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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小琪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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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远方试读：

序：我看孙小琪

上山下乡中，孙小琪插队落户的地方，与我同在一个区域，安徽北部。现在回想，知识青年也是分群落的，赴边疆建设兵团的大多比较豪迈，插队落户的则是现实的。大约也是由所在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劳动方式决定。在兵团的青年是以集体为单位，似乎依然在学校的生活里，浪漫主义的情怀还未分散瓦解，插队落户却已走入社会，面对生计和人生。尤其是安徽北部，土地是贫瘠的，人口密集，灾荒频仍，农人们成年为衣食忧愁，还不像江西，虽然也是贫穷的，可至少有清明的山水，有爽脆悠扬的山歌，而淮北，连民谣都是凄楚的，比如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在那灰暗的日子里，知青不免也染上了戚容。每到年末，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一带的京沪铁路沿线，就都簇拥着表情凄慌的青年们，大包小包，里面装着秋收分得的旱地作物，落花生、芝麻、黄豆、山芋……带回家佐食拮据的餐桌。这些孩子，因涉世较早，就又多是顾家的。当火车鸣着汽笛驶进站，他们即刻抖擞起来，随着列车全速奔跑，一转眼，将车门全封住了。简直是个奇迹，从佳木斯，或者乌鲁木齐，抑或三棵树发出，早已超载的列车，停靠不过几分钟，人和包裹竟然都上去了。显然地，他们经过生存的争夺，变得强悍与粗砺。无论来自何种背景家庭，此时，他们都有了一股底层人的气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我以为淮北的那一群，就是知青社会的底层。

曾经有一回，我托一起在县里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女生带东西回上海。这女生并不与我同校，也不在一个公社，她在知青中称得上率先人物，我与她谈不上有多么接近，但那时候就是这样，凡是知青总是一家亲、见面熟，托来托去是常有的事。我写信告诉家里她的名字和住址，我母亲便循了去取东西。到她家，她泡了一杯白糖水招待母亲，使我妈妈喜欢而且感动。我觉得，孙小琪就像那个泡糖开水招待同学家长的女生，是在那枯索乡村和县城荒漠的新开路上，还有气氛酷烈的京沪沿线，涌动着的青年中的一个。她在书中写的一些人和事，也就是在那既落魄又奋斗的表情底下的命运。

真是令人欣慰，走过如此荒凉的青春岁月，孙小琪还能有求学深造、事业有成、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的人生旅程，我不单是指时间的余裕和机会，还是指心劲。再有，孙小琪是一个基本保持对社会正面观念的人，在50年代出生的一辈，所受教育难免是教条的，她显然又不是那类社会适应不良症候群，而是与周遭环境相协调的性格，经历过动荡颠倒的时日，人之常情竟然能够完好如初。书中写女儿的那一辑是最轻松可爱的一辑，读来十分有趣。小孩子的细枝末节，唯做母亲的才会有体察，并且视若珍宝，好比坊间说的“瘌痢头儿子自己好”。一旦写出来，就又不止是自己好，而是大家都可共享了。女儿托养在农家，那一派粗野的快乐；遭遇世事时自我解围的识相，又好笑又让人不忍；还有做母亲的心情，那被迫放下冗务，抱了女儿撑伞站在雨地看街景的一幕，当时是焦虑无奈，过后想来或许却是无比宽解，其间有一种静谧，只有天地、小孩才会生出的。

这种幸免于泯灭的天性是来自对生活恒常性的清醒认识，还是女性更强大的或者说盲目的自然本能，无论天有理地有理到头来还是它对，也或许要归回个人的性格。我最喜欢的是书中那一篇《一盏灯二两油》，一人独在异乡，去邮局领取家信，信中说的是妹妹病情，乏资又乏术，一个人再走过收过秋的田野回村，天色向晚，终于黑到底，所住茅屋里，有邻家的桂英等候，没有多话，一并熄灯就寝，诧异桂英的善解同时，孙小琪这么写道：“我也诧异于当时的我似乎经历了很多很多，竟然这么快就睡着了。”也许就是这，生命的原动力，在某些人身上虽然表现得不那么声色，可却十分结实可靠。它们常常是在潜伏的状态，甚至你会觉得它们缺乏自我意识，总是在观看别人的戏剧，慷慨地给出赞叹。事实上，就在这谦逊的“看”里面，蕴藏着极大的能动性，它可抛开自己，投向更远更大的目标，所以它才能看得到那么多的人和事。即便在身罹疾患的时候，孙小琪还能有余暇看周围，看见她的病友，《自己来》里那个“三床”，柔情似水，可也真是硬得起来，说她长得像邓丽君，我倒觉得像梅艳芳，《胭脂扣》里的，可与情人共赴黄泉结阴缘；又有些像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当断立断，一千年一万年都没走样的女人!还有《一二三》里的俞自由，又是淮北的知青，和“三床”的人生大相迥异，可最终也是一个女人的身子，挺到挺不住，大哭三声，再接着挺下去，那三声哭其实是三声笑，笑的变徵之声。相比这些性格，孙小琪自己的似乎平淡许多，可就在这淡定中，她也在经历着生活，这生活的光芒掩蔽在别人的辉煌里。就像她这个人，总是将自己隐匿在灯影中，灯下的人正因为有这样激赏的眼睛而越加丰姿卓越，最终呢，又被孙小琪的注视包揽，收入她宁静的怀中。2010年3月3日　北京

1985—1987

期待

灿烂的阳光从大玻璃

窗

我举起了右手，腕上的手表立即在阳光里折射出一道耀眼的光。我盯着时针，盯着分针，也盯着秒针。我想知道宝宝什么时候出世。我期待着。

医护人员在忙碌着。只穿短袖衬衣，脚下电扇大开着，还是大汗淋漓。仿佛她们面对的，是一项棘手而麻烦的工程。

不时地听见推床轱辘的转动声。有人被推进来，有人被推出去，进来时是一个，出去时是两个——母亲和新生的宝宝。

门外，丈夫们提着满满的网兜焦急地在转；母亲和婆婆们在反复向护士们说明：这里的所有门窗，都必须而且应该是关着的。大家都在期待着。

是的，我早就开始期待了。当胎儿一天天在向成熟发展的时候；当我在商店、缝纫机旁准备小被褥、小衣服的时候；当我在犹豫不决该准备海军装还是连衣裙的时候……还有，前天深夜，当我被阵阵腹痛搅醒，坐上“小乌龟”，一路颠簸向产院进发的时候。

我盯着时针，盯着分针，也盯着秒针。我想用这全身心的注视来驱散那一阵阵的疼痛。

很久以前，我读到过一篇叫作《静静的产院》的小说；不久以前，我又读到过介绍无痛分娩的文章。但是这里没有。

可怕？不，这毕竟是神奇而伟大的。几分钟后，一分为二，呱呱坠地，新生命就要独立开始。人类就是这样在发展着的，我自己在经历着。

疼，撕裂般地疼。我几乎要忘却这很久以来的期待了。

终于，听见说：“出来了!”

我一扭头，瞥见一团紫红色的东西。“是个妹妹，喏——”

有一双戴着橡皮手套、上面还沾着血污的手把那团东西朝我举了举。我看见小屁股上有黄色的粪便样的东西。“怎么不哭？”“急什么？”

于是，头朝下，“哇”地一声，并不有力。紧接着，张开小嘴，是一个长长的哈欠。接着就睡了。似乎是很累而且又在黑暗中待乏了的模样。

把她放在一个像中药铺长柜台一样的东西上，旁边是两个几乎同时降生的娃娃，他们在拼命啼哭，她却无动于衷，安宁地躺着。好懒呵。

一个宁静的自我，一片自由的天地。这是我的女儿吗？

有人在给她称体重、量身高。那个秤好像是铁的，她会着凉吗？“7斤，49厘米。”

接着，拿什么包了包，抱走了。

我在产床上又躺了两小时，觉得出了很多血。血压升高了。打针。被抬到病房，住下了。

病房里满满腾腾，连过道里也一个挨一个地搭着钢丝床，躺着疲乏不堪又兴奋异常的我们。

真是人满为患啊!

工作人员在抱怨招架不住。辛苦了，产院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们，一年到头，春夏秋冬，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有这么多快要分娩的妈妈进来，从产房里出去，又加上相同数目的一倍甚至更多。据说从现在开始，今后每年人口出生率要大幅度递增，并且持续五六年。50年代有了太多的我们，现在就要有太多的他们。

婴儿室传来浩浩荡荡、此起彼伏的哭声。年轻的妈妈们躺着，产伤在疼，充溢的乳汁胀得疼，听到婴儿室整夜传来哭声心疼。然而这并不妨碍大家互相间绵绵不断的交谈。交谈间还竖起耳朵竭力分辨哪个哭声是自己的孩子的——其实，就是把娃娃们统统抱来，如果没有标记，我们谁也无法认准哪个孩子是自己的。

噢，不管怎么说，从现在开始，我是妈妈了!

虑

我总算爬起身来了。又坐到这台灯下。

西北风在旷野上呜呜地吹，冷嗖嗖地从窗缝里钻进来。窗帘被吹得一掀一掀的。

小妹睡着了。身子侧着，一只小手抓着枕巾——她一定以为那是我的衣服呢。晚上，她又哭又闹要“跟妈妈一道觉觉”，我的想读点书的决心马上动摇起来，只好依她。我拍着她，哄她入睡。一会，看她似乎是睡着了，便想悄悄地抽身起来。刚一动，她便睁开眼来，毫不放松地紧盯着我。我赶紧回过身去，胡乱地拍她两下便又要起来，她索性大叫继而大哭起来。于是，我又动摇了，又急急地去哄她……两次三番，到我真正能脱身起来时，已是深夜了。

小妹一岁半了，似懂非懂，只要她一哭，我便会六神无主地依着她去这样那样。我不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不能排除一切干扰，不顾一切地去完成我心目中的既定的计划。我想自学完被耽误的课程，再去考一个文凭。可是，每天从早到晚，挤车上班，又挤车下班，然后是小妹的纠缠和没完没了非做不可的家务。实在没有一点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了。

马克思能在儿女的哭声中写《资本论》；居里夫人亲手给儿女们补皮靴；巴尔扎克在翻窗跳墙的躲债中完成了他不朽的巨著……我是渺小的。

也许，错就错在这一切都开始得太晚：人到中年才开始做母亲，生活和学业的担子一齐向两肩压来，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顾了那头就得耽误这头。可是，过去的妈妈们常有三四个、四五个孩子的，不也都过来了？我就这一个，独生女儿，何以就乱成这样？大概是自己太娇惯了她，又是发展智力，又是充分营养，徒然生出许多“工作量”。怎么办呢？

入托难。我把她送到邻近乡下寄养。今天是星期天，我专程从城里赶来看她。

乍一见面，我愣住了。才几天工夫，女儿全变了。乡村的风吹日晒使她肤色变黑了，两只小手粗糙得难以想象。她到井台边玩水，到土堆上抓泥，奋力地把小花猫抱起来扛到肩上，咿咿呀呀亲昵地跟它说话；当她站到家里那条令全村人害怕的大黄狗旁边，用两只小手抓住黄狗的耳朵拼命向前拖，甚至进而想把自己穿着开裆裤的屁股坐到黄狗背上去的时候，我真吓得魂飞魄散。小妹的这些“壮举”，都是我在城里连想也不会想到的。女儿的脸上、手上横一道、竖一杠地印着被猫抓破的伤痕，衣服上有泥，还沾满猫、狗身上脱落的毛。她变得粗野了，全然没有原先在城里那种娇娇嫩嫩白瓷娃娃的模样。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女儿却毫不介意，用她能够掌握的几个字眼，大声地招呼着邻家拖着鼻涕的小朋友，把他们拉到我跟前，一本正经地指着我向他们说——“妈妈”。好像我是一件属于她的值得炫耀的大玩具。

我抱起她，一刻也不愿放下。她把冰凉的小手从我的衣领里塞进去，恶作剧地大笑着。我不知道她以后还会变成什么样。我心里想哭，怀疑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我该怎么办呢？

再把她带回城里，然后，再把每一个早晨和夜晚奉献给她？

不，无论如何，我要做一个在精神上和知识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母亲，做一个将来不至于愧对时代和后人的母亲。

大约，一切都会过去的。记得十多年前，当自幼未离开过城市的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到偏僻乡村去插队务农的时候，在巨大的城乡差异面前惊惶失措，是过了很长时间才习惯的。而女儿到乡下才几天，已经像游鱼在大海里那么自在了。这也许是件好事。孩子从小习惯于在各种环境下正常生活，长大了才能在各种条件下正常工作。我是不是应该努力替她创造这种机会，让她自己去练出一副能够独立飞翔的翅膀来呢？

小妹心满意足地睡着了。嘴角动了动，不知在咀嚼哪一个让她开心的梦。

世上有过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最终都长大成人，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尽他们应尽的责任。

我是多虑了。窗

今天是妇女节，我原是很想在这样的节日里表现得格外像个妈妈的。

“window.”

早上，我指着玻璃窗跟小妹说。“喂——豆。”

她站在床上，扶着床档，迟疑地重复着。

“window.”“喂——豆豆!”

回答得比先前快速而坚决。

看来，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教育。我把被子摊开，叠成一长条，沿床沿围好，让她自己坐在里面玩，搭积木。“妈妈要做事”，我告诉她。

我从不敢奢望我的女儿将来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姑娘。她长得不好看，五官的分布似乎全在一个平面上，像我，也像她爸爸。在生长发育方面，对比有关资料，她的站立、起步、开口说话等，都比标准上的迟。但我总还得尽自己的力量使她在知识和精神上逐步富有起来，这是做妈妈的责任呀。

屋子太小了。房门正临着车水马龙的大街。没放家具的时候，我量过，横着走是五步，直着走是六步。一张床占大半间房，再放上一张小书桌，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柜，两把椅子，就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了。暖瓶和其他瓶瓶罐罐，只好放在桌底下。小妹在家的时候，怕她闯祸，总把她脱了鞋放床上。她的整个世界，就是这张床，以及紧挨着床的这扇窗。她在床上滚、翻、爬、啃；躲到摞起的被子后头，又大叫一声钻出来，一遍又一遍……更多的时候，她站在靠窗的那头，用两只小手攀住窗棂，尽力地朝外望。天气好的时候，她一下子能站很多时间。

窗棂是铁的——是专为她做的。装上了铁窗棂，即使在她顽皮地忘乎所以想要翻到窗外去的时候，也不可能发生危险或意外。可是这却妨碍了她。她常常把胖脸蛋挤在两根窗棂中间，有时竟在脸上印下两道痕迹。那情景，常会惹得我莫名其妙地心酸起来。“小鸟鸟，妈妈。”邻家喂养的鸽子突然飞起，窜到天上去的时候，女儿惊喜地大叫起来。“卖——豆——腐。”卖豆腐的挑子从弄堂里走过时，“妈妈!妹妹吃”。她又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

我双手不停地洗菜、洗碗、洗衣服、收拾屋子，家务事还没有忙完，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吃过午饭，一阵风过，外面下起雨来，我赶紧爬到床上去关那扇窗。床上的枕头已被雨点打湿了，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先是一点，后是一线，随之便漫成一片。小妹新奇地呆呆地望着，可过不一会儿，她就不耐烦了。“开开，妈妈。妹妹要到外面去。”她用小手去拉窗上的插销。

的确，关了窗屋里很气闷，我也突然烦躁起来。“下雨，怎么能到外面去呢？”“要去。”“不许去。”“要去!”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了。“妹妹乖，妈妈跟你一起玩。”

我一把抱起她，一面就抓过散在床上的小积木。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不要不要，要到外面去呀。”一面硬挣着不让我抱，一面光着脚就从床上往下爬。

下雨天，她能到哪去，我又能带她上哪儿去。拉来拽去，我已经很累了。一股无名火越蹿越高。我一下提起她，照着她的小屁股就是两下。这可是我第一次打她。

像扳了一个什么开关似的，哭声突然止住了。女儿抬起头，挂满泪珠的脸蛋对着我，两只惊恐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好半天，突然说：“侬坏!”

我愣住了。

我颓丧地坐到床边。望着周围，望着使人难以动弹的空间。霎时间，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强烈的“到外面去”的愿望。

我用手绢替女儿擦去眼泪、鼻涕。穿上套鞋，打开门，一手抱着她，一手打着伞，走到马路上。

雨点打在伞面上，“呯呯”作响。潮湿的，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我抱着她站在路边，看行人在雨中匆匆走着。各种机动车来来去去，不断溅起一片片扇形的水面。平常很拥挤、嘈杂的马路，这会儿很冷清，没有一个人是安安心心、悠悠闲闲地站着的。这里的空间突然变得宽敞了。“到哪儿去，小妹？”

没有回答。

又站了一会儿，我把她从右手换到左手。“妈妈抱不动，屋屋去。”女儿很清晰地说。

我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又回到屋里，仍然替她脱了鞋，放在床上。小妹到窗边，站在那儿朝外望，两手扶着，胖脸蛋挤在两根窗棂之间。

……

我很后悔。我不该随便地把应该自己承担的东西压到她稚嫩的心上。她不能只有这扇窗，她想到外面去。我怎么打了她呢？

妈妈，我没有忍住

我从一本书上读到一个小马驹的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一匹漂亮结实的小马驹，它能奔跑、能干活、能吃苦、能负重。当它混合在千万匹马群中的时候，它和大家一样吃草，别的马还常把泥尘草屑扬在它的身上，使它漂亮的鬃毛黯然失色。主人挑选骏马的时候，往往不会注意它。但小马驹并不气馁，它总在不停地练蹄，不停地学习干活的本领。它知道，它的生命在于奔跑，它的幸福和欢乐，正在于学习负重的过程中。

哦，小马驹，我甚至梦见了这个茫茫大草原上的小精灵。让我吃惊的是，它背上还有个小骑手，双手紧搂它的脖子，伴随着它在大草原上狂奔，就像大海里的弄潮儿一般欢愉、自如。

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小骑手正是我的女儿，那笑容也是傻乎乎的。不过，这毕竟是梦。

日有所

思

昨天下午，女儿从托儿所回来，玩了一会儿积木，突然说：“妈妈，我要睡觉。”

才四点钟，怎么就要睡觉呢？可女儿已经自己爬上床躺下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妈妈，量热度是插在屁股里的，对吗？”她脸朝下趴在枕头上，两眼若有所思地盯着墙壁。

我觉得不对劲，伸手摸摸她的额头，好烫。于是从抽屉里找出温度计，39℃。我赶紧抱起她到医院去。医生诊断是感冒，除了吃药以外，还要打针。

我又抱着她去打针。在许多孩子的哭声中，我对一向好哭的女儿说：“小妹不怕，小妹最勇敢。打针很快的，忍一忍就好了。”

女儿把烧得通红的脸蛋对着我，一脸紧张地等待着。

退热针打过了，她没哭。护士颇觉得意外，在给她做青霉素试验时，说，“这个妹妹真乖呀，打针不哭的”。或许是被“高帽子”压的，她眼瞅着针头刺进她小小的手臂，还是没哭。

做完试验要等二十分钟。

我抱着她在医院的长廊里徘徊。女儿像是凯旋的英雄，过一会儿就说一遍，“我是不怕打针的，我没有哭”。我也就不断地鼓励她：“一会儿还要打一针，妈妈知道小妹不怕，不会哭的。”

二十分钟过去了。当我抱着女儿又走进打针间的时候，刚才打针的护士一眼就认出她来，柔声细语地说：“这个妹妹最乖了，打针一点儿不哭。”

女儿被巨大的信任镇住了，居然泰然自若地经受了很有几分疼痛的又一针。

今早，又该去打针了。

我拿着药瓶，抱着小妹满怀信心地到医院去。我想到了女儿昨天的表现，颇觉宽慰。

在汽车上，我一手抱着女儿，一手高举起抓住“拉手”，紧张地应付着突然刹车引起的摇晃。

好在，医院并不太远，一会儿就到了。我大汗淋漓地抱着她付了费，挤进打针间，方才想起今番还没来得及鼓励她。没等我补上这一课，一位大口罩几乎把整个脸都遮住了的护士大喝一声——快点，过来!

我赶紧把孩子抱过去，急急忙忙替她拉下裤子。慌乱中，女儿失去了主见，伸出小手去遮挡她胖胖的小屁股。那位护士从牙缝里断续吐出几个字：“你来，你来——吃一记!”

随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声，女儿触电似地抽回手来。针头刺了进去，哭声也随之爆了出来。

我不觉心头一跳，有些什么话涌到了嘴边。

小妹却没有忘记她昨天曾有过的荣誉，拼命咽着哭声，打完针就抽抽搭搭地说：“妈妈，我没忍住，我哭了。我就哭一歇歇。”

我想说，这不能怪你。但我没说。也许，还是不说的好，跟两岁多的孩子能说清什么？而且，我心里又涌起了那个小马驹的故事。思

小妹全身赤裸地站在澡盆里，无限喜悦地用湿漉漉的小手拍打着小胸脯。

我注视着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短短的、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四肢伸长了。滚圆的、凸凸的小肚皮正在慢慢缩进去，脖子和臀部甚至还显出了优美的曲线——这就是我的那个曾经是只要有一只大人用的枕头就能安顿下来的女儿吗？

我用手拍着她厚实而浑圆的小背脊，又用两个指头夹着一件尺把长的汗背心，告诉快满四岁的女儿：“你小时候啊，穿上这个就能盖过膝盖。”“你小时候喜欢哭，除了爸爸妈妈，不管有谁到我们家来，你都要大哭特哭，一直哭到客人逃走才停止。”

她以新奇而充满笑意的神情对着我，热切地要求着：“再讲，妈妈，再讲讲我小时候的事。”那口气好像她现在已长大成人似的。

我用肥皂涂抹着她的身体，一面继续在脑子里搜寻着有关的记忆——那样多，多得无处不在；又那样平常，平常得使人不知不觉。我常常觉得，她不是在长，而是在变。身体在变，小脑袋里也有什么在变，变得让我惊异让我困惑，让我常觉得猝不及防。

我出门的时候，她会说，“妈妈，你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红灯不要走噢，不要给汽车轧死了”。

一次，我给她买回五支棒棒糖，放在桌上，邻家刚会走路的小弟弟跑来拿走一支 ，她两眼紧盯着，嘴里喃喃地说，“我都要，我不给，不给……”待到小弟走远了，她竟大哭着凶凶地指着我说：“都是你，都是你，是你没看好，没藏好!”

有一次，我在屋里做事，听到门外她和邻家孩子“比高低”。一个说“我们家有电冰箱的，很多很多钱买来的”。我的女儿则急急火火地回说：“我……我坐过小轿车的。”那意犹未尽的语气，让人觉得她恨不能立刻再找些值得炫耀的东西装缀自己。我还从窗玻璃里瞥见了一张傲慢的、不屑一顾的小脸。

我在内心深处长长地叹息了。她的这些举动，总让我觉得意外，有时也高兴，但更多的似乎是失望。

我曾那样喜爱她婴儿时清澈纯净的双眸，愿她永远这般纯净，永远像蓝天，像白云。我企望的她，是一首诗，一支歌，美好而淡泊。但她还是按着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长大，在发展，在变。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她并不怎么能分辨。而我呢，又并不怎么用心地去教育，似乎在我的思维体系里还有另一个体系：她的爸爸妈妈都在认真地工作，她是我们的女儿，她自己会长大，绝不会怎么不像话的。

这样，我放松了责任。我有时间长久地注视她，却很少动脑筋赞扬或指责她所说的某句话或做的某件事，以指导她思想和品格的形成。

我抱起她。她用刚洗干净的、散发着香皂味的小手勾着我的脖子，身子沉甸甸的。她的确长大了，很快就要离开我的怀抱。我突然有点着慌了，也许，那些为周围人们所难以预料的坏孩子们，就是在他们父母的类似我这般的另一思维体系里长大的？不知不觉，待到想要改变，已不可能。

女儿的降生曾经给我带来多少快乐，多少幸福!我爱她，这种爱情使人陶醉。可是现在想来，这种愉悦更多的还是成了我生活和精神的需要。那么她呢？她的渐渐扩大了的生活需要什么？她的渐渐丰富起来的精神世界需要什么？我没留意，我想得太少了!

嗨，你来晚啦!

女儿两岁上全托时，我不习惯，终日牵肠挂肚。夜里醒来，想象着她此刻的情景，无端设计出种种可怕的意外：或是踢开了被子未被察觉，冻出病来了；或是从小床上直滚下来，磕破了口鼻。我向人请教孩子究竟是日托好还是全托好；请专家或同事从理论上或感觉上予以论证、评述；对当初曾全托如今已参加工作的成人加以全面、细致的考察。呆呆地听、痴痴地想。然而我终于发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慰自己或是排遣内心的某种不安和歉疚。事实上我别无选择，并且早已选定了“全托”，日日盼着快点送进去。这似乎是职业妇女，尤其是期望有所作为的年轻母亲的唯一出路，特别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条件下。

最难熬的是星期一的早晨。隔天晚上钻进被窝的时候，小妹总要惴惴地问：“妈妈，明天我还在家吗？”怕搅了她一夜的梦，我笑着拍拍她，她则抱紧我的胳膊，彼此怀着同样的不安入睡。第二天天不亮，打仗般起床做饭，准备好她一星期要用的衣物，打点好，足以对付两小时艰难困苦的挤公共汽车。然后抖擞精神，唤醒她。小妹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迷惑，然后是朝被窝里缩，或是哭着耍赖，或是挨了巴掌后边哭边听任摆布……我不知道究竟是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那在我的记忆里或心理上，是极其漫长的)，才稍稍有了转机，不再闹了。

星期六的下午该是最快乐的。2:30，所有的家长同时涌进打开的大门，急切地迎接期盼已久的相逢。

初入托的孩子很计较家长的态度，头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往往总带着自豪而略带炫耀的微笑。剩下的越往后便越沮丧。有的开始哭，开始怨，以各种形式发泄自己不可名状的愤慨。

初时，我不曾想到小不丁点的孩子会有这样丰富的内心活动。有几次因为放不下手中的公务，待到能抽身到幼儿园去，只见小妹一个人孤零零地靠着教室门框抽泣。我抱她回家，一路上她不停地哭，两只小脚胡乱地踢着，用手拉扯我的头发，甚至想用牙来咬我的面颊。马路上的行人都被吸引了，啧啧于她的坏脾气，我恼怒地训斥她，几乎以为她精神上出了毛病。到星期一请教她的老师，才知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去晚了，使她成了最后一个的缘故。从此我便知道了星期六下午2:30的极端重要性。

小妹在这个“全托”的幼儿园里一天天长大。托班，小班，中班，大班，一年又一年。除了国定假日回家以外，其余时间她都在幼儿园里过。她习惯了，星期六下午2:30对她来说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但我仍不敢怠慢，一到时间，仍是心急慌忙，火烧火燎的。

上星期六下午，应上级之召参加一个颇为要紧的会，自然不便请假。散会时已近5:00，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冲进幼儿园。偌大园里已看不见一个孩子了。我的心不安地猛跳起来，刚想转身，突然一扇门背后跳出一个小身影，小妹嬉笑着，颇有气概地一挥手：“嗨，今天你可来晚啦。”她大笑着扑过来，格格的笑声回响在空落落的园子里。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坦然了，带她回家。一路上小家伙喋喋不休，说着幼儿园里各种好玩的事，全然不提她独自等待的种种感受。我想，她不曾烦恼，我也不必忐忑或感觉负疚了。

可是我想错了。回到家，我无意中发现小妹对着墙上的大挂历发愣。那上面有一对青年情侣或夫妻，正紧紧拥抱着。男的似乎刚下火车，女的好像刚刚冲进站台，又扑到对方身上，双脚离地，金色的长发向后飘扬着。看不清双方的脸部表情，那份欣喜却是清晰的。身后是铁路。列车已经开走，站台上也早已空无一人了。“妈妈，他没有来晚。”“谁？谁没有来晚？”我诧异了。

女儿伸出一个手指，犹豫地指着那位男主角，一会儿，又慢慢地移向另一位。

我震惊了，内心翻腾起来。“不，她也来晚了，你看别人都走光了。因为有要紧的事，她没办法……”“她要开会，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小妹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噢……你是说，妈妈今天又来晚了。”我口吃了。“不要紧的，我可以一个人玩。反正幼儿园里很好玩的。我知道你很忙。”小家伙又露出“豪迈气概”来，不介意地挥挥手，玩她的“智力积木”去了。

我呆呆地站着。我别无选择。她能承受，我也应该能承受，而且，我何不也像她那样多点“豪迈气概”呢？

隔离

一道八根木条组成的不及一米高的栅栏，分隔出两个世界。我和十几位同病相怜者在里面，白衣白裤，脸黄憔悴；医生、护士、工务员在外面，口罩、手套护卫着安全。那位从新疆回来的临时工工务员指着马路对面的黑铁门说得有趣：“那是看守所，知道吗？他们呢，名声不好，你们呢，身体不好。哪样更糟？我看一样的。”

初时觉得他挺幽默，时间一长，竟颇同意他的深刻感受力。

两个月前的一天上午，我在单位全体会议上念一个文件，几十双眼睛望着。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女人老起来真快，你看她，跟前一阵没法比了。”“是她衣服的颜色不好还是怎么回事？怎么她的脸发黑？”

……

无须说，我听见了。

我觉得累，弯着的手臂一个劲地酸疼，胃也疼，腹部胀气，无精打采。入冬以来，连续伤风感冒不下十次，这是本人历史上没有过的。好几天不想吃饭，星期天早晨不想起来，小妹掀开我的被窝，大嚷“妈妈，你懒惰!”可我一到下午又不可抑制地想“懒惰”，任凭她用小手指捏我的鼻孔，用小手掌揉我的面颊。我这是怎么啦？

窃窃私语漫延开来。有人严肃地指出我应该停下念那个文件，并且拿来了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灰黄的脸，还有几乎全是黄色的眼白。

于是我到医院去。

内科医生翻起我的眼皮，竟然从座位上直跳起来，“这样典型的黄疸肝炎症状，怎么还到处跑？为什么不去看传染病科？”

一把饱含着消毒药水的小拖把随即举到我面前。

我惶惑地站着。

我想我可以睡好几天而不被小妹说“懒惰”了。我想我可以摆脱一下那叫人觉得像穿上了红舞鞋一样的感觉了。我想我可不能回家，那会传染给她……

住院竟也这样难。到处托人，找关系。最终得以在一幢传染病大楼里觅到一张病床，已经是大年初一中午了。

我提着脸盆、网兜立即前往。不曾想这便开始了与小妹她有生以来最长久的分离。

我心满意足地在雪白的床上躺了两天。外面的一切都隔离开了。这里的生活是这样单纯而有规律，手臂上吊着的盐水，一滴一滴也是那么纯净透明。全当疗养度假吧，我向来壮健，不生病也从不知害怕病，这几年到处奔波忙碌，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清静和闲适。

可是第三天起，心境就不那么泰然了。

先是白天并不给你很多自由，不允许不停地看书。吃过午饭都要睡觉，天一黑又一律熄灯；再是入夜难以入眠(多半是因为白天睡得太多的缘故)，辗转反侧，听隔壁重症病房不停地传出阵阵呻唤，痛苦凄凉，每隔几日，还会抬出一个，方始明白，这里并不是好去处。

我可以无休无止地东想西想。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过去不曾想到却很明白的道理，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我往往视为神圣的所从事的事业，不论我怎样，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地球照样运转，事业照常前进。唯独对于家人尤其是小妹，心理的倾斜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他们为我去办各种手续，为我担忧，每天为我准备有营养的菜。弟媳不经意地谈起，小妹在外婆处，半夜醒来，嚎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伤心至极。问她怎么啦却无论如何也不说。

于是我心潮澎湃起来。说来奇怪，女儿放“全托”，平时也只是一周见一次面，还老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如今身陷病房，占据我整个思想空间的，竟都是她。我想见见她。

每周一次的探望，总是丈夫来。七八个人隔着栅栏说话，交错着，拘束着。外面的人是怎么站也不妥帖的，人挤，又得当心着别碰着哪里——传染病区，不定哪儿就附着什么病菌或病毒。我几次想说，你下次带小妹来，见这般情景，又咽了下去。

但我实在想她，想极了。因我而连累了她。幼儿园规定在发现我患肝炎后的四十天内，她也必须隔离。她觉得委屈，早就练得什么都不在乎的气概没了，时不时嘤嘤哭泣。她还什么也闹不明白，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事。别人能不能跟她讲清楚呢？

我在医院的长廊里徘徊，凛冽的北风吹在脸上，一刺一刺的微微疼痛，却会使精神振作些。病房里暖气烧得很热，似乎更烘托同病相怜的气氛。

传染病房的四周是空旷而寂寞的。不是为了卸不下的责任或是心心相印的牵挂，谁都离这儿远远的，没有人会愿意来这里闲逛。那么小妹呢？她是不是也如我这般思念着、忧虑着呢？

曾经有几次，我见她因为短暂的分离而惊慌了。

第一次，是因为一个港澳幼教工作代表团来上海访问，要参观小妹所在的幼儿园，我陪着去。一个幼儿园，几百名小朋友，这样走马观花似的参观，我想未必会引起刚进小班的小妹的注意，何况参观计划内只有大班，据我知道，只可能从她所在的教室的门口走廊上过一下。然而我是低估了这“过一下”。就在那一瞬间，当我情不自禁扭头，希望从开着的教室门里看见她时，一个小小的人儿从小椅子上站了起来，独自往门口跑来——“妈妈——妈妈——”

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我自然也在自然而然中抱起了她。她骄傲地向大家笑，以为可以回家了。

我把她抱回座位，逃一样离开时，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当代表团一行走下楼梯，欲走出幼儿园时，小妹从二楼的教室里冲到阳台上，两只小手从铁栏杆当中的空档伸出来，大叫“妈妈”。所有的人又都一齐停下，任我怎样向她解释，她只是拼命绝望地哭叫……

最终我在小妹老师的一再示意下离开的那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后悔着：不该来的，不该引出这样的哭叫来的。

另一次，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一个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愿意带孩子到公园去，所有的孩子也都希望跟爸爸妈妈上公园去的星期天。我们俩欢欢喜喜地出门，走了大约两站路，快到公园时，在一个拐角处的商店里买冷饮。人太多，我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待我终于拿着两块冰砖挤出人堆的时候，小妹不见了。我绕着周围看了一遭，仍不见。我急了，额上沁出了汗。她会不会被人拐走？会不会自己乱跑着找我去了？车流如梭，她该不会出事吧？心房像击鼓一样激烈地撞击着。

我张惶地东张西望，突然看见不远处小妹正低着头在慢慢走着。我几乎扑了过去，却听她正惊惶而小声地反复唤着：“妈妈——妈妈——”看见我，她竟闪着泪汪汪的双眼，笑了。

那场虚惊让我们一整天都手拉手，再不敢松开了。

再有一次，是她发觉我又要出差了，正帮着我理这理那，把所有我要带的衣物一件件捏成团团，塞进旅行包里。她已经有了“出差”的概念，不像以前那样疑疑惑惑地总问，出差就是买菜菜吧？妈妈你要不要带篮子呢？她知道我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在家，悄悄在我衣袋里塞进她的折纸、图画，莫非她已懂得睹物思人？

忽然，小妹丢下手里的东西，紧紧抱住我的腰，“妈妈，我不要你走，我喜欢你”。

我和丈夫都愣住了。这种凝重的情绪，这样理智的，似乎是经过深思的话语，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早了些呢。她的认真，一下子使我们都觉得很不是滋味。

孩子总要长大，情感也应多有磨砺。但我总希望这过程平缓些、自在些，这于我于她都会好受很多。“三八”节的中午，我从工务员手中接过家里送来的网兜，除了各种吃的，还有几张叠得小小的纸，打开，我惊喜得叫了起来。“妈妈好!”三个稚拙的字，歪七竖八地填满一张。她还不会写字，但这一定是她写的，丈夫会教她。还有一张，方的太阳，歪斜着的房子和烟囱，如小鸡似的鸟在太阳边上飞……大红大绿涂得满满的。

是的，这就是我的女儿，愣头愣脑，不修边幅，从来没有耐心，难为她，画了一张又一张。我端详着，想象着她常常有点黏乎乎的小手，如何捏着笔，在自己家或是外婆家或是奶奶家一点一点地画。这是为我画的!我的因隔离而十倍、百倍膨胀泛滥的思绪因此而得到抚慰。“妈妈好!”这被无数个孩子说过无数遍的话，却依然能那般沉沉地温暖母亲的心。实在，因为太忙，我是很不尽责的。比起别的母亲，我有更多的歉疚，但我很少解释。人生难求完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比比皆是，小妹总要懂得这些，为她的将来。

我把那几张花花绿绿的叠得很小的纸片压在枕下，我盼望着早日痊愈，早日出院。到那时，我要轻轻松松地告诉小妹，妈妈不讲卫生，所以生病了；因为要传染，所以要隔离。小妹要讲卫生，因为隔离了就不能跟小朋友玩了。我会把跟小妹的“疯玩”排上议事日程。哦，那耳鬓厮磨的玩。

搬家

不知是因为长久囿于一方的困顿，还是因为一家三口在9平方米空间的窘困终于耗尽了我的耐性，当丈夫从单位带回来我们即将搬迁的喜讯，我兴奋得失眠了。

小妹挨在我身边，睡着了，憨态可掬。我小心翼翼地挪动一下身子，让自己睡得舒服些。我们总是挤在一张床上，好几年了。有一回丈夫在她生日的时候买回一个长毛绒大狗，比两个枕头加起来还大，她要抱着睡觉，给它腾出足够的地方，拉过半床被子替它盖上，还轻轻地说：“大狗狗冷死了。”而丈夫却被挤到了床框上。搬到新家，要给小妹准备一个小床， 还要给她划出属于她的世界，大狗狗可以加入到它的动物王国里了。

我瞪眼望着其实什么也看不清的天花板。壁橱里传来万马奔腾似的老鼠搬家声。这是一幢几十年的老房子，住着十几户人家。房子主要是木结构，每户之间都用木板隔着，每家交错着有个壁橱。因为年代久远，因为有壁橱，老鼠们便像集团军般强大地扎下根来。屋子里常会有不知从何处扯来的旧棉絮片，家具上、床上随处会有老鼠屎。最要命的是这些老鼠不怕人，深更半夜成群结队地厮打、交战不算，大白天或晚上看电视时，它们也会排着队地鱼贯而过，或者瞪着大无畏的小眼睛，冷不丁地停下看看你。有一回一家人正在荧屏前欣赏节目，突然一只形体颇优美的小老鼠窜上电视机，在正当中停下来，望着我们。我一时目瞪口呆，女儿却已高兴地拍着手叫起来：“妈妈，我看电视，老鼠看我。”

我们曾几次撒下天罗地网捉老鼠，费尽心机要赶尽杀绝，却收效甚微。老鼠们太机灵，大概也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抓得凶了，它便逃到某一角落安静两天，待到此处无战事了，立即再大摇大摆登堂入室。顽强的老鼠。时间长了，我竟也在无可奈何中听惯了鼠们的猖獗。我想唯有彻底推倒这样的房子，鼠患才能灭绝的。

房间太小了，而且在三楼，头上是平顶的晒台，可以顺着窄楼梯上去晒衣服。雨天总要漏水。冬天窗上常常会结起冰花，夏天则酷热难当，顶上烈日烘晒，门前四五个煤气灶热气腾腾地烧饭，房间里的热气便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我们常在桌上放盆凉水，浸上几块毛巾，不时地擦一擦汗流满面的头脸、手臂，高温的夜里，醒来常见身下草席被汗浸出了人形。小妹每年夏天都生痱子，脸上、脖子上、背上，一茬又一茬。我总觉得对不住她。

住在三楼，做饭在二楼，水龙头则在走过四段楼梯再拐三个弯的远处。我曾端着烧好的菜一脚踩空，尽数泼洒在梯级上。小妹也曾从三楼咕噜噜滚到二楼，幸好是冬天，穿着厚棉衣，除了头上破了点皮，没伤着哪里。至于因为空间局促，不小心碰翻了锅盆茶杯，烫着手脚之类，更是家常便饭了。

小屋一无是处，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离开，搬到一个大一点的、有阳光的地方去，哪怕略略改善一些也好。如今转机来了，我们就要搬到一间有20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去了，我怎能不欣喜、不激动呢？

我仍在暗夜里瞪大了眼睛。我们就要走了，永远也不回来了。将来这里要拆掉重建，旧居便不复存在了。我会忘记这里吗？这是我成人以后自己当家作主，为人妻、为人母的第一个“窝巢”，人生三味，甜酸苦辣，我的希望，我的温情，已是小屋盛不下的了。门口的豆腐工厂里已有人在高声嚷叫，他们总在夜半上班，早晨便有热腾腾的豆腐花卖，我常常去吃的。以后，怕是不那么便当了。

我更不会忘记的是，住进小屋，正是我刚刚从复旦校园调到上海市妇联创业阶段的杂志社，担任领导工作的开始。常常是夜深方归，惊动了左邻右舍，也常常以床当桌，铺满稿子，坐在小凳上审着、改着，每月十几万字，一坐就是一天。等到工作完成，背上一片冰凉，两腿也早已麻木得不会动弹了。事业是成功的，付出了多少辛劳，小屋为证。

小妹啊，等你长大了，如果你愿意听，妈妈会在哪一个闲适的黄昏，讲给你这一切。只是，小屋一定不会存在了，没有特殊意外的情况，我们一定不会再蜷缩在这样窄小的空间，大约也永远不再会听到，那奔忙不息的鼠群的窸窣声。

新居在市区的顶西面，正好和老房子各踞市区的斜对角。新居在一幢有十二层楼的高房子里，三家合用的一套公寓，也是面北，但其房屋结构与原先住的衰败的老房子比却有天壤之别，有光滑的打蜡地板，结实漂亮的钢窗，电梯自如地提供着方便。

初见新居，不免惊喜，小妹盲目地在房子里、走廊上跑来跑去，兴奋至极。丈夫内行地考察了半天，作出结论：四壁刷一刷，其他都不用动了。这里设备都有，不用装修了。

三天以后，一辆搬场车把我们从老房子里连根拔了出来。

新家的安顿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新的家居环境的改变，却使我们在欣喜中夹杂了惆怅。

有了宽敞的卫生间，有了在一个平面上的煤气灶，小妹有了自己的床。两只单人沙发也在我们结婚六年后首次面世，倦了可以倚着打盹，朋友们因为有了妥帖的坐处，也比过去频繁得多地常来坐坐……哦，安居乐业，真是至理名言的千年古训，我该知足了。

然而，造化却常要给人难以理喻的迷乱。本来，这里的安定清静，正是我企盼了很久很久的，可一旦置身于这里晨昏的极度宁静，感觉不到一点别的声息，却会为这人世的隔膜而怅然。在老房子里，人们不分你我，不拘礼节，说话大声而坦直，那种音响组成的人间烟火交响曲，让你无时无刻不在体验，体验着生命的活泼和真实。昔日的同窗说，你是从伦敦的东区搬到西区来了，今日的同事说，你真是标准的从“下只角”爬到了“上只角”，额角头碰到天花板。想来，我的怅然是莫名的。

连着两个从幼儿园回家的星期天，小妹都是在电梯间度过的。她一早吃完饭就跑到电梯间，跟那里的阿姨说她要坐电梯，然后便爬到一角的木箱上坐好，不厌其烦地升上、降下，看着那活动的铁门哗啦啦关闭又开启。居然能整整呆上一天，怎么喊她都不愿回家。

后来，她不坐电梯了。星期天回来，常常到楼下大门口站着，看到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走来，便极其主动地上去搭讪。丈夫曾说，女儿的社交能力比你要强得多了。但她很久也没能交上一个朋友，这里本来人口稀少，加上各家似乎都不习惯把孩子放在外面疯玩，总有大人领着，孩子的世界就不自在了。小妹很懊丧，回到家连连说着“没劲，没劲!”把自己的玩具全都倒到地上，一个人自言自语地玩，然后又一股脑儿弄乱，推到边上，自己则趴到窗台上朝着外面发呆。

她在想她的小朋友们。老房子曾给过她“七十二家房客”般的热闹，十四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孩子，小的刚刚出世，大的也就如她这般，他们叽叽喳喳地跑进跑出，一会儿便有了矛盾，然后或哭，或争先恐后地告状。大人们都深明大义，各家从不袒护自家的孩子。其实往往也等不到裁决停当，孩子们便又挨在一堆玩起来。孩子要有自己的伙伴，这是任大人们怎样慈爱也难以替代的。

小妹的第二个痛苦，是她的那张小床。搬家以后，丈夫很迅速地自己动手，在假日里利用旧床板做成一张比大床略略短、窄一些的小床，四角只有几寸长的矮床脚，下面安上万向轮，白天套上床罩，推进大床底下，不占地面。晚上拉出来，揭去床罩，很是方便。床刚做好时，小妹高兴地舒开四肢躺倒上面，又兴奋地爬起来翻跟头，模仿体操运动员尽力把一条腿抬高，一会儿又从小床上跳到大床上，再从大床上跳到小床上。等到玩够了，真正铺被就寝时，她却变了神色。“妈妈……妈妈……”她嗫嚅着，轻轻地。

我当然明白了她的意思，就是我自己，在为她摆上单独的枕头，放上一个她最最喜欢的长毛绒小熊时，竟也突然感到了分离的凉意。她会在半夜踢开了被子吗？她会因为这小床比大床矮了许多而觉得委屈吗？挤在一起的夜晚尽管局促，却实有一份相依为命的安全。由此，便想到她总有一天会离我而去，不禁自嘲，母爱的澎湃有时也很糊涂的。

那一晚，小妹终于抛开了她喜爱小床的初衷，爬到大床上，钻进被窝，紧紧抱住我的脖子说：“妈妈，我不要一个人睡。”那神情似乎我们已分离了很久，并且还有随时会被分离的危险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晨，小妹临去幼儿园前，还频频地看她的小床，神色中竟流露出心事重重。看来，适应任何变故都要有承受能力，哪怕是由困顿走向顺畅呢。

又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去幼儿园的时候，小妹跟着我往外走，却不爽气。走到大门外，站住了，她说：“妈妈，我跟小朋友说过了，我搬家了。请他们到我们新房子去玩。”“好的。”我不假思索。于是她便耐心地等着，大约是按照她原先决定好的，先后招呼了几个小朋友，还神秘地趴在他们耳边说着什么。但是不行，待到这些小朋友去向爸爸妈妈请示时，都未得到允许。也真是的，一星期不见，有的还要赶很远的路回家呢，他们便都笑着歉意地来打招呼，说是下次吧。

小妹真是懊丧极了，哭丧着脸，坐在我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想心事，然后咕哝一句“没劲”。见我没有作出反应，便提醒说：“妈妈，没劲。”

一路无话。

到家了。走进空空的院落，我问：“小妹，你想老房子了？”

她不回答，皱着眉。“老房子好还是新房子好？”

话一出口，我便觉到了自己的可笑。可我又觉得这个问题大约自己早想对她说了。“老房子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太小了。”小妹像大人一样严肃地回答我，她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小孩子不说假话。

毕业典礼

暑假没到，我便开始发愁：小妹从全托的幼儿园出来就得每天回家了，怎么办？

所有单独过活的双职工的三口之家都会有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的两难，一面是品味不尽的天伦之乐，一面是紧张牵挂着的操劳、担心，为这难以承受的重荷而焦躁、困惑。小妹告别幼儿园，即意味着家里的一切都要严格地规范起来，一日三餐，早晚接送，再不会有无所牵挂的早晨和黄昏。可我，又是多么地留恋无所牵挂的自由。

可我发现我并不拒绝这份繁琐和辛劳，我几乎早就在心里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企盼着每天早晨她向我挥着胖胖的小手说：“妈妈再见”；企盼着每天黄昏她欢天喜地扑向我的怀抱，用光光的额头来蹭我的下颌。

最先发出这一重大转折的信息的，是幼儿园为大班即将离园的小朋友举行的毕业典礼。

几个星期前，小妹即开始郑重地发布新闻——“妈妈，我选上了。”“什么？”“老师也让我排节目了，是舞蹈，《哈达献给解放军》。”“是吗？来，表演给妈妈看看。”

她在房间中央不大的一块空地上站好，开始跳。

她哼着曲子为自己伴奏，声音是沙哑的，而且断断续续；她挥手踢脚地表演着，手是胖胖的，脚也是胖胖的，晃动着的脑袋是大大的，脸上的表情专注而认真。节奏很好，不过，平心而论，小妹的舞蹈缺少女孩子的柔和，像士兵一样整齐、僵直，但我却感动着，胸臆间涌起了感情的大潮。

一周一次的相见，对于还年轻的我和还幼小的她来说，毕竟太少了。我常常会感到陌生，觉得她没把家当作最后的归巢，似乎只是旅途中的驿站。在情感和理智的双向选择中，我常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对于一个母亲，这是一种牺牲；那么，对于孩子呢？如果她并不理解这些，她会不会觉得是……受了伤害？她有时跟我说，老师不在的时候，她和小朋友们如何在教室里打作一团，有时是她被很多很多小朋友压在下面，有时是她和很多很多小朋友过不去，一定不跟大家一起排队外出。谈论起这些，她常常很不屑地用一句简短的话作结——我只哭一会会。

但她毕竟会说、会唱、会跳舞了，她在那个幼儿园待了整整四年，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生的学历。那么，是谁代许多的父母尽了养育的责任、教育的责任？我不禁深深地感动于那些终年辛劳的老师们、保育员们，还有小妹常常说起的“阿姨老师”(估计是退休后来帮忙的年老的保教人员)，经年累月的繁琐、吵嚷，经年累月的重大无比的责任，她们都承受了，而且卓有成效。

小妹告诉我，她排节目，是为了即将举行的毕业典礼，因为她和许多“老小朋友”都要毕业了。“妈妈，你和爸爸都要来参加毕业典礼的，你记住了吗？”

星期一早晨离家时，她很不放心地又关照一遍：“如果你和爸爸单位里有事情，就去请假。你们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后再也不上幼儿园了。”

我答应去，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去。对她对我们，这都应该是个重要的、务必重视的日子。

早晨起来，丈夫准备好了相机，我对着镜子梳头，想象着当小妹看到我们时的惊喜神情，想象着那将是个怎样欢乐的联欢。

进了大门，所有的家长们都被引领到一侧，一会儿，大班小朋友们分班拿着不同颜色的纸花跑了进来，脸上抹得红红的，眉心还都点了一粒红“痣”。他们一跑出来便在人群中张望，一旦与自己亲人的眼光相聚，便比先前更兴奋，你推我搡嚷个不停，操场上一片喧嚣。

音乐响起来了，小朋友们快乐地做着似舞似操的动作，家长们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份认真和激动是与观看任何其他表演无法比拟的。有几位爸爸已在跑前跑后寻找最佳角度为自己的孩子拍照。

做完操，大家到三楼那间最大的教室，毕业典礼正式开始。

院长先讲话，她说孩子们在这个幼儿园生活了一年、两年，最长的还有四年的，现在要毕业了，老师们恋恋不舍，孩子们也恋恋不舍。前几天晚上常常有人哭，有一回某班的小朋友抱作一团的哭，哭声之大，惊动了全院所有的人。孩子们反复说的话是：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我听见耳畔有擤鼻涕的声音，一位妈妈落泪了。

演出节目开始。大合唱，小组唱，舞蹈，钢琴独奏，电子琴演奏，小品表演……一个接一个。逢到有小妹参加的节目，她总要用目光先在人群中搜索一遍，我知道她希望我们能注意她，便竭力朝她笑，希望她能安定下来。

闪光灯不断地闪亮，拿着相机前后奔忙的几乎全是爸爸。妈妈们呢？我扭头四顾，只见不少妈妈、奶奶或是外婆都在抹泪。是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的激浪不断地涌起，但愿孩子们、老师们都会知道。

演出结束开家长会，仍有不少家长唏嘘难禁，孩子们却早已忘了离愁，一窝蜂冲向大草坪，在儿童乐园里上天入地。

直到爸爸们又一次端起相机，对准孩子和他(她)所喜欢的滑梯、小桥、小蘑菇房，对准孩子和他(她)的最要好的小朋友，对准真正要再见了的老师、保育员，孩子们才又想起他们要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又有人哭了。

小妹没哭，这使我惶惑，也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她应该更懂得情感。“你不难过吗？”我忍不住问。话一出口，又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有点愚蠢。“为什么要哭？如果我以后想老师和小朋友，你带我去看他们。”她清楚地说。

于是丈夫也给她拍照，由她自己定拍什么和怎样拍。最后一张，她说要跟王医生一起拍，我一看，正是那位院长，我不知道她怎么又是“王医生”？

因为还有不少小朋友也要跟“王医生”一起拍照，小妹居然跟他们争起来，随之“哇”地一声大哭了。

于是大家都来劝解，并且议定让她先拍。好不容易抽泣着照完，带她回家，一路上她伏在自行车把手上，只是悲痛无比地哭。劝得紧了，漏出一句：“我要王医生。”

我想起来了，小妹的皮肤过敏，每年夏天都因感染而打针吃药吃苦头。唯有托班升小班的那个夏天破例，老师曾说过“王医生一天给她洗两次呢，每天这样”。

这是一例，还有其他呢？啊，这位胜似母亲的王医生。

整个暑假，小妹每天拿出毕业典礼上的照片，总要端详半晌，有时候会抹起眼泪。每到这时，我的眼眶也会湿润的。

开学第一天

想了多少回，盼了多少回，记不清了。每当小妹调皮闯祸的时候，每当她怎么也不肯服从命令气得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总有人会对我说，或是我自己对自己说：快了快了，长大了就好了，上了学就懂事了。于是，替她报名上学，细致地了解来回路上怎么走，要穿过几条马路，中饭怎么吃，就都成了我很重要的功课。全家一起计算着还有多少天开学，恰如等待着一个盛大的节日。

买了块大红底小白圆点的花布，按照童装剪裁书上提供的式样，请人替小妹做了一件长袖连衣裙，前襟和裙摆上缀了许多雪白的尼龙花边。我小时候曾见过一幅宣传画，上面一个苏联女孩穿着类似的一条连衣裙，令我羡慕不已。现在我做了妈妈，记忆却没有尘封，回想起来仍那么生动。

好友从东京托人带来一个雪白的皮制书包，说是因为她在国内的儿子要上学了，便想到了同龄的小妹，“给他们一个堂皇的开始，希望他们拥有我们不曾有过的”。她附上了这样一句祝福，让我困惑了半天。

开学第一天的前夜，小妹将她的新衣、新鞋、新书包整整齐齐地放在床边的小凳上，兴奋得半天睡不着觉。早晨一睁眼，又像安了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急急忙忙穿戴好，饭也无心吃完便跑到门口等着了。

我扛着自行车下楼，小妹正激动地一跳一跳地在门口等待，小脸兴奋得红彤彤的，红裙子很鲜亮，雪白的书包漂亮极了。只是她的个头太小了点，书包又似乎太大(我曾觉得这样精致而豪华的书包于她是过于浪费的，但又不想扫了她和好友的兴)，直垂挂到屁股下面，一走步便一掀一动的。她当然不顾这些，她快乐，周围注视着的目光也快乐。我真后悔没有准备相机，留下这永远有意义的纪念。

我把她抱上书包架，往学校去。

很多的家长都用自行车送自己的孩子，一路骑着，一路唠叨着，到得校门口，又一再地帮着理好衣服，关照这样，关照那样，临了，一位邮递员模样的父亲还向女儿做了个飞吻的手势，毕竟奇特，大家友好地笑起来。

一年级小学生们已经昂首挺胸地跨进校门了。高年级同学们组成的鼓号队嘹亮地演奏以示欢迎。那情景真让门口探头探脑的家长心潮翻涌。

这一天，我也在莫名的兴奋中度过，想象着她坐在课桌后面的神态，过去的许多烦恼、辛劳，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的。

傍晚，我去接她。

校门口的弄堂里已是站立着几十个家长了，傍晚的太阳光还是那么火辣辣的，大家都在流汗，不时焦急地朝大门里看。

来了来了，首先出来的就是一年级新同学。老师在前面领着，一个班一个班地走，到了大门口才解散。孩子们跑向各自的家长，拿出刚发的新书来看，一阵沸然。

我耐心地等着，所有的队伍都散了，还是不见小妹。怎么回事？

做着种种猜测，我忐忑着走进她的教室。只见空荡荡的教室里，零散地坐着三个小学生，两个是男孩，还有一个便是小妹，她正若无其事地在忙着摆弄她的书包。“小妹，怎么不回家？”我朝她走过去。“不行，她不能回去。”一个清亮的、像小学生们念书一般认真地咬着字音、严肃而可爱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忙回头，正是小妹的班主任，一个已有了些许白发的、瘦小而端庄的女教师，听说她教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已有几十年了。

我尴尬地站着，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应该说什么。真的，无论对小妹对班主任，我都觉得陌生。“今天一天。她就是不停地用裙子的下摆去量课桌，我朝她看了几次，她根本就不在乎。你看看她的裙子，站起来，让妈妈看看。”

小妹便站起来，睁大了眼睛直瞪瞪地望着老师。

那件漂亮的红底白点的连衣裙，整个裙子和上身几乎全部分离了，只是背后连着一点，小妹用手抓着被自己扯下的裙子，一副听候发落的模样。“你承认错误吗？你到底要不要上学？要不要回家？”班主任继续提问。我依然不知说什么好，小妹则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老师，一言不发。“我从没见过这么不在乎的小朋友，你不讲话，就不要回家了。今天跟老师一起睡在这教室里。”班主任说这话的时候，以为一定能把小家伙镇住了，没想到小妹却当真回到座位上，显出做好了过夜的准备。“老师，她一直是全托的，住在家里的时间少，我们两人都忙，教育不够。”我轻轻地向老师解释，我想无论如何我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怪不得，她就是典型的全托幼儿园出来的毛病，自由散漫，什么东西都摊在桌上就跑出去玩，上课铃响了也不晓得赶快回到座位上，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事她都要发表意见，喜欢管闲事。”

班主任一字一句、一五一十地数落着，虽然不尽合理，却实在认真得可爱。我竭力配合。“小妹，有错要承认，要听老师的话。”

小妹却依然一声不吭。她向来犟头倔脑，要她立刻低头认错颇难。于是僵住了。

还是班主任富有经验，僵到一定程度，她便说：“现在跟妈妈回去，明天早上起来静坐五分钟，想好怎么办，再来跟老师说。”

于是我们向老师说再见，回家。

一路上小妹不说什么，回到家也不说什么，只是翻她的书包，翻她新领到的课本。问她究竟怎么回事，她不理，问急了，便回一句：“烦死了。”我惊异地发现，她已有了一定的掩饰内心活动的意识和能力。

入夜，我失眠了。我实在没料到女儿的开学第一天是这样结束的。小妹睡着了，但她显然也很不安。我们曾欢欣鼓舞地向往，也曾热烈万分地庆祝，唯独对于转折的严峻和改变想得太少，几乎没有准备。孩子终究要长大，要纳入社会运行的轨道，她必须自己练出承受的能力和应变的能力，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愿我们仍能欢欣鼓舞、热情蓬勃地开始明天。

1988

圆月

昨日元宵节，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浓浓的元宵气。街角偶尔闪过孩子们没有玩够的兔子灯，身边不时走过一两个行人，脚步匆匆。今年的春节似乎特别长，过了十五，仍是假日的气氛。

踏着夜幕初临的水泥路面，我散步。伴着人到中年时少有的清净和孤独，我咀嚼着难得的静思和满足。冷风掀动我的短发，钻进我的衣领，随着脚下橐橐的踏步声，精神振奋起来。

一轮圆月悬挂中天，比平日大晴天所见的月亮要大几倍，清清冷冷，蒙着浅黄的月晕，晶莹浑然地亮着。十六的月亮竟也这样出色，我久久地凝视，冥冥中，觉得天地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我在想你，依月，今天一整天我都被你的故事搅得乱了方寸。

上午，你来了，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落座，随即开口：“他跟人家好了。”

我惊愕地瞪大了眼。那一刻，我的样子一定可笑极了。

是的，我怎会想到，有一天你会对我说：“他跟人家好了。”

我们相识二十多年了。你娇小，瘦弱，个性却像淮北乡下的荆条一样柔韧。望着你单薄的身体，很难想象在我们十几岁初到“广阔天地”时，你便能和当地女劳力一样负重。自然你并非当地女劳力，你有文化，有追求，浑身洋溢着这个年龄的女孩特有的青春活力。你多情——在我们都快进入没有情绪多情的年龄时，我这样说，绝没有丝毫贬意。你是勇敢而直率的，所以你比我们大家都早得多地交上了男朋友。

怎么也忘不了那次远行上百里赶到一个小镇火车站的等待。你说有个朋友要在某一天坐某次火车经过这里北上，火车停靠站10分钟，有东西带给你。车站离我们落户的村庄有近百里，正是大雪封路的时候，可你说你要去。

初到异乡的孤寂和惶惑使我们同行。

那是个有生以来再没经过的酷寒和隆冬。纷纷扬扬的大雪，未化完，又下。乡间路上的泥泞像没和透的面团，一脚踩下去便会粘上一大坨，走不几步便须用小树枝刮掉。我们走得好累好累，却从没想过要回头。渴了就近问人家要水喝，没有人会拒绝雪地里走来的两个满身泥浆的小姑娘。饿了呢，我们带着干粮，全部红薯面捏就的馍馍，干硬得像纤维板。我们曾在路边的一个铁匠铺里，在一块烧得通红的铁板上烤我们的干粮。火舌燎舔着馍馍，光膀子披着破棉絮棉袄的铁匠和他的家人，惊异我们竟能咽下这样的食物。而我们却浑然不知，我们的心是骄傲的，骄傲的心给了我们独往独来的勇气。不过，那一刻，望着温暖的跳跃着的火苗，我朦朦胧胧感到了你要去见的这位朋友的不寻常，尽管你并没有说。

后来，我们没见着他。深夜，当我们冻得不能自持的时候，火车呼啸着进站了。问遍了每一节车厢，没找着他。有人说，他所在的那个团改坐昨天的车先走了。

泪水涌上了你的眼眶，你仍然什么也没说。

那年夏天，我们大家都见到了他，因为他到我们生产队来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他的到来，使荒僻的村落热闹了好几天。老乡们议论的是他的长相，评判着你们是否般配，而初谙世事的我却知晓，一个如他这样毕业于高等学府的本科生，着意要和一个生活没有多少着落、无异于一个贫困的农家姑娘的知青结合是需要不同凡响的勇气的。我知道他已不是“第一任”，前几位都因为你的所有制问题而忍痛割爱了。

他不漂亮，就像乡亲们评判的：还是咱依月俊。但他随和、幽默、善解人意，友好地对待我们插队组的每一个人，甚至随我们一起下地干活。看得出，他很珍爱你，你曾不无自豪地说，他家里所有人都反对你们的关系，但他这个人是不顾一切的。

你爱他，充满自信和得意地爱着。你常在夕阳西下的黄昏站在村头等那未必会来的邮递员，也常慷慨地将他寄来的食品包裹让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这对于他那点收入的“老九”也非易事。炎热的三伏，你大汗淋漓地从地里干活回来，钻进蚊帐里为他织一件厚毛衣，待我们招呼你早点休息，你已又披一身大汗淋漓……爱的艰难和甜蜜，我们大约都是先从你那儿读来的。

大约又过了两年，你们终于不顾一切地结婚了。没有户口也罢，没有工资也罢，都是不在话下的，唯有爱，唯有相知相融。同一个插队组的我们无不赞美这一难得的幸福，郑重其事地上门祝贺你们的互相拥有。

那是你们在上海临时布置的家，铺板窄窄的，不怎么结实地搁架着，地面上的红砖七高八低地趔趄着。真的，其简陋、其清贫不比我们淮北乡下的“家”好。但你们幸福，彼此常会心地笑。他总帮你拿着你喜欢一会儿脱下一会儿穿上的衣服。

婚后，他带你去了一个他正工作着的荒僻海岛，那年头，他的命运也不比我们好多少，他所学的专业自打毕业起就没用过。

以后，一年又一年，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只是从你流畅而频繁的来信中，断续地知晓你的一切。你们生活着，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海岛上淡水奇缺，过日子诸多不便。爱情的富有填补了一切，你满足，言谈中总漏出自得。

又过了几年，因为招工，因为上大学，我们大家又先后回到了老家上海，生活的变幻让人感到难以预料的怅然。

你还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却有了女儿。我永远忘不了初产的你，因为自己和女儿的没有着落，因为他在艰难窘迫中，想方设法地照料你而自己忍饥挨冻，而忧心如焚，而以泪洗面。

然而你毕竟是你。孩子稍大，你开始了新的奋斗。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某驻沪办事处做外贸工作，毕业十多年，如今真正学以致用了。你呢，先是进了街道工厂，每晚坚持读书，初中、高中、大学，一张又一张的文凭，你凭着优异的成绩，被市政府一个部门录用了。那是一股顽强的、非弱女子所能拥有的毅力，尽管你奇瘦无比，你高兴。你说：“他包揽了一切家务呢，我只负责上班。”微笑常驻在你脸上，大家都羡慕你。

两年前的春节，你向朋友们发出邀请，说参观你的新居一定会使我们感到有趣和愉快。当然，即便不能感到有趣和愉快，也是一定要去的。

我们去了。电梯在二十层楼停住，开门，大家都惊讶地叫。两间朝南的很宽敞的房间，一小间厨房，还有其他设备。我们晕头转向地赞美着，眼花缭乱地观赏着种种豪华的摆设。这样的豪华在今天的上海或许并不稀罕，但这是你的家，你的曾经只有一块铺板、一盆淡水的家呀!

啊，我想起来了，那天已经长得和你一样高的正念中学的女儿，还有他，似乎都很沉默……

你坐在我面前，衣服整齐而时兴，发型也很时兴，只是，前额上已清楚地现出了皱纹，额际两根白发不含糊地竖着。“他跟人家好了，春节前他跟我摊牌了。其实人家早就在传了，我不相信，他一直对我很好很好，他现在也还是对我很好很好。”“谁呢？”“不知道。他不让我问。他说她比我小十岁，需要帮助，他不能不帮助她。他说我什么事都独立自主，用不着他了。那个人已经离了婚，一心一意等着他。”

依月说着，神情倒平和，脸上仍有笑意，像是在叙说一件跟自己并不很密切的事。但我明白那是因为长期的磨炼使她坚强，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把这样的事对人絮叨的，尽管我们曾亲密无间。“你们应该彻彻底底地谈一谈。”我实在为这样美好的姻缘出现变故感到惋惜。“谈过了。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应该知道他这个人是不顾一切的，当初跟我结婚时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说他跟我离婚后可以住另一间屋，把那个人迎娶过来，我带女儿仍住在现在这间卧室，他两边都可以照顾到。你听到过这种90年代‘乌托邦’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也翻来覆去想过，大概这几年我太冷落了他，我每天天不亮就去公园打拳，锻炼身体，然后上班，晚上读书，过了10点才能到家，他太寂寞了。而且关键是，我奋斗了几年，也算成功了，但这个成功似乎是我一个人挣来的，这他也受不了。男人喜欢你与众不同，却不喜欢你独立，他们只愿意自己是强大的，做妻子的一定得依附于他。”

你叹气了——“其实我并不独立，我一想到如果我们真的分手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现在他如果晚上很晚还不回来，我就会发疯似地胡思乱想，我会一小时一小时地站在窗前，我真想跳下去，让他回来看到我已经死了，看他怎么办。”

你总带着微微的笑意，谈吐中也总有一种戏谑的味儿，让人难测事情的严重程度。你几次比喻，大风大浪也过来了，这回却要在阴沟里翻船。我的感觉却是：船不会翻，事情会有转机。至少，你是承受得了，或者是有办法对付的。你向来坚强，有毅力，也富有同情和爱。只是你的自信太强悍，拒绝任何的帮助和劝说，你说你们向来只在两个人之间解决问题的。

我们又谈了很多。告别的时候，你还是带着微微的笑意，带着一吐为快的舒畅。

夜更冷、更静、更清亮了。哦，十六的明月，让我忍不住看了又看。我在清冷的街上散步，依月，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打麦场上，想起那时我们并排躺在挽床上，舒展了酸胀的四肢，望着星星，望着月亮，唱歌，说话。月亮特别好看的夜晚，我们讲关于月亮的故事，讲来讲去，结构完整、比较像样的故事只会讲一个——《嫦娥奔月》。我说你是不用奔的，你本来就是“依月”，可你说月亮要有太阳才能亮，我要靠自己。你向来自信。

前几年，我们讨论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题目，我说，这个题目像水中的月亮，美丽而空幻。你激烈地反驳，你说世界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只有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的世界才完美，生活也是这样，不空幻。我便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几天的月亮是圆的，是完美的？此事古难全，你说主要是感觉，只要感觉好，月亮永远是圆的。

此刻，面对这美丽的大圆，我忽然想到了一幅画面，一副震撼了我很久的画面。那是美国宇航船“挑战者号”升天的情景。沸腾的人群立地欢送，宇航员们面带微笑，怀着征服宇宙的豪情和自信告别。“挑战者号”升天了，仅仅73秒钟后便在湛蓝的天空遇难，连人，连船，连力震寰宇的豪情，统统化作绚烂的碎片。遇难的七位宇航员中，有一位是美丽的、披着长波浪式发型的青年女教师，也是一位慈爱的妻子和母亲。荧屏上一次次闪现她灿然的微笑，我便一次次体验着爱和悲的大恸。无论歌颂和惋惜，她都听不到了，于她也无关紧要，她只是坚定而快乐地完成了她的生命。望着明月，我会想到，她在赴死的一刻，是拥有奔向太阳和月亮的欢欣的。

我琢磨着女人的命运，依月，连你，连我，连许许多多的女人的命运。

飏

飏的名字总让我的思绪飘得很远。

我们曾相处十余年，然后，分离了近十年，记忆便在分离的那一刻定格了。

记忆常以它严格的选择说明着什么。常常有刚发生了的事，一觉睡去便统统忘了；偏偏还有一些细细碎碎、微不足道的故事，却永远永远地存留下来，任多少岁月的冲蚀也难磨去。在我所有青少年时便相知颇深的女友中，飏在我记忆中存留下的印迹是最多，也是最清晰的。

中学时我们在一个校园里读书，并不同班，只是因为“文革”动乱开始，不再上课了，仍然留恋着校园，关心着天下事的学生们便人以群分，常在校园里聚集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就是这时认识的。飏瘦高个，喜欢大声说笑，声音响亮而富有感染力，往往首先引起人注意。我们什么时候起开始无话不谈的，我记不清了。我只觉得，成为挚友，是因为灵魂相近，人际交往的亲疏常常是在所共同欣赏的人、事、物上反映出来的。飏清纯，纯得像泓清澈透明的水。她热情，只要她认为是好的，值得追求的，便会极尽全力地衷心赞美、不顾一切地去实现。她疾恶如仇，又热烈如火。她也偏激，只是在那个大家都偏激的年头，彼此并不觉得。

大约找不出第二个比她更不拘小节的了。本是温文的少女时代，理想如梦，人生也如梦，但她却全然没有这一套。她到我家里来找我，常常打雷般敲着前院的铁门，我便在左邻右舍惊异而不满的眼神中，慌慌忙忙地跑去开门。我想要说你以后不能轻一点吗？她却早已迫不及待先于我地嚷嚷起来了。报上发了一篇大文章，她看了，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一本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名著，她偷来了，也看完了，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

她总是大声说着本可以轻轻说的话，仍然打雷般敲门，有一回我家没人，她敲得不耐烦，竟然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等她骑坐到铁门上，却在人们的惊呼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事后我曾说她，你不能耐心点吗？她像乖孩子般答应着，下回仍然本性难移。有时则在夜里很晚风风火火跑来，钻进我的被窝要“讨论一下怎么样？”把全家人都惊醒，她便抱歉地像孩子般地笑。

那是个颠三倒四的年代，人们的思想也被搅得混沌一片，我们却总在极其认真地讨论着，一厢情愿地渴望着奉献。当时，因为我们都不是“红五类”出身，其实并没有多少奉献的资格，飏却不管那些，始终满腔热情。

开始浩浩荡荡地上山下乡了。因为很偶然的分配，飏去了南方，我去了北方。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不会有什么阻碍，但那时候考虑什么都简单。也因为有了这分离，友情便丰富起来。她给我写了很多信，我也给她写了很多的信。我们讨论农业学大寨问题，讨论一代人的使命，讨论兴修水利的意义，讨论农作物的科学栽培和杂交优势……翻翻如今女孩子们的世界，我常觉得当年的情景已恍如隔世，少女的梦却绝没有一丝少女的温馨，一首正在流行起来的叫作《远山》的歌，总让我不能自禁地遥想当年：不知我的梦有多远，我骑着马儿要走好多好多年……

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欣赏、互相赞美，彼此都给予了不少自信。很多友情的延续，其实往往因为双方都会更多地从中发现自己、肯定自己。我和飏的通信，还因为有了时空的间隔，更显得丰厚和珍贵。飏说：你永远和我的青少年时代同在!

下乡第一年的春节期间，我回上海探亲，然后专程到南方的飏所在的村落去看她。

飏已经住到一户农民家里，正努力地缩短着自己和主人一家在生活习惯、思想方式等方面的差距。飏出生在一个生活条件优裕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有所成就的工程师，她能如眼下这样的“脱胎换骨”，本已很不寻常，但她却还有更令人瞠目之举。她的干妈告诉我，飏坚持一年四季在小河里游泳，村民们像看什么表演似的奔走相告，聚拢观赏。飏不在乎，说要野蛮其体魄。夏天倒也罢了，乡下没有自来水，一天干活又脏又湿，到河里洗洗也是应该，可是冬天呢，西北风呜呜叫，大家都缩在家里烤火，河滨里结了冰，她也要去，干妈便用铁替她先破了河面上的冰。飏又叫又笑地跳下去，后来又跑着跳着回去，她是不怕别人说什么的。

我到那条河边去过。大约二三十米宽的很不起眼的小河，河面正结了很薄的冰层，几片枯叶散落其上，萧瑟凄凉，河边柳树光着枝干在冷风里站立。我想象着飏在严寒中破冰而去的毅力和勇气，为她骄傲。过了一会儿，又起了困惑。她的意志力是非凡的，她却在农家做干女儿。

和飏交谈，竟没有书面的顺畅。她说和干妈家一起住好是好，就是老要她写信回去让家里代购物品，她为难。言谈中流露出不少烦恼。

第二年的冬天，飏独自一人坐了火车又坐汽车，到我插队的偏僻的北方小村落来看我。她颇吃惊于这片土地的贫困，一时间停息了大声说笑，若有所思。我们蜷缩在总有冷风吹来的小挽床上，谈天说地，谈很多我们共同看过的书，却慢慢发现已少有当年的兴致，还涌出了乏味。飏没有见过每家每户门前警惕地卧着的狗，她很怕。我们也终于觉得这样的相会不再会有很多的诗意，于是只住了两天，便一起坐上了离开的汽车。

换火车的时候，我们在纷乱熙攘的人群中走散了，我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地东张西望，有人过来问我，是否和一个瘦高的女孩一起的，我说是的，那人便说她在检票口呢，你快去吧。我拔腿就跑，老远就看到检票口处围着一大群人，有人在大声哭叫着我的小名，不用说，那便是飏。我一面急急地应着，一面拼命地跑上前，推开人群挤进去。看见我，飏一边抹泪，一边不管不顾地大嚷：“你上哪去了啦？火车要开了。”

火车其实还有10分钟才开，我们找到一张空的长凳坐下，一时无语。飏，谈什么豪情壮志、一代雄风，我们其实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走散了还会哭的小姑娘。找不到你，我便急得满身是汗，你呢，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哭大嚷。后来，我们便彼此牢牢地联系着不再走散，可心里的乏味却一浪高一浪地澎湃起来。

友情也是要更新的。飏，那之后不久，当我们不约而同地在列宁致高尔基的《走出彼得堡》一信中感受到某种启示时，热情重又被点燃起来。重换一个环境，上学去，工作去，我们还能做除了种地以外的很多事，呼吸到另外一种空气，我们便会有另一种精神的。我们又至真至诚地互相鼓励着，祝愿着生活会重新放出光彩来。

可是，谈何容易!一年又一年，当我们各自都有了改变的时候，热情已有了些许黯然。

我读书，你在机关工作。你看不惯的事情真多，心直口快，屡屡得罪四方，于是总不愉快。我帮不了你什么，机关是怎么回事，在当时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们各人谈各人的，往往有一种互相信任的愉快。

有一天，你到学校来找我，从你向来一览无余的脸上神色，我猜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果然，你跟我讲了他。

我们在校园里一圈一圈地走着，你跟我从头说了个故事。

他是你们一个单位的同事，文质彬彬，貌不出众，才不惊人，但很细腻，很关心人，对你尤其好，常帮你打饭，泡茶，于是，便很接近。

那一年，我们都二十好几了，恋爱的题目竟是第一次在我们之间直接地谈起。飏说到这些有些语无伦次，但我终于明白，他们相爱了，彼此也陷得深。直到今天，飏竟突然知晓他有妻子，震惊之余，便天真地以为他只是怕伤害她才没告诉她，他一定已在积极地想办法了。于是小心翼翼，委婉万般地(真难为她了)去问他怎么办，这才发现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办，当然更没有准备离婚或再结婚。

飏觉得自己要疯了。“他是要和我们两个同时好，他样样都要。男人们都是极端自私的。” 飏精辟地、痛彻肺腑地作了这样的结论。

这场心灵厮杀的结果，是飏决定要远行了。

决定了就干，她积极地找了担保，办了各种手续。她是那样伤心，又是那样激愤，她连正规的大学文凭也没有，却要执着万千地去攻读硕士、博士。在我们所有熟知的同学中，她是第一个决定要到大洋彼岸去的。

离开故土的早晨，她穿好极普通的衬衣长裤，脚下赤脚蹬着一双塑料凉鞋，手里提着一个再单薄不过的化纤蛇皮袋，笑嘻嘻的，其简其陋，让人无端地想象着旅途的随意和轻松。

也许因为能有把什么都扔在身后的轻松，离别时彼此并不伤感。我想起了那次她到乡下看我时在火车站的迷失，便随意地说，如果你再碰到什么意外事，不要着急，先想一想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一语未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两眼中，突然泛起了泪花。她毕竟要一个人到完全陌生的国度去闯荡了，纵然潇洒。

她到了地球的那一面。

刚开始的来信，倾盆大雨似的。飏的聪明绝顶的脑袋，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收入了太多的信息，每次读她的信，几乎就能感到她正站在我的面前，迫不及待地说了又说。她说这是享受，“我可以尽情地潜入思想的海洋，与你探讨人生的意义、社会的发展，确是快事!”

我也像过去一样，没有保留地谈我的学习、婚姻、感受。飏说她每次收到来信都高兴得又叫又跳，看了又看。每天要读十七八小时的书，看信就是唯一的休息和娱乐了。

这种顺畅没能维持很久。飏不善于做各种杂活，也不善于入乡随俗地改变自己，加上向来任性的脾气，于是找不到多少打工的机会。生活也发生了问题。有一回，她竟被自己正寄宿着的主人家，一门远房亲戚强行赶出，另找住处。“我像一条丧家的狗……”她在信里肆无忌惮地描述着自己的难堪，毫不掩饰地说，“我真想家啊，常常在梦里见到你们”。

以后，她便不怎么写信了，我想，她在咬牙坚持着。我又莫名其妙地想，她可别出什么事。

大约一两年后，我从别人处辗转听到飏的消息。我震惊，似又觉得并不全在意料之外。我的无来由的担忧，实是因为毕竟相知很深的。

飏在那儿读书读得很好。不知因为改变了饮食结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飏胖了，丰满了，被人称为“窈窕淑女”。飏的所有衣装都是到了那块土地上才随意购置的，她素来大大咧咧，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粗略，自己少研究，模仿起来却很大胆，雪白、大红的一装点，十分引人注目。她有了很多朋友，逐渐跟大家和谐起来，生活也安定了。

大学校园里青春勃发，有友谊也有情爱。有着火一样热情的飏和一个蓝眼睛的小伙子恋爱了。飏搞经济理论，小伙子竟已是这一行当的教授。他们谈得很好，然后，在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上卡住了。小伙子认为他们该同居了，他不明白飏这样豪放的姑娘，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飏却极认真地提出可考虑去办结婚手续。相持中，有一天，飏得知小伙子带了一个姑娘回家，第二天早晨才分手的，于是，她被这事实刺激得难以承受了。

飏拿了一把刀，要去杀他。

悲剧终究被阻止而未发生，飏的“壮举”却震动了整个大学城。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纷纷叹息，说此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误会。

可怜的飏!我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异邦的土地上是怎样熬过来的。她转了学，远远地离开了那个悲恸之地。然后，她把每一点空闲都交给了教堂。

多么不可思议，飏成了一个最虔诚的教徒。去年，我曾去参观过一个很著名的教堂，走进那尖顶的、肃穆的高大建筑，看到供忏悔者跪伏的木板，我立即想到了飏，我无法将破冰游泳、翻墙爬门的飏与忧郁沉重的忏悔者统一起来。教堂里高大空旷，似乎能包容很多很多。我想象着飏的痛苦，飏在这样的地方便能得到安宁吗？

岁月流逝，一年又一年。飏连着几年都不再有片言只语传递过来，尽管我和其他许多熟悉她的人总在说着：不知飏怎样了？

终于，有了一封信，很短，大致意思是，在主的无所不能的帮助下，她已完成了博士论文，要去找工作了。

还有一张照片。飏穿着从上海带去的红色的毛衣，侧坐在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前，对着我们大家笑。端详着这张照片，不知看了多久，是的，飏胖了，脸上显然增添了不少岁月的皱褶，但那笑容，傻傻的，孩子般透彻的、一览无余的，却依旧，依旧!

你无法改变你自己，飏，无论是失恋，还是上帝!

夕阳西下

清明，踏着浓浓的春色，大家都张罗着给另一个世界的亲人祭扫、上供。城里的糕点铺里，正适时地供应着青团，吃着这甜甜的、美味的食物，似乎也有了清明节的某种纪念意义。

其实，死去的人早已灰飞烟灭，稍有点唯物主义精神的人都会知道，他们是早已什么也不知道的了。活着的人忙乎的种种，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为了那种或痛楚、或歉疚、或悔恨、或疑惑、或哀伤的心境，做点什么，自己便能有几分解脱。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圣人百姓概难免俗，清明节便总是兴旺。

我从未能超乎其外。

每到梧桐飞花、春意弥漫的时候，我的心会沉浸在那样一种深深的、温暖的忧伤中。那逝去的，永不再生的人们，一个个那样生动，那样真切地走近来，对我说、对我笑，对我展示他们默默凝神的侧影。回忆便因永不能复活的他们而变得分外亲切、分外珍贵。

唯有你是例外，秋华。你的逝去本身便是例外。倘你也为那不可抗拒的生老病死，也为那莫测的车祸之类而去，你远去的孤魂不会也这样久久地缠绕着我。无论是我还是别的曾经与你同行的人们，都无法超然地、淡然地面对你的姓名、你的命运。

我无法释然。秋华，你的故事似乎已遥远得让今天的人们困惑不解，而无法被理解的牺牲，又是牺牲者何等刻骨的大恸!

只是，清明的祭奠总有一份是为你的，秋华，这能使你感到宽慰吗？

如果不是那惊世骇俗的结局，关于她，我能记住的只是几个片段。

二十年前，那列率先载着知青们驶离上海的火车靠站了。正下着大雪，浩浩荡荡的队伍把道上的积雪踩结实了，滑得像涂上了油。我们小心翼翼地走。

只听一个女孩子尖尖的嗓门：“哎呀，真好玩，溜冰场一样。”接着，咕咚一下，大概是跌倒了，一阵嘻嘻哈哈的大笑。稍停，又是咕咚一下，乱作一团了。

不远处，那个穿得棉花包似的女同学坐在地上，正脱鞋，两根短辫直楞楞地支在脑后。“我就不信，就我会摔跤？”

她吃吃笑着站起来，穿着鲜红的绒线袜站在雪地上，脱下来的那双鞋，被她一抬手撩远了。有人制止她，小姑娘傲气地说：“那有啥，一双破球鞋，不值一毛钱。”她站起来，从挎包里掏出两个熟鸡蛋，自己吃一个，给那位好心人一个，“给你，犒劳犒劳。熟鸡蛋，妈妈给我的，让我滚蛋。哈……”

她大声快活地笑着，跑了。

有人在议论，说她叫陈秋华，是独生女，家里经济条件好，能养着她，不让她下乡，她说宁愿断绝关系，母亲只好屈服了。

后来，在县革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知青们热血沸腾，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又跑上台把一个很大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石膏像赠送给县革会。从那尖尖的嗓门，急匆匆几乎有点蹦跳的脚步，还有那对直楞着的小辫，我认出似乎就是下火车时扔鞋的那位。

这就是你，秋华，一个满身孩子气的翘辫子，一个任性的小姑娘。

以后，虽说同在一个县内，却因为各个分散在不同的公社、不同的大队、不同的生产队，交通又实在不方便，大家都混同于一个普通农人，好几年里，彼此几乎没有见面。

由于招工、招生、提干等，第一批同来的知青所剩不多了。且因为种种缘故，人心浮动。青年们不再埋头劳作，常常到县城走走，互通情报。大多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情况的，那时，对于知青的管理就像对当地稀疏的农作物的管理一样，粗放得很。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们便在一起互相交谈，议论些什么，多少也排遣一点内心的寂寞。

那是一个春耕即将开始前的晴好的黄昏，我们沿着护城河漫步。县里正召开“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誓师大会，一些已当了社、队干部的知青属于出席范围，会议期间自然要在城里住几天，好歹有个落脚点，一些不属于开会范围的知青们，因为要办各种各样的事，或者只为了会会老朋友，也借机进城来，形成一个大聚会。

太阳在迅速地下沉，西天上红得像是起了大火，热烈而又壮观。我们走着，忍不住一遍遍地去看那正下沉的火球。迎面而来的人，都被那金辉裹得恍恍惚惚，只见轮廓，不见面目。

她迎面而来，一跳一跳的，脚步很轻快。走近了，我们中有人与她熟识，叫住了她。我们大家都停下来，那个曾经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使我禁不住细细地打量她——

一件碎花布的旧棉袄罩衫，旧而随便，却未能掩住那好看的身段。胸脯很丰满，腰细细的，一条屁股上打了补丁的褪了色的蓝卡其布裤直盖脚面，肥肥大大，反显得两腿挺拔修长。这样近地打量她，看见她嘴唇很薄，眼睛很大，乌黑，亮亮的，圆圆的脸庞黑红黑红，覆着风雨留下的粗糙。仍是扎着两个羊角辫，头发黄而枯燥，像干草。

她精神很好，眼睛不回避什么地看人。她好像在说他们正忙玉米杂交的事，时不时地笑，声音仍像我曾经听到过的无所顾忌的大声。她们说了一会儿话，就分手了。陈秋华一个人往回走，脚步匆匆，好像要赶着去做很多事。

继续散步，她的熟人告诉大家，陈秋华总是不一般，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她主动提出的。那位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也是和我们同一列火车开到这里来的知青，高大的身架，几代产业工人的出身，是我们中不多的响当当的“红五类”，加上自小在贫困中的磨炼，他沉着、憨厚、积极肯干，当时已官至公社党委书记，知青中没有不知道他的。

陈秋华在一个什么场合跟他聊过几句，回去当晚就给他写了封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给我们的生活放把火吧!可以做你的妻子吗？”然后说：“如果你不愿意，下次看到你，我大概要脸红了。”

那时的我们，无论按自然规律还是按婚姻法，都正该是谈情说爱的阶段。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一种扭曲的意识，也因为当时总觉得生活还不甚有着落，恋爱还是个陌生的项目。陈秋华像处理其他事一样，简洁明了地闯到前面。

她得到了呼应。据说他接到信后惊异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最终也是直截了当地写了封回信——

假如你已充分了解我的生活和志向，并且愿意跟我共命运的话，我答应你。

从此，他们之间就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秋华甚至没有过一点腼腆和羞怯，他们谈恋爱，往往只是她一个人在“谈”，滔滔不绝地讲这讲那，他呢，沉静地听，津津有味。他们有缘得很，如今是越来越好了，注定是要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去。

大约是在我离开那个地方回城上大学的那一年，他们结婚了。

当时，不知是因为陈秋华的热情泼辣、能说会道，还是因为她的永远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志向比别人更突出，县里招她进城到派出所当民警。穿着制服的秋华，那个大眼睛的、身背挺直的姑娘，真是神气极了。派出所给了她一间宿舍，以后就成了他们的新房。

婚事原是打算回父母身边办的，结果未能如愿。秋华家不同意女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选择，坚决反对她，还气急败坏地斥责她。于是她便在暴怒中冲出家门，空着两手找到他说：“我们回去，我不要这个家了。”第二天他们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秋华绝不愿在这件事上让自己或他受委屈，一再强调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他是爱她的，曾不无自得地跟人说，秋华像一团火，总是通红透亮地燃烧着，一遇杂质，即刻便会爆出异样的火星来。还说，人不能只为自己或爱人活着，但他却愿以他的生命护佑她的幸福和欢乐。

半年以后，我便听到秋华自杀的消息。

冬天，很多人回城探亲，大家聚会的时候，他也来了。

他显然变了，眼神木呆呆的，哀伤像一层大气，簇拥着他。

他说，秋华当上户籍警后，分配给她的工作是清查户口。当时因为在知青中招工、提干，有很多“农转非”的名额，在各个关卡都有人做手脚，将这些极其宝贵的，非同一般的名额给了自己的亲属或特殊关系。上面发现这些问题后，希望找个与本地人事没有瓜葛的知青来做清查工作，查出来是要退回大田里的，这项工作就非同一般。秋华太单纯，也太认真，她很快就触到了那张多少年缔结起来的、无所不在的网，又不顾三七二十一地统统撕破，四面树敌，得罪了很多人，而且都是有权的。最终上面做了决议，要她离开派出所，仍回生产队去。

他说，那天他们一起吃的晚饭，秋华还嘻嘻哈哈的。当时流言很多，有攻击秋华是“狗崽子”(指出身不好)的，也有说她是火箭式上升的干部的。他当然明白这是秋华的工作引起的。为了不再加重秋华的思想重负，他常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话题。那天他是觉得秋华有些反常的，但绝没想到会有那样的结果出现。

他说，那天他是注意到了秋华嘴角时时浮起的讥诮的神色的，却没有特别在意。晚饭以后，他觉得气闷，便想出去走走，当时，秋华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弹，只是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下。他说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她是用怎样的神情望着他的。他无法形容那双亮亮的眼睛里究竟蕴含着什么，但他能感觉到，那双眼睛里包涵着那样多的内容，多得几乎要满溢出来。他为什么不改变主意不再出去呢？他好后悔啊!

他出去总共不过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一推开门便是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扑面而来，他便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几乎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呼救请人帮忙把秋华送到医院的，他只清楚地记得秋华穿着整洁的民警服，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抱着她，别人扶着他，面前的房屋，高大的树木，昏黄的路灯，都在摇晃、倾斜……秋华咽气的时候，神色很安详，像是累了。眼睛闭着，脸是苍白的，大理石一样的，两根短辫依然从脑后直楞出来。

他说，秋华已有三个月的身孕，她死后，孩子掉了出来，已经成形了，是个男孩，是他们的孩子，和妈妈一起火化了。那个火葬场是新造的，设备不齐全，没有人管他们，几个知青陪着他一起去收骨灰，没烧透，还有几根骨头，两个发夹。……

他说，秋华是有准备的，她写了遗书，藏在枕头里。他给我们念那封遗书的最后段落，那些话已经刻在他心里了——

……

生活是美好的，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是美好的，我留恋这一切，我不愿意死，但我不怕死。对于我来说，只有死，才是捍卫正义的最高形式。戊戌政变，谭嗣同在赴死时曾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请自嗣同始。”今天，我就做20世纪的谭嗣同吧。那些专谋私利的人是多么爱惜自己，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活得更好些啊!一个年轻生命的泯灭，会使他们震惊、害怕。我的血不会白流，这也就是我的生命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了。

……

永别了!我和未出世的孩子跟你永别了!忘记我，寻找新的生活吧。以你对生活和事业的忠诚，你是应该有美好的将来的。地球在转，大自然是永恒的。我祝福你今后幸福的心愿，将像这不灭的宇宙一样永存!

……

他用手遮住了双眼，肩膀也因抽泣而微微抖动起来。

我总也忘不了秋华，她的永久的离去把她的身影牢牢地写在许多同龄人的心中。我无意评说她的逝去当或不当，我只是为那样年轻的生命的断裂而心痛欲摧。当我看见冬天的大雪覆盖了一切的时候，我会想起当年那双踩在雪白的冰雪上、穿着鲜红的毛线袜子的脚；当我看见夕阳西下，西边天上大片大片的金红色在翻滚、聚拢、渐渐消退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扎着两根小辫、走路一跳一跳的身影正裹着金辉向我走近；大街上飘着忧伤而舒缓的歌，把我的思绪引向那紧紧闭上了的、大理石般的眼睛和嘴巴——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

牵挂

或许是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无数个如我们这样的非血缘关系的特殊家庭，会使我们这样一些相同年龄的女孩子，在同一个草屋顶下，同甘共苦地生活过好几个年头，我们之间总有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应，一种息息相通，休戚与共的亲情。

面前，摊着你从另一个国度寄来的信，信笺上有几处水渍，我不禁猜想起它们的来源。台灯的光线柔和地洒在桌面，这一片光明只给予你的来信，周遭一切都隐到暗处去了。英捷，我们之间终究已相隔千山万水，这一页信笺又那样真切地把你带到我的面前，连你的声音，那属于你的犹犹豫豫、吞吞吐吐的声音，几乎也要从信笺上站立起来——

转眼间，我来到美国已有一年了，这一年中，也说不上来有何长进，只是增添了不少烦恼。这个学期，我开始在我先生所在的大学化学系修课，同时兼做大学生普通化学实验课的T.A.(助教)。另外还准备TOEFL和GRE的考试，争取下学期能正式进入Master Degree Program。所以这两个月来整天在啃书本，总的体会是：压力太重，不堪负担。压力首先来自语言。我虽然在这里已一年了，但语言差距还很大，听、读都有困难。其次是由于年龄，来这儿的中国人，年纪轻轻只要过一个学期，大部分都能适应了，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要改变语言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前几个星期由于我修的那门课期中考，再加上GRE、TOEFL都在两个星期之内考，我觉得自己都快要疯了。坐在图书馆里看资料，心里像火烧似的，脑子紧的什么都进不去。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我有时候想想，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这些年来还没有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到了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受这样的苦，为了什么？有时候想想：还是在国内好，起码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不会有什么障碍。在这里，文化背景是如此的不同，做什么事，怎么做都要重新学起，一举一动都不是那么自由(当然这很可能只是我主观的感觉)……

你向来寡言，懦弱而内向，偶尔准备了很久要发表什么意见时，也总像是障碍重重，无法顺畅。然而这一次你却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让人无法平静的话。

你是一个大家族中最小的女儿，长辈们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期望，给你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英捷，说实在的，除了说话，你确是也有不少男孩的气概，朴实，能干，而且力气大。不知是否因为遗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我们还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你光光的额上就出现了些许皱折，于是我们随意地给你取了个莫名其妙的绰号：老头。绰号往往包含着亲昵，所以你也不在乎，很多年里，大家都这么叫，你也欣然答应。

离开上海去乡下的时候，你是最从容的。尽管大家都有强大的精神武装，在车轮启动的那一刻，却仍会有或多或少的张惶。你却不，轻松地为大家散发零食，甚至还幽默地开个玩笑。你是多么轻松地向陌生的前面走着的啊。

尽管你寡言，尽管你不善辞令，在我们插队的小组，大家还是推你为“头领”，因为你能干，在理“家”上义不容辞，而且很决断。什么时候可以吃一顿细粮，什么时候可以略略改善一下伙食，什么时候该晒粮食，什么时候应该给自留地浇水，你说了算。你能发动队里十一匹马力的手扶拖拉机，那是需要相当的体力的，队里没有一个女劳力能做到。在乡下，健康和体力往往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自信，你那时候一定是快活的，寡言，却爱唱，嗓音像男孩一样粗壮，中气很足。田间休息的时候，你会兀不丁地吼出一句来，会从头到尾地唱《黄河大合唱》、《江姐》，还有许多西洋名曲，一支接一支，能唱很久。逢到你兴致高的时候，感染了我们大家一起唱，于是老乡们便说：话匣子又开了。当地人称收音机为“话匣子”，我们的歌声竟能和收音机里的媲美，幸甚幸甚。

下乡的头一两年，因为水土不服，很多人身上起了小肿块，奇痒难忍，抓得多了便会溃破流水。那时，我的两腿已是重重叠叠地百孔千疮了。我素来大大咧咧，当时也没什么条件照顾好自己的腿，伤处便常裸露着，流出的脓水沾到衣服、被褥上，甚是骇人。有一次，劳累了一天，我睡着了，夜里觉得有人在摆弄我的腿，睁眼一看，如豆的煤油灯下，你正挑挑拣拣地在为我包扎，你把纱布剪成很小的一块一块，把橡皮膏撕成很细的一条一条，专心地一块一块地在我腿上贴着。那些纱布和橡皮膏，八成是你从上海带来的有限的为防不时需要的库存……这些难忘的记忆，在我们之间织起了永远也扯不开的牵挂。

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生产队的知青。回想起来，我们在那样的巨大的逆转中，显得那样渺小，自己对将来的命运毫无把握。我在大学校园里读书，实在应是很称心如意的了，却几番做过一个颇有些奇特的梦：旷野在初春的阳光下安静着，很辽阔很大，却静得没一丝声息，没一个人影。我坐在草屋的门旁，正是我们曾共有的“家”，屋里除了一张歪七扭八的床，什么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绝望的、让人感受不到一点生命活力的安静，唯有让人窒息的无望，让人无法预知的命运……梦醒之后，我还会感到无法遏制的慌张，我不知道这样的梦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何以会屡屡重复这样的梦。

那一个冬天，你回城探亲，我到你家里去看你。因为我们的离去，因为你还一个人留在那里，我们先走的几个总有一种莫名的歉疚。

幽幽的灯光下，我们无言以对。良久良久，泪珠顺着你瘦削的脸颊滚落。我心痛，却仍然无言以对。我对你说我曾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我说真奇怪我为什么重复地做过几次这样的梦。你止住了泪，叹了口气，你说，乡下的生活其实留给我们的是很可怕的记忆。我想，那是你当时仍然前途未卜的感叹。你那次的落泪，永远刻在我心里了，因为那在你是很少的例外。

几年以后，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某工科大学，我们曾以何等激动万分的心情庆祝。你被选为班长。你当然应该是班长，你是那样朴实能干，又有很好的成绩。你快三十了，同班的中学应届毕业的同学，都比你小十来岁。你自嘲：历史让我们一样大。

毕业了，在一个研究所工作。烦恼也跟着来了，你跟许许多多同龄、同经历的知青一样，做着大龄青年择偶难的课题。以你的才干和资历，这不应该是个难题，但你却被艰苦地困扰着。每一个青春的梦，在这样的时候都会鲜活地生动起来，任什么力量也难阻止你向往追求她，实现她。但你已经不再年轻，机遇很吝啬了。

有过一次次的长谈，你作出了我并不觉得意外的结论：我不相信能找到合适的人了，失去信心了。与其凑合一个，不如一个人过下去的好。

当时，已经有了丈夫的关照的我，能理解你，却很害怕你要选择的一个人过下去的凄清，我说一个人过不是正常的生活，人生活着就应该有个家。你黯然，说家里兄弟姐妹都结了婚，自己的确像是没着落似的。

那以后不久，你边上就有了个人，是个好读书的人，婚姻却受过很大创伤，你们彼此珍惜。不久便忙房子，忙结婚。结婚时，你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在大学里曾有一位像弟弟一样的男孩对你说：你长得不美，就不要太挑剔了，那是罗切斯特对简·爱说的话。我辨不清你说这话的心境是自哀还是自慰，但我想这样的话对你是有很大影响的。

你怀孕了。他四十出头，你已整整三十六岁。医生说这是很典型的“高龄”，容易出问题。你不信，你说你体质好，各方面都很正常的。将临产前，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你也欣欣然。

可是不幸真的降临了。那一天，我接到你姐姐的电话，立刻呆了。你自己跑到医院去生产，吃了很多苦，剖腹产，是个女孩，生下来就抢救，只活了十六个小时……“到现在我们也没敢透露一点给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平时在家里也不大响的，有什么话都喜欢跟你们说……”

我立刻赶到医院。

病房里有七八张床，产妇们大声地在说笑，讲述自己的孩子。你斜靠在角落里一张雪白的床上，一声不响地发着愣，看见我，浅浅地笑了。

我镇静着自己。你给我看几张贺卡，上面印着各式各样的兔子，那是有人到病房来推销，大家都买的。“她属兔，我也属兔，我就买了很多。”你仍然寡言，停一会儿又说，女儿在抢救室里，医生早上来打了回奶针，“以后出院了不知还有没有奶，否则她吃什么呢？”我几乎要落下泪来，英捷，难道因为你能承受，生活就要给你更多的磨难吗？

孩子夭折的消息，是你出院后，一位同事上门看望时脱口说出的。你哭了一天，没有什么语言能劝慰你。但你的复原却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几个月后，你甚至能很平静地谈起那个你曾看过一眼，听到过她一声微弱轻啼的女儿。

半年后，你也要到美国去了。办手续费了很多周折，临行前，你把属于你的所有家当或出送或变卖地全部处理掉了。做这些的时候，你是那么果决，我这才发觉，你是多么希望把所有的伤痛都彻底忘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机场的道别是忧郁的。比起别人不能自持的嚎啕，我们都显得深沉了些。也许，我们都忆起了二十年前走向贫困时的轻松。岁月使我们不再单纯，但我却留恋那份轻松，真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你笑过了。

从大洋彼岸飞来的第一封信，满是清新。一路上你得到了好心人的指点和帮助，你的先生也顺利地接到了你。在如画的海滩边生活，气候宜人，心情也好，那里商店和其他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态度极好，“人人都可以评上优秀工作者的”。你这样评说。

可是不久，你便发现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太浅了，再以后，你连作这些评说的情绪也没有了。春节前夕，你便寄来了面前这封信。

不再是青春热血的沸腾澎湃，不再是在所不惜的勇往直前，我从你的信中读出了心的疲惫，我能说什么？

我曾说，无论我们面对什么，都应该是一颗幸福的心，为我们对生活的真诚。

我也曾说，永远也不要沮丧，如果做不成什么，那一定是因为客观阻力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现在，英捷，我却想起了当年老乡们爱说的一句大实话——干累了，歇歇。

为这欲罢不能、欲放难下的牵挂，我想对你说，歇一歇吧，还有将来。

走向不惑

她说你多年不来北京了，咱们好好说说话。于是，孩子，丈夫，家务都因这格外充足的理由而暂搁一边。把我推到沙发上坐下，沏上茶，似乎有倒出一部长篇小说才可罢休的势头。

然而相视半天，都没有说。于是笑起来。变了，变了，当年光洁如玉的额头，浮起了细细密密的线路，两颊的红润更是无影无踪。唯有脑后的马尾巴依然如旧。她举手到背后摸了摸，一丝怅惘从眼睛里掠过——

那时候我们坐在宿舍双人床下层的铺上，一讲就是大半夜。这些年我常常想起那份畅快，可是你真的来了，怎么忽然又没了那劲头？也该轮到我们说“却道秋凉好个秋”了吗？

十年前走出校门的时候，我踌躇满志。我不是拔尖的，但我认为能分配到中央机关的部门工作，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很全面的统揽全局的视角。如果我回老家，因为父母在当地的职位，或许能使我得到我希望找到的任何工作，但这里毕竟是首都，京城的一切都吸引着我。我确信能混好。

我每天准时上班，认真做好交给我的每一件事。从扫地打水到送通知，写简报。大家待我都好，只是有一点还不那么顺，住在集体宿舍，好像还是学生，一切都还在一个暂时的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也形成了我“暂时”的心态。我不能清晰地说出我希望的将来是什么样的，但我却总认为以后会很好。因为我很努力，其实我在潜意识中总在依赖着上面的安排，以为我的正宗而朦朦胧胧的理想，我心中的事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在领导的周到关怀下终于实现的。

然而没有。十年过去了，我这个人似乎有一半还留在过去，还有一半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惆怅，我也越来越感受到不能把握的痛苦。每天上班就是接不完的电话，听不完的情况，写不完的简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应该追求的事业？如果是，为什么我总觉得不那么实在；如果不是，难道我还会有别的什么事业吗？岁月无情。没有想象和诗意的生活，多么乏味啊!如今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不会引起我多少情绪上的反响和波动了。

(又一丝怅惘从眼睛里掠过。)

我什么研究也没做，什么文章也没有发表(除了几小段纯属新闻的简讯)，即便这样，我似乎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和他结婚的时候，俩人都已经不很年轻。你知道，没有其他收入的家，靠我们俩这点工资，一旦单独点火做饭，养儿育女，事情会变得多么复杂，多么辛苦，多么拮据。我们都不善于做，但又必须做。于是怨气徒生。我不知该怨自己毕竟像所有的人一样走着普通而同一的路，还是该怨已经尽己所能的他还不够能干？总之，我的脾气越来越坏，无名火也越来越旺，他说他已经受不了啦。孩子出世以后，更是“天下大乱”。如今我算明白，所有能独立地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的职业妇女，个个都是称得上女强人的。

孩子一天天长大，两岁了。别人都说可爱，很羡慕。我也爱他，但我还是觉得失落了很多。有时想着想着，竟会觉得如果不要孩子，也许我已经做成了什么什么，也许不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尽量少在孩子身上花费精力。于是又有人说，我比别的母亲都心狠。

每天我都在紧张和烦躁中开始。在疲乏和空虚中入睡。见过去的同学有了什么成就，烦躁和哀怨便更甚，他和孩子就更倒霉……我肯定不是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

心理上的不平衡不仅搅得自己和家里不得安宁，也使我终日没有笑颜，一味抱怨。人家听够了，就想法回避我，我便感觉到一个朋友也没有的悲哀。

终于有一天，我好像有点醒过来了。也许是走到极端，无路可走，必须回过头来了。我发现我不会再有多少个这样的十年，难道我还要再重复这种种的抱怨和牢骚，让生活整个永远地裹在这种浮躁中吗？既然我没有能力独立选择自己的路(比如辞职去干个体户或是自费出国等)，甚至连独立自主的想象都不会有，那就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调整一下，平衡一下，否则我可真要枉走人世这一遭了。

我从根上重新把自己审视了一番，我发现我自小受的教育有问题。从我出世，便从来没有为自己操过心。国家，父母，学校，老师，样样为我安排好，我不需要为衣食住行操心，不需要为学业担忧，成绩总在中上。家里的中等偏上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养成了我不屑于柴米油盐，又理所当然享受这种生活的心理。不知不觉定下了种种偏高的生活目标，人是环境的产物，我处在这样一种眼高手低，不尴不尬，不上不下的状态，有宏大的抱负，却不知如何去做，去实现，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独立地做什么。

现在，我的生活处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缓慢而周密地运行着的机制中，人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完全有可能不紧不慢，按部就班地在其中耗完一生。

我要调节一下我的生活和心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从来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我不该对生活有过高的要求，就像我周围所有的芸芸众生一样，但同时我又应该是个有独立意识的人，对于能够由自己安排的，应该锻炼由自己去安排的能力。尽管现在开始兴许晚了点，但总比没有改变好。我决心不再去做无谓的消耗。我要建设丰富的八小时以外，下班回来，高高兴兴做完必须做的，计划做想做而能做到的。比如在一段时间里看些什么书，写点什么，或学着给丈夫、孩子织件毛衣，完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我可以成为一个好职员，更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时间对于每个人是公正的。十年前的畅快就让它留在十年前吧，生活总在进行着。孩子也可以是我的杰出的作品，不可无视这个成就。社会就是靠所有这些组成，什么是事业？这就是一个女人的事业。这比起我过去希望的，简直微不足道，但很实在。这个变化使我好像从老是悬在半空的境况中落到了结实的地上。也许还是这样好些，你说是不是？

一声似满足似疲倦的叹息，她安静地停住了，眼神也沉静下来。

是这样。

我想。

1989—1995

一盏灯二两油

下乡时我十七岁。我在淮北平原贫瘠的土地上度过了七个春秋。

那年冬天，同一插队组的同学都回沪了。我一个人留了下来。父母正在靠边接受审查，上海的家已不是倦鸟的归巢。淮北的冬日是清闲的，节柴省食，一日两餐。恰逢煤油紧张，大队里规定一家一盏灯，一盏灯一个月只给二两油。于是天一黑便大家安息，煞是静谧。

尽管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高亢理想，但我似乎在潜意识中还是厌倦了那里永久而没有尽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管播种，不问收获，一年到头像绷紧的弦。

有一天，队里派我上县城办事。从生产队到县城有三四十里路，我从邻家借来一辆格格作响的自行车，一早出发，等办完事往回赶，已是太阳西斜，不见什么路人了。

我到公社邮局去了一下，取来一小捆本生产队的信件。我看出其中一封信显示着母亲的字迹，便一路走一路抽出来拆看。母亲在信上按往常一样问了一通我的健康和日常生活，接下来便是讲了我妹妹的病，说是冬天到了容易感冒，若是引起并发症就完了。“就像是家里埋着一颗地雷，一枚炸弹，不知何时就要爆炸的。”母亲这样形容。

几个月前，小我四岁的妹妹被确诊患了白血病，医生通知说“至多活不过两星期”。母亲来信告知这一讯息，我惊呆了。我觉得身上的一部分血液已经凝固，手脚都冰凉起来。妹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和我年龄相近，性格相仿。她是学校文艺小分队的，能歌也能舞，那甜美清亮的歌声常常博得由衷的掌声。

母亲在信上说妹妹需要住院治疗，需要常常输血。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劳保也没有公费。父母正领着“生活费”，我和姐、弟同时下乡，家里几乎没有能力准备起码的换洗衣服。但母亲说总要想办法的，“卖裤子也要治病”。我相信母亲的心，同时也按下了恨不能立刻飞到妹妹身边的心愿。两周后妹妹出院，家里来信说情况似有所好转，说她如何坚强，如何乐观。我想我是稍微松了口气的。

母亲的这封信，又勾起了我的忧思和恐惧。我推着自行车恍恍惚惚地走，我觉得我什么力气也没有了。在公社粮站大墙后背风的地方坐了一会儿。人们都在吃晚饭，不见一个人影。眼前只是冻得干硬的小路，收割后光秃秃的田野让人想起洪荒时代，想起恶梦中的孤独。

天几乎全黑了。我突然发觉，今天是“月黑天”，阴天，云把星星都遮住了，没有月亮，世界会像锅底一样黑，我必须赶快走了。

我重新跨上了自行车，机械地蹬着。天更黑了，像一个大而漫无边际的氛围包裹着我，远远近近看不见一点灯火。自行车稀哩哗啦地响着，我并不觉得害怕。那年头，人们害怕阶级敌人，害怕进“黑五类”的行列，唯独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无畏的。

继续往前，心境是那样的悲凉，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没有人在乎你的生死，更没有人会想到你的悲哀。在又一次转弯的时候，我连人带车一起翻到了路边的沟里。

路沟是干的，也不深，攀着沟边砍伐过的荆条墩子可以很快地爬上去。我的打过两次补丁的裤子膝盖又蹭破了，肩上和腿上碰伤的地方趁机剧烈地疼痛起来。我靠在沟边，不想再动。

我想起小时候在灯光辉煌的舞台上表演“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用嘹亮天真的童音唱“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我想起妹妹清澈而明亮的大眼睛，想着她病弱的躯体正承受的一切，想着她不知何时就会消逝的生命；也想着母亲囊空如洗的困窘……热泪汹涌起来。我想号啕，想大喊。在这漆黑的旷野里，没有人会听见，也没有人会看见。我为什么要赶回去？

或许是习惯使然，或许是这沉寂的旷野自有她静默的威严，我终于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悲哀和绝望伴着泪水和汗水一起流尽了，我仍然没动。又待了一会儿，却觉得力气和勇气又重新在身体里聚集起来。我所在的村庄已经遥遥在望，朦胧中似乎有一星亮光在晃动。我猜那就是我的屋子。邻家姑娘桂英搬来跟我作伴，她知道我不可能在外过夜，一定还在等着我，推着车子走回去，也要不了多久的。我开始往回走，心绪平静下来。

推开门，生性沉静的桂英迎上来接我。我想她一定看见我红肿的双眼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为我从灶膛里拨出喷香的红芋，后来又一起烧水洗脚，然后像我一样迅速地钻进被窝吹熄灯，不过几分钟，便睡着了。

多少年后，我还常常想起当时的这一幕，我诧异于桂英这样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待人接物却如此细微得体；我也诧异于当时的我似乎经历了很多很多，竟然这么快就睡着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

潘顺祺是《现代家庭》杂志的美术编辑，也是位小有名气的青年漫画家，以幽默画见长。去年曾获南斯拉夫第二十届世界漫画展第四名，新近启程，应邀赴南斯拉夫参加第二十一届世界漫画展的活动并领奖。

且不说他平日颇有些古怪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也不说他终年难展笑颜、独往独来的性格，单为这次出国要办的种种手续，他已抛出一连串让人瞠目的动作和话语。因为要打报告申请，要设法解决外汇问题，要买一张机票或火车票，尤其一想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跟多种人打交道，他便觉得关山重重，不可逾越，“我不喜欢求人，烦，算了”。走一步，歇一周，直拖到启程日临近，手忙脚乱，别人提醒他服装尚未准备，他竟认真答曰：老头穿的圆领汗衫很好，外面有卖，多带几件就够了。

潘顺祺出身上海近郊的普通农家，家里兄弟多，常自称是“穿着脚趾头露在外面的布鞋长大的”。从小喜欢涂涂画画，但从没想要成为画家。倒是为人解除病痛的大夫是他心目中最光辉的形象。中学毕业他却进了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

第一幅漫画发表于中学时代，登在《青年报》上。那只是出于好玩，以后便入迷了，不可自拔。尤酷爱幽默，大千世界的丰富和杂陈展示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灵感闪现的瞬间常使他感到无法言表的欢悦。说不清是幽默画使他着魔，还是他对生活和艺术的种种感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得以宣泄，多少年来，他抓紧一切时机和空余时间创作，大年初一申请整日值班，得以摆脱家务和人来客往，专心作画；家人聚餐，他只在上桌时到，餐毕起身即走，回书桌前继续沉浸于纸笔之中。久而久之，周围见怪不怪，也有说是不怪便画不出了。

至今潘顺祺已发表漫画近二千幅，大多题名为《无题》，1982年起连年在各种漫画赛、展中获奖，技巧日臻圆熟。1988年一年获奖8项；作品曾多次入选比利时、保加利亚、荷兰、南斯拉夫等国际漫画比赛和展览，也曾被选入许多漫画册子，新近又出版《奇迹妙想——潘顺祺幽默画选》一书。

从《马兰花》到《魔鬼面壳》

第一次看《魔鬼面壳》(原名《我一点也不快活》)，还是1989年1月剧组不加修饰的连排。我没有看过任德耀据之改编成剧本的刘厚明的小说《魔鬼面壳》，接触这个主题是第一次。第一次，便被深深震动了，心灵的沉重和窒息久久难以释去。

我们是先看《马兰花》长大的。三十年前，任德耀的成名作《马兰花》轰动一时，使当时还是少年的我们沉迷其中，知道世上有好人坏人之分，好人之好，坏人之坏，令人爱憎分明。对好人效而仿之，对坏人切齿痛恨，没有人会作出第二种选择。然而世事纷繁，几十年的天翻地覆，激流浊浪，改变了人生，也改变了人们头脑中许多简单、明了的结论。原来不只有好人、坏人之分；原来不好不坏、也好也坏的人很多很多，原来人是因为各种各样外在、内在的因素才变成这样的!《魔鬼面壳》是一部悲剧式的童话，凝聚着剧作家几十年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和认识，它给观众的启迪是深远的。

大森林里有希望成为猴王的猴子灰灰，因为意外而被迫离开了他迷恋的猴群、大森林和恋人。等他历尽艰辛重返他日夜思念的大森林时，一切都变了，猴群有了新的座次，当年的恋人已是生过两个小猴子的现任皇后。猴王力力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而不允许灰灰的出现，猴群在高压下也异口同声地否认灰灰曾是他们中朝夕相处的一员，并跟着力力残酷殴打灰灰。灰灰走投无路，受勇于献身的小蚹蚴的搭救。又拾起了原先耍猴戏时戴的魔鬼面壳，猴群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尊他为王，使他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面壳救了他的性命，他却成了面壳的奴隶。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快活，孤独和冷漠煎熬着他的灵魂。最终灰灰还是扔掉了面具，并把它撕得粉碎。

就像过去我们常常会疑惑《皇帝的新衣》是否是童话剧、是否合适给孩子看一样，《魔鬼面壳》也会给人抛出一串问号：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不认识灰灰而事实上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已清楚地认出了灰灰；为什么同是一个灰灰，因为有了一个狰狞的面具就变得身价剧增？面壳是滑稽、可笑的，但面壳竟能产生这样怪异的巨大力量，只是灰灰有了面壳就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地露出自己友善、活泼的本来面目了。《魔鬼面壳》所展现的生动曲折的戏剧情节和命运多舛的主人公是具有鲜明的指向性的，它可以引起的思考绝不仅仅围绕一个例如应当诚实之类的既定主题，它所包容的巨大的精神内涵，会给小观众们的日后生活以补益、理解和领悟，也会随他们的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渐深。他们会比只有《马兰花》的那一代更清醒、更勇敢、更坚韧，这是《魔鬼面壳》的功绩所在，如《皇帝的新衣》、《白雪公主》、《灰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魔鬼面壳》赴京参加第二届中国文化艺术节引起轰动，被首都观众称为堪与世界经典童话作品媲美；戏剧理论界欲以“任德耀现象”为题来专门加以研评，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上海儿艺的一些一级、二级演员在演剧中不遗余力地跑小角色，没有对儿童剧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是难以做到的。想到这些，常有难以抑制的感动。原作者刘厚明同志在不久前突然病逝，倘他地下有知，也会欣慰的。

好面馒头

女儿的吃饭，向来是个课题。当她圆滚滚地从全托的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时，因为不能适应骤变的生活日程，饭量日益减少，体重日渐减轻，将“民以食为天”奉为天条的丈夫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日思夜想决意要弄清“她究竟要吃什么？”情之切，使得饭桌上的空气紧张起来，女儿便愈加什么也不要吃。

终于有一天，女儿早晨一气吃了两个刚出笼的肉包子。丈夫便认为她最爱吃的是肉包子，从此每天不避风雨、不辞辛劳地去排队买肉包子，女儿也便每早非肉包子不吃。我不赞成这样的特殊(自然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多次提出异议，并认为也可以每天从食堂带些馒头回来，早上蒸一下就是。“白馒头怎么行……”

白馒头已是等而下之的东西，真是今非昔比了。小时候，放暑假祖母带我去常熟叔叔家小住，临行前从粮店买来标准粉，用鲜酵母发了面，拌上糖精水，捏成一个个再平常不过的白馒头蒸熟，带到那个鱼米之乡的小县城，使我和堂弟妹们好一阵高兴。

在我后来插队落户的那个地方，一年四季吃以红薯面为主的杂粮，每年队里分给几十斤小麦，只在过年过节或是偶尔来客时才敢动用。在磨房里套上老驴，看着它一圈圈地转。麦子碾碎了，用细筛子罗，那罗出的面雪白细腻得可爱，用劲揉透了，蒸出的馒头一个个喷香精致，当地人称之为“好面馒头”，相对的，红薯粉之类做就的便是“孬面馍”。一次秋忙，因为要赶在雨前切晒出堆得小山一样的红薯，大家在地里忙了一天一夜未能吃饭，一位极纤弱的女同学突然说，要是现在有刚蒸熟的好面馒头，我可以一气吃16个，四周哗然。那一刻，那至圣的好面馒头的美味，同时出现在一个个疲乏到极点的脑海里，给辘辘饥肠以安慰。

20世纪80年代初，同一地的“插兄”竟颇有几个在大学校园里重逢了。因为彼此都觉得已怀有一世的沧桑而气息相通，便常在校园相聚。一度，食堂里告知大米供应紧张，常以馒头作主食，这颇难为了一些极少吃面食的南方学生，怨责之下，常有将半个或大半个馒头扔弃的。有一回，我们中的一位谈起那沉浮在泔脚缸里的馒头，大家竟同时脱口而出——那可都是好面馒头啊，语出整齐，忍不住哄堂大笑。笑着，不觉心里却泛起一层叹息。

前几年，昂贵于普通面包几倍的长棍、短棍式的法国面包流行起来，据说其原料、加工工艺都是进口的，所以单靠自己的能力难以仿效。然而我总疑惑，每每食之，私下里拿它和好面馒头作比，总难分高低。于是着意让尚不知掩饰和撒谎的女儿作试验，她吃了馒头，又吃短棍，不假思索地说，差不多的，我也见过女儿抓起白馒头大嚼的时候，前提便是——她真饿了。

诚实的悼念

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一个十七岁中学生在那个奇异年代的经历为主线，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个空前绝后的、惊心动魄的事件。

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同着戎装，横空出世，以暴虐和野蛮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们在一夜间变得极度亢奋起来。一面是热泪横流的忠诚，一面是铁面无私的破坏；他们六亲不认，不惜把自己的亲人放上祭坛；他们不思饮食，只顾革命，一瞬间成了天降神兵。他们的行为是那样可笑可鄙，他们的形象是那样丑恶可憎。有这样一种供他们生存的丰厚土壤、适宜气候。他们被大潮卷到了第一线。他们的呐喊往往并非出自内心的呼唤而只是觉得应该这样；他们的行为并非出自理智的思考而只是教育(包括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以及他们所无限敬仰的最高政权机构的)使然。他们无条件实践着和牺牲着(异化也是一种牺牲)自己，主观上还没有多少能力来把握比想象和感觉更多的思考和理性。他们被抛向失控的社会是毫无准备的，他们走向死亡价值的取向，将使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甚至一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理的和心理的，理智的和情感的，正面的和反面的。

这部自传体的《自白》，似乎是小说，又似乎更接近于回忆录。作者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一言一语，一五一十，夹叙夹议。对于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平地惊雷般滚过来的。忠于职守的语文老师成了批斗对象，即兴的顺口溜成了“战斗檄文”，不负责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广大群众在热忱而盲目地运动着，谁也不甘落后。中学生王文琪以逼死父亲的代价加入了红卫兵，从此失去心理平衡，仇恨一切乃至杀人后自己被枪毙。红卫兵严格奉行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一面在看守抄家物资，一面却情不自禁地争看淫秽“小破书”。当带着英雄主义光圈的新长征“大串联”在全国兴起的时候，青年们又不辞辛劳，风餐露宿地投入其中，只为了能到“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到毛主席身边，接受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检阅……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参加革命，证实自己革命性的彻底。这种无从丈量的忠诚最终演绎成贬低别人借以抬高自己。红卫兵们分立山头，各树旗帜，彼此刀枪相见，甚至开出了坦克和装甲车。双方真正蕴积起了仇恨，全力以赴地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之中(即使在这样舍生忘死的时刻，权力意味着什么，在刚成年的红卫兵心中，依然是懵懵懂懂的)。纷争在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方用武力镇压另一方而告结束。我的鬼头长了发后，天气已暖，我便怀着一颗什么也没追求到什么也没能实现的彻底的失落了一切的心，为着每个月十五元的报酬，扫马路去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第438页)

小说在全书轰轰烈烈的描写之后，以这样一个淡而自嘲的结尾告终。无论是心理虔诚还是悲剧意识的英雄主义的热情统统消亡了，真正的失落和怅惘暴露无遗。这是不是整个一代红卫兵命运的缩影呢？以毫无准备的、激越的、极端的形式开始，以实质上的沦丧而消亡，自始至终在斗争中心的外圈沉浮，又自始至终被特殊环境中的争斗气流主宰着命运。这是一段多么复杂的、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历史，作者却以诚实的底蕴，将其真实地、多侧面地再现出来。尤以一个十七岁红卫兵的目光为基点，更显其真实。“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无声的中国》)

因为有了对那个时代的彻底否定和彻底批判，所以无论是对挖空心思地发现胶鞋底、宣传画、香烟盒纸乃至蒸锅里锅帘子上的反动标语的“革命”的叙述，对暴露人性丑恶一面的人云亦云、群众斗群众、恶作剧、无聊愚昧的描绘，还是对“我”在青春期于异性的兴奋和压抑，为向往英雄精神又要掩饰怯懦的自伤的细诉，都有了一种洞若观火的调侃意味。

对于被葬送的一代青春的慨叹和惋惜，对于不复再现的曾经渴望追求渴望实现而终于没有追求到没有能实现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的凭吊，这应当是贯穿全书的、代表全书倾向的真正的悼念。就好比一个人对极其珍爱的东西被突如其来的、很难解释清楚的各种因素碾成齏粉，事情过后，他总还要忍不住地去想为什么？怎么会是这样的？尽管他已明白这个结局早已是无法改变的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悼念意味，是属于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个时代的，内里包容着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人和事的走向死亡的痛苦记忆和向往新生的警醒。这应该是全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上海音乐厅

幼时，因为对音乐的莫名迷恋，往往踯躅于琴声缭绕的小巷，流连于别家飘飞着种种旋律的窗口。那些跳跃多变的音符常常使我激动万分，在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塑起一个个多彩的世界。那时的我，还没有能力表达、解释、说明这一切，只是凭着直接的感应，一厢情愿地向往着、热爱着、陶醉着，希冀着处处能飞旋起音乐，生活便会平添许多色彩。

但我却没有一点自己也当个音乐家的希望。

我曾经有过一支口琴，也能吹几首曲子，但那东西太琐碎细微，盛不下我许多的兴趣；我也到少年宫去学过手风琴，终因没有一个自己的琴而不得不中止了。至于钢琴之类，尽管我常常听得如痴如醉，毕竟只能是一个奢望也渐渐疏远了。

我童年一次最辉煌的有关音乐的记忆，是想方设法跟着大人到上海音乐厅去听过一场音乐会。因为从我的家到上海音乐厅要换乘三辆公交车，票价似乎是两角钱。那时的两角钱的概念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对于小学生的我来说，这便是一次很伟大的远足，像高级的消费了。说实话，那次音乐会上演了什么节目，我已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上海音乐厅给我的印象，是多么巍峨、灿烂，像童话中的宫殿一样。我在那样一个美妙绝伦的剧场里听过音乐会，这个印象使我着实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

成年以后，大约是十年前的一天，我曾专程从郊区复旦校舍赶到上海音乐厅，聆听一位美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独唱专场，那位难测年龄的女歌手身着长长的大红色纱裙，裙裾美丽地铺洒在台上。她不用麦克风，声音却能传递到音乐厅的每一个角落，庞大的伴奏乐团在她身后严谨而热情地演奏。上海音乐厅给我的印象依然壮丽，依然宏伟。我以为那是象征着上海一定水平的建筑，只有达到一定水平的节目才能在这个音乐厅演出。

不久前，友人给我两张票，是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宝丽金世界名曲激光唱片欣赏会”，我决定去看看。一则因为手头正做着现代的事情，正应贴近地看看现代的生活，现代的一切，而刚刚明白卡拉OK是怎么回事的我，在这方面的知识甚为欠缺，这名目新异的欣赏会不知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我觉得好奇；二则因为这些年忙于事务，实在冷落了爱好，这是人生的缺憾，何不借此以弥补万一呢。

兴冲冲前往，找到二楼我的座位坐下。

离开场还有几分钟，灯光正亮着。我的心里已涌起童年记忆的梦幻，那幢童话般的宫殿。我环顾四周，却没有了那种感觉。壁是旧的，颜色灰黄着；二楼包厢般的矮围墙上是陈旧而斑驳的，镂花处积满了灰尘；脚下的地面也是陈旧而斑驳的，座椅的紫红色套子陈旧而衰败，呈现着点点的污渍。抬头，原以为会看到高旷精美的圆穹，结果却是一个大圆圈模模糊糊的黑色，感觉也是灰尘很多的。

我有点失望，我想，上海音乐厅只有一个，它该是能圆许许多多如我一般曾有过的童年梦。

然而乐声响起来了。悠远的，深情的，舒缓的，激越的，深沉的，痛苦的，悲怆的，快乐的，滚滚滔滔，一层一层铺卷过来。我闭了闭眼，试图找回失落的感觉，却不易。

中场休息过后，帕瓦罗蒂金属般明亮的高音飘递过来，他的《重归苏莲托》的热情感染了场内许许多多的听众。接着，剧场暗了下来，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开演，镭射投影在舞台上展现了群体的热烈和默契，卡拉扬正挺拔而昂扬地指挥，男、女声领唱，合唱者出色地唱着……哦，贝多芬!场内所有的观众都被紧紧地吸引住了，除了动人心魄的音乐，听不到一点其他声响，周围的一切都在黑暗中遁去。

最后一个音符终止，掌声响了起来。

我随着人群往外走。我们都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有意义的夜晚，尽管还有缺憾。

小时候

每每见现在的孩子为功课、为分数、为电子琴所累，总觉怅怅然。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小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先到某一同学家做作业，名曰“开小组”，大约三五个人一组。完成作业并不很难，偶有障碍互相问问便是，也不需很长时间，自然更没有大人在边上陪着。“开小组”结束，便是最最快活的时光了。大家变着法儿玩。刮风下雨或是兴致不顶高的时候，往往在屋里玩游戏棒，或用一根纳鞋底的绳子结成一个圈，十个手指将其撑成各种样式，互相挑来挑去，叫做“挑绷绷”。有时也用碎布缝成小袋，装上砂子或米粒，玩扔沙包。快速地将其抛向空中，又快速地将桌上的几只麻将牌翻成一色，周而复始，不厌其烦。投资无几，却能玩得尽兴。

逢到阳光灿烂，轻风微拂，玩的兴致便更是欣欣然。我们在弄堂里跳绳，一个人跳，两个人跳，或是两个人甩绳，其他人排着队伍一个个往里钻地跳。有时候是跳“山羊”，一个人抱脑袋蹲着或是弯腰拄膝地站着充当“山羊”，状如学校上体育课时的“山羊”器械，其他人一个个奔跑着两手撑其上地跳过去，一圈下来，再换一个“山羊”。

女孩子们玩得最多的，大约就是跳橡皮筋了，直跳得大汗淋漓仍意犹未尽。跳橡皮筋的等级，两个人拉着，两手垂直着的是一档，放在腰里的是第二档，放在肩上的又一档，至于到头顶、到手臂举直的高度，便是令人有些许生畏的最高级了。如果够不着而输了，跳的人便应去换下拉橡皮筋的，再从头开始。有一回，为了钩住那高过头顶的最高一档的橡皮筋，我积聚了所有的力量飞起右腿。此举的结果是，橡皮筋是钩住了，身体却失去了平衡，腾空而起地、重重地摔在地上，左侧的脸、肩、手臂一阵麻木，很久都未能恢复。可是那一刻，我觉得我飞起来了。我居然能凭借自己的力量飞起来，这真让我感到神奇，尽管那起飞的高度至多不过一米多罢了。

有一阵，因为看过一幅在竹楼里生活的图画，突发奇想，看中了我家院子里的一棵树，于是轮番带着课本、作业爬上去，试图在那稀疏的枝桠上营造一个浪漫的“书房”，结果铅笔、橡皮擦老掉下来不算，我的衣服还被树枝挂得撕成两半。

如今，岁月流逝，身心日益沉重，那飞起来的感觉，此生不再矣；偶尔因为某种需要，欲在大街上奔跑一段，往往为额上的皱纹之类的原因，先固步自封了。毕竟不是小的时候了，而童年的记忆却总是清纯美丽，它并不因物质的奢俭而增减。或许，小的时候就该有小的时候的生活，对于孩子来说，最最要紧的，是应该拥有一颗幸福的心。

“没想到你是个女的……”

我是主编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尤其是当我看着《现代家庭》几十万地从铁路、公路上运往祖国各地；当我读着一封封笔迹陌生、称呼我为叔叔、伯伯、爷爷或者先生的来信，领略着那种种热情洋溢、衷心赞美或是焦灼万分、痛苦困惑的心境，我想不出还有哪一种文化样式会比这样的期刊更广泛拥有读者，更富有活力!这是一种依附于社会跳动的脉搏，千家万户都喜闻乐见并可从中有所收益的文化。编者的个人价值，期刊的社会价值都赖此得到实现，这是人生何等的快事!

我问自己：你做了什么？你还应该做什么？

称职的主编应该是期刊的灵魂，应该以其特有的素养和能力，驾驭好期刊的航向。我想我并不能干，当了好多年的知青，然后上大学读中文系，然后就编杂志。《现代家庭》生而逢时，是一大幸运；想干而有志同道合者，是幸运之上再加幸运。这应该是这本期刊能够成功的根本所在。在爱情、婚姻、家庭重又成为生活的主要题目的时代，我们来做这一篇源源不断的大文章，所有人生的甜酸苦辣都能成为生动的素材；我们有一支经历了时代的坎坷，热爱这项事业，以中青年为主的编辑队伍，重构家庭文化，转移风俗，启迪民智，推动科学，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大伙儿的思维、行动围着一个轴心转，当主编的就不是一个脑袋，一双手，而是好几种互为补充的思考、好几只勤奋编撰的手，还有好几双辛苦地走向生活、走向读者、走向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脚。就像当今的很多行当，若要成功就必得在其外花费许多气力一样，当主编的也要有能力搞好出版、搞好发行、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或许是文人最大的苦恼，却又必须毫不含糊地面对它。变幻莫测的时代大潮，要求你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要求你对期刊本身和它的读者群有深刻的研究，有睿智的眼光，有审时度势的能力，要求你拥有掌握真理的正气，同时拥有坚定、刻苦的人格。我常常想，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能够在这领域里有所作为的主编绝不止我一个，但能有这样的机会充分施展的却只能是少数。我便是一个代表，我永远担负着远远超出个人的使命，那是无论我怎样努力也难以穷尽的责任。我不敢懈怠。

一次，一位笔耕颇丰的作者给我来信，说他新近出了一本小书，希望我能给予评论。信中还说，他从杂志和报纸上认识了我，并对老先生(即我)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估价。过了一段时间，他专程来杂志社，一经见面，这位作者震惊得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一会儿便尴尬得匆匆告辞了，一面走还一面喃喃着：“没想到，没想到你是个女的，而且还……还年轻!”我有点啼笑皆非。从那天起，我便明白我的工作还具有着某种象征意义。女主编，在妇女解放尚未完全实现的今天，还象征着专业知识以外的别一种意义。

主编的甘苦是难以用笔言尽的，但想到期刊能收到预期的效应，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快乐书声

希望书于孩子是个有魅力的世界，这是我自女儿在襁褓里就拥有着的美丽愿望。还在她懵懵懂懂、眼开眼闭的时候，便开始着意选购，从无字的画册到适于1~2岁、3~4岁等的系列儿童读物，很快，不知不觉中就有了一大堆。女儿也从抓到即撕变得逐渐能有所思地翻着，有时也能入迷地安静半天。几年下来，就有了爱看书的习惯。但我发现，孩子的看书是有所选择的，这种选择并不完全以家长的意向为标准。你想循序渐进、正规教育，她却全然不管那一套，只喜欢那些图片漂亮、内容好笑的，顾自大声笑个不停。

刚识几个字的女儿不愿意克服困难，看到书上生字太多，便觉索然无味，缠住我给她讲。为图方便，我便在床头夹放了本《365夜故事》，预备一日一篇地打发。结果不行，听过几十篇后，她便开始掌握主动，每次必得由她反复挑拣，定下篇章，然后让我一字不漏地朗读，不必有其他多余的话。并且，一日一篇是断不能交差的，总要有那么三四篇，方能勉强使她罢休。那些以小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最让她着迷，常常是瞪着探究的双眼，全神贯注地听着，似乎那些小猫、小狗、雪娃娃、大灰狼、懒惰熊都正向她走来，那表情生动极了。我也在这样轻松的朗读中，重温着少时曾下过功夫的普通话，心境变得年轻起来。久而久之，女儿已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那些她特别偏爱的故事，每天在学校午休时给小朋友讲。那些充满童稚意味的故事，给了孩子很多的快乐，也使她在语言表达的能力上，有了很大长进。

如今孩子的学习，光是学校的课程已很可观，家长给孩子买书，只能是课余的内容，课余的形式了。我想，孩子的童年应该轻松些、快乐些，看书一定应是件乐事，否则如何能培养兴趣、增强求知的愿望呢？所谓潜移默化、启迪心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强制的办法会使孩子产生逆反。比较起来，我更愿意听孩子欢乐的，难以抑制的笑声，听她一遍遍有声有色、大笑着描述那不自量力的、想吃大象的小老鼠：“……过了很久很久，小老鼠终于醒过来了，头也摔破了，脚也擦伤了，身上黏乎乎的，原来，那是大象的鼻涕……”

偶尔，看女儿捧着《安徒生童话》，捧着新近得到的让她忘记一切的《彩图世界名著100集》，也会突然有个怪念头出来：倘她将来也只有一双看书空灵看人迷濛的眼睛，那可如何是好？书能给人智慧，给人力量，有时也会使人迷茫，这大概就是一般所说的书呆子吧。书呆子有其可爱的地方，但却难以成为强者，这是有碍日后在社会中自立的。所以我想，书于孩子除了童话、幽默，还应有其他许多的东西。上海性教育研究会出过一本小书，尝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书名叫做《我从哪里来》，一本简洁明了的连环画，我给女儿看了。她翻看一遍，似懂非懂，但至少明白了孩子不是拣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大张旗鼓地对别人宣传这个知识。我想，如她永远地对科学知识有这样的坦诚，不正是我所希望的么？

毛家饭店

去韶山那天，正是丽日当空的好天气。汽车在宽阔的公路上飞驰，遍地都是金黄色密实的稻田，开镰当就在这两天了。听说这里稻子亩产都在千斤以上，粮食很多，吃是吃不完的。只是粮食不值钱，这里仍不富裕，这只要看远远近近那些黄泥小屋，看农人俭朴而暗淡的衣着，就可知晓一二了。人们能品味“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澎湃愉悦，却难吟诵“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赞叹。

我们先看了位于很隐蔽的山冲里，被毛泽东在一封信中称之为“西方有个山洞”的滴水洞。毛泽东在那封信里说，自己一生中第一次做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的事——赞成林彪对他的吹捧。“文革”演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跟这件事也有关系吧？我们又看了少年毛泽东在这里砍柴、放牛，与小伙伴们打架的山坡。1966年，七十三岁的毛泽东曾在这里流连难返，已经跨上将离去的汽车，又退回屋内，静默枯坐了20分钟，最终长叹着“身不由己”而离去，那垂垂老矣的心境，透着凡人概莫能外的沧桑。

中午，我们在小有名气的毛家饭店吃饭。

毛家饭店正对着上屋场毛泽东的故居，位于一个小小的山坡上，临路边一面用大石头严整地砌着。沿水泥铺就的阶梯拾级而上，拐弯处一木板上，用工整的大大的字诚恳地写着：客人请。大约两开间的店面，放着四五张桌，已有客人在吃饭。门口放着几张柜台，出售小小的各式各样的旅游纪念品。

女老板名叫汤瑞仁，年过半百，短发，穿一件浅棕色两用衫，瘦削精干。她的家曾是毛泽东的邻居，50年代，毛泽东重返故里，曾到她家看望，有人为他们摄下了那难忘的一瞬。那张如今大家都很熟悉的照片正引人注目地高挂墙上，毛泽东身穿白色衬衣，满面笑容地坐在农家的长凳上，汤瑞仁的哥、嫂和还很年轻的手里正抱着大儿子的她自己，也正满面笑容地回答着毛主席的问话。

毛老太的女儿、女婿是饭店掌勺的师傅，老太关照他们，给上海客人做菜要少放点辣。我们吃着清淡鲜嫩的山里饭菜，毛老太则坐在我边上，告诉我她年轻时曾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另外两个女青年一起办了初级社。有人说女人种田长不出庄稼，她们便把头发剪短，用布带扎紧胸脯，像男人一样下地犁田。她说她们的初级社办得很好，曾奖到过一条牛，毛泽东也曾亲笔写信加以鼓励。她一字一句清晰地背诵着毛主席当年给她们的信，那些很遥远的、又让人感觉很熟悉的话。我不禁转过头去，又一次端详着她辛苦的、刻满了皱纹的脸。

又有人进门，毛老太起身去招呼客人，几乎所有来吃饭的都是慕名而来，一进门无一例外地东张西望，毛老太便一遍遍指着墙上那张照片说，那个抱小孩的就是我。她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客人，若不是毛主席，你们怎么会到我的饭店来吃饭呢？声调不卑不亢，大家都望着她，轻轻地笑了。

毛老太是个有闯劲的女性，开办这个个体饭店，她经历了很多的思想斗争。她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又怕别人议论。一开始，她只是熬几桶稀饭，放着，请来往的客人随意，以后才慢慢办起了饭店。因为她的饭店正对着毛泽东故居，也因为女主人的不同寻常的身份和经历，饭店生意兴隆，很快出了名。

毛老太取下挂在墙上的留言簿，上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人的留言，也有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用英文写下的感想。她又引她的小儿子过来。小儿子戴着细边眼镜，皮肤白嫩，西装笔挺，伸出的右手袖管边上醒目地缀着“大富豪”商标，通体上下已没有一丝一毫山间乡里的痕迹，倒很像南方特区来的青年。显然，他已自如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归途上的汽车又在良田万顷之中飞驰起来。望着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田野，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历史在发展，改革开放的风同样吹到这里来了。

喀秋莎

书橱玻璃后面多了个小小的瓷娃娃，是个俄罗斯姑娘，穿着金色带红点的拖地长裙，头上顶着大大的金冠，昂首挺胸，双手叉腰，神态有点愣愣的。这是去年8月《苏联妇女》杂志社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时，杂志副总编阿列夫京娜·扎罗娃在临别的虹桥机场送给我的，她说，这是喀秋莎。

很久以来，“喀秋莎”已是这样一个丰富而传神的代名词，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一支柔曼缥缈的民歌，一大片苍茫冻结的国土，上面有稀疏粗落、延绵不绝的白桦林。后来还听说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军用武器，也被命名为“喀秋莎”……这一切都曾经在我们的生活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论何时提起来都会有一种不那么真切却确确实实异常熟悉的感觉。与扎罗娃和她的团员们相处的几天里，我的视线便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漂移开去，读到那片巨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土，读到当年那许多热烈的、发自内心的向往和追求，读到我们自己的过去。

扎罗娃有着端庄秀气的脸庞，想必若干年前也是个出色的“喀秋莎”。她是个充满热情的职业型女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时每刻都不忘宣传她的中文版《苏联妇女》，在来访的三四天中，每到一处，都要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介绍一通，并对这本刊物只有几千份的发行数表示出真正的遗憾和忧伤。她和曹杨新村的老妈妈合唱队的老妈妈们一起唱歌，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跳舞，当她看到50年代曾为苏联一些刊物撰稿的老作家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说，你们是幸福的，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安定幸福，只要看看他们的老人和孩子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你们的老人和孩子都是多么幸福啊!尽管语言不通，她总是竭力地表达着各种欢欣和热情，和她在一起时就从没冷场过。有一次，在行进着的车厢里，有人哼起了“当那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扎罗娃兴奋得整个脸都生动起来，金色的睫毛忽闪着，“喀秋莎，喀秋莎!”她立即自己带头，又要求同行的团员们一起大声唱了起来。唱完《喀秋莎》，又唱《红莓花儿开》，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

俄罗斯民族有许多优美多情的民歌，充溢着奔放流泻的热情，听着让人心动。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时，窗外正好有晴好的秋阳，以后就很难忘，只可惜那时似乎已不怎么允许唱这类歌了。

当我们握手称好的时候，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我们在一起谈如何办杂志、开栏目、搞发行，有时也谈各自的家庭、孩子，谈妇女解放的意义，谈时髦服装的魅力。苏联朋友们喜欢南京路上的霓虹灯，也喜欢淡水路集市贸易中的牛仔裤，喜欢一粒粒小小的、五颜六色的、中外合资的泡泡糖，还有宴席上种种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扎罗娃和她的伙伴们把他们的热情和微笑永远地留下了，我常常想起他们。有时，伏案倦了，抬头看见书橱里昂首挺胸的“喀秋莎”，便立即会生动地想起扎罗娃沾着汗水的脸，想起她尖尖挺拔的鼻梁，想起中文版《苏联妇女》杂志中有一个显著的栏目就叫做“喀秋莎”，自然，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关于喀秋莎的其他一些故事。

风雪大衣

为了给灾区募捐钱款衣被，我回家翻腾衣物，从塞得满满的大橱底下抽出一件蓝布棉袄。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蓝色棉布的面子，藏青色羽纱的里子，中间絮着厚厚的棉花，领子是咖啡色海虎绒的，方方正正，这样肥厚又毫无线条的服装，现在是看不到的了。那时却很时兴，叫做风雪大衣。

下乡的时候，凭通知每人可到专门的地方买一件棉大衣，大约在我下乡一两年后，人儿长得又大又胖，棉大衣嫌小了，家里给我到百货商店买了这件风雪大衣。西北风呼啸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我把它压在被子上，像一床小棉被一样；冬天不出工的时候，把自己裹在大衣里看书写字，很是暖和。我那时以为这件大衣在我今后的一生中将派很大的用场，淮北冬天的寒冷和肃杀，竟使我愈发地爱惜这件在我所有的家当中最为昂贵的大衣，不到紧急关头万不得已是绝不去穿它的。大多数时候这件衣服总是平整而厚实地铺在箱子底下，过了多年，还是新的。

1975年的夏秋，我们这个知青户只剩下两三个人了。与我们所在的阜阳地区比邻的河南驻马店一带，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形势一下子变得非常严峻。过了两天，国务院便下令我们这个地区要帮助泄洪，让大家做好准备。

似乎只是到公社开了个很简单的会，大水已经过来了。据说我们这个县并不是主要泄洪区，水不很深，大约一尺半高，但因为水面已完全覆盖了地面，看上去一片汪洋。屋里的泥地泡软了，床腿开始下陷；房屋麦垛都站在水里，矮了一大截；社员住房的墙头大多是用泥垒的，在水里泡久了便松软塌陷，一些四壁完全倒塌的便只剩下一个完整的屋顶，趴在水里。傍晚夕阳落山的时候，水光粼粼，四野无声，情景很是苍凉凄惶。晚上见公路上部队随救灾器材绵延不断地向西行进，大家便互相说着：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

大水对生命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地方的村民心里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当上面号召捐衣捐干粮的时候，无论是捉襟见肘者还是两袖清风的，大多数的人都有了义无反顾的神色，很少听见抱怨或是嘀咕的。

知青户捐得都比较多。我拣出了我的几乎所有衣物，只剩了那件风雪大衣。当时，我已面临着即将返城上学的转折，同插队组帮我理东西的老同学不屑地望着我，说，我要是你，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的。是的，我将要去过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了，没有冻馁，没有大水，可我不知为什么最终还是留下了它。

16年过去了。16年生活在组织安排的工作环境中，生活便有了许多依赖，发大水那样的严峻不曾再经历过。每每整理家当，总觉得已是衣满为患了，这样的风雪大衣，我今生今世大约也不再会去穿它了。然而却总留着，常常还穿到身上，在大镜子前站一站，看一看鼓鼓囊囊状如铺盖卷的自己，于是觉得一切都还在眼前。直到今天，我想，这件大衣是能护着某一位我曾熟识的老乡度过寒冬的。那位曾不屑地望着我的同学打电话来了——不知道我们生产队怎样了？我们能一起回去看看吗？……我很难过。

她翻来覆去地唠叨着，声音也颤抖了。

无言

一年一度，春节期间的某一天，当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们聚集一堂，说说，叙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觉得当初我们是多么知己知彼，如今也总是似曾相识，即便一年只见一次。

然后吃饭。

举杯，酬酢之际，有人没头没脑说了句：“不知蕴韵现在怎样了？”——一时间，一个个正举着高脚酒杯、玻璃茶杯、雀巢咖啡瓶连同里面盛着的棕色、橙色、无色液体，在一点微微的抖颤后僵住了，几乎没有人再想把它举到嘴边。

真的，不知蕴韵现在怎样了？

当年的蕴韵是动人的。说不上作为女孩子的蕴韵长得如何漂亮，但她整体明朗而匀称，无论是读书时还是下乡后，在一大群青春少年中，蕴韵总有几分别具一格。“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蕴韵是这座大城市中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中生，绝顶聪明的脑袋里有多少理想和梦想，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

蕴韵有一个简单的家，父亲早逝，母亲是一家中型企业的财务，多病却能随遇而安，每天她坚韧而静默地将自己枯弱的身影投入上下班拥挤推搡的人群中，投入原本可以轻松对付的工作台。母亲在家时常常也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养精蓄力，聚集着她身体中原本不富裕的能量。她很少流露与蕴韵相依为命或是自怜自哀的缠绵，也很少像别的母亲那样对女儿百般叮嘱，千般关照，她理智地认为，既然自己没有能力像别的母亲那样为孩子付出，那就尽早让她自己去闯、去练、去摔打出一副能够独立飞翔的翅膀吧。

于是蕴韵有了一个独立的、很少向外人流露的、几乎是封闭着内心的自我。青春的热血使蕴韵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当她随激进的伙伴们首批去贫困的土地上插队落户的时候，她的即将自食其力、开创新的人生的激昂最为突出。她快乐地打点自己本就十分简单的行装，快乐地甚至有点诗意地看着自己所面对的极度贫困、并且很有几分愚昧的新环境。

人的意志在特殊的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力量，未曾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蕴韵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精神抖擞地吃苦耐劳，要为改天换地贡献青春。我们常常在苦干了一天，累得瘫软下来的境况中，在如豆的煤油灯下，不厌其烦地，条分缕析地斗私批修，煞费苦心地捕捉脑子里的“私”字一闪念，对于灵魂的清洗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忘却自我，扬弃自我，否定自我的存在。

几年以后，我们在广阔天地的奋斗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阶段：革命的彻底与否在于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坚定与否，与贫下中农的结合坚定与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决与否……种种考验都集结到一点，知识青年必须脱胎换骨地再造成当地农民中的一员。于是，有人住到了老乡家，改姓换名成了某户人家的干女儿，继而，似乎顺理成章地，舆论提出了年轻人的婚嫁问题，为什么下放学生不能爱贫下中农子弟呢？

也许曾经受到的教育颇有些禁欲主义色彩，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大多数人都不能作出积极的反映，尽管并不视其为荒诞。然而一旦真有人走出这一步，形同手足的知青们都有些慌乱了。

这个人就是蕴韵。

没有外界资助的穷困而疲累的生活，多少改变了一些她的诗意的目光，有时候她很沉默，除了努力干活外很少说话。但她友善，温和，与人交往仍是那般明朗，也始终保持着那一种别具一格的动人。蕴韵的可爱是毫无疑问的。她和生产队长的儿子如何会发展到婚嫁的地步，至今大家能记得的，也只是很短的几个故事。

生产队长是个很本分、大字不识一个的庄稼人，生产队长的儿子读过小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显然比他父亲敢想敢干得多。生产队里第一次响起拖拉机的马达声，爬在上面鼓捣半天也不舍得下来的就是他。以后，他就专门开拖拉机，是一个很称职的拖拉机手。

蕴韵也喜欢拖拉机，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喜欢拖拉机，它毕竟能解决许许多多人拉肩扛的繁重，要想学会驾驭它也不难，只要具备发动的力气，独立操作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很多人都学会了。蕴韵在驾驶座上坐着，双手扶把随马达“突突突”往前跑的时候，那神情那兴奋真是动人极了。队长的儿子对她特别关照，大家也看出来了。

有几次，他们把拖拉机开进以牛棚改建的停机房，半天不出来。大家并不议论，随便议论并非亲见的事实，毕竟不是一种磊落的行为，村里一位在外见过不少世面的长者，有一次当着知青们的面，对着他们一路谈笑的背影，难禁忧心地长叹了一声。

蕴韵仍是很少说话。

农忙时分，她病了。所有的人都在地里忙麦收，太阳火辣辣的。蕴韵发高烧，大约也是当地很普遍的流行病，俗称打摆子的。每天傍晚太阳西斜的时候开始升温，一夜滚烫烫的，整个白天便浑身瘫软地独自躺在空无一人的屋里，躺在简陋到只有一床一席的家里。一连几天，谁也顾不了也不可能给她更多的照顾。蕴韵很明理，从不抱怨，默默地躺着，与病魔抗争着。她的脸上没了血色，两腮凹陷下去了。

拖拉机手每天去看她，他的活流动性大，不断地从地里开回村里，每一次都可在卸车的时候抓空到蕴韵屋里去一趟。

也许，每一次他都能给蕴韵端上一碗清凉的水。

也许，每一次马达渐响渐近的情景都给蕴韵带去了难以言说的安慰。

也许，就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以男性的健壮和体魄使蕴韵感受到了另一种生机和力量，对于清纯的女孩，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诱惑的新世界。

蕴韵病好以后，有一天，她跟大家说，她要跟拖拉机手结婚了。

她的声音很轻，但谁都明白，她不是在开玩笑。同来的知青们情不自禁地劝她，慎重些，你再想想。蕴韵从不将自己的命运与人商讨，即便对母亲，也只是告知一下，似乎只需备个案而已。

每一个知青都对做妻子的题目极其陌生，有人说，蕴韵，你那么喜欢高等数学，将来你跟谁去讨论那些题目呢？

蕴韵开始做噩梦，经常在半夜大声痛苦地呼叫着从梦里惊醒。但她从没说过要改变这个决定。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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