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范小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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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中国试读：
序言
1998年8月的一日，万里无云。我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径直穿越北京城的中心。那是北京鲜见的一日，蓝天出奇得辽阔，早晨的空气清新无比。
我与几百辆自行车一道涌入与主干道几乎一样宽阔的自行车道。自行车的使用在城市交通中占主导地位，其数量至少是汽车的20倍。骑车的人们以一种荒谬的同步性一齐活动，如同一群闪闪发光的游鱼。自行车道拥挤异常，然而我却感觉这群鱼正带我一起游动。我和人群并驾齐驱，欢欣鼓舞地面对我在中国的第一天。
时间迅速流转到此时，眼前似乎已是另一个世界。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生命的三分之一，但我却目睹了这个国家各式各样的改变，仿佛我已经活过好几次，初见时的中国现在感觉就像我童年的一个伙伴，此刻已了无踪影，只剩一个回忆。
2002年，我搬到昆明，发现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建。道路越来越宽，过去满大街的自行车现在变成了汽车和电动车。楼房朝着天空延伸，新工地上打地基的起重机的长臂勾画出天空的轮廓，周围的乡镇正被中心城市同化，现代性的触手伸向更远的地方，但城市生活并非我住在中国的原因。
1998年，我旅行的足迹抵达甘肃、青海以及西藏的乡村。我曾在敦煌巨大的沙丘上冲沙；曾同一群从山寺中下来的僧侣踢足球；曾环绕着冈仁波齐峰徒步了整整三天，仅靠糍粑和酥油茶过活。最终在进入尼珀尔前，抵达了珠峰的大本营。
山路沿途，我遇见了最善良的人们。许多人邀请我进入他们的陋室，这些屋子多用泥砖搭建，缝隙塞满泥土。有的人则让我坐在他们舒适的火炕上，与此同时，其他村民则用家乡菜款待我。一个微笑，一次心扉的敞开，以此接受来自中国乡村的温暖问候，似乎永不嫌多。
这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未曾预料的经验。中国乡村如此不同于我对中国事先设想的概念。我在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汉语和中国哲学，但我突然经历了某种真实，这种真实不可能在教科书上存在。正是中国的乡村令我真正对中国神魂颠倒。
将近20年后，我和乡土中国的关系不仅仅只停留在着迷的阶段。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已经雇佣了超过60名年轻女性，她们离开乡村故土来到我在昆明经营的小生意——“萨尔瓦多”咖啡馆工作。我们也随她们返回山村，去参加她们的婚礼，也已经超过14次。和她们的家人一同开怀畅饮自家所酿的包谷酒。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与她们在自家的农田里学习如何采茶叶，又如何在火上将茶叶烤熟。
我可爱的妻子同样来自云南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她为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在一个种满甘蔗的村庄长大，这村庄远离任何一座城市。她教会我乡村生活的美丽与质朴，甚至让我明白一些事可以简单得像水煮芥菜般，只要它长在优质的土壤中，一样可以极其可口。她向我展示如何在山林中搜寻可以食用的植物和果子。她向我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烹饪的珍贵宝藏，傣味是我其中的最爱。她向我证明了我们的文化差异只会令我们的爱情更牢固。
我将这本书的写作视作向中国乡村及其村民表达敬意。中国乡村的人口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近一半，但中国的这一面却很少见诸文字。况且这一面并不会永久持续，只会迅速改变。曾经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村庄正快速地融入外面的世界。我希望这本书能用一种细微的方式留下一扇观看乡土中国之过去与现在的小小窗口。范小林2016年4月01 来自农村
目前中国农村向城市移民达到史上最多。有人可能会说：在当今全球大环境下，美国梦已经死了，但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人中，却仍然存活着类似的梦。
离开时，芽芽只带了一件厚外套、一支牙刷和一条毛巾，她把这些都塞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白色购物袋里。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走在泥土小路上，离记忆中唯一的家园越来越远，她的神情既紧张又畏惧。
走了两个小时，她到达了山谷底部的小镇茂兰，这是她到过的地方中离家最远的一个。那天晚上，她有生以来17年第一次离开她在山顶的村子，借宿他乡。
由于在家里的茶园劳作多年，她的脸被晒得黝黑，若不是在她眼里还带着胆怯和焦虑，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她比同龄人老得多。一路上，她经过茶树园和玉米梯田，那里有许多村民在打理农作物，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只是默默走在田间蜿蜒的小路上。一阵和煦的风簌簌穿过秋收过后留下的玉米秸秆，空气中飘荡着清甜的气息。
我感到内疚，因为芽芽是因为我们才离开乡村生活，并赶往昆明这个云南省最大的城市。我和我的合作伙伴Josh、尚子、Kris开办了萨尔瓦多咖啡馆，这是一项小事业。当然，我们并不想因为工作拆散一个家庭，带走他们唯一的孩子。芽芽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她不知道咖啡的味道，也不懂如何做西餐，但她来到昆明与我们一起工作，她将会学习这一切。
我们来到云南西部的村庄大路边，本意并不是寻找潜在的员工。我们是来参加阿丽的婚礼的，她是萨尔瓦多的一名经理。萨尔瓦多全体员工和几个朋友坐了14小时的大巴车和拖拉机，才到了阿丽的村子，见到了阿丽的家人。这三天里我们饱餐了各种菜肴——炒猪肉、陈年火腿、猪油炒青菜和炖排骨。为了举办婚礼，阿丽家宰杀了一头猪，用它供应了婚礼大部分的菜肴。
阿丽的家在一个陡坡上，坡上是一道道的梯田，种着茶树、水稻、玉米和蔬菜。她家里的水泥院子隔开了两栋木质结构的屋子，分别用作卧室和厨房。每个房间内的墙壁都糊着旧报纸，既作装饰，又防污损。为了给我们取暖，每个房间中央都放着一个小钢盆，里面堆着正在燃烧的木炭。
水牛们沉重地走过房子外面狭窄的土路，有的回家，有的前往田野在土地上犁出一道道播种的新垄。刚刚发酵好的肥料散发出独特的芳香，飘荡在空气中。
家里的驴子被关进栏里，它为此闷闷不乐，时不时发出长长的嘶鸣声。很快，其他农户栏里的同伴开始回应它的号召，使整个山谷都回荡着它们的歌声，恰似生锈的跷跷板发出的合奏。
为了庆祝女儿的婚礼，阿丽的父母在院子里准备了20张桌子，每张桌子围着8个凳子，用来招待来自大路边和周围村子的900多人。那天，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吃到饭，每桌要轮流招待六拨客人，厨房里的厨子们马不停蹄地扇旺柴火炉，为了能迅速端出食物而狂热地工作着。
小厨房里不断端出各式菜肴，速度超过任何酒店的自助餐——大碗的蒸米饭、慢炖姜汁鸡汤、油炸肥猪肉块、腌制五花片肉、泡椒鱼、野山菌，以及专门为素食者Josh和Kris准备的蔬菜。大家在桌边等餐的时候，几只鸡和两只狗正在桌下觅食，这样掉在地上的食物就没有任何浪费。
村里的男人们强迫我们喝下了一杯杯的自制玉米烈酒，虽然Josh、Kris和我在中国住了几年以来已经懂得如何欣赏这酒，但其他外来者都会觉得难以下咽。我们唱着不懂歌词的歌，跳着舞，大家一起欢迎阿丽的丈夫进门，她家驴子则酸酸地看着。就在一切都结束后，芽芽带着她破破的白色袋子缓缓地下山了。
这不是第一次有村里的女孩下山来为我们工作，芽芽是第33个，然而这次却有些不同。通常会有朋友或亲戚介绍女孩们和我们在昆明进行初次会面，而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女孩离开她的家。
谁都没有说再见，至少我们没看见。芽芽的父母静静地站着，一言未发。他们不是不关心女儿或是不思念她，只是在中国，这类的公开情感展示只会在争吵或葬礼时出现。在理应庆祝的此刻，芽芽的父母不会在大家面前真情流露。
芽芽能够搬到城市里，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的一分子，这是她的父母从未有过的机会。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补偿性的收入，有时甚至能带给整个村庄帮助。青少年外来务工者常常把大部分的薪水寄给父母，之后他们的父母把这些钱投资于种子、牲畜、房屋修缮和医疗。
对于大路边和中国其他农村的大部分人来讲，移民到城市并不实际：搬家很昂贵，工作不好找，而放弃农田则意味着这个家庭有可能失去有保障的收入。而且从农村到城市来的移民得到的待遇常常很差，被城市居民歧视，被称为“土包子”。“土包子”是针对农村人的贬义词，类似于英文中的“country bumpkins”。
目前中国农村向城市移民达到史上最多。不论出生在哪里，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城市会为每个人提供成功的机会，这种想法让城市移民愈演愈烈。这无异于美国梦——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可以白手起家。有人可能会说：在当今全球大环境下，美国梦已经死了，但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人中，却仍然存活着类似的梦。
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50%，仅仅30年前这个比例还很接近80%。中国许多村庄有着上百年或者上千年的历史。以前在云南省旅行时，常常会穿过一些村庄，它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人们的生计以养殖猪、鸡、鸭、牛、羊为中心。他们在田野劳作，打理水稻、玉米、小麦，采集野山菌及其他山林物产，种植茶叶、咖啡、烟草和水果。在农村，劳作就是生活。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讲，他们仅有的现代中国经历来源于电视机。
大部分的外来者，包括许多中国城市居民，从未体验过中国这样的一面。我频频遇到自称游遍全国的游客，他们常常接着解释说，曾经去过上海、香港，见过北京长城、西安兵马俑和成都大熊猫。我通常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没错，他们见过全中国。但是我忍不住去想，关于我理解并爱上的那个中国，他们错过了一切。在那个中国，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回家吃晚饭，饭菜总是多做一些，以免有人顺路拜访；在那个中国，人们给自己做饭之前，要先做猪食；在那个中国，主人不会注意不到刚生完蛋的母鸡发出的自豪咯咯声；在那个中国，小孩子不会每天练习5个小时的小提琴，而“虎妈”这个词除了老虎的妈妈别无他意；在那个中国，路上通行的只有一群羊，“鸣笛”的只有一群鹅；在那个中国，走到邻居家可能花上几个小时；在那个中国，即使伴随着狗吠、牛铃、公鸡报晓和拖拉机马达的轰鸣，你依然会莫名其妙地熟睡，胜过以往。
农村是中国的心脏，热门城市或历史景点只能展示其复杂文化与社会的表层。这个国家的核心存在于稻田旁的朴实农宅里，存在于曲折的山间小径上，存在于涓涓溪流与小河畔，存在于荒漠里，存在于高原上。中国有将近100万个村庄，这是7亿农民的家园。只有在这些村庄里，中国的传统才不会仅仅是对着镜头作秀，这单纯是一种生活方式。
芽芽在大路边长大，大路边是一个偏远的山村，与我们常常读到的现代中国风马牛不相及。当和芽芽一样大的城市女孩去上学、购物、加入网络聊天室的时候，她在照料家里的茶园、玉米地和稻田，喂养家里的猪、牛、鸡。当城市女孩做美甲时，芽芽的手在变强壮，长老茧。她和家人一起长时间的劳作，每月从茶园和核桃树中赚取50美金（约合300人民币）的收入。但是由于他们所有的食物都可以自己种植或养殖，所以尽管芽芽工作很辛苦，吃得却很好。
走到大路边的小学需要一个半小时，但走到最近的高中却超过两个半小时，所以芽芽和村里大部分孩子都没打算上高中。相反，她渴望走出村子去找工作，这样她就可以赚足够多的钱，寄给父母。她希望有一天能帮父母盖一座新房子。
当芽芽的妈妈只有3岁时，她跌进火里，烧坏了双手，也毁了容貌。大路边的村民离不开在田里收割庄稼、采集茶叶的生活。火对她的双手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让她几乎不可能胜任这类工作。最终她嫁给了一个差不多聋了的男人——撮合残疾的男女是村里的传统。芽芽村里大部分的男人都能找到建筑类的工作，而这样的机会聋子是得不到的，所以芽芽作为一双残疾人父母的女儿，要承担很重的工作负担。她能离开家乡到萨尔瓦多来工作的那一天，不仅仅是她的机遇，也是她整个家庭的机遇。
阿丽的婚礼之后，我们和芽芽一起走下山坡，到了司机等我们的地方。当她踏上开往昆明新生活的大巴车时，没有说话，明显有些紧张。我回想起自己踏上旅程，第一次从美国横跨太平洋那一天，自己是多么紧张，面对未来又是多么茫然。我只能去想象芽芽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过渡到中国比芽芽过渡到昆明容易，昆明对于她比当初对于我来讲更陌生，因为我至少了解城市如何运作，而她对此并不熟悉。
她会像我一样被这个城市视为外来者。但与我不同的是，她仅仅是又一个来城市找工作的农村女孩，会因为没文化，教育程度不高而被城市看不起。
Josh、尚子、Kris和我为了寻找更多东西，离开了美国和日本的家远行。我们把一切留在身后，搬到世界的另一端，最终遇到了彼此，开始一起经商。萨尔瓦多咖啡馆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在昆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也希望芽芽和我们在一起也能找到她的位置。
我们知道，对于芽芽和其他员工，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为她们提供可观的薪水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萨尔瓦多是她们走向崭新未来的桥梁，也是在这个城市能成功的其中一个机遇。
芽芽离开她的村庄来到萨尔瓦多工作两年后，也就是我们四个离开自己的国家来中国十年后，Josh、Kris和我回去拜访芽芽的父母。我们一边啜饮着茶水，咀嚼着大麻籽（一种当地小吃），一边夸着芽芽离开村庄后在萨尔瓦多的成就。芽芽家的小院几乎是村里山坡上的最高点，俯瞰着一道宽阔的山谷，山坡被开垦成梯田，种着玉米和茶树，梯田边上排列着核桃树丛。我们可以看见谷底升起的浓密烟雾，那是农民们正在烧掉老茬作物，为新作物腾地方。
芽芽的妈妈端出一大盘花生和瓜子。我们四处打量，惊喜地发现一座刚刚上瓦的带独立厨房的新房子，而另一处增建的部分似乎还在施工中。这对村里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昂贵的开销，更别说是一个夫妻双方都残疾的家庭。
芽芽的妈妈注意到我们好奇的表情，就用她疤痕累累的手指着新房子自豪地说：“这是芽芽盖的。”02 鲨鱼和玛格丽特
我爱在中国冒险旅行，但有无数次我希望能有瞬间移动的机器把自己送走。在中国旅行给我带来许多意料不到的新挑战。“如果鲨鱼攻击你，揍它的鼻子！”
我很确定我在某自然纪录片中听过这句话——还是说我误会了它的意思，是挖眼睛而不是揍鼻子？
说不定任何作战诀窍都是为了让人平静地面对死亡而虚构的，比如说，在空难中把头埋入双膝之间会莫名其妙地救你一命。
我需要选择某种做法，刻不容缓。因为在安达曼海域一片荒凉的珊瑚礁上方，一条一米半的鲨鱼正在绕着我游动。
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了泰国西南海岸附近岛屿上的自然保护区。我把帐篷搭在了海滩上，所以我若失踪的话一定会有人发现我的行李。但我把护照装在一个防水袋里绑在了腰上，因此要确认我的身份并不容易。我心想：“如果这条鲨鱼决定咬我一口，可能谁也不会知道我是在哪里失踪的。”
慌乱中我的呼吸又快又浅，每一次呼吸都受到水下通气管的阻碍。我完全不能从鲨鱼身上移开目光来拨开水面、摘掉水下通气管。所以我强迫自己深呼吸保持冷静。鲨鱼把尾巴高高的侧划时，它矫健颀长的身躯几乎不弯曲。它闪着微光的银色皮肤好像能催人入眠，但我依然注视着它的眼睛。我蹬着水，振作起来准备迎接它的攻击。鲨鱼继续在我身边绕圈，我不断地想：“就揍它的鼻子！”
我的海滩之旅完全是为了治愈我在印度加尔各答染上的疟疾，这病彻底耗尽了我的精力，我觉得我应该奖励自己一段宁静的沙滩时光——什么也不做，只是观赏一下珊瑚、回忆一下这六个月的亚洲之行。
1998年，我休学一个学期，徒步旅行穿过中国、尼泊尔、印度和泰国。当我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国的消费革命才刚刚开始正蓄势待发，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里处处都有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甚至连最偏远的农村都通了电线。那时外国人刚刚发现中国有适合徒步旅行的潜质，当局则正在仓促地想办法安置这些新来的面孔。外国人乘坐火车或大巴车时甚至要单独买票，中国许多地区仍是禁区，需要特别许可才能入内。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一路排除困难，乘坐大巴车和火车沿着丝绸之路从北京到西安，又到了兰州和敦煌。从那里我南下到格尔木、拉萨、冈仁波齐山、珠穆朗玛峰，最后到了尼泊尔边界。旅程是艰辛的，考验的不仅仅是我的中文语言能力。我学会了讲价，学会了何时可以信任别人、何时不可以。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忍耐。若是有人期望在中国旅行会和在西方旅行一样方便，他只会失望。
穿越冰冻的高原前往拉萨时，36小时的大巴车车程尤为艰苦。伴随着一阵阵的晕车和食物中毒，我勉强保持镇静，还要努力试着不吐掉我胃里的东西。我们在车中经历了两次日出，期间屁股几乎黏在了座位上，这快把大家都逼疯了。旅途中唯一的欢乐时刻，就是当一名爱尔兰游客把一盒磁带递给司机时。司机把磁带插进了立体声音响里，几秒之后，在满载西藏朝圣者和商贩的大巴车上，扬声器爆出的《帝国反击战》原声音乐，响彻了荒凉的西藏北部。
我爱在中国冒险旅行，但有无数次我希望能有瞬间移动的机器把自己送走。在中国旅行给我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挑战。有时我不得不拖着硕大的背包走上几个小时，只为找到一家接收外国人留宿的旅馆。我曾在人群中拼出一条路挤上大巴车和火车。我甚至曾经不得不蹲在薄木板搭成的茅厕上，木板一旦断开我就会一头扎进没过脖子的便溺中——如今这画面依旧如噩梦般挥之不去。
在西藏的省会拉萨，我与另外九个外国人碰了面，他们之前在我旅馆的前台旁边贴了一张告示，寻找另外一个有兴趣加入他们为期十天的吉普之旅的外国人。旅行团包括三辆陆地巡洋舰吉普车、一辆补给卡车和一个会说英语的西藏导游。吉普车会把我们带到西藏西南的圣山冈仁波齐，之后到靠近尼泊尔边界的珠峰大本营。
在西藏，一个政府旅行机构会把走出拉萨探险的人们组织起来，并颁发旅行许可。我们和一个叫茨德尔的西藏男人达成了协议。他穿着一件细条纹大衣，一双闪亮的漆皮皮鞋，可以说是西藏版的“教父”。他一边和我们签合同，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只见烟雾流转，上下翻滚，翻越过他光滑的大背头，在我们的签名上方缭绕。
从吉普之行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和茨德尔签订的协议就作废了，所有可能违约的地方他们都违约了。我们的导游拒绝载我们去以前说好要去的任何重要景点，之后他还扬言要削减掉最后两天行程。
最终结果是，五天之后在西藏西部的玛旁雍错湖岸边一个小修道院里，司机在凌晨三点摊牌了。他和导游带着我们的旅行许可，趁着我们都在睡觉的时候起床溜走了。我的一个驴友听到导游逃跑的动静，发出了警报。在零下的低温中，我裹在睡袋里试图追上这两个逃兵，但是车轮滚滚，吉普车在土路上疾驰而去，我追到的只有满脸的灰尘。
虽然我是这伙人中最年轻的，但却被推举为这些新问题的负责人，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会说一点汉语的。我和几个伙伴搭了四个小时的便车，来到了一处军事哨所，我在这里转述了我们被抛弃的故事。在西藏是严禁不带许可证旅行的，但是和我说话的军官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强迫茨德尔派出了替换的吉普和一个新导游。
在亚洲，将近百万人把冈仁波齐山视为世界上最为神圣的山峰之一。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苯教徒都期待有朝一日能环山跋涉。各地的教徒都沿着磨损的小路爬到海拔5500米以上——比珠峰大本营还要高。一般的朝圣者要花三天绕行一圈，但是据说最有经验的一天即可走完。
最虔诚的朝圣者环山的每一步都要俯身朝拜：双膝跪地，伸出手臂，俯身至额头触地——每走一步都重复相同的动作。这些朝圣者要花几周才完成环行。每一次俯身朝拜都意味着清除积累的业障，这样就离觉悟更近一步。据有些信徒说，围绕冈仁波齐山完成108次环行是一种通往觉悟的捷径，于是很多人花几年时间投身于这项任务，路上每一步都俯身朝拜。
由于对自己的健康过度自信，我决定一天走完全程。我凌晨三点起床，背上背包独自出发了。当时外面还很黑，难以辨别哪条路才是正确的。我知道这座山几千年来接待了无数朝圣者，所以当发现山上的小路并没有磨损那么厉害时我很吃惊。我继续前行，直到小路在山的南面到了尽头，那时我才确定我走错了。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着休息小饮几口，等待太阳升起。
我只身一人坐在黑暗中，此刻，我觉得这是我此生以来从未感受过的孤独。我旅行的目的是逃离原来的生活，让自己浸入一种不同的文化当中，避开人们对我的期待。然而当我坐在那里，身边相伴的只有寂静和身后高耸鬼魅的白色雪山时，我开始质疑自己的动机。真正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舒适。
冈仁波齐山也是孑然一身。在喜马拉雅以北的几百公里外，它独坐在那里，并不属于任何山脉。这是一座奇异的山，它看起来完全是靠自己拔地而起，四面分明的山坡精确地面对四个方向。
山的南面在日出时会散发出诡异的蓝光，我看着远处，第一道光线从喜马拉雅最高群峰的顶端穿越过来，群峰被染成淡紫，绯红，继而橙红，投下长长的影子，落在周围低一些的山峰上。从我坐的位置看去，世界高峰相当渺小。
就在太阳刚刚探出地平线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一个衣冠蓬乱的小个子男人手持一根长长的拐杖，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摸索着走来。他冲我喊了什么，可我没听懂。我用了最好的中文回应，可他也没听懂我说什么，却回了一声：“茶！茶！”他挥舞着手臂示意我跟他走，然后带我到了一处山坡旁的石头小屋。我靠近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眼睛是差不多完全合拢的，看起来结满了痂，可能是因为在太阳底下暴晒太多的缘故。他肯定差不多瞎了，但他毫不费力地给我倒了一杯咸咸的酥油茶。在我接过那杯茶之前我寒冷彻骨，而此刻全身缩紧的我放松了，它是如此的香滑，轻易就温暖了我已冻结的心。虽然它油腻的味道困惑着我的味蕾，但我还是带着愉悦小口地啜饮着。
他没再多说什么，我也没有。他甚至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外国人，但他知道我独自一人，知道我需要温暖。我没有接受第二杯茶，他微笑着露出腐坏的牙齿。之后他放弃了让我跟随他走的念头，指向西边的一条小路，示意我沿着这条路翻过小山头。我谢过他之后照做了。几个小时以后，我和我的伙伴们重逢了，然后大家一起以更合理的速度徒步，三天内走完了全程。
当我们徒步回来的时候，新的吉普车和导游已经在等我们了。他们会把我们带到尼泊尔边界，但中途只参观在西藏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珠峰大本营。一天晚上，在路边一家小旅馆里，我们小口喝着热水，试图与高原反应抗争，克服其带来的剧烈头痛。在海拔5000米以上生活并不容易，甚至连走几步都会让你气喘吁吁。
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子旁，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外国女人，坐在一群正在赌博的卡车司机中间。她很漂亮，与他们格格不入。她也正在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接，我脸红了。因为我太过羞怯，所以什么也没有说。我一个比较外向的驴友问她，“你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
她换了一个严肃的表情，似乎在问：“我究竟为什么不能到这里？”但她的眼神很快柔和下来，她说：“我混进来的，我当时在尼泊尔，不想花一百美金弄到西藏许可证，所以我搭了一辆穿过西藏的便车。”
她名叫玛格丽特，说话时带着性感的俄罗斯口音，让我一下就迷上了她。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没说上几句话，因为我的驴友们都很能说。但是我确定她时不时地向我眉目传情，那晚深夜的时候，我独自躺在床上，嘲笑自己当时没有更主动一些。我知道有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和玛格丽特有交集了。
第二天，我们早早出发前往尼泊尔边界。到那里之后，导游突然扣押了我们的护照，要求我们付给他和新的司机额外的钱。当我们拒绝后，导游突然手持护照跑开了！我在这边界小镇上展开了对他的追逐，他在小巷里拐来拐去，像是在试图甩掉我，但我一步步紧跟住他的步伐。我追着坏蛋跑过古老的石板街道，那感觉很像中国功夫老片里的场景。追赶的过程很刺激，但尽头等待着我的结果却很可怕。
追赶在一名移民局高官的办公室里结束了，他负责授予外国人从中国过境去尼泊尔的许可。很明显，他加入了敲竹杠的行列。如果我们不付给他要求的金额，他就不返还我们的护照。一开始的讨价还价很不乐观，他似乎不肯妥协。但最终我们成功达成了新的协议，最终还是花费了我们不少钱，但比起他们之前要求的数目已经少了很多。我收好我们的护照回到我的伙伴那里，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正在和玛格丽特聊天，她也在边界被抓了。
我喘不上气来，开始出汗，设法保持冷静。我半个英雄似的追着一个男人跑过危险的边界小镇，应付了当地的坏蛋，但是到了和玛格丽特说话的时候我就成了闷葫芦。我心想，千万别问那一句“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
那天晚上，她让我到当地一家迪斯科舞厅去找她。我看着她跳舞，自己却不好意思加入。但她对我很有耐心，邀请我下一晚到加德满都与她共进晚餐。
搞定疯狂的吉普之旅后，我已经准备好永远告别中国。我的耐心在这里被挑战到了极点，几乎都要放弃了。友谊桥横跨在波特科西河上，这条河分开了中国和尼泊尔。当我走在桥上时，我准备把我的汉英词典扔在桥上，象征性地永远切断我和中国之间的羁绊。但是当我走过桥的中点时，一股接近思乡之情的哀伤占据了我。中国把我塑造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在此经历并克服了人生中最多的争端和逆境。这些经历不仅仅让人烦恼，它们还让我变得更强了，我不再是那个害怕面对的21岁青年了。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中国让我莫名地爱上了抗争，我觉得我迷上了中国本身。
走过桥回头从尼泊尔看中国，我知道我肯定会回到这个地方，虽然我甚至诅咒过她。
在加德满都，我的驴友们开始计划徒步和漂流，我则准备好了与玛格丽特共进晚餐。我到了她推荐的饭店，焦急地等着她出现。但是等来的却是我的七个驴友，他们并没有特意选同一家饭店。当然，因为我坐在那里，他们坚持邀我加入他们。几分钟后玛格丽特进来了，看到我和大家坐在一起，她走到我们的桌子前说：“对不起，我有别的安排，不能留下来了。”
我知道她并没有别的安排，她以为我邀请了所有人来共进晚餐，所以对我失望了。她走了出去，我并没有拦她。
接下来的两周，我乘船、走路、坐车一路向东，到了印度的大吉岭和锡金，最后停留在了加尔各答。虽然似乎几乎不可能，但巧合的是，在那里我又遇到了玛格丽特，她的脸上溜过一抹可爱的微笑。“我们理应共进晚餐来着。”玛格丽特嗔怪道。“我知道，对不起，我没打算邀请他们一起来。”“好吧，太遗憾了，我现在才遇见你。”她的舌头吐出挑逗的话语，“我今晚飞往曼谷。”“真的吗？我三天之后去曼谷！”我兴高采烈，“说不定我们可以再次一起吃晚餐。”
她想了一分钟，纠结要不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在清迈参加一个星期的静修，你要不要参加？”“听上去挺有趣的。”我沉着地说，尽最大努力不暴露我澎湃的热情。似乎我命中注定要和玛格丽特发展一段恋情。
两天之后，我收拾好我的背包，准备第二天早晨去赶飞机。紧张地想着和俄国美人的再会，我进入了梦乡。我担心她不会等我，或者我会再次“想方设法”把约会搞砸。
凌晨两点，我被极度的头痛折磨醒来。
疟疾在不同的人身上发作时有不同的症状。我的症状是大脑肿胀，重重地压迫着我的眼球，痛得我无力动弹。之后的四天我饱受高烧、呕吐之苦。第五天，症状终于消失了，我被批准出院了。当然我也可以想象玛格丽特对我有多失望，我又一次辜负了她，而这回我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我决定在泰国一个小岛的海滩上独自度过我在亚洲的最后一周，希望能从疟疾和面对玛格丽特的彻底失败中恢复过来。我本来期望这一周我能放松和休息，然后结束我的亚洲之行。结果，我发现我正与一条鲨鱼对峙。
这有点像动画片里典型的鲨鱼场景，这野兽围着某个可怜的傻瓜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对着它的猎物亮出一排排剃刀般锋利的牙齿。我就是那个傻瓜，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它出击伤害我，我兴许有可能把它击退。它确实很大，但也没有比我大很多。如果它发起攻击，我准备好了要自卫。
但第二只鲨鱼出现时，我的自信瞬间瓦解了。我想象着我的人生将结束在一场大屠杀中，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了。我尽了最大努力同时盯住两条鲨鱼，不让任何一条从背后悄悄靠近我。当它们两个又围着我绕了半圈的时候，我瞥见了第三条。我的身体发出一声前所未有的本能尖叫，从我的水下通气管中喷薄而出。我惊慌失措，开始往60米以外的岸边拼命游动。
我此刻游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我的样子很狼狈，看起来肯定像一只受伤的海豹，这并不完全是我想要的样子，但本能控制了我的身体，压制了任何理性的举动。讽刺的是，当我的胳膊在水里疯狂地扑腾时，第一条鲨鱼不怎么费力地与我同速前进——在一臂开外，它的左眼与我的右眼保持水平。
我看到前方有一小块岩石露出水面，就直直地向着那里游了过去。快到那里时，鲨鱼猛地冲了一下挡在我的正前方，它仿佛知道，这是把我吓个半死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向岩石伸出手，把自己拉出水面，锯齿状的贝壳和锋利的石灰岩割破了我的脚掌——在海水里游了几个小时，我的脚后跟都被泡软了。我站在这块小岩石上瑟瑟发抖，鲜血从伤口渗出来，而我离岸边还有20米。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跳回水里并在身后留下一条血路。但我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后，我潜回水中，向岸边游去。
我平安地回到了岸上，但我脚上的割伤很严重，需要做适当的包扎。但我与岛上唯一的管理站之间还隔了两公里，所以我用医药箱里剩下的一点纱布和胶带把脚裹起来，把帐篷打包开始跋涉，一路上一瘸一拐，瑟瑟发抖，依然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终于到了岛上的主要港口，我敲开了公园管理处办公室的门，管理员不怎么会说英语，似乎只听懂了“shark（鲨鱼）”这个词。“这里没有鲨鱼！”他自信地说。“有的！”我说，“有三条！”“没有，这里没有鲨鱼！”他又说。
争论似乎告一段落之后，我向他求助处理我的伤口。血像小溪一样从我的凉鞋两侧淌下来，在处理这类伤口时，我小小的急救箱的装备完全不足。“你有没有绷带包扎我的脚？”我问道。“鲨鱼不做那个，”他说，“这没有鲨鱼。”“好吧！你说得对，没有鲨鱼！”我喊道，“我刮毛的时候割到了自己，现在你有药箱了吗？”
我尽最大努力把脚包扎起来。那天没有开往泰国大陆的船，所以我不得不在我的帐篷里独自呆了一晚，一遍又一遍地回味这些遭遇。每当我试着合上眼睡觉时，就马上觉得好像我又回到了水里，鲨鱼们围着我转圈。
我拉出我的随身听，试着收听任何可以接收到的电台，我需要听别人的声音。我偶然收到了一个印度广播电台，播放的是一个英语的约会访谈节目。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试图用现代印度约会话题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我的随身听很快没电了，就这样，我又陷入了孤独。
在焦躁的沉寂中，我回想起我的旅行。我想起冈仁波齐山上的盲人指路，想起茨德尔和西藏坏蛋，想起玛格丽特和疟疾，想起所有我到过的美丽的地方、遇见的可爱的人。但最重要的是，我开始考虑什么时候再回到中国。03 中国筑起了大坝
城市不断增长，农村逐渐消失。中国的变迁是如此之快，待到这移民结束时，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中国将变成古老的历史。所以，我若是想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亲眼看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6岁那年，我家住在丹佛，房子的拐角处有一个单独的小剧院。在那里，我看了一部叫作《狼踪》的电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名叫Tyler Smith的生物学家被派遣到加拿大北极群岛，去研究最近北美驯鹿群为什么有所减少。结果，驯鹿消失的主要嫌犯却是北极狼。
故事中，一架双翼飞机把他降落在冰冻的苔原之中。他遭遇了多次野外生存的危险并存活下来，之后一名流浪的因纽特老者解救了Tyler，成为了他的导师。
Tyler很快决定抛弃他的一切城市生活，在野外追求一种新的生活。
这个故事成了我的梦想。即使当时我还年幼，却知道自己最终会在野外开始我的生活。
在上大学的时候，甚至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计划进行某种逃离。我说服我自己只有在野外才能找到真正的美满生活。我倾慕像Henry David Thoreau1、Jack London2和Edward Abbey3这样的作家，他们把远离社会的生活理想化。当时我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技巧很痴迷，所以学习了所有的Tom Brown Junior的野外求生指南。野外成了我远离城市的圣地。
大学期间我去了怀俄明州的风河山脉，独自背包旅行了三周。我徒步了好几天，每走一步都害怕灰熊突然出现。我只遇到了几个人，其中一个骑马的人责备我没有带枪以便受到灰熊攻击时能够保护我自己。第三天，我在一个高山湖畔扎营，旁边有几个登山者，那天他们是在高山峭壁上度过的。我从谷底用背包费力把一瓶红酒背上来，和他们一起分享了。
作为回报，他们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和睦烟斗。我们还一起观看了太阳从落基山脉落下。
旅行之后我回到大学，开始对研究不同的亚洲历史越来越感兴趣，攻读了亚洲研究和人类学两个学位。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我进修了一门叫做《亚洲自然认知》的课程，我之前从没想过，学校居然存在这门课程，这让我对学校万分感激，在那个学期我一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日本和中国的隐士文学作品。
我在松尾芭蕉4、西行法师5和寒山6三位大师行云流水一般的作品中找到了灵感。他们都是放弃了社会，在山间徜徉的隐逸诗人，过着简单的生活，写着诗。他们很多作品得以流传下来是因为追随者们在记录下他们写在叶子或石头上的诗句之后才扔掉它们。
很快，我把中国记在了心里，如果非要我说出第一次来中国的真实理由，我认为答案是：我想在永远消失于山林中之前，至少要尝试一下其余的世界。
所以我能省则省，并向我爸妈借了一笔钱，之后我向着第一次亚洲之旅出发了，在那儿，我遇见了玛格丽特和鲨鱼。当时完全不知道未来等我的是什么。我甚至给我的室友们留下某种遗嘱，是为了以防我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永远回不来了。
我在中国内地及西藏旅行时，从没找到我要找的隐士，但是我确实找到了一些别的不同的东西。我并不是说那是最好的东西，但那确实不同。在中国的乡村，我发现人们能够过着我一直很向往的生活。他们种自己的粮食，养自己的牲畜，建自己的房子，甚至蒸馏自己的烈酒。在我全神贯注关注中国的时候，那种逃向群山的梦想消失了。在2000年8月，我再次回到中国，开始了我第二次旅程。
为了获得亚洲研究的学位，我需要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关于三峡大坝和大坝搬迁工作社会影响的研究》。大坝背后形成的巨大水库将会淹没的地区据估计住着两百万至三百万人。我对这么多人的搬迁很感兴趣。我已经完成了资料查阅，但完成论文前仍需要做一些实地考察工作。
在印尼巴厘岛参加完朋友的婚礼后，我去了马莱海滩和泰国，之后飞往昆明，接着飞到重庆。我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相比其他城市山城重庆还不太活跃。然而十年后，三峡大坝让这个城市向原本不可居住的泛滥平原扩张开来，接下来的数年间，重庆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我从重庆坐船沿扬子江顺流而下，三天后到了离大坝最近的城市宜昌。我对大坝本身不感兴趣，但却很想见到即将失去家园的居民，在未来几年内，水库将淹没他们的土地。
硕大的数字写着135——红色粗体字印着预计水会上涨的高度，并沿着整个山谷张贴在大大的公告板上。偶尔标语会直接出示在居民的屋顶上，这些房子将不得不为水库让路。
第一晚，我离开了船，开始沿着河岸徒步。我来到一家小农舍，一个老妇人怀疑地盯着我看，一条瘦削的狗跳到土路上来，用带着恶意的咆哮和狂吠向我迎来。我捡起离我最近的一块碎石，准备一旦这条狗攻击我，就用石头猛扔向它。然而老妇人生气地发出一声号令，狗卷起尾巴灰溜溜地走掉了。
一个年纪更大的老人从房子里迈步出来，很显然，他很好奇一个外国人来到他的地盘做什么。他招招手把我叫进了院子。我进去的时候那条狗围着我快速地绕了一圈，并上下打量着我。
老人让我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给我倒了一杯茶，又在我面前放了满满一盘瓜子。那时候我的中文并不怎么好，两年前在西藏旅行时也没提高太多。我们开始了简单的对话。老人告诉我他姓周，听起来很像英文名字“Joe”。“你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多久了？”我问。“很久了，”他说，“从我记事起就已经在这里了。”细长的狗过来躺在了周先生的脚边。“你不久以后要搬家吗？”我胸有成竹地问到。“你看到那些房子了吗？”他说道，指着远处山坡上一簇白花花的建筑。“明年我们本应该和两个女儿搬到那里，但我们就是舍不得这片土地，我们会一直呆在这里，直到水淹没一切。”
一般来说搬迁的人会得到新城区的公寓，政府将这些公寓建在这片谷底的高脊上。他们也会获得现金补偿，对于任何一个小型农户来说，这都是一笔巨款。但是没了土地，就没了稳定的收入和固定的食物来源，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城市生活要昂贵得多。
我继续徒步时发现，沿着山谷边缘有一些其他的新市区。在绿色的梯田山坡上，它们看起来并不属于那里。对于那些住在即将被淹没的老城区的人们来说，搬迁相对简单些。
基本上，他们的城镇只是换了一个地址，房子还是一样的，生活方式与之前所适应的也没什么不同。但是对于像周先生这样的家庭，搬迁不仅仅是收拾行李、打开行李这么简单，而是意味着生活习惯的巨大转变。他们将不再拥有稻田和果园，不再有资源饲养猪和鸡。这些家庭并不适应去市场买菜买肉，肯定也不适应只有电视机陪伴他们的六楼公寓。
我继续调查了几天，再也没有遇到像周先生那么直白的人。其他人看起来很提防我的调查动机，而不能安心地告诉我搬迁的事情。
我一度在一个十字路口遇见一辆警车，里面的警察叫我上车加入他们。有几个反对建设三峡大坝的人，因为抗议被监禁起来，其中有几个是有名的激进主义分子。我上车时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越过了观察者和麻烦制造者的分界线。
结果，原来只是他们想让我按照执法的规范去做，在当地警察局登记。负责的警官十分热情，他看起来对一个外国人独自来到这个小镇的举动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在写论文，他提出剩下的两天内做我在这个地区的向导。
他开车带我到了沿着山谷高脊而建的城区之一。路刚刚铺好，店面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很干净整洁。
当我意识到全城没有任何一个居民时感到很不安，那里像一座鬼城，但又太新了，连个鬼都没有。那些因为家园即将形成水库而不得不离开的农民大部分会搬到像这样的一座城镇里。
我很快意识到这不仅是强制移民，这也是强制城市化，这就是新中国：城市不断增长，农村逐渐消失。在三峡大坝搬迁的案例中，城市化作为大坝工程的一部分而受命执行。中国的其他部分将会以更大的规模面临同样的命运，这将不再是村民为了避开洪水而城市化，而是跟着移民务工者的洪流涌向城市。这种移民将会成为促进中国发展的引擎。
中国的变迁是如此之快，待到这移民结束时，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中国将会变成古老的历史。所以，我若是想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亲眼看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04 东行
我越是琢磨在一座山中寺庙生活的想法，就越觉得开心。这起车祸成了临门一脚。于是在2001年12月，我辞了工作，把保险支票兑成现金，收拾行李搬到了中国。
在俄勒冈州中部，穿过胡德山国家森林公园的26号高速路地段笼罩在一阵清新的零星小雨中。我们在开车巡视露营场所和红杉树林时，轮胎突然失去了牵引力。我那时刚解开我的安全带，去拿后座上的《史密斯攀岩指南》，驾驶这辆丰田超霸的是Zan。失去动力之后汽车勉强保持着摩擦力，后轮有些打滑了。
Zan试着调整行车方向，但我们甚至向相反方向滑了更远。我的身体警觉起来，肾上腺素冲向了我的大脑。我把左臂环在Zan的腰上喃喃道：“没事的。”话语竟平静地说出口，就好像我以前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似的。好像我们正坐在安全的过山车上，面对悬崖峭壁，并不需要惊慌。
汽车从潮湿的高速路上猛冲下路边，之后轮胎抓住了一小片干燥的土地，车突然重重地翻转过来，车顶朝下。冲击力使我的头撞出天窗，猛撞在柏油路上。撞击又快又重，我还没时间喘上一口气，汽车又不知道如何地四轮着地，面向前方，我们也跟着坐直了。
我看着Zan，Zan看着我，两个人都祈望能够明白现在的状况，但我们的感官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开着一辆SUV高速翻转了360度，最后四轮着地面向前方。考虑到这起车祸的级别，这结果也太不真实了。然而，参差不齐的挡风玻璃碎片正对着我们的喉咙，让我们知道我们存活下来是多么的幸运。“你还好吗？”我问。“嗯，我猜还好。”她说，“你呢？”
四周松林散发出的清新香气突然散开，变成一种奇怪的熟悉芳香。我知道以前闻过这种气息却忘了是什么时候。当“我觉得我还好”这句话滚过我的舌尖，我发现嘴里有一股咸咸的金属味道。我伸手想抹去眉头的“汗水”，却发现我的头顶正在流血。血顺着我的脸流下来，Zan慌忙找东西来覆盖我的伤口，最后递给我一卷快用完的卫生纸。一个好心的路人打开了Zan那边的车门，帮她走了出去。那个女人安慰了Zan好几分钟，我还呆在车里等人来帮我。但是没有人过来，所以我稳住自己，走出去和Zan汇合。我走到车的另一面，发现停下来帮忙的人群在她身边聚作一团。我告诉他们别管我，我很好。
我的衣服染上了一大片血，我猜没人真的愿意靠得太近。虽然如此，最终一个陌生人递给我一块干净的毛巾，我用它压住了我的头部。就在等待内科急救专家到来时，Zan和我互相鼓励，缓缓地呼吸了几次，保持冷静。
当他们到来的时候，我们要多镇定有多镇定。我们喝过了水，讨论着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望着汽车，感觉能活下来真是太幸运了。但是当内科急救的工作人员从救护车上下来，朝着我们猛冲过来的时候，这份平静迅速被惊慌取代了。就好像我们起火了，他们只有几秒钟把我们扑灭似的。他们无疑很关心我们，开始连珠炮似的问各种问题。“等等，等等，慢一点！”我恳求道。他们到达车祸现场的方式令人不安，反而对我有负面作用。失血和震惊联合起来，减慢了氧气流向我大脑的速度。视野右侧刚开始出现的黑斑越来越大，最后全黑了，那之后我就不省人事了。
大约30分钟后我在一架直升机上醒了过来。我被固定在一块靠背板上，两个天使一般的女人在我上方盘旋。其中一个说，“啊，你醒了！我们将会把你的裤子脱掉，可以吗？”“呃，好的。”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到，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的处境不容我反抗她们。“放心，我们会对你手下留情的。”一个女人微笑着说，“如果现在我们不脱掉你的裤子，到了急诊室会被剪掉的！”她们解释得似乎很有道理，但理由有点让人失望。
直升机刚降落在西雅图瑞典医疗中心，美丽护士的脸就离我远去了。我甚至连谢谢她们拯救了我的裤子的时间都没有，就迷失在一大群围上来的医生当中了。
其中一个说，“我叫Suzy，我要给你量血压。”其他的医生则急匆匆地把我的轮床从楼顶推到了急诊室。
另一个说，“我叫Jonathan，我要采一份血样。”“我叫Angela，”又有另外一个人说，“你能不能张开嘴说‘啊——’。”在Ralph出现之前，一切都是例行公事，相对来讲并不痛。“我叫Ralph，我将会把手指插进你的直肠。”我说服我自己他肯定是在检查有没有内出血，但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确定Ralph是个医生还是一个碰巧在我担架旁、想要找点乐子的患者。
我被缝了难看的几针之后，医院批准我出院了。我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恢复了身体。他们剃掉了我一撮头发，所以头顶有一块是秃秃的。Zan的保险公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开给我1000美金的支票，以补偿我在事故中遭受的痛苦和折磨。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笔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落下了颈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虽然这1000美金能够支付我下一次的中国之行，但要补偿接下来折磨我15年的脖子痛和睡眠问题，这远远不够。
我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德的一家小爵士酒吧当侍者的时候，我的同事Brett告诉我他弟弟将要从中国回来看他，我应该让他弟弟对我事故之后的病痛和僵硬进行针灸治疗。就这样，我认识了Josh Pollock。
Josh在用针折磨我时看起来获得了一种施虐的乐趣。治疗我的时候，他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每每那些针在我身上痛苦地扭动时，他就开始狂热地笑。他是一名中医执照医师，事实上非常有天分，但我偶尔会怀疑中医学的要领是不是在某些部位引发足够的疼痛，这样病人就忘了一开始引发不适的疾病到底是什么了。
Josh为我治疗的交换条件是几杯酒吧高层货架上的威士忌。他把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讲给我听。还谈到大理小镇山上的功夫寺庙。他和他哥哥在那里修行过。我去过两次中国，但一直是以参观者和游客的身份去的，并没考虑过真正地居住在那里。
我越是琢磨在一个功夫山寺生活的想法，就越觉得心动。这起车祸则成了临门一脚。于是在2001年12月，遇见Josh的10个月后，我辞了工作，把保险支票兑成现金，收拾行李搬到了中国。05 新家
中国在现代化征途中，很少有地方能保存一些历史，大理却是其中之一。我在附近山上的无为寺花了三个月时间练习武术，受伤后遇见了Kris。鸟吧成了我们的新家，大理则是我们的未来。
我在大理附近山上的无为寺花了3个月的时间训练，每天5小时，每周6天。“无为”是“自然行为”或“不采取行为的行为”的意思。无为寺是一座少林风格的寺庙，周围环绕着佛教雕像和浓密的松林。当时，中国接收外国人的寺庙寥寥无几，这是其中之一。训练的强度很大，我每天拖着疼痛的身躯入睡，每一天都结束在满满的鼾声中。
僧人们每天凌晨4点起来诵经，但是外国学生允许睡到7点。起床之后我们就跑步、伸展、吃早餐（早餐是素面条或馒头）、训练3个小时、吃午餐、休息几个小时、再训练两个小时、再吃晚餐，然后通常晚上9点就筋疲力尽地睡着了。寺庙里住着2到10个外国人和8名僧人，他们有些是庙里收留的孤儿。
来寺庙的前三天，我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被打的皮纳塔（专门用来打碎的彩色陶罐）。训练中要用到我从未用过的肌肉、肌腱和韧带，它们每一处都在痛苦地哀鸣。伸展是训练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增加身体灵活性，是为了避免受伤。一系列踢和拳击的训练能够进一步增加灵活性，同时塑造肌肉、提升速度。此外，还有些任务是使皮肤和骨骼更坚韧的练习——或者是拳击沙袋，或者是反复地把手猛插进一个装满玉米粒的大陶瓷容器中。
到第三周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劈叉了，而且正在努力练习空翻。就我刚来时无能为力的四处乱弹而言，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可观的成绩了。我也在试着自学针灸——虽然不是个好主意，但是每晚睡觉前，我会按照针灸图指示的位置，对着最重要的穴位将长长的针扎进自己的肌肉。
这座寺庙依偎在云南省西部小镇大理上方的群山中，寺里没有电，只提供素食，在训练任务中戒律森严，而且有一位古怪的大师，我们管他叫“师傅”。他是个矮个子光头，蓄着长长的山羊胡须，带着古代圣人的表情。他总是身穿一件橙黄色的袍子，这是他作为寺庙住持身份的象征，他要求我们对他施以与身份相称的尊重。他出现在训练场时，那一节课大家肯定都很勤奋，僧人们争着完美地做好每一个动作，以免受到训斥。
大部分外国人都不会呆一两周以上。由于我像之前的Josh和Brett一样，长期参加课程，所以获得了师傅的信任和友好相待。师傅只用一种方式表达他的感情——掐胳膊。这不仅带来惊人的疼痛，还会留下难看的深青色淤痕。每当师傅冲我喊道“站姿不平衡，踢得不够高”时，他就会在我胳膊上留下疼痛加重责罚——感觉像是钻了一个洞那么痛。新来的学生则带着莫名的嫉妒看着我，期望他们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疼痛标记，来显示他们的成就。
我们练习的古老武术招式常常感觉像是舞蹈而不是格斗。但是我越熟练，这些动作就越有意思。有些招式需要剑、军刀或手杖之类的兵器，但我专注于鹰爪手，这是一种以“抓”和“锁”为基础的攻击性招式。我们所学的充其量不过是入门招式，但锻炼强度很大，我很快就比我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健康了。
我本打算再多呆三个月的，直到一个特别寒冷的早晨。我正在冰冷的石头地板上练习鲤鱼打挺——练习这个招式时，练习者不断地躺在地面弹起至直立，除了踢腿和弹起颈部什么也不用。在一组重复50次的练习中，我的脖子僵住了，头卡在一个扭曲的角度。师傅是整个寺里唯一有疗伤资格的人，但他去昆明拜访他的大师了。所以领头僧人之中的一个接手了，他觉得很有把握能把我的脖子弄回原位。“1、2、3！”他一边数着，一边前后晃动我的头，之后把我的头猛地扭了半圈。我痛得大叫起来，他的表情马上从绝对的自信变成一种类似好奇的神情，说不定他在电视里看到这套疗法很奏效，所以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成功。他断定是用力不够，于是我迟疑地让他再一次握住我的头，而这一次他几乎把我的头拧了下来。
不幸的是，这些治疗对我的伤害比我自身的伤还要重，这不仅意味着我不能继续留在无为寺，结果还严重限制了我做事的能力。我终于去看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他没有试图把我的脖子扭直。我了解到一年前的车祸后我患上了颈椎间盘突出，我在庙里受的伤则加重了病情。这次挫折迫使我重新考虑在中国的计划，我来到大理是为了学习武术，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遇见Kris Ariel的第一天，他一招右勾拳直击在我下巴上，打得我旋转着倒在草地上。模糊的绿色视野让我震惊了，我就此明白会和Kris成为好朋友。到大理才一天，我就戴上了带衬垫的手套，自信地摇摆了几次，看着Kris躲躲闪闪，然后一发强力攻击直冲我而来。至今，他都没有让我忘记那次败北。
Kris出生在加州海沃德，在夏威夷州的凯鲁瓦长大，搬了几次家之后终于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定居下来。他一个劳伦斯的朋友前一年住在大理。Kris听说了他在中国生活的事之后，下定决心来到中国。他当时对中国一无所知，对中文一窍不通。他四个月之后要在当地一家戏剧公司出演当地制作的《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和《萨卡加维亚》，他有四个月的自由时间。2001年9月16日，Kris登上了飞往东方的飞机，之后就再也没回头。
一开始Kris从香港坐大巴到广州，他没有地图，没有导游，而且找不到任何一个会讲英语的人。他在城市里游荡了几个小时都找不到接收外国人的住所，直到一个友善的老妇人把他带到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坐了22小时的火车和9小时的大巴，Kris两天之后到达了大理。
Kris在大理呆了不超过几个星期之后，就开始在当地一个面向游客的咖啡馆帮忙了。阳光咖啡馆位于大理当地有名的洋人街上，是一家很受欢迎的西餐馆。很快店主就请Kris担任餐厅经理，这意味着假期变成了永久的搬迁。他开始在大理顺利地工作和生活，于是又过了几周之后，他发电子邮件回家说，他不会回去了，并建议他的戏剧公司找别人来演他的角色。
在阳光咖啡馆工作的四个女孩每天额外花时间教Kris汉语和一些当地菜肴的做法。Kris是我遇到的人中学汉语最快的一个。大部分人需要花三年时间才能精通这门语言。然而Kris只用了一年就大体上很流利了。而且他从没上过汉语课。作为女孩子们教他汉语的回报，Kris帮助她们改进西式菜肴的做法，这使阳光咖啡馆成了中外游客都喜欢的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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