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永祥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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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社会工作：嵌入、建构与增能——中国经验及其反思试读：
前言
中国“5·12”汶川地震灾后恢复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问题、提升民众社会福利的一门科学和社会工具。早在20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兴起，中国沿海地带的大学纷纷创办社会工作专业。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首次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并在杨树浦地区设立了“沪东公社”这一专业实习和社会服务机构。之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相继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及相关的实习机构。但囿于长期的战乱，更由于我国当时还是农业社会，故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和实务始终无法长大，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949年以后，我国由于实行了高度集中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及相应的单位化社会管理体制，客观上消灭了社会工作、社区、社会组织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故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也必然被取消。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明确了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才真正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如今，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单位将近500家，包括各类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省级社会科学院和省级党校；社会工作研究及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已经广泛涉及各类人群、家庭、社区、医院、学校以及社会福利、社会治理、精神健康、药物滥用、刑事犯罪、扶贫攻坚、灾后重建，等等。特别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年以来，社会工作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治理创新发挥了深刻而系统的影响，其间，“5·12”汶川地震及之后所开展的灾后社会工作服务则一下子突显了这种影响。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波及地域之广、破坏程度之烈、死伤人数之众以及随后中国人民迅速开展的高效率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壮举，在当时可谓举世瞩目，在今天仍然记忆深刻。对于我们社会工作学界而言，正是由于这场地震及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才激发了灾后社会工作的实务及研究的诞生。
记得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马上给我打电话，商量社会工作教育界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可以做什么。第三天，马伊里局长、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阮曾媛琪教授、我国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冯燕教授以及我和上海本地的一些教授开了一个视频电话会议，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可能路径及方案。当时我们决定先组建一支队伍深入灾区，进行考察和评估工作。一周以后，由华东理工大学张昱教授、费梅苹教授、时任上海市社会工作培训中心主任朱希峰等人组成的评估组就拿出了评估分析报告。根据这份评估分析报告，上海市民政局决定给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将社会工作服务写进上海市政府援建四川省都江堰市恢复与重建的计划之中，并获得了沪川两地政府的首肯。与此同时，在上海市民政局的组织与协调下，我们迅速组建了上海市灾后重建社会工作服务团，下设华东理工大学服务队、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服务队、复旦大学服务队、上海师范大学与团市委联合服务队等四支服务队伍，马伊里局长担任总指挥，我本人则担任总督导。让人感动至深的是，在得知我们组建上海市社会工作服务团以后，不仅三所学校社会工作系的师生、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所属会员单位的一线社工纷纷主动要求参加，上海市其他社会工作机构和香港地区的一线社工也积极向我们争取，希望能够参加服务团的工作。不仅上海市民政局迅速调集人力物力支持社会工作服务团工作，四支队伍所属单位的领导也打破常规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各种支持，如大学教务部门优先安排或调整教师的授课时间，研究生院为参与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生提供方便，财务部门则提供资金支持和报销方便（当时灾区购物基本上没有可供报销的发票，大多是“白条”收据）。
然而，当服务团队组建完毕以后，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在不知社会工作服务为何物的地震灾区，社会工作应该担任什么角色呢？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让灾区的各级官员和民众理解和接受专业社会工作呢？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灾后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学科的一个新兴分支，国际上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那我们怎样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后社会工作实践呢？在与我系有关老师商量以后，我这个总督导提出了在“嵌入、建构、增能”六字理念的基础上设计各支服务队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方案。六字理念的精髓就是要求我们这些外来的社工首先要主动融入灾区当地的行政和文化体系，具体服务计划和活动计划要和当地官员、灾民一起商量制订，让他们认可我们是“自己人”。其次，要求通过我们的服务在灾区原有的或传统的政社不分的社会管理体制内建构起新的“政社分开与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机制及文化。再次，帮助灾区基层政府、社区管委会（居委会）和居民团队提高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008年6月23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服务队在时任校党委书记沈卫国授旗之后，率先进驻都江堰市也是四川省最大的地震灾区安置点社区——勤俭人家（有1.2万灾民）。7月，复旦大学等另外三支服务队也相继进驻所安排的安置点社区。最初我们只是设想利用暑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没想到我们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当地政府与民众的高度认可，穿着黄色马甲的“上海社工”成为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英雄”。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要求下，我们的服务不得不延长到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9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时任国务委员马凯、教育部部长周济、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等陪同下，专门视察了“勤俭人家”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对社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社会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确很重要”。刘奇葆书记在向我打听了四川省的社会工作教育以后，提出四川省今后要加快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教育部部长周济也当面向温家宝总理高度评价了华东理工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可以说，这次温家宝总理的视察以及前后中央数十份关于上海社工参与灾后恢复与重建的专报，让高层对于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角色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之后，我们社会工作系的老师也积极参加了民政部组织的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的灾后恢复与重建、上海静安区“教师公寓”火灾后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及外滩踩踏事件后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获得了许多一线干预服务的宝贵经验。在开展灾后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同时，我们社会工作系的老师也积极进行了灾后社会工作的研究，希冀能够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灾后社会工作理论、模式和实践作出一份贡献。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关于灾后社会工作研究的集体学术成果。我想，中国的灾后社会工作模式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成功和有效的经验模式，中国学者对于灾后社会工作实践的记录及其研究也是人类社会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宝贵经验，并必将推动全球灾后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当然也是属于世界的！
是为序。徐永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执委兼国家代表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5月于华理园第一部分建构式社会工作：嵌入、建构与增能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徐永祥
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灾后社会重建的价值就是在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的基础上，恢复和重建遭到灾害破坏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就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建构式社会工作。值此“5·12”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围绕“灾后社会重建”这一主题，结合笔者在地震灾区所参与的建构式社会工作实践，总结和讨论灾后社会重建进程中社会工作服务所提倡的核心概念、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和服务模式，对灾区后续的社会重建以及丰富灾后社会工作的理论及实务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一、灾后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理念“5·12”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上海社会工作界迅速向灾区派出了两批专家组进行灾后社会重建工作的评估。之后，又组建了社会工作服务团分赴都江堰市的四个灾区安置点社区开展援助服务，历时半年有余。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援助服务，对于灾后社会重建，尤其是灾后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以及邻里、社区关系的恢复与重建，社会工作的本地化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获得了灾区政府、民众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认同，也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重建之所以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显著的社会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沪川两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社会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灾区重建的内在需要等。而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所确立和秉持的服务理念，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在这里，做一简要的介绍和论述。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是一个架构性体系。其中，“助人自助”是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外围，还有许多目标性、技术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理念，如增权、平等、接纳、同理心，等等。应该说，这个架构性的理念体系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已被验证为具有明显的普适性，故被社会工作理论界、实务界普遍接受。但问题在于，任何普适性的理念、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都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要求或者客体化、对象化的要求。
那么，在灾害地区尤其是尚未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的地区，社会工作服务应该秉持怎样的理念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社会工作怎样才能介入、如何提供服务、如何获得理想效果的问题。对此，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根据灾区的实际现状，确立了以下三个核心概念或服务理念。
一是“嵌入”概念。这个概念涉及的是社会工作者与受助对象（组织、个人、社区等）的关系，其原有含义是指社会工作者在主观意识和行动上要自觉纳入受助对象的关系网络之中，争取获得受助对象的理解和支持。就灾后社会工作而言，解决“进场”问题是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主动将自己纳入灾区的行政体制，视自己为灾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者助手，努力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如若不然，社会工作者就不可能进入灾后重建工作的核心圈子，相反只会始终徘徊在重建工作的边缘。
二是“建构”概念。这个概念的实质是强调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关系、社会服务制度及受助对象能力的建构目标和建构功能。就灾后重建而言，它实际上赋予了灾后社会重建一种制度与机制创新的意义。可以说，嵌入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嵌入的目标，服务项目则是建构的平台与载体。灾后恢复与重建，本质上是建构性的，是一种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恢复灾前的制度和机制。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是要帮助灾区建构一种既旧又新的社会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这是灾后社会工作的制度性目标。
三是“增能”概念。增能或充权，是社会工作追求的能力目标，即“助人自助”。这个目标要求使得社会工作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慈善和志愿活动。如何帮助受助对象达到自助，关键在于要提高受助对象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就灾后社会工作而言，就是要整合各种资源，帮助灾区的政府、社区、民间组织、个人及家庭等拓展发展的视野，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二、灾后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
如果说上述三个核心理念具有理想化特征的话，那么，根据灾区自身的需求提供富有成效的服务模式，则是实现上述理念或理想的必要路径。从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经验来看，以下四个模式是值得总结和推广的。（一）政社分工与合作模式
作为外来的民间性、专业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团在“嵌入”的前提下，建构的第一个模式就是政社分工与合作。其主要特点是：服务团一方面自觉纳入灾区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始终明确自己的专业独立角色，努力形成与政府之间既分工又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里，相互理解、信任是必要的前提。为此，服务团特别注意与各个安置点社区管委会、都江堰市民政局的定期沟通，及时发现、反映和回应政府没有时间、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努力协助政府广泛了解居民的需要，并以第三方桥梁的身份动员居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自身的一些问题，而政府则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样，政府和居民组织之间逐步形成并适应了分工合作的机制。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民政局和管委会的政府官员也逐步理解和接受了社会工作理念，从而在政策层面加大了社会工作的影响力度。（二）社区信息链接模式
地震破坏了灾民原有的、熟悉的社会关系。来到安置点的社区居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开始是很陌生的，甚至是互相防范的。不难想象，生活在人口如此密集的空间里，如果没有有效的联结机制，不但难以形成熟悉、互助的社区氛围，相反可能因为信息不充分、相互不理解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如果政府的信息不能及时传递给居民，也会引起不满和对立情绪。因此，只有使陌生的人相互认识并熟悉，才有可能实现邻里之间的信任、互助和自我管理。只有实现纵向与横向之间的信息畅通，安置点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居民之间才有可能达到相互理解和良性互动。信息畅通之后，就有可能实现各种资源最大效度的整合，从而推动实现灾区各项功能的恢复与社会重建的目标。
基于上述认识，服务团特别重视安置点社区纵向与横向的关系沟通、关系重建，初步建立了社区信息链接模式，致力信息共享。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与社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由居民参与的社区小报，诸如在最大的、有1.2万人的安置点社区——勤俭人家主办了“勤俭快讯”，每周一期，免费发放给全体居民，为居民提供政策信息、服务信息。它既是基层政府——安置点管委会与居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居民互动的平台。投稿的作者包括7岁的小女孩到70岁的老大爷，这极大地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二是建立了即时更新的“信息之窗”。为了帮助安置点社区的群众及时了解有关政策和社区活动信息，有效杜绝小道消息的泛滥，服务团在安置点社区的醒目之地和社会工作站安装了多个两米宽的信息栏，及时张贴报纸、活动海报，发布政策信息、服务信息，等等。
三是印制了“社区资源图”免费发放。社区各类资源和服务设施大都分布零散，很多居民原来并不了解。而社区资源图因收集了安置点社区的生活、服务、商业、行政资源等信息，既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加深了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认识，提高了居民对社工服务的认知度。
四是以社区系列文体活动为平台和载体，促进居民的认识、交往与互动，从而建构居民之间相互熟悉、相互支持的信任关系。（三）需求评估与回应模式
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无疑是为了及时回应案主、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时有效地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但是，不同的案主、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且有过程性和阶段性特征。也就是说，当前一阶段的需求问题解决之后，下一阶段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及需求。案主这一阶段性的需求特征，在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实践中显得尤为突出，服务对象之需求主题的转换时间也相当快速。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高度重视对安置点社区居民所存在的问题和服务需求进行客观及时的评估，建立适时、适地、适他的回应机制，制订合适的专业服务项目。
对于灾后安置点社区问题及需求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自始至终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为了做好灾后社区服务的需求评估，服务团既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社区漫步观察和访谈、入户访问、社区干部座谈和问卷调查、跟踪研究等，是社工们搜集问题及需求常用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问题及需求的筛选和分析评估，并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服务计划。例如，社区信息链接机制；针对孤独老人开展的“同心互行”志愿服务计划；推动居民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巷巷会”；帮助失业妇女学习绒绣技术，实现再就业的“火凤凰项目”（由上海一家外贸公司收购作品及销售）；针对安置点社区干部的能力培训计划等享誉灾区的项目，都是这种需求评估与回应所获得的成果。（四）“巷巷会”和“社区互助网络”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巷巷会”计划。实际上，这是运用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模式，发动、组织居民实现社区自治与互助的一种平台。这个计划是由华东理工大学第一批服务队创立的“弄堂会”演变而来。
在安置点建设初期，灾区居民往往对政府有一种“等、靠、要”的福利依赖倾向。因此，在碰到诸如安全、卫生、板房漏水等具体问题而管委会又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灾区居民对政府的误解、埋怨以及社区冲突就极易发生。为此，在“勤俭人家”这一最大的安置点社区，社工在问题和需求评估基础上，运用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模式，创建了最初被安置点社区居民称之为“弄堂会”的服务项目。其具体做法是：由社工启发、动员并参与，由“社区领袖”出面组织两排紧邻的、门对门板房的居民，经常在弄堂之间开展座谈会，共同协商和研究由居民自己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服务项目既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熟识和自我管理机制的建立，又有利于促进共同体意识和社区自治的发展，以及居民自我管理能力的建设，深受居民的欢迎。同时，这一服务项目也减轻了管委会的负担，降低了居民对政府的误解，增进了居民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信任，深受政府和安置点管委会的欢迎和支持。此后，这种“弄堂会”被迅速推广到许多巷子和其他安置点社区，并且按照四川当地民众的习惯，大多改称为“巷巷会”。安置点社区的居民们还纷纷在协商获得共识的基础上，给自己的巷子起了富有特色的名字，如“和谐巷”“共建巷”等。由此及彼，在社工的指导下，各个安置点又逐步建立起老人之间、青年少年之间、妇女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助网络和志愿服务网络。三、几点启示
灾后重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子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各个子系统在灾后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缺一不可。其中，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实践来看，这种介入对于完善和丰富社会工作理论及实务模式不无启示。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启示值得提出和讨论。
第一，社会工作的确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角色，是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有效助手。一般而言，政府管理是一种刚性管理，其特点是无差别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实施，往往具有“一刀切”、反应慢及效应递减的缺点。社会工作则因其在专业社会服务中渗透、体现了一种柔性的管理，不仅能够及时反映和回应民众的需求，而且可以帮助政府将社会政策及时地、具体地、有差别地实现。不仅如此，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社会工作的服务可以有效化解民众对政府的误解，提高居民的社区自治能力。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所服务的四个安置点社区，半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居民上访的例子，这充分证明了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专业功能。
第二，社会工作是灾后社会恢复与重建不可或缺的要素或角色。灾后社会重建的要义在于社会关系的重建，以及在这种重建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的重建和制度、机制的创新。它既体现在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关系重建及关系的和谐方面，也体现在灾区政府和社区的建设能力方面。缺乏社会工作的介入，不是灾后社会重建的意义被忽视，就是社会重建的进程难以加快。反之，有了社会工作的介入和推动，社会重建的动力和专业资源就会大不相同。都江堰灾区安置点管委会、政府有关部门，从开始对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勉强接受，很快到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以及市政府积极推动在都江堰市建立社会工作制度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都是很好的例证。
第三，社会工作专业要实现其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和助人自助的目标及功能，本土化是必需的条件之一。这里的本土化，既包括社会工作的理论、实务模式要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环境，也包括对开展社会工作所在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制的嵌入，以及社会工作者主动与所在地政府的协调和沟通。当然，这种嵌入的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具有本土特色的新社会服务、社会支持、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构。这既是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灾后社会工作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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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2008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者既没有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训练，也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然而，“5·12”汶川地震却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王曦影，2010）。地震发生以后，包括笔者所在的学校在内，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及前线社会工作者，积极组队奔赴灾区提供专业服务，援助灾区进行社会重建，尤其是灾后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及邻里、社区关系的恢复与重建，以及社会工作的在地化发展。正是在灾后重建的援助工作之中，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得以扩展，专业能力获得了新的成长，社会认同度大大提升，灾后社会工作学也初见雏形。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在灾区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意义上的社会重建。本文希望探讨的是，专业社会工作何以能够介入灾后社会重建，以何种方法和途径去介入灾后社会重建，在灾后社会重建中社会工作的专业成长又有哪些特点。下面，笔者试图结合华东理工大学——都江堰市“Q社区社工站”的服务实践及其经验，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分析。一、灾后社会工作的行动基础
为了实现本文的初衷，有必要先讨论灾害管理与援助中社会工作的行动基础。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的行动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知识和技术等三项专业核心能力及其本质属性上的。美国学者Johnson（1995）认为这三项专业核心能力可与社会工作的任务，即解决问题的过程，从感觉（价值）—思考（知识）—行动（技术）三者相结合，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基础。
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是讨论社工核心能力的第一面向，由此发展出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术。当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内化为社会工作信念时，即会产生一种服务案主、助人自助、推进社会正义的使命感及其行动的动力。
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则是社工核心能力的第二面向，Johnson（1995）将其分为五种：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人的成长与社会环境知识、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实施理论、有关特殊对象的专门知识、资源动员的相关知识。
社会工作的专业技术或技能是社工核心能力的第三面向，其包括解决案主问题的能力、个案管理、协助案主增能的能力、资源开发的能力、沟通技术，以及时间与情绪管理等方面的技巧。技术面向是社会工作实务界普遍认为新进社工较为欠缺的能力，但专业工作技术却伴随社工的专业生涯，是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冯燕，2007）。
此外，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行动基础还有赖于其特有的本质属性及优势功能。必须看到，社会工作的专业本质及优势功能在于协调和建构案主的社会关系，分析案主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恢复和发展案主的社会功能，提升案主的发展能力。这一专业本质和优势功能明显区别于心理学的面向——单一个人的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有助于在调整个人、家庭、社区和组织等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去建构各类案主所需的社会支持、社会服务、社会政策和社会组织的资源体系。
上述社会工作的核心能力及其本质属性，构成了专业社会工作得以介入灾后重建与灾害管理较完整的行动基础，也决定着社会工作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及灾害管理各个阶段之角色与功能的发挥。不仅如此，在一定意义上，灾后重建、灾害管理与社会工作具有相似的价值基础，如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弱势优先及需求为导向。而灾后重建、灾害管理工作所强调的社区动员及建立网络与体系的重要性，也与专业社会工作具有共同性。特别是灾害管理、灾后重建的内容既包括物质设施、生活要素的恢复、重建及管理，也包括社会层面的恢复、重建及管理，由此决定了灾害管理、社会重建同专业社会工作的能力有着高度的耦合性，赋予了专业社会工作得以介入灾害管理与灾后社会重建进程的行动基础。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上海市民政局就组织专家评估团赶赴灾区进行需求评估，并制订了社会工作援助预案。6月25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社会工作服务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服务队进驻震后最大的Q安置点（1.2万名灾民），开展灾后重建的社会工作服务。准确地说，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是从临时安置点社区开始的。也正是在这种介入和服务中，灾后社会工作学、灾后社会工作模式才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二、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嵌入性成长”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社不分”的社会体制弊端尚未革除，政府在社会领域的“全能主义”问题至今仍然十分突出，中西部地区则更加严重。以汶川地震灾区为例，地震后的一段时期内，政府及其基层组织（如安置点管委会、居民委员会）在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中的科层制、行政化、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等特点曾经非常明显。同时，地震所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及支持体系的严重破坏，使得临时安置点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极其疏离，居民彼此的信任度严重下降，充溢着对当下生活与未来发展的焦虑感和无助感，由此又增加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和附属感。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和效能，弱化了非政府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的权威和效能。
按照西方社会工作学界的一般观点，上述体制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障碍，与坚守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但这种观点在中国是否适用，则是令人质疑的。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上述体制既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障碍，也可能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对灾后社会重建中的专业社会工作来说尤其如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灾后的恢复与重建阶段，专业社会工作能否主动地进入并利用高度行政化的体制。这也是社会工作实践的辩证法视角，抑或是中国特色的灾后社会工作必须思考的嵌入性路径。
从现实层面上来看，专业社会工作虽然具有介入灾后社会重建的天然能力及其行动基础，但不等于会被灾区的政府、民众及其他组织所“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等于灾后社会工作能够顺畅地开展起来，也不等于有一个先验的灾后社会工作学或灾后社会工作模式。尤其在尚未建立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的地区，解决“进场”和“接纳”的问题，主动嵌入当地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及社会关系网络，是开展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能否被灾区的政府、民众、临时安置点社区等“案主”所接纳，能否在灾区这一社会场域中树立和彰显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形象，施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服务队以及国内其他几支服务队的实践，无不证明了社会工作服务团队与灾区政府和民众建立“接纳”与“被接纳”关系的重要性。他们的“进场”理念及其方式显示出社会工作的灾后介入，以及灾后社会工作学、灾后社会工作模式的成长，首先应该是一种“嵌入性”的介入和成长。或者说，这种“嵌入性”是灾后社会工作得以开展和成长的第一路径。其次，依赖这种嵌入性机制，积极在重建服务中建构灾后社会工作模式，建构新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工作成长与发展的应有之义。
问题在于，在那些尚未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的灾区，作为一个尚属陌生的概念和一支外来的力量，社会工作“嵌入”的含义是什么？其着力点又在哪里呢？根据我国的实践和笔者的体会，可以归纳为两点，即“制度性嵌入”和“服务性嵌入”。
所谓制度性嵌入，也可称之为“体制性嵌入”，主要是指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必须深入了解和尊重灾区的行政文化，主动将自己纳入灾区的行政体制，进入行政化体制的母体，视自己为灾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者助手，努力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接纳、信任及支持，并在高度行政化的制度环境下开展专业服务，争取“嵌入性”发展（徐永祥，2009；王思斌，2009）。否则，社会工作团队非但无法进入灾后重建工作的核心圈子，反而会成为在重建进程中不被重视的边缘力量。
所谓服务性嵌入，主要是指积极利用和整合灾区既有的社会服务资源，尽可能将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方法和技巧融入灾区的服务体系。无论是服务计划、服务内容、服务方式，还是服务语言，尽可能与灾区的政府部门、安置点管委会和灾民对接，在对接中致力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优势。虽然这种对接不排除会帮当地政府做一些“形式绩效”的事情，但可以努力将这些“形式绩效”的事情与灾区居民的真实服务需求衔接起来。
尽管上述两种嵌入颇具向旧有体制和文化妥协的意味，但这恰恰是嵌入者在嵌入状态下获得发展的必要途径（王思斌，2009）。从社会工作在都江堰的服务实践来看，灾后社会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现有的行政体制。同时，社会工作有赖于它的理念、专业优势、良好服务效果在行政领域的渗透和彰显，这既提升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声望，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灾区的行政理念和文化生态。例如，Q安置点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获得了灾区政府、民众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认同，也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曾经出现了这样有趣的现象，其他没有社会工作服务的安置点居民，纷纷要求搬进Q安置点社区，甚至强烈要求当地政府选派社会工作者建立社会工作站。这一现象反映出，有赖于嵌入性路径，社会工作在灾区已经深入人心，大大提升了专业影响力。三、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互构性成长”
这里所谓的“互构性”成长，是指在灾后社会重建的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实务模式与灾区行政体系、社会体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作为外来的力量，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会重建的进程，依赖嵌入性的路径，有助于实现介入的目标及本土化的发展。作为传统体制和文化的代表，灾区政府及其行政体制在接纳了外来的社会工作团队以后，或者将专业社会工作纳入自己的体系以后，也必然会在工作理念、工作方法乃至体制与机制方面发生潜移默化的变迁。
就专业社会工作而言，它对于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服务制度及受助对象能力等具有明确的建构目标和建构功能。实际上，灾后恢复与重建，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性恢复与重建，是一种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对灾前生活、制度和机制的简单恢复。所以，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旨在帮助灾区建构一种既旧又新的社会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这是灾后社会工作的制度性目标。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灾后社会重建的实践中，在参与政府行政体制的运作中，会更加深入地了解灾区民众和政府的需求，了解灾害管理体系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和功能，了解灾后实务社会工作者的经验，从而促使社会工作实务模式静悄悄地实现本土意义和中国经验的创新，获得基于本土经验的专业成长与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灾后社会工作的专业建构（专业成长）与社会建构不能忽视下列机制、平台和环节的建设。
第一，有效的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队的沟通和合作机制。作为外来的民间性、专业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队在“嵌入”的前提下，首先要建立与政府的沟通和合作机制。一方面，服务队要自觉“嵌入”灾区政府的制度环境和行政体系，另一方面须始终明确自己的专业独立角色，努力形成与政府之间既分工又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里，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是必要的前提。为此，服务团队应设法建立与当地政府部门、安置点社区管委会的定期沟通机制和平台，及时发现、反映和回应政府没有时间、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努力协助政府广泛了解居民的需要，并以第三方的身份动员居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自身的一些问题。政府则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只有这样，社会工作团队才能在社会服务层面、社会政策层面实现对政府系统及其管理体制的专业影响力。
第二，高效的信息与资源链接平台。灾害破坏了人们原有的、熟悉的社会关系及其支持网络。这是因为，灾后临时安置点社区的居民，其相互关系一开始总是陌生的，甚至是相互防范的。一方面，如果缺乏有效的联结机制，居民之间不但难以形成熟悉、互助的社区氛围，相反可能会因为信息不充分、相互不理解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信息不能及时送达居民，也会引起居民的不满、对立或冲突。因此，社会工作服务团队有必要帮助安置点社区及时建立信息链接平台和资源链接平台，如社区小报、社区广播站、社区宣传栏、社会工作服务站（中心），等等。利用这些平台，沟通邻里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需求和呼声，促使纵向之间、横向之间的信息畅通，化解误会和矛盾，推动信任性社区关系、邻里关系、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良性建构，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与社会福利资源的最优化运作。
第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区自治组织。这里的自治组织，不仅指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居民委员会，更是指那些来自居民的草根性自组织。对于社会工作服务团队而言，既有责任帮助居民委员会提升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又有责任帮助居民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草根性自治组织。这里，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的模式尤其适用于草根性自治平台的建设。例如，Q安置点的“巷巷会”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在灾后安置和恢复重建的初期，灾民（受灾的居民）往往对政府有一种“等、靠、要”的福利依赖倾向。而在碰到诸如安全、卫生、板房漏水等具体问题而管委会又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居民之间的冲突就极易发生。为此，社工在走访的基础上，启发和组织两排紧邻的、门对门板房的居民在弄堂之间座谈，共同协商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熟识以及自我管理机制的建立。这一机制既减轻了管委会的负担，又有利于促进共同体意识、社区自治机制以及居民自我管理能力的建设，深受居民欢迎。此后，这种模式被迅速推广到许多巷子和其他安置点社区。
第四，丰富灾民精神生活的文化活动平台。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而言，文化活动平台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灾民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活动后面的社会意义，即在社会关系重建基础上建设社会支持、社区互助及社区自治体系或网络。因此，社会工作服务队在帮助组建诸如老年舞蹈队、拳剑队、合唱队、腰鼓队、诗文社、社区学校、居民活动室等各类社区文化活动平台的时候，一定要善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注意发现、培育社区骨干和社区领袖，致力引导和实现这些平台的社会功能。
第五，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人才的在地化建设。灾后社会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专业社会工作则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手段。专业社会工作要实现其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和社会重建的目标和功能，本土化是必需的条件之一，也是中国灾后社会工作专业成长的重要任务。这里的本土化，既包括社会工作的理论、实务模式与本土文化、社会环境的有机结合，也包括对开展社会工作所在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制的嵌入，还包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其人才队伍的在地化建设。因此，灾区本土化社会工作机构的建立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培育，也是灾后社会重建进程中社会工作专业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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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是助人自助，因此社会工作者所提供的所有服务都应该以增加个人、组织或者社区的能力为目标。在地震灾区的重建过程中，以“增权”为视角注重安置区的社区能力建设，成为社会工作者当前以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工作路径。一、社会工作中的“增权”视角与社区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其实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6年，所罗门出版了《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一书，标志着“增权”取向的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诞生。“增权”取向强调权利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伙伴关系、案主的长处、承认案主是积极的主体（陈树强，2003）。
所谓“增权”指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改变人的态度来改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社区或个人的自信心与自决意识，扩大人们的视野，以增强他们解决社区及个人问题的能力。“增权”的概念和“权力”“无权”是密切相关的。这里的“权力”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进一步讲，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无权是和权力相对的，即指缺乏上述的能力。无权不仅是缺乏能力或资源的一种状态，而且当个人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权时，他们容易把这种感觉内化，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而通过内化过程，一旦人们形成一种无权感，他们通常会指责和贬低自己，并陷入无权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将无权看作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而把增权看作社会工作的途径。当然，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陈树强，2003）。社区能力建设是指社区及个人的“增能”或“充权”（empowerment）的过程，指促进各种社区“资源—资产”的增长，体现了社区工作的新视角、新策略。它是通过教育、整合等手段，丰富组织资源，积累无形和有形资产，增强社区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和能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社区工作转向社区能力建设，特别是社区服务对象的个人能力建设，增权理念日趋流行，能力取向的工作目标成为主流趋势。但是，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反贫困项目和发展中国家扶贫服务的经验证明，单纯物质福利与服务并不能解决目标群体的问题，关键是改变他们自暴自弃与玩世不恭的反社会心态和依赖的贫困亚文化，改变他们的观念和态度，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控制自己命运和生活机会的能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能力建设取向的“社区增权”或者“集体增权”理念应运而生。集体增权（collective empowerment）不同于“个人增权”，集体增权主要产生于居民所获得的相互责任感（Herbert和Irene，2007）。通过社区集体行动，居民增强了社区联系、归属感和义务感。这些联结要素最终形成“社会资本”，使居民的工作更有效率，从而也提高社区的能力。
因为社会工作者相信服务人群的潜能，通过专业服务开发社区资源，尤其是增强灾区群众的权利感、能力感和自信心，培养他们参与、权利、发展和自主意识，增强他们对自身命运和生活机会的控制能力，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采用社会工作的“增能”视角，对灾区临时安置点的社区能力建设是可行及有效的。二、灾区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践“5·12”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专家经过深入灾区考察认为，此次地震灾害不仅是对生命和基础设施的重大灾难，而且对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造成了巨大损伤。因此，灾区重建除了外部社会的物质援助，最关键的是要进行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的重建。随着灾区工作由紧急救援逐步向灾后重建过渡，社会工作者承担的使命尤为重要。由于灾难不仅对个体生命造成直接的伤害，更通过对社区环境毁灭性的破坏进而摧毁人的社会功能，限制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而社会工作的专业特点之一即是在尊重和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恢复和改善家庭、社区环境，进而增强人与社区的发展能力。灾民将要居住1～3年时间的临时安置点，具备社区的基本特征。在这些临时社区结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原则，运用社会工作“增权”取向开展专业的社区社会工作，加强社区的能力建设将是可行并有效的。
笔者有幸在2008年七八月作为上海社会工作服务队的一员进入都江堰市某安置社区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服务。在我们服务队进行初步的社区走访和观察后，发现安置区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国家投资新建的公共厕所、公共浴室出现水龙头损坏以致自来水不断流出而造成白白浪费的问题；有人缺乏随手冲便池的习惯而导致厕所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住户生活质量问题；公共厨房的设施维护、卫生打扫难的问题；公共部位的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安置板房的住户邻里矛盾冲突问题；居民碰到家中紧急情况无人帮助的问题，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问题，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不了解，以及对未来生活没信心、对生活的无助无望感、对解决社区问题的无能感等。笔者联想起《中国社会报》的一篇文章中讲道：“……1998年张北‘1·10’地震后，我在灾区参与了为时三年的灾后重建工作，其中最大的体会不是公共设施建设的难度，而是怎样使灾民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比如，一个新建的公共饮水设施的建设过程只需要7天时间，但是围绕水池的使用和管理而引发的系列社区冲突，却让社区干部足足头疼了一年多……”
这让我们意识到：社区增能是当下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任务之一。灾后重建不只是生活生产设施的重建，更是人与环境、人与社区关系的重建。任何社区都不只是建筑的堆砌，而是文化与物质历史性的沉淀积累。而这些往往被外来者忽略的因素，恰恰构成了社区生活的核心内涵。伴随原有的熟悉的环境的轰然垮塌的，还有已被大家适应的社区环境、人际关系。当大量的灾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失去同伴的儿童重新面对新的同桌、师长，当家庭主妇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当老人面对新的邻居，当居民面对面目全非的社区，当人们从最初的同舟共济逐步转向锅碗瓢盆的日常起居生活……如果不能在设施重建的同时迅速有效地建立新的社区关系，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矛盾难免将相继爆发。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最后，我们将工作目标锁定为增强安置社区的能力建设上。通过安置社区的能力建设促进灾区重建，为灾区重建培育内源动力，是实现安置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社区重建中，无论是内源发展的要求也好，还是人的创造力的培养也好，核心问题就是能力的发展。那么，社区的能力来自何处？一般来说，社区的能力存在于人们所掌握的知识、技术、物质财富、价值观和他们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生活信念与目的追求中，它表现为人们利用各种资源服务于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广义的社区能力包括物质经济能力和文化能力，前者为人们的创造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后者则是作为观念性的东西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目的性活动中（钱宁，2004）。
在灾区重建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人的本身各方面的平衡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要通过对受灾群体自身能力的培养和集体责任意识的培育，建构社区组织、培养社区领袖和骨干、提升社区意识、扩展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此发展社区社会资本。而通过增权来帮助社区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实现灾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也是当前灾区重建的路径。在我们进行的灾区社区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中，我们把建立社区的社会支持网络、发展社区与外部社会的联络、帮助社区获得信息与资源机会看作解决目前灾区重建的条件因素，而把社区内部的自助和互助机制的建设、发展社区组织和基层群众力量、培养社区管理的精英和骨干看作社区能力提升的主导因素。我们在安置社区开展“巷巷增能”项目，主要的做法如下。
1．社区教育和培训
培训当地居委会主任和居民小组长。借助当地已有的党支部、居委会、居民小组长等组织基础，对社区领袖人物进行培训，使之成为社区重建的骨干力量。通过让社区骨干人物学习沟通技巧、组织发动技巧、会议技巧、活动技巧等，引导他们进一步走进居民中间去发动居民的力量。
2．成立居民自我管理弄堂会，组织召开“巷巷会”
从巷子命名到巷子公约的产生我们均组织居民参与讨论，以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性，让大家一起面对社区内的公共设施的使用与维护、公共区域的卫生与安全、邻里人际关系等问题，充分讨论并共同出谋划策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执行。
3．协助组织建立社区组织和互助网络
我们在安置社区组建了社区居民锅庄舞队、儿童兴趣小组、青少年文体组织、老人围棋协会、书画协会、读报组、诗社等，还有居民间的“同心互行——青少年与老人的跨代支持志愿者行动”、邻里互助小组、老人志愿者服务队、妇女志愿者服务队等。
4．举办各类社区活动
小社区大舞台、巷巷文化艺术节和巷巷体育节等的开展，丰富了灾区居民的生活，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也增进了居民的感情与融合。一系列服务方案的推行，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能力感，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互助意识，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尤其是扩大了社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居民更容易相互合作，解决共同的问题；社会资本有利于增强居民间的“反复互动”，减少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中的成本；社会资本能扩展人们的视野意识，培育和保持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性格特点。三、反思与讨论
以社会工作的“增权”取向在灾区进行社区能力建设过程中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1．灾区重建中增权的多层次化
范斌认为，在我国弱势群体的增权实践分为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等三个层面。所谓个体层面的增权，是指个体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在具体的增权过程中，强调案主个人生活技巧的掌握、自我效能的提高、自我意识的提升。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积极的相互影响，达到相互间的自我权利和能力的提升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利用其可以达到工具性目的，能够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冯华，2004），是获取和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手段（胡荣，2003）。人际关系层次的增权对于弱势群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大多直接以群体的整体性活动出现，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社会参与层面的增权是与前两个层面不同的（范斌，2004）。在灾区重建过程中，三个层面的增权同样并重。比如在处理个人问题或困难时坚持个体层面的增权取向，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与社会参与层面的增权主要是基于社区增权。
2．社区能力建设以过程目标的实现为主
虽然社区工作强调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并重，但在社区能力建设中要以过程目标的实现为主。任务目标是指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当事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社区共同体的团结合作精神等被称为过程目标。实际上，在灾区重建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过程目标与任务目标的并重。灾区重建不能仅仅靠外界的帮助建设完成，而是一种组织的过程和教育的过程，在当中培养社区居民自助合作的态度，以从事各种社区建设的方法。过程目标是指在社区具体项目的建设当中，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和社区工作者有目的的组织和教育，实现社区当事人个人、社区人际关系和社区整体等不同层面得到发展和增强的目标。具体的过程目标，根据英国学者托马斯（D．N．Thomas）的概括，分为各种社会网络的重新建立；居民互动及交往的增加；邻里关系的改善；居民及团体之间重建紧密的联系；居民醒觉参与的重要，并愿意承担责任；居民对社区更加认同及投入。
3．社会工作者在社区能力建设中的工作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外来者的“专家”“技术顾问”或政府官员只是扮演“使能者”或“协助者”的角色，决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或需要强加到当地人身上，要求他们这样做或那样做，只有当地人自我感觉的需要才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需要，而外界观察到的需要只是第二位的，是某一部分人的需要。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外来者必须尊重当地人的意愿和权利，不能因他们的“失能”而代替他们发展或代他们行使权利。社会工作者在社区能力建设中扮演以下四种角色。
第一，启发催化的角色。所谓启发催化的角色，是指社会工作者把社区居民组织起来表达他们的需求，辨别社区的问题，讨论形成社区的公共需求和发展目标，在居民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来团结解决社区问题（Ross，1967）。这种角色是以程序为焦点，而不是处理具体的实质性的问题（Rothman，1996）。
第二，鼓励的角色。所谓支持鼓励的角色，是指社会工作者负责发动人们的创造性的增长，鼓励人们通过参与导向的一个过程学习习惯负责任、学习习惯理智等。
第三，协调联络的角色。所谓协调联络的角色，是指社会工作者要在社区小组之间、社区组织和外界组织机构之间、不同社区之间等要进行联络沟通，增加了解，减少误会和分歧，争取团结、合作和支持，甚至是联合。
第四，资源中介的角色。所谓资源中介的角色，是指社会工作者要协调动员社区内外的资源，投入社区居民的发展项目中来，帮助社区居民组织发展项目，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社区生活质量。
见微知著，从都江堰的实践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以社区为本的重建工作，必须实现公共设施与社区自我服务机制的同步建设。在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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