包骨。她很乖，吃饱了就睡，很少吵闹。在睡眠中有时候还会笑，笑起来脸的一侧还有一个浅浅的酒窝，这像父亲。我每天无数次地看她，亲她，抚摩她。她的到来，驱散了我的孤独，给我孤寂空虚的心带来了快乐。
6月底的一天，我的大妹妹翠珍来到我家。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家穷，又因为祖父母重男轻女，她出生不到1个月，祖父母就把她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她冲破阻力回到我们家，父母供她上学到初中毕业，毕业后在家乡务农。我们只见过一两面，没怎么说过话，这次她来了，我们难免有陌生的感觉，但毕竟是亲姐妹，几天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融洽了。她负责外出采购，陪我说说话。我不忍心让妹妹给我当保姆，鼓励她继续上学，将来找个好工作。秋秋满月（右：妹妹翠珍）
秋秋满月了。我和妹妹一起抱她到照相馆摄影留念。我坐着，怀抱女儿，妹妹站在我旁边。摄影室的灯打开了，屋里通明透亮。女儿面对镜头，睁大眼睛，后脑勺使劲往我身上靠，一只小手抓住我的衣服，另一小手抓住我的胳膊，好像怕被别人抱走似的，才1个月的孩子，这么机灵，多可爱呀！我面对镜头，微笑着，满脸幸福。
7月下旬，自治区邮电学校招生，我让翠珍去报考，她有幸被录取了。8月份，她就住校上学去了。毕业以后，翠珍在邮电大楼上班，还在银川成了家。
56天的产假很快就过去了。我把秋秋寄托在学校刚创办不久的简陋的托儿所里，开始了边工作边带孩子的艰辛生活。三、走上讲台
由于好心人的举荐，领导的宽宏恩准，我的生命航船驶进了一条新的航道。1959年，鱼肥稻香的金秋季节，我被调入自治区工业中等技术学校的语文组，开始了漫长的教师生涯。
语文组共有4位教师。组长张永起，生于唐山，就读于北师大俄语系，1958年毕业后分到本校工作。因是党员，本校又不开设俄语课，所以就在语文组挂帅。他国字脸，刚过而立之年，额头上就有了较深的抬头纹。他待人和气，办事沉稳老练。吴淮生，生于安徽，北师大中文系高材生，中学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也是1958年毕业后来到本校的。他瓜子脸，比较清瘦，为人随和，不修边幅，喜欢吞云吐雾，有一股诗人的不凡气度。陶诒琬，女，生于上海，1957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先在北京工作，1958年随丈夫支宁到银川，在冶金部门工作。她热爱教师职业，主动要求当教师，1959年春天分到本校工作。她圆圆的脸，双眼皮，大眼睛，樱桃小嘴，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她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她语文功底好，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讲课很受学生欢迎。第四位教师就是我，没有读过师范，不懂当教师的规则和课堂教学的要领，没有读过中文系，缺乏文学的熏陶和语文基本功的训练，但勤奋好学，不耻下问。
后来我才知道，举荐我的第一个人就是陶诒琬老师。她来到工业技术学校以后，看见语文组老师紧缺，为了给组长分忧，也因为同情我，向组长建议：“语文组缺教师，教务科有现成的大学生，可以把她要来嘛！”张组长面有难色，说：“听说她在反右中受过处分，被开除了团籍。”陶老师据理力争：“受过处分又怎么啦？受过处分的人，就不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啦？就不允许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了吗？就没有资格当老师啦？听说，她本人并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一个大学生在教务处打杂太屈才了，你就做点好事，把她要来教语文吧。”张组长想了想，说：“那我去试一试，看领导同意不同意。”
本校领导是杨葆华。他是校长兼书记，老红军出身。可能是“大跃进”年代，各单位都缺人，一时要不来教师；可能是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在部队的5年中表现好，立过功受过奖；可能是转业军人对转业军人的偏爱，可能是老革命的身份，胆子大，竟然同意了。从此，我的命运有了新的亮点。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这个工作岗位是神圣的，对我来说又是来之不易的。我暗下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一定要当一名受学生欢迎的、称职的、不辱使命的教师。
来到语文组，组长给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听课、备课和试讲。我认真听了3位教师的课，比较了他们的优长。陶老师还热心给我传授备课方法和课堂讲授方法，鼓励我尽快选定一篇课文，认真准备，大胆试讲。我选定《刘少奇同志在安源》这篇课文来试讲。当时选课文、分析课文都要求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篇课文突出政治，写得也不错，容易达到要求。试讲以后，组里的3位教师给了我很多鼓励，还非常细致地指出了我的不足。他们的发言非常中肯，充满关心和爱护，对我这个门外汉，对我这个受过处分的人，不仅没有歧视，而且满腔热忱，就像大哥哥、大姐姐对待自己的小妹妹那样的宽容和真诚。
结合试讲对我的评价，我对自己做了一个剖析。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来说，我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我当过演员，多次登台演出，上讲台不会怯场，因而可以比较轻松地讲课；在中学时代我就喜欢演戏，在部队文工团参加过歌剧和话剧的演出，受过朗诵和读台词的训练，在课文朗诵中，尤其是在文艺作品的朗读中，可以胜出；我平时喜欢看文艺作品，也写过几篇豆腐块的小文章，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我口齿清楚，语言流畅，没有拖泥带水的“嗯”“啊”等语病。劣势：一是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欠缺，古汉语的基础知识更薄弱。在大学里读的是法律，法律与中文虽然同属文科，但相去甚远，这是致命的弱点。二是对文学史了解甚少，名家名著读得不多。向学生介绍作品的背景和作家时很肤浅。这是暂时难以弥补的缺点。三是书写不合格。没有经过习字的训练，字写得不规整；缺乏严格的笔顺训练，落笔的先后顺序不对；平时不注意简化字的用法，有时出现繁体字、简化字的混用现象。这对教其他课的教师来说，或许无关大局，但对一个语文教师来说，就不是小事一桩了。
自我剖析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潜在的力量，增强了我当好教师的自信心；它照出了我前进中的只只拦路虎，我必须鼓足勇气，迎上前去，个个击败它。
我借了一些当语文老师必读的书，如饥似渴地读呀，记呀，我很想把这些知识尽快融进自己的脑海里。与此同时，我甘当小学生，而且只能当小学生，拜陶老师、吴老师为师。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他们的课，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讲台。他们不愧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不拒绝我听他们的课，有时还给我介绍上课的心得。在如何批改作文方面，陶老师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给我讲批改的方法和评分标准。我以陶老师批改的作文为样本，照猫画虎地批改起来。
领导要求教师利用学生上自习的时间下班辅导，这可让我为难了。在课堂上，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学生觉得我是内行。但外行毕竟是外行，经不起突然袭击，几个提问就会露馅。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躲是躲不过去的。古人早就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教师并非全才，当“不知”时就说“不知”，也不为耻，可以跟学生说：“我回去查查资料，明天再给你回答。”这一想，也就大着胆子下班了。好在本校学生重视的是专业技术课，把语文课看成副课，上课时听一听，下课后很少有人去钻研。语文教师下班辅导，多是坐冷板凳。我这个滥竽充数的语文教师还算没有露馅儿。
1960年，全国全面进入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年代。公民粮油定量一减再减，副食奇缺，不少人处于半饥饿或饥饿状态，各地陆陆续续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当年，银川地区中专学校教职工每月的粮食定量由开始的25斤逐渐减到18斤，食用油每月8两递减为半斤。学生略高一些。由于宁夏气候寒冷，瓜菜品种少，产量也不高，每人每天吃不到半斤蔬菜。几个月下来，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指示》。为贯彻指示精神，校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减少课时，减少师生参加劳动的时间，精减会议，增加学生的睡眠时间。书记挂帅抓伙食，而且把抓好伙食看成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政治下食堂，干部下伙房”的口号，实行“按人定量，瓜菜替代”的办法。
瓜菜供应不上，校领导就组织师生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外出挖野菜。7月的银川，漫山遍野都披上了绿装。哪些是野菜，哪些不是；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不能，我们当中不少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杨校长在长征中吃过野菜，是个行家，还有一些本地师生他们也很内行。我们就分散开来，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挖什么菜，我们就跟着挖，边挖边请教。几天以后，我们认识了不少野菜，如苦苦菜、胖娃娃菜、沙葱等。
挖完野菜，分门别类放好，由专人送到伙房去烹制，炊事员或把野菜和到面里做成野菜团子或煮成野菜汤。
野菜好不好吃呢？偶尔吃几次，还不错，别有风味，一连吃几天，就感到难于下咽，因为它毕竟是野菜，而且锅里几乎见不着油花。教师们在食堂边吃边调侃。有的说：“这是野味，不是低标准，你还吃不上呢！”有的说：“山珍海味是美味佳肴，野菜是山珍，属于佳肴，有佳肴还不好好吃。”有的说：“我们现在是补长征的课，有野菜吃比饿肚子要好得多。”
野菜的数量毕竟有限，经过人们一段时间的洗劫，越来越难觅其踪影。校领导广开粮路，从农村买来玉米秆、高梁秆磨成粉，掺在面粉里做成窝窝头。虽然不好吃，但它可以充饥。当饥肠辘辘的时候，人们会感到什么都好吃，什么都咽得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真正体验到“吃糠咽菜”的滋味，因而倍感粮食的珍贵。此后，珍惜粮食的思想在我的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操心劳累，1960年冬，我得了浮肿病。早晨起床，脸绷得紧紧的，眼睛睁不大。一到下午，双腿肿大了许多，皮肤光亮光亮的，几乎快被撑裂了。用手一按一个深坑。走起路来，腿脚像灌满了铅，非常沉重，真可谓举步维艰。人整天昏昏沉沉，疲倦乏力。
校医务室里，师生川流不息，来就诊的几乎都是一个病：浮肿。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片，还有半斤豆饼。豆饼就是黄豆榨油以后的渣滓。本来是用来喂牲口的，现在供浮肿病人食用。豆饼也是稀缺物质，供应量有限：浮肿病人每人每月半斤。能吃上豆饼，这已经是很照顾了，因为豆饼里富含蛋白质，在当年属于营养品。
家麟知道我得了浮肿病，在来信中夹寄了5斤全国粮票。我如获至宝，顿感爱的热流涌遍全身。要知道，他当年的口粮也不高，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5斤全国粮票是他勒紧裤带省出来的，充满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爱意。全国粮票不仅在全国通用，而且还含油票，可以购买含油的食品。此后，一直到他来宁之前，他几乎每个月都要给我们寄几斤全国粮票，帮我们度难关。
和我们一起来宁的同年级同学刘寿政，是一位仗义而乐于助人的人。他在自治区党校工作，党校离我们学校较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他同情我们，有时候会抽空前来看望我们。在一次闲谈中，他说：“我们学校有时候有特供物资，如白糖、饼干。白糖，一人一次可买半斤；饼干，凭全国粮票可买一斤。”我正好有全国粮票，就托他给买饼干。他除了帮我买饼干，有时还送些白糖和饼干给秋秋吃。要知道，他自己的口粮也很低，而且有家有孩子。这些特供物质自家食用都不够，他还把这些当时被视为高级营养品的东西送给我，真的很不容易。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种友情，难能可贵，我永远铭记。
由于校领导狠抓伙食，千方百计办好食堂，再加上家麟支援的粮票，我的浮肿病慢慢好了。
刚当上语文教师时，我的决心很大，还制定了进修计划，计划3年左右自学完必读书籍，赶上科班出身的语文教师。但现实生活中的重重困难，迫使我不得不放慢进修计划。教学是硬任务，我一定要努力搞好。教学水平我不可能一步登天，但教学态度一定要认真负责。孩子体弱多病，作为母亲，我责无旁贷。在那个“低标准”的年代里，要想奋进，那是不现实的。
由于工业中等技术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违反教学发展规律和客观需求，1962年上半年正式宣布下马。
学校领导对教职工做了妥善的安排。语文老师各得其所。张永起老师先在一所中学任校长，后回老家唐山，为地震后重建唐山添砖加瓦。吴淮生老师调入自治区文教局工作，后转入文艺界，担任《朔方》（原名《宁夏文艺》）的编审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艺术理论研究室主任，是一级作家。陶诒琬老师调至银川市第九中学任教，后被评为特级语文教师。我被调到新城中学任语文教师。我们虽然分开了，但友谊长存。四、女儿病了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作为一位母亲，当你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去的时候，就容易忽略对孩子的关爱和照顾。
秋去冬来，朔风阵阵。尽管屋里生了炉子，可能是人气不旺，还是觉得冷飕飕的。托儿所的屋子较大，虽然炉火较旺，但是温度还是偏低。那个年代没有暖气，家家户户靠烧煤取暖。秋秋先天体质较差，又是第一次经历西北的严冬，再加上每天抱进抱出的，女儿经受不住，生病了。
一天清晨，我给女儿喂奶时发现她吸奶有点异常：吸吸停停，吃得不欢。我没有把这当一回事，早早地就把她送到托儿所去。傍晚接回家里，发现她流鼻涕、打喷嚏，还有点咳嗽。起初，我觉得只是小感冒，没啥了不起，只给她吃了点小儿惊风散。第二天清晨，我开门一看，漫天鹅毛大雪，要不要把女儿送托儿所去呢？我犹豫了一下，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还是冒着大雪把有病的女儿送托儿所去了。是不是我这个妈妈太心狠、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呢？不是的。在那个年代，强调“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不到万不得已，国家工作人员很少为私事请假，我也一样。傍晚，我把女儿从托儿所接回家来，给她喂奶，她不吃；逗她玩，她不玩，两眼无神，有点发呆。我以为她困了，想睡觉，就哄她睡。以前，她很乖，知道妈妈很忙，从托儿所接回来以后就自己玩一会儿，吃饱就睡。今天，哄了很长时间才睡着，但睡得很不安稳，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哭闹一会儿，咳几声再睡。我忙于备课，实在没有精力管她。夜深了，我准备上床睡觉，给她把尿时，一摸，孩子身上滚烫，仔细一看，脸色通红。大脑给我的信息是：女儿病重了，得赶快送医院。我用厚被子把她包严，抱起她就冲向校门口。
校门外，漆黑一片，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从校门口到马路上要经过一段马鸿逵当年杀人的地方，阴森森的。平时，就是有朋友陪我，我也不敢深更半夜走过这个地方。而此时此刻的我，似乎变了个人，胆子大了许多，独自一人，抱紧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去，什么恐惧，什么严寒，全都抛到脑后。
马路上，灯光暗淡，行人稀少，看不到驶过的车辆。我抱着秋秋，踏着积雪，三步并两步，发疯似的往医院的方向奔去。大脑的其他神经似乎全都麻木了，只有一根神经异常活跃，它不断地向我发出指令：快，快，再快点，赶快去看医生。
当时的人民医院虽然设备差一些，医护人员的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不管什么时间，什么病人，只要进了医院大门，他们都热情相待。
到了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很快就过来给秋秋测量体温。医生告诉我，高烧39℃。检查肺部是急性肺炎，得马上住院。一听“急性肺炎”，我顿觉六神无主，吓得手发抖，腿发软，头发晕，快支撑不住了。医生劝慰我：“别着急，孩子的病可以治好。你们先住下，明天补办手续。”她让护士带我们到儿科住院部。
住院部的医生很负责，再次给秋秋量体温，检查肺部，听完前胸又听后背，确诊是急性肺炎后，马上叫护士给秋秋挂吊针。
我坐在床边，把秋秋紧紧地搂在怀里。护士做好了打吊针的准备工作，就在她的头上寻找血管。不到半岁的孩子，血管很小很细，非常难找。护士找到了血管，在准备扎针的地方消毒以后，叫我摁着女儿的头，不许乱动。这位护士技术高超，轻轻一推就把细细的针头扎进女儿的血管里。与此同时，我觉得也有一根粗粗的针头扎进我的心窝。扎针时女儿觉得痛了，哭了几声。她是皮肉痛了，可我是心痛了，痛得揪心。药液一滴一滴地流进女儿的血管，我的泪水也一滴一滴地流满心田。
医生走到病床边，对我说：“急性肺炎很危险，如不及时诊治，死亡率很高。你要细心观察孩子，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告诉我们。”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一夜，我哪敢懈怠，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输完液以后，秋秋吃了点奶，静静地睡着了。我看着她前两个月刚长了点肉的小脸蛋这两天又消瘦下去了，不禁心里阵阵酸痛，只觉得作为母亲，我失职了。自从当上语文教师以来，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和进修上，对孩子的关心太少了。我默默地对女儿说：“孩子，我的小宝贝，妈对不起你。妈太要强，太性急了，对你照顾不周，让你受罪了。你一定要战胜病魔，千万不能离我而去。要知道，在我们家里，就你和我两个人，我们母女是相依为命呀！”
第二天8点多，医生来查房，为秋秋又做了一番检查，说：“孩子抵抗力弱，病情发展非常快。好在就诊及时，现在病情稳住了。再挂几天吊针就好了。这几天，一定要精心护理。”是的，我一定会全身心地护理好女儿。当时，电话机很少，教研组没有电话，个人家里更没有电话。我得抽身回一趟学校，去请假，去取钱、取衣物。打完吊针，乘秋秋睡着了，我把她托付给护士，飞也似的奔回学校。张组长通情达理立即准假，并嘱咐我护理好孩子。我拿了钱和衣物火速赶回医院，办完入院手续，再奔回病房。还好，秋秋还没有醒来，我这才坐在床边喘了几口气。当天下午，陶老师还专程到医院看望我们。
秋秋出院后的第一周，因身体虚弱，我不敢送她去托儿所。我去上课时，秋秋有时就托陶老师照看，有时托邻居照看，其余时间请假在家，护理孩子。
可能是孩子本身体质过弱，可能是西北的冬天太寒冷，可能是托儿所的条件太差，也可能是我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整个冬天，孩子经常生病，不是感冒，就是腹泻，一个病未好，另一个病又来了。我几乎每周都要抱孩子去医院看一两次病，恨不得把家搬到医院旁边去住。我也想过请保姆在家看孩子，而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3元，能请得起吗？家麟在农场劳动，每个月只有18元生活费，自顾不暇。伸手向父母要钱？不行。自16岁当兵以来，我从未向父母开口要过钱。眼下，这63元的工资仅够我们俩人的生活费和孩子看病的费用。当时的医疗制度是：教职工本人看病，免费；家属看病，全部自费。好在当时看病收费不高，否则，这点工资连给孩子看病都不够。再说，当时强调阶级出身，就是请得起保姆，我也不敢请呀！让一个劳动人民到我的家里来看护一个右派小崽子，那会被人责骂的。更何况当时处在“大跃进”年代，处处缺人手，很少有人愿意当保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祈求苍天：“苍天呀，请你保佑我的孩子，不要再降病魔来折磨我的孩子。孩子太小，还没有看清楚人世间是什么样子，孩子太弱，经不起摧残。如果一定要降临病魔，那就把病魔降给我好了。只要孩子安然无恙，我愿意替她去生病，甚至替她去死。”
有时候，我想，我这个人是不是还没有改造好，小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太浓厚，把孩子看得过于贵重？我不知道，我得不出结论。我想，这大概是母性吧。君不见，母鸡平时非常贪吃和温顺，而它一旦当了母亲，带着一群“啾、啾”叫的小鸡时性情则会大变。每当鸡妈妈找到小虫或米粒时，它总要“咯、咯”地招呼小鸡来吃，宁愿自己饿肚皮。每当“外敌”来侵害它的子女时，它会张开翅膀和全身的羽毛，疯狂地啄“敌”，宁愿自己受伤或丧命，而不让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母鸡是禽类。它们尚且如此，何况为人之母呢？
由于长期在食堂吃饭，我的奶水越来越稀，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吃不饱了。我把母亲在我怀孕期间寄来的食品逐日给孩子喂上一些。我看着孩子吃得很香，吃饱后睡得很熟的样子，当母亲的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1960年，母亲从老家那里得知国内闹饥荒，她除了给老家的祖父母寄食品之外，还给我寄过两次食品。这些食品沉甸甸的，它比黄金还贵重，在那个年代，有黄金也买不到。有人见我母亲从香港给我寄食品，颇有微词“她搞特殊，怕过艰苦生活”，“这个人跟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留恋资产阶级生活”。为了孩子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我顾不了这些了，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由他们去好了。我没有写信给父母告诉内地“低标准”的情况，更没有伸手向父母要食品，那是他们主动寄给我的。退一步说，就是我伸手向父母要食品，这也是国家允许的，没有违法。幸好，我们教研组同事同情我、理解我，校领导没有为此事批评过我。
可能是天气转暖了，可能是我母亲寄来的食品增强了女儿的体质，也可能是女儿长大了一些，抵抗力增强了，天暖以后，秋秋的病减少了。
我把父母寄给我的食品全部喂给女儿，可能是食品中的含钙量少，也可能是孩子对钙的吸收不好，秋秋严重缺钙：一周岁了，正常孩子已会走路了，而她呢，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走路了；一周岁了，正常孩子头顶上的天门盖骨应该完全闭合了，而秋秋呢，摸上去还是软的。直到一岁半秋秋才会走路，天门盖骨才完全闭合。
作为一位母亲，我感到生孩子难，喂养孩子更难，喂养体弱多病的孩子难上加难。孩子生病，母亲常常心急如焚，孩子病重，母亲有时急得快疯了，尤其婴幼儿生病，更是如此。五、赴京探亲
秋秋两岁了，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1961年暑假，我决定带孩子去北京，让他们父女见见面。
到了北京，我们入住人民大学招待所。第二天，家麟兴冲冲地来看望我们。两年不见，他老了许多，瘦得皮包骨头，皮肤黑黑的，双手粗糙，精神状态还不错。可能是来得太匆忙，他没有给女儿带任何见面礼，别说玩具，就连一粒糖都没有，只身空手进的门。
我把女儿抱到家麟跟前，他眉开眼笑地说：“长这么大了。”我问：“像不像你？”他仔细看了一番，指着额头说：“这部分像我。”女儿和他一样，也是天庭饱满，发际高。我对女儿说：“这是你爸爸。乖，叫爸爸。”女儿看了家麟一眼，又看看我，满面疑惑，不肯张嘴。家麟伸手想抱她，她立刻把脸和身子转向我的背后，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衣服，生怕这位陌生人把她抱走。
当时家麟的感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后来我问他，他不肯说。我当时觉得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亲生女儿，不肯认父亲，多么令人伤心啊！这能怪孩子吗？不能。自女儿降生以来，从未见过她的爸爸。两年了，在家里见到的只有妈妈。在她的词汇中，只有妈妈、阿姨、叔叔，很少听到“爸爸”这一词语，这叫她怎么叫得出来呢！小孩不会装假，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不肯叫你就不叫你。对她来说，家麟是个陌生人。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抱自己呢？万一被抱走了，找不到妈妈，怎么办？不让陌生人抱自己，这是正常的，是孩子自我保护的本能。女儿不让爸爸抱，更不肯叫爸爸，怎么办？理智告诉我，急不得，慢慢来。
下午，天气闷热，我们没有上街，在招待所里谈谈彼此的情况。
我问：“你们怎么不在南苑农场劳动，全都集中到人大农场劳动？”家麟在来信中曾经告诉我，他们已于1960年春天全部集中到人大农场劳动。
他答：“可能是为了便于集中管理。”“你们这里粮食定量是多少？能吃饱吗？”挨过饿的我，最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属于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的人定量要高些，能吃饱。”“能吃饱？那你怎么这么瘦？”我不相信，反问道。“可能是干农活，累的。可能是晒黑了，显得瘦。干体力劳动的人，哪有胖的？”他这样宽慰我。“你在农场干什么活？是全天劳动，还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分给我的活儿主要是种菜、积肥，有时候也干点其他的活儿。农忙是全天劳动，农闲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你们现在学什么。”“学习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主要学习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你们农场除了右派分子以外，还有其他什么分子？”“有。还有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和你们，在劳动、学习和生活方面有什么区别？”“好像都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你们农场有多少‘右’字号人物。”“具体数字不清楚，有几十个吧。”“农场的领导是怎么组织管理你们的？”“基本上是军事化管理方式，以班为单位，每班10个人左右。”“人大农场与南苑农场相比，在管理方面有什么区别？”“在管理方面好像更宽松一些。领导对我们还是重在改造。”
家麟还告诉我，到人大农场后，生活费提高了，每月32元。领导对他的印象不错，他已当上班长。农场里已有第一批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他争取第二批摘帽。
我告诉他，我很喜欢语文教师这个岗位，可惜底子差，本想通过系统进修尽快赶上科班出身的教师，但因孩子拖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了。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师进修学院在暑假期间举办全市中学教师优秀教案展，包括各科优秀教案。个人系统进修是不可少的，但那是远水，慢慢来；看优秀教案更实在、更具体，这是近水。近水总比远水解渴。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看看，好好学习学习。”他兴奋地说着。“好，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我激动地喊了起来，差点把孩子给吓着了。
家麟见我高兴，灿烂地笑着。“教师进修学院在哪里？乘几路车可以到达？什么时间对外开放？快，快告诉我。”我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就乘车前往。“别着急，明天咱们上街买张报纸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说得对，不必着急，一个暑假的时间应该够用了。
秋秋在屋里玩，但玩得很不踏实，不时抬头看看家麟。可能在想，这个陌生人怎么还不走？别的叔叔到家里跟妈妈说话一会儿就走，他跟妈妈说话怎么没完没了？妈妈和这个陌生人谈话怎么那么高兴？他怎么还和我们一桌吃饭？他是爸爸吗？
晚上，秋秋早早就睡了。
第二天，天刚鱼肚白，秋秋就醒了。她睁开眼睛一看，昨天那个陌生人竟然睡在她旁边。她有点奇怪，瞪大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又转过脸来看我，好像想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家麟翻了一下身，把脸对着她说：“那么早你就醒了。”秋秋把头转向家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家麟伸手想抚摸她，她赶紧转过身子往我怀里钻。我对她说：“傻孩子，不要怕，他是你爸爸。爸爸，你懂吗？”她似乎听懂一些，又把头转过去看他。家麟说：“我是你爸爸，来，到我这里来。”她用大眼睛盯着我，好像想问，我可以到他跟前去吗？我说：“爸爸叫你过去，你就过去吧。”我把她推到家麟跟前，家麟顺手把她搂在怀里。不一会儿，可能缺乏安全感，她喊了一声“妈妈”，又钻到我怀里来了。起床以后，我叫家麟给她穿衣服，她没有拒绝，看来她已初步接受这位爸爸了。
我们到街上吃早餐，买了一份登有优秀教案展报道的报纸。之后，我们带秋秋去游动物园。
动物园，是儿童的乐园，游客半数以上是小朋友。我们来到狮虎园，想让女儿看看大老虎。老虎出现了，秋秋吓得快哭出来了。我们来到鹿园，想让她看看长颈鹿、梅花鹿，她仍然很害怕，紧紧地抓住我的衣服，闹着要离开。看来她不喜欢大动物，那就带她看小动物吧。她对猴子很感兴趣，尤其是小猴子。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群小猴跳上跳下，久久不肯离去。她对鸟园情有独钟。五颜六色的小鸟，啾啾地鸣叫着，飞来飞去，她嘴里喊着“鸟、鸟”，还张开两个小胳膊学鸟飞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有人说：“孔雀抖尾巴了，快开屏了。”我们赶紧抱她过去看孔雀。当孔雀张开绚丽斑斓的大尾巴时，小朋友有的欢呼，有的鼓掌，她也用小手鼓起掌来。在回家的路上，家麟要抱她，她不拒绝，但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我，生怕我离她而去。
下午，家麟要回农场了，临走时对女儿说：“过来，再让爸爸抱抱。”她同意了。家麟对她说：“爸爸要回农场了，叫我一声爸爸，好吗？”女儿看了看他，还是不叫。家麟吻了一下女儿，把她放到我的怀里，挥手向我们告别。
要去教师进修学院，首先要把女儿安顿好。暑假期间，托儿所没有开门。有位热心人愿意用半天时间帮我照看女儿。我让女儿与她熟悉以后，就开始了半天去教师进修学院学习，半天在招待所带女儿的生活。
在教师进修学院的每间教室里，都用课桌排成长条桌，桌上摆放着中学各年级各门课的优秀教案。在语文学科的展室里，展出的优秀教案几乎囊括了中学各个年级的重点课文。看到这些优秀教案，我兴奋不已，像一只饥饿的羊进入丰茂的草原一样，拼命地“啃”呀“吃”啊。当时没有复印机，要是有的话，我会把大部分优秀教案复印下来，拿回我们教研组与同事共享。限于条件，我只好手抄。我选择我曾经教过和下学期将要教的优秀教案先看，先抄。每天抄一两份教案，带回招待所。下午，一边带孩子，一边整理、消化教案。我像牛吃草一样，上午先把教案“吃”下去，下午再慢慢反刍，越反刍越觉得自己的差距之大。我想，要是有一天能亲聆这些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那该有多好呀，可惜在假期里没有这个机会。
我很欣赏优秀教案件中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课文分析，可以由教师作深入讲解，也可以通过启发、引导，让学生自己来理解，来得出结论。在朗读课文方面，可以由教师示范朗读，也可以让学生自己朗诵，有的文学作品，可以让学生各自扮演一个角色来读，甚至可以让学生上讲台朗读加表演。在解词方面，可以用词语解释，可以用实物解释，可以用比喻的方法解释，还可以讲一个小故事让学生领会词语的含意。相比之下，我的讲课方法就比较呆板，基本上是“满堂灌”。
我很佩服优秀教师对自己教育对象的了解。如介绍课文作者、时代背景，进行课文分析时，学生已知的他们就用提示几句的方法，略讲；学生不知的他们就详讲。再如，解释某些词语，他们除了讲解这个词语的意思之外，还把学生容易与之混淆的词语列举几个，比较其含义和用法。尤其在讲解古汉语的虚词和疑难句式时，他们对学生易混淆之处，了解甚多，讲解时注意讲清其异同。可能是当教师的时间太短，我对自己的学生了解得太少，因而讲课时缺乏针对性。
我很羡慕这些优秀教师的书写功底，在展出的优秀教案中，他们的钢笔字、毛笔字一个比一个写得流畅、漂亮，有的娟秀俊美，有的潇洒刚劲。他们的字迹就像精美的艺术品，让人越看越爱看。当时没有电脑打字，全靠钢笔或毛笔书写。
还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总之，这些优秀教案使我大开眼界，顿开茅塞，受益匪浅。
在我去教师进修学院学习的一个月中，这位热心人对我女儿看护得很好。在这一个月中，女儿不仅没有生病，还略胖了一些。
暑假快结束了，家麟获准轮休两天。家麟进屋后，女儿睁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可能在想，这位让我叫他爸爸的人怎么又来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他，他到哪里去了？我对女儿说：“爸爸回来了，快让爸爸抱抱。”家麟伸出手来要抱她，这次她不再恐惧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让家麟抱了。家麟对她说：“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爸爸。”女儿看了看我，好像在问：“他真的是我爸爸吗？”我对她说：“他是你爸爸，叫爸爸。”女儿不肯开口。
天安门是北京城的标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每年两次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没有到过天安门就等于没有到过北京。秋秋到北京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到过天安门。这次家麟回来，我们首选的去处就是带女儿去看天安门。天安门广场，车辆川流不息，游客络绎不绝。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广场，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车辆和人流，在她眼神里充满着惊奇。我指着天安门，对她说：“这是天安门。”她看了看，没有回应。我再次对她说：“看，好好看看，这是天安门。”她好像听懂了，跟着说：“天安门。”这时，走过来一对外国人夫妇，他们推着一辆婴儿车，停在我们跟前，车上坐着一位外国小姑娘。女儿把目光久久停留在这位小朋友脸上，而后看着我，好像在问，这位小朋友是谁呀？怎么长得和我们不一样，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婴儿车推走了，女儿的目光还一直盯着远去的小车。
我们抱着女儿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走去。在纪念碑前，有几位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游客在摄影。秋秋自出生以来，只在宁夏见过戴白帽的回族，从未见过其他少数民族。她好奇地一个劲儿看他们。可能是她觉得这几位阿姨、叔叔和别人不一样，头上戴那么大的帽子，帽子上还有闪闪发光的东西，衣服花花绿绿，脖子上还戴项圈。来到纪念碑前，我指着纪念碑对女儿说：“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她看了看纪念碑，又看看我，好像在问：什么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我对她说：“这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为革命牺牲的英雄立的丰碑。英雄，知道吗？”她一脸茫然。是啊，我这不是对牛弹琴吗？她才两岁，怎么听得懂“人民”“英雄”这些抽象名词呢？又怎么知道什么是“纪念碑”呢？为了表达我们对英雄的崇敬，为了让女儿知道在她两岁的时候就已经瞻仰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决定在纪念碑前留影。秋秋两岁（1961年）
第二天，我们带女儿去逛书店，我买了一些语文教学工具书，又给女儿买了几本连环画。我想：这些书她现在虽然还看不懂，但过几年会看懂的。之后，我们到百货大楼玩具部给女儿选了两个小玩具。中午，我们又去苏联展览馆的餐厅吃饭，一是为了寻梦，旧地重游；二是给女儿开洋荤，让她吃一次西餐。她只对饮料和甜食感兴趣，她太小了，还不懂什么叫西餐。饭后我们在展览馆门前留影。女儿一只小手放在爸爸肩上，一只小手靠在我的肩上，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
下午，家麟回农场前，又让女儿叫他爸爸，仍以失败告终。可能是“爸爸”这个词语不好发音，也可能是她还没有完全认可这位爸爸。
新的一学期又快开始了。再见，教师进修学院；再见，北京。我独自带着女儿，带着手抄的优秀教案返回银川。六、家麟来宁
1961年9月，家麟来信告诉我，他已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现已返回学校，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我边看信边流泪，我太激动了，激动到“喜欲狂”的地步。自从家麟被戴上右派帽子至今已经4年多了，4年多，1500多天呀，在这1500多天里，我日日夜夜盼的是什么？不就是这一天的到来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能不激动万分吗？我立刻去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立即去教研组把这一喜讯告诉每位老师。他们也都为我高兴，向我祝贺。
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连好几天，我都眉开眼笑，喜形于色。把女儿接回家以后，我就对她说：“你爸爸摘掉右派的帽子了。你懂吗？摘掉右派帽子，也就是说，不再是右派了，而是人民了。爸爸，你的爸爸，在北京抱过你的，让你叫他爸爸的那个人，你还记得他吗？你一定要记住那个人，一定要学会喊‘爸爸’。”我知道孩子太小，听不懂这些话，但我太高兴了，不管她听得懂听不懂，我几乎每天都要向她重复这些话，当时也只有她，才能不厌其烦地听我说这些“喜欲狂”的话。
过了一周，家麟又来信说，从9月份起，他已恢复原职称和原工资待遇。在征求工作分配意愿时，他提出希望能与妻子一起调回福建工作。
对我来说，这当然又是一个大好消息，能恢复原职称和原工资待遇，说明党组织已把他当“人民”对待了，他的确是“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他不久就可以重上讲台，继续施展他的才华，享受人民应有的权利了。为此，我激动，我欣慰。至于工作地点，我无所谓，只求夫妻早日团聚。
后来家麟又给我来信说，领导没有同意调福建的请求，动员他去宁夏工作。为了能够早日与妻女团聚，他欣然同意。
12月，家麟拖着行李，冒着寒风大雪来到银川。4年多的精神折磨和3年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苍老了许多，但两眼炯炯有神，大有跌倒了，再爬起来，重展身手的气度。在他的行李中，除了衣物和书籍外，只多了一个生铝铸成的大蒸锅。这是他给我的见面礼。
到文教厅报到之后，有关人员通知家麟，让他到中宁中学去教语文。说实话，教语文对他来说不大适合，因为他的汉语拼音不过关，福州口音重，不少字发音不准确，正音正字的教学困难极大，而语音的缺陷并非短时间所能纠正的。再说，让一个北大的高才生，人大的尖子教师去教中学实在有点大材小用。当时强调服从分配，像我们这样的人，哪敢拒绝组织上分给的工作岗位呢？因正值寒假期间，不必马上去报到，我们期待命运的转折。过了几天，喜从天降，文教厅突然通知家麟去宁夏师范学院报到。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宁夏师范学院是宁夏的最高学府，虽然是1958年9月才创办，但到1961年已初具规模。这里的教师几乎都是外地支宁的，绝大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讲师职称的教师很少。家麟能来这里工作，对他将来的发展大有好处。为此，我还专门炒了几个菜，3个人在家庆祝了一番。
为什么这个“喜”会降到我们头上呢？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年寒假，刘继曾同志到文教厅去要教师，文教厅把家麟等人的档案拿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就指名道姓要家麟等几个人。据说，他曾对人说：“这些人物美价廉，我为什么不要。”
刘继曾同志，四川金堂人，1924年参加革命，是老红军、老干部。在他62岁时，再次服从革命需要，承担起创办宁夏大学的重任。宁夏大学成立后，他是宁夏大学的副书记、副校长（书记和校长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江云兼任），主管教学行政工作。他有胆、有识、重才、爱才，敢于起用虽然有点历史问题，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是这位可敬可佩的老革命，改变了家麟的命运，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秋秋见爸爸来了，不拒绝，也不亲热。到银川以后，家麟满脑子想的是工作问题、做学问的事情，女儿叫不叫他爸爸、对他亲热不亲热，他好像不放在心上。而我却有些着急。有一天，我问家麟：“女儿为什么对你不亲热，你知道吗？”他毫不掩饰地说：“知道。我给她的爱太少了，责任在我。”我劝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给她更多的爱，多亲亲她、抱抱她，多陪她玩玩。”家麟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我也给女儿创造亲近爸爸的机会，如叫女儿给爸爸送一个水果，递一本书，送一双袜子……
年年岁岁爆竹响，岁岁年年不一样。自反右以来，我们是有家不像家，有亲人不得团圆。戴着沉重的政治枷锁，哪有心情过年。今年春节不同了，我们团圆了，家像个家了，一定要欢欢喜喜过个年。我们凭票把供应的年货买回来，家麟又到特供商店凭北京朋友送他的几张侨汇优待券买了一些高档食品，如巧克力糖、大白兔糖、香肠。
春节那天，我拿了一块巧克力糖给秋秋吃，女儿从未吃过这样好吃的糖，吃完以后，伸出小手还向我要。借此时机，我对她说：“糖是爸爸买回来的，你想吃糖就去找你爸爸要。”秋秋走到家麟跟前，想要糖吃又不敢开口，回头望望我，我鼓励她说：“小宝贝，你叫声爸爸，他就会拿糖给你吃。”家麟弯下腰来，对她说：“叫我一声爸爸，我马上给你拿糖吃。”女儿看了看家麟，轻声说：“爸爸。”家麟很激动，把女儿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好孩子，爸爸就给你拿糖去。”
这年春节，我们过了一个祥和的节日，团圆的节日，喜庆的节日。这年春节，我们很愉快，很幸福。
过完春节，宁夏师范学院行政人员刚一上班，家麟就去报到，他被分到政史系任教。政史系负责人田文是位老游击队员，老革命，他接待了家麟，让家麟准备一下，给本系和中文系开设一门新课——形式逻辑学。
法律学科阶级性很强，特别是宪法学，家麟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仍然没有资格进入这个他为之苦读、为之倾心的领域。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没有阶级性，所以允许家麟讲授这门课程。1962年于银川留影
开学以后，家麟就住到学校单身宿舍去了。周六晚上回家，周日下午赶回学校。宁夏师范学院位于银川市的西边，属新市区。那时，新市区的中心叫新城，从新城往西走半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到西花园。这一带，不算荒凉。但由此再往西，直到贺兰山麓，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其间只有两个新建的单位：宁夏师范学院和宁夏军区。
从西花园到宁夏师范学院，再从宁夏师范学院到军区，沿途全是荒漠，没有人烟，据说，夜里还有野狼出没。交通极不方便，从老城区到军区，每两个小时才有一趟公交车，早6点发车晚6点收车，错过一趟车，对不起，请你再等两小时。路是黄泥沙石铺成的，坎坎坷坷，高低不平。
当演员，最怕不让登台演唱。当教师，最怕不让上台讲课。告别了4年多的讲台，而今又允许他重返讲台，为此，家麟激动万分，干劲倍增。他决心像以前一样，讲好每一堂课，当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基本规律的科学。教科书的特点是概念多，逻辑符号多，原理抽象，语言枯燥。教师难讲，学生难懂、难学、难用。怎么才能把这门课讲活，使学生一听就懂，懂了又会用呢？家麟在这方面开动了许多脑筋，下了很大的工夫。
形式逻辑这门课，家麟在大学一年级学过，但没有做深入钻研，而且已时隔十几年。现在要把这门课重新捡起来，还要传授给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教师自己对这门课要先弄懂、吃透，把逻辑原理全部融化于心。凭家麟的天资和勤奋，他很快做到了。其次，是教师如何把这门科学传授给学生。经过思考，家麟想用形象的故事来阐明抽象的原理，用生动的事例说明形式逻辑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为此，他翻阅了古今中外许多名著，从中选出几百个故事和相关的诗歌、警句、格言，做了几百张授课卡片。为了备好、讲好这门课，家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天道酬勤，付出的劳动终于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家麟按他的思路给学生讲逻辑，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七、喜得儿子
1962年夏，由于工业中等技术学校下马，我被调往新城中学任教。秋秋已满3周岁，可以进幼儿园了。为使她受到较好的学前教育，我们把她送到自治区最好的一所幼儿园——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幼儿园全托。
到新城中学报到之后，我被安排在校园内的一间窑洞式的房里居住。窑洞房虽然简陋，但冬暖夏凉。我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有个栖身之地也就满足了。在工作方面仍然安排我教语文。由于有工业中等技术学校两年多的教学经验，又加上北京抄来的一些优秀教案，所以上起课来，还比较得心应手，领导和学生对我的教学是满意的。有时宁大学生来实习，校领导还安排听我的观摩课。
家麟来宁以后，我们觉得政治压力减轻了，经济条件好转了。于是，我们很想再生一个孩子，当然，最好是个男孩。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太孤单，两个孩子热火，孩子之间也有个伴。
吸取秋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体弱多病的教训，自怀上第二个孩子以后，我就开始注意给胎儿增加营养。新城中学附近有个小自由市场，周日我们常去逛逛，采购点鸡、鱼、蛋等食品来满足胎儿发育的需求。这段时间，我们工作顺利，心情舒畅，胎儿发育得很好。
1963年1月20日，学校开始放寒假。上午10点左右，我和家麟一起去自由市场，买了几斤鸡蛋和一只老母鸡，准备坐月子吃，因我的预产期就要到了。刚进家门不久，我觉得有轻微宫缩，就对家麟说：“我好像要生了，快送我去医院吧。”收拾好住院的衣物，家麟就搀扶着我往新城医院走去。办理完入院手续，家麟对我说：“我回去把母鸡宰了，炖好，下午6点左右给你把鸡汤送来就晚饭吃。”
下午，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虽然外面冰天雪地，但医院里炉火熊熊，还是很暖和的。4点左右，我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孩子落地以后，哭声特别响亮，特别有劲，响彻产房。这声音很像他父亲，响亮里带着洪钟般的声音，很有底气。一听这哭声，我就知道这孩子一定非常健壮。
护士给孩子清洗、过秤、包裹之后，笑嘻嘻地把孩子抱给我看，说：“恭喜你，生了个儿子，体重8斤。”一听这话，我高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真想深深地吸一口气，大喊一声：“太好了，天遂人愿，我们有儿子了。”可惜，医院里到处写着“安静”二字，医生、护士对病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的，我怎么好意思乱喊呢。护士在孩子手腕上系上带小牌子的红丝线之后，就把孩子抱进婴儿室去了。
出了产房进病房，产妇本该安静地睡一觉，可我怎么也睡不着。主管兴奋的细胞特别活跃，脑子里不断出现的词语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儿子了，我们有儿子了。”此时此刻我最想马上见到的就是家麟，我想立刻把这一喜讯告诉他，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一欢乐和幸福。可惜那时学校已经放假，无人传话；家里又没有电话，无法联系。
傍晚，家麟冒着大雪，提着鸡汤来到病房。见我躺在床上笑眯眯的样子，就问我：“生了，顺利吗？”“生了，顺产。”我高兴地回答。“是男是女？”他急切地问。“你猜。”我笑逐颜开地说。“还用猜吗？你脸上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了，准是个儿子。”他的欢乐溢满嘴角。
我们一起笑了，得意地笑着，美满地笑着，幸福地笑着。
产后第三天我们出院了。回到家里，我和家麟仔细端详着这个宝贝儿子。他真够胖的，腮帮鼓鼓的，双下巴，小胳膊、小腿儿圆圆的，屁股蛋结实且富有弹性，大脑袋、宽额头，高发际，这是吴家的祖传。他皮肤细嫩、圆脸、不大不小的嘴巴，这是汤家的特色。他的双眼皮、深邃而明亮的眼睛是吴、汤两家都具有的。
该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呢？家麟想了想说：“儿子出生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里。女儿叫小秋，那儿子就叫小冬吧。”我说：“这名字不错。吴小秋、吴小冬，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姐弟俩儿。男孩叫‘冬’，蕴涵着坚强，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经得起严寒的摧残，冰雪的洗礼。”平时我们把女儿叫成秋秋，当然也就把儿子叫成冬冬了。
周末，家麟把秋秋接回家。一进门，我就对秋秋说：“你有一个弟弟了，你当姐姐了。”家麟随即把她领到床边来看冬冬，问她：“你喜欢弟弟吗？”她看了看，点点头。我对她说：“你的弟弟叫冬冬。你现在叫弟弟一声‘冬冬’，好吗？”她叫了一声“冬冬”，得意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床前看弟弟，摸摸弟弟的脸，摸摸弟弟的手。弟弟哭了，她会到桌子边把奶瓶拿过来给我，让我给弟弟喂吃的。老大是个女儿真好，这么小她就知道应该怎样当姐姐了。
小儿子胃口很好，我每隔3个小时给他喂一次奶，可他总是提前闹着要吃奶。每次吃奶他都要吃到嗓子眼上才罢休，有时嘴角还溢出一些奶来。他吃得多，消化能力也很强，很少闹肚子。
小儿子太淘气，月子里把白天黑夜给颠倒了。白天，他吃饱了就睡，睡得很香，睡得很沉。一到晚上就来精神，不许关灯，一关灯就哭闹；吃饱奶不睡觉，睁开双眼，看看这，看看那，还要我抱着，或用胳膊给他当枕头，搂着他睡。这可苦了我们。家麟不得不另找住处，因为他今年要开一门新课——中国哲学史，白天需要备课，此外，还要采购、做饭和洗尿布。
我们没有盘炕，寒冬腊月，全靠铁炉子添煤取暖。怕小儿子着凉，我们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每两个小时就要起来给炉子添一次煤。以前，我们睡前都是把炉子封好，盖上厚棉被睡觉，第二天清晨再把炉子捅开，加煤取暖。现在不行了，小儿子不睡，我哪敢封火，万一把他冻着咋办？只好苦自己，夜里不断地起来给炉子添煤。为此，我严重睡眠不足。此时，你若问我最盼望的是什么？我会肯定地回答：“第一是睡觉，第二是睡觉，第三还是睡觉。”我多么盼望能像当姑娘的时候那样，一觉睡到天亮。实在熬不住了，只好动用家麟，让他白天花点时间来看护儿子，看管炉子，我另择地方去睡一觉。满月以后，小儿子才把白天黑夜彻底辨认清楚了，让颠倒了的时间再颠倒过来。
因为经常抱小儿子，或用胳膊给他当枕头，再加上不断地给炉子添煤，满月以后，我的双臂不仅酸痛，还麻木，连续针灸了3个月才得到缓解，至今还落下了病根。
学校没有托儿所。产假满了，我就把冬冬托到附近一位老工人家里。因要管学生上早自习，孩子得在早上7点以前送去，到晚上6点才接回。课间和中午我去给孩子喂奶，其他时间他们负责给孩子喂糖水。
老工人姓朱，是某厂炊事员，妻子是家庭妇女，女儿初中毕业，在家闲着，儿子念小学。这户人家为人老实厚道，非常喜欢小孩。他们把冬冬当成自家孩子，精心看护。有时我来不及吃午餐就赶去给孩子喂奶，他们还留我在他们家吃饭。
冬冬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活泼可爱，可以说，人见人爱，人见人夸。我的一位同事和我开玩笑说：“赶快把你家门槛钉牢实点，当心姑娘们把你家门槛踩塌。”冬冬满8个月的一天，我把他打扮一番，准备抱他去照相馆照相。走在大街上，不少眼球都被他吸引住了。在照相馆里，有几个年轻妇女围过来看他，边看边夸。有的说：“这娃长得真俊，跟画上的娃一模一样。”有的说：“看，这双大眼睛，水灵水灵的，好心疼。”有的说：“这娃皮肤白白净净，脸蛋红润红润的。好看。”摄影师也很喜欢他，精心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小儿子双眼炯炯有神，微笑的脸上洋溢着机灵淘气、活泼可爱的神态。照相馆把这张照片放大，放在门口的橱窗上。这张照片，招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照相馆的生意也红火了许多。后来，我们把这张照片的底片拿到上海去放大，加上色彩放在大镜框里与我们的结婚照、秋秋4岁的一张放大照片一起挂在卧室墙上。冬冬6个月（1963年）
1963年上半年，宁夏大学为了建立学生的实习基地，把新城中学接管过去，增加高中部，改名宁大附中。下半年学校也由新城迁至西花园原煤炭学校的校园里。这个校园比新城中学大，离宁大较近。
迁校以后，对我们来说，亟需解决的就是小儿子的寄托问题。附近居民多是铁路工人。经过居委会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非常热情、善良的铁路职工家属。这家人姓李，东北人，丈夫是铁路工程师，她本人是家庭妇女，有4个孩子，最小的都已上小学。他们一家人为人谦和、耿直，都非常喜欢小孩。看过冬冬之后，她同意在自己家里给我们带孩子。她家离学校有一段路程，早送晚接不方便。放寒假时冬冬已满一周岁，走路已很稳当，断奶之后，我们就把他全托在李工程师家里。这家人都很喜欢冬冬，把冬冬当成自家小儿子一样。
一有空闲，我就去看看小儿子，陪他玩玩。每次我去，李大妈都要向我夸赞冬冬。她说：“这孩子真乖，白天给他喂饱了，就自己玩。晚上一觉睡到天亮，从不尿床。”又一次，她对我说：“这孩子可聪明啦。什么事儿教一次他就记住了。有一次，外面的门响了，我让他去看看谁回来了，再回来告诉我。从此以后，一听外面开门的声音，他就咚咚咚地跑去看，再回来告诉我是谁回来了，大爷、大妈、哥、姐、叔、姨这些话，他都会说。那小腿呀，跑得可真快。”又有一次，她对我说：“这孩子可真招人喜欢。对我们，叫得可亲了。大爷一进门，他就咚咚咚地跑去把大爷的拖鞋拿来，让大爷穿上。看见小桌子上摆好酒杯和下酒的小菜，他就跑去搬来两个小凳子，一个给大爷，一个给自己。大爷坐下了，他也就大模大样地坐在大爷旁边，陪大爷喝酒。下酒的好菜，爷俩总是你一口，我一口，吃得非常开心。现在你的儿子成了我们家里最受宠的人了。”这家人对冬冬很好，把冬冬放在他们家全托，我们很放心，也很感激他们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学校升格了，对教师的要求也高了。为了站稳脚跟，我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为此，我报考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函授班。交费之后，函授班把自学安排、教材和每一阶段的作业给我寄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对我来说，最难啃的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厚厚的上下篇4册书，完全靠自学，有一定难度。家麟古汉语的底子好，为了帮助我学好这门课程，专门去买了一辆自行车，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骑车回家，给我讲解、剖析文选，综合、归纳古汉语的规律和用法。在他的帮助下，我的阶段作业和考试成绩都很好。为什么要选择周三晚上辅导，而不利用周六晚上和周日呢？因为周六晚上和周日我要接送孩子，要给孩子做好吃的，要陪孩子玩，还有一堆家务活，我没有时间学习。
1964年上半年，家麟又给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说理文写作。这门课，当时国内其他高校都未曾开设过。为讲好这门课，家麟对古今优秀说理文作了一番较深入的探讨和剖析。
好景不长，阶级斗争的风雨声越来越大了。八、下放劳动
自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未摘帽的右派不能摘帽了，已摘帽的右派仍然是右派，被称作摘帽右派，是内控使用人员。他们的家属被视为右派家属。
为了狠抓阶级斗争，1963年4月，宁大开展了“五反”运动，8月，宁大在教师和干部中继续进行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1964年下半年，宁大进一步开展“兴无灭资”（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家麟被确定为重点检查和重点接受批判的对象。家麟到宁大以后，虽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待人处世谨小慎微，但仍然脱逃不了运动来临时被“整”的命运。回到家里，他总是乐呵呵的，不把挨整的事告诉我，免得我为他担心。
为了狠抓阶级斗争，为了“兴无灭资”，使知识分子劳动化，1965年春，宁大决定下放部分教师到本校农场劳动锻炼。家麟是首批下放人员。领导对他说：“这是一般的劳动锻炼，谁走得开谁先去，大家轮流着下去。”
家麟对待这次下放，心态平和。他在3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是劳动锻炼的第一天。上午把行李搬到农场来，整理一下宿舍，串串同来伙伴们的门。下午开机关农场全体大会，何乃光同志先讲讲话，老姬把具体情况介绍了一下，并宣布各队分工情况。我除了参加劳动之外，还兼任蔬菜队的会计和统计员。财务工作我从来没有搞过，也可以算是一个困难吧，需待自己去克服它。另外，自己还得时刻注意，不要忘记劳动锻炼这个首要任务，应坚持经常参加劳动，记账之类工作可以利用劳动之外的时间来做。……不要随遇而安，而要和同志们一道为建设好农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差，应该说比农村好得多，看来过生活关问题不大，严重的问题在于过好劳动关和思想关，要从生活、劳动思想各方面都和旧的一套决裂。
3月20日，宁大附中也宣布了首批下放农场劳动锻炼的教师名单。我名列其中。家麟已下放农场，领导是知道的；我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多，一个才2岁）还小，领导也是知道的，学生非常欢迎我给他们上课，领导更是知道的。但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像我这样的人，领导是不可能给予照顾的，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面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委屈自己的孩子，告别心爱的讲台，把家门一锁，背上铺盖卷，下农场去。
到了农场，彼此看看，互相聊聊。哦，明白了，我们这些被下放的人大多数是被领导认为有问题的人：或有历史污点，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或是领导看不顺眼的人。
我在附中农场劳动。附中农场与宁大农场毗邻，刚刚创办，白手起家。农场的全部财产是几间平房、几头牲口、几辆架子车，一些铁锹、锄头，一大片荒地。
要开荒种地，除了翻地、造田、修渠之外，当务之急就是积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学校有教职工和学生共1000多名。对于学校农场来说，肥源非常充足，只需到学校的粪池里去把粪拉来就足够种地用的了。派谁去拉粪呢？农场领导把这一“光荣”的任务落实到我和另一位老师的头上。到学校拉粪，如果允许个人选择的话，那谁也不愿意选它：一则又脏又臭又累，二则容易染上各种疾病，三则对教师而言太失脸面。任务落实到我的头上，怎么办？不接受，那是不行的。我的政治条件差，当前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听话，叫干啥就干啥。领导说了，到农场劳动，要用汗水洗刷掉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可能领导认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严重，除了汗水，还得用粪水，才能把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冲洗干净，那就让汗水加粪水来冲洗吧！再说，所有农活都得有人干，把自己不愿干的农活推给别人干，这不合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是下放教师，来宁后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不至于叫我长期当掏粪农工吧。这么一想，也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靠什么去掏粪呢？靠小毛驴车。在架子车上放一个装大粪的罐子（大汽油罐改装的），把毛驴套在车前，人坐在车辕上，靠鞭子和发口令赶毛驴。赶毛驴车是个技术活，得先学习。我们先学套毛驴的程序，再学吆喝毛驴的口令，“驾”就是让毛驴走，“吁”就是让毛驴停，千万不可喊错；还要学习鞭子的使用和拴毛驴的方法。
开头两天，我们是和宁大农场的农工一起去学校掏粪，当掏粪实习生。当年附中的厕所是用砖砌成的一个一个带斜坡的蹲坑，蹲坑后面是一个长条形的砖砌的露天粪池（师生如厕就把大便拉在蹲坑斜坡上）。到了学校，先把毛驴拴好，免得它乱跑，再到厕所门前，问：“里面有人没有？”里面回答：“有。”那就在门口静候着，等到如厕的人全都出来了，就进去用粪铲把一个一个斜坡上的大便往下推到厕所后面的粪池里，把厕所打扫、冲洗干净后再到粪池边用大粪勺连粪带尿一勺一勺地舀到粪罐里，装满了，盖好盖子，就赶着毛驴往回走。到了农场，要把粪倒出来，和上泥土，堆成一堆，让其发酵，这叫沤肥。
头几天，掏粪回来，觉得浑身都是臭味，洗也洗不掉，饭也吃不下去，连喝水都想吐。我想：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地方。后来，慢慢适应了，觉得粪不那么臭了。
实习期满，我们就独立操作了。我们系上头巾，拽着缰绳，挥着鞭子，当起了车把势。两辆粪车，一前一后，咯噔、咯噔地行进在沙石和黄泥的路上。上午，我们迎着朝阳去，顶着午阳回；下午，我们顶着午阳去，迎着夕阳归。两个人结伴去掏粪，可以壮壮胆，还可以互相帮助。
有一天，另一位教师被抽去干其他农活，就剩我一个人赶车掏粪。这天，临出发前，我叮嘱自己，别性急，让毛驴慢慢走，千万别出事，平安去，平安回。到了学校，我把粪罐装满，赶着毛驴往回走，快到农场时，毛驴突然奔跑起来，越跑越快，我拉紧缰绳，拼命喊“吁、吁”，无济于事。这时，我慌了，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坐在车上如腾云驾雾，耳边风声飕飕。眼看就要到前面拐弯的地方，这么快的速度，猛一拐弯，很可能翻车。如果翻车，粪便浇一身，那是小事，自己轻则受伤，重则完蛋。跳车吗？我没有那个技术，再说，毛驴丢了，车毁了，我怎么交代？只好听天由命。我拉紧缰绳，闭上眼睛，等待命运之神的判决。突然，听到一声炸雷般的吆喝声，手上的缰绳被扯掉了，毛驴慢慢地停了下来。我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一位戴着白帽子的回族老大爷。我刚下车站定，他就对我吼开了：“你这个妇女不要命啦，怎么能赶叫驴（公驴）车呢？叫驴春天会发情，你知道吗？它一发情，你有能耐制伏它？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回去跟你们队长说，这个活不是妇女干的。”
我一个劲儿地点头，还来不及说声“谢谢”，他就转身走了。当时我吓傻了，脑子木木的，反应极为迟钝；呆呆地站在路边，双脚像被钉子钉住似的，迈不开步。等我清醒过来时，老大爷已经走远了。我想追，一则追不上，二则怕毛驴跑了。这位老大爷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后悔，当时怎么没问他的姓名和哪个村的，甚至连他的脸面都没有看清楚，想写封感谢信也不知往哪里递。我定了定神，抖动一下双腿，这才牵着毛驴一步一步向农场走去。
到了农场，我瘫坐在粪堆旁，再也没有力气沤肥了。有位教师见我有气无力的样子，问我：“今天怎么啦？”我说：“差点见马克思了。”
中午吃饭时，我把上午拉粪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还有点关怀之意，让我下午不必再去拉粪，把上午拉来的粪沤上就行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过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未满16岁，满腔热血，投笔从戎；在部队里，立功受奖，何等光荣；考上大学，壮志凌云，想在科学的战场上，再立新功；整风反右，跟不上形势，受到处分；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奔赴边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今竟落到当掏粪工的境地，而且差点把命搭上。这是为什么？命运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转念一想，这种想法要不得，这就证明自己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第二天，领导把叫驴换成草驴（母驴），叫我继续去学校拉粪。我哪敢违抗？带着惊魂，继续上路。一路上，我忧心忡忡，担心草驴遇上叫驴会不会再出现险情。还好，一路平安。草驴虽然走得慢些，但还听话。
入夏了，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据说，入夏以后，牲口的发情期已过。整个夏天，我一直在拉粪。夏天，粪池旁边蛆虫满地爬，苍蝇嗡嗡叫。粪池里的粪便被一勺一勺地舀起时臭气熏天。路人见粪车来了，都避之远远的，只有苍蝇一直伴随和护送着我们。农场里有一种本地人叫“莫胡子”的蚊子，非常小但非常厉害，一被叮上，又痒又痛，立即鼓起一个包，几天才能下去。大热天，我们还需要穿上长衣长裤，围上头巾，脸总是要露出来的，所以我的脸上经常挂着几个“红灯笼”。
在农场，下放干部除农忙外，一般情况下周日放假一天，但因周六下午收工晚，周日晚饭前要求回农场，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方便，我们不可能接送孩子了。秋秋的接送只好由在城里工作的妹妹替代，周六接回她的家，周日由她把秋秋送往幼儿园。冬冬不能接回家了，节假日都在李大妈家。周六晚上我们回宁大家麟的住处，周日一起去看看女儿和儿子。
5月，学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参加社教运动，有时周日还加班加点。
家麟在农场除了积极参加劳动，做好会计和统计的工作之外，还争做好事。他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从今天起，自己应该自觉地争取多做事情，多做对别人，对集体有益的事。下午上房泥（农场的屋顶没有瓦，是用黄泥和上水抹成的），有4个人在房顶上泥，我主动让别人先下来，自己坚持到最后实在站不下了才下来。放工后有几个水桶搁在工地上，连泥带水，脏得很，我就主动地把3个水桶一一刷洗干净，然后挑了一担水给伙房送去。虽然比别人下工下得晚了一些，但自己精神上却感到很愉快。当然，开头这样做还有些勉强。只要不断地做下去，并且从思想上认识它的意义，那就会慢慢成为习惯，成为理所当然，自觉自愿的事了。记住，时时刻刻要想到别人，想到集体，从行动上向雷锋学习。
农场劳动，家麟觉得思想上收获很大，有一则杂感这样写道：老于是农场的农工，专门干掏粪沤肥的农活。过去，我看到他时，内心里是瞧不起他的，总觉得自己比他高上一头，自己是搞“高级”劳动，“复杂”劳动，而他是搞“低级”劳动，“简单”劳动。来农场以后，开建场大会时，我们都坐在一起，这时我感到在地位上他和自己是平等的了，不敢认为自己比他高一头了。随后对肥料的重要性体会得深一些了，对掏粪劳动的艰苦性有了一些认识了。这时思想上就逐渐感到他是比自己高上一头了，感到掏粪的劳动是不比教书的劳动“简单”“低级”的了。
开始时我对当掏粪工想不通，家麟时常开导我，劝慰我，要注意思想改造，要向农工学习，决不能怕脏、怕苦、怕累。现在，有些人看了我们当年的日记和做法，可能觉得我们懦弱、太傻。要知道，当年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必须向工农学习，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再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戴着政治帽子的压力下，不这样做还能生存吗？
快开学了，8月下旬的一天，农场领导对我说，今天不必去拉粪，学校让你回去一趟。听了以后，我有些紧张：孩子生病了？家被盗了？我快步走向车站。到了学校，有关领导给了我一张课程表和一册语文课本，说：“回农场把该交接的事情处理完就回学校备课，下周上课。”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才下放5个月，怎么突然让我回来上课？喜的是我又可以回到心爱的讲台上，干我喜爱的教师工作了；我又可以尽母亲的义务，周末把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
家麟留在农场，继续当农工。一直到春节前夕才返校。返校以后，他在资料室当资料员，没有资格上讲台。
一场规模空前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是在劫难逃啊！第四章 在劫难逃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劫难逃。批斗、群专、下放，“风刀霜剑严相逼”，理解、信任、乐观，夫妻恩爱永相随。
1966年5月，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宁夏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宁夏大学是宁夏最高学府，在这场运动中首当其冲，宁大附中紧随其后。我和家麟在这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运动中，那是在劫难逃呀！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与此同时，北大聂元梓写的揭批北大校领导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在中央电台反复播出。部分学生开始给校领导贴大字报。6月5日，宁大党委召开全校大会，要求师生员工对“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和‘牛鬼蛇神’开火”。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春，江青一伙出于打倒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目的，在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之后，又组织文章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们对这两本书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此后，全国各地各个单位闻风而动，大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宁大揪出了好多个“三家村黑店”，动员会上所说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就是此时被揪出来的。
在政治亢奋的年代，搞运动那是雷厉风行的。会后，“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右派分子（包括已摘掉帽子的右派）一个一个地都被揪出来，上了大字报，大字报所列举的“罪行”全都是陈年旧账。
过了几天，揭批这些人的大字报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从此，走资派加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7月，宁大附中再次搬迁，由西花园搬到宁夏交通学校旧址，与宁大仅一墙之隔。
附中与宁大同步，也是先把“反党集团”（与宁大揪“三家村黑店”同步揪出，因不止3个人，不便用“三家村”命名）、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右派分子（包括已摘掉帽子的右派）揪出，再揪出“走资派”。附中与宁大不同的一点是：在揪出走资派之后，又揪出几个“亚牛鬼蛇神”，即“牛鬼蛇神”的边缘人物。我是被作为“亚牛鬼蛇神”揪出来的，罪名是“反党集团”耳目、特嫌。
附中的这个“反党集团”是由6位南方籍教师组成，4人是骨干，2人是耳目。罪名是：这6个人常在一起用南方话叽叽咕咕，谈论事情。领导的推理是，这6个人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社会关系复杂，这些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常在一起用让人听不懂的南方话说话，肯定是在一起发泄不满情绪。发泄不满情绪，那就是反党。
我自当上右派夫人以来，很少与人交往，只因与其中一两位老师有时在一起说说话，就被打成该集团的耳目之一。只因有海外关系，便招来“特嫌”的罪名。
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先是在大字报上被“砸烂狗头”，被“宣判死刑”（用毛笔蘸上红墨水在名字上打叉），随后被戴上纸糊的三尺高帽，挂大黑牌子，敲锣游街，轮番批斗。宁大和附中的这些做法同全国各地一样，毋庸赘述。“反党集团”的罪名纯属“莫须有”，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个罪名悄然无声了……
刚搬入新家属院不久，一天上午，家麟对我说，宁大的“牛鬼蛇神”要集中管理了，让我帮他把铺盖卷捆好，他忙着收拾衣物和书籍。“吴家麟，出来！”门外响起严厉的命令声。这声音就像监狱长从狱中提审犯人一样。
家麟赶紧开门出去。我也跟着出来，只见一位“革命教师”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地站在那里。“把铺盖背上，跟我走！”又一厉声命令。
家麟回屋，一个肩上挂着铺盖卷，一只手拎着一个小布包，用眼神向我告别，急匆匆地向宁大的方向走去。“革命教师”紧随其后，那场面就像法警押送犯人一样。
这一幕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多次想把它抹去，就是抹不掉。这位教师与我们一无怨，二无仇，他是奉命而来，是为了表示他坚定的革命立场才这样做的。
望着家麟远去的背影，我陷入了迷惘。一个人犯了罪，被判了刑，除了死刑之外，都有一个期限，在狱中表现良好的还可以减刑，刑期服满之后，他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如果没有重新犯罪，是不可以仅因旧罪再次被逮捕入狱的。而右派却不同，他们没有被判刑，但他们的“刑期”却是无限的。家麟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人处世小心翼翼，没有任何新的违法违纪行为，为什么每次运动都要把他揪出来，算旧账，作为打击的目标？他们的所谓“罪行”，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赎完？天苍苍，地茫茫，有谁能告诉我呢！
当天下午，有人传话给我，给家麟准备一周的食物。我想，大热天，什么食物吃一周不变质呢？比较一下，烙饼较合适。我赶紧发面，烙饼，准备咸菜。我专门给他缝了一个布口袋放烙饼，因布口袋透气，饼不容易坏。
傍晚，家麟回家取食物。
我问：“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全都集中住在校大礼堂里。”家麟很平静地说。
7月盛夏，当年的大礼堂连个电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了。100多人挤住在一起，其闷热的境况可想而知。“有床吗？”我关切地问。“没有，全都睡地铺。睡地铺好哇，凉快。”他乐呵呵地说。都到这个地步了，亏他还乐得起来，可能是为了驱散我心头的愁云吧。“为什么要准备一周的食物？”我关切地问。“因为一周才准两个小时的假。这两个小时可以回家洗澡、取食物。”他对我微笑着说。“大热天，食物变质了，怎么办？”我担心地问。“你放心，我的肚子好，吃馊饭也没事。”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拍拍肚子。“有开水喝吗？”我又问。“有。开水房离我们很近，用水桶抬几桶来，就够大家喝的。”他轻松地说着。“你们都是自带干粮吗？”“年纪大的，体弱多病的，允许家属送饭。”
我们家没有地方洗澡，家麟擦了擦身子，换下衣服，拿着烙饼、咸菜，回校大礼堂去了。
第二周，我给家麟准备好烙饼、咸菜，还给他准备了一些炒熟的面粉，面粉里加了点糖，这样就有两种食品，可以调剂一下口味。
家麟按时回家取食物，一进门，就举着装饼的布袋说：“看，我把饼全吃光了。”“够吃吗？”我问。“够吃，可有人不够吃。”他在卖关子。“那个人为什么不多带点干粮？”我随口问问。“那个人带够一周吃的干粮了。有天晚上吃完饭后，这位老兄忘了把干粮挂起来，随手放在地铺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老鼠把他的饼子吃了将近一半。好在宁大的老鼠还没有学会攀爬直立墙面的本领，要是有一天它们掌握了爬墙的技巧，那我们这些人都得饿肚子了。”他风趣地说着。“文革”前，宁大大礼堂兼做教职工饭厅，所以老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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