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翼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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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平生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江海平生
作者：唐翼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9-01
ISBN：978721810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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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自序
我平生没有什么特别顶礼崇拜的人，要说有，就只有一个孔子。孔子生于乱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感叹说：“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见《礼记·檀弓上》）这话表面辛酸，骨子里却不乏自豪。孔子幸运的是他晚年回到鲁国，带了一班好学生，大家一起读书作文，弹琴唱歌，物质虽然贫乏，精神却很丰富。我自己也躬逢家国多事之秋，平生乖舛艰难，有志无成，颠沛流离，转徙多地，生于湖南，长于武汉，留学美国，执教台湾，虽不敢窃攀夫子，但很能懂得“东西南北之人”那一份辛酸与自豪。2008年从台湾政治大学退休以后，回到武汉，终于不必再为稻粱谋，为他人忙，而可以从容读点自己想读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这本集子就是从这些年写的东西里面选出来的。大抵也就是平生东西南北的鸿爪燕泥，按时间先后分为四章，湖南、武汉、美国、台湾各一。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个细胞就包含了整个生命的信息，那么一个人的经历自然也可以折射整个时代的影像，所以我赞同胡适提倡大家多写自传的主张，这本集子也带有自传的性质。但我首先希望它是一本散文集，而不是干巴巴的回忆录，希望它除了史料价值，还有审美价值。我说的审美价值，并不意味华藻与炫技，恰恰相反，我最反对繁彩寡情、忸怩作态。我希望言之有物，能给读者一些启发和感悟，但我拒绝宣传与粉饰，也不遵循什么时髦的理论，我服膺的只是孔夫子的三句话，一曰“修辞立其诚”，二曰“辞达而已矣”，三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我勉励自己努力朝这个方向做，至于做得好不好，那就留给读者评论吧。
以上便算是序。
写完后又作了四句诗，一并附在这里：收拾东西南北踪，拥书万卷且从容。平生未作支离客，不爱屠龙爱雕龙。2015年3月30日第一章 上学的路六岁出门远行
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你妈妈下去买零食，你趴在车窗边看许多农妇提着篮子在叫卖。突然铁轨咔嚓一响，火车竟然动了，不是往前是往后，你立刻意识到妈妈还在底下，还没上车，你大喊：妈妈！妈妈！妈妈听到你的喊叫，立刻转过头来，但还没来得及上车，车就开了。妈妈在底下跟着车跑，叫着你的名字。但是车越开越快，你望着妈妈越变越小的身影，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你觉得你要失去你的妈妈了。
上面这一幕发生在1948年的暑假，你那时才六岁。在以后几十年漫长的岁月里，这一幕会常常出现在你白天的回忆和遐想中，或化了妆变了情节在你黑夜的睡梦里演出，然后在眼泪和叫喊中你惊觉过来，回到更为残酷的现实：你妈妈远在天涯，你真的失去她了。
那一次你其实并没有失去母亲，你从窗外探出头，拼命地哭喊着，看着追着火车跑的你母亲的身影越变越小，你由哭喊变成恐惧，由恐惧变成绝望。但没想到过了一阵，火车的速度却放慢了，越来越慢，终至于停了下来，而跑得满头是汗的母亲却慢慢变大，越来越大，最后竟到了你的窗口，抱着你的头说：“明明，不要怕！这是火车换轨道。”然后就从车门里上到火车，又坐到你的身边。你停了哭喊，收了眼泪，庆幸并没有失去母亲。从此，你母亲再不敢在停站的时候下去买东西，直到火车一路开到武汉。
你和母亲那一次是从衡阳出发，要到南京去看你的父亲的，所以到了武汉以后，你们又改乘轮船沿长江而下。船走了多久你不知道，你只记得在船上生了病，睡过很多觉，沿路经过什么地方你自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有一个地方例外，就是九江。船到九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桩事情，让你记住了九江这个名字，永远也忘不掉。
你记得那一天，你正发着烧，在船舱里睡觉，朦朦胧胧地觉得船舱里的旅客来来往往，吵吵闹闹，有点跟平时不同，你没有管它，朦朦胧胧又睡过去了。后来你终于醒了，睁开眼睛，突然发现妈妈不在身边，你于是大喊，可是没有回答，连妈妈的影子都看不到。周围全是陌生的人，妈妈到哪里去了呢？妈妈会回来的，有了上次的经验，你这次没有像上次那么害怕。可是上次只有几分钟，这次却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妈妈回来，你由焦躁变成深深的恐惧：这一次你真会失去妈妈了吗？
还好，妈妈终于又回来了。看到你一脸着急的样子，妈妈连连后悔：“唉，唉，我不该下去的，我以为你睡着了不会一下醒来，大家都说九江的瓷器好，我也去买了一点，唉，妈妈再不下去了。”
这以后留在你脑子里的印象，就只是闹哄哄的船舱，船舱外有黄黄的波浪，下午有太阳照进来，一直照到床铺，热得叫人受不了。头痛、发烧，昏昏沉沉。妈妈陪着你，一直到南京。
这次究竟在南京住了多久，你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有几个镜头一直铭刻在你的记忆里，时不时冒出来闪一下光。1948年7岁（虚岁）时的国民身份证明
第一个镜头是你父亲胸前抱着一堆烧饼沿着楼梯爬上来。那烧饼很好看，金黄金黄的，上面缀满芝麻，有圆形的，还有椭圆形的，圆形是甜的，椭圆形是咸的，全都好吃得不得了。那是你和妈妈到南京的第一天。
第二个镜头是一辆漂亮的小汽车，来接你和妈妈到曹伯伯家里做客。车子开得很快，你上车的时候衣扣没有扣好，你就在车上扣，车子停下来了，说是到了曹伯伯家，可你的衣扣还没有扣完。这个细节现在想起来，你觉得未免有些夸张，但多少年来它一直是你真实的记忆。尤其当你在乡下放牛的时候，常常躺在草地上甜蜜地温习这一刻，什么时候能够再坐上这样的车子呢？你记得你妈妈告诉你这车子是曹伯伯的，你就问，为什么爸爸没有呢？你妈妈说，你爸爸刚来没有钱，以后有钱就可以买了。你又问你妈妈：什么时候爸爸才会有钱呢？“等你爸爸做了银行行长的时候就有钱了。”你妈妈笑着说。
第三个镜头是你和一群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小孩蹲在地上用碎砖块在石板地上比赛画马头。那砖块是土红色的，跟你们住的房子墙壁的砖头是一种颜色，你依稀记得，你们住的地方有一栋一栋的砖房，每栋一样高，大概两三层，排得很整齐，一幢挨一幢，成为一大片，楼房的中间有些空地，栽了一些花呀草的。
第四个镜头是去中山陵。国父的灵柩放在一个漏斗形的大洞的底部，漏斗的上边有一圈铁栏杆，人们都趴着栏杆往下瞧，你则把脑袋从两个栏杆中间伸过去。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国父是什么人，只听你妈妈说他叫孙中山，很伟大。想来那时候应该是九月或者十月了，因为你很清楚地记得，离开中山陵前，妈妈带你去摘了好些片红叶。晚上你就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小舅妈，一封给表姐，每个信封里装了两片红叶。
什么时候离开南京回到衡阳，应该是先坐船后坐车吧，有没有再经过九江和武汉，这些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几个月后，你就真的失去了你的母亲，连同你的父亲：他们一起去了台湾，把你和弟弟妹妹留在了湖南乡下的伯父那里。
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里，你记忆的屏幕上无数次地出现上面的镜头：隆隆后退的火车，追着火车的妈妈越来越小的身影；浊浪翻滚的长江，闹哄哄的船舱里你叫喊着妈妈；父亲胸前抱着一堆烧饼，笨拙地沿着楼梯爬上来；坐车去曹伯伯家，衣扣还没扣好就到了；蹲在地上跟一群小朋友画马头，在中山陵摘红叶……
1986年冬天，你从美国到了台湾，你见到了曹伯伯，他叫曹圣芬，当时是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董事长，1948年的时候，他跟你父亲一起做蒋先生的秘书。你也见到了小舅妈，她是台湾国大代表，你寄红叶给她的时候，她还不过二十多岁，而你的小舅已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你妈妈告诉你，你们当时在南京住的地方叫做板桥新村，那里住的几乎全是政府官员的家属，曹伯伯的家其实离你们不远，开车也就几分钟的路程。这一切向你证实，几十年来留在你的记忆里或者出现在你魂梦中的那些镜头是确有其事，并非幻象。
你突然明白了：那六岁时的出门远行，尤其是那小站上你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跑着追赶火车，越变越小终至消失，后来又越变越大终至回到你身边的那一幕，竟是你整个生命的一场序曲，一个预告，是仁慈的上帝为幼小的你编写的一个命运密码。2012年2月10日妹妹的死
你童年时代最伤心的一件事是妹妹的死。你妹妹只比你小一岁多，入学时，你六岁，她五岁。1949年年初，你七岁，你妹妹不到六岁，一起被寄养在伯父家里。同时进了当地的乡村小学，在同一个年级读书。于是，这个年级的头两名往往就被你们兄妹俩包了，有时候你第一名，有时候她第一名。你甚至觉得妹妹比你还要聪明，记性比你还要好。你妈妈曾经告诉过你，说妹妹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背很多首唐诗，并且会唱很多首民歌了。
1951年，你的家乡搞土地改革，你那个时候不到十岁，妹妹八岁，弟弟四岁多。最滑稽的是，你和弟弟妹妹被土改工作队从伯父的家里分离出来，单独划为一户，成了“贫农”。伯父被捉去关起来，挨斗、被打、自杀（没死成），当然就不再管你们了。于是你不到十岁就成了一户之主，要带着八岁的妹妹跟四岁的弟弟一起过活，那辛酸与狼狈就不必说了。在一个熟人介绍之下，弟弟终于送出去做了别家的养子，剩下你和妹妹相依为命。
你们兄妹在土改中分到一间房子，其实也就是伯父几间房子中的一间，当然是最不好的一间。因为好的已经分给别的贫下中农，你们虽然也有“贫农”的称号，但骨子里的“狗崽子”身份其实是虚假的“贫农”二字所遮盖不住的。那是一间靠山坡的房子，后门推开就是一道山泉，满坡都是青草绿树，伸手就可以摘到树叶，扯到野草。墙是手制的土砖砌的，不但透光，而且透风。但最叫人受不了的是潮湿，床板上垫的稻草（你们兄妹两个就睡在稻草上）都常常是水淋淋的。你自小好强，讨厌自贱自怜，但那间房的确跟猪圈没有多大差别，这是好强的你至今想起来也不得不承认的。靠墙平行地放着两块大土砖，在两块土砖上搁着一个厚厚的用生铁铸成的鼎锅，这鼎锅是乡下人安在土灶上用来温水的，炒菜的大铁锅则通常是熟铁，比较薄也比较大，安在土灶的中央。但是你们兄妹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分到炒菜的锅，只分到一个这样的鼎锅，何况你那房子里也没灶。也许土改工作队跟当地的农民认为你们根本就不需要灶，也不需要炒菜锅，因为虽然你们分出来单成一户，但你的伯父伯母总不至于就对你们这几个不满十岁的侄儿侄女不问不管了吧。他们哪里想得到，你的伯父伯母早就把你们兄妹视为累赘，而现在他们被打成了地主，你们兄妹倒成了贫农，“家庭矛盾”又加上“阶级仇恨”，他们怎么会再管你们呢？
人的适应力实在强，你们兄妹俩一个九岁多，一个八岁，居然也就学着自己煮饭来吃。就在那厚厚的鼎锅里，放一把米，放一瓢水，捡一些柴禾塞在鼎锅底下烧。因为那不是灶，柴又不干，所以火特别难燃，你永远记得你跟妹妹两个人如何轮流地把脸贴在地上，用嘴巴去吹那奄奄欲熄的火，满屋都是浓烟，呛得你们喘不过气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煮出来的饭还是半生不熟。菜是没有的，在饭里倒一杯水，撒一点盐，囫囵地吞下去，便是一顿饭。那时你们还在上学，能吃一碗这样半生不熟的饭赶去上学，已经不错了，很多时候是连这样的盐泡饭也没有吃，饿着肚子就背着书包上学去。放学回来，又趴在地上去吹火，又同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两眼流着烟熏出来的泪，和着半生不熟的盐泡饭，狼吞虎咽地塞那饥肠辘辘的肚子。然而你们没有理由当然也没有资格抱怨，因为在你们那个穷乡僻壤，连野菜稀饭都吃不饱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有一天你因为放学回来为邻居砍柴放牛，而得到一碗饭还加一点菜，那你们兄妹两个就会喜笑颜开，算是打了一顿牙祭。
你是那种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算命的说，你是即使被扔在荆棘丛中无人管也死不了的那一种。可你的妹妹却很瘦弱，从小就文静非常，有一个饱满而高的额头，一双大而明慧却略带怯意的眼睛，配上一个瘦弱的身子。你长大以后看到书上画的李清照像，觉得妹妹很像李清照。妹妹终于病倒了，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拉肚子，或说痢疾，如果是现在，几块钱的消炎片、止痢片就可以治好的，但在当时的湖南山村，又处在你们那样的境况，就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开始一天拉两三次，后来是四五次，再后来是十几次。你的伯母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偏方，说是用七个生锈的铁钉同一把野柴尖（这种野柴你们家乡土话叫nao-ji-lang-zi，不知道可不可以写作“捞鸡榄子”？）煮水喝可以止痢，但喝下去后妹妹的痢疾却越来越严重，一天竟可以拉到二十几次。你至今恨死你那个有一张巫婆脸的伯母，你以为不喝那锈钉汤妹妹是不会死的。
于是你从此每天放学回来，放牛回来，砍柴回来，就多了一桩事，那就是扶妹妹坐在马桶上去拉肚子。你的家乡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那里的老百姓很少读书认字的，民风剽悍而粗野，骂起人来尤其没有忌讳，“死鬼”、“该死的”、“屙血的”、“砍脑壳的”、“不得好死的”、“还不死”、“老不死的”，这一类的话是常常挂在嘴边的。父母兄弟之间，这些都是互相用来表示不满的常用词汇。你在乡下住了两三年，又正值语言学习能力很强的少年，这些话自然也就很快被你学到了。妹妹的痢疾越来越重，终于一天要拉到三十几次。有一天你砍完柴回来，见到你妹妹居然把一泡稀屎拉在地上，你便随口骂了一句：“死鬼，你怎么还不死！”
第二天你砍柴回来，妹妹已经死了。她最后是从马桶上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死掉的。你昨天骂她的话，竟是一句谶语。你嚎啕痛哭，你在心里骂自己不是人，你觉得是自己咒死了妹妹。但是晚了，一切都无法挽救了。你不能原谅自己，你无心无肝的咒骂，从此紧紧地黏在你的记忆中，再也剜不掉。它成了你心中永远的毒瘤。
五十多年过去了，只要一想到这件事，你就恨不得把自己痛打一顿。你不敢碰那个毒瘤。你觉得自己不是人。2009年8月4日伯父（一）
你终于决定要谈谈你的伯父，因为当你试图清理一下你儿时在老家的记忆时，你发现你无论如何绕不开这个话题。你伯父毕竟是你那五年的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浮现在你记忆荧幕上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中年男人，五短身材，胳膊和双腿都很粗壮，打着赤脚，裤脚卷起，直到膝盖。他在卧室里面对着衣柜，在找什么东西。保姆领你进来，叫他一声，那中年人应声转过脸来，一双严冷的眼睛发出两道光，突然打在你的身上，上面是一对紧皱的眉头，再上面是一个剃得发亮的光头。他盯着你，上下扫了几眼，一声没吭，好像见到一个很不情愿见到的什么东西，又转过头去继续做他自己的事。
这中年汉子就是你的伯父。六十年以后，你也忘不了那令你满身冒冷气的一刹那。你一直在琢磨，他那时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为什么一言不发？但你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三十多年后，你重新见到自己的母亲。母亲告诉你，说当时你们兄妹去乡下伯父家里，是出于伯父自己的建议，他说，这年头兵荒马乱，你们带着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如何逃难？不如暂时把他们留在乡下。你母亲一直犹豫着，你父亲大概觉得这也有些道理。碰巧在你们父母准备离开衡阳城去广州的前几天，乡里来了两顶轿子送人到城里来，返程轿子是空的，有亲戚就向你母亲建议说：“不如就让孩子们坐这两乘空轿子回去吧。”那是1949年的春天，国共战事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下了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身边的班子也就不能再公开存在了，大家都在谋出路，颇有一点树倒猢狲散的凄凉。你的父亲当时是蒋的机要秘书，自然也在这批人之中。非常赏识他的上司陈布雷刚自杀不久，这越发加重了他内心的悲痛与惶遽。你母亲后来在台北跟你谈起这些事，说，这都是命，都是上帝的安排。你伯父提议的时候，理智上我跟你爸爸觉得伯父的提议也许是对的。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跟政府到台湾去，如果台湾也保不住，我们只有跳海。可是你们兄弟还小，何必拉着你们一起跳海呢？如果我们将来还有机会回到大陆，那总不会太久，那个时候你们也不过十几岁，一切都还来得及。但情感上还是决断不了，舍不得把你们送到乡下去，可是偏偏有轿子，又是两顶空轿子，这样我们就狠下心来把你们送回去了。“我原来还想过把你带走，只把漱明、浩明送去，偏偏又是两顶轿子，刚好你和妹妹坐一顶，弟弟跟保姆坐一顶。你看，这不是命吗？”
你几十年来一直想不通的是，既然这建议是你伯父提的，为什么你们兄妹到达乡下的时候，他竟是那样一副很难看的脸孔？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难道他已经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吗？土改、抄家、坐牢、自杀……但是，这也怪不得你们呀！其实，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你深信，你们兄妹的到来并没有增加伯父一家的苦难，你们即使不来，他的遭遇也绝不会更好一些。
那一天后来发生了什么，你怎么跟伯母和堂姐、堂弟见的面，晚餐怎么吃的饭，晚上睡在哪里，你现在居然压根儿记不起来了。只有你初见伯父的那一刹那，那冷峻的目光，紧皱的双眉，光得发亮的脑袋，毫无表情的脸，两个还粘着泥巴的粗粗的腿肚子，像一个凶神恶煞的罗汉，牢牢地烙印在你的记忆屏幕之上。你对你伯父整个的回忆和观感也都在这一刹那中被定了格，它预示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它也预示了你和他后来的命运，直到五年后的除夕，他的几个耳光打掉了你一切的留恋，在第二天大年初一的早上，你愤然而决绝地离开这个叫做金溪庙的老家为止。（二）
在接下去的两年中，你的伯父在你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比你第一眼看到他时更多的印象。你努力搜索，还是那一张严肃的几近凶恶的脸，他好像从来不曾笑过，你一直到现在都怀疑他究竟会不会笑。还有他那一双总是光着脚板，裤脚总是卷到膝盖的粗粗的腿肚子。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确实是勤劳的。每天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田里，就是在菜地里，很少看到他坐下来休息过。似乎也从不跟邻居来往，他甚至很少跟别人聊天。他也不抽烟。你们家乡的男人只要上了一点年纪都习惯抽一种叫做“水烟”的土烟，那是用一把铜壶，里面装着水，后面一个长长的、弯弯的铜管，很像是茶壶的嘴，但这嘴是对着吸烟人自己，吸烟人用嘴含着它来吸烟的，壶身的前面则有一个短短的、比壶嘴大一点的、向上的圆筒，用来装烟丝，烟丝通常是自己种的烟叶晒干切成的，用火点着烟丝，再用嘴巴吸烟嘴，那烟就通过壶里的水，穿过长长的铜管被吸进嘴里。所以吸烟的时候那水壶会咕咕地响，并不是水开了，而是烟通过水时发出的响声。现在想起来，你倒觉得你们乡下的水烟其实是很科学的，烟经过水的过滤，尼古丁和其他有害的物质就溶解在水里了，比现在香烟的过滤嘴显然更好。那时候你们家乡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种水烟壶，但是你们家里却没有。
你们家毕竟是耕读传家，你的伯父跟一般的农民还是有差别的。这差别不在于他劳动比别人少，吃穿比别人讲究，而是家规比较严。除了不抽烟之外，你的伯父也从不打牌，你们家乡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牌的风气，也许是因为你年纪小，不知道别家的情形，但总之，在你的伯父家里是绝对没有牌、麻将这类东西的。你伯父也严禁家人睡懒觉，倘若哪一天你睡过了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他从被窝里拖出来打一顿屁股。还有一些规矩，比方说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你如果在席间叽叽喳喳，一筷子头就会对着你的额头刷过来：“吃了饭再讲！”
对伯父所定的这些严格的家规，以你的天性肯定是不会喜欢的，但你记不起你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生活很早就教会了你这一条，你也很快就适应了。今天你回想起来，对你伯父的这些严格的家规，倒并不反感。此后你上学，或在一个集体中，从来没有在纪律方面做出什么特别越轨的行为，这应该得力于你小时在伯父家所受的管教。因为你的天性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母亲后来告诉你，你小时候是个十分顽劣的家伙，洗一次澡都可以从脚盆里跳出来三四次，刚刚洗好，你又弄得满身是灰，只得又重洗。保姆没有办法，常常跟在你的屁股后面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能把你拽回脚盆，可刚刚帮你把泥土洗掉，一不注意，你又从脚盆里跳了出来，这样的闹剧每次洗澡都要上演。但是到了乡下伯父家里，这恶习几乎立刻就改掉了，因为根本没人给你洗澡，你必须自己打水自己洗，自己脱衣穿衣，你再闹给谁看呢？
你现在想起来，这两年中，你真正最感谢你伯父的，还是他教了你最初的古文。他和谷满爹是你最早的古文启蒙老师。你现在还能记得他教你《郑伯克段于鄢》的一些细节。从任何角度看，他都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他自己的古文水平不高，小时候只读过两三年私塾，所以很多地方都解释不清楚，但他会逼着你背书，背不出就打人。他的打法也很特别，不用竹片木板，而是用手，但也不是打手心或是打耳光，而是把手捏成拳头，用突出的中指的第二关节狠狠地敲一下你的额头。你们家乡把这个叫做“栗凿”，也许是“栗啄”，你至今都不知道这两个字该怎么写。那动作的确有点像木匠用凿子凿木头，或像啄木鸟啄树干，“凿”、“啄”在你们家乡发音是一样的。至于“栗”则是形容啄的效果，因为像这样啄过之后，额头上必会鼓起一个包，大小像板栗（你也想过用“梨”字，但觉得未免稍嫌夸张了一点）。那时跟你同学的还有几个本家子弟，包括你伯父自己的儿子，比你只小几个月的堂弟，他的名字叫伊辛。你记得大家一起读书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尝过挨“栗啄”的滋味，而你的“栗啄”挨得最少，伊辛挨得最多。在这一点上你伯父倒是很公正。至于谷满爹，他却不大用“栗啄”，而是用竹片打手掌。谷满爹很偏爱你，你也从没有背书背不出来的时候，所以你记忆中几乎从来没有挨过谷满爹的竹板。
谷满爹讲书比伯父高明得多，但你伯父也偶有高明的时候。比方有一次他讲到“及”字的意思，他说这“及”的意思就好像是石板路上铺的石板，如果后面的石板搭到了前面的一块石板的边沿，这个就叫“及”，如果没有搭到，就是“不及”。你觉得这个解释简直高明得不得了。你后来用他这个解释去检验古书中所有用“及”字的地方，都能讲得通。尤其让你佩服的是常作虚字用的“及”字，在他的解释中却有了一个具体的、形象的画面。这个“及”字的解释让你一辈子受用。你以后读古书，都要把每个字的核心意义彻底弄懂，用一个具体的意象呈现出来，而贯穿于这个字的一切用法中。
一个场面突然从你的记忆中浮现出来。那是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远客（或许是亲戚），伯父在吃饭的时候忽然自破规矩讲起话来，话中提到你和伊辛，说伊辛比你力气大，砍柴放牛都比你行。你不服气，觉得自尊心很受挫伤，居然敢顶了你伯父一句：“我读书比他强。”你伯父抬起头来，瞪了你一眼，可也没有说什么。你很得意，觉得自己胜利了。（三）
下面这一幅画面以后会无数次浮现在你记忆的荧屏上，也会无数次怪诞地出现在你的梦里。
那一天下午，你跟你的堂弟伊辛去抬水。那一年你们都是九岁，伊辛比你小几个月。乡下挑水用的木桶在你们的眼里看起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大人们挑两桶水，你们两个只能抬半桶水。从家里走出禾坪，沿着禾坪前面小塘旁边的一条两边布满南瓜丝瓜的小径就到了水田边，再沿着水田之间的一条泥巴小路，弯弯曲曲地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那条叫做金溪的小河旁。你的老家金溪庙就因这条河而得名。再沿着一条石板铺成的坡路就可以走到水边，水边布满了一块又一块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那是女人们洗衣服、捶衣服的地方。石头缝里常常藏着一些小虾小鱼，还有螃蟹鳝鱼，所以也是孩子们玩水摸鱼的地方。把木桶放进小河，两个人一手抓一边，要逆着水流的方向合力一拉，拖起来放平，再用竹扁担穿过提手的下边，两个九岁的小孩就可以抬着它歪歪倒倒地爬到岸上，再沿着小路抬回去。你跟你堂弟个子都很矮，力气也小，所以途中总要放下来歇几次，才能把那半桶水成功地抬到家里，抬进厨房，倒进放在厨房角落里的一个大瓦缸。那倒进瓦缸的一刻是相当关键的，两人必须费了吃奶的劲，才能把那半桶水抬起到跟你们的身高的一半差不多的瓦缸边沿，而且必须再抬起来，抬得比瓦缸高出半个桶，再合力把木桶往前一压，那河水才会顺利地倒进瓦缸。否则，前功尽弃不说，收拾残局是更加麻烦的事。你跟你那位堂弟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情分的话，那就全建立在这抬水的过程中。
1951年深秋的那个下午，你们俩照常去河边抬水。可是快回到家门的时候，却觉得唐家新屋气氛异常。许多人在禾场上走来走去，却并没有人大喊大叫。大家交谈都有一点悄悄的，好像害怕，好像神秘，又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在你们乡下，这种气氛好像是哪家刚死了人。你们俩把水抬进了禾场，走进自家的门口，才知道你伯父的家已经被封掉了。大门上斜贴着几张白纸条，上面写着黑字，压在两扇门合拢的地方。但厨房还是开着的，只是家里已空无一人。你和你堂弟都很惊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也只得把水抬进去，倒进瓦缸。
现在你仔细搜索你的记忆屏幕，剩下的画面却只有你一个人，你想不起你的堂弟什么时候离开了，或许他丢下水桶就去找他的父母了吧。在那个画面中，你一个人站在厨房门口，深秋傍晚的太阳从你的背后照过来，把你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厨房的地上，那地没有砖，只是铺了黑色的泥巴。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四周静悄悄的，你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凄凉和恐惧。你从来不喜欢你的伯父，但这个时候，你却希望他那一张让人望而生畏的脸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可是没有。
画面上，你依然站在厨房的门口，面对着空空洞洞冷火秋烟的厨房，即将西落的秋阳把你长长的孤零零的影子，投射在黑色的泥地上。（四）
后来你才知道，你们乡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了，你的伯父已经被抓去关起来了。房屋田产连同金银财宝衣服家具都封起来，准备分给农民。
接下去的一幕发生在祠堂里。
离唐家新屋不远有一座唐氏宗祠，是方圆几十里内的唐氏家族所共有的，里面供着历代祖先的牌位。平常是供祭祀用的，里面有好几间大房子，族人们开会议事、春秋宴聚都在这里举行。土地改革时这里便充当了临时监狱。恶霸、地主和其他坏人便都关在这里，其中便有谷满爹和你的伯父。
现在，你的记忆荧幕上出现的一幕，是你给伯父送饭的情形。你伯父抓起来已经好多天了，每天家里人轮流去送饭，今天轮到你。你从邻居那里已经听说你伯父挨过几顿打，十根手指都钉过竹钉。两天前你伯母送饭时，他吃完饭突然把手中的空碗砸向自己的额头，显然是要寻死。结果血流满面却没有死成。你去的时候，看见他坐在墙角一堆凌乱的稻草上，头上包着破布，血从破布里渗出来，看起来并不怎么红，倒像跟田里的淤泥差不多。你吃了一惊。令你吃惊的并不是他头上包着的血布，而是他脸上的神情，完全没有了你印象中的凶神恶煞的样子，而是疲惫肮脏。你叫了他一声，他抬起头来，你再一次感到惊讶，那惯常的冷漠的神情没有了，居然有点和善，甚至可怜。你看着他两手也包满了破布，很艰难地端起碗来，很艰难地拿起筷子，很艰难地把饭吃完。他从头至尾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训斥你。多年后想起来，你觉得这是他五年中留给你印象最好的一次。
你伯父后来终于被放回来，但那是多久之后，你完全没有印象了。你只记得他回来的时候，田产已经分完，家里的房子原来有八间，现在只给他们留下了两间和一个厨房。衣服、家具、被褥也都被分了，只留下一些破旧的给他们。因为你们兄妹三个另成一户，被划为贫农，所以也分到了两亩七分地（每人九分），一间房，就是你伯父家被分出去六间房中最差的那一间。你们兄妹也分到了若干衣服和用具，但那些衣服和用具并不是你伯父的，而是别的地主家的。到底是哪家的你自然并不清楚，说不定是谷满爹家的，或是别村地主家的，直到今天你还能记住的有两件，一件就是后来你跟你妹妹用来煮饭的鼎锅，另外一件是一床线毯。你拿来铺在床上，床和线毯之间铺了一堆稻草，你和你的妹妹挤在那上面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你妹妹就死在那间房里。这床线毯你用了很久，直到结婚以后你还把它垫在棉絮底下。
你伯父回来以后，你们兄妹很长一段时间是跟他分开过的，所以见到他的机会也不像从前那么多了。直到一年之后，你弟弟送人，你妹妹死去，你又不得不回到他家里为止。你现在极力搜索，你记忆中的伯父的面孔，最和善的一次，还是他在祠堂里你给他送饭的那次。从祠堂里放回来以后的他，似乎又恢复了从前的那副脸孔，只是更多了一份愤世嫉俗，而对你也更冷漠了。最令你不解的是，他的冷漠中还夹了一丝明显的恨意。难不成是恨你分了他的房子？还是恨你当了贫农？（五）
土地改革以后，你伯父的脾气变得更沉默了，更古怪了，也更暴躁了。他本来就不大跟邻居往来，不喜欢跟别人聊天，现在更是整天不发一言，见人也不打招呼。有些小孩子跟在他背后骂：“唐宣祖，死地主！”他也不回头。他仍然一天到晚不是在田里便是在菜地里，好像要把一肚子的狠劲儿从汗水里发泄出来。
最奇怪的是他对你的态度。从前偶尔还叫叫你的名字，现在连名字都不叫了。偶尔碰个照面，抬头望一眼，好像一个陌生人，那眼光是冷冰冰的。打自你们兄妹回到老家之后，他就从来没有表示过一点温情，你对此已经习惯，并不觉得讶异。只是那冷冰冰的目光中夹着明显的恨意，常常让你感觉到恐怖。是的，你们兄妹三个被土改工作队从他们家划出来，另立一户，成了贫农，可这不是你的错啊，你没想当贫农啊，你也没像别的贫农那样斗过他打过他啊，你还给他送过饭。是的，你们兄妹分了他一间房，可也不是你们要的啊，他的房被农民分了，你不过得到最破的一间，你们兄妹本来也要住一间啊，这难道于他有什么损害吗？哦，你想起来了，土改工作中你曾经跟着土改工作队跑，那些土改工作队的队员，尤其是那个队长，都对你很好，而对他则非常凶狠，这让他记恨吗？对，简直一定是。他不敢恨那些土改工作队，但恨你总是可以的吧。你这个狗日的，居然跟着那些土改工作队跑，帮他们拉皮尺，量田地，算面积，这可是要分我的地啊。难怪那些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们对你那么好，难怪那个队长那么喜欢你。吃里扒外，混账东西！
其实这些念头还是你长大以后，时时想起他对你的冷酷，而对他当时的心理所做的揣摩，在土改当时，你还太小，小得没法做这种分析。你不过是个九岁的小孩，跟着土改工作队跑完全是好玩。一群外面的人跑到乡里来，领着农民开会，喊口号，唱歌，挥舞红旗，本来就很好玩啊。何况他们又很厉害，大家都听他们的话，像你伯父这么凶狠的角色，在他们面前也只有唯唯诺诺，后来还被他们关起来，你送饭时看到你伯父那副狼狈样子，你虽然同情他，但你心里也有一丝隐隐的快意。以前你挨过他那么多打，现在居然有人敢打他，你心有点偷偷的幸灾乐祸，只是你并没有表示出来而已。那么如果他恨你，那也是应该的。对，一定是这样。
不久，你弟弟送了人，你妹妹又病死了，剩下你一个人在外面晃荡。不上课的时候，不是给东家放牛，就是给西家砍柴，混一口饭吃。当地的农民、干部看不下去了，就逼着你的伯父伯母把你“收”回去，其实也就是管管你的饭而已。你的伯父伯母十二分不情愿，但也只得照办，于是你又跟他们一家一起吃饭了。当然也做事，砍柴、放牛、扯猪菜、插秧、捡田螺、抓泥鳅，什么都做。你又开始跟伊辛一起抬水了。但是，你很快就发现，你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家外人。从伯父到伯母到堂姐，全都对你另眼相看，只有伊辛因为最蠢，又常常跟你一起抬水砍柴，所以跟你的关系略微好一点。你伯母的阴狠，堂姐的泼辣，伯父的暴躁，现在全有了一个施展的目标。你的日子自然就更惨了。比你只大三岁的堂姐居然也敢伸手打你，你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的伯母是伯父的续弦，比伯父小十来岁，那时似乎还不过三十出头。你记得她长得并不丑，皮肤白白的，身材也颇苗条，可是她那张脸在你的记忆中总是和巫婆没有两样。你们家乡的习惯，每家每户都有些坛坛罐罐，放一些自家做的点心，例如蒸熟晒干的红薯条、南瓜条之类的。你的伯母都把这些坛坛罐罐塞到阁楼上，小孩子一般不许上阁楼。有一次你肚子饿极了，竟然跑到阁楼上去偷偷地拿了几块，被你伯母发现了，臭骂了一顿，说些“手脚不干净”之类极难听的话。还有好几次，你睡觉了，他们一家人却在煮东西吃，以为你睡着了，其实你还没有入睡。你的伯父就更奇怪了，几乎一有机会就要在你身上发泄他的蛮劲和他那一股找不到出口的怒气。在无数个耳光中你的右耳终于永久地失去了听力，幸而人有两只耳朵，这没有妨碍你日后成为一个看来完全正常的人，但是你自己非常明白，你在学习外语、欣赏音乐的时候，它让你的敏锐减了多少分。
几个镜头现在出现在你的记忆荧幕上，那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有一次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伯父，他抄起一根粗粗的竹竿迎头向你劈过来，幸好你那时身手矫健跑得快，那竹竿“啪”的一声打在台阶的石板上，竟然破成了两半，你事后想起来都余悸不止，如果跑得慢一点，你脑袋的命运岂不就跟那竹竿一样了？还有一个画面是一个深秋的黄昏，你坐在屋后的肥坑边——这“肥坑”是你杜撰的一个词，你们乡下叫做凼子，是用来储存肥料的泥巴坑，里面是发臭的淤泥、牛粪、狗屎、野草、食物的残渣——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因为那个时候你头上长满了瘌痢，你从小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又爱美的小孩，长瘌痢这件事使你很痛苦，尤其在女同学面前显得很没面子，所以你总是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而你的伯父却老是看不惯你戴帽子的样子，老是骂你：“长瘌痢就长瘌痢，戴什么帽子！哼，还知道怕丑！”但是不论他怎么骂，你就是不把帽子拿掉。那一天他经过你的身边，又骂开了，你还是不摘下来，他突然狂怒起来，一把抓起你的帽子就扔进了凼子，你又气又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扑进那个臭泥凼，终于把帽子捡回来。一身臭泥和粪便，跑到小塘里半天才洗干净。第三个画面便是你离开老家前的最后一个除夕，你在初中念完第一个学期的寒假。因为一块肉买得不中你伯父的意，被他连扇几个耳光，大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连肉都不会买，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你上中学之前，从乡长的嘴里知道你妈妈住在香港，土改前一直有信和钱寄给你伯父。你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土改之后你伯父一家对你更坏，跟你自己所设想的那些理由虽然有关系，但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你自己没有料到的原因，那就是在土地改革之前，你伯父一直从你父母那里收到一笔笔不菲的赡养费。而土改之后，这些钱自然没有了。所以，虽然你们兄妹三个现在只剩下了你一个，对于你伯父家来讲，仍然是一个包袱，而不会带来任何利益。你于是也明白了，当初你伯父建议你父母把三个孩子放在他那里，其实也是为了钱——他哪里料得到共产党会搞土地改革呢？你的母亲后来会把钱寄给你而不再寄给他呢？
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你后来读到鲁迅这句话，就无法不联想起你的伯父伯母跟堂姐。对于中国人的恶劣，你早就从你自己的家人中见证过了。2009年10月抓鱼摸虾的乐趣
我1955年早春离开老家，至今五十五年了，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且也并不想。因为除了屈辱与痛苦外，老家实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日前友人邀酌，去的地方靠近长江边，号称“江虾江鱼第一家”，侍者端上一盘油炸的小鱼小虾，我突然想起小时常吃的泥鳅，一问之下竟然没有，令我大失所望。由此想起老家的一些好处来。
我的老家在湘南丘陵地带，农作物以水稻为主，不仅青翠的丘陵间是一方一方的水田，而且不高的山坡上也常常像叠饼一样的堆起一湾一湾的梯田。虽不及广西苗家彝族的梯田（例如龙脊梯田）那么雄伟壮观，却也具体而微。这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水田不仅是家乡老百姓的主食来源，也是他们的副食产地，并且也是孩子们的乐园。春天插秧的季节，一望是无际的青苗，微风吹过，绿波荡漾，令人想起陶渊明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诗句，固然是美景无限。到了夏天，苗高齐胸，谷穗新熟，又给人一片欣欣向荣的感觉。秋天稻熟，一片金黄，丰收在望，衣食有着，自然更令人兴高采烈。即使到了冬天，田里只留下一片稻茬，也有一股自然潇洒之美。不久就准备春耕，畦畦水满，涟漪成文，则又是一番充满希望的景致。
少年时代的我，水田是最常去的地方，也是最喜欢的地方。春天最好玩的是捡田螺，夏天最好玩的是抓泥鳅，秋天最好玩的是挑蚌壳，冬天最好玩的是挑着松香灯啄小鱼。这些乐趣，其实也都跟好吃有关。我们乡下是很少吃肉的，虽然几乎家家都养猪，但猪是用来卖钱的，自家只能在年终杀猪时留下一点点做年菜，百分之八十是要换钱，作添农具、买种子、购肥料之用。家家也都养鸡，但鸡是用来生蛋的，蛋也是要用来换钱的。除了招待贵客之外，自家也通常是不吃鸡蛋的。要改善伙食，主要靠在水田里捡田螺、挑蚌壳、摸鱼、抓虾。鱼虾蚌壳田螺味道鲜美，尤其是鱼汤泡饭，极好下口，嗖嗖几筷子，便全到了肚子里。那是小时候的我极向往的境界。
捡田螺的季节最好是春天，当水田灌满水还没有插秧的时候。时间则必须选在清早，天刚蒙蒙亮，太阳还没有从山后升起，这时候田螺们一个个爬出来躺在泥巴面上，在清水中吸纳天地之精华。小孩们卷起裤脚，腰间绑着鱼篓（一种用竹编的容器，口大颈小，肚子更大，形似梅瓶，不过是扁的），下到水田里，只需弯着腰，把田螺们一个个捡到鱼篓里就行了。如果运气好，一个早上捡个半篓子田螺是不成问题的。田螺的吃法是先用水煮，熟了以后用针把田螺肉挑出来，去掉前面的软壳和后面的肚肠，再用紫苏和水煮，即鲜美异常。如果不缺油，则炒食也可，另是一番风味。
抓泥鳅的最好季节则是夏天。稻子已经长高，正要抽穗或刚刚抽穗，田里的水还是满满的，但太阳已经晒不到，泥鳅们最喜欢在略温而阴的水里游来游去。而且常常停在水里不动，像一艘小小的潜水艇，孩子们轻手轻脚地下到田里，看准了飞快地用两手一捧，就可以抓住一条泥鳅放进鱼篓。小泥鳅的吃法通常是用热锅干煎，但如果泥鳅肥大（最大的可到十五厘米长，两个指头宽），也可以用来水煮或汆汤，也以加紫苏为好。听说有一种最高级的吃法，是把泥鳅养在清水里，两三天之后待肠胃里的杂质吐尽，再养在装满豆腐和鸡蛋的盆里，泥鳅在里面穿来穿去，肚子里灌满鸡蛋跟豆腐，再拿来煮食或汆汤，则其味鲜美可以想象。但这是大富大贵的吃法，农村的孩子哪有这种口福？我如今虽贵为教授，游遍四海，尝尽中西美味，独独这种食泥鳅的办法仍未试过，至今以为憾事。不过我小时候却跟我的娃娃朋友们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泥鳅食法，不见经传，不见食谱，但确实令人难忘。那食法是乡下野小孩比胆大的招数，城里文明人可能不敢尝试。办法是先比赛抓泥鳅，大家下到水田里，看谁最先一手捧起一条泥鳅来。接着是比吃泥鳅，看谁敢把手中那条泥鳅连水生吞下去。我那时常常是比赛的优胜者，靠的是眼尖手快胆子大，当那滑溜溜的泥鳅从嘴巴钻进喉咙，沿食管而下，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泥鳅在胃里扳动几下，然后就安息了。这种吃泥鳅的办法趣味胜过美味。后来留洋赴美，第一次吃日本人的“sashimi”（生鱼片），有些朋友不敢下箸，我却毫无难色，因为跟小时候吃生泥鳅相比，这不过是小儿科罢了。
挑蚌壳的季节则最好是秋天割稻的时候。田里的水已经放尽，蚌壳们害怕毒日，一个个钻进泥巴里，但却在泥巴表面留出了一个个像女性生殖器那样的小洞（恕我粗鲁，但实在没有比这更形象的比喻）。孩子们准备一根削好的竹片，很容易就可以将它们挑出来，往往是大人们在前面割稻，孩子们就在后面挑蚌壳，同时一边拾稻穗，蚌壳稻穗都装在腰里系着的鱼篓里。运气好的话，一个下午可以挑到满满的一篓，再加上一两斤稻穗。蚌壳可以煮食，稻穗可以换麦芽糖，都是让孩子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的事情。蚌壳的食法跟田螺差不多，也是先用水煮，待蚌壳开口，再把肉挑出来或炒或煮，味道不亚于田螺。到城里之后，只吃过蛤蜊（此物台湾尤多），但蛤蜊比起我们乡下的蚌壳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仅个小，味道之鲜美也似乎不如远甚。只有在欧美海边常常可以吃到的mussel（据说即中国广东人吃的蚝，也有人说不是蚝，而是青口，蚝的英文是Oyster）差可媲美。
摸小鱼的最佳季节则是冬天。要在夜里进行，且必备两样工具，一是用铁丝编的吊篓，里面放满上好的松木（即松油很多的那种）片，用火点起来不怕风吹，这样才可以用来照见水田里的小鱼。另外一件工具，是在一个长条的竹片（竹片取其有弹性，木头则不行）的顶端钉上两三排钉子，钉尖向外，看起来像个放大了百倍的牙刷。冬天的夜间，鱼儿们常常静静地悬浮在水中，孩子们（当然也常常有童心未泯的大人）提着松火照明的灯笼，在田塍上一边走一边观察，看见了鱼，便用手中的铁钉制成的大牙刷猛地啄下去，再挑起来，那可怜的小鱼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罪过罪过，阿门！），再用手取下，放在鱼篓里就成。这种捕鱼的方法虽然残酷，却也有乐趣，跟猎人打猎差不多。用这样的方法当然也可以捉到泥鳅，但我印象中捉到泥鳅的机会远比捉到小鱼的机会少，也许泥鳅比较怕冷，冬天不大出来活动吧。偶尔还可以捉到黄鳝，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别把一条水蛇当作黄鳝，那就有点不妙了。
抓虾子则要用别的办法。虾子通常躲在田边的草丛里，或者小河边的洞穴里，要用一种又像鱼篓又像畚箕的工具，慢慢靠向岸边，然后用一种特制的竹耙去搅动，那晕头晕脑的虾子们就在浑水之中误撞到鱼篓或畚箕里。俗话说“浑水摸鱼”，但以我童年的经验，说“浑水抓虾”可能更贴切一些。
这些童年的乐事，青年时代还常常想起，最近却有很久没想过了，难道真如孔子所说“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了吗？有时看着孙辈玩拼图、玩电脑、看卡通、开遥控小汽车，觉得比自己小时候实在有钱得多，但却并不羡慕。一代有一代之风华，也一代有一代之游戏，真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让我选择，在游戏方面我还是觉得抓鱼摸虾要有趣得多。当然，饿肚子是不要的。2009年8月8日乡下孩子的点心
城里的小孩不愁没有点心吃，现在中等以上的家庭发愁的不是没有点心，而是点心太多，怕小孩子贪吃点心而影响正餐，又怕点心里糖太多、油太多、添加剂太多，会有副作用。看到女儿给外孙买点心时，那种不问价钱精挑细选的态度，每每令你感慨，常常想起儿时关于点心的种种。
你在七岁前多少也可以算是个贵公子，你手边有一张六十年前的旧照，是你妈妈抱着你们兄妹三个在照相馆里照的，当然是黑白照，不过已经发黄了。你穿着毛衣，吊带裤，脚上穿着一双小皮鞋，梳一个油油光光的小西装头。妈妈也烫了发，应该是那时很摩登的式样。听你妈妈说，你小时候长得白白胖胖，活泼可爱，三岁时居然还得过湖南省少年儿童健康比赛的第一名。那时的湖南省省长是何键，你父亲当时是省政府法制专员，你母亲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所以你现在推想起来，这第一名其实也只能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顶多算个省政府子弟健康比赛第一名。你妈妈说，你那个时候很逗人喜欢，学校的女老师都争着抱你，每个人抱着都不肯放。你倒是怀疑，你小时候未必那么好玩，你母亲是那个学校的校长，这些女老师也许只是借机拍马屁也不一定。但你妈妈说那是真心的，因为她每次抱你经过街上，沿途都会有小贩要塞给你糖果点心水果，不肯收钱。你后来读《世说新语·容止篇》中说：“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联手共萦之。”孝标注又引《语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你简直怀疑你妈妈是不是照着这个故事编的，但你妈妈不是一个喜欢编故事的人，又向来讨厌自夸儿女，所以看来这事应当有几分真。你倒是还记得几个镜头，那是四五岁的时候，你常常被保姆或校工抱着出去玩，每出去常会去一家药店转一转，据说那药店的老板就是你妈妈任校长的衡阳市临江小学的董事，你还记得他姓陈，胖胖的，脸上老堆着笑，每次保姆或校工就把你放在药店的柜台上，那姓陈的董事就会从药柜里拿出一包糕点来给你吃，你还记得那糕点是白色的，一薄片一薄片地叠在一起，名字叫“肥儿糕”。这印象很清晰，不会有错。总之，你至少七岁以前是不缺少点心的，这大致可以肯定。
1949年早春，你被送回老家金溪庙，美好的日子就整个儿翻了一个兜。从那时开始到一九五四年你离开金溪庙去上中学，五年之中，你没有吃过任何买来的点心，你身上也从来没有一分钱可以自己去买点心。离你伯父家一里远的小街上只有一个小杂货店，柜台上摆着几个玻璃缸，里面放着一点花花绿绿的糖珠子，是没有包纸的那一种，现在小孩大概见都没有见过。也有一缸饼干，黄色的，很厚，也很大，跟现在的也全不一样。还有一缸叫做“发饼”的点心，也是黄色的，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印，那算是最上等的东西了。你偶尔从小街上走过，不大敢仔细看那些缸子，怕口水流出来。
不过，倘若说你们老家的小孩完全没有点心吃，那也不是事实。乡下小孩只是没有从街上买的点心吃（当然富家子弟例外），但却有自己家里做的点心，哪怕是最穷的人家，也总会做一点小东西，偶尔给孩子们嚼嚼。你们家乡出红薯，所以红薯做的农家点心花样最多，最简单的就是把红薯切成薄片晒干，然后再放进热砂（最好是铁砂）里炒熟。精致一点的，是把红薯蒸熟，剥去皮，捣烂成泥，再阴干，切成豆腐干一样的块状（形状大小可以随心所欲），再去炒，这样炒出的薯干就比前面那种薯片好吃得多。但我以为最好吃的一种，是把红薯煮熟，去皮，再切成橘瓣似的长条，再阴干，阴干后又在表面淋一层米浆（就是把米汤熬浓），米浆里放一些小小的橘皮丁，以增加香味，再晒干，再蒸，一直到这些橘瓣似的红薯条变成半透明状，再晒，使它表面紧缩。这样的红薯干你们乡下叫做“神仙薯”。那味道又香又甜又耐嚼，其美无比，只有神仙才够资格吃，叫神仙薯真不为过。离开家乡几十年，你再也没有机会吃到，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到了台湾，有一次去阿里山，在山顶的小店里居然买到类似你们家乡的神仙薯。你大喜过望，不管价钱，就买一袋，立刻撕开精美的包装纸，放在口里大嚼起来。但不知怎么的，虽然唤起了你儿时的记忆，却怎么也赶不上你记得的味道。其实你心里很清楚，台湾的红薯绝对比你家乡的红薯质量好，阿里山薯条的制作也绝对比你家乡的神仙薯更精致，但为什么就没有那个味道呢？
做神仙薯的办法同样可以施之于南瓜，也是把南瓜先蒸熟，阴干，切片，上浆，晒干，再蒸，再晒，不过那味道毕竟赶不上神仙薯。但有些俏皮的媳妇会把整个南瓜横切成一个大圆圈，这样做出的南瓜干则可以套在小孩的脖子上，凭空增加许多趣味。
除了红薯南瓜，你们家乡盛产大米，所以米也是做点心的重要原料。最简单的当然就是炒米，你们乡下的炒米跟后来在城里看到的米花差不多，但制法和味道都不同。炒米是把米饭，尤其是每天没吃完剩下的米饭晒干，放在一个陶制的坛子里，等到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倒出来放在铁锅里炒，炒熟了就可以吃了，而且可以装在坛子里慢慢吃。这种炒米比城里的米花硬实，有嚼劲，似乎也更香甜。你们乡下过年过节时常把这种炒米放在茶里，再加上几个红枣来待客，有点像客家人的“擂茶”。湖南乡下很流行这种茶，有的还在里面加上干生姜片、橘皮之类的东西。听说湘西的苗族、土家族也有类似的吃法。
大米做的点心你以为还是米粑最好吃。米粑的花样很多，大体上都是把米磨成粉，和水做成圆形，最粗糙的是用手捏，讲究一点的则是用模子压成。那模子通常都是木头做的两块有柄的像手镜一样的东西，前端做成圆形，挖空，精致的还刻上图案，把米粉团压进这圆槽里，两块对准压紧，再磕出来蒸熟，晒干即成。吃的时候先把这样的干米粑泡在水里，几个钟头后再捞出来，或煎或烤，如能加点糖，就更好吃了。农历过年时节，一家人围坐在柴火熊熊的火塘边，一边聊家常，一边烤米粑吃，这就是乡下人最快乐的时刻了。这种米粑一般由粘米做成，但最好加点糯米粉或高粱粉，口感就会比较好。还有一种纯粹用糯米做成的米粑，这种米粑通常不用模子做，因为糯米粉团会粘在模子里磕不出来，所以要用手搓，个子也比较小，形状也不那么统一，这种米粑你们乡下有个特别的名字叫“biǎng-粑”，这个biǎng字你始终不知道怎么写，普通话里连这个音节都没有。这种“biǎng-粑”味道最好，在你们乡下算高级食品。你后来到了湖北，觉得湖北人吃的糍粑差可比拟，但似乎也没有你们家乡的“biǎng-粑”好吃。
在各种米粑中，你印象最深的，或者说你最钟情的，是桐叶粑。这桐叶粑的做法跟其他米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把和了水的米粉团用一片大的桐叶对折包起来，然后放到锅里去蒸，蒸出来的米粑就带有浓浓的桐叶香。而那形状尤其可爱，白白的半圆形，有点像一颗心，如果用来做情人节的礼物应该是很合适的吧。还有一种春菜粑，是用一种春天地里长的野菜（不是荠菜）切碎加在米粉里做成的，味道也很特别，真好像有一种春天的味道。你后来到台湾，吃到一种叫做“碗粿”（粿，普通话音“果”，米食也。但台湾话里却读作“贵”，不知何故）的小吃，与你们乡下的桐叶粑、春菜粑有点像，但那味道似乎也差得远。2009年8月21日鞋子与潜意识
你每次打开鞋柜，都想来一次精兵简政，因为你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十几双鞋子实在是太多了，也没有必要。如果是女人，自然又当别论，据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就有三千多双鞋子。许多时髦的贵妇人，有几百双、上千双鞋子的，大有人在。但是一个男人，有三五双鞋子也就够了，要那么多干什么呢？
可是你虽然这么想，每当真要“精兵简政”的时候却又下不了手，因为每一双都是好的。有几双虽然已经买了十来年，但还可以勉强叫做半新，因为你实在穿得不多。有一双虽然后跟已经补了两次，但鞋面还很完好，而且是在法国旅行时买的，怎么可以丢呢？有一双是麂皮的，样子像平口布鞋，鞋底是一整块很高级的塑胶，那是在日本北海道买的，当时因为脚上穿的皮鞋不便走路，临时买了这双比较轻便的鞋，但是结束北海道之旅，你就再也没有穿过了。可是那么结实、那么完好的一双鞋怎么可以丢弃到垃圾箱呢？有一双硬底的皮鞋，走在水泥地上嗒嗒地响，如果是个女人，响声是从脚上的高跟鞋发出的，她就会把胸部挺得高高，自我感觉良好，可你一个男人，实在觉得有些招摇，所以你买回来之后也就很少穿它。可这是一双在意大利买的皮鞋耶，何况又这么新，虽然放了十一年，可连一个霉点都没有，又怎么可以丢呢？光球鞋你就有三双：一双是买了之后略嫌有点紧，本来是为爬山买的，可下山的时候鞋尖每每把脚趾甲夹得生疼，一共只穿过两次就放到一边了；另外一双是专门在室内踩跑步机用的，现在跑步机留在了台北，鞋子却带了过来，自然也就用不上了；另外一双是真正的名牌NIKE，你对名牌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可这一双是NIKE在中国的总代理人（他是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亲自送你的，它的款式很特别，鞋底的前部是倾斜的，据说是便于跑步，可你又不喜欢跑步，于是也弃之一旁，几乎没有服役的机会。你想来想去，这里面的鞋双双有来头，哪一双是可以扔掉的？可鞋子这玩艺儿又不是糖果，好像也不便送人。
其实你常穿的只是一双鞋，其他的鞋都是服后备役的。你真要下决心“精兵简政”，丢了也就丢了，对你没有丝毫影响。你每次下决心要丢，末了你总是不忍心，于是这些老朋友就始终呆在那个拥挤的鞋柜里。
你并不是一个天性吝啬的人，甚至连节俭也谈不上，你之不肯丢掉这些老朋友，实在是另有他因，只是你不肯承认罢了。这里用得上弗洛伊德的学说，在你的潜意识中对鞋子有一种特别的珍惜，每当要丢鞋的时候，潜意识就出来干扰，让你下不了手。而前面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是你不肯丢鞋的潜意识以一种伪装的面貌出现罢了。如果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你幼年时期关于鞋子的这一段特别的经验和记忆，甚至连你自己也已经很久不去想它了。但它如此顽固地赖在你的潜意识里，现在你终于明白，每次你的“精兵简政”的措施都无法付诸实行，实在是它在作怪。
当你七岁离开父母被送到乡下伯父家里时，你记得你有大大小小几双布鞋，那大概是母亲为你准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依次把那几双鞋都穿破了，到十岁的时候，你只剩下最后一双。你这时也开始懂事了，知道这双鞋的珍贵，也知道再也不会有新鞋可以替补了。所以你一年四季都尽可能打赤脚，或顶多穿一双乡下人打的草鞋。你打赤脚去扯猪草，去放牛，你穿草鞋去割草，去砍柴，有时候草鞋穿破了，又没有新的草鞋可穿，你就打着赤脚去割草、去砍柴。脚板被草根、树桩、蒺藜刺破，割开一道道的口子，是常有的事。你们那时当然没有什么碘酒可涂，更没有什么创可贴可贴，创可贴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就是发明了也不是乡下的孩子可以买得起的。你们那时对付这种事情的办法，是在田里抓一把淤泥，用力涂在伤口上，现在想来真是有点野蛮，但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发炎、溃烂的情形。不过你记得有一个邻居的大叔，脚上的伤口多年溃烂不愈，夏天的时候常常有成群的苍蝇围着伤口飞来飞去。你可能是因为年轻，机体活力强，所以总算幸运，没有碰到这么倒霉的事。
那双宝贵的布鞋你是绝对轻易不穿的，仅仅在上学的时候你才穿上。因为你不能光着脚丫去上学，也不能穿着草鞋去上学，那会被人瞧不起，而你又偏偏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小孩。但饶是这样，这双布鞋还是慢慢穿旧了，穿破了，到后来竟然两个鞋底都磨穿，脚心的地方磨出了两个洞。幸而那双鞋做得结实，所以框架还好，很长一段时间你还是可以穿了这双底上有洞的鞋去上学。因为老师和同学的眼光从上面看下去是看不出来的，你也就不会丢脸了。
可是让你很烦恼的是，在冬天上课的时候，你的脚踩在潮湿而冰凉的地上（你们的教室是没有什么水泥地板或者木头地板的，泥巴就是地板），因为鞋底破了洞，你的脚板就直接贴在泥巴上，那刺骨的寒气就从脚板心钻进来。本来衣服就不够暖，再加上这彻心的寒气，你常常冷得直发抖。可你的脚又不能悬起来，所以除了咬牙坚持，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过你还真有点小聪明，你后来终于想出一个法子来。你从字纸篓里找来一些废纸，一张张抹平，垫在鞋底里面，这样一来，脚心就不会直接挨到地面了。那些废纸如果多一点，甚至还会有些温暖的感觉。你因此大为高兴，很欣赏自己的小聪明。只是有一点让你苦恼，因为这往鞋底垫纸的事，只能偷偷地背着老师和同学做，否则就未免太丢脸了。于是你从此每天都赶在同学还没有进教室之前，早早来到学校，把字纸篓里的废纸挑拣出来抹平，把它们塞到鞋子里。你就这样熬过了两个冬天，直到小学毕业。
上了中学以后，你母亲开始寄些钱来，你的经济状况略有改善，再不要穿破鞋去上学了。但你从此养成了珍惜鞋子的习惯，一双鞋子不穿到实在不能穿的地步是不会换新鞋的。再到后来，你终于有了更多的钱，不需要把一双鞋子穿破再买新鞋，可是那没有穿破的旧鞋你总舍不得丢。因为不合脚而没有穿旧的鞋，自然更有理由把它们留下来。这样一双一双地积起来，你便有了许多旧鞋。新兵源源不断，老兵又不退役，居然就有了一个加强班的鞋子部队了。
这些童年的往事，想起来太不愉快，你已经多年不去想了。不料它竟积淀在你的潜意识里，每当你想丢鞋的时候，它就出来说“NO”。
现在你明白了吧，你的“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什么会贯彻不下去，既非小气，也非道理不明，而是潜意识在阻挠，不然你想想看，为什么你从台北搬到武汉，丢了那么多东西，而居然把这十几双鞋子装了满满的一纸箱，漂洋过海？算了吧，你就把那些老朋友留在鞋柜里吧，你永远也别想抛弃它们。它们会一直忠实地跟着你，也会一直给你温暖的安慰，使你免于鞋子匮乏的焦虑。不要争辩，说你现在的钱已经多到可以买几百双鞋子，你要明白，不管你将来如何富裕，没有鞋子穿的恐惧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你的潜意识里。它将是你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2009年7月6日腿的故事“你看，这一节一节的是你的脊椎，脊椎旁边白色的小河是脊髓，再旁边那条黑色的带子是神经，你看这白色的小河流到这里就变得很窄，几乎断掉了，这个地方是你的第四、第五节腰椎，这两节腰椎之间的软骨挤得凸出来了，截断了小河，并且触到了那黑色的带子，也就是说，软骨压到了你的神经，所以你的左腿就会痛，就会麻，明白吗？”
是的，你看得很清楚。“那进一步会怎样？”你不禁有点紧张起来。“暂时还不会怎样，但是发展下去，你的左腿就会瘫痪，除非动手术把软骨割掉。”
你叹口气，从医院里出来。这遗传可真厉害，你母亲也就是六十多岁时在这个地方开了一刀，幸而手术成功，她原本已经萎缩的左腿又恢复了正常，一直活到九十六岁，除了去世前一两年有点不良于行以外，几乎没有对她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你会像母亲一样的幸运吗？万一瘫痪了怎么办？西伯利亚去不成了，布达佩斯去不成了，好望角去不成了，那专产美女的委内瑞拉也去不成了。西藏新疆也甭想去了。三十五年前跟朋友们爬黄山，相约再登、三登、四登，现在也别想了。连散步也别想了。游泳也别想了。
常常看到瘸了一条腿的年轻人在街上跛行，你总是心生恻隐，然后对自己说，你真是幸运，你本来可能也是这样的。
五十多年前，当你还在金溪庙老家读小学的时候，你差一点就走上了这条路。那一天你在操场上溜滑梯，你刚从滑梯上往下滑，一个性急的大胖子便紧随而下，你刚滑到地，他的身子也压了上来，恰巧地上有一块砖头，你右边的小腿压在砖头上，大胖子压在你的背上，只听得“咔嚓”一声，你就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你并没有哭，老师们同学们都围了上来，你对那大胖子说了一句话，你说：“你害了我一辈子！”事后这句话在老师们中间流传，说，唐翼明这小家伙很奇怪，压断了腿不哭，第一句话就说：“你害了我一辈子！”一位姓李的老师叹息着说：“这孩子还真早慧。”那一年你九岁。
李老师把你抱起来，当夜你就睡在他的床上，你清清楚楚地记得，半夜里李老师如何端着你的两腿让你往草丛里撒尿。李老师高高的个子，是个转业军人，那时还没有结婚。第二天，他就把你背到石子街上——那是你们那一带一个很小的集市，就只有一条街，两边列着几十家店铺。他把你在一家小药店里放下来，那药店的老板兼医生姓欧阳，四十来岁，模样你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居然也就把你收下了。李老师对他说了什么，你完全不知道，总之，你就在他那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吃他的，睡他的，而且他每天替你治腿。到底用了些什么药，有没有吃药，你都记不清了，你记得起来的是他每天清早就把你抱到堂屋里，让你躺在一张宽宽的长板凳上，把包在你腿上的杉树皮剥下来，然后用嘴巴含着一口清水——或者是药水，喷在你的右腿上。你现在还能够记得那冷水喷在腿上的感觉，润润的，凉凉的。接着他替你轻轻地揉——现在你知道，那大概就是推拿按摩。揉完以后，他又用一块新的杉树皮包在你的腿上，再系上带子。杉树皮刚从杉树上剥下来，皮上还有树浆，带着一股清香，那时候正是夏天，贴在腿上很舒服。是不是那杉树浆就有接骨的功效？你不知道。
吃饭的时候，欧阳先生会把你整个抱起来，放到桌边的凳子上，你就坐在那凳子上跟他们一家一起吃饭。饭菜很香，是你那些年吃过的最好的饭菜。至今你还记得，当中有一道菜特别好吃，那道菜叫“荷结”，那是用红薯磨成粉，调成浆，在蒸笼里蒸熟再晒干所做成的食物，一个晒干的荷结有脸盆大，像圆圆的荷叶，吃的时候把它掰成许多小块，用冷水泡软，再放到锅里用油炒一炒，加点水，放点葱，放点盐，也许再放点酱油——如果有的话，就变成一道很可口的菜了。如果再奢侈一点，放一些新鲜的肉末在里面，那就是你们乡下人轻易吃不到的美味了。
偶尔，欧阳先生还会特地为你煨一罐鸡汤，这在你们乡下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待遇。农家里养几只鸡，是要拿来下蛋的，蛋是要用来换油盐的，所以鸡是不能轻易杀的，除非过年过节来了贵宾，才会忍痛杀一只鸡。或者是人家对你有恩要感谢，捉一只老母鸡送上，那就是很恭敬的了。你那时是一个无人管的“地主狗崽子”——虽然你的正式成分是贫农，但是谁也明白你的父亲是个国民党的大官——居然受到这样的善待，你小小的心里真是感激不尽。
你的腿好了，百分之百地好了，一丁点儿后遗症都没有。你进了中学，跟所有同学一样地跑步、跳高、跳远，你不说，谁也不知道你的腿断过一次。欧阳先生救了你一条腿，也救了你这一辈子。你此后得以渡过种种灾难，得以娶妻生子，得以翻山越海，得以走遍全世界五大洲四五十个国家。你不敢设想，如果你从九岁起就瘸了一条腿，你的生活会是怎样的面貌。但你从来没有回报过这个欧阳先生，你当时是无力回报，后来是无暇回报，再后来是无从回报。直到1995年，你陪侍父母从台湾去香港跟伯父重聚，向伯父打听，才知道欧阳先生早就过世了，怎么过世的伯父也不知道。你封了五百块钱请伯父带回乡下，务必找到欧阳先生的后人，送上这一份微薄的礼物。你在读初中的时候还一直念着他，决心将来赚钱了要买一只老母鸡送给他。可是，1954年寒假的除夕，你伯父的几个耳光打掉了你最后一丝的留恋，第二天你决然而去，从此告别了老家，你那送老母鸡给欧阳先生的感恩计划也就落空了。现在这五百块钱也许可以买一大堆老母鸡吧，可是你已经明白，就是把全世界的母鸡都买来送给他，也报答不了他对你的恩惠。
还有李老师呢，你简直连一只鸡蛋都没有送给他。
如果说，你后来会帮助一些人，诚心地对待你的学生，对待你的朋友，那其实是因为你早年曾经受惠于李老师、欧阳先生，还有好些同样善良而质朴的小人物们。《周易》的卦辞常常有“利见大人”这样的话，历来的注家都把这“大人”解释为王公贵族，可对你而言，这“大人”就是李老师、欧阳先生，以及其他曾经有恩于你的人。2010年1月21日金溪庙的新年
你七岁那年来到老家金溪庙，所遇到的第一件最兴奋的事是过年。你那时刚到记事的年龄，前此在城里过的六个新年在你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此后的新年不是在匆忙中度过，就是在乏味中度过，甚至有在牛棚中度过的。在老家过的这个新年就成了你毕生对于新年最快乐也最深刻的记忆。
乡里过新年是一件大事，前后至少要闹腾一两个月，不像城里只热闹两三天，而且乡里过新年是全村的事，不像城里只是一家的事。一进入阴历十二月，说得文一点就是“入腊”，乡里人就开始准备过新年了。在你们老家这时候男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柴草准备充分。虽说他们平时也要砍柴，但这个时候要砍得特别多，而且要砍一些大柴，平时只要砍些灌木就好了，这时却要砍许多像碗口粗细的松杉之类。然后把它们锯成两尺左右的木头，从中劈开，小的两股，大的四股，码在禾坪上，像一堆堆立体的“井”字，每每高过头顶，在冬阳中晒干，以备过年之需。不论家富家贫，过年的时候柴火是不能断的，不仅灶里的烟火终日不灭，特别要紧的是堂屋里要生一堆日夜不熄的明火。这明火通常是在屋角用砖头围成一个火塘，火塘或大或小，一般是五尺见方，中间放一个巨大的树兜，这树兜是要烧个十天半月的，旁边再辅以小树柴火，从农历小年（腊月二十三）开始，一直燃烧到次年的元宵，元宵以后才可以慢慢熄去。有时一个不够，就要再烧一个。所以进山觅两三个老大的树兜并且把它们挖出来，扛回家，就成了每家男人过年前的头等大事。这事几乎一入冬就要准备了，因为这样的大树兜没有个把月是晒不干的，晒不干就烧不着，勉强烧就会烟雾弥漫。而这火塘几乎就是农村过年的根据地，尤其是入夜以后，一家老老小小加上来访的亲友都围坐在火塘边，一边取暖，一边聊家常，同时温酒、烤米粑、煨红薯。火要明而不断，有点小烟无妨，但烟大了就不舒服了。《千家诗》里有一首无名氏的七绝：“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漫腾腾地暖烘烘。”这后面两句写的正是这种火塘，你们家乡至今还把大树兜叫做“榾柮”（读“骨舵”）。你后来在丽江旁边的泸沽湖参观摩梭人的家庭，发现摩梭人也有这样的习惯，而且摩梭人的火塘更伟大，它是终年不熄——也就是永远不熄，火塘熄了，就意味着人丁绝了。
柴火之外，打鱼杀猪是男人们必须做的第二件事。你们老家平时是不吃鱼的，要吃也就只吃点小鱼小虾，泥鳅蚌壳什么的，那是小孩子们在水田里自己抓的，肉则顶多在插秧割稻时菜里加几片腊肉，真正吃鱼吃肉就要到过年了。过年之前要在老家旁边的大塘里用网打鱼，为了能到塘中间打鱼，还得用门板和水桶临时扎一只小船，那办法是取六个大水桶，几个大汉把水桶倒过来，压进水里，上面扣两块门板，桶里的空气就会把门板托起来。两个人站在门板上，一人划船，一人撒网。打鱼是全村一年一度的盛事，全村的人几乎都出来了，站在塘边，堂客们叽叽喳喳，细伢们钻来钻去，一网鱼打上来，每每伴着大声的吆喝和赞美，比看戏时戏迷们的喝彩还要兴高采烈。打起的鱼集中在禾坪上，先过秤，再按家分，又是一场热闹，包括挑拣和争吵。
跟打鱼一样好看的是杀猪。杀猪通常在小年前，也在禾坪上进行。一家杀猪，其他家的人也都出来看，猪的哀嚎和人的叫喊混在一起，也热闹得像在唱戏，这个时候那个握刀的屠夫就是戏中的主角。每家杀的猪大部分都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回这一家明年买油盐、置农具、添衣被的钱。猪头、猪脚、内脏和小部分猪肉留给自己，过年吃一半，一半还得腌成腊肉，留到明年插秧打谷的时候吃。杀猪并不是家家都杀，也有无猪可杀的，可能是没养猪，人丁单薄或懒散养不起猪，或虽养了猪没到过年就卖了，这多半都是穷人。家里劳动力多的、勤劳会安排的，往往都有猪杀，甚至杀两头三头的都有。杀猪是令人兴奋的，小孩子特别喜欢看。看几个大人如何把猪扳倒，用绳子把四个脚绑起来，抬到大桌子上，用手按住。屠夫把刀磨得亮闪闪的，看准时机，一刀捅在猪的脖子上，猪惨叫一声，屠夫再把刀拔出，血就从刀口哗哗流下来，流在早就准备好的水桶里——这猪血是要留着做菜吃的。再接下去是吹气，去毛。吹气是为了去毛，那办法是在猪的后脚上用刀切开一个口子，插入一根竹管，几个大汉轮流吹气，一边吹一边用木棍敲打，让气均匀地充满猪体，最后整只猪就吹得像一个椭圆形的大气球。然后用开水烫，烫完后用杀猪刀把猪身上的毛剃净，最后还要用一把火在猪身上燎一燎，把没有去尽的绒毛烧掉。最后才是开膛破肚，把内脏一件件拿出来，把整只猪按需要切成几块。你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过程实在是很血腥的，猪的哀嚎好像还在耳边，让人起鸡皮疙瘩，但当时怎么就不觉得？甚至还觉得很兴奋很好玩呢？可见，说小孩子天性善良富于同情心，其实是可疑的。小孩子喜欢看杀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杀了猪以后就有肉吃。现在恐怕很少有人，尤其是城里人，能吃到新鲜的猪肉——你说的是刚刚杀好的猪的肉，那味道之鲜美实在无法形容。把新鲜的猪肉放在烧得滚烫的锅里来回炒一炒，洒点盐，再放水略煮一下，什么都不要放，就好吃得不得了。还有猪肝，刚从猪肚子里掏出来的新鲜的猪肝，切成小片，放点油爆一爆，最好还拌点芝麻，味道美不用说，据说还很补人。每次杀完猪，这芝麻炒猪肝是伯父一个人的禁脔，只有在他吃不完的时候或者心情极高兴的时候，拨几块给你们这些小孩尝尝，那就简直像是皇帝钦赐的恩典了。伯父总是就着酒吃猪肝，夹起两片猪肝放在嘴里嚼一嚼，再端起酒杯抿一口，然后叹一口气，满脸是陶醉的神色。这似乎是他一年来最愉快最得意的时候。
女人们的事情则主要是打扫卫生和准备食物两大项。那时乡下一般的农民都不大讲卫生——没条件讲，但是哪怕最脏最穷的人家过年也大抵要清扫一番，几件破衣服也得浆洗一下，多半还要煮，把衣被上的虱子煮死。如果有点余钱，家里又有小孩，就要想方设法做一两件新衣服，过年时也体面一点。如果是有点根底的人家，读过书的，所谓耕读之家，那就还得买几张红纸，写几副对联，以示与别家不同。最后这一点你的伯父家里是很讲究的，新年第一天你们几个小孩子一定要在书房里写一两幅字，叫“新春发笔”，这是绝不能忘记、绝不能马虎的。你多年以后都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元旦春节那天照例会写一两张字，兴致好时还作一两首诗——当然是旧体诗。乡里人冬天难得洗澡，但比较讲究一点的，年三十那天一定得烧一锅水洗头洗澡，把一年的陈垢和晦气洗掉，用古文讲就叫“祓除不祥”。到初一就不能洗了，不仅不能洗头洗澡洗衣，甚至连地都不能扫——不能把财富扫出去，初一那天还不能动剪刀，大概是不能把福气剪掉吧。
对女人们来说，准备食物比打扫卫生更要紧。民以食为天，再穷过年这几天总得把饭吃饱，总得比平时多几个菜。三十吃年饭，稍稍富裕的农家想方设法都要弄出个“十大碗”来。如果有小孩，总得弄点点心让他们嚼嚼，就是没有小孩的人家也得准备几种，要招待客人，要打发别家的小孩。所以一到腊月，家家户户都会忙着切这切那，晒这晒那，红薯啦，南瓜啦，腊鱼腊肉啦，腌菜啦。你们家乡的腌菜五花八门，有很多在外地吃不到，例如腌辣椒、腌豆角，腌刀豆，腌茄子、腌香椿，腌紫苏，腌萝卜、腌萝卜缨子（即嫩叶）。其实你们乡下腌菜不叫腌菜，叫zha菜，zha读第三声，你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后来读《世说新语·贤媛篇》有一条说：“陶公（即陶侃）少时做鱼梁吏，尝以坩饷母。”这里的“”也写作“鲊”，本意是腌鱼糟鱼之类，后来也借表腌菜，读音正是zha的第三声，你于是明白你们家乡的“zha菜”应该写作“菜”或“鲊菜”，只是这样古老而少见的字，别说农民，就是教授又有几人会写呢。
过年大人忙，小孩也不会闲着，除了帮大人做事以外，小孩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记得的印象最深的是做松香棒。这松香棒有点像蜡烛，当然没有蜡烛那么大，那么漂亮，但那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用一根竹签，四周涂上厚厚的松香，下面留一段空白，以便手握或插在地里和墙缝里。要做这样的松香棒，先要进山找老松树，在松树根部寻找松香，然后把松香剥下来。松香当然越多越好，只要背得动。回家后找一口破铁锅，用几块砖头架起，在铁锅下烧火，把松香倒在锅里融化。再用竹签在锅里滚动，使竹签周围都粘满松香。松香要有一定的厚度，否则将来点火就不猛，容易被风吹熄。但松香融化后是流动的，如何让松香有一定的厚度，就要靠技巧和经验了。这里的关键是掌握火候和松香的热度，太冷滚不上，太热又滚不厚，所以要把握中庸之道，还要反复滚动几次，这样效果才好。做这样的松香棒，往往是几个孩子一起努力，一起上山找松香，一起融化松香做成松香棒。几个人嚷嚷叫叫，同心协力，兴高采烈，新年还没到，孩子们却已经觉得年味很浓了。松香棒做好后，晾干，收起来。直到大年三十的下午，孩子们才把松香棒拿出来，先在各家的屋前屋后插上一圈，天一黑就点亮，火光熊熊，煞是好看。每人还手上留一把，高兴时就点一支，到处耀武扬威。这样的把戏每次过年要演两次，除了年三十以外，元宵节那天还会重演一次。
不过，还有让孩子们更高兴的事，那就是耍龙灯。耍龙灯通常在元宵节，一条龙灯十几个人耍，还有一个锣鼓队跟着。那龙灯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村里的闲人跟小孩们也跟着龙灯队，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队伍越走越大。每到一个村子，龙灯队就在禾坪上很卖劲地耍上一回，耍完后村里人还要合伙给赏钱。耍龙灯的时候几乎整个村子的人全都从家里涌到禾坪上，把龙灯队围个水泄不通，中间就是舞台。锣鼓声，舞龙灯的人的吼叫声，全村大人小孩的欢呼声尖叫声，都混在一起，形成新年的最后一个高潮。
金溪庙的新年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目是“出行”，行不读行走的行，而读行列的行。“出行”是一个大仪式，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标志着同族人的浓厚情谊，标志着他们要相帮相助地度过新的一年的决心。这“出行”大概包括三段，第一段是初一大清早乡亲们就互相走动，一家家地去拜年，这个时候孩子们都跟在大人的后边，每人的口袋里都会陆续地收获很多点心，到后来口里手里口袋里全都是满满的。拜年的队伍越滚越大，最后村里每家都拜到了，大家就排成一行，走出村子的大门，走到田埂（你们乡下一般叫“田塍”）上，穿过水田，走上小路，最后到祠堂会合。午时左右，各村的人都走出来了，你就会看到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兵分几路，都向祠堂进发，那景象相当壮观，一年就此一回，平常是看不到的。
到祠堂之后，主要的仪式是在长老们的主持下祭祀祖宗。你那时年纪小，不懂也不关心那详细的过程，只记得祠堂的大门前有“唐氏宗祠”四个大字，进门大厅很大，正对着大门的就是放祖宗的牌位的神龛。牌位不是塑像，而是竖立的一块块木板，上尖下方，有点像你长大以后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圭”，或大臣上朝时所执的手板。牌位有一大堆，放在神龛里，神龛的上方还有几个大字，是“天地国亲师”。祠堂很大，大厅的左右还有好些厢房，你最早上学就是在这些厢房里，那时你们的小学还没建好，厢房就权且充当教室。土改时这些厢房又充当过临时的牢房，你的伯父和谷满爹都在这里关过、拷打过，你伯父还自杀过，差一点送了命。拜完祖宗后，女人和小孩就各自散去，只留下长老和家长，每家一个，在祠堂里吃饭。你那时是刚回到老家的新客，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还没蔓延到乡下，你还受到族人的宠爱，便被族里的长老拉在身边同他们一起吃饭。你记得那顿饭很丰盛，菜至少在十大碗以上，每碗都堆得尖尖的，一桌八个人无论如何吃不完。令你觉得奇怪的是大家几乎没吃什么，很快就忙着分菜，每个人的面前都铺着大张大张的干荷叶，把每碗菜都分成八份，一人一份，用荷叶包起来，为的是带回家去同家人共享。你那时正跟着谷满爹在读《古文观止》，所以立刻想到《郑伯克段于鄢》，里面说郑庄公请大夫颍考叔吃饭，颍考叔却把肉夹出来包好，郑庄公很奇怪，就问他，他答道：“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你很开心，真是学以致用，马上就觉得族人分菜其实有古风。乡下人穷，这样丰盛的饭菜平时是吃不到的，家长们不愿意独享，要留给家里的老婆孩子们都尝一点，这很自然啊。更大点之后，你读到古人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陆游《游山西村》），立刻就想到你在老家所看到的春节出行的情形，由此悟出中国农村一两千年来的风俗其实没有多大改变。
你和妹妹弟弟1949年暮春时节离开父母，被两顶轿子从衡阳城里送到金溪庙老家，那么你记忆中的老家过新年的情形，推算起来应该是1950年的春节和1951年的春节。到1951年的秋季，你老家开始搞土地改革，一族人有的被划成地主、富农，有的被划成中农、下中农，有的被划成贫农、佃农。下中农、贫农、佃农被发动起来斗争地主，斗完地主之后又斗富农。地主、富农的田地被分掉，房屋财产也被分掉，一些人成了干部，一些人成了分子，族里的长老像谷满爹这样的打死了好几个。乡里的风气完全变了，过年的旧习俗自然也就跟着消灭了。2013年10月19日土匪爸爸、妈妈：您老人家近来好不好？我明天就要回到金溪庙去，这里又没衣穿，这又有土匪，我们的大面盆也被土匪拿走了。本来我们都不肯回去，妹妹还在哭，因为这里很不安全。九月和十一月我要伯伯仍然来接我。敬祝安康儿异明九月十日
前几天为了举办书法展览，武汉市美术馆要你提供一些老资料，七翻八找，居然找出了上面这样一封信。母亲过世以后，你清理遗物，发现从七岁离开父母到赴台侍亲前的四十二年间（1949年初至1990年秋）你写给父母的信，都被母亲细心地保存起来，订成一册一册的，有好几百封吧，这是第一封。毛笔写的，没有注明年份，但你猜想应当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你是那一年春天回到衡阳老家的，所以这封信不可能早于一九四九年，但如果是一九五零年，则新政权早已全面控制了局势，在你们衡阳这种并不偏僻的地方是不大可能有土匪横行的。
你记起来了，确有这么回事。你和妹妹那年初秋被伯父送到外婆家里去玩。外婆家在斗牛山，离伯父家有好几十里。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发现大人们都聚在一起讲话，而且都站着，脸上都有一种惊魂甫定的样子，后来才知道是昨天晚上闹了土匪。大人们告诉你说，昨天半夜一群拿刀拿棍的土匪，有的脸上还蒙着布，点着油灯，先是拍打大门，随后就冲了进来。大家都吓到了，不敢做声。你的舅妈很机灵，立刻把你的表姐——那时她还很年轻，又漂亮——推到里边的小屋里藏起来。不过，据说那些土匪还讲点义气，并没有对女人怎样，而是把所有的女眷赶到一个房间，把门锁起来，然后再动手抢东西。至于到底抢了些什么，你自然完全不清楚。大人们忙着清点，你发现你的洗脸盆不见了，大人说就是那些土匪拿走了。
你后来长大了想起这件事，总觉得那些土匪并不可怕，很可能也就是地方上的几个穷农民，就像阿Q、王胡之类的。你想，连你的脸盆都要，算得什么土匪呢？还不就是几个小毛贼吗？你只记得你那时候最关心的其实是妹妹，不过她跟你一样，也睡得死死的，根本醒都没醒。你还关心你那漂亮的表姐，你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她很危险，会不会给土匪怎么样呢？听大人说，好舅妈——你很小就叫她这个名字，以跟另外一个更年轻的“新舅妈”相区别——很机灵，把表姐很快推到最里面，还跟土匪讲，她肚子痛，来月经了。什么是月经？你那时肯定不清楚，但你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大人们的确说过这回事，当时到底用的什么词，你想不起来了。
那天晚上，你其实睡得很死，跟其他晚上没有什么不同，土匪是什么样子？你也完全不知道。但是第二天早上那种特殊的诡谲的气氛，以及大人们的议论，却在你儿时的记忆中留下了一道深刻的痕迹。你从此学会了“土匪”这个词，知道中国社会还有“土匪”这种东西，而“土匪”好像也不大可怕，无非就是一些更穷一点的人，半夜到你家里拿点东西罢了。到后来，你就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剿匪”、“剿匪运动”、“剿匪英雄”之类的词，说土匪们杀人放火，有时候又说土匪就是国民党，你倒是有点搞糊涂了。直到读到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以及“文革”中的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才把这些理论搞清楚。不过你始终觉得，你们家乡的土匪跟座山雕是不一样的，他们顶多也只是有点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罢了。2010年2月1日虱子《阿Q正传》中写阿Q和王胡比赛捉虱子，说：“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可能已经不大读得懂这句话的意思。一是不知道虱子是一种什么玩艺儿，翻翻注释或词典，顶多知道它是一种会咬人、令人发痒的小虫子，但没有感性印象，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到嘴巴里去咬，那岂不是很恶心吗？我在台湾教鲁迅的时候，确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虱子我小时候见得太多了，可没办法捉一个来给这些孩子们看，也绝未想到应该制作标本，保留起来，几十年后在台湾教书好用。至于告诉他们捉了虱子放在嘴巴里咬是为了补血，他们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说：“恐怕是为了报仇雪恨吧！”
虱子这东西基本上只寄生在人们的衣服中，特别是衣缝和棉絮里，所以汉末魏初的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讽刺那些凡事遵循礼教的君子们，说他们有如“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实在是很传神的。不过阮籍之顺手拿虱子来打比方，其实倒是颇有时代精神或说传达了时代气息的，因为魏晋时虱子很多，跟今天的台湾大不相同，甚至跟几十年前的大陆乡下也不相同，大陆乡下的虱子一般都寄生在穷人的身上，而魏晋的虱子高贵许多，常常老实不客气地住在贵人的身上。而且奇怪得很，那时的贵人好像颇以生虱子为荣。我们在魏晋的书里常常看到贵人们捉虱子的情景，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以为意，跟阿Q和王胡没有什么两样。比方说，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就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又如《世说新语·雅量篇》说，顾和做扬州从事的时候，一次入朝开会，停车路边，刚巧碰到周去拜访王导，经过顾和的车子，而这位老兄却在那里“觅虱，夷然不动。”当然最有名的例子还是王猛，这位前秦的名臣在未出山之前，桓温北伐入关，王猛去拜望他，却一点都不因为布衣的身份而自惭，一见面就谈天下大事，一边侃侃而谈，还一边抓虱子，所谓“扪虱而谈天下事”，即谓此也。魏晋名士之多虱，如果以今天人的眼光来看，是很容易发生误解的。他们既非养宠物，也不是故意做秀，而是另有他因。因为那个时候的名士喜欢服药，特别喜欢服一种叫做“五石散”的药，服了这种药的人，身体发热，皮肤过敏，不能随便洗澡，又不宜穿有棱有角的新衣或浆得硬硬的刚洗过的衣服，只好穿旧衣、脏衣。日子一久，便免不了长虱子。而当时能够服药的人，必是贵族，才有钱服得起，又是名士，喜欢率性，不居小节，多少有些像今天西方的“嬉皮”、“雅皮”，在当时正是时髦，绝非一千五百年后的阿Q和王胡可以相比。
我生在跟阿Q、王胡差不多的年代，而去魏晋甚远，所以我少年时代所见的虱子也是阿Q跟王胡的虱子，而非嵇康跟王猛的虱子。不过在我们乡下，不仅阿Q跟王胡的身上有虱子，好像赵老太爷、钱太爷、茂才公也时不时有几个。因为这虱子繁衍极快，周游列国也不需要护照，所以一人有之，十人得之，也就很快地遍布于国中了。而且虱子这东西见血即吸，也不管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一旦上身，就仿佛拿了绿卡，取得了永久居留权，要想驱逐出境还真不容易。当年在我们老家，虱子是家家皆有之宝，人人必备之珍，尤其是冬天，身着棉衣，而棉衣大多又破破烂烂，极易藏虱，所以每至冬阳煦煦的天气，大家一排儿坐在墙根下，脱下棉衣，比赛觅虱，是常见的事，一点都不输于阿Q跟王胡。
而至今使我忘不了的，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的，是跟我同住在一栋老屋里的一个远亲，此人身上虱子之多，在我这个见过虱子世面的人也是平生所仅见。这人极瘦，眼睛半瞎，那时才三十多岁，是个裁缝。曾经跟我说，他年轻时给我父亲做过衣服。他说当时就认为我父亲将来会做大官，因为我父亲的手比一般人长。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家，又没有老婆，冬天总穿着一件破棉袄，用草绳捆在腰间。棉袄的布面是黑色的，但却有一半成了灰白色，那是露出来的脏棉絮。只要略微走近他，就会看到那一块块灰白棉絮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虱子，点缀在棉絮上，很像一块块的芝麻糕。这人其实很斯文，至少在我们乡下是如此，说话慢声细语，还有点文绉绉，小时候肯定读过私塾。但后来为什么会落魄成那样，我一直没有弄得很清楚，据说是土地改革时划成了地主，父母跟老婆都一个个死掉了吧。
我上了中学以后不久，听说他也死了。是生了病，又没有饭吃，活活饿死的。那时初中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鲁迅的《孔乙己》，我上课的时候不禁就想起这位远亲，觉得他跟孔乙己似乎有点像，但这位远亲既不嗜酒，也无恶习，为什么会落得那样的下场呢？我至今还常常因他而想起虱子，也因虱子而想起他。他虽说是个地主，但并没有吸过人的血，却像虱子一样活得卑微。2009年8月8日谷满爹
你小时候在老家住过五年，从七岁到十二岁。十二岁上中学，只第一个寒假回去过一次，至今五十五年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但老家的样子你还大体记得，那是一个“︹”字形的建筑群，好几十间房子连在一起，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字形的中间空地是禾坪，供大家晒谷子和堆禾柴用的。禾坪的前边是一口小塘，塘跟禾坪之间是菜地，菜地分成许多块，每家都有几块，不同的季节种满了不同的蔬菜。茄子、辣椒、白菜、豆角是最常见的，每块地的边角则常常种着一些葱、蒜、藠头或紫苏。沿着小塘的四周搭满瓜棚，种着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塘是大家公用的，有鱼虾，因为塘小，所以鱼虾也不大。鱼以鲫鱼为主，偶尔有几条鲤鱼鲢鱼草鱼，还来不及长大，就被孩子们抓去吃了。
大人们是很少在那里打鱼的。大人们要打鱼则在另一个塘，那个塘在老家的左边。从老家禾坪左手的大门出来，沿着一条两边都是南瓜丝瓜的小路走一两百米，再左转上一个土坡，就可以看到那一方大塘。大塘到底有多大，你现在也说不清楚，在当时你的眼中，是可以称作湖泊的。大塘左手上方的土坡上，有一棵很大的柞树，在你的记忆中那棵柞树就仿佛是一棵千年古木，是一个庞然大物。在大塘打鱼，是要用到船的，把船划到湖中，在湖中撒网，才能捞起那活蹦乱跳的一条条大鱼。其实这塘里并不能行船，塘也没有大到需要行船的地步，你这里所说的“船”，是乡里人临时搭起来专门用作捕鱼之用的。那办法是用六个到八个大木桶，翻过来压进水里，再把两块（或几块）大床板搁在桶底上，那压缩在桶里的空气就会把桶跟木板都顶起来，上面站两个人，一人划船，一人撒网，是不会沉下去的。不过做这样一条“船”颇费工夫，要好几个大汉同时努力才能成功。每年打一次鱼，时间大抵是在秋收之后，过年之前。打鱼在村里是一件大事，男男女女都跑出来聚集在塘边，孩子们更是跳跳蹦蹦，大声地喊叫着。一网鱼从水里打出来的时候，男女老少都会高兴地叫起来，议论鱼的大小，是什么鱼。捕到一定的数量便收工，然后拿到禾坪上去分。你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每次分鱼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然地从鱼堆中挑出几条最大的放到一个小篓子里，便有人说：“给谷满爹送去！”
这谷满爹住在“︹”字形的唐家新屋的左手第一家，也姓唐，是你的一个远房本家，在兄弟中排行最末，所以叫满爹。你们乡里习惯把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叫“满”，意思是到此就满了，不再生了，所以有满弟、满妹、满姑、满叔之类的称呼。这“满爹”显然是一种尊称，至于“谷”，你一直弄得不很清楚，现在推想起来应当是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谷”字吧。他那时六十来岁，中等个子，壮实匀称，留着一绺长长的白胡子，两眼炯炯有光，神态威严，是你们家乡远近闻名的一位大人物。因为他书读得很好，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而你们乡下是很崇拜读书人的，何况方圆几十里内只有他一个秀才，所以不仅在唐家地位很高，就是在所有乡人的眼中，都是一个极有分量的人。虽然他并不当官，可是不论哪家分产不公，妯娌吵架，或者邻居斗殴，都要来找他判理。谷满爹一言九鼎，判谁对就对，判谁错就错，是没人敢不服气的。所以唐家新屋每次打鱼，把好鱼大鱼先给谷满爹送去，这在大家看来乃是理所当然之事。谷满爹也欣然受之，毫不谦虚，要是送晚了他还会骂人的。
家乡人对谷满爹无不敬畏有加，跟他讲话很少有人敢平视的。但这谷满爹对你却很和蔼，常常把你叫到他家里去陪他吃饭。你记得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是坐在板凳上，而是用两个脚蹲在板凳上，你至今也没想清楚到底是什么道理。他不仅对你和蔼，甚至有点客气。他常常对别人说：“翼明是读书人，将来要做大事的。”他也常对你说起你父亲年轻时的往事，说他教过你父亲读书，你父亲聪明过人，又勤奋过人，放牛的时候都会带书在身上，一边放牛一边读书。这些故事你听起来半信半疑，但你的确喜欢听他讲这些事。你也不怕他，你承认你还相当喜欢他。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可算是你的一个启蒙老师，尤其是古文。你们乡下“耕读之家”的习惯，是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把本家子弟聚集起来，请一个老师来教他们四书五经，其实也就是一种“家塾”。你最初的古文一部分是你伯父教的，一部分就是他教的。像《郑伯克段于鄢》、《周郑交质》、《石碏谏宠州吁》、《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寺人披见文公》、《介之推不言禄》、《蹇叔哭师》、《冯谖客孟尝君》、《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陈情表》、《归去来辞》，这些名篇就是那时候学的，你至今还能背诵。在这点上，你不得不感激你的伯父和谷满爹。你后来读中学时觉得读书非常容易，古文对你一点都不难，甚至日后你能成为一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都多少受惠于他们的启蒙。所以你也至今觉得中国旧时的私塾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小时候背点诗文对一个人日后的教育是有益的。
谷满爹后来遭殃了。那是土地改革的时候，谷满爹被打成恶霸地主，说他是当地一霸，不仅广有田产，而且包揽词讼。于是抓起来关在祠堂里，又逼他交出埋在土里的金银财宝，他说没有，农民不信，有人就在他十个手指上钉竹钉，他惨叫着晕倒过几次。有一天你偷偷跑到祠堂里去看他，昔日的威风完全不见了，一个可怜的老头儿气息奄奄地躺在地上。你鼻子酸酸的，不敢叫他，赶紧跑了出来。他后来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不久就死了，田地、房产当然都被分了。
有一件事是你听来的，没有亲眼见到。说是他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小时也跟他读过很多书，嫁在离你们老家几十里外的一个乡村，夫家自然也是地主。土改时夫妻俩都被吊打。而他女儿除了“地主婆”外，还有一个罪名是“破鞋”，说她风骚，勾引男人，于是把她吊起来，用绳子扎紧两个裤脚，把一只猫从她的裤腰里放进去，让猫在裤裆里乱抓。底下的人便起哄：“你不是骚得难受吗？看你还骚不骚？”你那时年纪很小，不知道什么叫阶级立场，你听了这件事只是觉得心里很不好过。你见过他女儿一面，她对你很好，你觉得她的确漂亮，尤其是笑起来，那样子很迷人，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风骚吧。2009年8月30日上学的路
你上中学的第一课，是开学前在路上上的。这特别的一课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1954年8月下旬的某一天，你跟着一个不知名的陌生人，走向一个你连地址都不知道的学校。从天刚蒙蒙亮，一直走到红日西落皓月当空，一共一百一十里路。但是你办到了。
那个时候你十二岁，你住在湖南衡阳一个名叫金溪庙的小山村。那一年，你们村里只有你一个人考上了初中。你本来是没有可能去上的，因为你没钱。你是一个准孤儿，说“准孤儿”，因为你还是有父母，但父母远在台湾。按照那时的术语，你是所谓的“外逃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这实在比孤儿更可怕。你之所以去参加考试，不过是不服输而已，其实你知道，就是考取了，你也不可能去念的。
你还记得那一天参加考试的情形。那是两个多月前，考试的地点在三十里外的渣江镇。所以你也是天蒙蒙亮就起来了，因为三十里路要走四个钟头，考试是十点钟开始，所以你至少五点半就动身了。虽然是夏天，天亮得早，可是因为在山里，所以太阳还没有出来。考两场，一场语文，一场算术。十二点钟考完，你再走四个小时回来。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从凌晨五点半到下午四点半，你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喝过一滴水。你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你的伯父正在织畚箕，他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你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又继续低下头织他的畚箕。你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冷遇，这样的饥饿跟劳累在你也并非头一遭。你无人可以哭诉，你也不再感到委屈，但你慢慢地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你是不会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呆下去的。
发榜了，你居然考取了，而且是全村唯一的一个。你觉得出了一口气。上不上学这个问题你懒得去想，想也没用。可是事情很奇怪，偏偏有人出来帮你的忙。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那个乡的乡长。一天他把你叫去，说，唐翼明啊，我们村里只有你一个人考上了中学，你想不想去念啊？你跟他其实很熟，因为在土地改革时，他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一个读了几年书的小知识分子。他那个时候负责丈量土地、分配财物。你老是跟在他的后面帮忙，牵皮尺，量长短，还帮他计算面积。他那时也不过十八九岁，看来他的阶级斗争意识并不强，居然很喜欢你这个“狗崽子”。所以你也不怕他，就回答他说，想啊，可是哪里有钱去念咧？他说，我告诉你啊，唐翼明，你妈妈现在在香港，你可以让她寄钱来啊，这个我们政府是允许的，因为你现在等于是个孤儿，你妈妈寄点钱来还可以减轻我们国家的负担。你说，我怎么不知道有个妈妈在香港？他说，你妈妈还寄过钱和信给你伯父的。你说你伯父从来没讲过，再说你也不知道妈妈的地址，即使要寄信也没有地方寄啊。他说，等等，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扣了几封你妈妈的信，我找找看。过了一会儿，他果然从一个柜子里找出几封信。看，这不是！你把地址抄下来，他说。你后来果真就照那个地址寄了封信到香港，你很快就收到母亲寄来的信跟钱。可以上学了，你喜出望外。你后来常常想，你生命中虽然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折，但好像每当重要的关口，总有贵人出来帮你的忙。这个乡长就是你生命中遇到的一个贵人。可惜事隔多年，你现在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
有了钱，你可以上中学了。那个录取你的中学叫衡阳县私立新民中学，听说在离你们乡下一百一十里一个名叫呆鹰岭的地方，那地方离衡阳城很近，只有十来里路。但是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呆鹰岭呢？这你可就茫然了。没有人能帮你的忙。你的伯父不理不睬。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跟你一样大，既没有考上，也没有钱去念。他看着你居然可以去念中学，已经窝了一肚子气，还会管你吗？你只好到处问人。幸好有一个“高人”指点你，说，我们村子中间那条小河旁边的石板路是通城里的，有些小生意人常常从乡里收些鸡蛋、山果挑到城里去卖，卖的钱换些针线布头又挑回来，跟农妇们交换鸡蛋，这样来来往往谋些小利。这样的小生意人都要一大早出发，经过那条石板路。你可以起个大早，天没亮就守在路边，看到有这样挑担子的人过来，问他是不是往城里去的，如果是，你就跟在他后边走，就会走到你们学校了。你那个时候胆子还真不小，果然就照着这个人说的办——其实你不这样办也不行，没有别的办法。总算你运气好，那一天，天还没亮，你守在石板路边，果然被你等到了一个这样的人。于是你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走。你很快就发现，走还不行，得跑，因为挑担子的人迈的步子比走路的人大，他又是大人，就是不挑担子，你也很难跟得上他。现在他被担子压得不能不迈大步，你为了不被丢下就只好小跑了。你知道万万不能被丢下，因为不跟着他你就走不到学校。八月的太阳像火一样，你汗流浃背。这还不打紧，麻烦的是，你很快就流起鼻血来了。你小时候火气大，鼻子经常流血，所以你倒也并不害怕。先是一边流血，后来两个鼻孔都流血，连呼吸也困难起来。那挑担子的人也发现了，他可怜你，把担子放下来，带你到一口井边，用井水浇你的后颈脖，血才慢慢停下来。他问你为什么要跟着他跑，你这个时候才有机会把原委讲给他听。那汉子竟然露出一脸佩服的样子，说你将来要中状元。他请你吃了一顿中饭。吃饭后休息了一会儿又跟着他跑，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来到一个岔路口，他把担子放下来，指着那条岔路对你说，奶仔（读“奶吉”，你们乡下的土话，指男孩），你从这条路往前走十多里，就到了呆鹰岭了，我还要继续走那条路到城里。分别的时候他好像有些依依不舍，说，不要怕，你这个奶仔有出息，将来中了状元不要忘了我啊。你点了点头，就背着你的包袱往那条岔路走去了。心里想，又遇到一个好人。你现在已经忘了当时走了多久，什么时候到的学校，只记得第二天早上起来，两条腿都肿得好大。
这就是你进中学前上的第一课。你从此知道，人生的路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你也从此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好人，只要你自己努力，总会有人肯帮你的。2009年7月2日在老家的最后一个除夕
你记得你在老家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是1954年的寒假，到现在已经五十五年了。那一年秋季，你进了县里的一所私立中学，叫新民中学。学期结束以后，大家都背起被包（被包的“被”不是别字，确实就是被子打成的包，现在的小孩大概很难想象了）回家过年。你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便也背起被包回到了一百一十里外的老家金溪庙。迎接你的还是伯父伯母那两张冷脸，你虽不觉得愉快，但也没感到意外，一切都很自然。他们有一个跟你一样大的儿子，却没有上学而留在家里种田。你不能指望他们有好的脸色给你。
不久就到了除夕，那一年，政府分配每一家农民两斤猪肉过年。除夕那天早上，家家户户都派一个人到小镇上去领肉，你的伯父便派了你跟你同龄的堂弟一起去。堂弟领他家的肉，你则领你家的肉。
你不是住在你伯父家吗？怎么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呢？但这是确确实实的。在法律上的确如此，虽然说起来有点滑稽。
1949年春天，当你父母叫保姆护送你们兄妹三个到老家交托给伯父的时候，你伯父家一下就从四口人变成了七口人（伯父家除了堂弟以外，还有一个比你大几岁的堂姐）。1951年土地改革的时候，按当地的标准，平均每个人拥有二十亩以上的土地，才算地主。你伯父家有八十多亩地，七个人平均下来，顶多算个上中农，达不到地主的标准。但是当地一些农民却眼红你伯父家的土地和财产，如果不能划成地主，他们就不能瓜分这些土地和财产。土改工作队便想出了一条妙策，把你跟你弟弟和妹妹（那时你弟弟还没有送人，妹妹也还没有病死）三个从伯父的户口上划出来，另成一户，理由是这三个小孩年纪很小（的确是很小，你那时九岁，妹妹七岁，弟弟四岁），而且刚回老家不久，没有参与剥削，所以不应划为地主。这样，伯父那八十多亩地，除以四，刚够地主标准，也就可以分田分财了。我们这一户则因为名下没有土地，便成了贫农。这件事让人哭笑不得。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儿子，理应是“狗崽子”，现在却有了一个“贫农”的光荣称号，虽然这个光荣的称号除了让你们在土改时分到了两亩七分地（当时你们家乡土改时每人分田九分）和一间屋子（那屋子本属于你伯父）以外，并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
不过，在年关分肉时倒可以沾一点光，因为你也可以分到两斤肉。那时候你弟弟已经送人，妹妹已经去世，你拿了这两斤肉当然是交给你的伯父，这样你伯父一家就有了四斤肉，比别人家里多出一倍。你伯父想来对这一点应当是满意的。可是你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件事却给你带来了极大的羞辱。当你把这两斤肉交给伯父的时候，你伯父把肉拎起来，对着窗户射进的阳光仔细瞧了瞧，马上就一脸怒容，破口大骂：“你这买的什么肉？这里面这么一大块骨头你都没有看到吗？你连选肉都不会选吗？”他接着说出了你第一次听到，然后也一辈子忘不了的八个字，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连这个也不知道？”他拎着那块肉，对着你的脸甩过来，说：“你马上给我去换！”你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小孩，你无法接受这件在你看来是极丢脸的事，所以你坚决拒绝去换。你伯父恼羞成怒，连着打了你几个耳光。你也恼羞成怒，提着这块肉头也不回地出了门。你伯父以为你去换肉，你却把肉挂在门前禾场的树丫上，你就坐在旁边的禾草堆里，再也不回去了。羞辱、委屈、愤慨、伤心，连同身世之感、父母之思，从四方八面涌来，两行热泪在朔风中渐渐变冷，快要结成冰了。你堆起一堆柴禾，烧起一个火堆，你下定决心，这个除夕就在禾场上过了。夜色越来越浓，朔风越吹越紧，肚子饿得发痛，身上冷得发抖，但你的自尊心和你倔强的性格使你宁可冻死，也不肯再回去。你燃起的火堆终于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一位大婶走过来，问你原委，叹息着说：“可怜的奶仔，走，到我家里去。”结果那一年的年饭就是在她的家里吃的。那一个晚上，你也睡在她的家里。你在床上翻来翻去，一个主意在你的心里打定了：明天就回到学校里去！而且永远再不回来！不论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哪怕刀山火海，你也绝不回头，再不回到这个叫做金溪庙的老家了。
你做到了。五十五年过去了，你没有回过老家一次。那里的山水其实不错，但就是不曾出现在你的梦中。
其实你早就宽恕了你的伯父。自私、愚昧，本是人的常态，何况是一个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的人。事实上，你甚至很感谢他，不是他那几个耳光，你不会这么愤然地勇往直前，略无反顾，不停地往前冲，冲向武汉，冲向纽约，冲向台北。你就是在那野蛮的耳光打得你两眼金光直冒的那一刻，下定了决心，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去寻找一个文明、自由的世界！2009年7月8日初中记忆皇帝梦
你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小孩，不管到什么地方总会弄出一点故事来。
你十二岁时进了老家衡阳县的一所私立初中——新民中学（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中国还有些民营的企业和私立的学校），从此摆脱了放牛、砍柴、扯猪草的生活。你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同学们来自县里的各个小山村，五六百个学生，几十个老师，全都住在学校里，实在很好玩。虽然每天只吃两顿（早上九点左右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但可以吃饱。比在乡下连两顿稀饭（有时还要加野菜）都吃不饱的日子已经可算是天堂了。何况一个礼拜还会打一两次牙祭，打牙祭的时候还有肉吃，而在乡下是连一年也吃不了几次肉的。
但是最令你高兴的还是那学校居然有个小小的图书馆。那图书馆里有多少书，有些什么书，甚至那图书馆是什么样子，你现在都完全记不起来了。你只记得那里面有很多古典小说，你很快就被这些古典小说吸引住了。学校的功课对你来说太轻松了，课外的时间除了打球，你就几乎全用在读小说上。学校的四周都是田野，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任何街道和商店，所以除了学校，你们也没有任何地方可去，读小说就成了唯一的消遣。每天下午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到七点上晚自习以前，有两个多小时几乎都可用来读书。你小时候眼睛特别好，即使冬天天黑得早，你仍然可以在走廊昏黄的灯光下读得津津有味。初中三年，是你读中国古典小说最多的时期，除了几大名著之外，你把那个时候能够借得到的中国古典小说几乎全部读完了。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榜》、《隋唐演义》、《说唐》、《薛丁山反唐》、《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粉妆楼》、《英烈传》……还有蔡东藩写的历朝演义小说，全都看了。你现在想想都很得意，因为你后来就没有机会，也可能会没有兴趣再读这些东西，高中时你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外国小说上了。
你那时对古代的战争小说特别着迷，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汉。《水浒》的一百零八将连同他们的绰号都倒背如流，隋唐之际的十八条好汉你至今还可以说出一大半。最让你羡慕进而想仿效的则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你竟然找到两位投合的朋友，结了拜把兄弟。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得唾沫横飞，你却躲在下面看小说，要不就是画人物、画兵器，什么青龙偃月刀、朴刀、方天画戟、金箍棒、狼牙棒、大铜锤……你觉得你的方天画戟画得最好。你心里最向往的则是当皇帝。你觉得当皇帝实在是太威风了，你很想尝尝坐在金銮殿上受群臣朝拜，然后叫他们“众卿平身”的那种味道。当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对你也有莫大的吸引力，虽然那个时候你对男女之间的事可以说还完全不懂。
你那个时候实在太幼稚，对政治一点常识都没有，五星红旗的天下，居然想当皇帝，尤其幼稚的是，你竟然在你的小板凳（你们那个时候每个学生都有一条专用的小板凳，是在操场上听报告用的）底面写上了“御用”两个字。这一下完了，很快就有积极分子告了密，班主任召集全班为你开了一次“帮助会”（也就是批判会）。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说是班上有同学被偷了东西，班主任把大家集中在教室里，不许出去，然后派了几个干部到寝室里去搜查。结果并没有搜查到那被偷去的什么东西，却在你的皮箱里搜出了一札你母亲给你的信。班主任便把这一札信当作从敌人那里缴到的武器一样，呈给了校方——你后来知道，那位班主任其时正在申请入党，你母亲的信成了他向党表忠心的证明。
那一年你的操行成绩得了丙等，因为“思想反动”。丙等也就是不及格，离开除也就是一线之远。那个时代，丙等的操行成绩基本上是悬而不用的，如果不幸得了丙等，就意味着你这一辈子档案里都会有一个大污点，入团、入党没有份，参军没有份，升学也没有份。但你那时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才初中二年级，十三岁，这是你成年以后，才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懂得的。
不过那个时候你实在太年轻，太容易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何况初三的时候学校举行大比赛，你居然一个人得到了数学比赛第一名、演讲比赛第一名、作文比赛第四名，发奖的时候，一连上台三次，实在很风光。大部分老师都很喜欢你，尤其是校长，老是把你叫住，跟你聊两句话，摸摸你的头，不掩饰对你的欣赏。
1957年，你初中毕业了，决定到武汉去读高中。你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校长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唐翼明啊，你要去武汉考高中了，可你有一年的操行是丙等，没学校要你的。我昨天已经私下里给你改成了乙等，以后说话做事可要小心啊。”
九年以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你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满校的大字报要把你批倒斗臭，你的各种档案也被陆续地披露出来。你这个时候才知道你早就是一个有“特务嫌疑”的“内控对象”，所以你高考虽是全省第二名，但没有一所大学录取你，因为你名落孙山的命运早在你报考之前就决定了。你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懂得你初中的校长为你做了什么事，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没有他，你就连高中都上不了，那么以后整个的生命史大概全部要改写了，他是你生命中又一个重要的贵人。
你从来没有忘记这位敦厚的长者，你记得他是中等个子，略显丰满的脸，长得很正气，又有一种慈祥的气象。你觉得他很像孙中山。你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你的著作去看望他，送上你深深的敬意，让他知道他当年赏识的学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可是偏偏当你能够回国的时候，他却已经去世了。
你至今还常常想起他，你的心上已经永远地刻上了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王会安，你初中的校长。呆鹰岭
1957年暑假，你从衡阳县新民中学初中毕业，北上武汉，后来考进了武昌实验中学。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衡阳，跟新民中学的同学也都失去了联系，其中虽然有几个人时不时地出现在你的记忆中，但你想这一辈子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了。
但不料整整半个世纪以后，2007年的冬天，你竟然在台北见到了五十年未见的老同学邹发祥，他是被台湾请来训练射击运动员的。他离开新民后成了运动健将，后来又成了国家队的射击教练，教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和国手。台湾这个时候正在准备参加2008年的北京奥运，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居然请了他来做教练，在台湾呆了四个月，训练基地在桃园。那天周末，他特地到台北来看你，你陪他在台北玩了两天，又在你的山居住了两夜，聊起许多尘封的往事，居然还会像五十年前那样相视大笑。临别时他要你在笔记本上写几句话，好回去后带给新民的老同学看，你就提笔写了四句诗：同学新民共车衣，呆鹰岭上看鹰飞。重逢已是白头后，夜话滔滔仍忘机。
这里提到的呆鹰岭，就是新民中学所在的地方。因何得名，无人知晓，你其实一直怀疑“呆鹰”或许因当是“岩鹰”，在衡阳话中，“呆”和“岩”是同音的。像老鹰那样机灵的猛禽说是“呆”，好像没有什么道理。而它盘旋在天际，偶尔会栖息在高岩之上，名之曰“岩鹰”还说得过去。但你却又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都写作“呆鹰”，不知原因何在？
呆鹰岭其实是学校所在地的名称，并非一座山。衡阳属湘南丘陵地带，在南岳衡山之阳，故名衡阳。承衡山之余脉，小山小岭绵延不断，所以你们家乡很难找出几块大的平川。这呆鹰岭也是丘陵地带，你们学校四周几乎都是山岭。学校跟山岭之间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块块的农田。有一条小路通出去，可以走到三四里之外的小镇，再走十几里就到了衡阳市。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全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平时的活动范围也都在学校。偶尔在夏天暑热季节，带一床竹席，穿过农田，走到附近山间的林中空地上，席地而坐，聊会儿天，然后各自读书。四周是虫鸣鸟唱，倒比在教室里反而更能集中注意力，却又多一点野趣。这通常发生在期末考之前正课已经上完的复习周。如果同学中有一两个稍微富有一点的，买一两筒黄豆、一两筒花生米，配着附近的山泉水，时不时地嚼几颗，也就是你们的picnic了。
坦白讲，学校的样子，你已经不太记得，拼命思索也只能想出个大概。这学校并没有什么堂皇的大门，那门一点都不气派，你也不记得门上是否题有校名。你只记得那门前是一大片黄土坪，这黄土坪一直延伸过去，几乎包围了学校大半圈。操场、篮球场、秋千都分布在这黄土坪上。黄土坪过去有几户农家。进门之后，左右就是传达处、教导处、校长室等等，再往前走，中间是天井，两边对称地排着几进房子，第一进是跟校长室等连在一起的，是两层楼，楼下是老师的教研室，楼上则是学生的寝室。后面几进都是平房，就是你们的教室。右边又有一个天井，天井的那边是另一片平房，医务室、工具室、厨房则在那边。再过去就是老师的宿舍了。
你记得那个时候每一届是四个班，那么全校就应该是十二个班，所以至少应当有十二间教室。每班以五十人计，全校也就六百来学生，老师跟行政人员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百人。在你读初二到初三之间的那个暑假，学校在教室的后面盖了一个大礼堂，在当时的你看来，那算一个很气派的建筑了。开会时放椅子，平时则当食堂，放着一张张方桌，每桌八人，算起来应该有百来张桌子，所以那礼堂还真不算小。礼堂的最前面是一个大讲台，后面还有很大一块空间，放着单杠、双杠、跳箱、体操垫，你们常常在那里上体育课。而你记忆最深刻的是那礼堂很高，四周都是很大的玻璃窗户，所以在你们乡下就显得格外摩登而且阔绰了。
你记得那个时候，你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清早起来先是自习两个钟头，到了九点左右开始吃早饭。早饭多半是稀饭，好像也并没有馒头或包子。稀饭用大木桶装着，用长长的带木柄的铁勺舀。一直要到下午四点，才吃一天中的正餐。这一餐是干饭，可以吃饱，有三四个菜，每周还打两次牙祭。所谓牙祭，就是至少有一个肉菜，而不打牙祭的时候自然都是蔬菜。这在你们乡下是已经无可抱怨的了，一般农家吃得比你们差得多，每天两顿稀饭，有时稀饭里还要加萝卜缨子（即晒干的萝卜叶子，通常是用来喂猪的）甚至野菜，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次肉。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你们那个时候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后来还进一步认识到，你们已经是全世界生活过得最好的三分之一的人，其他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有待你们去解救哩。抓麻雀
你前面说过，进了新民中学你就到了天堂，虽然每天只吃两顿饭，但基本上能吃饱，每周还打两次牙祭，这是在金溪庙做梦都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得说实话，你还是常常觉得饿，对这一个发育中的孩子，营养毕竟是太不够了。所以你直到初中毕业，身高还只有一米三二，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餐外补充一点营养，那是连想都不要想的事情，一方面是离小镇太远，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余钱。
每天傍晚时分，偶尔有些农妇会提着一篮一篮的炒黄豆到学校门口来卖，一分钱一小竹筒，真的很便宜，有些学生就会买点来吃。你记得在初一的时候，还只能看着别的孩子吃，馋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可身上就是摸不出一分钱来。那个时候你母亲每个学期寄给你五十块人民币，这五十块一到手就全部交给了学校，学校包了一切，包括作业本。将近期末的时候，再退你两块钱，充当回家的盘缠。你在第一个寒假被伯父的几个耳光打出来之后，便不再回老家了。后来期末退回的两块钱便可充做平时的零用。因为你寒暑假不再回金溪庙，你母亲又加寄你一点钱，这样你手头便宽裕一些，于是偶尔也可以买买黄豆吃了。
但还是不够，你们同学就自力更生，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点吃的。你还记得当时这种补充营养的花样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秋收以后，稻田会长出一种小豆子，小到只有绿豆的四分之一，咖啡色，你们把它叫做“泥豆”。晚饭后晚自习之前，你们就成群结队地到水稻田里去寻找这种泥豆。通常一两个钟头也可以弄到个半斤八两，回来炒了吃。
还有一种是抓青蛙。抓青蛙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白天去钓，用一根小竹竿，前端绑一条绳子，绳子前面系一个棉花球，到菜地里或野草堆里上下震动，青蛙见了以为是昆虫，便跳起来一口咬住吞下，自然就被抓住。另外一种办法，是晚上用手电筒去照，这青蛙很笨，被灯光一照就不敢动了，只要用手抓起来就好。抓到青蛙以后，回来洗净剥皮，拿到要好的老师家里用砂锅去煮，便是一顿美餐。
但你以为，最美味的不是青蛙，而是麻雀。但麻雀不好抓。直到大礼堂修好之后，你们才在偶然之中发明了一种捕雀法。因为那大礼堂充做食堂用，所以地上常有一些掉下来的残菜饭粒。冬天的时候，麻雀们在外面找不到吃的，便成群地飞到礼堂里面来觅食。这一下触动了你们的灵感，不知道是哪一个聪明的同学首先想出一个主意，办法是等一群麻雀飞进窗户以后，立刻把玻璃窗都关上，十几个同学手中拿着扫把或竹竿，跳到桌子板凳上，乱挥乱打，打得麻雀四散逃命，不敢歇脚，一个个争先恐后往窗外飞，没料到那看来空空的窗户却是一道道坚硬的玻璃板，撞得麻雀们晕头晕脑。撞了几次之后，终于不是脑震荡便是脑出血，沿着玻璃板一只只直往下坠，很快就成了你们这一群恶作剧的孩子们的囊中之物。只要抓到一二十只麻雀，回去用开水一烫，把毛拔光，开膛破肚，掏出肠胃，放在砂锅里去炖煮，加点盐，就是上好的美味了。
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初三上学期期末。那年奇冷，晚上上晚自习时学校给每个班配了几个大火盆。那火盆四周是方的木架子，中间是圆铁盆，里面装白炭，烧的时候很温暖而没有明火。期末复习时大家就围坐在几个大火盆边，一边取暖一边看书。也因为冷，觅食困难，麻雀们便碰上了“荒年”，飞进礼堂的麻雀也就较平时更多。有一天，你们又邀集了十来个人，去干这种把戏，打得麻雀满天飞。那次收获特丰，好像有三十来只麻雀进了你们的布袋。等你们把麻雀洗干净拔过毛准备停当以后，却眼看要上晚自习了，来不及到要好的老师家里去煮，便借了一个砂锅把麻雀装在里面，放到教室的火盆里去烹。又怕巡堂的班主任看到，一个机灵的同学想出一个好办法，从寝室拿出一床棉被来。火盆的周围坐满了同学，棉被铺在同学的膝盖上，看来是为了保温取暖。大家用一只手抓住棉被的边角，另一只手则抓住书本，装模作样地看书，其实注意力全在棉被下面砂锅里的麻雀上。一会儿麻雀就煮好了，奇香四溢。那香味之美，你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正当你们准备饱餐一顿的时候，发现糟了，你们那位严厉的班主任偏偏在这个时候很不识趣地出现在教室的门边。大家赶紧把被角扯好，一个个装作正襟危坐的样子。班主任显然也闻到了香味，便在教室里四处寻来寻去，但又终于没有发现什么，最后只好满脸狐疑地离开了。老师刚走，你们便哄堂大笑，正好这时候下课铃也响了，你们知道老师再也不会来了，便掀开被子，抄起筷子，一个人一只。那实在是你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次晚点。此后你吃过无数次中外美点，但就是没那一次好吃。
不过令你绝对想不到的是，到了1958年，也就是大约两年之后，你已经在武汉上高中了，居然又参加了一次规模比你在新民捕雀时大过无数倍的捕麻雀之战。那是在伟大统帅亲自指挥之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所掀起的一场捕麻雀大战。据说麻雀是四害之一，每年要吃掉许多粮食。当时便号召全国人民大战麻雀。记得有一天被武汉市规定为“全市捕雀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或登屋顶，或上树梢，手持脸盆扫把，打得武汉市的麻雀满天飞，无地可停，无枝可歇，终于一个个晕头晕脑地栽了下来。这跟你们当年在新民中学所干的把戏一样，所以后来国外有些帝国主义者、反动分子纷纷讥笑之。但你心里却一直很同情他，至少在这一件事上，你觉得你的心跟他息息相通。你亲切地感受到了他那种诗人的气质和天真的情怀，古人不是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吗？这有什么好笑的呢？你们这些洋笨蛋，简直就没见过世面，哪里知道咱们中国人的玩法？班主任
你努力想搜索一下你记忆屏幕上初中师长的身影，立刻出现的，也最清晰的，是你的校长王会安。中等偏矮的个子，不胖不瘦，五体停匀，圆圆的脸，端正温和，安排得非常妥帖的五官，慈祥中有一股英气，每每令你想起孙中山。接着出来的便是一张马脸，下巴略尖，两道扫帚眉，宽宽的，却并不浓，鼻子颇高，中间隆起，这使他有点像洋鬼子，个子也高高瘦瘦的。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八的年纪，结了婚，但似乎还没有当上父亲。他就是你初中二年级到三年级的班主任卢达仁。你后来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太太居然是你的表姐——不过不是亲表姐，是堂舅的女儿。
卢老师是你初中三年中接触最多的师长。但你直到现在都还吃不准该怎么去评价这个人。他无疑是一个聪明人，但他留在你的记忆中的印象，却远不像王校长那样正派慈祥而富有同情心。每次想到他，你总是无法忘记，他那次玩弄小小的诡计，借口班上有同学丢了东西，而把全班同学关在教室里，却派两个班干部去搜查你们寝室。结果自然没有搜到什么赃物，却“意外”发现了你母亲写给你的一札信件。他把这札信件上交给学校领导，于是你就成了他积极申请入党的贡品与祭品。你也就是在他的手上，拿到了那年的丙等操行。如果不是王校长后来替你把丙等改成乙等，那么你到武汉就考不上高中，你的人生道路肯定就要改写了。你努力地去想他的许多好处，但却始终无法忘记这刻骨铭心的刀痕。你到现在自然可以原谅他，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所有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都是这样做的。人的自私的本性，在那个年代总是穿着“无私”、“讲原则”、“大义灭亲”这些华丽的服装上台演出的。你可以不计较卢老师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对你使出的这种小伎俩，但是你却因而更加体会到王校长的爱心与伟大。你也因而知道，无论在多么龌龊的时刻，一个真正正直的人，与不够正直的人，他们的表现还是会有区别的。
但是平心而论，除了这件事以外，他并没有与你特别为难的地方。作为你的班主任，他自然明白你是班上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只是努力把自己对你的欣赏不表现出来而已。你那时个子很矮小，初中三年都坐在第一排。他讲课时常常就站在你的面前，距离不到一米。有一次读鲁迅的一篇文章，他要大家把这篇文章分成几个大段，每一段取一个简短的小标题。他话一停，你也没举手就把你的分法跟标题讲了出来，你明显看到他露出一脸十分惊讶的神色，下意识地把捏在他手中的备课笔记本翻过面去。你心里不禁得意地窃笑，因为你的分法和标题都跟他的一样，他怀疑你是看到了他的备课本才说出来的。还有一次他组织了一个全班的猜谜晚会，三个甲等奖居然被你猜中了两个，你到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个字谜是这样的：“莫要中间，亦不要下头，只要上头。尚要上头做下头，须将左边做右边”（答案且不说，读者猜吧）。到第二次再办猜谜会的时候，他就把你叫去，要你帮他自编几个谜语。初三下学期，全校举行数学、作文、演讲比赛，你得了两个第一名，一个第四名。颁奖时却有一个最贵重的奖品——一支钢笔还没到货，校长说货到了再补发。这钢笔一直到期末才到，那时候你已经收拾行李准备去武汉了，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有一天他特地告诉你钢笔到了，要你去领奖。你说你不要了，他却立刻说：“怎么可以不要？这是你的奖品。来，我带你去。”他居然牵起你的手，把你领到教务处去拿钢笔。这是两年来他对你最温情的一次表示，也因而使你对他的不满至少降低了一半。难道是人之将别，其行也善？
你后来去了武汉，考上了湖北省当时最好的高中。开学不久，你给他写了一封信，也是此生给他写的唯一的一封。向他描述新的学校是如何气派，校园如何漂亮，生活如何舒适，同学又如何优秀。你不得不承认，这封信的主旨其实不是向你过去的师长报告自己的喜悦，乃是一个获胜者向他过去的对手炫耀自己的得意。
你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但那些往事却时时浮出在你的心头。你很想弄清楚，他当时究竟为什么要干那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学校的党支部对他下达的命令，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你是不是错怪了他？你也很想问问，他对你的真实看法，当时有没有不得已的苦衷？后来有没有心生歉意？但可惜，你听邹发祥说，他几年前已经过世了。老校医
你继续努力搜索，却再也想不起一张清晰的老师的面孔。但是一位老校医的身影却清清楚楚地浮现上来。说他老，是那个时候你的感觉，现在想起来恐怕也就五十来岁吧。已经发福的个子略显臃肿，尤其是那张圆圆的脸，总是有点睡眼惺忪的表情，架着一副眼镜。如果你现在见到，会推测他属于酒色过度的那类男人。但是那时在你们乡下的学校里，既无酒，更没有色，所以看来也不大像。不过他来你们学校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医，在军队里是什么样的德行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他留在你记忆中的最典型的镜头就是对人非常和气，老是佝偻着腰，忙进忙出，给这个学生擦点红药水，给那个学生包块纱布。他抽烟的本事很大，他可以让一根烟粘在下嘴唇皮上，不抽，烟就垂在那里，居然也不掉下来。他跟你很熟，你常去看病，你的瘌痢头就是他替你治好的，你大便带血也在他手中得到控制，所以你挺感谢他的。后来熟到有事没事就到医务室去逛一逛，他老喜欢开玩笑，逗你玩。有一次，他嘴上叼着烟，低着头给你开药方，突然问你：“唉，唐翼明，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不禁哈哈大笑，他才恍过神来，也跟着哈哈大笑，两个人笑作一团。
你进新民中学的时候就是带着瘌痢头进去的，在金溪庙你从来没有治过你的瘌痢头，管不上，也没钱管。对你伯父而言，那是完全不相干的事，就像鸟拉屎一样，一点都不稀奇。到了新民中学，居然有医务室，居然有位校医整天坐在里面看病，你这才像得了救星一样，去找这位嘴皮上叼着香烟，脸上架着眼镜，有点臃肿的老校医。他说：“你怎么搞的啊？怎么都不治啊？这样漂亮的奶仔，以后还要不要找老婆啊？”然后他开始给你治。那办法很野蛮，你记得他在你头上先是涂一层碘酒，然后再涂一层什么药膏，头上就像着了一盆火，痛得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直想叫妈。他说：“奶仔啊，要忍着啊，这没别的办法，你想讨老婆就要吃这个苦啊。”你痛得冲出医务室的门，跑到操场上。你突然发现迎风跑步的时候疼痛会减轻，会比较好受一点。于是从此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去医务室，让他给你上药，然后就到操场上去跑步，沿着操场至少跑上十圈，等到头皮麻木，不再疼得那么厉害的时候才停下来。如此治了一年多，居然把那丑恶可怕的瘌痢治好了。结痂脱皮，不久竟慢慢长出了新头发。到初二下半学期时，你又变成一个漂亮的奶仔了。
你的肚子痛也是他治好的。他给你吃了些什么药你当然不知道，你只记得过几天就去拿药，到后来肚子就不那么经常痛了，大便带血的现象也慢慢停止了。你不仅心里感激他，而且觉得这个有点糊涂的老头儿很可爱。他也似乎对你特别好，每次都要调侃你几句：“唐翼明啊，以后讨了漂亮老婆可不要忘记我啊！”
你后来又得了百日咳和鼻炎，也是找他看的。事实上除了他，也没有人可以找。同学们因为都找他看病，所以都跟他熟，也常常会在背后谈到他。关于他，你听到的最令你吃惊的一个故事是，你们班上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女孩，你们念初二的时候都是十三四岁，那个女同学据说已经快十七八了，长得不算漂亮也不丑，不知什么时候你们的班主任——不是卢达仁，是卢达仁之前的一个，姓颜，是个转业军人，长得黑黑的，很喜欢笑，不像卢达仁那么严肃，班上的同学，尤其是男孩子们，都说他好色，对女同学特别好，不久就被传出了跟班上那个年纪最大的女孩恋爱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师生恋可是一桩大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后来颜老师就受了处分，而且离开了新民中学。记得离开前，还特别邀了你们几个他喜欢的男生聚了一次，你只记得他腼腼腆腆的，面带愧色。你心里突然升起一股男子汉的侠义心肠，从前对他的嘲弄此刻却被一种男人特有的同情心取代了。颜老师走了以后，你听到一个最机密的消息，说那个女同学其实怀了孕，是这个老校医帮助解决的。不知为什么，你们那一群小男孩知道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守绝对的机密，是不可以随便乱讲的。你从此以后再见到这位老校医，就觉得他好像更慈祥更和善了，那肌肉松弛的团团的脸，也有点像个菩萨了。（不过，你前不久见到邹发祥谈起此事，他说那女同学怀孕的事完全是谣传，不是真的，她跟颜老师连恋爱都谈不上，颜老师是追过她，可她并没答应。）
你毕业离开新民中学以后，不知从什么途径听到消息，说他第二年就打成右派，被赶出了新民中学，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唉，你现在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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