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冠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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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书来试读：
名言
信函的衰退，笔记本的崛起！ 人们不再给别人写信；他们写给自己。——苏珊·桑塔格序：记住信札文化沈昌文
同冠生兄相交几十年，这次我才发现，原来他老兄也是文化界信札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
我是出版界的老编辑匠，这一行干了一辈子。干我们这一行的，通信是重要交际手段。我们要常同不少大学者写信，向他们请教、约稿。他们的复示，就是我们的宝贝，值得我们反复拜读，永久珍藏。比如吕叔湘老人家，我几次向他请益之后，他几乎每月给我一封信，畅谈对我所编书刊的意见和看法。我每次读他的来信都几乎感动得下泪，老人家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
当年我十分喜欢同海外与台湾的书友通信和请教。我觉得，他们对信札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比我们更珍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书信被“造反派”抄获往往是致人死命的重要手段。这我所见多矣！
但更奇怪的是，海外朋友的信札大多还注意形式，如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国内的朋友多不如此。国内的特别是共产党内的朋友来信，我只见过一位海宁查家出身的同志，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余未见过。
读冠生兄此书，我懂得，信札文化在全世界都受重视，因为它既具史料价值，又具艺术价值。这使我又想起一件小事。上世纪80年代我筹备出版一位保加利亚作者写的一本书时，发现书中所引马克思的书信在国内出的有关文集里都只列出原文，不加翻译，原因是那里谈到了性的问题。我们当年连马克思老人家的书信都要忌讳，还谈得上别人吗？
但是，我担忧，在世界范围内，信札文化都会渐渐退化。因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用笔写信了。有事，发个电子邮件，谁还拿起笔写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冠生在做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我祝贺他！2016年7月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张謇：“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辛亥革命后，熊希龄为内阁延揽“第一流人才”，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制定农、工、商、矿各业法令，规划全国水利设施，设立棉、糖、林、牧等试验场，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百业待兴。
治国平天下之时，张謇未忘家中幼子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张謇存稿》五十多万字，十之八九是函电、书信，可直接作“张謇书信”看。其中家书百余封，老牛舐犊，有趣，有味。文字中有个很醒目的主题——培养良好习惯。
其时，其子正读初小，初学写信，与张謇书信往还过程中，凡有文字疏漏，必能得父亲纠正。一次，其子来信是托人所写，张謇即回信说：“儿须知父苦心，细细看过，一一收好。须用纸夹，收得整齐。儿不会做者，交德润做。儿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记得儿五六岁时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别人做辄哭，可见儿本性是勤，现在寄父之信，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
张謇十分看重课堂之余的修习。知道儿子喜读诗，便打算专为其选些古人小诗，供其课外阅读。他对家居生活中的闲言碎语比较戒备，为此曾寄《徐霞客游记》给儿子，嘱咐“无事时可看一小段……胜似说无益话”。为帮助儿子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张謇还曾提示说：“每日上课外能有两三小时安心用功，不愁不长进。儿其自砺！成人之基在是。”“国文须自于星期或课余温习，勿使荒落。”
习惯养成，存乎细节。张謇家书中，多处可见他在细节上对儿子的督导。儿子十五岁上给他写信，大概觉得自己长大了，遂在信封上以字署名。张謇读过，回信时由“字”说起，循循善诱——“古之人冠而字，以其有成人之礼，而尊其名也。今儿裁十五，父虽曾为之字，而未以命之也。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可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于礼教，不可不知。”
由此开始，张謇愈加注重儿子为人之道的训导。在校中，“对教师须温敬；对同学须谦虚”。入社会，“世道日趋于乱，人心亦趋于恶，君子处之，唯有中正澹退。儿若观《易》，当能悟父所言。儿处人须时时记定‘泛爱众而亲仁’一语。尤须记‘谨而信’一语。所谓《论语》《孟子》，信得一二语，便终身受用不尽也。平日勿雌黄人物，勿随众浪掷可贵之时间，作无益害有益”。“外间谣言日多，坏人日众，儿慎言慎行，为时时须注意之事。”
或是因为张謇对礼崩乐坏的感受特别强烈，另一封家信又嘱咐：“世道人心实不堪问，儿在外务须择交。设有所闻，少发议论，议论高，招人忌；议论鄙陋，惹人訾。”这自然是张謇的经验之谈，不过，儿子尚小，缺少经验，尺度难把握，若因此小心到谨小慎微，临事欠坦荡，为父者恐怕会另有忐忑。故，言教之外，张謇施以身教，告儿——“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不事机诈。人之以机诈待父者，往往自败。然父仍含容之。所谓君子落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也。”
张謇超迈，也期待儿子既仁于世，且游于艺。为此，养性怡情的功课不可少。他曾以家中庭院栽种的核桃、腊梅为题赋诗，写在信中给儿子读——“生平手植众草木，一华一谢皆关心。二树当年本移置，数尺列我堂之阴。堂成三千六百日，岁岁度高三两寻。一树累累甫结实，喜笑待荐祖考歆；一树繁花媚残蜡，照窗万点堆黄金。方期嘉树为娱老，婆娑其间啸且吟……”
家庭教育之外，广开民智是张謇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观其一生事功，主要集中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三者之间，又以教育为轴心。对教育事业的意义及发端，张謇朝思暮想，且啸且吟——“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启民智必由教育”;“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也”……
不妨说，张謇创办实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兴办教育事业积累资金。1903年，他在南通创建通州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从1903年到1907年，他为该校投入经费十八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他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利润，其余是他和亲友的捐款。
采取这种模式，秉持“师范为教育之母”的理念，仅在南通一地，张謇就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私立实业敬孺初级中学、东台母里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他说：“鄙人立志办师范学校，盖始于此。”他还留下了“家可毁，师范不可毁”、“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的遗教。张謇留下的文字中，有他对学童上学行路远近的考虑。
1906年某日，张謇写《论通州乡镇初等小学事寄劝学所教育会函》，表达前瞻之虑，函中说：“州境方一万里，合有初等小学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纵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计校距离最远之学童为二里半，每日上学散步，行走十里，兼亦以是令学童练习勤劳也。而（我）昨自崇明久隆镇至牧垦公司，是日小雨，乡僻道路，泥泞非常，念如十岁以内学童，必不能胜此十里之行走……拟改为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是为纵横四方里。”
张謇以国务政要之身，亲民恤童之心，设身处地，细察寻常而不经意的疏漏，以改善格局，照顾学童脚力，此善何人可及？梁济：“真堪向天大哭”《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清朝末年民政机构一个小官员。职位不高，见识不低，心志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今者躬遇一代之末，一国之开，世道人心不绝如缕，思以一身讽世。”“不绝如缕”本义是快要断掉，常指危局。梁济眼中的世道人心之“危”，在其《敬告世人书中》有明白表达——“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争名攘利，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势将使吾国之教义沦亡无存，吾不知前途何所底止，真堪向天大哭。”
真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型士子。如此情怀，来自家教。梁济自幼生长于“严正有威，管摄周密”的家庭氛围。其外祖父“得秋冬气，严凝刚肃”，对儿辈孙辈皆督责笃实，毫无马虎处。“手容足容色容身容”，都有严格的尺度要求。“动作不庄，随即觉察”;“稍涉于玩，必加痛抶，尤以说诳为厉禁”。
在这样的家庭中，梁济的母亲也成为其时代少有的饱读诗书之人。他曾回忆早年庭训中的母教——“吾母墨迹尚有可宝存者数本。手写《大学》一本，亲自裱褙缝订，为余开蒙时所读者，自同治甲子起至甲戌常温诵之……余六岁在良乡外祖母家，能背诵《大学》带小注通本，为三姑母暨吾母所喜悦。”
另有一书，名《五种遗规》。梁济被规定“逐日逐篇，不许间断”。别的书，或可暂不求懂，能背诵即可。此书“如有未解，必讲说开导，俾得了然”。原因是此书讲“为人之本，不可忽略，欲做好人，须从此出”。
如此养成的好人，碰上世风日下的时代，浩叹回天无力，心情又回到读书上来。梁济遗书中，有大段文字追悔自己当初不好好读书——
余幼孤赤贫，性尤鲁钝，无志趣，不锐学，又家中未延师教授……于学问门径毫无所窥，识见陋极。少时闻潘佐阶指示读顾亭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国朝经世文编》等书，母由良乡所存山西书麓中取出《日知录》交付，然以知识低下，俗冗纷忙，视为不急，始终未读。又生平常想俟境遇清闲，将未读之书补行读完，如《史》《汉》《左》《国》、诸子等书真读一番，细心研究，乃回溯数十年，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竟未暇读。近廿年时事日迫，年矢日催，又思细阅时务新学诸书，亦未暇及。
格物致知既然不足，修身齐家或可指望，治国平天下则谈不上。梁济心忧至愤，无力平天下，有心醒天下，想到殉身，在遗书中写下自白：“今世风坏到极点，先民古训破坏难存，正急需以德义挽救世风，而人人不务操修，正与救世相反，譬如世有需求，而人无供给，余故勉承母教，作事不避迂拘，思唤起世道人心，去浇薄而就诚笃，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
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有其父“以一身讽世”的决绝与从容——“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一个小官员的自杀，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震动。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说：“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以身殉了他的主义……他的几根老骨头，比那班满嘴道德暮楚朝秦冯道式的元老，要重得几千万倍。”
胡适在该刊第六卷第四号发文章说：“巨川先生致死的原因不在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至自杀。”
徐志摩借题发挥作文：“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
梁济为民族性灵存废所虑，极度失望之际，尚怀一丝希望，观数年，思数年，写数年，终至绝望，一朝投湖。与其说是殉清，不如说是殉其理想之国。在《敬告世人书》中，他说：“此事有千言万语，思欲遍告世人，而心血已枯，笔性最钝，言语艰涩……国变已数载，吾犹尚存，与我素志不符，深觉可耻。”
其谓“可耻”之尤，曰：“官场风习，不惟狃习旧污，抑且变本加厉，于数千年改革之大机会并不视为可重可珍，始终存一自营利禄之心，并无乘势澄清涤秽更新之意，一任伦常破坏，不求代价相偿；一任事理不公，不计再酿革命……致使政治变成伪善，全国人之观念愈趋愈卑……今日剥民膏以养多数无用之兵，其害更惨于甲寅百倍，驱迫国人为娼为盗，否则即不能存活，而一般人犹抱乐观，是尚有我存身之地乎？”
故，说梁济慷慨赴水仅是殉清，有点小看这位“最知耻的人”。他的眼光远大得多——“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清国者，亦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民国，于吾中国立国之本根关系极大，故以一死泣告世人。”如今，民国之断送已成事实，继民国而起之国如何？仍在梁济念中。任芝铭：民国扑面而来《任芝铭存稿》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任芝铭（1869—1969），河南新蔡人，清末举人，孙中山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后，奔走民主共和。北伐时期，花甲之年从军；抗战爆发，七十岁上“参加张轸师长抗日工作”，襟抱可见，亦知这位百岁老人一生居乱世。
1928年1月7日，任芝铭写信叮嘱家人：“当此乱世，金钱越多，目标越大，即危险亦越甚。俗言‘有钱难买乱世贫’，此话虽浅，实有至理。吾辈此后至多光阴，不过数年，或十数年耳。有福能享，才算真福。”
写此信时，任芝铭年届花甲，人在武昌。他听说妻子在家“近又买金姓宅基一处……地五十亩”，故书此信，表示“不能不惊服吾妻之能干”之后，说出这番话。为享“真福”，任芝铭于当年回到家乡，以家中产业为资本，创办今是学校。其后二十年里，他为该校支出大量地租收入，为社会培育人才。
1938年冬，任芝铭送女儿任均到延安投身革命。其自传说：“送六女均到延安，谒见毛主席，向索游击战术，尚未编出。惜未多请教益，入宝山而空回，追悔无及。”
1939年5月，“第十三军军长张轸拒绝执行汤恩伯‘向后撤退’的命令，下令与日军正面对抗”，遭撤职。任芝铭因此返乡，继续从事新学教育，任县中学董事长。在军政方面事务中，他先后就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高级参议、新蔡县参议会议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纵观任芝铭一生，可谓亦文亦武，能上能下，为学为政，不求不居。其女婿中既有革命者孙炳文，也有哲学家冯友兰，亦可看作其纵横政学两界的印记。
1977年秋，冯友兰夫人病故，留下一个纸包。里面是她保存的父亲遗物，有证书、家书、委任状等。其中的家书厚厚一卷，是其母亲当年仔细粘贴、缝订成卷的。
这是任芝铭“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记录，更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物证。这份遗物逃过了“文革”浩劫，传到任均手上。三十年后，任均交给儿子王克明。
2010年，王克明打开纸包，细读任芝铭书信诗文、工笔小楷、斯文华章，感觉“民国扑面而来”，越读越觉得放不下，遂用心查证注疏，整理出《任芝铭存稿》一书，还原了一份难得一见的民国早期知识分子家国文本。
青年任芝铭曾以教读私塾为生，是个“东奔西走的教书匠”。他一度守持“不入政界主义，以为隐身教授，取足自给可矣”。为此，民国初立时，好几个县争着请他去竞选县长，皆不动心。
也正因身为知识分子，更能体会知识的益处，他特别看重孩子接受教育。在“砚田所入，不足供诸女求学之需”时，任芝铭深感“平时宗旨，转嫌自误”，遂放下身段，到陕西做了一年多的地方官，增加不少收入。
一封家信中，他告“纬女、载女处，前又各为汇去一百元（共二百元），目下当已接到矣。三女与五女，两人全年学费，共需六七百元。吾已告载女，承认负担……纬女住京，耗费过大……今汇给百元，聊作接济”。
信中说的“纬女”，是任芝铭二女儿任纬坤，亦名任锐，后来嫁给孙炳文，是孙维世的母亲。当时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载女”指任芝铭三女儿任载坤，后为冯友兰夫人，宗璞的母亲。
任芝铭一生文武双全，自多传奇，又兼女儿如花，女婿英杰，任家故事以及任家人能讲的故事自然不少。
如，任芝铭“文存”中写民初轶事，披露了“袁世凯称帝，谁是最后的决定人”，诸多读者在此会见到一个陌生名字：段芝贵。此人祖籍安徽，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任黑龙江巡抚，民国元年任拱卫军总司令，1915年督理东三省军务。袁世凯对称帝一事迟疑不决时，其“力劝袁称帝，这才作了最后决定”。
又，袁世凯称帝未满百日“气急而死”，生气原因多有说法。任芝铭说是“唐天喜气死袁世凯”。唐自幼在戏班唱小旦，长相俊美，深得袁世凯喜爱，用作近身仆从、护兵，后升至总统府警卫团长。任芝铭曾在唐家作家馆教师六七年，知内情，认为其奉命带兵往湖南打蔡锷时被收买而背叛，对袁刺激最为深巨。
任芝铭文章说：“唐天喜的妻子听说袁世凯死了，从开封到北京去吊唁老上司。袁克文的母亲见她大骂，骂唐天喜忘恩负义，气死了袁世凯。说，就是你们把老头子气死了，害得我们一家好惨，现在还假装没事人，前来吊孝，赶快滚出。”
传奇一生，享寿百岁，与任芝铭相关的故事确实不少。任锐1927年勇救丈夫，也是值得一说的民国往事。
当时，孙炳文在上海，因有人告密而被法国巡捕逮捕。“任锐租轿车欲闯法租界救人，被同志劝阻。旋赴武汉找老友汪精卫，却被陈璧君拦阻。任锐闯入。汪精卫听她一讲，马上给陈璧君的妹夫、带人认捕孙炳文的褚民谊写信，让他放人。信交任锐手，却被陈璧君一把夺去，不让汪精卫管。任、汪无奈。孙炳文被害后，任锐曾在武汉面见陈独秀。陈独秀给她五十元大洋。任锐没要钱，哭泣而去。”
大小故事，书中多多。宗璞为该书作序说：“许多不为人知、无从想象的历史细节，残留在民间文献里……珍贵得很……八十多年来，几代家人默默接力……使得姥爷这书，勾结了古今，清晰了历史，厚重了文化。”梁启超：勤恳尽本分便是堂堂一个人《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1923年11月4日，梁启超倡议七年之久的松坡图书馆终得在北京正式成立。他高兴到醉，于次日写家书给长女梁思顺说：“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热闹了一天。今天我一个人独住在馆里，天阴雨，我读了一天的书，晚间独酌醉了，好孩子别要着急，我并不怎么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谈什么，想不起来了。”
这段文字里，或有些醉意未消。梁启超之于酒，其年谱多有记录，家书也多次写到。如1922年11月23日致长子梁思成信中，告“陈老伯请吃饭，开五十年陈酒相与痛饮，我大醉而归”。不意竟“因酒醉后伤风得病”。
几天后，梁启超又写信给梁思顺说：“四五日前吃醉酒，你勿惊……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
1923年1月7日，梁启超致“宝贝思顺”信中，表示“酒是要绝对戒绝了”。
一周后，1月15日，又有信给梁思顺，说：“好几个月没有饮酒了，回家两天就是你妈妈生日，我想破戒饮一回，你答应不答应？”
又两周后，梁思顺接到父亲又一信，说：“你连打十几个喷嚏的时候，果然不错，那时正是我从南京回来，正下车在你母亲房内看你的信哩。”信中不再提饮酒之事，或许是梁思顺没有“答应”。
梁启超有子女十人，长大成人的有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九人。《梁启超家书》中，从数量到内容，写给他“最爱的孩子”梁思顺的信最为引人注目。
爱屋及乌，爱女及婿，梁启超对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也大为赞赏和爱护。1923年11月5日，他在“致思顺书”中说：“你报告希哲在那边商民爱戴的情形，令我喜欢得不得了。我常想，一个人要用其所长（人才经济主义）。希哲若在国内混沌社会里头混，便一点看不出本领……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是中国社会一般父母的普遍心情。不管朝代怎么换，这一条不怎么变。适成对照的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能称龙凤者，始终凤毛麟角，这一条也不怎么变。倒是从来就不指望、不奢望儿女出人头地的父母成了少有的人。梁启超便是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倒是眼看着儿女“人人成才，各有专长”，满门俊秀，其中院士便有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三人。
梁启超能如此，离不开他的父亲和祖父。《饮冰室合集》有言：“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可见，梁家祖上的学问，是从农地里生长出来的。历史上传统知识分子亲近的“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也促使梁家人乐于晴耕雨读，不事荣华富贵。《梁启超年谱长编》说：“任公先生幼年时代，受祖父提携教诲的地方最多……”其祖父镜泉先生所“提携的地方”，不是追求卓越，登龙中举，而是“古豪杰嘉言懿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
到梁启超父亲莲涧先生，“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劳作时，由一己之辛劳，可体验他人之不易。更重要的是，梁家的学问来自农地，便须时时回归劳作。劳作之人，尚勤，尚俭，尚学，尚善，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故，品德比学问要紧——“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
从祖辈到父辈，对梁启超的教育中，没有任何成名成才的导向，唯有讲求做人之道。梁启超《三十自述》说：“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其六岁上“忽说一句谎言”，见终日含笑的母亲“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为免再犯，“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
如此家教，根本不悬龙凤之榜，梁启超却成巨匠。巨匠之人，仍能论人不分贵贱，事业不看大小，主张“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引导子女保持平常心态，只重恪守本分，尽职尽责，实在是大家境界。
身居高位、依旧对农夫农事怀有足够尊重的梁启超，始终保持着日常家居兴味和对儿女的浓浓亲情。他曾在信中询问梁思顺：“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的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你妈妈在家寂寞得很，常和我说放暑假时很高兴，孩子们都上学便闷得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像我这样一个人，独处一年我也不闷，因为我做我的学问便已忙不过来；但天下能有几个像我这种脾气呢？……我本来答应过庄庄，明年暑假绝对不讲演，带着你们玩一个夏天。但前几天我已经答应中国公学暑假学校讲一月了。他们苦苦要我去，我耳朵软了。”任鸿隽：“但求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第1版
1904年，任鸿隽十八岁，赶上科举考试末班车，在上万名考生中名列第三，成为末代秀才，得进重庆府中学堂，又赶上新学教育。
该校教师多有学界名士，任鸿隽深得“转益多师”之惠。如，梅黍雨讲世界政治，助其“略解世界大势”；孔保之教国文，“于西方文字思想之大概，亦略有所得”；英文教师杨沧白“慷慨好谈国事，隐然以革命思想为青年领导”……
1907年春，任鸿隽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该校有“革命党人大本营”之称。他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子、换装束。如今可见的任鸿隽最早书信，写于这一年。他在城市看到和感受到的是革命运动之热烈，回到家乡湖州，见证的却是“人口大量外迁，土地荒芜，环境恶劣，一派凋败凄凉景象”。任鸿隽在写给“我家诸兄弟”的信中感慨：“山河依旧，人民已非，谁得起九原而问之耶！”
问的是“谁”，想的是“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09年，任鸿隽在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任四川分会书记和会长。武昌起义后，任鸿隽报国心切，即登船回国——“乃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萧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
1911年秋，任鸿隽回到上海。是年最后一天，他随孙中山同车到达南京。在1912年2月5日家书中，任鸿隽告知其兄：“各省代表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先生因约隽到宁，为司秘书，刀笔鞅掌……通信可寄‘南京大总统秘书处’。”
革命年月，政局变幻莫测。仅一月后，任鸿隽于3月9日再修家书，已是告知“孙先生辞职”消息，又说“正式大总统此公或再有望，惟远近不知耳”。此事使他对政治大感失望，告诉兄长“决计不复问政事……但求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他非所志”。
任鸿隽为此草拟呈文，建议考虑公派留学生，以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该文得孙中山批准，由稽勋局办理。因此放洋的这批学生有“稽勋生”之称，吴玉章、任鸿隽、杨铨、萧友梅等皆在其中。
按规定，得选“稽勋生”的前提，须在辛亥革命中有功而在政府任现职者。冯自由时任稽勋局局长，主理留学一事。任鸿隽所写报告本来只有十多人的名单，报告得准后，却被增至三十多人。新增者多数未在政府任职，有些还在学堂念书，都不具备基本资格，显然是夹带私货，其中还有冯自由的弟弟。任鸿隽认为，这些人“来美后可望成才者甚少”。他在书信中表达了对这次公派留学人员的强烈不满，并多次讽刺冯自由。
1912年底，任鸿隽到达美国。其时，好友胡适就读康奈尔，“时时以风景之美发出邀请”，更因任鸿隽已抱定科学救国之心，而康奈尔以科学著称，他选定该校化学专业。12月10日，他写家书告：“抵美之后，回首祖国，若在天外……隽来美后，朋辈多劝习政治，惟隽意本不在是，闻此校化学甚精，美校称最，隽又曾问津是科，或插班减少学日，故已决意仍习化学不再易也。”
留美期间，任鸿隽做了一件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大事。他和一些同窗好友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这是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杂志。由任鸿隽起草的《科学月刊缘起》文件上，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任鸿隽九人签名，确认发起。
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任董事长兼社长，赵元任任书记，杨杏佛任编辑部部长。
任鸿隽当时做的另一大事，是和胡适联手充当留美学生文化革新运动的主将。胡适倡导白话文，任鸿隽倡导科学救国，同时积极参加白话文运动。
胡适晚年回忆文字中，表示他当年是被“逼上梁山”。导火索是他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争论——“我反对我的朋友把这些陈腐的文字和现代汉语夹在一起。所以我写信给叔永（任鸿隽）说他的诗不好……任君不服，特别是对我说的‘三千年前之死语’，更感到愤愤不平，因而我们就辩论起来了……另一位哈佛朋友梅君（梅光迪），路见不平来拔刀相助，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向我反击。”
任鸿隽后来写《五十自述》，也回忆过这段往事。其夫人陈衡哲亦对当时任鸿隽“故作反对之辞以难之”、搅动“白话文之争”有清晰记忆。
陈衡哲于1915年赴美留学，就读于颇有名气的贵族女校瓦沙大学。任鸿隽时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收到陈衡哲的投稿，认定作者有文学天才，随即编发，并写信约其后续稿件。
1916年夏，任、陈初次见面。任鸿隽回忆说：“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他还为陈衡哲作了一首七言诗——
新陆不复见兰蕙，每忆清芬心如醉。
何来幽介空谷姿，为君采撷节中缀。
瓣蕊纷披香未残，葱茏细茎叶微宽。
莫向湘沅觅彼偶，似此孤芳岂多有。
据说陈衡哲本是个独身主义者，结识任鸿隽后，双方互为对方的为人、才学所吸引，“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
1920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鸿隽为该校化学系教授。同时，陈衡哲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她是北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教授，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性教授。
陈衡哲在史学、文学领域皆有非凡建树。她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作家之一，其白话小说《一日》的发表时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要早一年。
1915年前后留美学生的“白话文之争”中，陈衡哲以其白话文学创作站在胡适一边，被胡适称为“最早的同志”。张学良：“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清泉幽禁岁月1946—1960》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6月第1版
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挟蒋联共抗日，“把天捅了个窟窿”，为历史留下著名的“西安事变”一章，也划开他一生两段。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
这显然是看重事功且要惊天动地的人才有的想法。事实上，张学良享寿百岁，“以后”的岁月还长，其大量阅读，其专题研究，其漫长思考，其生命与赵家四小姐的完全契合，都是在三十六岁之后展开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幽禁，从浙江奉化开始，先后移监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的郴州、沅陵，贵州的修文、开阳、桐梓和重庆，辗转流离，终于1946年11月2日被转至台湾，幽禁于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
张学良这天日记说：“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八点四十分抵武昌徐家栅机场加油，十二点一刻抵台北松山机场，余始知是到台湾……下午二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五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
奉化之后、贵州之前的张学良，精神上陷于孤寂。从贵州始，赵家四小姐赵一荻追随到他身边，不离不弃，陪伴寂寞英雄。
张、赵由此开始了他们台湾幽禁阶段的早期生活。《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清泉幽禁岁月1946—1960》一书中，有两幅相邻的照片。一幅是张学良在窗前读书，另一幅是赵一荻在用缝纫机缝制衣物。清净，安静，传递着二人日常家居生活的信息。这段时间里的记事簿、日记、信函、口述、照片……成为后人研究张学良的珍贵史料。
张学良被幽禁后，读书不辍，并有了研究明史的想法，且兴味日浓，不时托人从外面买书，还列出书单，请毛人凤帮助寻购。据说，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的治史兴趣后，专门约请一位明史专家，到张学良的山中居所，行“伴读”之责。宋美龄还曾托信差转送给张学良大量书信。
1950年4月，张学良接连收到两封宋美龄的来信。其中一封说：“自我返国，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见面，所以未给你写信，但每次要去看你时，总临时有事……但我向你保证没有忘记你……”她希望张学良“仰头振作”。
这一时期，张学良与外界的联系渠道，主要是书信，但不能直接寄达，皆须转交，即便家书也是如此。其日记中记得清楚——
1950年4月16日日记：“老刘交来蒋夫人亲笔信，言将来寓探视……”
1950年5月1日日记：“给凤至和孩子们写信，上蒋夫人一函，将信附去托转。”
1950年5月15日日记：“六妹来信……”
1951年4月26日日记：“上蒋夫人书，附家信三件……”
1951年5月5日日记：“上蒋夫人书，附对高山人之意见。”
……
从张学良上述日记影印件看，他并非逐日作记录，大概是觉得值得记的时候才记。紧接4月26日所记，就是5月5日的“上蒋夫人书”，可见在那段时间里，他唯一作记的就是书信往还情况。
其1951年6月14日日记说：“周先生由竹东同一专差，索要前上蒋夫人关于高山人意见书原稿，要立即抄交原人带回。由周抄，余签名，交来人当晚返去。”紧接该日文字的，是9月1日日记：“见报载蒋夫人感冒，致书问候。”所记者，还是书信。
1955年初，张学良感受到一种入台以后前所未有的寒冷。是年春，赵一荻因咽部出问题，不得不动手术。是年夏，她开始连续尿血，发烧时体温高至39.5度，四肢冰冷，颤抖，被送到台北中心诊所，检查结论是膀胱炎或肾盂肾炎。赵一荻为此住院两月之久，张学良一人待在井上温泉，开始了“两地书”。
当时的台北和井上之间，未通公路，音问不便。赵一荻托人带回的信，不能及时送达。中秋前后，张学良的一封信断断续续写了三天。10月15日，赵一荻出院回家，张学良手中积累了她写自医院的近三十封信。
张学良的日记里，记录了赵一荻病体逐渐好转的过程。
女主人回家了，他们与世隔绝、朝夕相伴的山居岁月继续绵延。
不知何人为张学良和赵一荻留下了他们在书房的多幅照片。自然光，构图工稳，人物闲适，气氛静谧。照片上的赵一荻，背后排列着大量藏书。那是她漫长伴读岁月的证明。其中一幅文字说明是：“赵一荻也老了，看书时也离不开老花眼镜了。”
这类图片数量之多，支撑起“张学良台湾幽禁期间读书影像”专题章节。其中的照片连续看下来，给人手不释卷的强烈印象。这一章节，是他隐居生活中大量阅读的实况记录。其中说，每年元旦，张学良都会启用一个新日记本，写上当年的读书计划，一本本读来。有时在室内，借助桌上的一个斜面支架阅读；时常在室外，阳光下，或端坐于石凳、石阶，或仰卧于躺椅，单手持卷，读到入神。
随着时光延伸，当年少帅山中老。视力衰退，眼疾困扰，读书越来越不易。从照片看，张学良伏案的姿势越来越低，眼睛离纸面的距离越来越近。是光线原因吗？专题照片里，室外读书的场景多于室内。书上说：“散步时带着书，走累了，坐下看一会儿书。这是张学良的习惯。”
张学良的一生，在其三十六岁之后，还大有可说。陈布雷：一日写下十封遗书《陈布雷集》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陈布雷有多重身份，报人、政要、文胆、名流等，本色当是文人。或说，作文人看，更近其真。目前能读到的陈布雷公务书信，写给政界中人的，多是短札，数行打住；写给学者、教师等人的，篇幅往往就长了起来。
1941年10月24日，陈布雷写信给钱穆，邀他往重庆晤谈。信中说：“古人有闻声相思之雅，弟自读大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窃见此作不但有内容，尤贵有断制，同学术之流变，阐近哲之深心，所以纲维世教者，思深虑远，诚所谓寸心千古者也。”信尾，陈布雷表示，蒋介石有“求贤之心”,“务望惠临陪都”。
是年，钱穆在成都教书，教职是齐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该校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他的弟子严耕望“自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从宾四师继续读书”。一日师生一同散步，钱穆说：“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骛！”
钱穆说此话时，已“到那时”。他或把陈布雷之约也视同“拉扯”，大概没有去。1942年秋，蒋介石先后两次由陪都赴成都，自见钱穆，当面邀请他往重庆帮助干部培训事。
致钱穆信中，陈布雷说到自己，有“槖笔政枢，非其夙志”之语。但既入政治，不得脱身，也就只能暂存文心雅意。折冲樽俎间，每有机会与文人交往，便得些亲近、舒心，若有机会寄托情怀，更兼快慰。
1942年，陈布雷当年恩师张阆声寿及甲子。是年3月20日，陈布雷写《和风篇呈吾师张阆声先生》，回忆先生风采，引得学生课上目追神随，课下欲罢不能——“课罢谒先生，问业请益，辄见先生危坐群书中，丹铅杂施，一目数行下，劬而不瘁，学焉而有节，充乎内而愉乎其外，怡容霁色，常进诸弟子而询其所业，询其家世，询其好尚，又教之学问，教之德行，乃至教之以游艺，小叩大叩，靡不应之以当。”
当年教师与学生间，如此亲和有节，春风普度，是常情常景。可贵的是，陈布雷身在福中，知福惜福，三十五年后，言及青春求知岁月，仍然令人神往——“吾诸同学乃日夕沉浸游泳于此雍容和煦之气象而以成以长，如鸢之飞，如鱼之跃，当其涵濡呼吸，曾不知江河与天宇之惠为无限也。”
有其师，乃有其徒。陈布雷后来虽入政界高位，文心不泯。民初时节，为收集邹亚云存稿，他曾与叶楚伧、柳亚子一同署名，写给其弟一信，告“令兄在日有自由不死庐诗、文稿各一本，流霞书室杂纂若干册，此外小说、笔记均有存稿，请即向行箧检出，邮寄民立报社叶楚伧收”。
只忙政事，不存文化情怀，当不会有这份关注和搜求文人遗著的兴致。而能把政事和文心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或是陈布雷的理想。他对同学邵翼如的评价便是一证。
1944年12月14日，陈布雷在重庆参加“邵翼如君殉国八周年公祭”，有话如下：“他所给予我们同学的印象：第一，沉默寡言，落落不群。第二，持躬端谨，生活整洁。第三，文采照人，下笔立就……在民国新闻上，常常看到翼如的大作，觉得沉郁典重别有风格。听得有人说：我们的总理十分赏识他的文字，遇有需要撰写典雅凝重一类的文字，就叫翼如同志执笔……只觉得我们浙高同学有那么一位革命的实行家，同时又是一位革命的文士而引为自豪。”
陈布雷既欣赏邵翼如的才学、文章，更羡慕其气度、境界。他拿“两邵”作比说：“我们浙江高等学校有著名的‘两邵’：一是翼如，一是飘萍。若论才气横溢，飘萍自亦不弱；至于清正亮直，悃愊无华，那就要以翼如为不可几及了。”“不可几及”之言，出于陈布雷的虚怀。此后事实证明，论亮直之淳，殉国之烈，陈布雷均不在邵翼如之下。1948年尾，陈布雷在“严重之脑病”中决意了却余生，以免“偷生尸位”。11月12日当天，他一气写出十封遗书，向上峰恳求“谅恕”，对同人交代工作，向好友珍重道别，对家人嘱咐后事……
首先发现陈布雷已逝的，是秘书蒋君章。其祭文说：“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看，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据陈布雷《临终遗夫人书》中所说，则是“自私自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两相比较，陈布雷自述当然更切近真情。缘此，他才能一旦决断，遗嘱喷涌，把久已想定之事作逐一安排。
尤其是给蒋、金两位秘书的信，事分十项，公事皮包、铁箱、外交文件、存款簿、支票簿、新沙发、单背椅、新皮箱……分别交代处理办法，包括“为数不多”的存款以何数分送何人，一一吩咐。其从容，其安详，过去仅在傅雷夫妇作别人世那封书信中见过。皆绝唱，是双璧。曾琦：“理想的少年中国”《曾琦先生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11月第1版
曾琦天赋异禀，四岁就开始读书。后来他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就读，其“博闻强识，于书无所不窥，尤嗜中外历史”。博览之中，他非常喜欢读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人的著述，渐生经世致用志向，并在就职于《成都商报》《四川公报》《民国新报》等媒体时发为言论。
用曾琦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厕身报界”的岁月。这段文字生涯，让他“屡感学问不足的痛苦”。1915年，曾琦北上京城，向章太炎、梁启超等请教，学业大进。
1916年，他东渡日本，在中央大学研究宪法及行政法，同时致力于国学，“读竟曾文正公全集，深服膺阳明学说”。是年，梁启超受命于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一职。曾琦遂作《致梁启超书》——
琦留学异邦，了无善状。自公入阁，数月迄今，辱荷门墙之收，而无尺寸之报。盖初心于吾师之出山，原不敢谓然；特既已就职，则亦不欲多言，以阻贤者任事之勇。惟是窃窃私意，惧九关虎豹终不能使公挟国家以入坦途耳。向固为公言之，非武人跋扈之可忧，实官僚阴险之可畏，彼辈狼子野心，深根固蒂，如蠹虫之藏于巨树，非空其实而使之倾不已也……今则国事愈棘矣，官僚愈横矣；日美共同宣言发表，我国主权已潜移矣；军器同盟告成，敌人且制我死命矣。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知负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
正大，庄严，沉痛。梁启超不能不动容。他回信给曾琦说：“得手书，字字悉如鄙怀，而所以匡其不逮者且无量。禹闻善言则拜，况闻而至再三哉！”
因对“官僚阴险”且根深蒂固有深入认识，曾琦曾有过“不作政治活动”的自许。但在留日期间，日本通讯社操纵东亚舆论、压抑中国国际地位之事引其愤慨，遂与唐有壬、易君左、张梦九等在东京发起成立华瀛通讯社，揭露日方阴谋。
此后，曾琦更是罢学归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并与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张梦九、周太玄等人一起，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立志为国家复兴从事社会活动。
曾琦此举，诚如多年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所言：我们这些人，多少都有些政治上的洁癖，不愿过问政治。但现在是政治逼得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
1919年7月26日，曾琦写信给胡适说：“我们的《少年中国》已出版，你看见了么？有工夫能为我们作一段批评的介绍，那更感激不浅。《每周评论》三十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言论家，痛下针砭，我是万分佩服。”
这一年，曾琦实现了赴法国留学的夙愿。行前，他留下《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书》，其中说到自己曾写的《少年中国主义》一文，“文字浅俗，学理觕疏，实在不足阐扬本会之精神，最好由诸同志各撰一篇关于创造少年中国之论文……由本会之提倡，引起国内少年之赞同起而协力进行，吾侪‘理想的少年中国’，不难实现耳”。
曾琦思想所受梁启超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信念，鼓起多少中国人的热血情怀？作为发起人之一，曾琦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展、壮大所付心血，在这一时期他写给朋友的书信中，多有真实记录。
1920年4月28日，曾琦从法国写信给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谈吸收会员过程中注意纠正偏向的想法。他说：“本会章程既经规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则以后取人，似不当偏于能为文化运动者，凡能了解本会精神，而从事于实际运动，如昔人所谓‘有血性而无俗气，少大言而多条理’之士，似不当以其朴质无文而少之，使不得与吾侪共同从事于‘少年中国之创造’。”
当年，曾琦连续写了多封书信给其好友左舜生，谈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当时，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人虽不多，但是世界上重要都会几乎布满”，其影响已十分广泛。于是，曾琦在信中说：情势如此，“‘奋斗’两字，庶几无愧了，只是‘修养’上还须要大大的注意。不但是‘智识’要求进步，‘感情’也须要陶冶，意志更须要锻炼……从前满清时代同盟会诸人，虽则颇多椎鲁少文的，但他们的长处，在乎‘敢作敢为’，能置生死利害于不顾。智识虽嫌浅薄，感情却极热烈，意志也还坚强。如徐锡麟、彭家珍那样的实行家，如今哪里还寻得出？”
接下来，曾琦就“重公德不重私德”、“为目的不问手段”两种“谬说”直陈己见，剖肝沥胆，意在告诫会内同志，避免像“从前那班污烂政客做出许多寡廉鲜耻的事”。这些话，早已在曾琦心里酝酿良久。他在信末说：“这是我久蓄未吐的意见，以后还想作文痛说一番。请你先把这信在月刊上发表给诸同志看，以为如何？”
曾琦的“少年”心事随国运延续，直到抗日烽火连天时，仍旧澎湃在其书信中。1939年4月1日，他在重庆扶病写信给前线将士说：“你们和穷凶极恶的倭寇鏖战，已经二十个月了。这二十个月的成绩，可说是中国五千年来所没有的……这一战，把中华民族的精神表现了……到底泱泱大国，自有雄风，决不是三岛小丑所能征服的……这一战，把敌人的力量消耗了。我们已经把敌人从一等陆军国打成二等陆军国，从二等海军国打成三等海军国……这一战，已经把全国民众唤醒了。”左舜生：“不赞成则作堂堂正正之反对”《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左舜生先生晚年言论集》（全三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5月第1版
史家左舜生，有治学一面，有政治一面。《春风燕子楼》一书是其“文史札记”，其中涉猎很广。说李杜，谈苏家三父子，论《漱玉词》，评《红楼梦》……尚在文史范畴，说到盛宣怀、张謇、康梁、宋教仁……就涉及政治了。
当然，五十年、一百年前的政治，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又会逐渐演化为后人眼中的文史。《左舜生先生晚年言论集》的内容，集中于他当年热心参与的政治。如今读来，已可作文史资料。尤其是其中收录的左舜生随笔、诗词、信札中，更多的人生见闻和感悟，更具个人色彩的政治话题，时常给人以更强的掌故感。
二十九通信札中，近一半是写给曾琦或李璜的。曾、左、李三人，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起发起创立中国青年党，以求抵消他们判断将要给中国文化带来灾难的某种政治力量。多年后，大概是出于同一目的，他们又以青年党核心人物身份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且在其中有重要地位。同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左舜生与曾琦、李璜密切磋商，书函交驰，留下信札史料。其中首封写给曾琦的信，很有点“君子协定”的意思。左舜生说——
所希望于兄者，今后一切行动，必奉中枢同志一致或大多数决议方式以行……一点一滴，对中枢负责同志必须彻底公开，不能认某事可与某甲谈，而独不可谋诸某乙……今后如有此类事实发生……弟必为堂堂正正之反对。
曾、左、李志同道合，同奉“天下为公”，亦不排斥私谊。在感性层面，私谊是人性之常。在理性层面，私谊应助于协力公务。故，左舜生在同一信中说：“弟个人愿与兄约者，今后任何行动，弟必以团体决议为依归……赞成则作坚持到底之支持，不赞成则作堂堂正正之反对。推而至于个人之私生活，弟亦愿对兄作坦白之公告，使兄随时有纠正我之机会（弟确认个人生活，亦有时影响团体）。”
左舜生是著名史家，历来书生本色。在抗战时期，其学术声望产生过政治影响，设立战时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即是他的动议。《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一书中，左舜生有段回忆文字说：“我本来是一个教书匠……一天，蒋先生约谈，其时抗日的言论已渐渐激烈，我提议成立一个类似的民意机关，以加强团结。蒋颇表同意，问用什么名义，我想了一下，觉得‘国民参政会’还可以。蒋要我拟一个名单……我提出了四十九个人的名字。”
曾琦、左舜生、李璜都被列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救国会领袖人物之一邹韬奋当时评价他们说：“‘曾左李’，这的确是一件凑巧的趣事。曾公善诗文，雍容雅度，沉着持重，对国事常能平心静气，把住症结而下恰当公平的结论。左公原为著名的历史教授……是一位极富有正义的朋友。李公是深沉的一流人物，思虑周到，不露声色……青年党的三杰，确有他们的特色。”
左舜生的“极富有正义”，在其书信中屡有流露。一封写给李璜的信中，他表示，愿以本来用于治学的时间和精力，为国事出力。“介公以诚意相召，弟等亦诚意相应”;“介公以礼义廉耻教国人，果吾辈同志只能于威迫利诱之下讨生活，则属无耻之尤，弟信介公相召之始意，固决不如此也”。
从政治理念讲，左舜生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学说，一度与国民党合作密切。但出于正义感，他对共产党肯作客观评价。
1945年夏，为尽力促成国共和谈，左舜生和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褚福成、冷御秋等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会见中共高层领导。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写了《延安归来》，左舜生也发表了公开言论。他说——
我回到重庆以后，曾经把我五天在延安的一切见见闻闻都向朋友们谈了，我尤其强调两点：第一，他们军人的素质要比文人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第二，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也是当时当地中共所表现的事实。就到今天，我也还是相信：军人万能，不仅不会有所谓自由民主，压根儿也不会有所谓政治；从事党、政工作的人员，如果不能结束奢侈和浪漫的生活，中国更不会有实现清明政治的可能。
这段话是说给共产党人听的，也是说给国民党人听的。在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民主同盟坚持中间立场，努力促“和”，斡旋其冲突，调停其矛盾，致力于妥协，尽最大努力避免以军力从事党争，导致内战。细察其过程，可谓曲折复杂，艰苦卓绝。
民盟领导人之一章伯钧说：“两个有力的党都在那剧变，形势实恐不容我们静观。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虽与中共合作，目的仅在造成制衡的力量，以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何尝是左倾呢？国民党失计，因此而加以左倾的罪名。”
救国会领袖沈钧儒说：“一方面政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已有地盘，更有枪杆，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恐将左右为难。”
左舜生对此也体会深入，他在写给民盟同人余家菊的信中说：“妥协难于硬干，弟本前知其当然……但弟知中国能否得救，实已届最后决定之时期，其机甚微，稍纵即逝，吾人惟有以极严肃之态度，各本现有之能力与地位，勉竭愚诚以求万一之补……”
他在信末表示，待到最后山穷水尽、最终绝望时，“决心以一死报国”。胡适：“时时要替别人想想”《胡适家书》金城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1929年，胡适长子胡祖望十岁，将离家求学，远赴苏州。胡适觉得这是儿子独立做人的第一站，写信嘱咐说：“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能不想想怎么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来……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假使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能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能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与人相处，巨细百端，胡适独挑出“替别人想想”作交代，应是护根办法。一个孩子，从十岁上就能学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自然不用为他的人品及是否合群担忧。
儿子离家求学，是独立起居的开端，也是社会生活的起始，还是自我管理的初期实践。胡适看重起点上的基本规则，这是大处。同时，他也留意小处，引导儿子培养好习惯，例如收、寄家信，他嘱咐儿子：“你寄信给我们，也须编号数，用一个簿子记上，如下式：家信苏州第一号， 0月00日寄；苏州第二号，0月00日寄。你收的家信，也记在簿上：爸爸苏州第一号，八月廿七日收；爸爸苏州第二号，0月00日收；妈妈第三号，0月00日收。”《胡适家书》中，他写给母亲的信多有编号。1915年“第三号”信中，胡适向母亲说到了韦莲司——“……韦莲司夫人者，其夫为大学地文学教师，年老告休。夫人待儿甚厚，儿时时往餐其家，亦不知几十次矣……韦夫人之次女（即吾前廿五号所记之韦莲司女士也）为儿好友。女士在纽约习美术……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儿间与谈及吾母为人，女士每赞叹不已，嘱儿问母安好。”
胡适很希望母亲能写信给韦莲司母女，这大概即出于“替别人想想”的心理。他能想象，若能收到胡适母亲的信，“韦夫人必甚喜也”。
与女性交往，胡适在一己感受之外，还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他留学归国后到北京工作，曾在家信中告诉母亲：“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他从一己之缺看出社会之缺——与“外国”比，吾国吾民欠缺男女自由交际、平等交往的文化环境。
胡适比较看重这些，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到一次餐叙。同桌有一对教授夫妇、陶孟和与其女友、一位同学的聘妻，“大家都是熟人，很可谈谈”。胡适认同并欣赏这样自然、自由、平等的交际。为此，他在同一封信中向母亲表达期待说：“我很望冬秀能早些来，因她已经三十岁了，若再不出来受点教育，要来不及了。我的妻子，在外边不能不和朋友们的女眷相见往来，这一层很要紧。至于我个人的方便，还是第二层。”
自己的方便放在第二层，妻子的方便则在第一层，正属于“替别人想想”。
胡适赴美求学期间，于1911年4月22日生平首次写信给江冬秀，就有劝学之语。当时胡适称江冬秀为“贤姊”，信中说：“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
此后的往来通信中，胡适还曾为江冬秀一一改正错别字，并表示对其文字进步的由衷喜悦，鼓励她有更多的长进。应该说，处处都是替她着想。
三年后，1914年4月28日，胡适写信告诉江冬秀：“顷得了书，喜慰无限。来书词旨通畅，可见姊近来读书进益不少，远人读之快慰何可言喻！”信尾处，胡适又说：“近来尚有工夫读书写字否？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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