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服饰文化(下)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二、服饰形式
长冠
又叫斋冠，高7寸，广3寸，用竹皮编成内框，外面罩有黑色的漆纱，使用时套在发髻上，它是沿袭楚国流行的冠帽形制制作的。楚国人喜好戴高冠，这种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中都有所反映。《春秋左氏传·成公九年》记载：楚将钟仪被俘虏以后，仍旧穿着楚人冠服，晋侯见到他，马上惊讶地问：“那个戴着楚冠的人是谁啊？”可见当时的楚冠与中原各国的冠帽完全不同，让人一眼就能分别出来。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高余冠之岌岌兮”的诗句，《九章·涉江》中有“冠切云之崔嵬”的描写，都是说戴的冠非常之高，甚至可以接到云彩。试想一下，这种高高耸起，势如摩云的高冠，该有多么引人注目啊！20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曾经出土一件人物御龙帛画，上面画了一个男子，头戴高高的长冠，就是战国时楚冠真实的记录了。汉高祖刘邦原是楚地的居民，生活习惯完全楚化，据说长冠便是他身为平民时用竹皮编织的式样，所以汉代又把长冠叫作刘氏冠。老百姓们则从它扁平细长的外形出发，形象地叫它鹊尾冠。由于长冠是汉高祖所创造，在汉代地位很高，被确定为官员祭祀等大型礼仪中戴的冠帽。战国秦汉时的冠
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些随葬的木俑。其中有一件男俑，头上戴有一个向后上方倾斜的梯形长木板，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当时的长冠。也有人把它叫作另一种汉代冠帽——却非冠，却非冠与长冠相比，应该显得短一些、低一些，但外形基本相似。
委貌冠
与古代的皮弁相似，长7寸，高4寸，形状像一个倒扣过来的杯子。它是用黑色的丝绢缝制而成，不像皮弁是用白鹿皮制作的。在山东聊城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中，可以见到一个头戴委貌冠的人物形象。根据记载，汉代的公卿、诸侯、大夫在参加大射礼等重要礼仪时需要戴委貌冠。
通天冠
是皇帝平常戴的冠。它的主体是一个长方形的板框，用铁梁制作而成，上面罩着黑纱；冠前面有三角形的装饰物，称之为“山”；冠的两侧最早用鹬鸟羽毛装饰，后来改成用绢帛代替。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可以看到戴这种通天冠的人物画像。
远游冠
样式与通天冠相似，但是没有“山”的装饰与两侧的各种饰物，只是在冠的前部横卷了一个绢筒，可能有些像支页，是亲王日常戴的。
高山冠
据说是战国时期齐国国王所戴冠帽的式样。秦消灭了齐国以后，把这种冠赏赐给皇帝附近的近侍使用；汉代将这种习惯沿袭下来，高山冠成为官吏与近侍的冠服。它的形状与通天冠相似，只是冠的顶部不倾斜，也没有各种饰物。
进贤冠
是汉代最普通的一种冠饰，一般文官与儒生日常都戴这种冠，是由先秦的缁布冠演变而来。它最下面是一个套在头上的冠圈，冠圈上装有用铁作竹或木作的冠梁——一个梯形板框，板框的前面高7寸，后面高3寸，顶部长8寸。公侯的冠上装三道梁，中二千石至博士级别的官员（相当于后代三至七品官员）的冠为两道梁，博士以下的吏员与儒生们的冠只有一道梁。
这种冠是在汉代文物中所见最多的冠帽。在山东嘉祥武氏石室画像、山东长清孝堂山石室画像、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陕西榆林汉画像石以及河南、江苏、四川等地的汉代画像中，都可以看到大量头戴进贤冠的人物。这里面有二千石一级的太守、刺史等高官，也有中下级官吏与儒生、贤人，他们个个被描绘得仪态端庄、神情恭谨、服装整齐、地位分明，充分表现了汉代礼仪制度的严谨风貌。
法冠
是专门为司法人员，如侍御史、廷尉等官员设置的冠帽。传说先秦时，楚王曾经获得一头神兽，名叫獬豸。它长有一只长角，还可以区分是非曲直，如果请它断案，它会用角去抵有过失的一方。于是，楚王便仿照獬豸的角制作了一种顶部有直立铁柱的冠，汉代沿用这种式样制作法官戴的冠帽，其用意当然是希望法官们能够像獬豸这种神兽一样明辨是非，可惜这就和后来对清官的期望一样，远远与现实不符了。
武冠
只供给武官们戴用的冠，又叫作武弁大冠，传说是在战国时期赵国惠文王推行胡服以后改进而形成的冠式。它与巾帻合戴可以把整个头部包裹起来，便于保护头部，从而形成一种装饰性比较强的官员冠式。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的汉代墓葬中，曾经出土过汉代的武冠实物。该冠用漆纱制成，外观是一个横向长方形；两端有垂下的护耳，耳下有缨，可以系在颔下；前额部分突出，另包有巾帻。在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像中和汉代陶俑中，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武冠的官员、武士、近卫等人物。汉代的宫廷侍卫官员，如侍中、常侍等高级武官还要在所戴的武冠上加戴黄金铛、玉蝉等装饰品。例如：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秦汉时的弁与武弁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件当时装饰在冠上的金附蝉，它用金丝与宝石制成，精美异常，就是当时专门用于武冠装饰的饰物。此外，宫廷武官们还要在冠旁佩带一条貂尾作为装饰，侍中的貂尾垂在左边，常侍的貂尾垂在右边，以示区别。
三、服饰民俗
婴儿服饰
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初的服饰就得到郑重的关注。服饰连同降生时的民俗活动，被新生儿的父母和亲属视为关乎孩子一生吉凶祸福的大事。虽然，新生儿一无所知，而且将来也无从记得，但是，他的亲属们还是要极认真地去设计，去实施，而且一丝不苟，以致形成多种多样的关于婴儿的服饰民俗。
婴儿呱呱落地后，首先是洗浴，这似乎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中都通行的一种做法和仪式，为了孩子的洁净，也为了表示很隆重地欢迎他来到这个家或这个部族。
亚洲人对婴儿服饰赋予的含义要多一些，祝福之中隐现素着朴的科学卫生道理，而欧洲人相对来说，却更为重视医学科学，而且，新生儿的礼仪更多地不是贴近民俗，而是靠近宗教。中国南北的婴儿服饰
中国自古以来便形成了有关诞生的服饰民俗，不仅有男女之别，还重男轻女，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致的。《诗经·小雅·斯干》中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很显然，一个生下来放在床上给他玉器玩弄，一个生下来放在地上给她纺轮或纺锤（陶质，故称瓦）把玩，还是有所不同的。况且，给男孩穿上象征礼服的下身衣装——裙子，给女孩仅裹上胞被，也足以看出家长重视程度、对待态度和对日后的期望值等。因性别不同而有明显的区别，这种习俗沿袭到现今。我国内地的南方沿海以及香港、台湾地区，遇到要给亲友家新生儿送衣物时，仍然要在上面罩上一块幛子，并根据性别，分别写上“弄璋之喜”或“弄瓦之喜”的字样。
这种新生儿的服俗流传下来，在各地绽开了五颜六色的花蕾，正以事实说明了民俗在传承过程中的扩散、渗透以及变异等特征。如我国江南地区的小儿刚生下来，外祖母家便要在给产妇送莲子（隐喻“连生贵子”）羹时，即带些自做的婴儿服，特别是头胎时万不可缺。贵州地区的人家，认为小儿降生时，其魂魄也和小儿身体一样脆弱，为了不使魂魄受损，就要在新生儿的耳根穿一个小孔，用金、银、铜等金属做成耳环模样的物件给他戴上，名曰：“破相”；不到成年，这个耳环总不取掉。也有长久戴着的，永远不取下来。除此之外，孩子的满月或“百岁”时，还要给孩子戴上项圈、银链、小锁等。
东莞地区的人很讲究在新生儿出生一个月内的服饰民俗，如“做十朝”。届时，外祖母家要担些蛋、酒之类到女儿家去，绝对不会忘了给小外孙带去衫、裤和裙。一月满（民间称之“满月”）了，还要在神前择定吉日，然后由外祖母家备些小孩子的手镯、脚镯、衫、裤、裙、帽、襁褓和食品，遣人送去。
在绍兴地区，当新生儿一落地，母子平安时，就要马上到外祖母家报喜。外祖母便不失时机地打发布匹、巾带等送到女儿家。传统做法一般是生男孩时丰盛些，生女孩时简单些。待小儿包扎完毕，穿上落地棉袄，就放在篮里，外加生父穿的靴（希望孩子将来穿靴戴顶做官）、书（希望孩子长大能学富五车，成为大知识分子）和生母的头发（取发达之意），还有一把锁（把小孩锁住，不被鬼神召去，使其长寿），然后一并称一称，这个斤两常被作为孩子的名字，这个总数就包含服饰的重量在内了。一个是实际重量，一个是虚幻的但又最具精神砝码的心理重量。
绍兴人的小孩剃发时，在头顶前方留下一块头发，称作孝顺发，实则为了保护新生儿的头前方囟门。剃发后要穿上花衫（大红缎面上绣出各色花纹），套上袍裙，由老太太抱着拜菩萨、请祖宗等。除了以上说的花衫和绿袍裙以外，新生儿家还要准备若干顶帽子，像三元帽、狗头帽、桃形帽等，再预备金银锁片、手镯、项圈和各种佩饰物。至于排场大小，要根据各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定。过“百岁”时，小孩身上要挂好多饰物，什么小镜子（上刻十二生肖和“口奄嘛呢叭咪口牛”等字样）、牛绳、锁片（上刻“长命富贵”）、小剪子、小米筛、项圈等。这些饰物有些是自家备置的，更多的则是由亲友家赠送的。仅剃头礼时，众亲友就要送对狮、八仙、老寿星、三星、锁片等金饰物。直到小儿周岁，外祖母家还要来拜菩萨，并再送些鞋袜衣裤等。
江南有送长命锁给新生儿的习俗，但更讲究的是由主家发起的“百家锁”。江南凑百家锁的方式有些像文明募捐，即用白米七粒、红茶七叶用红纸包起来，总共要包上两三百包，散给亲友们，然后再挨家收回。不过收回时，红包里已经换成铜钱了。有的内装数十文，有的内装数百文，根据亲属关系远近和友情的深浅而决定。主家将收集来的钱去买银锁，正面镌上“百家宝锁”，反面镌上“长命富贵”，以取其吉祥。对于婴儿来讲，确实有些纪念意义。
中国土地广袤，各地服俗有所差异是很自然的。北方人为婴儿仪礼准备的服装和佩饰，又有着北方的特点，特别是陕西与华北一带。陕西华县人认为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不得剃头，待以后第一次剃头时，也要选择一个好日子。小儿出生后第三天，舅舅家必须给小儿送“小儿衫”，并穿在小儿身上，如果这一天不送，据传小孩将来会全身长毛。
北京和天津一带，讲究给小儿做“百家衣”。其方法有些像江南的“百家锁”，但是没有江南的那般含蓄，却又比江南银锁多了几分工艺美术的韵味。具体做法是，新生儿降生并母子平安时，主家即要取一个盘子，用手托着，串百家门，索要各家做衣服时剩下来的布头。当然一般在索要之前先赠送染红的鸡蛋，以示同喜。主家将这些各种花色、各种质料的布头剪成一定形状，有方形的，也有三角形的，只要能便于拼接即可，然后将其缝缀起来，做成小棉袄和小棉被。奇彩异文，艳丽非常，虽然不能说是巧夺天工，但也确能称为中国北方妇女的一大杰作了。她们将对艺术的热爱，对儿孙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股脑儿倾注在服饰上。有谁知道，她们将不足五厘米长的小布头密密拼接缝缀起来，需要多大的巧思和耐心啊！有人称它为”百衲衣”，有人还将它与佛教联系起来，其实，它是地地道道的服俗产物。
华北一带也有戴“百家锁”的民俗形式，不过，采取的做法是类似僧道化缘。由新生儿的家里人到大街小巷的商家和住户去乞讨，每家只需给一文钱，然后主家将此钱凑起来给孩子打锁戴上，认为借百家的福寿，小孩一定好养活。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般是到商店里买个“长命锁”送给婴儿做礼物了。印年代和70年代时，由于“文化大革命”，银锁被归入“四旧”之列，故而一度消失。80年代后重又兴起。
中国对新生儿的服俗，还有另一种突出表现，如果小儿生得娇贵，或是算出来“命硬”，会克父母的，就要把孩子送到寺庙里做寄名和尚或道士，拜在主持名下做徒弟，由师父给起一个法名，再给孩子穿上僧服或道服。有的还要送上一套僧或道之服、银项圈或一些符索法物。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里记有一段吴道官送给小儿的服饰，并且要其长期挂在身上，即有“一道三宝位下的黄线索，一道子孙娘娘面前的紫线索，一副银项圈，绦脱刻著金玉满堂、长命富贵，一道朱书辟邪黄绫符，上写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写贾宝玉生下来时，嘴里就含着一块玉石，家里人将其配上缨子，给宝玉戴在颈项间，一直到长成大人，仍然告诫他不准这块玉饰离身。而且通过描写薛宝钗佩戴的一把道士送的金锁，上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以此与那块上刻“通灵宝玉”的玉石演出了一场“金玉良缘”。作为小说主要线索描写的服俗，看起来是真实地再现了流行于民间的传承习俗。
北京、天津、杭州等大城市，还盛行给小儿认干爹、干妈。届时，亲生父母要代表婴儿给干爹、干妈送衣物，其中包括给干爹的帽子、给干妈的鞋子，还有配在一起的衣料之类。干爹妈送给干儿女的东西，除了饭碗、筷子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套小衣服：鞋袜、帽子、围嘴、兜肚和长命锁。《杭俗遗风》中有一段专讲认干儿子干女儿的事，“承寄干儿子干女儿之风，杭州可谓盛行，盖唯恐其不寿，而以出姓为名，其实亦不过以有事为荣也。干爹干娘送礼以包袱、兜肚二物为重，其余衣帽鞋袜等项，若云取名压帖，此中丰啬不等。其子女送干爹妈者，备素菜十碗，并糕桃烛面鞋袜鞋膝一切须用物件，随同本生父母前往赉供王母寿星”。一般大城市的生活比较富庶，社会交往又多，因此为了图个吉利，也为了点缀生活，给小孩儿认个干爹干妈，尽管带有主观色彩，但同时又等于加大了家族的人员数量，是很有趣味的民俗事象。
除此之外，还有在送给小儿的被褥四角上缝缀长命线的。华北农村则讲究给新生儿穿旧衣，认为如此可以免灾，实际上这是不洁净的。如今有人解释这是因为新棉絮太热，新棉布又太硬的缘故，但无论怎样，对于新生儿的健康总是不利的。有人采取弥补的办法，事先洗一洗，但是不知这些旧衣放了多少年，也不知放在哪里，毕竟是弊大于利。这应该归为服俗中的陋俗。有的则给小儿送夹袄，即使夏日炎炎，也要穿上这有里（喻礼）有面（喻脸面或外面儿）的夹袄，而不能穿单衣。天津人还格外注重婴儿满月时的“面饰”——涂色。这一天妈妈要抱着孩子由孩子父亲送到外祖母家。当外祖母一掀开襁褓时，先要看一看婴儿的鼻子上涂没涂黑色，而当母子俩在娘家住过一阵儿，俗称“挪臊窝”后，临要回到自己家时，再由外祖母在孩子鼻子上涂上白色，这叫”黑鼻去，白鼻来”，一般黑用锅底灰，白用面粉，把个不懂事的满月婴儿装扮得滑稽可爱，平添了几分戏剧色彩。朝鲜、日本和欧洲诸国的婴儿服饰
朝鲜人格外重视婴儿的周岁礼。当孩子一周年的那天，孩子的妈妈先要把自己打扮一番，穿上最好的衣服，妆化得香味扑鼻，宛如即将结婚的新娘。然后再把孩子打扮得更加美丽可爱，给孩子穿上精工制作的民族传统服装。若是男孩，上身要穿五色的彩绸短袄，外加坎肩；若是女孩，上身就要穿上小巧精致的斜襟短袄，前胸处也要缝上两条飘带，下身则穿上美丽的罗裙。这样一装扮，孩子就像是商店里着民族服装的玩偶了，整个仪式喜气洋洋，孩子美丽得如同绽开的小花。为了庆祝孩子的第一个生日，不仅父母要忙上几天，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要前来祝贺，并给孩子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除了食品、玩具以外，总以服饰为主；老年妇女要给婴儿带来一挂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棉线，并将它套在孩子的颈间，希望孩子能做一个纯洁的人，并祝愿他像这长长不断的线一样延年益寿。
日本很多习俗与中国是互通的，例如新生儿剃头时要在后脑处故意留下一撮头发。中国称之为“鬼见愁”。日本人认为有了这撮头发，在危难时，产神就会来营救。另如穿“百家衣”的形式也与中国相同，只是其含义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意在取百家福寿，日本却在说明新生命的诞生，为村落共同体增添了新的成员，需要靠大家的力量和智慧来抚养。日本人在婴儿周岁仪礼中有一次活动，极具日本的文化特色，带着浓浓的武士道精神，这就是在周岁小儿的身上不戴过多佩饰，却放上一张被称作“力饼”的面饼。因为日语“饼”的发音同“持有”的“持”字同音。这样，身上放一张“力饼”，就是“有力气”或“力量大”的谐音词，借以祝愿小儿力大无比。这倒与我国西藏东部至四川、云南边境的古彝习俗有相近之处。古彝人值小儿初生时，以冷水洗浴，再以牛屎洗濯其头，俗传这样能使小儿力大、胆大，可以临事不恐不惊不畏。
欧洲人在祝贺婴儿出世时，很直接地定了一个“送礼会”。欧洲人有着明显区别于亚洲人的直率与坦诚。新生儿一出生，他的父亲或是祖父母就要兴高采烈地发寄“报喜卡”。如果是抱养的孩子，也要为抱养婴儿的母亲举行送礼会，整个聚会的内容与庆祝新生儿的出世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请帖上要注明孩子衣服的尺寸，因为抱养的孩子可能比新生儿大，就不像新生儿那样好置备统一的婴儿服饰了。由此可见人们对服饰的重视。
欧洲人送新生儿礼物可以是服饰，也可以是毛毯、浴巾，或是银叉、银匙等不限，但是为婴儿举行洗礼时，婴儿及其参加洗礼的客人的服饰必须符合礼仪。罗马天主教或主教派教会曾规定，婴儿应于出生后的第一周或第二周的礼拜日举行洗礼。现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一般要在小儿满月前两天去教堂举行仪式。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往往在婴儿出生后两个月到六个月时举行洗礼；而拉丁语系的国家，婴儿在出生一两天时就举行。无论在什么时间举行洗礼，婴儿的服饰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一点教会根本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完全依据传统习俗。
新生儿的服饰要由亲生父母准备，而不是由教父母置办。有些家庭给婴儿穿的是父母乃至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受洗时穿的衣服。总之，男女婴儿的衣服都必须为白色。衣长要超过脚面，料子用柔软的细纱，镶有花边并饰有手绣的花，外面还要再套上精制的白色长外衣。如果没有家传的精美洗礼服，也可以用一套朴素的白色长衫代替。
参加洗礼的客人穿平时做礼拜的服装，婴儿母亲穿带颜色的服装，在这个场合中，不穿黑色。根据所在教区的习惯，婴儿母亲还可以戴帽子或头纱。这些亲属和客人的服色虽然不像婴儿服那样要求严格，但是他们的服饰是为了婴儿出生的重大仪礼而确定的，同属于人生仪礼的服俗。
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陷入到层层叠叠的服饰民俗之中。尽管婴儿长大以后，对这些根本没有印象，但是作为新生儿的父母，作为整个社会的人来说，却标志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人们在这里看到生命的延续，看到了未来，也似乎看到了希望，因而以自认为有寓意的服饰，去举行多年传承下来的仪式，就好像是在为下一代的人生大厦奠基一样。
新的一个被服饰所围绕的人，一生下来，便是社会集团中的成员。生命，从此开始，也从这里闪光，服饰将从此伴随他走过一生。
成年礼服饰
在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原始部族，将儿童长成大人的年龄界限看得非常重。不像现代，当中学生自觉长大以后，只知”十八岁花季”，可以自为地穿上成年服装。甚至于几岁的幼儿，只要父母有兴趣，也可以完全按成年人的装束打扮他，西装、领带、皮鞋、手表，女童还可以烫发，当一切就绪以后，俨然是一个“小大人”。至于儿童的穿着，人们只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为了免使其受到成年服饰的约束，才给他或她穿上宽大、舒松、鲜艳等所谓能照顾儿童特征的服饰，而并不是从意识上受到某一种限制。
古代社会以及如今尚存留的原始部族，都认为儿童成为大人是很严肃的一步，是人生中的一项大事。儿童一旦成为成年人，就意味着他可以从此参加部族中的议事，可以谈情说爱，寻求配偶，并且有义务为这一个群体去战斗乃至献出生命。以古代社会和原始部族的这种不成文规定（这正是民俗形成的特征）来与近代文明社会相比，前者儿童到成年的进程是跃进式的，一步到位；而后者儿童到成年只是循序渐进的，人们将其分为婴儿、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就前者来讲，这一跃进需要一种民俗形式，那就是“成年礼”，或叫“成丁礼”。成年的最外显的标志就是更换服饰，变异发型。一穿戴上约定俗成的成年人服饰，改为成年人的发型，儿童就从这一刻起算作成年人了。古代社会习俗
古代社会有关成年的仪礼规定，当属中国最为明确而且完备，其最明显的即是服饰。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于两汉时编纂的《礼记》中有多处文字记载。如《礼记·曲礼上》有：“男子二十而冠。女子许嫁而笄”，而且称20岁人为“弱冠”之年，意为刚刚进入成年。所谓冠，在这里是指像成年人那样穿礼服，因为礼服中就以冠戴为主要标志。加冠的程序是，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再加爵弁，俗称“三加”，加冠以后的人才能除姓名外使用字、号。加冠这一年，就称为这个人的“冠年”。女子加笄，笄就是簪子。幼年时垂发，连同男童都被称为“垂髫”。潘岳《藉田赋》中有“被褐振裾，垂髫总发”，陶潜《桃花源记》中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都是以发式点明那个年龄段的。女子盘发插上簪子，也要举行仪式，名为“加笄礼”。
关于男子加冠和女子加笄的年龄，因地因时有异。如清代时山东等地，男子15～20岁之间可随时举行加冠礼。安徽的江淮地区则一般就在15岁或16岁。女子加笄全国流行，但年龄限定不一，有些是在15岁时，也有的是在结婚前。《仪礼·士昏礼》中就有“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后来大多在婚前一日，请一位多子多孙的老妇人，给这个女子修额，用细丝线绞除面部汗毛，洗脸沐发，挽髻加簪。
伴随加冠、加笄礼举行的仪式，也根据各家的地位和经济条件，规格、场面悬殊。一般的是要隆重设宴，宴请嘉宾，宾客也要带些礼物以相送。而且，即将加冠者要事先到亲友家去行礼，谓之“告冠”，亲友前来送礼，谓之“冠敬”。加笄时早先也有以童子为宾的，让童子为其换发（式）作结，然后以笄弼之。再由加笄者去拜祖先，拜父母。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说过：“冠礼……是自家屋里事，有甚难行？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这样一来，冠礼虽然还是以服饰来标明成年（如《论语》中称不同年龄组的就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说法），可是其显示的社会性却较前为弱了。
日本受中国影响，古代也十分重视加冠礼。天武天皇十一年（683），日本仿照唐冠礼制，制定了结发加冠制度，当时的冠，有漆纱冠和圭冠两种。冠礼仪式又称“元服”，这也是继承了中国汉代关于冠礼的说法，在颜师古为《汉书·昭帝记》作注时就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续日本纪》记载，和铜七年（714）六月，“皇太子加元服”，这个皇太子即是后来的圣武天皇。至平安时代的清和天皇（858—876）在位时，古代日本有了较为详细的加冠礼节。诸如根据能不能上殿，即是否具备上殿资格而分为冠和乌帽。到了镰仓幕府时期（1185～1333），一律用乌帽而不再用冠。16世纪以来，除社会地位极高的家庭和神职人员以外，普通民众只需剃去额上的头发，留个名为“月代”的发式，也就算到成年了。近代以来，在广大民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俗，即在孩子到了13岁左右，母系亲属赠其漂白布或红布以作为兜裆布，就是对孩子成年的祝贺了。古时，加冠后，社会予以承认，也予以制约和管理，如武士可从此领取俸禄；农民则从此须交纳人头税，并具备结婚资格和享有继承财产的权利。近现代以后就成为一种带有情趣的民俗活动了。
女子成年仪礼在奈良与平安时代的标志是着裳和结发。着裳就是将裙子系在腰上，结发则与中国的及笄十分相似。只不过中国古代时多在女子15岁时及笄；花蕊夫人《宫词》中有”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日本则在女子13～17岁左右，根据月经初潮来临，确定其成年仪礼。月经初潮来临导致以腰带系下裳，由此也将系腰带和男子系兜裆布视为成年的标志。日本静冈县滨松地区，每逢亲友间有少女已见初潮，众亲友都要为这个女子送来装有米的袋子，上面写着“恭喜初花开放”，从此，便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除了加冠和加笄以外，日本人在奈良、平安时代，还曾把牙染黑以作为成年的标志之一：“其士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乌桔子（五倍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其贵贱。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良贱，亦染黑牙始嫁”。染黑牙的习俗至明治时期，已趋绝迹。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规定年满20岁的男性为征兵对象，这样，人们就将成人的年龄延至20岁。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又规定每年的1月15日为成人节，这一天，年满20周岁的男女青年都要穿上传统的和服或西装，以庆祝自己从此被纳入成年人的行列。古代的民间自发并自然形成的服俗，也经政府规定而成为法令和节日了。近代古俗遗韵
一些长期生活在偏僻地区的部族，由于与现代社会交往较少，因而生产工艺和技术停滞不前，但是，也正因此而保留下更多的人生大事仪礼，如同陈年老酒一样，具有浓烈的民俗意味。他们仍然重视成年礼，因为这不仅表示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被接纳与延续，而且还象征着一个部族的兴旺与繁荣。
中国少数民族中尚保存着这一成年礼中的服俗。如凉山彝族少女有“换裙”的习俗，她们将此认为是与出嫁同等重要的人生大事。当少女至15～17岁时，个别的也可以在13岁或19岁，但不能太早或太晚，只要是单岁时就可以。换裙前的女子梳单辫，穿浅色二接裙，裙边镶有一粗一细两条黑布条。换裙仪式定在少女的月经初潮之后，母亲最了解女儿的生理状况，一般临近换裙前就为女儿准备好头上戴的花边黑色哈帕、新裙，购买各种颜色的珠子和项上挂的银牌等服饰品。换裙的日子，是请许多老年人推算出来的佳期吉日。这一天，众亲友纷纷登门，有的来客还要送礼祝贺。即将换裙的女子家则要杀猪宰羊，一派喜气洋洋。不过，被邀请的都是女性亲友，尤其是换裙仪式进行中不允许任何男子在场。届时，她们请一位漂亮、能干、关系又与主家较近的妇女，给换裙者梳头，带哈帕：将原来梳在脑后的单辫梳结到前面来，正中分开，在耳后梳成双辫，再戴上哈帕。额前的刘海儿也用少许水打湿抹光。然后给其佩上艳丽的耳珠，最后换上红、蓝、黑等对比强烈的三接或四接长筒百褶裙。经过这一番打扮，少女顿时显出女性特有的妩媚、端庄与秀美，一副含羞藏娇的样子。
哈尼族与彝族同源于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西双版纳的鸠为支、吉座支姑娘，要经过三次改装，以完成从童年到青年的外部形象，特别是以服饰形象塑造全过程。从15岁开始，一个村寨的同龄姑娘相约同时在腹部裙子外面围上有两片花纹的精美的宽腰带“纠章”，宽约7厘米或8厘米，两头垂在腰间，并且互相用紫梗染红牙齿，表明已进入青年阶段。17岁时做第二次改装，脱掉少女的小圆顶帽”欧厚”，改戴缀有银牌、银泡、彩珠的方形斗帽“欧丘”，表明姑娘可以接受男青年的求爱了。18岁时，整个胸前都用银牌、银泡装饰起来，改“欧丘”而为“欧昌”。有些地方一戴“欧昌”，即在“欧丘”上包一块黑布的首服形式变异以后，就表示自己已经属于某个男子，别的男性就不要再向她求爱了。还有的地方，当15岁围“纠章”时，要在头部和项部悬挂一种草珠子，哈尼语叫“搂巴”。哈尼族男青年15岁时，摘掉少年戴的圆帽“吴厚”，改为布包头“吴普”，同时要与女青年一样染红牙齿。在勐海县帕真、巴和及帕沙等村寨的男子还要在成年后包色彩艳丽的红包头布，直到结婚才改为黑包头布。
与哈尼族同在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姑娘到了11岁或12岁，就开始耳挂银环、银塞，耳塞配以红、黄、蓝各色丝线，头戴银牌，胸前饰有各色玻璃珠。到了15岁或16岁时，母亲会送给女儿一个小竹篾、一套新衣服、一个染牙齿的铁锅片，外加一个小板凳，这些都是谈情说爱时所必需的，表明姑娘已经成年。男孩子到15岁或16岁时，要举行叫“节”的成年礼，母亲也要给他准备一条毯子、一个装槟榔的银盒或铜盒等，这些也是谈情说爱时离不开的，从此男孩子便加入到小伙子的行列。
藏族人在姑娘15岁或16岁时，要举行一个名为“戴头”的无偶单婚仪式。贵族人家要在男孩子13岁或14岁时选择吉日将发辫梳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