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白羽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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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的乌托邦试读：
序：真名士自风流
名士，意味着一种自由。中国古代的名士们，或放歌山林，或脱略形骸，或寄情于艺术，以独特的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是尘俗世界的传说。
中国古代自秦皇汉武以来，等级制度愈发森严，个人在追求自身价值与人性的自由方面越来越受到限制。先秦时期策士纷起、侠客纵横的社会风尚遭到了惨重打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侠客义士要么被君主所笼络，要么隐居山林老死荒野。其中，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波打击发生在秦朝统一之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对秦始皇影响极大。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成为禁锢天下人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理论依据。按照韩非子之说，知识分子摇着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们用武力触犯律例，所以要禁止“儒”和“武”。韩非子的理论纯属替独夫民贼张目，以消灭人的独立精神为目的，以消灭英雄的种子为目的，以制造昏聩无能之辈为目的，以制造爪牙奴才为目的。由于这一思想，秦始皇发动了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运动，这场运动被打击的不仅仅是儒生，被焚烧掉的也不仅仅是书籍，而是所有可能“乱法”和“犯禁”的人和思想。不过，秦朝二世而亡，战国时期追求个人价值与精神自由的思想并未被彻底扑灭。
对个人价值与人性自由的第二波打击来自汉武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是给“儒”很高的地位，实则是外儒内法，用一种思想统一所有的思想。自此之后，所有知识分子的尊荣都出自帝王所赐，没有了帝王的认可，知识分子便无处寻找自身的价值，先秦时代以来知识分子起于草泽，受到帝王高度尊重的风气完全绝灭。想春秋战国之世，齐桓公三次拜见臣稷而不得见；邹衍到燕国，燕昭王抱着扫帚亲自为他清扫甬道；苏秦到齐国，则挂六国相印；张仪到秦国，则为国君师……先秦时代自由的知识分子和侠客义士拥有极为饱满的精神追求，他们不需要某一个集团的封赏，而拥有自我认可的心理素养，他们通过个人的才智来实现人生理想。他们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以所效命的对象“贤”与“不贤”作为标准，一旦认为不贤，便会立刻离去，而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一旦此处环境恶浊，无法实现理想，他们便会离开此处到达彼处。汉武帝“独尊儒术”，首先用“君君，臣臣”的思想束缚住了人们的精神，然后又大规模地迁徙关中豪杰和富户到茂陵，从肉体上消灭了一部分在当世有影响的拥有自由思想的人。这一波打击可以说超过了“焚书坑儒”，且手段之“高明”备受后世君主推崇和承袭，从而使得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与“归隐”别无他途。汉武帝之后的王朝，知识分子不进入封建体制，在精神上就没有他路可走，而具有勇力的人不充当帝王的打手同样无路可走。但是人性的追求不会就此泯灭，它就像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洒下明媚的光辉。
总有一种方式能够躲避同流合污，总有一种选择能够从属于本心，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就是——名士。
中国的第一个名士应该是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名士们的鼻祖。道家文化到庄子手中之后演绎出一种浪漫色彩和缥缈风度，这也是后世很多名士尊崇他的原因。虽然两汉时期儒风大盛，但从道家延续下来的旷达气度和逍遥境界并未消失。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汉王朝的覆灭，占主流的儒家文化的地位开始出现摇动，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了文化前沿。他们放浪形骸，厌恶烦琐的礼制，蔑视官员的装腔作势，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甚至在整个晋代成为知识分子的效仿对象，以至于东晋时期的王谢两大家族很多贵族子弟都以名士自诩。且不说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单凭他们在文化史上的闪亮瞬间也足以自傲。名士们的铮铮傲骨、飘逸风姿、狂放气度，像一组伟岸的雕像矗立在中国文化史中，后世为他们冠以一个特殊的称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成为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极高赞誉，也成为后世名士们的底色。
有一个故事说，东晋太尉郗鉴选女婿，他听说王氏家族的子弟都很不凡，是可塑性很强的好青年，因此派了一个人到王府去调查。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说：王氏子弟都很矜持，个个器宇轩昂。我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或站或坐，颇有风度，只有东床上的青年看到我后不避不让，躺在床上袒胸露怀，还慢慢地吃荔枝。郗鉴一听，当即叫好，说躺在东床上吃荔枝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我的女婿了。“东床快婿”的典故由此而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郗鉴不愧是察人高手，这个年轻人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魏晋人之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名士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狂狷，热爱自然。不论是嵇康、阮籍，还是后世的孟浩然、李白、傅青主，都是狂狷之士。狂狷的性格，山水的气韵，再加上庄子的思想，酿造出一股特殊的力量在血液里蔓延，使狂者逾狂，狷者逾狷。他们不虚伪、不做作，也不温良谦恭，这是和儒家的要求相违背的，也是和统治阶层的需求相违背的，不免被视为“异端”和“狂生”。但正是这“异”和“狂”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催生出新思想。从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再到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异端”一个接一个出现，不但掀开了“愚”人的盖子，而且展现了什么是完整的人格。但是，统治阶层毕竟不允许名士们走得太远，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因此，大多数名士都隐居于山野，他们或放浪于山水之间，或纵情于诗酒之间，或以布衣之身而终，或退出官场，以一种特殊的状态而存在。
正是因为名士们的生存状态是特殊的，所以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掌握知识，但却不在封建统治体制之内。文化的力量在此显示出特殊的魅力，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在了文化领域，这就使得他们的精神能够长存，并且形成了一种名士文化。这种文化需要特殊的性格、特殊的人格才能炼成。光靠附庸风雅是无法懂得这种文化的魅力的，当然对它的精髓更无法领略。只有那些乘风驭露，心境空明，和天地精神独往来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他们或狂，或怪，或痴，或多情，或孤傲，或落拓不羁，或惊世骇俗……留下了无数令人向往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绝尘的，是没有烟火味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是人，而是仙。比如嵇康，那样一个人只能是死，因为恶浊的时代容不下他。同样，他们留下的声音，他们的哲学也是绝响，他们去了之后这一切就再也不存在，也不能被复制。
魏晋名士固然已经作古，但魏晋之风却流传下来。陶渊明、王绩、陆羽、林和靖……名士们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汇入大河的一股最具活力的水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这种魅力在时代变革时期尤其明显，无论是明清交替时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还是民国初期的章炳麟、黄侃和秋瑾，都闪烁着名士风采。一种风采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不断闪现，不仅昨天、今天，还有明天，每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都会闪现出这种品质，一种从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流传下来的名士色彩。
真名士自风流，信然！2013年3月22日于北京听风轩
庄子：我是梦中的蝴蝶——物我两忘蝶入梦，寂寥人生大智慧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庄子是智者，是寂寞且真正多情的智者，因此才会说出这般话来。当一个人爱得很深，但又无奈的时候才会选择“相忘”，就好像两条处在泥洼中的鱼儿，尽管彼此用充满爱的唾液维持着生存，但这爱却让人觉得悲凉和辛酸。若是能够在江湖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那么彼此相忘，甚至于不相识也是一种快乐。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期许，但还要爱淡如水。这是庄子的智慧，也是他的忧伤。
某个深夜曾经和好友“潇湘夜雨”聊起庄子，对其逍遥境界颇为仰慕。友人说，庄子的境界太高，难以企及。我说，你有你的庄子，我有我的庄子，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庄子。她大悟，连称妙。这一席话，促使我再次读《庄子》。在这本书中，我能感受到文字间深深的寥落，这种内在的东西是无法排遣的，它是智慧的副产品。也许，智庄子像慧造就寂寞，任何一位哲人都无法避免。但是，庄子不同，他不但喜欢寂寥，而且他还从寂寥延伸到了爱，使它那般悠远和深沉，这是功利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庄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名周，字子休，是战国时期宋国蒙人。他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思想，因此后世“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到了他的手中，变得高远而浪漫，后世的很多知识分子追求这种境界，因此奉他为偶像。道教干脆尊他为“南华真人”，将其神化。但他的身上找不到丝毫的神仙气，恰恰相反，他倒像个“愤青”。不信且看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次，他穿着破烂的衣服、麻绳编成的鞋子去拜访魏王。魏王看着他如此不堪的装束，说：“先生怎么潦倒到了这个程度啊？”庄子冷冷一笑，说：“这是贫穷，但不是潦倒。一个人不能体现他的道德，才是潦倒。衣衫破烂，鞋子粗陋，这是贫穷，也叫作生不逢时。大王你难道没看到林中的猿猴吗？在长着高大的楠树、樟树的森林里，它们攀援往来，轻捷得像飞鸟闪电一样，就是像后羿、逄蒙那样的神箭手也无法射到它们；可是如果在荆棘丛中，它们行动就非常谨慎，躲躲藏藏，满面惊恐，普通的猎户就能抓住它。这不是它们腿脚变僵硬、身手不灵活了，而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处在这个混乱的国家，君主昏聩，臣下贪暴，怎么能不潦倒呢？”他的话没说完，魏王已经面色铁青，只好把他当作一个说狂话的“愤青”来看待了。
庄子所说的“君主昏聩，臣下贪暴”并非夸大。他所处的时代，各国诸侯为了争夺人口和地盘，互相攻伐，老百姓久经兵灾战乱，痛苦不堪。和庄子同时代的孟子为了实现所谓的“王道”，曾经像孔子一样游说各国君主，但是君主们为了“霸业”根本不理睬什么王道。倒是庄子看得透，他对诸侯们争夺一己之私的嘴脸早就了然于胸，因此不屑与之为伍，做了几年漆园小吏后干脆辞官隐居了。尽管生活很贫穷，但是他并不以《庄子》书影此为意。他在濮水垂钓时，楚国国君闻听他是贤人，曾委派两位大夫去请他。庄子手持钓竿，背对来人，没有一丝热忱。
一位楚国大夫说：“我们大王久闻先生贤名，想以国事劳累先生。希望先生出山，为君王分忧，为吏民造福。”庄子一扬钓竿，把钓起的金丝鲤鱼放进鱼篓里，淡淡地说：“我听说你们国家有只神龟，被杀的时候已经三千岁了。你们的国君很珍视它，用绸缎包裹着它，供奉在庙堂上。请问两位大夫，这只神龟是愿意被杀死供奉在庙堂上，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水田里慢慢地行走？”楚国大夫不明庄子话中的含义，但仍然据实回答：“当然是愿意活着在水田里爬行。”庄子说：“二位使者请回去吧，我也愿意做一只在水田里爬行的龟。”在庄子的眼里，世俗是一个巨大的樊笼，出任官职和供奉在庙堂上的死龟并无区别。他对自由的热忱远远大于做官的兴趣。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清静无为。不过，他并非对世事毫不关心，而是愤世嫉俗。他的内心有一种深重的绝望感，使他对现实中的一切都冷眼相看，并存有戒心。这从他和惠子的一番对话中就能看出来。
他的好朋友惠子当上了梁国的宰相，庄子前去拜见。有人告诉惠子，庄子是来和他争夺相位的，惠子深知庄子的才华，因此大为惊恐，派人搜捕，企图阻止庄子前来。谁知庄子却飘然而至，这令惠子非常尴尬。庄子笑着讲了个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作大鹏，它展翅一飞就从南海飞到北海。除了梧桐树，它不栖息；除了巨蟒，它不食用；除了高山间的清泉，它不饮用。它飞过来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一只吃腐鼠的猫头鹰，猫头鹰以为鹏鸟是来抢老鼠吃的，因此赶紧护住死鼠，对着大鹏狂叫。最后，庄子对惠子说，你现在也想用猫头鹰吓唬大鹏的方式来吓唬我吗？
惠子听了庄子的一席话，非常羞愧。在庄子的眼里，所谓梁国的相位只不过是猫头鹰的腐鼠，根本就难入他的法眼。他洞察了世道的污浊，视权位如腐鼠，率性而为，这是惠子这样的人无法理解的。他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由，因此在现实中也放浪形骸，怎么可能为了官职而束缚自己。他曾经说：“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在他的眼里，名和利都是凶器，是倾轧和斗争的祸源，是需要警惕的东西。《梦蝶图》（元代 刘贯道）
尽管庄子的著作中充满了如此之多的激愤，甚至刻薄的言论，但他并非是一个光知道“愤”的人，面对迷雾般的现实，他具有一针见血的洞察力。他认为统治者和强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统治者更加冠冕堂皇，更会为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在对老百姓的掠夺和残害上，君主和大盗如出一辙。他举了一个盗跖的例子，说一个蟊贼问盗跖：“盗亦有道乎？”（强盗也有法则吗？）盗跖说：“不论什么地方都是有法则的。入室抢劫之前能测算出多少东西，这叫谋略；进行抢劫时第一个冲进去，这叫勇气；抢劫结束最后退出来，这叫义气；能不能进行抢劫，这叫智慧；分赃的时候能够协调各方的利益，这是仁道。具备这五种素质，而能够成为大盗的，天下罕见。”在这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智、勇、信等字眼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在不同的人眼中意义完全不同，概念的虚伪性在这里一目了然。大多数统治者都是虚伪概念的使用者，他们以仁道之名，行大盗之实。对此，庄子非常清醒，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大盗，只是他们自称君王，而把那些不服从他们统治的人称作“盗跖”。所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正是如此。
他的言论，完全是冷冰冰的，甚至是刻薄的。若这样理解，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冷酷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具有爱的人。清人胡文英对庄子颇有研究，其理解和我如出一辙。他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庄子的内心世界，理解了这段话不但能够理解庄子，也能理解后世的鲁迅。庄子虽然言语刻薄，但拥有一颗悲悯之心。面对人世间的种种罪恶与荒谬，他不可能像孔子那样从现实的角度进行努力，因此只能冷嘲热讽。这既是对黑暗的一种控诉，也是一种反抗，看似无情，却最是多情。他的这一点很多人看不透，因此对他有颇多误会。其实他在情感上，是存在“悲”的，而且“悲”得深沉。
庄子在《大宗师》中有一句话，很能说明他“悲凉”之中的那份爱。“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的意思是，水干了，很多鱼儿被困在干涸的塘中，它们张开嘴吐气，用唾沫互相濡湿慰藉。这虽然很好，但不如像从前一样互相无涉，在江河里游荡。很多人用这句话形容爱情，但大都用错了。人们常常期望相濡以沫的爱情，但却害怕相忘于江湖。其实，现代人很难做到相濡以沫，更做不到相忘于江湖。这句话的意味之深，常让我感动不已。
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期许，但还要爱淡如水。
很多年以前，有一对青年男女相恋，他们相约到大城市寻梦。可是现实并不如意，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就好像庄子文中相濡以沫的鱼儿一样，他们彼此安慰，彼此鼓励，相信有一天命运会发生转机。可是，现实并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反而每况愈下。这个青年男子丢失了工作，只剩下女孩一人在拼搏。望着自己心爱的人脸色变得苍白，美丽的容颜日渐憔悴，男孩心如刀绞。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人闯入了他们的生活——女孩的上司。这是一个谈吐儒雅、年轻有为的男子，他开始热烈地追求女孩。故事说到这里已经很俗套了，但我还是想继续讲下去。女孩没有接受上司的爱，她并不是一个追慕荣华富贵的女子，在她的眼里爱情高于一切。这一切都被男孩看在眼里，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让自己所爱的人跟着自己受罪，还不如让她去寻找她的幸福。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女友听，可是很快被聪明的女孩打断。草书《逍遥游》（清代 蒲华）
就这样，清贫的生活仍然继续着，尽管男孩再次找到了工作，但并未改变他们的处境。每次望着女友疲倦的眼睛，男孩的心都一阵剧痛。最终，他下定决心实施自己的计划。烟酒不沾的他开始吸烟、酗酒，甚至公然和一些风尘女子来往。女友一再劝阻他，可是他却对她越来越粗暴。最终，他们分开了，看着那个英俊的男子扶着站不稳的女孩离去，他跌倒在地。此后，女孩多次来找他，可是都被他拒绝了。女孩并未放弃，一次又一次地来找他，为了不再使她伤心，他搬了家。直到五年后，他才听到女孩结婚的消息，她的丈夫并不是当年的上司。又过了很多年，他也功成名就了。在一个酒会上，他看到了她。她一手挽着气度不凡的丈夫，一手牵着可爱的孩子，他笑出了眼泪。就在他要离去的时候，她认出了他，刹那间她明白了一切，当年男孩的堕落都是表演给她看的。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人说男孩是懦夫，也有人说男孩太傻。在我看来，两条鱼与其互相以唾沫维持痛苦的生活，不如回到江湖，去寻找真正的幸福。是的，总有一方会被当作傻子，或者受到误解。相忘于江湖，这五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
就是这个观点，使庄子遭到了诸多误解。对他来说，爱不但可以相忘于江湖，就连生死也可以。据说，他的妻子去世了，好朋友惠子前来吊唁，却看到庄子席地而坐，正敲着瓦盆唱歌。惠子非常气愤，质问他说：“你的妻子为你侍寝，为你生子，为你操持家庭，为你分担痛苦，现在去世了，你不但不悲哀，居然还在这里唱歌，实在太无情无义了。”不但惠子这么骂，恐怕现代人也会说庄子太不是东西。庄子的这种行为看起来不仅仅是无情无义，简直是没心没肺。这是因为俗世的人无法理解“鼓盆而歌”，不但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庄子在回答惠子的责问时说：“她去世时我也曾悲伤，但思前想后觉得这是凡夫俗子的感情，是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大道者的悲哀。”聪明的惠子仍然愤愤不平，质问道：“那你说说，什么是生死之理？”庄子说：“在人的生命之始，是没有精神的；不但没有精神，连人的身形也是不存在的。阴阳两种气在冥茫之中游荡，气的变化产生了人的形体，随着形体的诞生也带来了精神。人的生死就好像季节的变化，她虽死了，但只不过是回到冥茫之中，还原为阴阳之气，安居在天地之间，并没有彻底消失。”
惠子对庄子的回答虽然认同，但是并不满意。他说：“理虽如此，情何以堪？”庄子的回答体现了他对爱的理解和情感上的旷达。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他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界的规律，就好像昼夜变化，不但别人的生命不属于你，就连自己的生命也不属于自己。人的生命是天地所委托，并不取决于人。人不能占有任何东西，不论感情上接受不接受，该离去终究会离去。平常人无法接受这一点，因此才有悲乐之心。既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还有什么不堪忍受的呢？况且，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他还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意思是说，自然界赋予了我形体，有了生命所以才操劳，年老而享受清闲，死亡而得到安息。因此，生时固然要欢欣，死时也不要悲哀。对生命的止息完全没有悲哀，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情感局限，也不执着于烦恼，而是以终极的态度来看待生死。这一点和我前面所说的“悲”并不矛盾，因为只有“悲”，才能“不悲”，只有“悲悯”，才能“普度众生”。这种情感和佛家有共通性。
庄子的大智慧始终建立在矛盾之中，除了上面的“冷眼”和“热肠”，“愤”和“旷达”，“悲”和“不悲”，还有“现实”与“梦幻”，这是庄子哲学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部分。《庄子·齐物论》中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感到非常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仍是躺在床上的庄周。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命题，即形而上的快乐，这就是梦幻。若是梦幻足够真切，足够长，人是否有能力分清现实和梦幻。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人通过意识感知世界，世界万物都是间接被感知的，因此外部世界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他甚至还说：“我思，故我在。”他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感知自己的存在。这和佛家所说的“相”有某些类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于感知，若是事物的本源隐藏着，我们看到是始终是虚假的“相”，那么我们就把这种“假相”当作真实。同理，若是虚幻给一个人幸福，那么真实的东西反而使他无法接受。法本无相，很多事物本身就是假相，但我们仍然相信它。这就像我们看到的星光，其实星星已经陨落了，因为距离几万光年，这个太远的距离让我们把它传播过来的光当成了本体。
庄周梦蝶是庄子哲学中打破生死、物我界限的一个经典。清人张潮的《幽梦影》中有很多经典的小品，其中说到“梦蝶”时说：“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这话很有些让人分不清现实和梦幻的意思。他说，人从现实进入梦幻，就好像从浊恶的尘世进入逍遥境界，是人生的大幸；反之，从梦幻回到现实，是从逍遥境界进入烦恼的尘世，是大不幸。孰幸孰不幸，恐怕只有庄子知道。
有了庄子的智慧，再寂寥的人生也不那么苦涩了。万般悲悯盛一杯，千古辛酸笑与泪。物我两忘蝶入梦，寂寥人生大智慧。今晚，我枕着《庄子》入梦，也变成一只蝴蝶飞去。
东方朔：阿凡提式的人物——一身傲骨万古秋，诙谐方见真风流
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答客难》东方朔胸怀奇才，且接近汉武帝，但却不被重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但拥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主观条件，还有客观条件，但现实是残酷的，在帝王的眼中他和优伶并无多大区别。也许只有自嘲才能解脱命运加在人身上的悲剧，因此他选择了戏谑、滑稽的方式。他在《答客难》中的话似是为自己辩护，实则是讽刺。汉武帝执政的时期貌似天下无害，上下和同，但却是最沉闷、最铁板一块的时候。当时大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文化，因此绝不会诞生圣人，也不会诞生贤者。同样，也无法容忍圣人和贤者。东方朔作为一个贤者，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黑色幽默。
汉代的文人身上大多有一股道学气，即便是名士也不例外，例如梁鸿。这主要是因为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重视道德评判。道德评判导致了伪道德的出现，人们争着抢着作秀，因而对汉代的名士大都持怀疑态度。但有一个人例外，因为他是一个阿凡提式的人物，他的诙谐不但载入史册，还流传在民间，他就是东方朔。
在我的家乡有一出秦腔剧叫《宝莲灯》，里面就有东方朔这个人物。也许人们会奇怪，《宝莲灯》不是讲述“劈山救母”的故事吗，怎么会跑出个东方朔？不错，因为东方朔是天庭的神仙。他在蟠桃宴上嘲笑二郎神，使得二郎真君知道了自己妹妹私自下凡，因此才有了二郎神将妹妹压在山下之举。这就是故事东方朔像的开端。在戏中东方朔举止滑稽，言语诙谐，令人捧腹。我不知道家乡的戏曲是如何将东方朔变成神仙的，但他诙谐滑稽的举动倒也和历史的记载一致。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郡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生在公元前154年。当时大汉王朝处于上升阶段，到汉武帝达到了全盛时期。汉武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君主。他在位时，不但开拓疆域，还期望长生不老。这一点很能反映人性的贪婪，不仅反映在小人物身上，也反映在伟人身上。不但汉武帝如此，秦始皇如此，就连中国历史上的模范帝王李世民也不例外，都企图克服生命对人类的限制。李世民尽管以善于纳谏、有自知之明著称，但最终还是相信了方士的话，吃了金丹，在年富力强的五十多岁时身亡，白白做了药物试验的小白鼠。也许，他们太想永远坐在金殿上了吧，因此上帝和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东方朔侍奉的这位主子——汉武帝，和李世民极为类似，在治国上、用人上都符合一个封建政治家的标准，但就是有一点不好——求仙。汉武帝为了长生，大量征召民间的方士，这让那些巫师、神婆、跳大神之流的人乐翻了天，当然东方朔也借这个机会来了个毛遂自荐。
在自荐信里，东方朔很不谦虚。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告诉皇帝自己出身农家，根红苗正，绝对和地主阶级无涉。然后开始吹捧自己的奋斗史，说自己十三岁开始读书，整整读了三年的历史典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学科，这之后虽然可以说是大学毕业了，但是光有大学文凭还不够，于是他又去学剑道，一年之后剑道也算过三段了。这就具有了古人所说的“文武双全”这种本事了。不过这还不够，有这些身手去当个游侠估计没问题，但要《东方朔集》书影安邦定国还是有难度的。他接着学了《诗》《书》等儒家经典，算是弄到了研究生的文凭。之后又学孙吴兵法和排兵布阵，以及各种兵器的操作、战斗通讯等知识。这就牛了，东方朔俨然具备了汉初三杰中张良和韩信的水平。或许，他觉得还不够，就又拿历史人物来打比方，说自己的辩论水平能比得上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路，自己的勇敢能比得上齐国的大力士孟责，自己的敏捷能比得上吴国的刺客庆忌，自己的廉洁方正能比得上齐国的鲍叔牙，自己的诚信能比得上等情人而被水淹死的尾生。还别说，东方朔这封大言不惭的“自荐信”还真打动了汉武帝，汉政府给了他一个“公务员”的职位。
东方朔听说让自己当“公务员”，顿时大喜，以为汉武帝要重用自己，屁颠屁颠地把自己的治国意见写成书面材料报了上去。可惜当时伟大的蔡伦还没诞生，发明纸还是数百年后的事。因此东方朔就把自己的见解刻写在竹简上，总共刻满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抬着才勉强送进宫去。汉武帝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把这些竹简读完。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却比较令人失望，汉武帝并不怎么看重他的才华，仅仅给了他一个公车令的小官。
东方朔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意，可是他见不到皇帝，即便发泄不满也无济于事。有一天，他在皇家园林瞎逛，突然看到了皇家马戏团的侏儒小丑，就吓唬说：“你的死期要到了！”那小丑平时就对东方朔敬若神明，突然听他这么说，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连问为什么。东方朔说：“像你这种人，活着没什么用处。你的力气太小，因此不能耕作；你的长相也无法做官，不能治理百姓；拿兵器到前线去打仗就更不行了。像你这种人，对国家没什么用处，活在世上只是糟蹋粮食，因此皇上打算把你们全部杀掉。”侏儒一听，绝望地大哭起来。东方朔把人吓哭了又安慰人家，说：“你先别忙着哭，有你哭的时候，一会儿皇上过来，你就去叩头谢罪，只管大哭就好了。”从这几句话来看，东方先生实在不厚道，吓人的是他，出主意的也是他，真可谓又当师婆又做鬼。
且说过了一会儿，汉武帝真的乘着御辇过来了。侏儒跑上前去，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汉武帝一问，皇家小丑就把东方朔的话转述了一遍。汉武帝一听，这家伙居然敢打着自己的旗号欺负皇家小丑，心里很是不爽，他早就耳闻东方朔伶牙俐齿，今天干脆给他点颜色看看，因此立刻召见他。东方朔总算逮着了一个机会，他带着令人目眩的微笑走了进去，叩拜之后开始诉苦。他说：“皇上，那小丑身高不到三尺，一月的俸禄是一袋米、二百四十个钱，整天撑得发慌；而我身高九尺多，也是这么点儿俸禄，简直快饿死了。你广求人才，我听说你是个爱才的上司，因此才来应聘的。你如果觉得我是个人才，就重用我；如果不是，你就赶我走算了，省得浪费纳税人的粮食。”汉武帝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当即任命他为金马门待诏，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侍郎，成了皇帝的参谋人员。
尽管此后东方朔常常见到汉武帝，但是汉武帝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大臣看待，而是视为弄臣。每次召他谈话，东方朔谈吐幽默、用语诙谐，常逗得汉武帝哈哈大笑。史载：“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在皇帝面前，他还做过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例如偷肉。当时皇帝自掏腰包款待大臣，饭菜上来后，东方朔把肉全部拿走，塞进自己的衣服里，弄得官袍也脏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所谓“前无古人”，是说他之前没人敢这么做，有一个名叫周亚夫的大将军，仅仅在汉景帝的宴席上要求给自己拿双筷子，就掉了脑袋。“后有来者”是说三国时期有一个小屁孩陆绩，他曾在大军阀袁术的宴席上偷橘子，结果被主人发现。问他何故偷，他说孝敬母亲，结果留下了“陆绩怀橘”的美谈。东方朔偷肉，实在没什么理由，不过这人一贯怪诞，我们可以理解为孝敬老婆。《东方朔偷桃》（清代 徐和銮）
孝敬老婆当然纯属笔者瞎编，绝无考证。东方朔这人是绝对不可能孝敬老婆的，因为他是最无情的主儿。就在汉武帝重用他的时候，他干了几件最令人不齿的勾当。汉武帝赏识他，多次赐予他丝绸和银子，他就用这些赏赐之物娶长安最漂亮的姑娘当老婆。但是刚满一年，不论是天香国色，还是倾城倾国，他都要抛弃，再娶新妇。就这样，一年做一回新郎，完全可以和他同时代的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媲美了，以至于汉武帝赐给他的钱都花在了娶新老婆身上。汉武帝左右的人居然也不举报，只是将他称为狂人。史载：“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岂止是狂人，简直是变态狂人。不过汉武帝也确实是个很有个性的君主，他不但没有惩罚东方朔，还为他辩护，真所谓有其臣必有其君。若是仅看以上文字，无疑人们会说东方朔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但是且往下看。东方朔说笑话，常常让汉武帝乐得不知东南西北，这时候进谏，皇帝不知不觉间也就上套了。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打猎和游乐，准备从关中划出方圆百里的良田，建造规模宏大的跑马场和猎场。满朝大臣为了迎合皇帝，没有一个人反对，只有东方朔据理力谏，他说：“帝王如果谦虚谨慎，上天就会降下宏富；如果帝王骄傲奢侈，上天就会降下灾祸。”东方朔这种连哄带骗又吓唬的进谏方式最多吓唬一下侏儒，对汉武帝就不灵了。根据史书记载，他还说出了“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这么富于格言色彩的话，使汉武帝很高兴，因而赐他给黄金百斤，还授予太中大夫给事中的官职。此后，东方朔也不再遮遮掩掩了，上至政治得失、农业发展、国防战略，下至鸡毛蒜皮、皇帝的梦话和哈喇子，他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汉武帝听了他的意见很开心，但这种开心和侏儒小丑带来的开心并没有区别。我怀疑这是汉武帝的报复，当年东方朔把自己的皇家小丑吓哭了，结果那小丑后来死活要辞职，武帝没辙只好让他走了。此后，武帝就把东方朔当小丑。天哪，这莫非就叫作报应？人一愤怒就要骂人，或者打架，但是文人发怒大多以写文章泄愤。东方朔是个文人，自然不会做有辱斯文的事，因此写了《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发发牢骚。《东方朔偷桃图》（清代 王礼）
当然，东方朔也并不是一个光知道发牢骚的人，他也干过几件不畏权贵的事，否则他这名士也就少了点刚直的东西。汉武帝有一个外甥，是隆虑公主的儿子，因为是老年得子，所以公主对儿子很溺爱。汉武帝为了让妹妹开心，就封这个外甥为昭平君。谁知道这小家伙从小被宠坏了，长大不成器，骄横不法，居然干出了酒后杀人的勾当。就连国家的最高法官——廷尉也不敢治他的罪，便亲自向汉武帝请示。汉武帝总不能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但是也不能杀了自己的外甥呀！因此假装哭泣，目的在于暗示廷尉免罪。很多大臣都看出了汉武帝的用意，只有东方朔装傻，对汉武帝说：“圣王执政，赏赐不避仇敌，诛杀不择骨肉。今圣上严明，天下幸甚！”东方朔连吹带捧，这时候汉武帝再想赦免外甥也没办法了，只好依法治罪。
我读历史，常常觉得中国历史充满吊诡，居然说汉高祖是一条大蛇和他母亲发生性关系而生下的，听来简直匪夷所思，这比希腊神话还要令人吃惊。估计史官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居然连这种八卦新闻也写进历史。接下来关于东方朔的一段话就有这种效果。
汉武帝的宫殿建章宫后面跑出来一个奇怪的动物，外表看起来好像是麋鹿。汉武帝亲自跑过去看，他问左右的大臣，居然没有一个人认得。这帮人里包括皇家图书馆馆长、皇家动物园园长、国家最高学府校长等博学多才的人，但就是没人认识。最后召来东方朔，东方朔终于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狠狠地敲了皇帝一笔。他一看，就很有把握地说：“我认得，但皇上要大宴群臣。”汉武帝当即答应。他又说：“我要XX地方那块风水宝地。”汉武帝也答应了。各位也许会奇怪，东方朔什么时候这么厚道，突然想起来要款待自己的同事了（尽管是借花献佛），其实他是收买人心呢，目的在于要那块地。此君可谓真小人。
等到汉武帝答应了他所有的条件，他这才说：“这种东西名叫驺牙，这种东西出现，远方就会有来投诚的人。”为了证明东方朔是个真正的预言大师，写历史的人不忘在后面加上一笔：“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这话什么意思呢？一年之后，匈奴混邪王带着十万人来归降汉帝国。因为他预测很准，因此汉武帝再次赏赐了他很多钱。我怀疑东方朔一定是提前听到了什么情报，所以才会有“预言”。不过，史官居然言之凿凿地写进了历史，除了“神化”东方朔，我不知还有什么意味。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史官们的笔下到处都是怪力乱神。呜呼，曼倩。
汉武宫廷多少侯，半是裙带半吴钩。唯有曼倩真才子，一身傲骨万古秋。公元前93年，汉武帝的活玩偶东方朔终于翘辫子了。纵观整个汉代历史，像他这样的臣子唯其一人，其诙谐幽默令人发笑，今特以此等方式写出怪文一篇，以飨读者。
严子陵：飞龙般的狂隐——云山苍苍千古风，江水泱泱一钓钩
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后汉书·严光传》严子陵是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他之所以不愿意做官，并不是政治不够清明，也不是帝王不够贤明，而是害怕束缚。他认为，即便是唐尧那么贤明的君主，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每个人在合法的前提下，有获取最大限度自由的权利，他的志向就是无拘无束，不受任何束缚。除了史书中简单的记载，他没有留下多少故事，甚至没有留下什么作品。他让人想起了《老子》中描述的一种动物——龙。世间万物皆有羁绊，利用双翼在长空飞翔者困于弓矢，凭借水流在川泽浮游者困于网罗，依靠大地而生存者困于刀枪陷阱。而龙则是这样一种存在：它飞可翔于宇宙，游可隐于波涛，潜可深入大地，既是万物的集中体现，却又在万物之外。它在天是风云，在水是浪花，在地是细壤，弓矢网罗刀枪陷阱都不能奈其何。这就是龙性——圣哲和英雄最推崇的形象——寂寞，但却自由。严子陵的生命质地俨然如一条龙，见首不见尾，就这样消失在了时空中，令后人遐想。
中国东汉之前的名士，道德家和纵横家习气还很浓，前者如被张良请出山的道德楷模“商山四皓”，后者如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直到东汉初严子陵傲然而起，知识分子中才出现了一根铮铮铁骨、一片轻灵飘逸的衣袖。他坚决不和统治者合作，喜欢自由散漫、闲适淡定的野居生活。严子陵为人常常让我想起一种幻想中的动物——龙。它们飞则在高天之上，驻则在大泽深渊之中，和天光云影、清风明月为伴。
严子陵的生卒年月如今已不可考，名光，以字行于世，是东汉初的大名士。他生于今天浙江余姚一带，本姓庄，但因为汉明帝名叫刘庄，因此为了避讳，改姓严。严子陵少年时代就很有才学，西汉末年曾经和刘秀、侯霸一起在长安学习，是颇为谈得来的同学，若非刘秀后来做了皇帝，两人的私谊应该是不错的。问题就在于，一旦两人的身份发生变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严子陵若显得过于亲近，则有谄媚之嫌；若是故作清高，则有做作的偏向。然而作为一个不世出的自由知识分子，严子陵并未在这两者之间有任何摇摆，因为他本人实在是一个不为俗情所困的人。
西汉末年，社会越来越黑暗，王莽乘皇权衰弱，篡夺了刘氏的权杖。但是改朝换代并未改变百姓水深火热的处境，反而加深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当时在首都长安的太学生中有三种倾向，一部分人向王莽靠拢，一部分人投入到反对王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中，还有极小的一部分人选择了隐居山林，严子陵就是其中选择隐居的人。刘秀则加入了起义大军，经过几年的磨难和奋斗，终于扫清群豪，登上帝王宝座，成为傲视寰宇的主人。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是为光武帝。他一直在寻找严子陵，想当年自己在长安籍籍无名，而严子陵已经名动京师，如今自己做了皇帝，也许可以炫耀一把了吧。刘秀的这种心态多少近似于后世的朱元璋，虽然做了皇帝，但是面对故人，尤其是面对大知识分子时内心仍然有一种自卑感。幸好刘秀还是帝王中较有胸襟的人，不像朱元璋一样心胸褊狭，动辄杀人。当然比朱元璋还要等而下之的皇帝也有，例如清朝的雍正皇帝，不但非常畏惧知识分子，而且充满仇视。在他批示的奏折中，看不到一个帝王的尊严，而是充满了泼妇式的语言，他的御批用语之粗俗、恶毒简直令人咋舌。从明清帝王的这种修为，就能理解这两代文字狱为何大盛，归根结底还是统治者面对知识时的自卑。幸好严子陵没有生在明清时代，否则纵有千百颗脑袋恐怕也早已落地。《严子陵图》（清代 朱文新）
刘秀命画师绘制了严子陵的画像，让全国各地的官员查访老同学的下落。齐地的地方官上报说，他们那里的野泽中常有一个披着羊皮的人垂钓。光武帝怀疑那就是严子陵，立刻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驾着车去延请。那人果然是严子陵，面对老同学的盛情邀请，他一再拒绝。光武帝连续三次派人去请，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唯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光武帝的这段话是说，上古时期既有大作为的君主，也有不肯来做臣子的贤人，我哪里敢让你严子陵做我的臣子。只是现在国家初定，就好像走在春天的薄冰上一样，在这种局势下须拿着竹杖慢慢探行。如绮里季等四位著名的老先生不肯做高皇帝的臣子，我也不敢委屈你做我的臣子。像巢父一样在箕山颍水之间隐居的大名士，是我所不敢追望的。
在这封信中，光武帝刘秀丝毫没有表露出要强迫严子陵做官的意思，而是充分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态度。他三次派人延请，态度诚恳可见一斑。如此看来，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并非自己首创，而是抄袭光武帝的做法。况且光武帝请严子陵时，已经是天下大定，而刘备请诸葛亮时，还只是创业阶段。两人身份也极为悬殊，一个已经是万乘之君，一个仅仅是个小军阀。相比之下，光武帝的诚意要大得多。严子陵再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好乘车马到洛阳了。
到洛阳后，严子陵被安排住在政府的公馆里。老同学侯霸也派人来看他，此时的侯霸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太学生，而是东汉政府的丞相了。丞相派人去公馆里看严子陵，严氏不置一言，后来口授了一封信，说：“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意在告诫老友，辅佐君主要多倡导仁义，而不能完全谄媚顺从帝王意志。不知道侯霸是否听从了严子陵的告诫，但是从侯霸的为官之道，及其在东汉政府初期的作为来看，他是一个颇为正直，也比较坦荡的官员。史载：“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可是后世在写到严子陵时，总是把侯霸说成小人，这一点实在是不公平。大概为了抬高严子陵，只好不顾史实对侯霸进行贬低了吧。
侯霸看了信后，不敢怠慢，马上封好上奏刘秀。刘秀看了信后，笑着说：“狂奴故态也。”从光武帝的言语来看，他并无责备严子陵之意，倒颇有些老友之情，这在帝王中是难得的。他虽然口中说严子陵是“狂奴”，但随后就去馆中看望严子陵了。面对皇帝大驾来临，严子陵假装睡着了，高卧床上置若罔闻。这在封建时代确实需要胆气，仅凭“目无君父”这一条罪名就够砍十次脑袋了。好在光武帝颇有气度，不但没有责备严子陵这种失礼行为，还亲自到床前，抚摸着他的肚子说：“嗨，老同学，你就不能出山帮我治理国家吗？”
皇帝都到了床前，装聋作哑已经不可能。严子陵慢悠悠地睁开眼睛说：“像尧帝那样的品格，巢父许由尚且不愿意出来做官。读书人各有其志，你就不要强迫我了吧。”严子陵的态度很明显，光武帝知道无法打动他，只好叹息着回宫了。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途径只有做官，因为其他行业都被视为“贱业”，统治集团散播这种思想，使得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笼络进了统治体制内，个别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也被视为“异端”或者“野人”。凡是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无不孜孜于考取功名，即便是像李白那样的旷达之人也多次找人推荐，希望进入体制内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他后来主动脱离体制，这是题外话。至于像蒲松龄那样考了一辈子试，仍然未能进入体制内，那是多么悲哀的事啊。好在中国历史上，有严子陵这样的人，他虽非第一人，但确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这就给那些流落在荒野里的知识分子一个散淡人生的榜样。《富春山居图》（元代 黄公望）
刘秀返驾后，不久就把严子陵召到宫中，和他谈论昔日的往事。此时的光武帝完全放下帝王之尊，以老同学的姿态和他聊天。两人对多年以来的变故多有感慨，刘秀谈到自己时，不无得意地问严子陵：“朕现在和读书的时候相比大不一样了吧？”从一介书生奋斗为天子，刘秀本以为会获得一些赞许，哪知严子陵却淡淡地说，确实有一点点改观。这话让光武帝大为尴尬，好在他也知道老友的秉性，因此未予深究。两人聊到深夜，同榻而眠，严子陵睡到半夜，翻身时故意把腿搁在皇帝的肚子上。史载：“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对于史书中所载的这件事，只能当笑话看。人事和天上的星星并无因果关系，古人的说法实属牵强附会。那么，“客星犯御座甚急”的说法从何而来呢？有三种可能，其一是侍候光武帝的侍从人员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史官，太史官捏造了这个所谓的天象；其二是相关利益群体和太史官勾结，企图借所谓“天象”达到驱逐和迫害严子陵的目的，有人认为指使者是侯霸，因为严子陵曾指责过侯霸，但这没有历史依据；最后一种可能是，写历史的人为了体现光武帝的宽广胸襟，编造了这一情况。依我的推测，最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纵观中国古代史中很多所谓“天象”，以及帝王出生时的异象，这种捏造很容易理解。黑格尔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是言。
不论这个“客星犯御座甚急”的故事是否属实，但是由此可看出官场的险恶。当光武帝强行任命他为御前谏议大夫，掌管议政时，他以家中母亲年老为由，一再拒绝。最终，光武帝也明白无论用什么手段，也不会让严子陵做官，只好作罢。严子陵离开洛阳后，回到故乡，在富春山隐居。他八十多岁时，老死山野，终生未曾踏入官场一步。
至今在富春江上还有著名的“子陵钓台”，据说是严子陵隐居时垂钓的地方。宋代范仲淹凭吊古迹时，曾著文《严先生祠堂记》，他在文中盛赞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应该说，这种评价并不过誉，在以做官为最荣耀的职业的古代，严子陵的选择令无数现代人汗颜。他代表了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凸显出来的是一种自觉的自由意识。富春山水今依旧，子陵滩头自横舟。云山苍苍千古风，江水泱泱一钓钩。他是一个真正的狂隐之士，无冕之王。
蔡邕：一张古琴透射出的性情——素心才识焦尾琴，一闻音律知杀声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读《释诲》，发觉蔡邕满身都是直线条，道德之气盈身，但这首诗却把浪漫的诗人之气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研究者对这首诗的作者仍然存有争议，但我却相信是他作的。他以一个女性的口吻写了这首诗，把一个妻子内心的思念和温情描绘得极为真切。他在《释诲》中说，不我知者，谓之迂也。一个不了解他的人，的确会把他当成一个迂腐的人，光是因董卓而下狱，就够被误解的了。不过，一个人身上的光辉，是不会被轻易掩盖的。总有那么一些人，值得后世反思。
焦尾琴是我国古代四大名琴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张琴，它在四大名琴中诞生最晚，但却最具传奇色彩。制作它的人叫蔡邕，正是他赋予了这张琴传奇色彩。据说这张琴从东汉末期始，辗转流传，数易人手，直到明朝时才不知所终，流传时间长达一千余年。
蔡邕生于公元133年，这是汉帝国走向衰弱的时代。他是陈留人（今属河南开封），祖上多人为官，其中六世祖蔡勋较为出名，是蔡邕之前蔡氏宗族中最显赫的人物，曾当过地方官，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西汉末王莽篡权，群雄并起，蔡勋辞官隐居，是很出名的隐者，也是当时的大名士。到了蔡邕这一代，蔡家仍然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据说蔡邕出生时，大科学家张衡刚刚去世不久，因此人们竞相传说蔡邕是张衡转世。史载，他“好辞章、数术、天文，蔡邕像妙操音律”，这就使这个传说被传得更加神乎其神。
不论蔡邕是否张衡转世，他的才气绝不输于张衡。他的品格也备受尊崇，他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母亲病卧在床三年，他亲奉汤药，日夜在床前侍候，若非季节交替、天气发生变化，他从不脱衣入睡。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盖了一间房子，为之守墓，一举一动都非常注意，害怕惊扰了母亲在地下安眠。他和叔父从弟等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三世不分家，也不分财。古人以此认为他才德很高，能保持一家人的平静而无纷争。他对母亲的孝心令人很感动，但是对不分家的做法并不令人赞同，后世的很多名家对此也颇有非议。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是农业社会的一种现象，它尽管能说明一种人的品性，但实际上背后却有很多忍让、压抑和委曲求全。这种东西和品德无关，只能说是人格的一种扭曲，它限制着人的自由，让人始终离不开家长制的套索。所以对蔡邕的这种所谓“才德”，令人实在没什么好感。
蔡邕是著名的大学者，很多当权派都想拉拢他，并让他出来做官，其中大反派徐璜、左悺都曾拉拢过他。他们对皇帝说，蔡邕是个音乐奇才，不如叫他来京城开个人演唱会。接到政府的文件后，蔡邕本无多大兴趣，可是看到文件上血红的大印，他还是去了。去是去了，可是走到半路他又撒谎说身体欠佳，撒丫子回家过起了隐居生活，闭门谢客，拒绝一切社会活动，搞得宦人徐璜、左悺很没面子。蔡邕《熹平石经》拓本
尽管蔡邕为人架子很大，但是宰相桥玄仍然很看重他，亲自出马，请他到国家的最高文献机构来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很符合他的爱好，于是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终于出来做官了，担任议郎，在汉政府的大型图书机构“东观”负责校书。蔡邕认为，由于时代久远，加上当时的印刷设备落后，经典著作谬误很多，因此给皇帝打报告要求校订被公认为“圣典”的六经。不久报告获得比准，蔡邕领衔，和堂溪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等人开始了这项文化工程。校订结束后，为了让这次校订的书起到示范作用，汉灵帝命人将校订过的六经刻在最高学府太学门外的四十块石碑上，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浩大的碑刻石经——《熹平石经》。当时的学子们听说国家统一的教科书出版了，纷纷赶到太学门外抄写，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堵车事件，史载：“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尤其可见，蔡邕也是古代最受崇拜的明星级教授，其编定的教材大受学生青睐。
蔡邕当着明星级教授，日子过得非常滋润。皇帝对他也很器重，顺带还任命了一批和蔡邕一样爱发牢骚的文人骚客为官。由于这帮人自诩正派，因此逐渐和那些被称为“公公”的人产生了矛盾。蔡邕认为国家日渐腐败，主要坏在这帮公公们身上。加上当时地震、蝗虫、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蔡邕就说这是上天的责罚，只要让宦官们下岗，上天自然会息怒。六神无主的皇帝也不辨真假，就说你是专家你看着办。蔡邕当即一挥而就，制定出了一个改革方案。在把方案递上去的时候，蔡邕深知太监们能量巨大，因此要求皇帝保密，否则改革就会胎死腹中。皇帝看了方案后，发现自己的那些“知音”统统被下岗，实在很郁闷。原来皇帝的知音就是那帮太监，把太监当知音，也可见这皇帝是个什么货色。
就在皇帝去洗手间的时候，大太监曹节偷看了蔡邕制定的“下岗方案”，随即将内容透露了出去，那批在宫里混饭吃的太监听说后，无不对蔡邕恨之入骨。恰好这时候蔡邕和宰相刘郃发生矛盾，他的叔叔蔡质又和将作大臣（建设部部长）阳球不和，叔侄两人都得罪了上司，这就被痛恨他们的人抓到了把柄。他们的政敌指使人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说他们诬蔑国家高级“公务员”。状子递上去，皇帝也糊涂，居然就判了杀头。幸亏太监吕强知道这件事的《蔡中郎集》书影利害，若是真要杀蔡邕，那就会引起对此案的彻查，那么顺藤摸瓜，这件案子的指使人，以及背后的所有幸灾乐祸的人都会暴露在阳光下，因此蔡邕是万万不能动的。他向皇帝说情后，皇帝想起往日给自己充当文学导师的蔡老师，也就后悔了，因此改判为全家流放。
阳球这个人恩仇必报，是整人不过夜的主儿。史载，他还是少年时，郡中有一个官员侮辱了他的母亲，他当即纠集了十几个不良少年将该官员杀死，这还不解恨，又将该官员全家杀光。我不知道，汉代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阳球这个凶犯后来居然爬上了政府高级“公务员”的位置。蔡邕得罪了这么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显然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果然阳球嫌流放不解恨，暗暗买通几个黑社会分子，命他们在流放路上刺杀蔡邕。令人称奇的是，这几个杀手颇有侠士本色，虽然干的是拿钱杀人的勾当，但是一听说刺杀对象是蔡邕，纷纷予以拒绝，原来他们都是蔡邕的粉丝。看来蔡先生真不是浪得虚名，连黑社会中都有他的崇拜对象。
白骨精害人，一计不成又来一计，阳球正是此辈。阳球贿赂掌管刑司的官员，让他们在饭菜中下毒害死蔡邕。但蔡邕名声实在太大，连狱吏中也有他的粉丝，不但未在饭菜中下毒，还告诉了他实情。如此再三，阳球的毒计最终未能得逞。关于这段历史是这么记载的：“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
读史至此，每每击案浩叹：这是什么？这就是道德的力量，一个人的魅力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
九个月后，大赦天下，蔡邕一家获得了赦免。在离开五原郡的时候，太守王智为之饯行。由于王智是大太监（中常侍）王甫的弟弟，因此蔡邕对这个人很看不上，就在王智起身跳舞的时候，蔡邕一声不吭，以一种蔑视的态度看着其人丑态。王智一贯飞扬跋扈，难得有这么高的热情为一个人送行，没想到蔡邕丝毫不给面子，让其非常恼恨，说：“野杂毛敢轻视我？”蔡邕也很不客气，一挥袖子起身走人。王智立刻发动自己的关系诋毁他，蔡邕原来得罪过的那些人也到处煽风点火，告他的黑状。他知道后，只干了一件事：逃。
史载，他亡命江湖，跑到了今天浙江一带，当时这里还是相对较为蛮荒的地方。他在这一带的山水间一待就是十二年。在流浪期间，蔡邕常常随身带着一张琴，正所谓“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虽在天涯漂泊，但是音乐是不会丢弃的。他寄居在吴地时常常弹琴自娱，一天他刚刚弹完一支曲子，正沉思时，突然听到隔壁的厨房里，传来一阵木头的爆裂声。他一跃而起，直奔厨房，只见灶膛中一节木头正在火中燃烧，发出清越的爆裂声，好像在哀鸣。他不顾火势正旺，扑过去从火中将木头抢了出来，又扑又打，很快将火熄灭。原来这是一节桐木，是制作琴的上佳原料，由于他抢救及时，这节桐木还算完整。他将木头带回自己的房间，经过精心设计、雕琢，终于制成了一张琴。由于尾部被烧焦，因此命名为“焦尾琴”。用这张琴弹出来的曲子如同天籁，异常美妙。加上制作琴的人有盖世之才，这张琴遂成为至宝，后世凡称赞名琴，都美其名曰“焦尾”。
不但人需要知音，一幅画、一张琴也需要知音。在凡夫俗子的眼里董其昌、徐渭的画不过是泼在纸上的墨渍，张旭的草书不过是涂鸦，但是在方家的眼里却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在普通人的眼里，那节桐木只不过是烧火的柴而已，和地上的枯枝败叶无异。但是在蔡邕的眼里，那可是绝世罕见的木料，所以说蔡邕是这节桐木的知音。可惜的是，汉灵帝不是蔡邕的知音，只能让他流落在吴地的山水间。话说回来，若蔡邕真受到重用，那么也只是封建时代多了一名官吏，但却少了一位文化大师。所以说，上帝在开玩笑的同时，也制造另一出喜剧。
和“焦尾”齐名的另外三大古琴是：号钟、绕梁、绿绮。在这里也顺便说说这三大古琴的故事。据说“号钟”是周代的琴，最早弹奏这张琴的名人是伯牙。后来，此琴落到了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手中。齐桓公通晓音律，尤其喜欢弹琴，收藏了很多名琴，其中最喜欢“号钟”，常在举行大型公共活动时弹奏此琴，伴着牛角、钟鼓之声，奏出悲壮苍凉的曲子。部下闻琴无不泪流满面，很能显示齐桓公一代霸主的英雄情怀。由于齐桓公对这张琴的钟爱，遂赋予了这张琴特殊的地位，使它成为早期知名度较高的乐器。
晚于“号钟”的“绕梁”属于楚庄王，它是华元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华元曾是宋国的右师（宋政权机构的核心人物）。属于小枭雄级别的人物。据说楚庄王得到这张琴后，非常迷恋，常常弹奏。有一次，楚庄王居然连续七天不理国家大事，只顾弹琴。从这张琴的名字“绕梁”，我首先想到了一个典故“余音绕梁”。此典出自《列子》，说周代诸侯国韩国的女歌手韩娥去齐国，在齐国的雍门花光了钱，情急之下在那里开了一场个人演唱会。她的歌声如同长空雁鸣，令人落泪，演唱完之后三天，余音还在梁间环绕，因此留下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成语。从这个成语可以看出这张名为“绕梁”的琴魔力有多大。
楚庄王沉迷于音乐，荒废了国家大事，不但大臣们着急，就连他的小老婆樊姬也着急了，劝告他说：“君上，你过于迷恋音乐了。过去夏桀迷恋妹喜导致亡国，纣王迷恋妲己江山毁弃，你迷恋‘绕梁’，就不害怕亡国吗？”楚庄王听完樊姬的话，如同醍醐灌顶，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将“绕梁”琴砸得粉碎，至此此琴成为绝响。
读到此处，恐怕所有的读者都会为之叹息了。古代的君王荒淫无度，不反省自己缺乏自制能力，却把罪名加在外物上，凡是亡国的，没有一个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的，无不把罪名安在女人、奸臣、宦官、美酒，甚至于一张琴上。古代的史官也都糊涂，大多把罪责往女色、音乐、美酒上推。要知道，美的东西乃是上帝所造，它无错，错的是人。人有了欲望，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反而归罪于物，实在荒谬之极。
第三张琴名曰“绿绮”。这张琴和前两张琴相比更悲惨，因为它的主人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成名之前家徒四壁，但他颇有才华，曾为梁王作赋，梁王大为赞赏。为了表示自己的谢意，就拿自己收藏的一张古琴“绿绮”相赠。这是一张从上古传下来的传世之物，琴上的铭文说它是“桐梓合精”，琴身是由上等的桐木和梓木制作而成，这种完美的结合在古琴中是罕见的。司马相如得到这张琴后，如获至宝，非常钟爱，加上他高超的琴艺，从而使“绿绮”名动天下。“绿绮”的出名，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必然会演绎一段浪漫的故事。他在富商卓王孙家里演奏时，遇到了卓家大小姐文君，一曲《凤求凰》打动了姑娘的芳心。文君小姐不顾家人的反对，也不嫌司马相如贫寒，夜奔而去，做了他的妻子。像卓文君这样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又具有远见卓识的奇女子是人间罕见的。但是，司马相如实在算不上什么奇男子，他并不是一个忠诚的男人。他后来离家赴长安，受到汉武帝的赏识，终于功成名就。但是，他却成了天下第一负心汉，他常常用武帝赐的金子迎娶长安市最美的女子，风流之后立即抛弃。之后，反复演绎这等绝情故事。卓文君听闻后，曾写下著名的《白头吟》，司马相如看后惭愧不已，最终回心转意。相如文君的故事固然是千古佳话，可是相如的人品实在有些令人不齿。纵使他才华绝代、功成名就，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一旦背叛爱情，他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说，相如虽然拥有“绿绮”，但却非“绿绮”的知音，真正的知音是文君。所以我说这是一张悲剧之琴，还不如像“绕梁”那样砸碎了好。
四大古琴的故事中，也就蔡邕堪称是琴的知音。到了蔡邕的时代，其他三大古琴均已消失，只剩下美丽的传说，而蔡邕依旧弹奏着他的“焦尾”，流连于山水之间。
有一天，蔡邕在陈留，一个朋友请他去吃饭，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人在弹琴。他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原来屋子里虽然是喝酒喧哗的声音，琴声里却传来一股令人心悸的杀意。他以为是主人要杀他，所以赶紧掉头往回走。朋友正奇怪他怎么失约，仆人对主人说：“蔡先生刚来了，到门口却回去了。”因为蔡邕的名声很大，所以主人急忙追上去问他原因，蔡邕详细地把情况告诉了主人，大家都非常吃惊。琴师解释说：“我刚才弹琴时，看见一只螳螂伺机捕杀一只蝉，蝉差点就要飞走，螳螂随着蝉进退。我担心螳螂抓不到蝉，所以内心也跟着紧张。这难道就是杀意在琴声中体现的原因吗？”蔡邕笑着说：“由此可以看出你是一个高明的琴师啊！”
蔡邕这个人的道德文章固然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但是他身上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不羁，这和他身上的艺术气质分不开。《酒颠》记载了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说他虽然被称作道德君子，但是却恋酒，每饮无拘，常饮至一石，而且喝醉了就躺在大街上睡，被称为“醉龙”。这些故事加起来，他身上可爱的一面就活了起来。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刘宏死翘翘了。野蛮人董卓带着西凉兵进入了都城，从而开了军阀掌控国家政权的先例。原来的内阁倒台，蔡邕终于不用到处流浪了，他虽不情愿在董卓手下做官，但是面对带血的屠刀，他最终还是去了，担任了最高学府的校长和教育部长（祭酒）。董卓这个人虽然杀人很多，是地地道道的屠夫，但是对蔡邕却很敬重，且不论这种敬重的真假，总之使蔡先生有些飘飘然。他先后担任补侍御史、持书御史，后来还被任命为中央政府的长官之一尚书。史载：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尤其可见，董卓对蔡邕确实有些知遇之恩，无怪乎董卓死后，蔡邕会掉几滴眼泪。
初平元年，蔡邕被拜左中郎将。董卓强令汉献帝迁都到长安，由于蔡邕有追随之功，因此被封为高阳乡侯。封侯拜相，蔡邕可以说都做到了，这在汉武帝的时代恐怕是很难的。因为武帝时代，只有军功才能封侯，那些拼命半生的官员，尽管劳苦功高，但要是想封侯却不容易。所以说，蔡邕这个侯实在来得容易，虽然只是个乡侯。
董卓倒行逆施并未持续多久，就被司徒王允等一干人杀掉。这时候，蔡邕干了一件错事——同情董卓，结果被抓入狱中。很多人曾为他求情，希望让蔡邕用余生完成《汉史》，但王允坚持己见。不久蔡邕病死。当时的大学者郑玄曾感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素心才识焦尾琴，一闻音律知杀声。人人争说蔡中郎，史中犹传琴铮铮。作为一个时代的操琴圣手生命终结了，但他的风骨留了下来。鄙视也罢，敬仰也罢，真实的蔡中郎只有那张琴知道。
孔融：酒徒的幽默和生死——座上客多风流士，樽中酒为琼浆液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论盛孝章书》孔融推荐盛孝章，不仅出于朋友之意，更是出于爱才之心。他是一个善于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对知识分子充满了深切之情。盛孝章是汉末名士，曾经担任吴郡太守。孙策割据江东后对当地名士进行打压，盛孝章只得外出避祸。孙策死后，孙权继续了孙策的政策。孔融与孝章素来友善，知道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所以特别写信给曹操。曹操接信后，即任命盛孝章为都尉，可惜委任状还没有到，盛孝章已被孙权所杀。盛孝章和孔融均属过刚、过直的人物，也均有名士之风，甚至连生命结局也相同，由此也可看出孔融其人。这封信言辞不多，但却情真意切，遂成千古绝唱。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孔融了，这缘于“孔融让梨”那篇课文。文章想说明孔融是个懂得谦让、性情恭顺的人，但从孔融一生来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但成年后性情孤傲，充满叛逆思想，小时候也一点儿都不恭顺，倒是机敏有余，鬼点子不少。让我们且看此公的人生。
孔融生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字文举，山东曲阜人。说起他的祖宗，那可是大名鼎鼎，就是大圣人孔子，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都城洛阳。当时的河南尹李膺是个大名士，一般人只要被他一夸赞马上就会成为名人，知名度蹭蹭往上蹿。《后汉书·李膺传》载：“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可见此人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不过，李膺这个人虽然名气大，但却从不轻易接见外人，这就使人想见他倍加艰难。孔融像孔融虽然只是个孩子，但却很想见见这位大名士。这一点和今天那些崇拜明星的少男少女有的一拼，只是当时没有签名这个习惯，否则孔融会抱着砚台、毛笔请这位名士签个名。
某天，孔融到李膺府门上求见，守门的家奴看他是个小屁孩儿，就没搭理。孔融也不生气，而是一本正经地走上前去，摆足了谱，说：“我和李君家是世交，请去通报。”家奴一看他的气度，不敢怠慢，赶紧把他放了进去，同时跑进去向主人通报。主人李膺一听也感到惊奇，就想看看是哪里来的小鬼，居然如此大胆。当他看到孔融后，就说：“高明祖、父与仆有恩旧乎？”（你的祖辈、父辈和我们家有来往吗？）孔融从容不迫地说：“当然。你的祖上老子和我的祖上孔子有师友关系，我们两家数代交好。”他以李姓之祖老子（李耳）和孔姓之祖孔子的交情回答了问题，对自己来访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理由。李膺一听十岁小孩能够说出这么机敏的话，大为惊奇，满座的宾客也都个个称奇，称其为“异童”，李膺更是说孔融将来“必为伟器”。恰在此时，中大夫陈韪来了，看到嘉宾席上居然还有一个小孩，就有些不屑。有个客人把刚才的事告诉他，并称赞孔融的聪明。陈韪很随意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并不急恼，只是淡淡地说：“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了。”这句话把陈韪噎得满脸通红，也赢得了满堂喝彩。孔融的大名一下子传遍京城。孔融初次来京，不但见到了偶像还一举成名，实在令今天的粉丝们羡慕。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孔融的父亲去世了，这一年孔融十三岁。他居家守丧，博览群书，和所有调皮的孩子一样，喜欢看杂书。由于其涉猎广泛，学问精深，在整个州都很出名。当时，东汉政府正处于汉恒帝、汉灵帝两个败家子帝王统治之际，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形成了所谓的“党锢之祸”。一会儿是外戚一派掌权，拉拢一帮人砍太监；一会儿是太监一派掌权，拉拢一帮人砍外戚。总之，不论是哪一派掌权都没有好人，完全是狗咬狗，朝廷内外到处是狗毛。在这种情况下，言路遭到阻塞，正直的大臣想给皇帝进言也办不到。山阳人张俭是一个很有牺牲精神的人，他不顾危险，搜集了大宦官侯览和其家人的很多犯罪证据，向朝廷揭发。可惜不但揭发没成功，反而遭到侯览的诬陷，要抓他处死。他无奈，只好亡命江湖。当然，东汉时还没有水泊梁山，张俭要去投奔是不可能的。因此仗剑闯江湖也就成不了现实，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他逃到山东的时候，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孔褒，此人是孔融的哥哥。赶到孔家时，孔褒恰好不在，只有十五岁的孔融在家。张俭一看是个小孩，因此对他不太信任。但孔融岂是普通的小孩，他摆出一副成人的姿态说：“兄长虽然在外，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张俭一听，知道也没别的办法，就悉听尊便。孔融把他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准时给他送饭菜，风声过了以后张俭就安全地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个听到风声的人去向官府告密，说孔家收留了张俭。当地政府就派人把孔家两兄弟抓进了监狱，审判的法官对孔融和孔褒说：“你们二人到底是谁放跑了张俭？张俭乃是朝廷要犯，包庇他的人是要杀头的。”孔融知道哥哥是张俭的好友，大宦官侯览是不会放过的，要想保全哥哥的性命，只有自己承担罪责，因此他对法官说：“藏匿张俭的是我，你要治罪的话，就请治我的罪吧！”孔褒爱惜弟弟，便对法官说：“张俭是来投奔我的，这和我弟弟没有关系，要杀就杀我吧！”法官一时难以作出判断，孔氏两兄弟也在堂上争执起来，都说是自己藏匿了张俭，要求治自己的罪。法官对两兄弟争死非常感动，但他只是个小吏，无权作出决定，因此就把两人交给了皇帝。皇帝定了孔褒的罪，并将他处死。孔融虽然未能救下哥哥，但其和兄长争死、爱护兄长的事却传了开来，一时间成为美谈。平原郡的陶丘洪、陈留的边让都很有名，孔融居然因此和二人齐名，成为当时的大名士。
此后，曾有人数次推荐孔融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中平初年，他受到推荐，担任了侍御史。这个官职负责接受官员们的奏报，弹劾违法官员，有时也受命办理案件、镇压农民起义等，俗称“绣衣直指”。孔融担任这个有点特务色彩的官不久，因和自己的上司合不来，就撂挑子回家喝酒去了。不过，名士就是名士，很快司空府就请他去担任僚属。东汉的司空虽然名称好听，但并不是什么显爵，孔融作为属官只能干一些吊死问生之类的事情。不过他这个人干这个事情很出色，不久就被调任中军候。作为京畿卫戍部队的官，这个职位虽然不高，却容易升迁。果然，不久他就升任虎贲中郎将。看到这个名字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的眼里“虎贲”乃是猛士，挂这个衔的应该是《三国演义》中许褚和典韦那样的悍将才对，怎么会是孔融这个书生。但事实就是如此，孔融担任的就是这个官，职能是掌管皇帝的禁卫部队。
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孔融和权臣董卓闹了别扭，董卓想借刀杀人，因此把孔融赶到黄巾军闹得最厉害的北海郡（今山东昌乐一带）去当官。孔融到了这里后，果然遭到黄巾军的数次进攻。不过他还算能维持局面，加上他在当地的政治声誉很好，因此当时的人都称他“孔北海”。不久，刘备就向汉献帝推荐孔融，让他担任方面大员——青州刺史。当时的青州是黄巾军闹得最厉害的地方，曹操后来起家用的“青州兵”就是收编的这里的黄巾军。孔融担任刺史不久，黄巾军在管亥的率领下包围了都昌城，眼看就要城破命丧，刘备带着援兵来了，这才救了他的命。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青州再次发生了围城事件，大军阀袁绍的儿子袁谭率兵企图夺取青州，孔融命令士兵坚守。两军相持了几个月，每天城头上都有士兵战死，孔融却坐在书房里读书作诗，和宾客谈笑风生，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结果，不久城池被攻破，孔融在亲兵的保护下拼命逃了出来，妻子和儿子都成了袁军的俘虏。
曹操把持了大权后，把汉献帝劫持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任孔融为将作大臣，这个官职类似于今天的建设部部长，只可惜史料没有记载孔融在这方面的建树。孔融善于发现良才，他虽然自视很高，认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但实际上却心胸宽广，对人颇为宽容。如果有人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虽然当场不做肯定，但事后却会称赞这个人的才华。如果一个人有才，而自己未能发现，他就会感到遗憾。他喜欢和有才华的士人交往，只要是学有所长的人都会受到他的礼遇。史载，他在朝任职期间，“荐达贤士，多所奖进”。他在北海郡任职期间，就曾举荐过彭璆、王修、邴原等名士出任官职。他还向朝廷上书，请求把大学者郑玄的故乡高密改名为“郑公乡”。担任少府时，他还推荐了吴国名士盛孝章，写下了那篇千古留名的《论盛孝章书》。他在该文中说，“海内知识，零落殆尽”，表现出对知识分子寥落处境的担忧。他还向曹操推荐过祢衡，在《荐祢衡表》中称赞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忠果正直，志怀霜雪”，给予了这个小自己十二岁的人极高的评价，其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孔融性情耿介，清廉刚正，他所结交的人大多也类同，例如祢衡。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嵚崎磊落，疾恶如仇，恃才傲物，这就为遇害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当年他把祢衡推荐给曹操的时候，祢衡评价曹操属下的官员时，曾说“许都没有人物”。当有人问祢衡：“当今许中，谁最可者？”祢衡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这里所说的孔文举就是指孔融，杨德祖则是指杨修，都是性情过刚、锋芒毕露的人。后来曹操借黄祖之手将祢衡杀掉，又杀了孔融和杨修，三人的命运惊人地相似，实在令人扼腕。
孔融嗜酒，且喜欢交友，担任太中大夫时，每天都宾客盈门。面对高朋满座，觥筹交错，他曾经慨叹：“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的嗜酒，可以说是从他的老祖宗孔子那里继承来的。子曰：“唯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说，我喝酒不限量，但是保持在不乱性的程度。由此看来真正的大男人没有不喜欢酒的，而且孔大圣人还是个知识分子。清人吴任臣所撰《十国春秋》载：“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不但孔圣人喜爱杯中之物，就连他崇拜的偶像周文王也是个标准的酒徒。当然，身为万世师表，就算撒酒疯，也是关起门来撒，否则，要是被弟子看见了，就只能指天发誓：“天厌之！天厌之！”孔融很好地继承了老祖宗爱酒的传统，他不但爱喝酒，还引出了很多故事。
当时政府禁酒，孔融就加以反对。这个禁酒令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以白面奸臣形象出现在中国传统娱乐圈内的曹操。孔融不但以实际行动加以反对，还写了一篇著名的《难曹公表制禁酒书》，文曰：“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着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潖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着功于汉；屈原不哺裑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这篇为酒写的辩护词，可谓在世界酒鬼史上罕见的千古奇文。文章的大意是说，酒是个好东西（为德久矣），不但能够沟通人和神的关系，还有助于外交（以济万国），天上有“酒旗星”，地上有“酒泉郡”……上古帝王饮数千钟酒，所以开太平盛世；孔丘先生饮上百瓦罐酒，所以成一代宗圣……哈哈。孔融真是标准的酒徒，短短一篇辩护词，把酒的好处直接联系到天地人神古今。最令人叫绝的是文章中的反诘。曹操禁酒的理由是饮酒会亡国，孔融说施行仁义也会亡国，为什么不断绝仁义（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施行谦让也会亡国，为什么不禁绝谦让（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提倡儒学也会亡国，为什么不毁绝文学（鲁因儒而损，今令不文学）？迷恋女人也会亡国，为什么不禁女人（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曹大丞相无言以对。孔融此言，真是令人大笑。看来，能把喝酒撰写成文的人毕竟是有几分可爱的。
当然，饮酒也为孔融带来了不少灾祸。一个男人在家里喝酒撒酒疯，最多被老婆拧耳朵，再严重一点儿就是跪搓板、指天发誓、写保证书什么的。可是在曹操这样强势的娱乐明星面前撒酒疯是要付出代价的，罢官倒也罢了，严重到会掉脑袋的。《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附录中载，孔融被罢官后，“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真是脑袋可以掉，酒不能不喝呀。
一个男人如果超级喜欢喝酒，他可能只是个酒鬼。如果一个男人超级喜欢喝酒，而且还喜欢写诗和思考，那他就能成为诗人和思想家，不过这种思想通常是离经叛道的。孔融也不例外，他在《父母于子无恩论》中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天哪，这种话哪像是孔圣人二十世孙说出来的，简直就像是一个真正的酒疯子说的，这要是让孔爷爷听到了，还不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指着鼻子大骂：“忤逆之徒，无君无亲，天地人神共诛之！”这种思想和言论就算是放在今天，也是最激进、最招人诋毁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孔融只怕是最早对封建的亲亲伦理关系提出挑战的人吧！这都是酒的功劳。
孔融这个人放荡不羁，桀骜不驯，语出惊人，且透着幽默，这若是在今天最多算是有点儿另类，但在当时却埋下了祸根。特别是其用语戏谑，说话刻薄，更招曹操记恨。其说话刻薄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官渡之战后，曹操击败了袁绍，俘虏了袁绍的儿媳甄宓，并赏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却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孔融说这话的用意，问他此话出自什么典故。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回去一想，才明白是在嘲笑他们父子，虽然无比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能记恨在心。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终于找了个理由将孔融杀害了。孔融在《临终诗》中说，“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控诉了廉洁之士遭到残害，正直知识分子难以保全的黑暗现实。曹操杀孔融是有多种原因的，最重要的是政见不合。孔融忠于汉室，曾针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提出了“奉天子以从诸侯”的观点，实际上是要曹操还政于汉献帝，这就犯了曹操的忌讳。他对孔融容忍多年，只因他声望较高，所以一直无法下手，此时正好找到罗织罪名的机会。杀孔融的罪名是谋反、毁谤朝廷、不守礼法、和奸人攀附、不孝。除了不守礼法一条还有点理由，其他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杀人，对曹操这种屠夫来说，并不需要什么真凭实据。
孔融是东汉最重要的一位大学者。他继承了蔡邕以来的文章传统，擅长诗歌。魏文帝曹丕曾将他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说“扬、班俦也”，把他和大文学家扬雄、史学家班固相提并论。由于他的文章大多散佚，曹丕曾经花重金在全国悬赏收集孔融的文章，后来收集逸文二十五篇。但就是存量如此少的文章，在后世也屡次失传，现在能读到的就更加少了。
曹丕评价孔融的文章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应该说，曹丕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孔融文笔以犀利诙谐见长，例如《难曹公表制禁酒书》具有强烈的讽刺性，首先历数古代圣哲先王、文臣武将因酒建功立业的事，然后得出酒不害政的结论。他的文章很能反映其跌宕、犀利的性格，真可谓文如其人。
座上客多风流士，樽中酒为琼浆液。笑从祢衡杨修去，空留北海名士节。那个喜欢酒，又说话刻薄的孔融离去了，让我们去《世说新语》中饱览他诙谐精彩的故事吧。
曹植：失意人生和精神恋爱——才高八斗放浪形，一赋成就洛神名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洛神赋》描述美人，这段话堪为典范。说是美人，恐怕还嫌不够，应该是天人，因为曹植所描述的对象早已超越了凡俗之人，幻化成了女神。所有爱而不得的对象都是天人，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这种爱而未得的情愫是完全相同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叶芝在晚年的时候，对青年时的爱恋对象茅特·冈还念念不忘，写出了著名的《当你老了》一诗。那种神情，说是仰望天人也未尝不可。所谓天人，就是人天相隔，没有再爱的机会了。假若曹植和甄宓之恋确有其事，那么他们的爱情倒真应了“人天相隔”之语。
小时候读古典小说，每当才子佳人出现，常会有这样一句话：“貌比潘安，才比子建。”由此记住了子建这个人。所谓子建，就是建安大诗人曹植。而后看到大诗人谢灵运夸自己的才华时说：“天下文采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占八斗，我占一斗，余下一斗由古往今来的才士们共分。”这才知道“才高八斗”的典故说的是曹植，连谢灵运这么狂傲的人都推崇曹植，那他究竟是何等风流？
曹植，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公元192年，当时正是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代枭雄曹操，哥哥是魏文帝曹丕。曹植和所有天才少年一样，幼年聪慧，十岁的时候就已诵读各种典籍十万言，能即刻下笔成文。这让曹操乐得直冒泡泡，对这个儿子的前途充满了美好期望。随着曹操事业的上升，把持了汉政府的军政大权，曹氏家族的地位也日渐上升。最终，曹操被封为魏王，隐隐有取代汉献帝的架势。这时候，曹氏政权的架构实际上已经形成，曹操未来的继承人究竟选谁就成为下属们关注的焦点。曹操虽然儿子众多，但最有望继承其事业的却只有两个：曹丕和曹植。
古来王室兄弟为争夺权力斗得你死我活并不鲜见，曹氏兄弟也不例外。曹操一直钟爱曹植，好多次准备立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最终因为几起事件而改变主意，也许这就是曹植一生失意的开端。有一次，曹操带兵出征，曹植为父亲写了一篇送别文章，曹丕见弟弟受到父亲的嘉许非常妒忌。这时，曹丕的谋士悄悄告诉他，只要表现出伤心即可，曹丕的眼泪马上掉下来了。曹操见儿子落泪，也不由得动了真情。曹丕在父亲心中的地位立刻上升。读史至此，我不由得拍案叫绝，政治家的眼泪来得就是快。有一位评论家曾说，当美国总统最必要的条件之一是会演戏，看来早在千余年前曹丕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
曹丕和曹植为了获得父亲的欢心，在各自智囊人物的帮助下频频争锋，各有胜负。这让曹丕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率领大军将曹植的叔叔曹仁围困起来。军情危急之际，曹操任曹植为中郎将率援军出击。曹丕知道后，大为惊恐，害怕弟弟掌握了军权后逐渐培植起军中的势力，便以饯行为借口，邀请曹植喝酒。曹植虽然和哥哥争权，但却缺乏哥哥的那种心机，他太看重兄弟之情，完全未留防范之心。一上酒席，他就和曹丕的智囊们谈诗论文，纵酒高歌，居然忘了军机大事。等到曹操的传令官来的时候，他已经酩酊大醉，不可能再率兵出征。曹操闻听后，大失所望，认为曹植难成大事。
曹氏父子不但长期从事军事活动，而且都是建安时期文坛上的主将。曹操更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酾酒临江、横槊赋诗颇能体现父子三人的豪迈。在三人中，尤其是曹植最具诗人气质，他不但继承了父亲的豪迈性情，而且具有当时文人身上嗜酒、散淡、不拘小节的特点。有一次，他准备出城，居然打开“司马门”驾着车出去了。司马门在封建时代是王权的象征，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驾车出此门，其他人只能走侧门。平时司马门都是紧闭的，曹植居然不顾禁令，擅自打开权力之门。这令曹操勃然大怒，他虽然未惩治儿子，但却处死了曹植的车夫。此事发生后，曹植在曹操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立曹丕为世子。三年后曹操去世，曹丕继任汉政府的丞相，同时也继承了父亲魏王的爵位。面对哥哥青云直上，曹植倍加郁闷。他早年曾经著文说，“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胸中暗怀建功立业的大志，可是随着哥哥篡汉自立，这一切都成了泡影。称帝后的曹丕对弟弟颇为忌惮，他难忘争嗣之恨，因此处处打击弟弟。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曹植按惯例来拜见兄长。虽然身为皇帝之尊，可是看到风神俊朗的弟弟，曹丕心中再次涌起了一股妒意，他嘴边挂着淡淡的笑意，对弟弟说：“世人都说你才华绝代，独步天下，今天你就以兄弟为题，在七步之内作一首诗出来。诗中不许出现兄弟二字。”面对咄咄逼人的兄长、身边杀气腾腾的甲士，曹植悲伤了起来。他知道若是自己作不出来，可能今日就要丧命。他藏起悲伤，用清朗的声音吟道：“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句非常汗颜。这时候他的母亲卞太后也出来了，求他饶恕曹植，曹植这才免于一死。《洛神赋》（元代 赵孟頫）
尽管曹丕消除了杀弟之心，但是对弟弟并不放心，因此将他调到远离国都的地方。此后，对他仍然不放心，曾多次改封，封爵一降再降，一直调到临淄。在远离国都的封地，曹植终日沉醉于酒中，由于内心的彷徨和人生的失意，他常常醉酒狂歌，免不了撒酒疯骂人。有一次，他把曹丕派来的使者扣在封地，不让其回去。曹丕闻听大怒，立即派甲士去山东捉拿曹植问罪。他的母亲卞太后听说后赶来求情，曹丕知道弟弟最多就是撒撒酒疯罢了，倒也无法将他杀掉，因此将他的临淄侯爵位再次降级，封到更加偏远的地方。
这次改封对曹植的打击更大，他已经由当年的翩翩美少年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的人。日夜纵酒，只是为了消弭短暂的清醒，因为短暂的清醒容易让他想起一个人，正是这个人在安慰着他吧。这个人名叫甄宓，是魏文帝曹丕的妃子，也就是曹植的嫂子，同时也是他的精神恋人。这还要从汉献帝七年说起，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大战——官渡之战。曹操大军夺取了袁军势力范围内的冀州，俘虏了一个名叫甄宓的女子。她是上蔡县令甄逸的女儿，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为妻。文献载：“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曹操攻破了邺城，曹丕率先闯进了袁府，看到一个女子头发遮着脸，脸上沾满了灰，站在袁绍的妻子刘氏后面掉眼泪。曹丕问刘氏她是谁，刘氏回答说：“是我儿子袁熙的妻子。”曹丕走向前去，用手抚起她的头发，拿手绢为她擦干净脸庞，原来是一个绝色美女。曹丕离去后，袁绍的妻子刘氏说：“我们不会死了。”从这段传奇般的描写中就可以看出，甄宓是多么美丽。即便作为一个蓬头垢面的战俘，她的容颜依旧像一颗闪亮的珍珠般令人心动。也就是在这之后，曹植见到了甄宓，一颗心不由暗许。他曾经向父亲曹操请求娶甄宓为妻，但世事总是阴差阳错，曹操却将甄宓赐给了曹丕。他的心上人变成了他的嫂子。
尽管如此，甄宓的倩影仍然深深地印入了曹植的心里。他把对甄宓的所有爱恋都写进了《洛神赋》，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我不想翻译这段文字，因为任何翻译都是拙劣的。这是何等样的一个美人，若说她是神，那我也会信。普通人的笔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只有情人的笔才能写出这么美、这么眩目、这么动人心魂的篇章。我想，他真的是爱着她吧。可是囿于当时的道德规范，囿于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只能在心中暗念着她。
若世间真有这样的美人，那就太绝俗了，绝俗的人都不能为凡尘所容。事实也是，像甄氏这样貌美，却又多才纯真的女子（有诗为证）必然遭到凡尘的诋毁。曹丕做了皇帝后，曾经立甄氏为皇后，但是帝王的宫廷并不是一个女人的天下。和大多数帝王一样，曹丕的后宫中不乏女人，而且不乏醋意十足的女人。当时宫中就有两个争宠的女人，一个是阴贵人，一个是郭贵妃。她们处处和甄后为敌，并在曹丕的面前诋毁她。曹丕一方面由于公务繁忙无暇顾及，一方面由于受到蛊惑，逐渐对甄后冷淡。长期受冷落的甄后心中苦闷，因此作诗一首：“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这就是著名的《塘上行》，这首诗不仅道出了她的哀怨之情，也把一颗细腻的女儿心展露无遗，她那耀眼的才华像一颗钻石般闪闪发光。我常常想，她要是和大才子曹子建结为连理，那是怎样的绝配！《洛神赋图》（晋代 顾恺之）
甄氏的《塘上行》就像陈阿娇请司马相如写的《长门赋》一样，未能挽回负心人的心，反而为自己惹来大祸。曹丕看到这首诗后，勃然大怒，将甄氏丢进邺城的旧宫，后来赐死，年仅四十余岁。读史至此，不由得一叹，自古红颜多薄命，信然。
甄氏之死对曹植打击极大，几乎让他失去了活在人间的信念。可是，他仍然有期待，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躲开监视，毫无顾忌地自由呼吸。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哥哥曹丕病死了，他的侄儿曹叡登上了皇位，是为魏明帝。曹植本以为自己可以自由了，可是他的侄儿对他也不信任，为了限制和监视他，多次将他的爵位改封，玩的游戏和其父如出一辙。他最后一次被改封到陈郡，被封为“陈王”，他的身边仅有几百个老弱不堪的兵丁，伴随着他生活在暗夜般的王府中。公元232年，年仅四十一岁的曹植在抑郁和孤寂中离开了世界，他终于可以去见他的情人了吧。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这场绝世的精神之恋吧，看它是怎样的荡气回肠，看这才子佳人间的悲剧是如何的动人心魂。曹植无法和甄氏成为真正的恋人，就把这种感情写进文章，他在《洛神赋》中极尽笔法，描绘出了一个艳冠天下的美人。不！应该是美神。他和甄氏之间那巨大的鸿沟，就像是人神殊途，他的爱是真正的无望的爱。
关于甄宓的美貌，除了《洛神赋》中的描写，还可以参考另一则史料。《魏书·刘桢传》载：“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这段话的意思是：曹丕请邺下文人集团的高士们宴饮，酒喝到高兴处，叫自己的夫人甄氏和他们见面。同座的人一见太子妃出来，都赶紧跪在地叩拜，只有大文学家刘桢忘记了叩拜，平视甄氏。曹操知道后大怒，准备杀了刘桢，后来只是免官，罚做苦役。由此可见甄氏之美，刘桢被她吸引，居然忘记了尊卑之礼，落得牢狱之灾。不过，刘桢有可能是故意的。当别的伪君子都为甄氏的美貌所慑，偷瞄了一眼后，赶紧趴在了地上，只有才高气傲的刘桢敢于大胆平视这个美人，而且认真地欣赏她的美。
刘桢为了看美女而差点掉脑袋实在不足取，但是他的勇气倒也可嘉。无怪乎后世蒲松龄根据这则史料编了个故事，说洛阳有个名叫刘仲堪的穷书生，精通各种典籍，终日不出门在家里读书。一天正在读书，忽然闻到满室生香，不一会儿就听到女子身上挂的环佩在叮当作响，他非常惊讶，看到一个美女朝他走来。他吓得跪倒在地上，问道：“是哪里来的神仙姐姐，不曾拜识你，请恕罪。”女子说：“我只去了瑶池一会儿，想不到你已经在人间轮回了这么多次，当年的聪明也全部消失了。”刘仲堪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仙人在说什么。说完，这女子就和刘仲堪相对而坐，谈论古今，但这个笨书生始终不知所以然。不一会儿，很多侍女来伺候他们，当夜，他俩就在一起欢合，而侍女也都消失了。天亮后，那些侍女又来了，仙女就像不认识他一样走了，很有点一夜情的意味。刘仲堪苦苦问她的来历，仙女才告诉他，说：“我就是甄后，你是三国名士刘桢。当年你因我而丢官受苦，我心中实在不忍。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报你当年的情痴。”蒲松龄此话说得实在绝了，所谓报情痴也只有蒲松龄这样的情痴才能说得出来，曹子建这样的情痴何人报哉？蒲松龄的故事编得很精彩。接下来，穷书生问：“魏文帝在哪？”仙子说：“曹操还算个英雄，曹丕只不过是他没出息的儿子罢了。我当年在人间玩耍了些日子就回去了。如今曹操在地狱受苦，倒是子建给天帝修订典籍，我们能常见面。”之后，这个仙子就离开了。过了些日子又来了个女子，说是甄后的侍女，来做刘仲堪的妻子。结果有一天家里的黄狗跑了进来，看见这个女子就咬。女子吓坏了，赶紧往里面跑。狗咬下来她的一小段衣服，狠命地嚼，嚼得稀烂。刘仲堪就怀疑妻子是妖怪，妻子说自己不是妖怪，而是当年曹操铜雀台上的侍女，刚才的那条狗就是曹阿瞒。读到此处，我哈哈大笑，蒲老先生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但愿甄氏和子建真能在天庭常常相会吧。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飘忽若神，凌波微步。气若幽兰，华容婀娜。这是怎样的美人？陆游曾说，始信美人终成土，这是多么残酷，又是多么无奈的事情啊。精神之恋是美丽的，也是极端痛苦的。徐志摩曾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是的，这就是命，这是无情的命运。
后世对曹植和甄氏的精神之恋曾多有怀疑，尤其是一些专作考据的大学者。他们拿出了充分的证据，例如宋代的刘克庄、明代的王世贞都曾提出了有力的证据。首先，是当时的道德规范不允许，其次是年龄相差悬殊，不太可能。按照历史记载，甄氏比曹植大十几岁，袁绍当年被打败时曹植才十四岁，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向自己的父亲要求娶二十多岁的甄氏。因此刘克庄认为《洛神赋》和甄氏没有关系，后人之说纯粹是牵强附会。笔者虽然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但却不大喜欢考据学家，因为这帮人常常会做些焚琴煮鹤的事情，很浪漫、很美好的事情到了他们手里，就能给你搞得趣味全无。刘克庄等人的所谓考据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站不住脚。曹植要求娶甄氏，并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古人早婚，十四岁并不算早。曹植和甄氏的精神之恋违背当时的伦理道德之说也站不住脚，因为汉代、唐代的道德观念和宋以后的道德观念截然不同，中国对女性的束缚是从宋代开始的。在汉代，虽然鼓励女子守节，但也不反对女子再嫁。汉光武帝的姐姐守寡，皇帝亲自在大臣中选帅哥，给自己找姐夫。唐代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和弟弟，就把嫂子和弟媳都纳为妃。唐朝的公主们更是一嫁再嫁，公开寻找情人。从宋朝开始程朱理学兴起，对女性的束缚加重，就算是公主死了老公也得背上牌坊，普通女性就更不用说了。明清两代更是有很多守寡的公主，对平民的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刘克庄是宋代人，因此就拿宋代的道德观来审视汉魏，实在荒谬。另外，对此事进行质疑的多是清代人，清代是对女性残害最酷烈的一个王朝，文人中伪君子也不在少数，质疑此事实在很正常。
尽管笔者知道甄氏比曹植大十几岁，但仍然相信他们的恋情。因为年龄并不构成隔阂，爱是人类具有的最神秘，也最特殊的一种本能。情窦初开的少年常会爱上成熟的女性，我的好友曾给我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十三岁的时候，突然懂得了情爱，并爱上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他的数学老师，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女孩，比他大整整十岁。当然，他不可能向她倾诉爱意。他上她的课非常认真，每次数学考试都名列第一，就是为了得到她的夸赞。这位老师给他教了三年课，对他非常好，就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一直对她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后来，老师结婚了，他哭了很久。他告诉我，即便是现在他自己有了女友，他依然记得十多年前老师的样子。尽管记忆已经很模糊，虽然老师的孩子都上中学了，他想起她的时候内心还是有种眷恋，甚至还会梦到她。如果让他想一个女性，他说自己最先想起的还是那位老师。这就是精神之恋，人类最神秘的情感。我问过很多朋友，尽管他们这类经历不多，但大多都对初恋印象深刻。也许，甄氏就是曹植的初恋吧。
才高八斗放浪形，一赋成就洛神名。千古而下多情痴，又上铜雀泪涕零。今天的人们提起曹植，首先想到的是《洛神赋》和《铜雀台赋》，他用绝世才华让人们记住了这个不幸的女子——甄氏。这大概也算是一个情痴唯一的表达方式了，就算甄氏不能成仙，也应该无憾了。
阮籍：魏晋名士中可爱第一——大醉月余不复醒，一池杜康且离魂
今吾乃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故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暗于昭昭者不足与达明，子之谓也。——《大人先生传》阮籍喜欢老庄，因此在词句间渗透玄学之风。其行文颇有庄子《逍遥游》的风度，所谓“飘摇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汤谷，夕饮西海”，完全是背负青云、遨游九天的鹏鸟精神。然而，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他朝“九天”飞去，因此他就把自己泡在酒缸里。据说酒能防腐，于是乎阮籍就把酒精当成了自己的精神防腐剂。把《大人先生传》当作其人生写照，也未尝不可。
魏晋名士多是神仙一流的人物，但我还是动了斗胆品评的念头。在那个繁星闪耀的天空中，有七颗星最引人注目，那就是“竹林七贤”，他们好像天宇里的北斗一样令人仰视，且令人久久不忍离去。七贤中我最欣赏阮籍，在我看来他实在是同代人中最有趣的人，我将他评为可爱第一。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中的阮瑀，这正应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句话。阮瑀曾经担任汉朝丞相曹操的属官，是邺下文人集团中的翘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阮籍继承了家庭的文化传统，他和父亲一样，喜欢音乐，好文学。一个家庭有可能孕育出一个文化族群，这在中外文化史上均有所体现。例如，东汉末年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魏晋的阮氏叔侄（阮瑀、阮籍、阮咸），宋代三苏（苏《高逸图》中的阮籍（唐代 孙位）洵、苏轼、苏辙），英国勃朗特姐妹（艾米莉、夏洛特、安妮）等等，不一而足。总之，阮籍生活在一个拥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但我却常常怀疑他父亲是否真正影响过他，因为他的父亲英年早逝，他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另外，在性格上他和父亲完全不同，父亲身上是邺下文人干练、务实、恭顺的刀笔吏气质，而他则是犀利、浪漫、狂放的诗人气质，也许他仅仅遗传了父亲身上的艺术因子，其他内在的东西则来自久远时代的老子和庄子。《晋书·阮籍传》记载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世说新语》说他“风姿特秀”，从这些形容来看，即便是按今天的标准，他也是一个帅哥。他生活的魏晋堪称乱世，汉武帝以来儒家大一统的影响已经减退，知识分子人格上不再那么压抑，多多少少获得了一些心灵的自由。史书说，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或者终日闭门在家读书，几个月都不迈出门槛半步；或者登山涉水，几天都不回来。这些都还是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是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这句话的信息量非常大。首先是“博览群籍”，也就是广泛读书。读书（不包括读死书）能赋予人一种特殊的力量——智慧，它能使人穷通古今，明了世事，内聚生命的精气，外备任事的胆魄。其次是“尤好老庄”。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能使人洞彻人世，看穿所有的诡诈和浮华，在中国古代铁板一样的儒家道统上打开了一扇窗子，多多少少塑造了一些可爱的人物，这一点在阮籍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清楚了这些，再让我们来看关于阮籍的那些动人的传说吧，它远比小说家们苦思冥想出来的故事精彩得多。
阮籍是当时的大名士，因此很多身居高位的人都请他出任官职，以抬高自己的声望。他最初在魏国太尉蒋济身边担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他担任参军。这一时期正是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斗争最激烈的时期。阮籍看明白了权贵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局面，自己厕身于任何一个集团，都可能人头落地，因此干脆找了个借口早早脱身。果然，不久以后，司马氏在争斗中占了上风，曹爽被杀，很多追随曹爽的名士都做了刀下鬼。独揽大权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阮籍见躲不过，只好勉强上任。这个职位表面上是个官，实际上就是个秘书，并无实权。当时的统治者之所以拉阮籍这样的人来当秘书，目的不无外乎抬高自己的身份罢了。在之后相继辅政的司马师、司马昭幕府中，阮籍一直担任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之类的“花瓶”官职。既然不需要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他也就乐得逍遥自在，照样读书、喝酒、赋诗。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他的内心有着无法倾诉的压抑，他厌恶官场，可又摆脱不掉，只能勉强任职。
在司马昭身边任职久了，终无脱身机会。作为一个浪漫气质浓厚的人，阮籍的苦闷自不必说，他宁可生活在一种癫狂和酒醉的状态中，也不愿意混迹于官场。这时候，他听说步兵校尉营中的厨子善于酿酒，兵营中还藏有三百桶好酒，大为惊喜。他这个人虽然不愿意攀附司马氏，但是有好酒喝还是愿意“折节”的，当即要求做步兵校尉这个官。我翻阅各种史籍查询这个官职的职司，发现这个官职是从汉武帝时开始设置的，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也就是中央的卫戍部队，在魏晋时期属于领军将军，领兵不多，但是军衔很高。阮籍不愧是名士，他这个要求居然被同意了。不过他去了，镇压老百姓的事情是不干的，替军阀卖命的事情也是不干的，主要就是喝酒，喝光了酒一抹嘴闪人。他为饮酒而做步兵校尉，被后人称作“阮步兵”，“步兵”二字由此成为那些善于饮酒、为酒而痴者的头衔。
酒醉伤身，但是对阮籍来说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以此作为“挡箭牌”，免去了杀身之祸。由于他的名气很大，“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也就是说连权臣司马昭也想和他联姻，准备聘娶他的女儿作为儿媳，而拟娶媳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晋武帝司马炎。他不想侍奉权贵，但是又不想拿自己的脖子试司马氏的快刀，所以就干脆不停地喝酒，每天都烂醉如泥，结果大醉六十多天，搞得来提亲的人想和他谈聘礼的事也谈不成，天天看他的白眼，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以陷害嵇康而为人不齿的钟会拿时事来“请教”他，企图抓住他话中的把柄，但是由于他总是酒醉，言语不清，说话颠三倒四，最终也没有得逞。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说他在步兵校尉营喝酒喝腻了，就请求出任东平相。到地方赴任的时候，只骑着一头驴，到了官衙，把围墙也扒了，把前后的厅堂屏障影壁也都推倒，令府内一览无遗，处理政务透明化。看来阮先生不仅仅会喝酒，处理事务也确实有两把刷子。司马炎一高兴，就任命阮籍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大将军的属官，属于将军府的参谋一类的官职）。有一次，司法机关说有一个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说：“哎呀，杀了老爹也就罢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周围的同事都认为他胡言乱语。坐在上座的司马炎也说：“杀父是人间最大的罪恶，怎么能说也就罢了？”阮籍却慢慢地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杀父亲是禽兽；杀母亲，却是连禽兽都不如了。”众人对他的话都深感有理，叹服。《晋书·阮籍传》载：“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上文前两句翻译出来就是：阮籍嫂子回娘家，他一直送到村口。别人以此嘲笑他，他理直气壮地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设置的么！”在此，我称阮籍为“真人”。送一下自己的嫂子怎么了，人之常情也，只有那些心理阴暗、想法龌龊的假道学先生才会搬出所谓的礼法来非议。
阮籍家附近有个酒馆，这老兄常去喝酒，恰好这酒馆的女主人是个大美女，虽然不是卓文君一流的人物，但也算是“沽酒西施”。作为老主顾，阮籍不但喝酒还看美女，这可是所有酒鬼的梦想。有一次喝醉了，就倒在美女的身旁睡着了。美女的丈夫知道阮籍此人是货真价实的君子，所以丝毫不介意。估计平时阮籍在喝酒的时候没少和酒馆的男主人谈古论今，所以彼此知心，酒馆的男主人也对自己的美貌妻子深信不疑，可惜历史没有记载这“伟男子”的大名。
有一个兵家美女还没出嫁就死了，阮籍不认识她家里的任何人，直接跑到墓前去吊唁，而且大哭一场。我想我是最能明白这种做法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皆有惜美之心、爱美之心。我若是看到一朵花被践踏，一棵秀美的树被砍伐也会伤心，何况是一个美女。幸亏当年写传记的作者也是高人，能够理解阮籍这类神仙一流的人物，所以才有“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的评价；要是被今天媒体上这帮大人先生们逮住，不挖掘出他十条八条八卦新闻才怪，搞不好再来个“艳照门”事件，阮籍先生的千古酒名可就毁了。
阮籍常驾着鹿车在荒野里乱走，走到没有路的地方就下车大哭，然后返回，真是率真性情。我常常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有大哭一场的冲动，当然，不是走到马路上迷了路的时候，而是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人生问题的时候，所谓精神上的出路没了，由此可见我也是阮籍一流的人物。当然想是这么想，哭是不能哭的，否则别人会把我当成精神病，所以我在精神上是阮籍，在现实中我还是我。
魏晋名士常常以一些怪诞的行为来表示自己对礼法的蔑视，阮籍也不例外。他曾赤身裸体地箕踞室内，别人责备他行为不端，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室，以屋宇为裤，你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干什么？搞得责备他的人汗颜不已。在他看来，那些死守封建传统的伪君子，大多数和他衣裤里的虱子没有区别。
中国的文化传统极讲一个“孝”字，作为亲子之间的爱，这本是极根本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古代，“孝”的含义已经脱离了亲缘的本质，而变成了统治体系中的一环。它不仅虚伪，而且变成了一种程式化的东西。例如，汉代曾经把“孝”作为一个人当官的前提条件，这就把道德层面的东西和制度层面的东西等同了起来，简直荒唐透顶。史载，一个儒生母亲去世后，恪守儒家传统，远离娱乐、酒食、女色，守孝三年，后来被地方官推举为孝廉。不过后来人们发现，他在守孝期间偷偷生下了一群小孩。由此可见，儒家的所谓“孝”实在是迂腐到了极点。真正的孝在于人的内心，而不是形式，它不是一种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爱和悲痛。阮籍虽然性格狂傲、放荡不羁，但对待母亲却极为恭顺。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下棋，他的对手要求停下来，让他去忙丧事，他却坚持一定要下完棋。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使得观者极为震惊。下完棋后，他从别人手中接过酒壶连饮两斗，这更是大逆不道，因为在当时的礼法中，母丧期间，不但要悲声，而且要禁绝娱乐活动，戒除酒肉，可阮籍不但继续下棋，还大口饮酒。就在众人流露出惊讶不解的神情时，他突然大哭起来，且边哭边吐血，这不是一般的伤心，而是真正的悲痛。按照中医学的观点，一个人伤心到极点，会出现泣血现象。
阮籍母丧期间，同为名士的嵇喜来吊唁。按照当时的礼法，客人吊唁时，主人必须回礼，但阮籍却翻着白眼，眼睛望着屋顶，根本不看来吊唁的人，这让嵇喜很没面子，只好面红耳赤地离去。嵇喜走了，他的弟弟嵇康来了。嵇康夹着古琴，抱着美酒，来到了灵堂前，阮籍当即露出了青眼，这就是“青睐”这个典故的由来。阮籍以青白眼视人，对他赏识的人就示以青眼，而对那些满嘴名教道统的伪君子统统给予白眼。只有像嵇康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懂他，以琴声吊唁，以美酒祭奠，这对阮籍九泉之下的母亲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了，因为她有一个人格完整的儿子。
在这里必须说的是，在吊唁的人中，还有一个叫裴楷的人。他祭拜时，阮籍也披头散发、表情麻木、白眼示人。对此，裴楷显得很坦然，倒是旁边有人愤愤不平，一人对裴楷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必须有所反应，可是你吊唁时，阮籍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你为什么还祭拜？”裴楷的回答颇有些今人彼此尊重个性的意味，他说：“阮籍这个人已经超越了礼法，所以可不讲礼法；而我还在礼法之内，因此必须遵从礼法。”余秋雨先生认为，裴楷是礼法中具有魏晋风度的人，总之这也是一个蛮可爱的人物。
母亲下葬时，阮籍吃肉喝酒，然后才和母亲告别，儒家的伪君子们是不会理解这种行为的。一个人伤心到了极点，苦闷到了极点，在精神上丧失了最后的一丝亲情温暖时，常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例如狂饮，或做出一些独特的举动。这些方式别人很难理解，只有悲伤者自己明白。阮籍的这一告别举动，有多少人能明白呢？他内心隐藏着剧烈的伤痛，就像一炉炭火在烘烤，这使得他在告别时又吐血数升，以致昏倒，几乎丧命。那些假装悲戚、在形式上搞排场的人，对此能不汗颜？今日依旧有很多人大办丧礼，搞形式上的那一套，可以说古今如出一辙。
据《世说新语》记载，阮籍安葬了母亲之后，参加了司马昭的一个筵席，席间不免吃肉喝酒，大儒何曾当即站出来指责阮籍，他对司马昭说：“君侯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是处于服丧期间的阮籍却在这里吃肉喝酒，大大背离了孝道，应该严加惩处。”这就是道德杀人，在中国古代用“道德”来杀人、残害人的事比比皆是。可是，当时那个时代已不是汉文帝、汉武帝时期的汉朝，那个时代的思想已经完全不同。司马昭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善茬，但至少是个真小人，面对何曾这个伪君子的挑唆，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难道没看到阮籍悲伤过度吗？他身体虚弱吃喝些东西也无可厚非，你既然无法为他解忧，还放臭屁干什么？”听到此话，何曾也只能悻悻然了。
阮籍登广武山，眺望楚汉战争的古战场，感叹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此更可以看出我和阮籍的相同之处，我二十岁的时候才看到长江，印证自己梦里萦绕了千百回的三国故事，尤其是遥想风流倜傥的周公瑾，曾口占一绝：“少年儿时慕周郎，未能横戈古战场。时空若退数千年，安知吾非风流将。”只不过他是酒鬼，我不是。
也许是长期饮酒伤身，也许是他想找他的老朋友去了，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去世了。大醉月余不复醒，一池杜康且离魂。亘古可爱数第一，至今犹思阮步兵。随着他的身影远去，更多的人在仰望他。
嵇康：我琴声里的隔世知音——孤松之姿附白云，广陵一曲成绝响
乃斫孙枝，准量所任。至人摅思，制为雅琴。乃使离子督墨，匠石奋斤。夔襄荐法，般倕骋神。锼会褒厕，朗密调均。华绘雕琢，布藻垂文。错以犀象，藉以翠绿。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锺山之玉。爰有龙凤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丽也！伶伦比律，田连操张。进御君子，新声憀亮。何其伟也！——《琴赋》嵇康痴迷于音乐，故而作《琴赋》，作《声色无哀论》，尤其是他的《广陵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绝响。他在这段文字中，极写制琴的工艺、琴的华贵，又以俞伯牙、钟子期的典故来比喻弹奏者和聆听者的契合。不知“竹林七贤”中谁是他的知音？或者当时并无他的知音。那么我来做知音吧，尽管我们隔着这么遥远的时空，但他的影子却在我的眼前。
我是一个热衷于音乐，尤其爱好古典音乐的人，因为音乐是真正来自心灵的声音。在这个寂寞的夜晚，我摊开书卷，往电脑里放进一张CD，倾听一曲千余年前的音乐，弹琴的人叫嵇康。激扬的琴声袭向我的心头，我的灵魂已经出窍，缥缈于空中。我不知道是我穿越时空走进了他的竹林，还是他通过琴音坐到了我的对面，但是我知道，这一刻他是我的隔世知音。
我走进竹林里，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他。他那孤松般挺拔的身姿临风而立，卓尔不群。一阵清风吹来，衣带飘飘，他微微一笑，抱起片玉古琴，朝修竹清雅处走去。到了水边，将琴放在青石台上，净过手，盘腿静坐，片刻之后，仰头看着清风吹过的天空，一只白色的鸟儿飞过，似乎那就是他自由的灵魂。我知道他要弹琴了，他要弹那一首失传千年的曲子——《广陵散》。从他弹琴之前的准备工作，我就能感受到古代名士的嵇康《养生论》（宋代 赵构）生活品质，尤其是精神层次上的讲究更是达到了极致。
关于弹琴的讲究，《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有过精准的论述。她说，琴是圣物，古人制作它是为了修身养性，陶冶情智，抑制内心的浮躁，享受终极的平静。弹琴的时候，必须选择安静明亮的屋子，最好是在高楼之上；如果是在林中，就要选择山岗或者峰巅；如果是在水边，就要在天地清和，最好是风清月朗的时候，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平和，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此刻，我的心如此平静，好像一只盛装圣物的白玉盘，我感受到了那种与神合灵的默契，一种灵台明镜般的超然。
古人说，知音难寻。孟浩然就有“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句子，这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刺痛，一种从灵魂深处萌生的孤独。为了排遣孤独，居于林泉之下的音乐家们对着清风明月，对着苍松怪石，对着野猿老鹤，对着万壑千山，弹出了一曲曲来自心灵的声音。但是，此刻嵇康不必再寂寞，因为我在倾听。他仔细地整理着衣冠，将他的鹤氅抚平，将他的高冠戴直，用香熏过手，方才坐在第五徽的位置上，从容地抬起双手，轻轻地抚过琴弦，舒卷自若，琴声顿时弥漫了整个空间。我的身心突然之间陷落，陷落在一场剑拔弩张、金戈铁马的战争中，我仿佛看到聂政刺韩王的那一刹那，他那决绝的眼神。我恍然明白，这就是《广陵散》。
我从一个人开始聆听一首曲子，又从一首乐曲走近一个人，走近这个我仰慕的一千七百余年前的人。我知道，他叫嵇康，字叔夜。生他的地方是谯国铚县，在我这个时代叫安徽濉溪，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但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知道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他本姓奚，先世为了避乱迁到了嵇山脚下，干脆就以山名为姓，易奚为嵇。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自将他和哥哥嵇喜两个人抚养大。由于他从小没有严父的约束，在自由自在的环境里长大，也就没有沾染那些被驯化的陈腐气。他长得很俊逸，用玉树临风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如果是在今天，走在大街上会引来无数女人的目光，她们会为他的帅气而驻足。他究竟有多帅，可惜我不是丹青妙手，不能绘制下来，让我拿着历史这面镜子映照他吧。《晋书·嵇康传》载：“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资，天质自然。”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他很有风采，风度翩翩，但却放浪形骸，不把自己的帅当回事，从不修饰自己（晋代男性也涂脂抹粉，注重修饰），他的这种举动不但未被人们轻视，反而说他有龙章凤资，可谓真名士自风流呵！《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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