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理·恩格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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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查理试读：
第一章
一九六二年，我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郊外山区的一个偏僻小镇。从学会走路开始，我就是被放养着的。我的父母曾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译注：简称UNC，下文同），大一参加暑期文学班的时候，他们在在课间休息抽烟时认识了彼此，那时他们才十九岁。父亲名叫理查德·恩格尔，那时候的他六英尺三英寸高（英制单位：1英寸=2.54厘米），身形消瘦，脸形精致，经常穿着紧身卡其裤和带扣的衬衣。他曾在UNC的传奇教练迪恩·史密斯手下打过篮球。母亲名叫丽贝卡·兰森，那时候的她五英尺二英寸高，棕色短发，黑色的眼睛，活泼任性，是位崭露头角的剧作家——她的父亲曾是美国跑步界的代表人物，后在UNC担任田径赛跑和越野赛跑教练一职。母亲学生时代并没有投身于运动场或跑道，十六岁的时候她成了一名未婚妈妈，也因此被送回了家。最后她生了一个女孩，并放弃了抚养权。数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找到那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我三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父亲一九六六年加入了军队，并被送到了德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未曾见过他。后来我发现父母之间还有一个协议——在我面前绝对不谈任何不好的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父亲离开的那天起，母亲很少谈论起他。离婚后的母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校的工作和她的剧本之中，还有对她所受到的不公待遇的抗议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北卡罗来纳州，有许多令人恼火的东西存在。
母亲后来再婚了。她的新任丈夫可卡·艾瑞厄是位导演、制作人、演员、摄影师、画家兼雕刻家，他最喜欢的创作主题是我母亲的裸体。他是位绅士，来自传统的南方家庭，有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替代我的“父亲”。我无视他的规定，嘲笑他对我的惩罚。十岁之前，我们一共搬过五次家，可卡和我的母亲一直在建立新的剧组，追求新的学位，纠正错误的事。每次搬到新家，邻居都会觉得我像一个怪人——长着一头齐肩的散乱长发，有一对嬉皮士一样的父母，周末的时候也不参加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比赛练习，而是参演激进的戏剧，参加反战抗议活动。当法院宣布废止种族歧视时，我正和一位说话轻声细语名为厄尔的黑人男孩交朋友呢，在我那些保守的白人同学眼中，我就变得更加古怪了。
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达拉谟市乡间的一个单层房屋中，房屋很老旧，油漆剥落，门廊很低。母亲很喜欢这地方，她觉得这里非常有“个性”并且“骨骼强劲”，我也很喜欢这里。每个月我都会穿过奶牛牧场去房东那里，将一百美元的房租交给他们。每当我奔跑着穿过田野时，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詹姆斯·邦德，跳过带电的栅栏，跃过粪池，在公牛群之间穿梭前进。每次到达温布理家的时候，我都是气喘吁吁的，头发也被汗弄湿了，腿上满是泥浆，还沾着些草。有时他们会邀请我进屋，请我吃冷藏的牛舌三明治和摘自他们花园的黄瓜。
可卡和母亲在当地的戏院工作，他们自己写了这些剧本——一些很艺术化以及内容有些前卫的剧本。他们经常开派对，每次开派对的时候，我都会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看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将音量开到最大掩盖屋外传来的噪音。我还会将门关上，因为总是飘进来怪味——大麻、香水，以及化学物品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从来没有错过“今夜秀”节目，哪怕第二天要去上学。我喜欢约翰尼，但更多是因为艾德·麦克马洪才看的。我记得我曾幻想他成为我的父亲，用他那在节目中令人愉悦的声音，逗得我捧腹大笑。“查理在哪？”他会用洪亮的声音说出他最关心的事，“我的小男孩在哪儿？”
当约翰尼和艾德的晚间节目结束时，我会走出房间，因为又渴又饿。记得有个晚上我穿过客厅去厨房。客厅里非常乱，地上到处都是空瓶子、吉他盒子，还有拖鞋。我在沙发前停了下来，一个女孩正躺在那里，一只手臂笨拙地垂在地板上，她正在酣睡。面前的矮桌上有两个打开的啤酒瓶，但都还有一半以上的量。我看了她几秒钟之后，继续前往厨房，打开了冰箱，发现里面只剩一罐奶粉——我讨厌这些演员——以及可卡自制的橘子酒。
唱片停止了播放。我回到客厅，将唱机的唱臂放到转盘上，将唱针放下。沙发上的那个女孩还在睡觉。我拿起一瓶啤酒，闻了闻，然后猛地喝了一口。酒有些苦涩，但我忍着又喝了一大口。喝完一瓶后我又拿起了一瓶。啤酒让我感觉到温暖和漂浮，还有冷静，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上施了魔法，对我说：“你看，查理，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在那个潮湿的夏末晚上，伴随着唱机里传出的珍妮丝·贾普林哭泣般的声音，酒精在我的大脑里插下了一个小旗子，宣告对那块领地的所有权。
我们房子后面约半英里处，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里有一个又冷又深的池塘，周围生长着许多松树、胭脂栎、杜鹃花。我经常会在池塘边逗留很久，看着水泡在飞碟般大小的浮叶间跳动，还有飞舞的蚊子在石头上跳跃，有时我还会用藤条杆钓鱼。感觉热的时候，我会脱下衣服，跳进水中游泳，然后躺在温暖的石头上，在斑斑点点的阳光下晒干自己的身体。这片树林是我的梦幻之地，我会在其中扮演我想要变成的任何人。
我幻想自己是马歇尔·马特·狄龙，是侦探乔·曼尼克斯，我还会在这里练习我的功夫动作。在这里我就是乔尼·奎斯特——我是如此喜欢《乔尼大冒险》——我幻想自己和聪明的本顿·奎斯特博士一起乘坐飞机从棕榈钥匙岛出发，去西藏，去加尔各答，去马尾藻海，去探寻一些超级大秘密，去完成拯救世界的任务。
一天午后，我像往常一样在池塘边玩着，突然听见一阵隆隆的雷鸣。绿色的风暴云在树顶沸腾着，叶子随风飞舞，发出呼呼的声响。一滴雨落在我身上，然后又是一滴，接着变成了倾盆大雨。我开始往家里跑，在树木之间急速猛冲，边跑边脱下短袖。跑出树林时，一束锯齿状的闪电击中了前方的地面。我跳过一个栅栏，又跳过一个满是水的沟渠，沟渠里的水正飞速流动着。抄近路穿过茂盛的草丛，看见母亲正站在门廊处等我。我挥舞手中的短袖，大喊着，母亲也挥手回应着我。“我就在外面！”“什么？”她喊道。
我跑到阶梯旁，脱下短裤，和之前已经湿透了的短袖揉成一团扔给了她。她抓住衣物后笑了起来。“我就在外面！”我再次喊道。
浑身只穿着棉内裤的我再次冲到了门外，大声叫喊着，每一道闪电都让我兴奋不已。我绕着院子狂奔，一根长长的藤条勾住了我的手，我用力摆脱了它，举起手臂在雨中自由地挥舞着。我全身都湿透了，却感觉到了自由、平静和快乐。直到今天我还记着那种感觉，那种跑到筋疲力尽的感觉，它让我无所畏惧。
一九七三年夏，母亲决定举家搬到纽约的阿提卡去。早在两年前，她就被阿提卡州监狱的暴乱所激怒。在那场暴乱中有四十三人死亡，死者中的大多数是被三十英尺外高塔上的警卫射杀身亡的。在此之前母亲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监狱里和囚犯们待过一段时间，母亲将他们的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了一部剧。她申请并获得了为期一年的授权，这样她就可以在戒备森严的阿提卡监狱做同样的事。暴乱发生的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她认为这是一个信号，是命运的安排。
母亲与我挤进了我们的黄色大众汽车，车内与车顶全是行李。可卡不和我们一起去，挥手与他告别后，我们便驱车一路向北驶往阿提卡。很多年后可卡告诉我，当时他不该同意母亲带着我北上。但当时他白天要工作，晚上则忙于戏剧创作，实在是无暇照顾我的生活。
我们在一家面包店楼上的小公寓内安了家，公寓里满是肉桂与新鲜面包的味道。母亲在唯一的卧室里的地板上铺了一张床垫，然后就睡在上面，而我则睡在客厅里一张破烂的沙发上。房子后面有一条铁路，每天早晨六点火车都会轰鸣着经过，还会鸣响汽笛。这火车也就成了我的闹钟。下雪天母亲被困在监狱无法回家的时候，我会逃课，在铁轨旁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这些孩子中有和我一样是逃学的，也有已经辍学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在监狱里担任警卫。
我们会在铁轨上堆叠硬币，等待火车碾压它们来打发时间。有时，一些年纪较大的男孩会给我们一些大麻或瓶装的酒精饮料。我并不喜欢抽大麻，它让我感觉迟缓，昏昏欲睡，不过我喜欢酒精饮料。有几次我喝得非常多，甚至在铁轨上呕吐了起来，但我并没有因此停止。每当喝醉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解脱感，但这种解脱感来自何处？我并不知晓。
有一天，我们发现一个男人跟着一辆慢速行驶的火车跑着，跑着跑着他就抓住了车厢上的一个把手，然后翻身跳了上去。我们被惊得合不拢嘴，直直地看着火车渐行渐远最终消失。
那一刻我决定也要跳上一辆火车。但我并没有将这种想法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失败或临阵退缩。大约一周之后，我鼓起勇气跟着一辆火车跑起来，却发现实践起来要比看上去难得多。铁路基床的石头凹凸不平，轨枕之间的空间又非常大。我被绊倒了，倒下的地方距离车轮仅有六英寸远。我应该马上离开，但我并没有。我在心中计算着时机，如果我在跑步的时候每一步距离都和轨枕间距一样的话，我就能跟上火车的速度。
一个周六的早晨，母亲去工作后，我决定再去试一次。我穿上了父亲的旧士兵夹克，虽然对我来说有些宽大，但这是父亲留给我不多的东西之一。到铁轨旁后我便躲进灌木丛中，等待火车的到来。当我看见一列火车其中的一节车厢是打开的时候，我起跑了。当我的速度与火车不相上下时，我便鼓足勇气朝着那节打开的车厢跳去。一阵疼痛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子一半在车内，一半则挂在车外，我感觉到一根手指正好抓在地板缝隙之间，借此我便将整个身子拉了进去。我转了个身，气喘吁吁，刚才的急跑使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成功的兴奋大约持续了五秒。空无一物的车厢不一会儿便让我感到无聊，而且车厢里还充斥着尿骚味。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去了，火车还在飞驰着。我感到非常无聊，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从火车上下去，从开着的车门向外望去，我想要跳下去。我想象自己像电视中的演员一样，在撞到地面的一刻顺势滚起来。我看了看前方，希望能找到一片柔软的地方用于落地，但只看到了石头和又肮脏又干硬的茂密灌木——因为我的相对速度非常快。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自己挂在门旁的把手上，然后尝试着小心地落到地上。
抓着冰冷的钢铁，手心上全是汗，我摇晃着身体凭借惯性使自己摆到了火车外部。脚下的大地正在飞速地移动着，火车跑得很快，我不得不紧紧贴着车厢。我意识到如果我跳了，可能会被火车碾死。但此时我的脚也够不到车门无法回去。我的手在打滑。我把一只穿着运动鞋的脚伸向地面，想要这样感受火车移动的速度。我的手渐渐无力，已经无法再坚持挂在车上了，于是我放开了手，并发力快速向前奔跑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不管如何，我成功地站稳了，看着火车离我越来越远。“我成功了！”我一边减慢速度一边兴奋地叫道。我举起自己的双手欢呼着，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超级英雄——是无敌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里距离家可不是一般远。
急速奔跑使我的身体摇摆，我开始在铁路上奔跑起来，沿着它一路朝阿提卡跑去。我一直奔跑着，想象着我家那丑陋的公寓建筑会在下一个拐角处出现。偶尔我会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走一段距离，然后继续奔跑。我几乎跑了两个小时，最终我看到了家。回到家后我便瘫在了沙发上，没过多久母亲就回来了。“我从楼下拿了两个肉桂面包，放了一天了，不过看起来还不错。”她边说边举起一个小纸包，“你今天过得如何？”“不错。”我说。“你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
如果把实情告诉她的话可能会有些麻烦。我从来没有和妈妈争吵过。我想把这事作为秘密保留给自己：搭乘火车，跳下火车，然后又跑了数英里回到家。
在读八年级之前，我的母亲问我是否想要和父亲一起在加利福尼亚生活，还有我的继母莫莉和继妹迪娜。我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我曾见过父亲几次，而且相处得很愉快：他带我去了迪士尼乐园还有沙滩。他不像妈妈一样充满深情，但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如果我移居到了加利福尼亚，我便可以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这让我很兴奋。我的母亲和可卡从来没有就此事达成一致：制服、练习、比赛，还有日程表。我告诉母亲我想去，但话说出口后我便感到这是件非常糟糕的事。
后来离开的时候母亲哭了，但不管如何，我还是能够理解她所从事的救济他人的工作。如果我不在她身边的话，她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她的工作。我知道那件工作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登机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罪恶感，困惑她为什么就这样让我走了。
到了加利福尼亚后，很快我就签约参加了波普·华纳的橄榄球队，尽管之前我仅在电视上看过橄榄球。那时我六英尺高，却瘦得像耙柄，体重刚好达到其最低限度——一百二十五磅（1磅=0.4535924千克）。我上场的时间非常少，但我喜欢那种身为团队一份子的感觉，我喜欢训练——特别是跑步。训练结束后，我会独自去操场多跑几圈，等着继母来接我。一次跑步的时候我发现越野赛跑的教练一直盯着我看。“嘿！”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叫住了我，“你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赛跑选手，而不是橄榄球选手。你愿意跳槽到我的队吗？”
第二天我便转到了赛跑队。训练的时候我穿着橄榄球鞋，因为我没有跑鞋。在一段三英里的越野跑训练中，有一些男孩轻蔑地对我说：“不错的鞋子。”但我并不在意，能跑步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第一次训练结束后，我便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属于何处。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次跑步比赛，当发令枪响起时，数十名男孩互相推撞着，都想争取一个好位置。在起跑的数百码距离内，我被绊倒了数次。我想要站起来继续跑，但就像被海浪拍打一样不断地倒下。一只鞋子踩在了我手上，鞋钉扎穿了我的皮肤。我抬头想看清到底是谁踩到了我——一个穿着亮绿色短裤的孩子正快速离我而去。当我终于站起来再次奔跑时，我仿佛得到了某种新的强大的能源，它如同火箭燃料一般，肾上腺素和愤怒一起冲击着我。
我向前冲着，追上并超过一名又一名选手。我就像是在飞翔，直到来到一条小溪前。因为之前从未参加过越野跑，我从来没有在跑步中弄湿过我的脚，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停了下来，身后的一个男孩撞倒了我。“别停下，混球。”在刚要站起来的时候有人冲我这样喊道。我看到其他选手继续涉水而过，没有一人摔倒。“加油，查理。”我的一位队友经过时对我说。“加油，查理。”我对自己说。我再次站了起来，再次迈步奔跑，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了溪流，重新上了小径后我加大了步伐。现在我再次有了移动的空间。赛道上的人越来越少，几分钟之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树林中奔跑。周围很安静，我甚至能听见脚踏在泥土上的声音，还有均匀的呼吸声。我感觉有一种优雅的动物在随着我奔跑。当我从树丛中来到一片开阔区域时，看见有六七个男孩在我前面奔跑着。在这群人中间，我看到了那个穿着绿短裤的孩子。我加速追赶他。
就在我接近的时候，他回头瞥了一眼并看见了我正在以非常具有攻击性的速度追赶着他。他也加速了，从右侧冲出了选手群。我尝试更加努力地去跑，但双腿却突然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仿佛在泥浆中奔跑。绿色短裤以第一名的成绩越过了终点。他的鞋钉踩到我，虽然我的脚在流血，他也没减速。
我蹒跚着穿过终点完成了比赛，成绩是第十五名，我双手搭在膝盖下，想要让呼吸平稳下来。当我直起身的时候，我看见绿色短裤正在朝我走来。哦，该死。他想干什么？“跑得不错。”他说，朝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走开了。
跑得不错。跑得不错。这几个简短的字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我的坚持得到了认可。接下来那个赛季我再也没输过，并在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区域预选赛上获胜。在州级比赛时，我取得了第十三名的成绩。对于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我还想要更多。我想要变得更快。
冬季，我加入了学院的篮球队，因为这样我可以保持更好的体形，有利于来年春季参加田径运动。第一次参加田径运动会时，我便赢了半英里赛跑、一英里赛跑，还有三级跳远。我的队友拍着我的背向我祝贺，我的教练说我是天生的跑者，还说如果我努力锻炼的话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当我把三个奖牌拿给父亲看时，他看上去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感动。那个赛季，我希望他能来看一场我的比赛，但他从没来过。在那个赛季，我战无不胜。
那个学年结束后，父亲决定搬回北卡罗来纳州，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兄弟一起开始新的工作。但我却感到很沮丧，因为我想在加利福尼亚参加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我就能有机会在比赛中击败那些曾在越野比赛中击败过我的人。
但父亲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而我的教练告诉我，如果我能准时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的地区比赛，我就有机会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的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只要能跑步，我不介意搬家。最终我赢得了半英里和一英里比赛。我看见父亲出现在人群中，并对我说：“做得好……但如果你能在第三圈把节奏提得更快的话，那么你还可以把成绩提高一至两秒。”
上高中时，我一直做着能让父亲感到骄傲的事。我参加了橄榄球队、篮球队、棒球队、田径队。我还在学校的电视台上做了一个早间新闻节目，自己写稿并参与采访。一年级和二年级时，我是班里的班长，三年级的时候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三年级约有四百人，票选“最佳学生”时，我的票数位列前十。数家大学招募我去打橄榄球，而我很早就接受了梦想中的学校的邀请，它也是我们家族的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
表面上，我是一个完美的孩子，是完美先生，但这些并不是我最想要的。每个新的成就和荣誉只能给我带来短暂的救赎感，之后我必然会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多。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感到我就是自己，但和爸爸在一起时，我并不能成为完全的自己。父亲并不认为这是不好的事。他会批评我，特别是当他喝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严厉的话来指责我，比如无力的上篮、糟糕的传球、用“a”代替了“A”。他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负面的东西上，并将其视为正直的表现。他的父亲也是如此，祖父的传统是：赞扬是留给女孩的，轻蔑和嘲笑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三年级橄榄球赛季快结束时，在罗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的州博览会上我因为拿着一瓶啤酒而被逮捕，教练给了我一场禁赛。父亲感到非常愤怒，和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决定逃离，还怂恿我的女友和我一起走。之前我们只是约会了几个月，但现在却在认真严肃地讨论出走这一事。
她是三年级学生，有许多不想失去的东西，但在那一刻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往她的褔特汽车上装了很多东西，然后就驾车驶往南方的代托纳比奇（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一座城市）。在比奇，没有人会来检查我们的身份证，哪怕当时我们只有十七岁，我们依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喝朗姆酒。我找了份餐馆的工作，在假装了两周的大人后，我们便不得不选择回家。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父母，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同时这也让我们感觉压力很大。
回家后，父亲先无视了我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参加完橄榄球练习后开着车进了车库。那时他正在外面，他从车上拿下来一些东西。我假装在整理我的书和背包，希望他能回房间，留我一个人。但当我抬起头时，他双手交叉盯着我看，他的脸通红。我非常不情愿地从我的大众汽车里出来了。“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缓缓地说道。“别担心。”我说，“并不是你的问题。”“这就是我的问题！”他叫道，“你把你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全毁了，你把你在大学打球的机会给毁了。”“是的！我知道！”我也喊道，“我根本不在乎！”
他朝我走了几步，把一只脚抬起，好像要踢我一样。我躲闪了他，没有命中目标使他失去了重心，摔倒了。在他的脚飞在空中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鞋底，听到了他落在柏油地面时发出的令人讨厌的坠地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跑回了车里，开着它上了街。在驶离之前我又看了一眼我的父亲，他正在挣扎着起来。
我知道他是对的，一切都糟糕透顶。错过了一些关键的比赛后，我失去了在大学里继续打橄榄球的机会。我本是久负盛名的UNC摩尔黑德奖学金的候选人，本有机会免费上这大学，但现在这些都被我给毁了。事情被我弄得一团糟。但我知道我可以在大学里救赎自己。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学习，获得好的分数，远离麻烦。
第二章
十七岁的时候，我作为大一新生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最初还有点期待会出现“欢迎查理·恩格尔”这样的横幅欢迎我。但只花了几周的时间我就发现了一个不幸的事实——在这里我只是个处于平均水平的学生，最普通的那种。四千名闪耀的优秀学生汇聚于这个校园，其中有许多人比我聪明得多，也比我好看，我还得痛苦地承认，有许多人比我更具运动天赋。
我受邀作为临时队员参加了几场橄榄球赛，但开学后不久我便扭伤了自己的脚，不得不退出橄榄球队。我失去了机会，似乎不会再有转机。接着我努力想办法加入越野跑队。我可以继续家族的传统，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体形。我觉得自己可以成功，但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继续祖父的传奇。我参加了一个培训课程，而且这个课程就是以祖父名字命名的，但事实是逃避比承担失败更加容易。
入学第一个学期的几周之后，我到了十八岁，也学会了玩双陆棋。这两件事意味着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喝酒了。此后我要么在市中心酒吧玩乐，要么就是在宿舍大厅弓着身玩双陆棋。我们把双陆棋当成一个酒令游戏——啤酒棋。我们设置了一套复杂的规则和条件，目的就是让玩家们烂醉如泥。转到幺二，喝酒，转到双六，喝酒，转到两个零分，喝酒。失败者要喝酒，胜利者也要喝酒。我不知道我是否擅长这游戏，但我是冠军，是大学代表队成员，是首发成员，是最能喝的人。我找到了我能闪耀光芒的地方。
尽管我酗酒，但我还是会去参加JV篮球，教练是罗伊·威廉姆斯，我加入了球队。对于UNC的篮球史来说，那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时期：迈克尔·乔丹、詹姆斯·沃西、萨姆·帕金森都是这所大学的代表球员，他们都曾在教练迪恩·史密斯的手下打过球。我知道我无力与这些人竞争，但我想成为这支球队的一部分，因此我决定成为球队经理，而不再是球员。我希望自己最终能升到代表队。我的家族有着这样的传统。我的叔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是代表队的经理。是的，我只能坐在板凳后面递毛巾和水，但我是给篮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递毛巾和水。我是这支团队里非常小的一部分，当他们赢得一九八二年NCAA冠军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疯狂的喜悦。
我爱这一切，但我更爱饮酒。我有时会迷迷糊糊的，在记录数据统计表的时候总出错。四名JV经理争夺一个公开的代表队经理一职时，我没有得到它，也没有资格得到它。
大二学年开始的时候，我的室友麦克和我参加了大学生联谊会。我们从一个房子跳到另外一个房子，一场接一场地参加派对，乐于向那些想要灌醉新人的兄弟们提供帮助。我决定申请加入Sigma Phi Epsilon（美国一个大学生兄弟会组织），成员是大学生运动员，成绩优异，总有美女围着他们，他们大多数都穿着牛仔裤和短袖，我非常喜欢这种穿衣风格，而不是穿着嬉皮士风格的休闲鞋和带有纽扣的衬衫。
我很高兴自己能成为这群家伙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我，哪怕是我弯腰吐在自己的鞋子上。后来喝酒的法定年龄提升到了二十一岁，酒吧不再是我能去的地方。但我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饮酒，那就是兄弟会房子下那个发霉的地窖。
对于Sig Ep的男孩来说，自驾游是非常常见的活动。我第一次自驾游是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恩，布恩处于群山之中，我们在那里滑了一天的雪，和阿巴拉契亚洲的兄弟们一起开了场派对。我们搬了一整桶的啤酒到租的车上，车上放着滚石乐队的歌，伴我们度过了长达两小时的旅途时间。
在去布恩的路上，史蒂夫，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孩子，从口袋里拿出了些东西。“想试一下吗？”他举着一个看上去像小型解码环的塑料装置对我说。“什么东西？”“让你飘飘然的东西。”“哦，好啊，当然。”我说，其实我是不想暴露自己的无知。
我吸入粉末，然后闭上了双眼，像他一样将头往后仰着。“谢谢你，伙计。”我说。
我坐着不动，等待着药物效果发作。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或两瓶啤酒的时间，我依然在等待着。也许是因为我摄入了太多酒精的缘故，或是因为这粉末质量不怎么样，我居然毫无感觉。如果这就是可卡因的效果，那谁会要它呢？反正我不需要。但是我知道饮酒的效果，酒精会产生意料之中的效果，会让人变得麻木。喝酒是可靠的，而我在这方面很在行。我的酒量比大多数人要好，很早我就知道了如何从喝高之中快速恢复，然后再次开始狂饮。当我感觉可卡因对我没效果的时候我很安心。我不想再碰它，或者让其他东西，让我从喝酒中分心。
两星期后，在教堂山闹市区亨得森大街的一间酒吧后面，一个朋友再次给了我一些可卡因。出于社交考虑，我用美钞圈着吸了两下。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接下去的十年中会深深沉迷于寻找这魔法般的组合——可卡因、酒精、朋友、氛围，这些能让我重回人生巅峰的东西。
像很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同龄人一样，我认为这是无风险的放松娱乐，虽然价格有些昂贵。每到晚上，我都会和朋友们凑出一百美元，买可卡因，一起跳舞、喝酒。可卡因似乎能让饮酒的效果大增，因此我便更加喜欢这东西。我可以喝下一箱啤酒或者其它任何放在面前的烈性饮料，几杯龙舌兰酒或混杂在一起的酒，只要你说得出来的酒都没问题，喝完后我依然可以自己站起来。
我的朋友们也喜欢喝酒与吸食可卡因，但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我们之间非常基本的差异。到了晚上的某些时刻，他们会想着还有论文要写，还有测试和课程要参加。他们会退出，回到床上睡觉，只留下我独自一人对他们的离去感到困惑。那时候一般凌晨两点、三点、四点，我才刚开始兴奋起来。
很快，共享一克可卡因已经无法满足我。我的嗜好正变得越来越昂贵，为了保证自己的供应，我开始销售它们。一开始，我只会和兄弟会里的兄弟及亲密的朋友交易。然后变得越来越大胆，我开始出售给朋友的朋友，到最后不管是谁接近我都可以从我这里买到货。我告诉自己，我并不是某种卑劣的人，为了买一辆精品车或名牌服装而这样做。销售可卡因可以让我获得更多的可卡因。这是一件逻辑上非常简单的事。
当然，手头的毒品越多，我用得也就越厉害。在兄弟会，我有自己的单间，没有人知道我是否在里面。白天的时候，我会独自一人待在里面，在里面吸毒、喝酒。晚上是正式的娱乐时间，我会到外面去参加派对。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再也不去上课了。
连续的狂欢只有在毒品卖光或没钱的时候才会中止。我因为懊悔猛撞自己到呕吐。我发誓永不再犯，我发誓要让一切重回正轨，吃得健康，努力学习，让这正在下沉的船体重新启航。在我整个转变计划的第一步几乎永远都是穿上鞋子，出去跑步。
每当我处于兴奋状态无法入眠的时候，我都会拉低鸭舌帽遮盖眼睛，然后溜出宿舍的门。我会在校园内的建筑间穿行，然后穿过一片墓地到达田径赛场和蓝色的跑道。我以一种痴迷的状态跑步，膝盖波动着，双臂摇摆着，双眼盯着前方。UNC的钟每十五分钟鸣响一次，然后每小时又会敲响一次。慢跑者来了又走，但我一直在跑。三十圈，四十圈，五十圈，我加快速度直到我的肺和脚开始燃烧起来。我参加的派对越多，对我的跑步能力伤害就越大。所受的伤害越大，我就越无法跑快。当我最终停下的时候，我从喷泉里喝了些水，直到我的胃承受不住，然后走到灌木丛中呕吐，直到我的喉咙破了皮。我知道我活该受这些罪。我恨自己在学校的失败，跑步就是我的忏悔。
第三章
我的快速堕落并没有逃脱兄弟会兄弟们的注意。他们知道，我正在陷入泥潭之中。我所欠的钱并没有到一定要当毒贩来赚钱的地步，当时警察已经开始调查我的情况了。我的朋友吉米背着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需要把我带回家，不然情况会变得更糟。
当父亲没有敲门就冲进我的房间时，我还在进行着我的赎罪跑步，朋友喊我，我才回到房间里去。父亲看着我，摇了摇头。我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乱糟糟的，很久没刮胡子，又脏又臭，双眼通红。我避开了父亲的目光，开始往包里塞东西。在沉默中，我和父亲上了一辆租来的车，直接开到了机场。大学生活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当我的父亲、继母莫莉、继妹迪娜搬到加利福尼亚卡梅尔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去了。他们都认为这是我所需要的——一个新的开始。莫莉和父亲在蒙特利买下了两家三一冰激凌店，并雇用了我，他们让我负责运营其中的一家。起初我先在伯班克接受经营培训，我叫它圣代冰激凌学校，两周培训结束后，我获得了一个证明，这证实我成了一个拥有证书的蛋糕师。
我非常感激父亲给了我这个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信仰之跃，我并不想让他失望。开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但因为某些无法理解的原因，压力再次出现了，一种纠缠不休的需求。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周之后，我又开始参加派对。为了满足对可卡因的需要，我从冰激凌店拿了三百美元出来，并销售了一部分可卡因，获得的钱足够我还上从店里拿的钱，剩下的由我自用。我一整夜都没有睡，第二天早晨早早就回到了店中，将钱还回了收银机。到后来我从店里拿了钱不再还回去。我知道这行为非常卑劣，但我还是做了。
有一天早晨，父亲来到了店中。我正在后厨数钱，准备开张。“早上好。”当他来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他说。
我抬起头，他的表情严肃。“我原本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解决掉，但显然你没有。”“什么？”我说，“我就在这，不是吗？准时到了。”“旧习不改，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能改吗？”“不。”我说，看着自己的双手，“不，我想我做不到，对不起。”
我从他身旁经过，将店门钥匙和特许经营人的名牌放在了冰激凌柜台的玻璃上面，然后从前门走了出去。
我逃到了教堂山去看我的一些老伙计，他们还在勉强经营着学业，即使这是一个长达六年的学业规划。在一个深夜的兄弟会派对上，我见到了帕姆·史密斯。那时我刚从一个啤酒聚会回来，不管情况有多糟，我都会去快乐商店喝一堆酒，直到商店关门。当时帕姆有点害羞地走向我，面带着微笑，好像她已经知道了我的一些秘密。她要了一罐啤酒，而我也很高兴和她分享存货。她很苗条，及肩的长发，还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哪怕是在凌晨两点看上去也闪闪发光。她穿着短裤，露着像运动员一样棕褐色皮肤的腿。我拿了一罐冰啤酒递给她。她伸手拿酒的时候，我闻到了花的芬芳，非常好闻，但不是很浓烈。
她说她即将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完成她的生物学学位，只需要再赚一年的钱给学校。我告诉她我住在加利福尼亚，正在待业中。她出生于旧金山湾区，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长大后就上了UNC。后来几天我们一直待在一起。她和我一样对焦油脚人（篮球队名）非常感兴趣，对于这点我非常喜欢。我讲了些笑话，惹得她发笑，这使我非常高兴。帕姆的祖母住在旧金山湾区，她告诉我偶尔她会去看祖母。分别的时候我告诉她，如果她来西部的话可以来拜访我。
大约在回到加利福尼亚一周之后，她给我打了电话。她说她刚买了张飞机票，正在赶来看我。我非常惊讶，也很兴奋。
帕姆和我一起待在我那位于卡梅尔的小公寓内。一天晚上，我带着她去杰克·伦敦之家，一个位于市区的酒吧。酒吧的酒保和我是好友，因此不管我坐在酒吧高脚凳上超时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们坐在那里，吃着鱼、炸土豆条，喝着蒙特雷郡产的夏敦埃酒。尽管我还想喝更多的酒，但我还是控制了量。晚餐后我们去了卡梅尔海滩，手拉着手，赤脚散步。我们对着那些能俯视岩石和大海的美丽大房子惊叹着，讨论着如果住在里面，每天所看到的晨景会是怎样的。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普通而又现实，但却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我的生活一直都非常混乱脆弱，就像一根易断的线，随风摇荡着。有一个正常人对我有兴趣让我感觉很棒。
总的来说，帕姆使我相信我是讨人喜欢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我爱她，但我猜更多是因为我爱自己。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发现这段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但除了与她之外我再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只是想和某个想和我在一起的人在一起。
一起待了十天之后，我们决定搬到亚特兰大去。在此之前母亲邀请我们去和她一起住，直到我们有能力自己支付住房的费用。那时，母亲和可卡已经分居了，她和她的搭档朱莉一起住。当她告诉我她是“蕾丝边”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以前我就经常感觉在我们家徘徊的一两个女人与母亲的关系似乎要超出朋友之上。另外我还知道母亲写了一些有关男同性恋的戏剧。其中有一部戏剧名为《沃伦》，是有关她好友沃伦·约翰斯顿的，后者于1984年死于艾滋病，该剧是世界上最早讨论这种疾病的戏剧之一。
帕姆在艾莫利大学的基因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而我则在倍力健身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母亲和朱莉像我一样喜欢喝酒，因此很多夜晚我们都是聚在厨房的桌旁一起痛饮度过的，一边讨论戏剧和艺术，还有可怕的艾滋病。我喜欢看母亲坠入爱河的高兴样子，她对能再和我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下感到非常兴奋。我的销售工作非常顺利，卖出了很多会员卡，帕姆和我开始有能力支付住所的费用。但对我来说，有钱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再次沉溺毒品，连续消失数日后，再出现的时候一副瘾君子的颓废样，带着懊悔恳求帕姆的原谅。每次我都会对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绝不会有下次了，结束了，我坚决地表示着。但不久之后大脑中就像有一个洞需要填补的感觉又会重新回来。
有一天晚上，帕姆睡着后，我溜到了房子外面，沿着街朝酒吧走去。我知道酒保那儿有可卡因销售。我的计划是买一两罐啤酒，吸两管可卡因，然后回家。但事实上我在其中沉溺了整整两天，一边喝酒一边吸可卡因。当把钱花光时，我便会步履蹒跚地回公寓，全身散发着恶臭，浑身发抖，饥肠辘辘，心烦意乱。到家的时候发现帕姆并没有在家。走到厨房，翻了翻家里的厨柜，打开一包曲奇饼，然后把它全吃了。拿起罐装的牛奶往嘴里灌，然后又撕开一盒水果糖，抓了好几把往嘴里塞，撒得厨房工作台和地板上到处都是。过了会儿听见公寓门被打开了，帕姆和母亲走了进来。
我带着恐慌跑到浴室。我不能让母亲见到这些。她还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失控的畸形怪人。我打开淋浴，脱下衣服，走了进去，渴望热水能抚平我皮肤的龟裂，想要我狂跳的心脏冷静下来，更想将这噩梦清洗掉。“查理！”帕姆透过紧闭的门对我叫着。
我听见母亲也在喊：“你还好吗？”
我不好。我恨我自己。我恨我对那些关心我的人所做的一切。我恨我又要再次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向帕姆请求原谅。我甚至无法在我的生活中看到一丝光芒。
我将我的手向后，然后重重地砸到淋浴室的门上。玻璃碎了，散得到处都是。血从我的指关节流出，沿着手臂滴到了地上。我靠着淋浴室的墙壁下滑坐到地上，哭泣着。我的身体堵住了地漏，水越来越多，被血液染成了淡红色。帕姆和母亲就在淋浴室外面低头看着我。帕姆哭泣着，而母亲则用手捂住嘴巴，她的眼里满是恐惧。
她们将我从淋浴室里弄了出来，搬到床上。数小时之后，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臂和脚上都缠着绷带，在我右眼下还贴着创可贴。我听见帕姆和母亲在隔壁房间轻声交谈。我只依稀只听到几个单词：“毒瘾”“需要帮助”“危险”。我不想听到这些东西，所以又再次让自己沉睡了过去。
我让一切在正轨上运行了不到两个星期，又再次脱轨。当我又一次经历了长达三天的沉沦之后回到家，我发现帕姆正在打包她的东西。“你要干什么？”我说。“我无法像现在这样生活，查理。”她说。“对不起！”我说，“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犯了，我发誓。”“我要走了。”她说。“不，你不能走。”我说，“我想变好，但我一个人做不来。请你留下来吧，帮帮我。”
帕姆看着我叹了口气。“你不会改变的。”她说。“会的，会改变的，只要你给我点时间，我会改变的。我想你和我在一起。”我说。“为什么？这样我就能看到你自杀了吗？”“留下，和我结婚。”我脱口而出，“求你了，我们结婚吧。”
母亲和朱莉为我们举办了告别单身派对。请帖上写着：这是一个“酒吧进货”送礼会。客人被期待带着顶级红酒而来，非常完美的派对。为了让我的新生活以温和的方式开始，婚礼小而简单，在帕姆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韦弗维尔举行。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母亲和可卡、父亲和莫莉在同一个地方出现。我很高兴看见他们在一起，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传统大家族的感觉。婚礼上我喝了几罐啤酒用以减缓我的紧张感，但我知道我必须克制自己，集中注意力证明自己，向我的家人和帕姆证明我已经为婚姻准备好了。
蜜月回来后不久，我开车去了一趟酒吧，要了几罐啤酒，几杯龙舌兰酒，然后……什么？我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不知道和谁在一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几天后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地狱。帕姆和母亲正在餐桌上等我。“我们很担心你。”我的母亲说。她一手拿着加了冰的波旁威士忌，另一只手拿着香烟。她说她有一个加入了AA的朋友，这个AA非常有效果。“我们认为你也应该试试。”帕姆说。
我不太清楚AA是什么，但我能猜出一些，应该是一个帮助我戒掉酒瘾的地方，让所有人不再来烦我。另外，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去参加它，减少酒精的摄入能帮助我更好地控制可卡因的使用。
会面地点是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我坐在一个位置上，而帕姆则双臂合抱着站在房间后面。在我接受治疗的时候，母亲和朱莉待在外面抽烟。一个接一个的人走到房间前面接受对话。在他们诉说自己酗酒的故事时，很多人都哭了，这让我感到有些尴尬。有一个人说他撞死了他的狗，还有一个人说他在参加家庭教师协会会议的时候当众大吵大闹。许多人因为酗酒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爱的人，被人欺诈，得了疾病。还有一些其它的故事，听他们讲述这些故事让我觉得非常不安。这些人中还有些人提到了使用毒品和酒精，就好像已经把这些东西抛到了脑后，就像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非常明显，这并不是为我而说的。
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说服帕姆一起搬回蒙特瑞半岛，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份全职销售丰田车的工作。开始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有卖出一辆车，几乎马上就要被赶走了。彼得，我的意大利经理，挥着手对我大吼大叫。每天他都把我拉到一边，教授我推销商品的经验。“别建议买车的人去看那些比较便宜的车，”他说，“不要让他们那么快地离开展示厅。还有你要试着放松一点。”
终于，我卖出了一辆车，然后一辆接一辆地卖出。我学会如何用笑容让客户放松，让他们喜欢、信任我，然后带领着他们去看闪耀的新车。几个月之后，我成了这家代理商的最佳销售员之一。甚至我还获得了丰田公司的大奖“国家级销售竞赛奖”，它证明了我是美国顶级销售人员中的代表人物。作为优胜者，我可以获得一辆卡车或者等值的现金。我选择了现金。
帕姆聪明地拿走了我的现金支票。她知道这一万美元可能会让我再次陷入麻烦。我们用这奖金买了我们第一所房子。在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拥有房子的人，像是完成了人生表格上的某样成就。毫无疑问的是，毒品上瘾者是不会买房子的。我们的经纪人是我经理的表兄弟，他带着我们看了许多非常棒的地方，但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支付得起的。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和我说，有一个对我们来说称得上完美的房子，一个九百平方英尺的平房。房子建在许多高压线下，但杰夫对我们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不会再注意到那些嗡嗡声了。
我们并不喜欢它，但因为当时的蒙特瑞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每个人都说它像防弹衣一样坚不可破，而我们看起来也不会在那儿住很久，就将其视为一个不错的投资。卖方接受了我们的报价。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银行申请贷款，我们填写了申请表提交了。抵押经纪人警告我们，以我们现在的收入，还有过短的工作经历，以及极低的首付，事情可能并不会那么顺利。但当他和我握手的时候，他倾身向前对我说了接下来二十年我经常会从抵押经纪人那听到的话。“喂，别太担心了。”他说，“我会把申请的一切都弄齐整，贷款一定能拨下来的。”
在向银行提交文件与信息的几周之后，我们的贷款便获得了批准，我们正式成为一所房子的主人，同时也身负巨债。还贷的压力成了我在丰田公司赚更多钱的动力，我连着几个月每个月都卖出了十三辆车。因为我优异的销售成绩，我得到了一些奖金和红利。我将这些钱存了起来，想着有一天能给帕姆一个惊喜。但所存的钱不停地呼唤我，最后我决定把它们取出来。我工作如此努力，难道就没有权利放松一下吗？
我掉到了一种模式之中，大多数日子下班后我都会去酒吧喝几罐啤酒。开始的时候只是两罐啤酒，然后变成了六罐，最后变成了十罐，直到有一天我完全喝醉了。这时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难道我就不能享受更多的东西吗？这更多的东西是指可卡因，我无法忽视的东西。我再次吸毒，经常夜不归宿，第二天上班迟到，工作时经常处于宿醉未醒的状态。那时要不是老板、帕姆的仁慈与宽容，估计很早我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不管何时面对他时，我都会对他说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但是在承诺后的第二天我就有可能会再次举杯痛饮龙舌兰，并感觉轻松，让负担感完全消失。
周末一直都是汽车经销商最忙的日子。在一个周六，我上班迟到了一个小时，并错过了每周销售会议。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恩格尔，你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你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站在石头上的鸟。你的笑容看起来像狗屎一样。你昨晚一直在市区饮酒吗？”
我安静地接受训斥。我相信他是不会开除他最好的销售员的，我只会遭受一些惩罚，一切都会没事的。“我应该把你赶回家，但这对你来说太轻松了。”他说，“我要让你一整天待在这，在外面一直站着。你不能吃午餐，也不准和任何客户说话。你是一个不错的销售，我想你留在这里，但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从我的办公室滚出去。”
尽管酗酒和吸毒，但我依然参加了一个当地的跑步俱乐部，每周都会跑上数次。至少我还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我想让自己看上去不错，而跑步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它能让我保持体形，让我拥有肌肉。我的脊椎按摩师杰伊也是我的跑友之一。他跑过好几次马拉松，他曾经建议我也去尝试一下。他知道我有毒瘾，他认为这样一个目标可以让我得到净化。
在大苏尔马拉松举行的前一周，我决定参加。在这之前我也有过几次跑步距离超过十英里的经历，但这次跑步我想应该是十分困难的。帕姆不太信任我，但看到我为了训练停止喝酒时，她看上去非常高兴。杰伊告诉我别在马拉松比赛前一天跑步。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我也因此无所事事，东坐坐，西坐坐，感觉非常焦虑。我决定出去喝一杯，只是为了放松一下。数小时后，我出现在了罐头工厂街的一家酒吧的洗手间里，在那里吸着毒，和我的朋友迈克一起。“我今天要去跑马拉松。”我对他说，一边抹去了鼻子上的灰。“你神经错乱了吧。”“真的，我必须要在五点半前赶去卡梅尔，坐巴士去起点。”
他看了一眼手表，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也看了看我的手表。“该死。”我说，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我跑回家，冲了个澡，刷了两次牙，朝脖子和腋窝喷了些古龙香水。然后又喝了几杯水，服了几片阿司匹林，登上往大苏尔的最后一班车，赶到了卡梅尔。路程中有一段起伏不平的路面长达二十六英里，曲折的沿海公路差点折磨死我。我的胃在不停地翻滚，左脚踝也有些抽痛，肯定是晚上扭到了，我还极度想撒尿。更让我生气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人一路上喋喋不休。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忍住不吐在他身上。当我最终从巴士上下来的时候，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衫和跑步短裤，早晨气温只有四十华氏度。我感觉非常恶心，还有些害怕，毒品的后劲儿让我有些混乱，全身感觉冰冷。
在过去几年，我掌握了战胜呕吐的技术，我认为现在就是使用这种技术的时候。我走到一个灌木丛内，让自己放松下来。我感觉好多了，我强迫自己吃下一根香蕉，喝了点佳得乐。我随意走着，扩音器正在放国歌。比赛就要开始了，周围都是些立正姿势的工作人员。在我喝完第二瓶佳得乐的时候听到了枪声。很明显，比赛开始了。但我没有在起跑线旁。
我冲上了跑道，跟在最慢的那一批跑者后面，这批人大约有三千人。当拥挤的人群慢慢散开后，我开始提速。从红木林冲出朝着青山跑去的时候，阳光透过迷雾照射下来。我甚至能从我的皮肤上闻到酒精的味道，估计我周围的人也能闻到。跑到九英里的时候，我穿过了一座长桥，然后朝飓风点跑去，这是一段两英里的上坡路。杰伊提醒过我这段路。风速约三十五英里每小时，或许是四十。正当我逆风而行时，我的胃出现了第一次绞痛。我努力地爬上了山，穿过了另一座桥。当我到达马拉松的半程标志时，我停下呕吐了起来。一个人经过我旁边时询问我是否有事。“没事。”我说，“我只是喝高了。你也喝了啤酒吗？”
他笑了。“高地旅馆，在二十三英里处！”在他远离的时候他回头叫道，“在那里会有个派对。”
他以为我提到啤酒只是在开玩笑，但我真的喝了。大约在跑到二十一英里的时候，我脑海里全都是冰啤酒。最后，当我转过一个弯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正坐在草坪躺椅上，在他们身边放着许多便携式保温盒。“还有三英里。”其中的一人大声向跑者喊道，“但你们现在就能喝一些解渴。”
一些跑者喘息着挥了挥手，大多数人都继续向前跑着，并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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