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 组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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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建设研究与探索试读：
北京社会建设现代化水平分析与战略思考
李晓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北京社会建设总体正处于中级水平迈向高级水平阶段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分阶段推进的，不同的阶段显现出不同的现代化水平。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践，现代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三级水平。（1）起步阶段、初级水平：现代化发轫初期大体上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初期，多数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物质匮乏，物产短缺，因此以经济发展为主导、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成为这一阶段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优先于社会建设，有其合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是以国家全能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以政治手段推进经济现代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2）中期阶段、中级水平：进入现代化的中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生产力落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人们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使得社会建设一度滞后，在有的国家或地区，这一滞后局面非常严重，出现了很多问题，因而促进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3）后期阶段、高级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人们生活水平比较殷实，对社会全面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虽然经济发展依然是基础，但是经济发展将服务于社会全面发展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富强（经济方面）、民主（政治方面）、文明（文化方面）、和谐（社会方面）、宜居（生态方面）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调。（一）社会现代化的三大阶段和三级水平划分
对于现代化而言，一般有一套指标体系来测量其阶段性水平。这方面著名的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1]化”研究，国内有中国科学院何传启等学者连续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课题。笔者根据社会建设的领域体系内容，设计了一套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见表1），用来衡量和划分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和不同阶段的水平。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在定性研究基础上，笔者提出社会现代化（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主要指标有：（1）反映民生事业现代化水平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2）反映社会事业现代化水平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等；（3）反映社会组织现代化水平的每万人社会组织数量等；（4）反映社区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水平的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基尼系数等；（5）反映社会管理现代化水平的社会信息化率、公众安全感等；（6）反映社会规范现代化的社会诚信的公众满意度等。这6类指标基本上能涵盖和体现社会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可将社会现代化大体分为三大阶段、三级水平。表1 北京社会建设的指标体系及阶段性衡量水平（27个具体指标）续前表
注：本表指标经过严格筛选，并根据各阶段的水平数据、全国实地调查数据和国外标准估测而得。
1.社会现代化起步阶段、初级水平状态
此阶段社会现代化基本状况：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但民生水平低，福利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事业建设比较落后；社会风险急剧增加，社会管理依靠传统“管控”手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管理失序，社会失范，价值观多元而紊乱，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城乡社区建设不足，居民素质不高，民主参与意识低，人们的安全感很弱；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恩格尔系数很高；城乡差距一度扩大，农业劳动力偏多，工业化率高而城市化率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相当低，中产阶层人数少。
此阶段社会建设需要突破解决的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先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紧迫要求解决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建设抓起，着力解决好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社保水平低等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并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化解社会风险，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社会现代化中期阶段、中级水平状态
此阶段社会现代化基本状况：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经济增速仍然在中高位运行，民生水平、社会福利保障、社会事业有一定的发展；社会管理手段不断更新，管理更加科学，社会组织加快培育发展，现代社会规范亟待重建整合，社会风险有所减少，人们的安全感逐步增强；贫富差距缩小，消费结构趋于现代化；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人口、中产阶层比重加速增长，现代文明社会秩序逐步推进，和谐宜居生活环境逐渐形成。
此阶段社会建设需要突破解决的问题：要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拓宽社会流动渠道，持续完善民生、社会事业体制，彻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提高城市化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中产阶层队伍持续壮大，形成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套的社会体制；大力推进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社区现代化，重建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3.社会现代化后期阶段、高级水平状态
此阶段社会现代化基本状况：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阶段（21世纪初，首都北京经济结构总体已经达到后工业社会阶段，形成现代型的经济结构，处于工业化后期水平），社会体制基本完善，社会现代化基本实现。经济增速低缓平稳，民生水平、社会福利保障、社会事业基本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基本健全，管理趋于常规化、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社会组织广为发展，参与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社会规范基本确立，人为的社会风险降到很低程度，社会抗风险能力增强，人们普遍感觉社会安定；收入分配相对合理，消费水平基本恒定；城乡均衡一体化实现，城市化水平接近极限，城市化发展速度显著减缓；社会流动渠道通畅，上升空间可见，第三产业人口、中产阶层比重占绝大多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和现代文明社会秩序基本形成，建成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此阶段社会建设需要突破解决的问题重点是：各种社会体制的制度化，并按照实际需求，动态地做出调整。
当然，这三个阶段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将会是互有交叉地螺旋式上升状态，只是某一阶段凸显某一方面工作的重点。根据一般发展经验，社会现代化进入中期以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主旋律，以此可以促进现代化均衡推进、较为顺利地迈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
就首都北京而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可以将其一分为二，从两个系统层面来分析。首先，如果将北京的区域结构看作一个系统，各个区被看作这个系统中的要素，那么，各个区的现代化构成首都北京整体的现代化水平，如果哪一个区没有达到现代化，都不能称首都北京已经达到现代化水平。我们以北京延庆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区未曾经历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特征的发展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延庆区这种超越发展阶段的发展在世界一些国家或地区是出现过的（比如新加坡），但是与我们的情况不同的是，别国的发展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达到了真正的后工业化社会水平，而北京延庆区仅是人民群众生存自然环境达到了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水平，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那种状态。显然，我们不能说北京延庆区已经实现了社会现代化，甚至是实现了社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同样，北京其他区不同地域也存在这样类似的问题。就现代化特征和区域结构发展而言，已经形成梯度化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并没有实现整体的社会现代化。其次，如果我们把首都北京的社会看作一个系统，那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可被看作这个系统中的要素，即这五个方面要素的现代化构成北京整体的现代化，如果五个方面的哪一个方面要素没有实现现代化，都不能称首都北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正如笔者上文所述，当前的北京从经济要素来看，已经从总体上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阶段，但其他要素，特别是社会要素还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中期发展阶段。由此，综合分析，笔者将首都北京经济建设定位为总体已经进入经济现代化的高级水平阶段，而社会建设定位为总体正处于社会现代化中级迈向高级水平的阶段。笔者认为，如果不能有效扭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局面，就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的困局，推进首都北京整体现代化也将难上加难。（二）目前北京各项社会建设多处于中级水平
如前所述，目前首都北京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北京已经进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行列，但从各项社会建设指标看，并不乐观。
1.民生、社会事业方面多处于中级水平
2010年，北京民生、社会事业投入不到40%，其中用于改善交通、环境等领域的投入占GDP很大比例。北京教育经费投入占GDP不到3．2%，长期低于GDP的4%（2010年北京财政支出教育经费450．22亿元，当年GDP为14 113．6亿元）。剔除中央投入，北京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GDP只有1．6%，不到GDP的2%（2010年，北京R＆D经费内部支出总计8 218 234万元，其中中央投入为5 958 775万元，地方投入为2 259 459万元，中央和地方之比为2．6∶1，分别占R＆D经费的72．50%、27．50%）；按地方R＆D投入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仅占1．6%。医疗卫生费用居民个人分摊高，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占GDP只有1．32%（医疗卫生经费财政支出186．82亿元）。每万人大专以上学历者为3 149．9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5年，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80．3岁（若按常住人口计算，寿命应低于此水平）。每万人授权专利17．09项，其中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仅为5．7项。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32．12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按常住人口计算，覆盖率应不超过80%），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25．98平方米。总体来看，目前民生、社会事业最大的问题：一是总量投入不足；二是此类资源机会配置结构极不合理，民生资源过度聚集（例如仅在北京王府井1公里范围内就有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4家三甲级医院，而北京16区中有11个区无三级医院）；三是享受人群覆盖范围过窄，大多民生资源仅按户籍人口覆盖而非实有人口；四是政绩工程明显，民生口号提得多，民生文件出得多，民生工作落实得少，而且回应“民声”做的功课还很不够。
2.社区、社会组织、社会管理方面多处于初级水平
2010年，北京城镇人口1 685．9万人，共有城市社区2 717个，平均每个城市社区容纳6 205人左右，而城市社区工作人员相当少，北京市民政局相关文件规定，社区工作人员数量是根据社区户数配比，但是实际每户居住人口数都要比统计意义上的家庭人口数多，这主要是流动人口等因素影响的结果；北京每万人（登记注册）社会组[2]织数仅为3．47个，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低很多；每万人持证社会工作者大约4人；第二、三产业每万人劳动争议案件数为23．15件；亿元GDP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为0．96%，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为53．2件。
3.社会结构发育多数还不成熟
2010年，北京名义城市化率达到85．6%，但是剔除居住半年以上，特别是700万左右农民工，实际城市化率仅有68．1%，名义城市[3]化率与实际城市化率相差约17．5个百分点。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4]分析报告认为，北京中产阶层（占就业劳动者）比重约为40%。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显示，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5，据此推断，北京基尼系数应高于全国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5]距为2．19∶1，恩格尔系数为31．9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劳动者的74．4%，但是，批发与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就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30%以上，就业结构质量较低，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37%。
4.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形成，社会体制很多还不完善
居民对政府行为的满意度、社会诚信满意度、司法公正满意度，在很多地方都处于初级向中级的过渡状态；社会体制中，城乡二元体制、户籍体制、农民工体制等几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体制障碍在首都北京的特殊环境下具有更加强大的杀伤力。
以上指标分析可以看出：（1）北京社会建设有很好的基础，有少数几个指标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亿元GDP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互联网覆盖）社会信息化率、第三产业从业者占就业者比重、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进入高级水平；但大多数指标如每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每万人社会组织数、城市化率、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比重、基尼系数、居民恩格尔系数，还远没有得到很好的优化调整，处于初中级水平状态，制约社会现代化发展。（2）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相比较，北京很多社会现代化指标远远低于它们那个时段的实际水平。（3）目前北京社会现代化存在区域不平衡、行业不平衡等问题。
综合来看，目前北京的社会建设、社会现代化总体正处于从中级向高级水平迈进的阶段。迈向高级阶段的时间也许是10年，也许会更久，这还要看社会建设思路是否正确、社会改革是否对头、社会政策是否得当。
二、当前北京社会建设滞后的社会原因
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桥梁”和“依托”，将会制约整个北京的现代化发展。分析首都北京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原因要考虑这样的条件因素，即每个历史时段都有它显著的历史性标志事件或关节点，能够让我们清晰地观察到当时事件的一些映象。同时，每个历史时段所展现出来的事件映象都会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全社会的剧烈变动。为此，首都北京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原因必须以国家发展史为料，综合分析。总体来看，北京社会建设长期滞后的社会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从“极端政治理性”转向“极端经济主义”，诱发新的社会风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实施阶级斗争路线有其合理性，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理性”（极左），必然酿成严重后果：窒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干部人事工作方面诱发了大量“冤假错案”，经济建设方面诱发了负增长，人民生活入不敷出。经过1978年“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首都经济活力开始显现，社会分化逐步加快。1985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快车道”，此后民营经济加速发展，城乡人口流动加快，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活状况逐步改善。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股份经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之后，随着国有企业下岗分流、财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分权，首都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大大提高，但接下来的是，社会分层逐渐明朗，贫富差距日益显现，新的社会风险急剧显露：为了发展经济，资源超前“透支”，环境严重污染、破坏，安全事故频发；因土地房屋拆迁，群体事件、群众上访大量出现；社会领域出现了财富过度集聚在社会上层、广大劳动群众仅享有少部分改革成果、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等状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高风险，多是人为“压力型体制”[6]下实行“GDP主义”考核机制造成的。如从《中国统计年鉴》看，近年财政收支结构不合理：财税收入结构中，地方政府财税收入仅占40%，中央税收却取得60%；但是，支出结构中，中央财政支出仅占20%，而地方财政支出却占80%。地方人口众多，承担大量基层事务，即地方政府要用40%的财力来负担80%的支出。这种财税体制无疑会导致“逼良为娼”，加上长期以来干部选拔是一种“压力型体制”，以“GDP主义”考核机制为手段，官员没有GDP政绩，就难以晋升，因而地方政府依靠“土地生财”一方面弥补经费短缺，一方面提升政府官员的政绩，由此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30多年，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举家进城，导致农村小学生大量减少。2010年在北京延庆区实地调查得知，新农村建设以来，教育部门为了“整合资源，经济办学”，误用国家政策，放弃“就近上学”原则，大量“撤点并校”（从2006年到2012年，北京教育机构中中学减少109所、小学减少322所、幼儿园减少95所），其结果是小孩（年龄很小）要么寄宿住校，要么每天远行跋涉或用车接送。前者因为小孩太小无法照顾好自己，则只好采取后者，而有的地方有固定校车，有的是几家小孩拼车，农村的车况路况和司机驾驶技术都不足以胜任这样的繁重任务，极易导致交通事故。上学难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还是要加大小学生校舍、师资建设的投入，尽量坚持“就近上学”原则。
再如，社区管理、公共服务方面也同样存在“GDP主义”思维。据笔者调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加快，社区居委会所承担的条条块块的行政负担逐年加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据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街道负责人说，“粗略统计，社区居委会一年的行政事务工作量超过130多项”。另据该街道某社区居委会主任介绍，“想干老有活，24小时连着干都干不完，所以社区居委会这个活儿只能凭着良心干”。“今年赶上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从年初上级布置任务，现在还没忙完。”（笔者根据对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及所属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的访谈资料整理。）另外，一些街道管理的人口已经达到20万～30万人（现在街道或社区人口是实有人口的概念，不是统计意义户均人口概念），有的街道人口更多，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但是只有几十个公职人员或者一个派出所来管，要管理这么多人，怎能管好？街道、社区人口大量增加，但行政上还是原来的区划和建制，很难实施有效管理，更难形成“熟人社区”，缺乏公民间的交流和互助，社区自治难以实行，基础不稳不牢，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这也是刑事犯罪多、社会治安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本在于扭曲了“小政府、大社会”思想，或者说是对政府管理“低成本、高效率”思路的矫枉过正。其实，政府公职人员的编制和经费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搞一刀切。（二）垄断性结构和体制性障碍钳制社会自身建设及其功能发挥
中国市场化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政治市场化、社会市场化却过度膨胀。这与中国国情和历史有关，首都北京也不例外。政府全能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即集权；分权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内部产生了地方集权。与计划时期的意识形态化和权力强制不同，市场化条件下的集权则主要是经济利益集权。集权体制的“后遗症”是经济领域过多地渗透政治权力因素，相反，政治、社会领域则过度地渗透了市场化的利益交易，也即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互嵌入和侵蚀，结果是“政治市场化”和“市场政治化”并存，使得资源机会过度集中于政府上级和社会上层，形成了垄断性的结构力量，钳制了“社会”本身的发育成长。
第一，垄断性结构左右社会资源机会的调配，影响社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本该由企业单独发展和提供的公益事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却处处能看到政府及其官员在干预或捞取自我利益，结果形成官商勾结、权贵经济，经济市场化严重不足，也就难以满足多层次的民生需求。另一方面，政治市场化、社会市场化相当突出，一些政府及其官员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不是秉承服务伦理，而是盛行自利伦理，与民争利，诱发政企之间、官民之间产生人为设置的[7]“政治市场化”交易，更主要的是官商之间、官官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权力寻租和追租，形成“攫取财富的阶级”和“无创新性财富积[8]累的土豪”两大利益群体。《大学》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实现从“民富”到“国富”的转变，政府及其官员与社会富裕上层之间很容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达成合谋，使得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成为他们的谋利手段。比如，所谓强拆强建事件的发生，更是政治市场化对居民住房、民生的侵蚀和剥夺。
第二，对于社会中下层的“体制性排斥”和“结构性排斥”越来越明显。如就业方面，体制内编制的员工与内部劳务派遣工之间处处存在“不同工更不同酬”（派遣工干的是脏累差险活儿，拿到的却是最低档次工资）。此外，一方面，体制内单位不断裁员；而另一方面，体制外就业者无法通过就业增收，结果公共资源机会多被体制内职工垄断和占取。社会正常合理的上向流动形成梗阻，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发育缓慢。
第三，由于上层结构性力量的左右，底层维权也相当艰难。比如近年来，在城市社区逐渐形成争取合法权益的业主与违法侵占业主合法权益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两个相互冲突的群体，冲突的焦点是小区共用部位产权问题。受北京市“级差地租”影响，小区共用部位产权会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是一块很肥的“唐僧肉”。房地产商、物业服务企业看准了这一点，利用手中的强势资源，掩盖事实真相，侵占业主合法权益，违法经营共用部位获取垄断利润，而与其有牵连[9]的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从中获取“租金”。共用部位经营收益对小区设施设备维修、养护、更新具有重大意义。一些房地产商利益集团从建设到管理全方位、全过程地侵犯业主合法权益，而政府一些公职人员私用公权力，阻碍业主合法维权，冲突不断加剧。这中间必然伴随着政府官员尤其是城建规划官员以及部门等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合谋，进而出现“乱作为”“不作为”问题。
第四，政府钳制了社会组织的发育及其功能。由于长期推行全能主义政府主导，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处于过度失衡状态，首都北京社会组织发育很不充分，而且其发展还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50个以上社会组织、发展中国家每万人10个以上社会组织相比，2010年北京每万人社会组织数仅为3．47个，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社会组织也存在多而散、能力不够、内部结构不合理、运行不规范[10]等问题，公民社会、能动社会建设非常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功能。一方面，导致社会组织存在“外部问题内部[11]化”与“内部问题外部化”的双重困惑；另一方面，政府过多承担社会事务，压力大、任务重、成本高，管得多，也管不好，该管的也没管好，还人为制造了许多新的社会风险，这就体现出了体制性障碍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三）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城市化规律的认识不足，社会建设和管理政策失误较多
由于在工业化初、中期，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群众民主参与决策程度很低，领导者的思想价值观念、知识结构、面子心理对经济社会决策有着显著的领导“群体思维”的影响；这种群体思维在市场化条件下，还夹杂着过多的自我利益、自我荣誉观念，导致决策失误失当的现象突出。因此，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与当前各级领导的现代理念、政策规划缺失也有很大的关系，即其对社会变迁规律认识不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顶层规划设计失误、失当较多。
比如，一些政府领导人因为知识结构不完善和观念取向等原因，做什么事都固守着GDP思维，做什么事都使用行政命令，做什么事都“想着上面不看下面”。北京95%以上的三甲医院集中在东城、西城、朝阳三个城区，而这三个区恰恰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社会精英聚集的地区。但是，据笔者调查，这些区域的医院仍在搞扩建。
又如，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曾长期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当初强调一次分配的价值，主要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由于缺乏配套性合理调节机制，如税收、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政策没有及时跟进，结果长期推行这一权宜之计产生了一种“制度惯性”，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再如，空间平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城乡之间、东中西区域之间的社会资源机会配置不均衡，首都北京已经形成了梯度化的“圈层”格局。优质学校、三甲医院等多集中在市中心区，而郊区、边缘地带的民生资源却相差很多，“中心地带”捆绑着土地价格和服务价格，人为造成土地的“级差地租”效应，造成中心区地段价格高昂的“挤压效应”，一时导致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四）政府间的部门利益协调性弱化，社会规范或缺失或冲突
在市场化利益追逐中，政府一些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调性越来越弱化。如北京城区规划中部门利益分割越来越严重，协调性越来越差，还夹杂着官商勾结对居民利益的侵蚀，因而使得设计规划乱象突出；有规划，无落实，政府行为规范性太差，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比较低。
除了因为政治市场化导致政府失信于民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诚信和社会规范同样严重缺失或冲突。在市场化转型时期，一方面，旧有规范如“名分”式的传统等级权威治理失效，而适应市场发展的，饱含民主平等、自由竞争的新规范却没有成型，社会一度存在社会规范“真空”，或者旧规范与新规范相互冲突，人们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性失衡导致资源机会过于集中在中上层，而广大中下层资源机会匮乏，社会保障等民生资源不足，消费水平却同时被上层社会拉高，基本生存与消费攀高的压力同时增大，人的“本体性安全”[12]受到严重威胁。
三、加快推进北京社会建设的战略性思考和建议
从以上分析看，针对当前首都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社会建设内部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特提出加快推进北京社会建设的战略性思考和建议，以供参考。（一）着力点：以城市现代化和中产阶层壮大为主线，抓好各项社会建设
21世纪之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二是中国的[13]城市化。近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经历国际一体化后，一些东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区域一体化来推进增长，而且面临着第三种一体化——国内一体化的严重问题——城市[14]拥挤、腐败、缺少社会凝聚力等问题。以此为论点，针对首都北京市情，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围绕破解两个（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提高城市化质量、壮大中产阶层这条主线，抓好各项社会建设。
1.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北京特色社会建设必由之路
五十多年来，以户籍制度分割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资源机会的配置集中于城市、城市剥夺农村、城市优先发展、市民优先得到保障的局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困局反而在市场化作用下得到强化，加之首都特点，城乡二元分割所产生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新世纪，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力图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个二元难题，逐步推行城乡资源机会平衡发展、一体发展。
在北京实践中，率先完成新农村建设任务，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稳中有进，城乡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服务不均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城乡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比如，北京市一些基层政府通过实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分离、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分离、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以“恳谈会”“走读式工作法”“预约式服务”等模式决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和社区管理，成功地推进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民生促民主，民主保民生”效果显著，呈现出“农业好了，工业更好”“农村好了，城市更好”“社会好了，经济更好”的大好局面。实践表明，如果不扎实推进城乡统筹改革，不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社会建设就难以推进。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2.未来一段时期，北京的社会建设主要是城市现代化建设
北京已进入城市化成熟期，发展速度放缓、短期不动、长期小浮动将是常态。例如，2005年、2006年城市化率均为84%；2007—2009年城市化率均为85%；2010—2012年城市化率均为86%。2005—2010年城市化率仅增加两个百分点就用了5年。可见，今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所用时间将会更长。城市成熟期也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那么，在搞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同时，以城市现代化为重点将是北京社会建设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提升城市质量尤为重要。21世纪以来突出的“城市病”就是很好的例证，修补、革新城市势在必行。为此，首先，必须实施提高中国特色城市化质量进程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二步，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农民工制度、城中村体制等问题），实现城市内部一体化；第三步，最终实现人的城市化。其次，根据城市发展规律，以民为本，科学规划城市建设速度和规模（当前城市化质量严重滞后于城市建设速度），既重眼前发展，更要立足于长远发展；既重城市建设，更要重视城市安全；既重城市资源集聚效果，更要重视资源溢出效应（例如，北京城市发展必须要考虑北京城市核心功能区与城市功能拓展区，特别是与生态涵养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必须考虑北京城市发展与环首都经济圈贫困带之间的关系）。城市化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实践路径，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重要载体。因此，要下大力气处理好城市建设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千方百计提高人的城市化水平，高度重视城市安全与管理，充分发挥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实现扎扎实实的城市化、没有水分的城市化。
同时，今后一二十年，我们要着重处理好北京城市化发展的几大关系平衡：一是城市扩张、旧城扩建、房地产开发与（对农村的）占地补偿之间要平衡协调；二是城区规划、城市交通建设与私家车数量膨胀之间要平衡协调；三是农民工在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方面与普通市民之间要平衡协调；四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方法方式和警力等，与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社区人口规模之间要平衡协调。
3.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城市二元结构难题，是北京特色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农村自然消亡，农民自然消失，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联合政府》里预言：“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15]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今后一段时期，北京还有600万左右农民工活跃在城市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尤其“85后”“90后”“00后”青年农民，回到农村种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城市安家就业成为他们理想的选择。所谓城市二元结构问题，主要就是农民工如何成为正式工人、如何成为真正市民的问题（当然还包括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这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农民工体制，实现城市一体化，解决农民工身份和待遇的“半城市化”问题，这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建议率先在某个地方开展一次农民工问题大调查，弄清农民工的人数、分布、分类、生产生活状况、各种问题和意愿、未来希望和要求等，并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制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方案、政策和实施规划。这不只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般措施，而且是要从根本上破除现行的农民工问题的体制建设。做好农民工体制建设，就等于基本解决了实际存在的城市二元结构问题，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必然消解。以上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4.以壮大中产阶层为核心，加快推进其他各项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本身就是社会主导阶层的发育壮大，是葛兰西、波兰尼所谓“阶级”与“社会”的共生。而在今天，“社会”自强绝不是工人农民所能完成的，必是中产阶层（相当于社会中等收入者）的崛起而带动的。构建一个合理开放的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社会结构、为北京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期阶段奠定基础，是社会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关键时期要做好的关键工作就是要通过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中最内核的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本质上就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和优化。而中产阶层绝大多数居住于城市社区，因而中产化的现代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壮大。中产阶层分布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中，拥有较为丰富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也是城市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同时还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引导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现代社会规范的倡导者和遵守者。
因此，要想壮大中产阶层队伍，就需要在民生保障、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着力打通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1）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事业均等化，让广大社会成员的子女能均等接受中高等教育，进一步促进社会流动，使社会中低阶层成员有更多的机会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教育培训，盘活中产阶层发育的人力资本，提高现有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2）广开二、三产业就业渠道，吸纳各类人才和劳动力，通过就业结构调整，不断促使职业结构趋向高级化。（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展免费医疗服务；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困境，推进政府养老和社会养老，减轻家庭养老的压力；减轻中低阶层在住房、税收等方面的民生压力。提升中低阶层就业者的工薪待遇，改善和减轻中低阶层劳动者的就业环境、岗位条件、劳动强度。（4）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针对产业梯度转移和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员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建立健全三方谈判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加强治理劳资矛盾，减少阶层冲突，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相处。（二）推动力：理顺宏观体制、组织机构，发挥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作用
搞好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现代化，需要从体制机制方面做起。社会体制是规定各社会行动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制度化、政策化的社会结构，是“顶层设计”，影响社会建设各个领域，贯穿于社会建设的每个阶段和环节。
1.理顺宏观社会体制，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在社会建设中的定位
在未来社会建设过程中，要发挥“政府主导，社会主体，市场弥补”的作用。目前，社会建设还主要是由政府主导，体现了工业化初、中期，社会现代化初期的特征，但是民生维艰、社会矛盾突出的现状，远远不是政府单打独斗就能解决的，而且在市场化条件下，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难免夹杂自身利益的诉求。因此，要不断强化改革意识，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权力边界和结构关系，政府尤其要敢于和善于简政放权，改变长期以来对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大包大揽的局面；要通过社会自治、政府购买、相互合作等方式，还权于社会，发挥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合作的功能，切实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解决政府基层服务投入不足（缺位）、基层管理干预过多（越位）的双重困境，改变社会参与不够和能力不足、市场资源整合不够等状况；民生、社会事业方面要实现“政府保基本”，社会组织、企业按规则参与非基本事业的市场竞争，弥补政府失灵，社会缺位。
2.完善社会建设工作机制和机构，筹谋规划，有序推进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中的一大建设，今后社会建设所处的位置会越来越重要，事关大局。自2007年9月，北京市率先成立社建委、社建办以来，工作上取得了很多体制上的突破和实践上的创新，但是仍然遇到一些体制性障碍。例如，一些政府工作职能与民政部门政府工作职能相互交叉、重叠，无法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对此，为保证北京社会建设实践工作顺利推进，需要重新谋篇布局，重新调整机构设置，重新赋予相应的权力和责任，履行全市社会建设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组织协调、评估监督等职能，推进社会建设大业。
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社会建设内部的各种体制改革。社会体制决定于经济体制。现行社会体制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逐步建立起来的，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不断完善，而社会体制、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改革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没有改革过的社会体制并行，很不协调，这也是目前许多经济社会矛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推进社会建设，必须先进行社会体制改革，需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决策，目前尤其要推进社会事业体制中的医疗、社保、住房等体制改革，获得突破、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
在科学规划城市社区的同时，改革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按照现有经济社会条件和管理水平，根据常住人口状况科学规划和确定街道、社区的管辖边界和规模。城市基层治理机制改革的重点是：一要抓好街道办事处的建设，按照经济社会职能的分离，在不影响大局稳定的前提下，重新确定街道办事处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明确职能职责、权责关系、经费保障，切实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二要研究解决社区、街道及以上行政管理机构的有效对接和良性互动问题，专门研究社区管理人员的身份、职责、职数和待遇问题，尤其要从稳定队伍出发，加大对社区管理人员的待遇经费支持力度；也可选派一批中青年干部充实基层，把做好基层社区工作作为培养锻炼中高层干部的一种形式。
3.社会建设必须发挥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抓手作用，培养人才队伍
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同社会建设息息相关，是落实和推进社会建设工作规划和部署的重要抓手。
一般而言，宏观上的社会政策（狭义上指早期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行动准则的总称。在今天的社会建设中，尤其要配合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包括人口、就业、住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文化体育、教育、卫生、婚姻和家庭生活、社区、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等在内的社会政策，并加强执行。
社会工作是一种从关心帮助人、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服务性工作，与社会政策相伴而行。在中国，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在当今的社会建设实践中，社会工作要结合民生社会事业政策、社区政策、社会管理政策、社会组织政策等，发挥积极作用，预防和解决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质量，协助社会管理，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优化资源，大力培养社会建设专门人才。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社会政策的学习研究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开展群众工作、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并指出：“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选好配强领导班子，注重培养选拔熟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优秀干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表明，经济建设需要宏大的经济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建设同样也需要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建设是一项新工作、新任务，需要有大批熟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干部，因此今后既要从社会建设工作的实践中培养，也要像经济建设初期组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那样，培养出大批社会建设的干部和专业人才，为社会建设服务，为社会现代化服务。同时，利用首都智库资源，建立社会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调查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市委市政府加强社会建设的智囊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三）反思性：对风险社会时代的社会建设不断反思，协调推进五大建设
按照“波兰尼转型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在历史变迁发展中，如同“钟摆式”轮回，当市场运行到过度侵蚀“社会”的时候，“能[16]动社会”会反过来抵御市场，壮大自身；而今天就需要抵御市场过度侵蚀的“能动社会”，即社会建设本身。
进入新世纪，首都北京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亦有人译为极端现代主义）的增长，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高风险。按照吉登斯、贝克等的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社会风险主要源于人的决策，是人类理[17]性化的后果。现代化作为一种人类理性的规划和设计，不可避免地自带风险，因为人类理性本身存在两种缺陷：一是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加上信息不对称，难以预知时空“不在场”的一切；二是人类理性本身会诱发新的风险、新的麻烦，而且在市场化转型时期，社会上层因为利益关系也会人为制造诸多风险和麻烦，正如诺斯的“国家悖[18]论”的寓意：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很麻烦。“斯科特困境”则表明，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一切简单化、清晰化的工[19]程项目，最后都是失败的。社会风险是绝对存在的，而且最为明显的风险特征是，现代社会风险不分阶级，理性化的现代化设计都是相对主义的。因此，需要从现代化的动态性、复杂性、系统性角度，不断地对社会建设或社会现代化进行反思，避免“规划专制主义”和“工程主义”的极端现代化后果。
没有社会建设的现代化不完整；强调加强社会建设，也要吸取极端政治理性、极端经济理性造成不良后果的教训，即需要协调社会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的关系。一方面，将新阶段的北京社会建设摆到重要位置并提到政策日程上，关注基本民生、社会建设事业，培育社区和社会组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秩序，完善社会体制，重塑社会规范。另一方面，要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位置，并将其作为社会建设的永续基础；同时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合作，摆脱由全能主义惯性下的“市场”与“政治”的互嵌导致的经济市场化不足、社会和政治领域市场过度的现象。因此政治改革是今后的重点，最终要形成现代文明秩序和形态。这就是现代化的全面、整体均衡发展。注释[1]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7．[2]李晓壮．北京市社会组织的发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1（3）．[3]李晓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差距轴心的社会结构分析．商业时代，2013（36）．[4]陆学艺．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20世纪80年代，世界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50%～60%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20%～40%为宽裕型；人均GDP在3 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恩格尔系数应为30%左右比较合理，但是，北京人均GDP已经超过10 000美元，但居民恩格尔系数仍然在30%左右。[6]荣敬本，崔之元，何增科，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颜烨．中产主义：社会建设突围政经市场的核心议题．战略与管理，2011（2）．[8]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2．[9]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在波兰尼那里，“公民社会”是针对政府过于强大而言的，“能动社会”是针对市场过度侵蚀而言的。——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New York：Rinehart，1944．[11]具体意思是指民间组织的外部政策及环境限制其发育壮大，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缺失，结果导致组织内部资源机会紧张和工作失序；而组织内部的功能紊乱却转嫁给了外部的相关受众，如民办高校为了维持生存乱收费、乱发文凭等。[12]“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是指社会主体对其日常社会行为及其程序有着可预期的信任状态，即自信有能力熟悉、掌握和控制与自身生存有关的社会行为模式。[1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吉尔，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7．[16]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New York：Rinehart，1944．[17]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2．[18]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北京NY街道12个社区为例
吴 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一、引言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城市社区的表现形式，而社区党组织则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石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通过深化社区党建改革来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成为当前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北京城市社区生态环境和社区治理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诸如社区中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要素与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环境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同时，在社区治理结构中，依靠街道制、单位制的传统一元化垂直领导方式形成的封闭管理格局与实行市场经济后的开放式的多[1]元社会治理格局产生了较大差异。面对这种新的变化和差异，社区党组织在进行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功能作用时，也面临着诸多新困境。这些新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逐步弱化。相较于区级、街道党组织或大企业党组织来说，社区党组织处于最基层，其占有的资源最少。一般情况下，社区党组织往往通过举办一些送温暖、庆典节日活动来凝聚群众，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社区党组织也不像村委会或居委会那样，有社区公益金的支持，常年“耕耘”（直接开展居民服务）在社区，有着很强的群众动员能力。因此，如何破解社区党组织由于对资源占有较少致使其在社区的核心领导作用减弱的困境，是新形势下不得不面临的新困境。
第二，社区治理结构从自上而下单一制行政手段，向更加细化、深入的方向推进时，如何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又成为一个难题。传统的社区治理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很多事情或任务是通过“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推进的，效率很高，但品质不好。再加上，当前社区治理结构更加开放与多元，客观上就更加需要一种精细化的、具有针对性的且对社区居民需求及时回应的治理平台或机制。那么，如何在政策层面创新社区治理、使社区治理机制向更深度的方向推进的，将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与难题。
第三，社区治理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带来的诸多难题。比如，社区群众的需求更加多样化；社区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拓宽，表达诉求方式多元化；社区文化环境由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等。这些变化会给社区党组织的创新社区治理带来新的难题。
总之，社区生态环境和社区治理结构对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作用发挥带来了新挑战，同时，这也为社区党组织创新工作方式、拓展工作空间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在社区治理中，如何化解困境、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使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更好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个案情况
本课题以个案分析方法为主，采用个案访谈、集体座谈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市NY街道12个社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课题组先后进行了6次访谈，实地调研5次，参与观察1个月。我们对NY街道12个社区的党委书记进行了访谈，而且按照社区类型的不同，从这12个社区中抽取了5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社区，并进行深入访谈和田野调查。截至目前，个案访谈对象30个，其中包括12个社区党委书记；集体座谈6次，共涉及人员60多个，包括街道工委领导、公务员、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居民代表、物业工作人员、流动人口等。这些为后文的分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总体来看，北京市NY街道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以创新服务功能为主线，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科学的治理模式，其中的经验和启迪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该街道下辖12个社区党委，52个党支部，11个流动党支部，1 720名党员；155家非公企业，有106家分别建立了独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和流动党支部，驻区部队有30多支。受政治、经济、文化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该街道社区各个党组织结构倾向于扁平化，比较松散，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社区党组织作为实现基层社区自治的核心力量，必须在充分调动社区群众及各方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功能的转变与创新。NY街道社区党组织结合自身实践，顺势而为，积极探寻，准确定位，开创了社区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NY模式，其功能作用大概分为四方面：组织引领、搭建平台、协调整合、规划与总结提升等。（一）组织引领
1.政治引领
在NY街道社区中，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意识。NY街道社区党组织不仅培养了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通过政策宣传、思想教育以及开展社区中的先进党员示范活动，鼓励社区中各类社会组织向党的宗旨看齐，依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项活动，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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