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那些事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墨香满楼

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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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那些事儿试读：

一部轻松幽默的曾国藩传记——《曾国藩那些事儿》序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历史是一面魔镜。而历史人物就是这面魔镜中的画面。

它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结识到形形色色、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接触到林林总总的事物变迁。

提到本书的主人公曾国藩，人们或许就会不约而同地分成两大派。有人赞美他几乎是一个“完人”，有人诋毁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棍”；有人抬举他是晚清中兴第一人，有人贬低他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贼、大汉奸。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吵闹闹了一百多年，大家也还是没有得出一个让世人满意的结论。

光听大家聚在一起唇枪舌战，或许会让你觉得很热闹，然而，没有看过对曾国藩一生真实的描述，谁又有资格随便地去评论他的功过是非呢？

本书从曾国藩的出身开始写起，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经历和曾经有过的功过成败、喜怒哀乐。

儿时的曾国藩也像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家的小孩子一样聪明、可爱。但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儿时的曾国藩就体现出了他独特的个性，稳重、老成、爱记仇、不吃亏。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在老爸苦口婆心的教导下，成绩还算优秀，十四岁开始参加科举，十六岁考中童生，从此走上了通往官场仕途的道路。

青年时期的曾国藩既学会了埋头实干，还懂得了搭顺风车。二十三岁中秀才，三十岁走进翰林院，十年七迁，连升十级。所以他春风得意，既自负、又霸道，但是他个性中原有的稳重又能让他得意却不忘形。

中年时期的曾国藩踌躇满志，很想为大清做一番事业，却又辗转反侧不得其门。恰逢乱世，他只好投笔从戎，从此走上了文官带兵打仗的道路。这条道路对于从来没有拿过刀枪剑戟的文人来说，走起来举步维艰。曾国藩处处遭人刁难、排挤、嘲笑、讽刺，面对这一切的不顺，曾国藩学会了隐忍、中庸、藏锋、自强和世故。

老年时期曾国藩功成名就，他很想力挽狂澜拯救大清于水火，却又处处遭到统治者的猜疑、戒备和打压，所以他只能无奈、惆怅地看着清朝没落，努力在沉默中保全自己一个忠臣的名节，最后在深度绝望中，身患肝病不治而死。

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曾国藩传记，全书以轻松、幽默、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人性化、个性化的视角下笔，展现出了晚清重臣曾国藩时代所发生的那些事儿，同时从对各种人物的心理剖析中，看到历史上每一个细节的变动，揭示历史人物内心挣扎、斗争、矛盾的复杂变化和面临历史重大事件、人生转折时刻的瞬间抉择。

希望通过本书，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从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中领悟到一些道理，并希望这些道理能够为广大读者在事业发展、为人处世中提供很好的帮助。墨香满楼2013.10于北京

第一章 最初的亮相

简历

姓名：曾国藩（曾用名：曾子城）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11年农历11月11日

八字：辛未、已亥、丙辰、已亥

星座：射手座

血型：A型

性格特征：谨慎，执拗，自己决定的事情，八匹马难追回

最喜欢的颜色：宝石蓝（黄色只是梦境，蓝色才更加安全）社会关系：恩师穆彰阿（清朝和珅第二）

师爷一大群，朋友一大堆

家庭背景：中小地主（经济富足，知识贫枯）

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人生信条：不重资历重绩效，不重苦劳重功劳

成功之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崇拜偶像：道光皇帝

粉丝团：康有为、湘军集团等

一生成就：成功镇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农民运动

座右铭：血诚（宁可自己流血，也要对主子忠诚）

人生主要经历：

1811—1816年砍柴

1816—1838年主要工作学习，参加科举考试，会试两次落第后，中进士

1838—1840年在翰林院读研，毕业后就任翰林院庶吉士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任国史馆协修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充文渊阁直阁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兼署部左侍郎

1851—1852年道光驾崩及咸丰继位期间，观望时局

1853—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65—1867年山东剿捻

1867—1869年发展江南制造局

1870—1871年处理天津教案

1872—1873年肝病加重，抑郁身亡

绝对个性的入世

公元1811年是一个奇怪而又平凡的年份，它的奇怪之处在于其中的任何一位数字和第二位数字相加，都等于“九”，而它的平凡之处在于这一年和其他任何年份一样，发生了很多大事：

这一年，林则徐考中了进士；

阿伏加德罗定律被提出；

巴拉圭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建国；

委内瑞拉独立；

……

在这些重大事件之中，也夹杂着一些小事，例如张家的小狗彻夜未归，李家寡妇的大门被围……

或者曾家盼望已久的男婴降世……

这一年的农历11月11日，湖南湘乡县的曾家彻夜未眠，一个乳名叫宽一的曾家子孙降生了。

古代人的名字很有特点，类似于狗子、铁栓这样的不雅字眼总被用来做小孩的名字，这个遵从的是“名字越贱命越硬”的古训。

中国人的名字往往不仅仅是个代号，还会蕴藏着很多信息，像汉朝时期刘邦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所生的儿子叫刘如意。“如意”这个名字就蕴藏了刘邦对这个孩子的看法，往深处想就会发现这同样也是一种政治信号……

曾家虽然不是名门望族，但是也可能会遵从中国起名学中的某一条。所以，“宽一”这个乳名一定也具有某种深意。

可能是笔者不才，翻遍史料以及典籍，也没有找到“宽一”这个名字里蕴涵着何种讲究。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一”字代表了曾家子孙的地位，或许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已经计划好再添人丁就叫“宽二”“宽三”“宽四”了……

古代人的名和字是分开的，这个男婴后来名为“子城”，字“伯函”。

关于曾子城的出生，还有一些神奇的传说。

封建社会，名人出生时地上不冒点仙气儿天上不来朵祥云似乎不能说明自己的与众不同，所以有异象是常事，没有异象反倒让人觉得不正常了。

有些人一出生就注定了是名人，例如帝王之子；有些人出生之时名不见经传，但是去世的时候却是赫赫有名，例如刘邦、朱元璋。所以异象产生也有先后之别，后者的异象大多是成名之后才添加进去的。

曾子城出生时有异象，应该属于后者。

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塑金身”，我们还是先来了解当时曾子城出生时的神奇异象吧！

据说（一般异象都是从据说开始的），1811年的那个晚上，曾子城年近七十的曾祖父曾竟希梦到蟒蛇从空中降到梁上，慢慢地靠近家门，然后渐渐降落绕屋宅爬行一周后，进入大门。

睡梦中曾公清楚地看到这条蟒蛇身子有桶口那么粗，数十米的身子紧紧地盘在一起像堆起的小山，黝黑的身子发着阴森的光芒。巨蟒长长的芯子不时地颤动，睁着斑驳而有异光闪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曾公。经过这么一番惊吓，曾公从睡梦中惊醒。

被吓醒的曾公睁开蒙眬的眼睛透过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半轮上弦月诡异地挂在天上，飒飒的秋风吹得院子里的白果树呜咽作响。

惊醒之后的曾公盘算着，孙媳妇可能快要生了。于是，他披上外套，走到了院子当中，只见一个黑影，慢慢地蠕动着走进了曾家大门，曾公又是一惊，还没回过神来，就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这个传说有模有样，惟妙惟肖，细节之处说得很清楚，所有这些只想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异象曾经真的发生过。

这个异象既拙劣也高明，拙劣之处在于怎么异象和郭子仪当年的异象大同小异，当年郭子仪降生那天，他的祖父也是梦见一条大蟒蛇进门；高明之处同样在于这个异象和郭子仪当年的异象大同小异，众所周知，郭子仪日后成了将才，属于国家栋梁，而这个异象所要说明的也就是说这个曾家后人以后也能成为国家栋梁……

这个异象的见证人是曾公，第一个传播人自然也是曾公，并且是一个不遗余力的传播者，以至于后来进入了史料之中，走进了我的笔下。

曾公，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新闻传播人才！

大家都知道，一个“暗扣”的魔术很容易被识破，但N个“暗扣”的魔术就很难被识破，哪怕这些“暗扣”都是一些很普通的魔术手法。

曾公也深知此理！

异象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次异象的见证和主角成了异象所要说的人—曾子城。

据说（同样，传说只能从据说开始说起），在曾子城7岁那年的正月（关于异象发生时间的挑选是有讲究的，主体年龄太大，看上去造假成分过高，所以选择7岁；另外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正月情结，所以，7岁、正月，时机恰当），母亲带着他坐船到外婆家去拜年。

途中，两岸山水秀丽，野兔在山间狂奔，小鱼儿在水里漫游……小孩的调皮在曾子城身上也有体现，他趴在船舷上伸手要去抓水里的鱼，母亲一看特别地紧张，赶紧抱住他，就在她伸手去抱儿子的一刹那，突然看见水里有一道黑影，于是她惊叫一声“蛇！”吓得曾子城脚一滑，一头栽到水里。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母亲惊呆了，船夫跳水，救了半天空手回来了……接下来重点就来了。历史书读得多，就能猜到结局：曾子城肯定不会就此死去。

他正牢牢地抱着一个大树根，偷着乐呢!

后来，他母亲讲，定是那水蛇变成了树根救了曾子城一命。这就更坚定了曾子城以后一定会大富大贵的信念了。

这异象，经历者有曾子城与其母亲以及船夫。

解释权却归曾子城母亲所有。

猫腻儿就在这解释权上。“解释权”是一种很奇怪的权利，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切，拥有解释权的人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没有谱了。

而这个异象，就是利用了“解释权”！

而这个异象也确实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世代口耳相传的说法，成年后的曾子城长得和蟒蛇很神似。

或许曾家人太过擅长于传播了，以至于蟒蛇投胎的异象在乡邻之间早已根深蒂固。

不过曾子城的眼睛不仅呈三角形，而且经常似闭非闭，加之他脸形呈瓜子形（夸张点就是倒三角形），偏瘦再配上脑后一根长辫子，长相与蟒蛇却也极似。

试想这样一副尊荣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不过曾子城也确实因为长相问题吃了大亏，后面我会给大家解释。

然而，他的长相丝毫没有动摇曾家的信念，长得丑怎么了，长得丑又没得罪谁，更何况人们都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不过，了解了曾家的背景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固执的曾家人一相情愿的信念也多少有点自我安慰的意思。

曾家的爷爷了不起

曾氏最初祖籍并非湖南，而是经由几代人的多次搬迁之后才来到了湖南。

至于他们为什么搬迁，无从得知，直到子城的爷爷的老太爷曾应贞一代，曾家才安定下来。

或是因为他们搬家太过频繁吧，再或者就是在搬家的过程中值钱的东西都带不走。总之，定居湖南以后，曾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富裕起来。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百姓安居才能乐业，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不过，在那个时代，能够像曾家这样，安居乐业的人家并不多，要不然，大清国又怎么会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中摇摇欲坠呢？

起初，在曾子城的爷爷的老太爷曾应贞小的时候，曾家还是比较贫困的，但在曾应贞几年的苦心经营之后，曾家才发起家来，而且还积攒了不少的家底，买来不少良田，盖起了几处宅院。

此时的曾家人彻底地结束了今天住河东、明天搬河西的流离失所的日子，也终于和别人一样，可以一觉睡到日上三竿了，也终于过上了小康般的幸福生活。

这样看来曾应贞可以说是曾家小康生活的创始人了，不过再强的人也斗不过时间，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曾应贞也已从帅小伙变成了糟老头。

明知自己时日不多的曾应贞，看着膝下一群儿女，于是他决定，自己留40亩田地和一处宅院用来养老，其余的就给几个儿子平分，一来可以避免儿女们为了争自己的那点家产而钩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二来自己也可以图个晚年清静。

然而中国式分家向来都是富有戏剧性的，想必曾家也不会例外。

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是，从曾子城的爷爷曾玉屏的性格上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当年曾玉屏一定比别的弟兄多分了好多财产（当然只是相对来说）。

从曾玉屏那既霸道又不爱吃亏的性格，不难推断出，在曾家子弟们陪着老爷子围着八仙桌谈论分家事宜的时候，曾玉屏有可能直接拎了一把大刀，跑过来，把刀往桌子上一扔，撂下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然后，转身就走了。

很多时候公平只是强者的特权，弱者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绝对的公平。

无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曾家的其他支系的没落和子城家的富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不可否定，子城家的富裕跟爷爷曾玉屏的善于经营有着很大的关系。

虽然经过曾玉屏的努力，子城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似乎每个人都需要有那么一段不光彩的过去，才能在转了好几个弯之后，走上正道。

然而就是转这样的几个弯，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完成，而有的人只需要那么几天或是几刻钟就能完成。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心。

或许，爱过方知情浓，伤过才知心痛，无知过才知后悔，迷醉过才知清醒。

总之，年轻时的曾玉屏曾经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街头小混混。估计打架斗殴、调戏良家妇女、偷鸡摸狗、夜不归宿都是常有的事。

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在众人的劝说下，竟然痛改前非了，从此一心经营自己的家业，而且卓有成效。

前后如此之大的差异，实在让人惊讶。至于当时众人是如何旁征博引地摆事实讲道理，如何感动得曾玉屏痛哭流涕、痛改前非，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估计曾子城的湖南老乡们个个都口才了得。要不然，怎么能说得动曾玉屏呢？也不想想，这是个什么角儿？

总之，洗心革面的曾玉屏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下地干活，还带人把自己家那些巴掌大的梯田都给深耕填补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良田。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

猜测一：天天被扔在家里的娇滴滴的新媳妇，寂寞难耐，最后跟隔壁张三私奔了。

猜测二：老娘突然死了。试想呀，儿子天天不务正业，最伤心的人可能就是老娘了，这个被罗唆的都没脸皮的儿子，估计是真的伤了老娘的心了，以至于她老人家经不起打击，一命呜呼了。

猜测三：天天跟自己一起混的王二麻子突然考中了秀才，这个天天在自己面前装着不学习的家伙，原来回家以后都要头悬梁锥刺股，玩阴的，可恶！

猜测四：遇到了高人，买到了痛改前非药。

然而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结果都是一样的，原本不见经传的曾家，逐渐地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家。

田地多了，活也多了，雇工也就多了起来，可能是看着别人为自己干活比较爽吧，曾玉屏剥削雇工的本性显露了出来，同时他的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加之他原本就大的嗓门，生起气来，大吼一声，估计二里地开外都能听得到，有史料记载他“声如洪钟，见者惮慑”。

真难想象当年对他说服教育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连这样的犟驴都能降服，真是让人佩服。

曾玉屏不仅耿直、暴躁，他还很多事。可能是年轻时在社会上鬼混时落下的毛病吧。邻居街坊谁家要是有点什么事，他肯定是第一个跑过去管事的人。

因此曾玉屏常常以终审官的身份出现在乡邻面前，一旦作出判决，谁若不服，他立马暴跳如雷，恶语相向，如大珠小珠般噼里啪啦地骂得人家晕头转向，找不着东南西北。

可见这曾老爷子的口才真是非比寻常呀！

更有趣的是，他老人家独断专行，蛮横跋扈，谁若不服，他就当面破口大骂，一点都不顾情面。曾国藩在《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中写到：曾玉屏对长子曾麟书非常苛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好像跟爷爷不太像。不过年幼的曾国藩也多少受到了爷爷的影响。

但是，曾玉屏却因为年少时那一段不务正业的经历，荒废了学业，他小时候虽然也上过小学（私塾），但是，由于不用功，早早就辍学了。

而没有多少文化却恰恰成了他老人家心口最痛的伤。

据说，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曾家和湘乡的一位大乡绅（所谓乡绅就是退休在家的老干部）闹了场官司。

因为曾玉屏识字不多，再加上性情耿直，所以他也就没花银两打点写状子的秀才，结果就让人家给黑了一把，原本有理的硬让写状秀才写成了无理。

结果曾家毫不稀奇地败诉了，赔了人家二百多两银子。曾老爷子一定在心中叫苦：真是没有文化害死人呀！

于是得胜而归的大乡绅就把曾玉屏老爷子给奚落了一番。

敢跟我斗，我的两个儿子可都是秀才，就你这连斗大的字都不识一篓筐的文盲还想跟我斗，真是笑死人了。

二百多两银子对于当时的曾家来说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损失呀，曾玉屏那叫一个心疼呀，可能当时他连撕了那乡绅的心都有了。

不过，那些话却正中了曾玉屏的软肋，他一气之下病了大半年。之后，他暗下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曾家子孙好好读书，不为别的，就为争这一口气。

只可惜曾玉屏一生只得了三子，老大曾麟书天赋不高，苦读了几十年书，最终只考中了个秀才；老二曾鼎尊英年早逝；老三曾骥云不仅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更气人的是，他到死都只是一个童生（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考过童子试），更可悲的是，他一生无子，最后，只能从大哥家过继一个儿子。

估计这三个儿子也让他老人家伤透了心。

大儿子，曾经16次名落孙山，虽然第十七次考试终于中了秀才，可是已经43岁了，只比他自己的儿子子城早一年中秀才而已。要是搁现在可就真成了，老爸带着儿子来上学了，估计也会是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对于曾麟书来讲，最终只考中了一个秀才，或许，也足慰平生了。至少他也为老爸争了一口气，至少曾玉屏再碰到那个乡绅也敢说自己儿子也是秀才了。

然而他屡败屡战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还有就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定是一流的，要是跟范进似的，他岂不早就疯了。

但是对于心高气傲的曾玉屏来说，他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大儿子43岁考中秀才。因为，他太痛恨那些动不动就找他们家麻烦的达官贵人了，所以他的后人一定要当官，而且还要当大官。

曾玉屏曾牢牢地记得老爸说的子城曾孙一定会成为国家栋梁的遗训，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孙子身上。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曾玉屏老人家的眼光的确不错，他的孙儿们的确给他长了脸。

在他的大孙子子城官升二品大员的时候，估计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把那老乡绅从坟里挖出来，告诉他：我们曾家发达了，小小的秀才还敢跟我斗，真是笑死人了！

然而年幼的子城是否生来就聪明过人，似乎还有待于考察。

这个孩子不一般

曾子城出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塑金身”，而塑金身的说法大多都是后来人们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很多后来成了皇上或大员的人一般都要说明自己的来头不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镇得住手下的人。如果告诉手下们，咱们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草根，那么谁会心甘情愿地跟你混呢？更何况，大呼小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历代都有。

而事实上，政治家说谎从来是不脸红的，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更何况谎话说一遍是谎话，说一百遍就是真话了。

当然，曾嗣子孙也以自家出了这么一位大员而骄傲。

我们不妨做个顺水人情，成全这样一个美丽的白色谎言，毕竟历史已经过去。

然而，关于曾子城年幼时到底是聪慧还是愚钝，不同的史料，观点也有所不同。

观点一：愚钝。

论据：史料《曾文正公文集》“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与家塾，晨夕讲授指划，耳朵提不达到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辙乃已。”

大意是说：曾麟书很操心子城小时候的学习，甚至有的知识要给他讲三遍，有时候甚至在上学的路上或是在睡觉的时候还要考察子城的学习，直到子城把所学的知识都弄懂了他才放心。

这个观点还有一个故事做依据。

有一天子城在家读书，有一篇文章背了好久还是没背会。正巧这时候有一个贼躲在他家的屋檐下，希望等他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由此看来子城小时候是不怎么聪明，连贼人都背会了那篇文章，他还没背会。

但是有人却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观点二：聪慧。

论据：上述这个故事背后鲜为人知的典故。

说子城当时已经知道有贼人躲在暗处，而他自身无力驱赶这个贼人，又怕会惹恼贼人生气，对他不利，所以借读书不睡觉，让贼人一直等到没耐性，放弃在曾家的盗窃行为。

然而事实是什么样的已无从考证，不过从子城成年后的成就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

虽然关于子城天资上的争论很激烈，但是子城之后的表现让大家一致认为，他还是很聪明的。毕竟大家都知道，先天的不足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的。

其实事实如何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毕竟人们更关心的还是子城童年的生活。

从曾家的经济状况来看，幼年的子城一定非常幸福，虽然爷爷将筹码都压在了他身上，但是，谁又能逼迫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去背诵四书五经呢？

子城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但是由于祖辈以农为业，所以子城小时候，多少也帮家里做了一些放牛、砍柴之类的活计。或许在闲暇的时候，他也翻翻小人书看看（不过不知道那时有没有小人书）。

不过，可以肯定，曾子城此时的劳动多半是为了娱乐，试想，当时爷爷身体健壮，家里又有雇工，再说了还有老爸和两个叔叔呢，哪里轮得上他干重活呢？跟那些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和难民相比，他真是掉进了蜜罐里，幸福死了。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可是6岁的曾子城就已不得不跟着父亲去上小学（私塾）了，他所上的这所乡村小学有一个很功利的名字叫“利见斋”。

或许是爷爷为了让子城从小就受到利益的熏陶，特意为他选的这家小学吧。

不过要说去上学还能接受，但是要是跟老爸一起上学，还是多少有点别扭。要知道，调皮捣蛋是孩子的天性，爱管着孩子是大人的本性。一个不爱被人管束的人偏偏要跟一个爱管人的人一起读书，那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呀！

然而，曾国藩这样一个后来在官场叱咤风云的人物，小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妨从他儿时的一些故事入手，了解一下曾子城。

年幼的子城为了实现爷爷的梦想，为了曾家不再受人欺负，为了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不得不走出家门，走进许许多多的孩子当中去读书习字。

这一年曾子城6岁。

虽然子城从小就很景仰爷爷威慑乡邻，但是自己却不太张扬，他常常将心事藏在心底。心胸不算宽广，这点倒是挺像他爷爷的。

或许养尊处优的家境让年幼的曾子城多少萌发了一点类似尊严的情感，因此，他决不允许别人挑战或是蔑视他所谓的尊严。儿时的曾子城有仇必报，决不吃亏。

子城9岁那年，随父到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读书，发生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一天，他与主人家的小孩发生了口角（小孩子之间你抓我一把，我挠你一下是常有的事），主人疼爱自己的孩子（哪家的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于是就不问青红皂白，将子城骂了一顿（真是护短！）。

或许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或许是怕丢了饭碗，总之，当时在这家私塾教书的曾麟书看到了此景，赶忙向主人家赔了不是。

试想要是子城的爷爷在这，他会吃这亏？估计主人家光说声对不起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至少也得买了好酒好肉登门道歉才肯罢休。

估计，子城当时的想法跟爷爷一样。

于是等到放学时，他就偷偷打破了人家的金鱼缸，眼看着金鱼一条条地死去，才消了心头之恨。

看来，曾家人还是不好惹的。曾子城当时肯定在想：你是哪根葱？敢骂我？你要为之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小小的曾家大门外，还有一个大大的世界。

此时的清政府已似风雨中摇曳欲倒的老树。但是，封建社会里，不欺压别人就被人欺压的思想，让每一个有机会跻身上层阶级的人都渴望有朝一日谋个一官半职。

曾子城当然也不例外。

于是，在爷爷和爸爸的高期望下，儿时的曾子城也不得不加入了追逐功名的大军，踏上科举考试的道路。

第二章 求学之路

艰难的科举之路

虽然子城很爱玩，但是在老爸的时刻监督下，他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

14岁时，子城就能读《周礼》《史记》中的文章，而且在长沙的童子试中，还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说到考试，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清朝的考试制度。

在清朝，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得先参加童子试，而设这个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正式的科举考试选拔人员。

童子试在清朝也称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县（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考生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相当于现在的省）学政或学道（又称宗师，地位与该省的总督和巡抚相等）主持的院试。

童子试并不是说只有童子才能参加，而童生也跟年龄无关。童生是根据成绩授予的一种资格，有资格才能参加院试。如果一生都没有通过院试成为秀才，那么终生都是童生身份（曾子城的三叔就是这样的终身童生）。

子城也相当争气，16岁，他就以第七名的成绩，考中童生。

之后，曾子城20岁时进入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

21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意识是改掉以前的坏毛病，获得新生的意思。

说到此我们不妨来说说什么是号。

号一般由自己所起，也可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议的。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号，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别号了。

号一般都有一定的寓意在里面，有人以居住地环境为号，如陶潜，号为五柳先生。有人以志趣抱负为号，如贺知章，号为四明狂客。

而曾子城自己为自己取号为涤生，一定是为了表明抱负而取的。

从改号这一举动当中，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时期的曾子城求取功名的心情是多么地急切。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也就进入了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不服兵役、不上税）、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看来在当时考上秀才就已经有不错的待遇了，要不怎么说曾麟书能考上秀才也足慰平生了呢？然而考中了秀才，并没有俸禄，而且中秀才才刚刚有了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资格，要想取得功名，谋个一官半职，还得继续沿着科举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幸运的是，曾子城23岁时就考中了湘乡县的秀才，此时的他就可以和44岁的老爸平起平坐了，但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他还得继续考下去。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之后就是会试。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考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曾子城24岁进入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这么好的书院学费当然也不便宜，看来曾家为了曾子城能考取功名是下了血本了）求学，这年秋天考中举人，然而，之后两次会试不中，无奈只好留级复读。

看来，会试并不简单，录取概率大概是二十取一，跟我们现在考重点本科差不多。

有史料记载，明代小品文名家归有光，为了考个举人，连考了20年，7次没考中，直到第八次才考中，不过，此时黑头发早已考成了白头发了。

跟归有光相比，曾子城还是比较幸运的，4年后，子城参加了殿试，考中了同进士。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参加殿试的是贡士，考中后统称为进士。

虽然，曾子城的科举之路也有那么一点坎坷，但是跟他老爸比起来，也算得上是一帆风顺。

子城虚岁28时，考中了同进士。然而，这迟到的同进士的功名，带给曾国藩的并没有多大的惊喜，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窝囊与遗憾。甚至“即日买车欲归”（出自《凌霄一士随笔》第九卷），后经众人极力劝说才留了下来。

曾国藩为什么会对同进士感到如此地羞耻呢？

因为，清代殿试之后，录取人数为100~400不等，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诸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

而同进士，其实就是不同进士的意思，很显然，同进士就像是一个鼓励奖一样，只不过是为了安慰那些奋斗了N年的秀才们罢了，不至于让他们一时想不开上街游行，破坏国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不过这样一个同进士的身份也确实让人如梗在喉。好比一个人在饥肠辘辘时，却发现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中赫然躺着一只够分量的青头苍蝇，着实让人不知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又像古人娶了小妾，不叫小妾而叫“如夫人”一样，它仿佛在告诉那些做了小妾的女子们：小妾就是小妾不是夫人，想要做夫人，万里长征你才迈出了小半步！

总之，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中的同进士着实让曾子城恶心了好久好久。

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故事：

说的是在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一天，两个幕僚无聊时对对联玩。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就对“同进士”；一个又把上联加为“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就对“同进士出身”；一个再加“替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再对“赐同进士出身”……正对得高兴，突听屋子里一声爆响，接着就见总督大人铁青着脸从里面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莫名其妙，去问老幕僚。老幕僚一听，忙说：“你们二人赶紧收拾行李走人吧。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们不知曾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二人一听，马上收拾家当逃之夭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权倾天下的曾大人居然也就一个“同进士”！

殿试的结果出来之后，状元、榜眼和探花就可以分别直接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和儒林院任编修。其余的进士则需要再参加朝考，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其余的则被分发到各县任知县，也就是做县长。

按清朝的制度，在翰林院当官不仅升官比较容易，而且，由于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都是由翰林院的人担任，因而与皇帝、皇子以及皇亲国戚接近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有谁不愿意留在京城，守在皇上身边呢？而在当时来说，是留在京城还是被分发到地方也就是皇上的一句话。

走进翰林院

经过22年艰难的科举考试，最终只考中了个“同进士”，这样的屈辱让曾子城久久不能释怀。

因为，在曾子城自信而又急切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原本可以考得更好，自己原本应该像癞龙（蟒蛇的俗称）一样一飞冲天的，而现如今，自己依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相比之下）同进士，内心的不甘和现实的平庸，让曾子城彻夜难眠。

可能正是这个耻辱，触动了曾子城的神经，不久之后，曾子城改名为曾国藩，取义为“国之屏藩”，意在能够对国家有所作为。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确实起到了“国之屏藩”的作用，但是，这种屏藩却招到了众人的非议。

但是从曾国藩的出身、家庭背景和所受的教育，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保护他所在阶级的利益，对于后人所说的丧权辱国也并非是他的本意。毕竟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都只是站在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里，而非站在大众的角度，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个人局限。

不过，和京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比，自己这个乡下来的同进士，也的确没什么好炫耀的地方，钱没人家多，成绩不比人家好多少，关系更没有人家硬，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好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而曾国藩这种不算尊贵的出身也就造就了曾国藩做事谨小慎微的一种特性。

然而在曾国藩谨慎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远大抱负和宏伟志愿。曾国藩最初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热望，他也像每一个京城的达官贵人的子孙一样，渴望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找到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

然而，有时候这样的一棵大树在很多人的身边都会存在，但是，能否不失时机地靠上这么一棵大树，很多时候也取决于我们的肚子里是否有那么一点墨水。

然而，胸有点墨的人并非都能及时地被自己渴求的伯乐发现，这就牵涉到一个时机的问题。时机的到来，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在平凡而无奇的生活之中慢慢地等待，等待伯乐的到来。

而此时，正有一位既可谓大树又可谓伯乐的贵人，站在不远的地方颔首微笑着向曾国藩招手。

道光十八年正月，曾国藩在京参加全国会试时，遇到了科会试钦派主考官大学士穆彰阿，而这个人正是奠定了曾国藩之后能够在10年之内连升10级的贵人。

然而在两人相识的最初，这位贵人或许对曾国藩这个只考中了同进士的后生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要不然，对于穆彰阿这个在当时呼风唤雨的大臣来说，随便耍个小伎俩就可以给曾国藩谋个官当当，也不至于让曾国藩在考中了进士后，只能等待皇上的垂青。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二，也就是在曾国藩虚岁二十八中同进士后，在礼部（负责考察国家礼仪的部门）堂官（礼部的长官）引见下，曾国藩才有幸平生第一次朝见皇上。

然而这位长官对曾国藩的引荐并非是对曾国藩的垂青，因为，只要是在翰林院的庶吉士都有这样的机会，只是别人早在半年前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而曾国藩却等待这样的机会一直等了半年多。

虽然如此，对于当时的曾国藩来说也一定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当时的曾国藩一定又喜又怕，喜的是，自己终于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展示自己真实的才华了；怕的是皇上不喜欢自己，那么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有可能白费了，虽然在地方自己已经是进士老爷了，但是在京城，一个进士不过徒有其名，根本没有什么俸禄和官位。

怀着这样忐忑不安的心情，曾国藩进了紫禁城。

而当时的天下相当不太平，不仅连年遭遇洪涝灾害，而且各地官员贪婪无能，一时间举国上下民不聊生。可能是道光帝对现状也相当不满，因而他对曾国藩的为官第一要义“廉”的认识，非常赏识，于是就录用他为翰林院庶吉士。

估计道光帝对于曾国藩的第一印象不过是：年纪轻轻，中等身材，不算强壮，如此而已。至于曾国藩的相貌，估计道光帝并没有去留意，以至于后来，道光帝看清了曾国藩的真实长相后，甚至很后悔自己把长相这样的一个人留在了自己身边。

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清朝的翰林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或许大家对翰林院早有耳闻，当时的翰林院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干部培养学院。因此如果能够进入翰林院，那么就离做官的日子不远了。而且大清每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般都出自于翰林，于是，翰林院也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被授予的庶吉士的头衔，就相当于现在干部学院的见习生或研究生，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翰林院的书籍。

庶吉士是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庶吉士一般是从科举进士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

可见当时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也就意味着曾国藩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官场。而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此时的曾国藩一定很急切地将这个好消息传达到了爷爷和爸爸的耳朵里，收到了这个消息，曾家一定张灯结彩、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三天三夜。

要知道，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进入翰林院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最高期望，不仅仅是因为升职的机会多、见皇上的机会多，就单纯地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每一个读书人都渴望自己能够编撰国史，在清史中多少留下一点个人的文采在里面，也足以抚慰平生。

因此对于曾国藩的爷爷和爸爸那些以读书为骄傲的人来说，进入翰林院就意味着无上的光荣。

但是，进入翰林院的曾国藩，并没有他爷爷和爸爸想的那样风光，此时的曾国藩是个彻头彻尾的月光族。

因为翰林院的研究生是没有俸禄的，曾国藩要吃、要喝、要买书、要送礼、要走关系，这些都要钱，钱从哪里来？湖南老家。

一个天天出入翰林院、隔三差五跟皇上见个面的庶吉士却还要靠家里供养，曾国藩很不甘心，他想要尽快结束这种让自己难堪的境况。

然而，如何尽快结束这样的日子呢？最快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皇上面前表现得好一点。

虽然在翰林院和皇上见面的机会多，但是对于一个干部学院的实习生来说也并不那么简单，因此曾国藩时刻都在期待并准备着与道光帝的见面。

终于成了“公务员”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已经知道了翰林院庶吉士其实就是等待提拔的一个位置。

然而要等多久？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年，其实决定权就在皇上手里握着，何去何从就听道光帝一句话。

在君主制的社会里，做皇上就是好，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生死，而对于那些命运和生死都握在皇上手里的人来说，不小心地对皇上察言观色就是对自己的命运和生死的不负责任，而权力的绝对集中也就恰恰成了腐败之风的温床。

因此很多有钱的庶吉士早就等不及升官发财了，早就开始搞地下活动。托人找关系，说好话，以求皇上把自己分到油水比较多的地方去上任，也好为升官后的发财作准备。

而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却因为老家远在湖南，而且自家又没有什么显贵之亲，早年爷爷留下来的家业，也被自己这么多年到处求学、参加科考花得差不多了，因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银两可以拿出来打点上司以求早日被皇上召见。

所以对于早年急功近利的曾国藩来说，每一个等待的日夜都是一种煎熬。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同僚们一个又一个地奔赴大好前程。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其间，也不免有已经上任的同学写信过来，显摆自己收刮了多少黄金白银，买了多少套豪华公寓，纳了多少美女做小妾，或是坐着八抬大轿多么的风光等，而此时看信的曾国藩的内心一定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各味混杂，不知是何滋味。

看着身边的同学们一个个有了归宿—做地方官或是在翰林院升职，曾国藩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好好研究一下精神胜利法，尽量地自我安慰一下了。

然而，上帝的每一安排似乎都有他不为人知的深意，仁慈的上帝总在关上了一扇窗以后，还会不经意地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

而现在看似被冷落的曾国藩，说不定就是上帝的下一个宠儿。

在被急切的热望煎熬了两年半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再次见到掌握大清王朝生杀大权的道光帝了。

两年半，近一千个日日夜夜的煎熬与等待，让曾国藩积蓄了太多的能力，压下了太多的热望。

于是，一改往日的惆怅，曾国藩兴冲冲地跑来拜见道光帝。

这一次，高高坐在龙椅上的皇上大人仔细地打量了曾国藩一下：一对三角眼，两道吊梢眉，虽然比獐头鼠目、贼眉鼠眼的人俊那么三分，但是，到最后，道光帝就曾国藩的长相得出了结论—面相不雅。

由于在道光的印象当中，很多造反派的头头们都这副尊荣，因而他觉得此人，非贪即狠，难成大材料。

对于道光帝的不完全归纳，我本人并不赞同，虽然看面相多少也有那么一点科学依据，但是，以貌取人的做法确实是不可取的，而且，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道光帝不是一个精通相面的人。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在很多方面也的确心不那么软，以后我们会详细讲解。

或许，面相有很多时候也多少会出卖一个人的性格，而曾国藩的长相就是一个实例。

不过，道光帝还不算糊涂，最终他对曾国藩的评价还算公平：“面相不雅，答对却明白，能大用。”

然后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掌修大清国历史）的头衔。

这一次，曾国藩真的成了吃皇粮的“公务员”了，虽然曾国藩的这个“公务员”考试跟咱们现在的考试不太一样，但是，考上了公务员就意味着端上了金饭碗，这还是一样的。

翰林院检讨的官衔是可以领取俸禄的，可是，曾国藩此时的年薪仅有33两银子，我粗略地查了一下，33两银子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块钱。

曾国藩所任的翰林院检讨属七品官，跟我们现在的县长的职位差不多。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官职已经可以了，但是要是拿他们的薪水一比，大家就不难发现，当时曾国藩的经济条件的确不怎么样。

虽然当时也会因农民起义，时而发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之类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相比之下当时的物价还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如果曾国藩天天都吃西红柿炒鸡蛋盖饭的话，还是不至于挨饿的。

但是要碰到哪个上司的如夫人做寿，那可就难办了。别人送珍珠、首饰、苏杭刺绣，曾国藩能送什么呢？33两银子的年薪，再除了买这些礼物的开支，恐怕到最后，曾国藩可能连西红柿炒鸡蛋盖饭都吃不起了，索性还不如不送，毕竟礼轻了办不了事，重了又会给自己带来生存问题。

所以不难推测出曾国藩从翰林院庶吉士升职到翰林院检讨靠的确实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人常说，发光的虽然不都是金子，但是只要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所以，曾国藩能博得道光帝的赏识，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大清的国库早在乾隆的时候，就被他老人家挥霍得差不多了，嘉庆帝自从抄了和珅的家后，多少也弄了不少银子，只不过，为了镇压连年的国内起义，大清的国库早就如跑了气的气球一样，一天比一天瘪了。

到了道光帝时，大清更是千疮百孔。再加上各地官员腐败成性，搞得怨声载道。

于是曾国藩，就从廉洁奉公入手，以求讨得道光帝的赏识，然后再拿出勤俭的绝杀，从而锁定了道光帝对他的好感。

一次，道光到翰林院来检查工作，刚好碰到曾国藩穿着一件在肘部打了两个补丁的朝服，非常生气，于是龙颜大怒，责问曾国藩是否故意装穷，以求“廉洁”的美名？

曾国藩此时早已吓得头上冒汗，但是，他深谙，道光帝虽然不算明智但还不算昏庸，于是就说出了缘由，自己不忍心靠家里供给，就在肘部打两个补丁，朝服就可以穿得久一点，这样就可以省一笔开销。

虽然道光帝觉得这样有损国威，不过对曾国藩的勤俭也并不反对，因此曾国藩在他老人家心中的印象更深了。

或许道光帝不知道，勤俭节约是每一个囊中羞涩的人的看家本领，没有多余的银子，买不着体面的衣服，那么勤俭节约的美名就是遮羞的最佳招牌。当然曾国藩也不例外，只是，对于身份尊贵的道光帝当然就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如果，曾国藩的仕途一直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们不妨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仅仅从翰林院庶吉士升到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升到七品，曾国藩就用了3年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曾国藩一生能升到二品的话，就按每3年升一级，那么他要升到二品，就需要36年，36年以后，曾国藩就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了，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然而，历史并非是如此发展的，因为，咱们的主人公很快就搭上了顺风车。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果他的地位提高了，而他的学识却没有相应地提高的话，那么，他就会变得心虚，变得不安，因为官位越高就意味着责任越大。

因此，曾国藩在进入翰林院以后就特别注重自身的提高，在翰林院的十来年里，曾国藩无论是在知识水平方面还是在修身养性方面都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

七年充电的日子

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虽然曾国藩已经从翰林院庶吉士官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而这些官职只不过是舞文弄墨，并没有太多的实权。但是曾国藩却并没有因为这些职位的轻松而选择轻松地生活，而是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来充电—治学。

或许，升迁太快也的确让曾国藩觉得名不副实，所以，他自己也觉得与其忙碌于争权夺利，不如好好地潜心修学，也好为自己的将来打基础，否则一个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的人，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因而曾国藩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实。

谈到曾国藩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来研究一下儒学的发展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朝代所支持的学术都跟它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统治者一般都是通过思想统治来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毕竟个人的行为是通过思想来控制的，而儒学从创立以来就被历代的统治者拿来教化各自的臣民，而清朝所奉行的思想也恰恰就是儒学思想。

因而，要研究曾国藩的学术成就，我们就必须从儒学的变化和发展着手。

从古至今，儒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到了清朝初期主要分为了：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和文经学五个学科。而其中讲述君臣之大的义理学则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

然而在清朝入关之后，大部分汉人多少还沉浸在明朝的汉人统治的旧梦里，他们极力推崇汉学，也有不少汉学家找到了大量的论据，将理学辩驳得体无完肤。因而，这时候的学者多少更侧重于考据学的研究。

然而，经过清朝的几代统治之后，国泰民安了，那些原本想着反清复明的学者们也就渐渐地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因为，只要天下太平了，百姓安居乐业了，也就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造反了。也有一些汉学家继续研究汉学，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反清复明了，而是为了跟理学争宠，希望也能得到统治者的推崇。

可作为统治者，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能够哄得百姓拥护自己并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思想，他们并不会因为哪个学派的学者叫得响就会倾向于哪个学派。

闹了许久，估计这些汉学家们也累了，再加上连年灾害，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那些被农民闹得焦头烂额的汉族官员也认识到了，自己其实跟满族官员是利益攸关的。大清虽然是满族人建立并拥有的，但是，跟那些起义的农民相比，大家还是站得更近的，毕竟，是大清给了自己做官和获得财富的机会，因而那些官员也就渐渐地放弃了为汉学而作出的争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上。因此，在学术界掀起了经世致用学之风。

当时的经世致用学又叫做经世济用学，简称经济学，这是一种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学。

然而，对于年轻的曾国藩来说，这些学术相当陌生。

曾国藩曾在回忆自己治学的过程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在治学之初是相当盲目的，不过，盲目地治学让他广泛地阅读了各种书籍，或许对他后来的为官和处事也有一定的帮助。

可是盲目地学习也在曾国藩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以至于有很多问题，他自己根本找不到答案，这就为他结交一些学术方面的泰斗和好朋友打下了基础。

然而一个人的心中如果疑问太多，就可能让人陷入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之中，因此就有人说，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一个矛盾重生的悲剧。

看来，一个人在思想将要成熟的时候治什么样的学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试想，如果当年曾国藩能够早点选择研究经世致用学，那么，他就很可能会更早地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应地洋务运动就有可能更早地进行。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然而为了应试，曾国藩早期所学的都是一些儒学的古经文，虽然后来曾国藩的思想有所转变，但是，儒家的仁礼主张已在曾国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曾国藩的一生也就是在维护他心中最初的儒家伦理道德，虽然他也因此受了不少的苦，但是儒学思想已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但是他所信奉的儒家伦理道德也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阶级局限性。

虽然在曾国藩后来的为人处世中，也体现着一定的仁礼，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上，却找不到丝毫仁礼的影子。

或许在一个儒家学者的眼中，那些反对本阶层的利益的人，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人，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刁民罢了。

封建礼教真是害死人！

在那些剥削阶级的人看来，百姓命贱如草，本阶层的人才能称为人，所以不难看出，曾国藩所谓的为人处世之道，讲的一定是与那些达官贵人的相处之道，而非与普通人民大众的相处。（纯属个人见解）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而湖南自清朝初期，文化就相当落后（估计曾国藩的考试成绩也跟湖南当时的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关系），而程朱理学（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却在湖南比较盛行，因而，曾国藩多少也受到了一定的熏陶。

对于刚到京城的曾国藩来说，深深地感受着这浓重的学术氛围。

因此在翰林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曾国藩也开始研究起理学来了，于是就跑去向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请教。而后得知，研究理学要从修身养性开始，在大师的指点下，曾国藩开始每天静坐修身，写日记养性。

静坐讲究入座前先宽松衣带，然后活动活动筋骨，便于气血畅通，背部不能靠墙或倚靠在枕头或是靠枕上，当然还要开窗关门，以保障屋内空气流通，同时避免别人打扰。

静坐时可以盘腿而坐，或是随意坐在宽凳上或床上，两手臂放松，双手可以相叠放在小腹的位置，或是放于大腿上，掌心朝上朝下都可以。当然眼睛要闭上，这一点对曾国藩来说倒是很简单，因为他天生就长了一双似闭非闭的眼睛。

一切都准备好了，也坐定了，但是过了不一会儿，曾国藩就坐不住了，每天不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就是坐着坐着就心烦气躁了，看来年轻的曾国藩也是年少轻狂的。

后来他还得出了一个结论，静坐并不适合自己，我还是不坐的好（相当会为自己开脱），理由冠冕堂皇，找不到什么纰漏，真是个不错的理由！

要说到曾国藩写日记更是有趣，就比如拿静坐这一事件来说吧，白天坐不好，到了晚上写日记，他一定会在日记里把自己大骂一顿，然后写出一大串的论据来证明自己是错的，之后痛下决心一定要改过自新，可是到了第二天，该坐不住还是坐不住。

看来，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并没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谁都知道，说总比做容易。

有一个电视节目在讲曾国藩修禁欲这段时，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说曾国藩常年一个人在京城，妻儿老小都在湖南老家，又正值年少，多少有点好色（还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曾国藩到一位好友家里做客，看到朋友左边拥着一个小妾右边抱着一个小妾，非常羡慕，于是就跟好友耳语说：不如，咱俩换换位置，惹得好友大笑他好色。

可是到此事情还没完。

到了晚上写日记，想起白天自己说的话、做的事，曾国藩自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于是又在日记里把自己痛骂了一顿，其中也不免会有痛改前非之类的句子。

可是，睡了一觉醒来，曾国藩还是见了美女就走不动路。

当然写日记，自己难免又要把自己臭骂一顿，如是周而复始，曾国藩的思想也在自己无数次的修正过程中变得清晰而且坚定，并形成影响曾国藩一生的主导思想。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控制下，曾国藩演绎了自己痛苦、无奈又充满抱负的一生。

虽然，从大清开国以来，曾国藩可以说是汉族官员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个，而且他也因此赢得了后人的推崇和尊敬，但是，他为此而作出的牺牲和内心所忍受的沉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他那句“打脱牙齿和血而吞”的名言，不只是一句名言，其中包含了太多曾国藩内心不能说出的痛苦。

而一个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就像皇上要一个大臣去死一样，有人可以选择不死，去造反；而有的人却不顾自己对生的渴望而无奈地选择接受去死，曾国藩就是后面的一种人。

他的这种对封建礼教的绝对信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血诚”，而他的这种血诚也直接地决定了他一生中所作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

他的这种后来日益坚定的思想在他为官的初期只是处在萌芽状态，如果曾国藩没有遇到穆彰阿，没有不知不觉地连连升官，或许，他的一生会幸福许多。

但是，在上帝面前，无力的人们都只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曾国藩命中注定要走一条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第三章 踏上仕途

背靠大树好乘凉

谈到升职，估计大家都能说上一两句自己的看法。

没有政治后台与经济基础的人，想谋得功名利禄，只好青灯皓发潜心治学或是碧血扬沙征战疆场，就是这样也未见得可如愿，甚至到最后搭上自己一条命也未获得一官半职，只好含恨于世，了却一生。

而有些有经济基础却没有政治后台的人，为了升个一官半职，银子花了不少，请人喝酒吃饭，不过就怕烧香没找对神仙，一大堆白花花的银两都打了水漂，真是后悔莫及。当然也有人刚好被幸运砸到了脑壳，可以拿重金买官，当然这样的好事毕竟很少。那些银子也花了、官也没谋到的人，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继续鱼肉百姓，就是抓到一只鬼也能刮它二两油，要知道为了升官发财，官僚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最终苦的还是百姓。

还有一些人经济基础不怎么硬，却可以拉着一根贵人草青云直上，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也应该擦亮眼睛，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贵人，说不定也能因此而风光一把。不过不要贪恋，否则风光过后，谁能保证还是风光呢，毕竟借光这种事原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官之道，及时抽身最起码还是要懂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曾国藩的升迁过程。

道光二十年（1840年）30岁，5月，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36岁，1月，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9月，署兵部右侍郎。

道光三十年（1850年）40岁，7月，兼署部左侍郎。

从曾国藩的升迁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平均每年都能升一级，他的仕途可谓是一片平坦，青云直上。

但是，在曾国藩十年七迁，从七品一跃成为二品大员的背后到底又隐藏着怎样的一个内幕呢？

前面我们早就提到过曾国藩的仕途之所以如此平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仰仗着一位贵人的提拔，而这位贵人就是穆彰阿。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

从穆彰阿的出身，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大家都知道，大清是满洲人的天下，而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的身份就注定了他必为朝廷重用，加上他官僚家庭的背景也为他的升官起到了阶梯的作用。

试想一个踏着阶梯攀升的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容易就能成为高官，而穆彰阿就恰恰没有出什么意外，很自然地成了清廷的顶梁柱。

道光年间，穆彰阿深受皇上的信任，在朝野之间可以说是只手遮天的人物，无异于乾隆爷身边的和珅。

通观历史上能够像穆彰阿一样，既贪婪腐败，又能博得皇上重用的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出身仅仅是他们加官进爵的基础，而真正能够使他们站得住脚的本领还是圆滑的心计。

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不仅精通溜须拍马，而且他们还能准确地揣测出皇上的心思。

要是在现代，他们一定会是很好的心理专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看来历朝历代的皇上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也的确需要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

虽说伴君如伴虎，可是对于那些对老虎的脾气了如指掌的驯兽师们来说，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毕竟周瑜打黄盖，有人愿打，有人愿挨。

说他像和珅，大家或许也就知道了穆彰阿也并非什么善主。

他不仅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巩固权位，而且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还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估计，这位被权力冲昏了头脑的大爷，把大清朝当他家的了。殊不知，乾隆一死，嘉庆就把和珅给办了，还是安分一点的好，否则和珅的死就是他的下场。

曾国藩参加会试时的主考官和阅卷老师，就是穆彰阿。所以，两个人算是有师生之分。

不过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虽说书读得不算太好，可是并不影响他精明的头脑。因此，曾国藩很清楚地知道，虽然穆彰阿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但是，自己却不能离这棵大树太近。

谁能保证大树永远不会倒下呢？一旦树倒了，越大的树，对乘凉的人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

或许，了解了大清的建国背景以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曾国藩的顾虑。

清军入驻中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趁火打劫，或许满人自己心里原本就底气不足，所以，入驻中原以来，大清朝就对汉族官员防备甚严。

早在乾隆年间，大清的臣民就曾因满汉不和发生过许多冲突，加之汉人的力量和智慧也是不可小觑的，满清对汉官的戒备从来没有放松过。

所以，朝廷上下满汉官员之间的雷池没有谁敢越一步，曾国藩也不例外；所以两人虽有师生之情，最初曾国藩却很少去拜会这位满族贵人，一方面是因为他害怕自己被汉族的同僚们看不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穆彰阿本人并不了解。

估计曾国藩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看上，当然不排除他自己也想跟这位老太爷套近乎。总之，曾国藩一定深深地懂得，距离产生美，想要靠近他却不能靠得太近。这些从后来曾国藩的为官之中，我们很容易得到证实。

然而，偶然的一次机会却突然拉近了二人的距离。

可能曾国藩等这个机会好久好久了，一个七品的官员被一品大员召见可不是常有的事。

这天，曾国藩正愁着没事做呢，突然，穆府的张继周总管来访，真是稀客！

曾国藩急忙迎了出来，要知道是“急忙”，可见，当时的曾国藩是多么的急功近利，可能远在湖南老家的爷爷来信又催问孙儿何时升官了，自己也好在乡下威风威风。

一阵寒暄之后，二人一前一后去了穆府。

说到张总管，估计当时凡是打算在京城混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要想通过穆中堂（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的关系一朝跃过龙门，那么首先就得能进穆府。而张总管也就是穆府里的二把手，要是得罪了他，别说巴结上穆彰阿了，估计连穆府大门都进不去。

因此，曾国藩对张总管也是相当尊重的，要不，怎么一前一后地进了穆府呢？

二人进门时刚好碰到一群进士们乐滋滋地往外走，不难看出，这穆中堂的权势不是吹出来的。

进了大厅，曾国藩赶紧给恩师施大礼。之后，中堂问了一些不关痛痒的话，最后说明了召见曾国藩的本意。“这幅古字是西晋陆机的真迹，我也拿不准了。涤生，你给老夫好好看看。”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闲暇时喜欢研究些古玩、字画什么的，这次可是派上用场了，曾国藩不免心中大喜，可以一展身手了。或许当时，曾国藩并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也只作猜测罢了。

一番研究之后，曾国藩得出结论：确是真迹。穆中堂大喜。

谁料，穆中堂还没有高兴多久，曾国藩盯着大厅高挂的一幅字画，竟冒出一句：可惜了这幅赝品！

或许咱们的主人公研究太投入了，以至于看到什么都想研究一番。

穆彰阿立马气得脸红脖子粗，这幅画是赝品？哼！难道你是要说我眼拙了？

这下好了，堂堂一个中堂怎能忍受这样的耻辱？自己视为珍宝挂在大厅里的字画竟是赝品？即使是赝品，谁敢说呢？

曾国藩知道闯了大祸，赶紧跪倒在地，说出了缘由。

整个画卷没什么问题，只是这落款？恩师您是知道的，唐时宣纸较粗糙，而落款处的宣纸纹路却很细腻，这落款必定是后补上去的，请恩师明察。

相爷又惊又喜，惊的是连这么小的细节曾国藩都能看得出来，喜的是曾国藩是个人才，而这个人才又是自己的学生，于是命人布置酒宴招待曾国藩。

穆曾二人的密切关系就此拉开了序幕，随之而展开的就是曾国藩的升迁之路。但是踏上这条路，曾国藩也就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或许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铅华洗尽之后的凄凉，而此时的他更多看到的是这条路的平坦无崎。

对于一般人而言，站在伟人的脚下我们常常更容易看到的是伟人光辉的形象，却看不到伟人的背后长长的身影，于是人们选择奔向辉煌的地方而至死不渝。

此时的曾国藩或许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一个又一个升迁的机会，或许此时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生的每一条路都是有去无回的。

这一年是1839年。

没有人生来就喜欢投降

1839，这是一个太容易勾起人们有关鸦片战争的回忆的数字。

正当大清朝的王公大臣们，沉醉在为争权夺利而钩心斗角的时候，在大清国的南部沿海，却正在酝酿着一场战争。

大家都知道，自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被康乾盛世冲昏了头脑的清朝的君臣们，不仅妄自称大，而且闭目塞听。

而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对腐败的清政府垂涎三尺。

于是，以英帝国为首的列强就开着装有大炮、满载鸦片的战舰悄悄地来到了广东沿海，一步步地逼近了大清帝国。

大量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流出，让清政府痛心不已，要知道朝廷也是要靠白银支撑的，没有白银全国上下这么多官官民民的拿什么买米下锅？现在自己家的白银被人变相地抢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人在遇到这样的大事的时候一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大家都知道，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略，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剥削，一旦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人的利益受到挑战时，接受挑战并果断地作出回应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人最本能的选择。

但是对于大清国，情况则有所不同。

令人意外的是，在清政府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禁烟不可硬来，否则惹怒了人家的大炮，后果很严重。当然，在清政府中，也不排除有些从鸦片贸易中牟利的大臣怕断了自己的财路。

持此观点的以穆彰阿为首。

另一种认为，鸦片必须严禁，否则，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持此观点的以林则徐为首。

而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为了保住自己刚刚铺好的阳关大道，毅然跟穆彰阿站到了一起。或许，当时的曾国藩对清朝的稳定性还是比较信任的，再怎么说，广东还是在京城的千里之外，能够赋予自己功名利禄的统治者就在眼前，为什么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呢？再说了，我只是在背后耳语几句，就算以后有人会骂投降求和，也不会指出我的名道出我的姓。前面还站着穆恩师呢，天塌了还有个儿高的撑着呢!

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鸦片的危害不言而喻，岂有不采取强硬措施严禁的道理呢？难道就让英帝国这么轻易地把一堆一堆的白银运回国吗？

或许是林则徐提出的“兵”“银”大损，正好言中了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于是，1839年，道光皇帝力排众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主持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近代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惹怒了英国政府，因此，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

早就被大烟熏得懒散惯了的清军，不仅战斗力不值得一提，更要命的是，盲目自信惯了的清朝的作战指挥官，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英军的洋玩意儿—大炮，这么厉害。

要知道火药最初是咱们泱泱大中华发明的，他们那些外夷不过是拿了咱们的火药回家研究了几年而已。然而英国的大炮用血的教训告诉了清政府的落后。

1842年，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

此时的清政府早已无力再战。很显然，那些原本就不主张强硬禁烟的大臣们现在又有了表现的舞台。

身为军机大臣的穆彰阿不免又站了出来，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演讲。

讲和吧，虽然赔人点钱，割点地，但是跟咱们的“天下太平”比起来，这点损失还是微不足道的；要是惹怒了洋人，大家都没好果子吃，要知道人家现在有大炮，咱们的长矛算什么，大炮一轰，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拍马屁的人也不在少数，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

真是让人想不明白，曾国藩当时为什么会支持穆彰阿的投降主义。不过，我们更倾向于相信投降只是他无奈的选择，毕竟穆彰阿是曾国藩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不伺候好了这位穆大爷，以后谁帮自己在皇上面前美言呢？

或许谁都不愿意过战火连天的日子，更何况，我们的主人公现在不仅踏入了翰林院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更主要的是自己又跟军机大臣那么熟，加官进爵不过是指日可待。要是一旦打起仗来，枪子儿炮弹都不长眼，万一穆彰阿受到了哪颗枪子或炮弹的青睐，一命呜呼了，自己的美梦岂不是要破灭了吗？

可能换了我们也会这么做，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了啥呢？不就是光宗耀祖、安居乐业吗？更何况，当时的曾国藩还是比较单纯的后生，思想还不算成熟。

所以左思右想之后，曾国藩认为，还是先保住大清政权比较明智。至于赔钱割地那些都是次要的，毕竟钱没有可以再赚，地没有了可以再争，要是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了，要是机会没有了，就再也不会来了。

于是在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英国得到了想要的白银和香港，清政府也换来了暂时的安宁，虽然这份安宁多少有点窝囊；但是毕竟天下又太平了，刚刚涉足仕途的人们，又可以继续做着各自的升官梦了。

现在看来真是不逼到一定的份上，谁都不愿意打仗，更何况光明大道就在眼前的曾国藩呢？

春风得意终有时

鸦片战争之后，天下又太平了，曾国藩往穆府跑得也更勤了。

因而两人关系就更近了一步。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然而事实证明，并不见得。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聚首，很可能是因为彼此利益攸关，或者是对彼此来说对方都有利用价值。

从后来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二人的为官作风截然不同，而此时的二人却能越靠越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互利用。

穆彰阿庇护曾国藩是为了结党营私，巩固自己的势力；曾国藩讨好穆彰阿是为了搭顺风车，通过穆彰阿来提升自己。

或许二人对彼此的关系也心照不宣，但是，穆彰阿对曾国藩的栽培也的确不遗余力，这一点在曾国藩的仕途中很容易得到验证。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曾国藩就在翰林院当了3年的实习生，散馆考试很快就到了。“散馆”考试一般在殿试之后的第三年举行，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担任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其他则被派到地方做官。

道光二十三年的这次散馆考试，主考官无疑非穆彰阿莫属。

清朝的考试一般都是，考生在写完文章以后，一份交给主考官，一份自己留着。估计并不是为了作纪念，应该是为了成绩出来以后作核对用的。

虽然穆主考知道，曾国藩也有几分才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考试后就去要了曾国藩答卷的抄录。

成绩出来了，曾国藩被选任为翰林院检讨（编撰国史的文官），正式成为翰林。

其中，穆彰阿做了多少手脚，或许没有人知道。

可能，穆彰阿找人直接把曾国藩的原本和副本试卷都给重写了，只是我们无从考证，不过二人的关系无疑更是近上加近了。

靠上了这么一棵大树，估计此时的曾国藩天天都梦想着升官，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从此以后，虽然期间也有点小迂回，但总体上来说曾国藩算是飞黄腾达了。因为，就算是皇上吩咐的事没做好，至少还有恩师罩着呢，怕什么，咱们恩师最擅长揣摩皇上爷的心思了。

有一段史料把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庇护描述得很微妙。

一天，曾国藩突然接到皇上次日要召见他的通知，当天就跑去了穆府打探消息（可能更多的是问问老师该怎么应付，才能讨皇上喜欢）。第二天，曾国藩随太监来到了皇上要召见他的地方，却发现皇上根本不在，于是就只好等着了。一等大半天过去了，只好先到恩师家里问问怎么回事，皇上这是什么意思，明天再来见皇上。

穆彰阿忙了一天回到府上，见到曾国藩就问：“在皇上召见你的地方，有间屋子的墙上挂着字幅，你看到了没有呀？上面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呀？”

曾国藩一愣：“有吗？我怎么没看见？”“你真是粗心呀，皇上那是考察你是否心细的！”于是穆相爷赶紧命下人拿了一堆银子给那位领曾国藩进见的太监送去，求人家连夜把墙上的字抄下来给曾国藩背诵，好第二天应对皇上的问话。

第二天，皇上果然只提字幅上的内容，曾国藩应对自如。于是皇上觉得，曾国藩心细，记性也不错，以后可以重用。

然而道光帝却不知他的这句“曾国藩心细，记性也不错，以后可以重用”的总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得出的，或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就像不是每一堵墙都透风一样，不是每一件事的内幕都最终会被当事人知道。而曾国藩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幕之后，悄悄地走到了前台，开始了他顺风顺水的升迁之路。

很多时候，一件小事对一个人的一生却可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画龙的时候一定不能忘了点睛，否则，没有眼睛的龙就不叫龙，而叫龙的轮廓。

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呀！看来曾国藩真是得了穆彰阿不少好处。要是没有穆彰阿的帮助，曾国藩这粒金子很可能会被道光帝永远遗忘在翰林院的某个角落，因为，在一个遍地都是金子的地方，很少人能够从众多的金子中独挑出你这粒。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光是把自己炼成金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双能够发现金子的眼睛和一双能够捡起金子的手，去发现并把这块金子放到能够被人们发现的地方。

曾国藩这块金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幸运者，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恰巧就有这样的一双能够发现金子的眼睛和一双能够捡起金子的手。

然而世事难料，好事从来无双，祸事也很少单行。

对于一直以来太过一帆风顺的曾国藩和穆彰阿来说，他们的好日子也将随着

道光时代的结束

1850年，道光帝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晚。

皇上的贴身太监曹公公突然找到曾国藩，很无奈地告诉了曾国藩一个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道光皇帝不行了。

皇后、妃子、亲王、阿哥、大臣们早就在皇上的寝宫外面跪了一大片了，曾大人呀，您也赶紧去吧，要不连皇上的最后一面都见不着了。

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一边准备进宫，一边不免抹几把眼泪。

要知道，虽然曾国藩一路走来，靠的是穆彰阿的庇护，但是道光帝却是曾国藩青云直上的直接提拔者，而现在这个一直以来都很青睐自己的大清君主正危在旦夕，他的去世，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生命的结束，那也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命运的起落。

官场上人们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充分地说明了上述的言论。而对于已经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曾国藩来说，他再明白不过了。

但是在生死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苍白而又无力的，事到如今曾国藩又能做些什么呢？

感慨生命无常吗？哀叹命运不济吗？不！都不是！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争分夺秒地奔到道光爷面前，再看上一眼还有生命的皇上。其他的一切都已无任何意义了。

看到奄奄一息的道光帝，曾国藩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皇上吃力地瞥了他一眼，而后就召人公布遗诏了。

曾国藩这泪水一定是复杂的。

要说道光帝，自己真是该对他感激涕零，不说自己的恩师穆彰阿多么受他的器重，只说自己。

虽然道光帝不太喜欢自己的长相，但是对自己也算宠爱有加，自己能够从翰林院庶吉士，爬到现在的位置；能够从一个湖南来的一介草民书生，到现在可以在人前大摇大摆；从没有人看得起的从七品，到现在人人巴结的兵部右侍郎，都是因为谁呀？不都是仰仗皇上的喜欢吗？

这其中的知遇之恩和栽培之情怎样才能报答得完呢？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给了曾国藩太多荣耀的皇帝，他的一生又是怎样的一生呢？

所有的史书上关于道光的生活都是这么写的：每天早饭都是召小太监到城门外买五个烧饼，自己吃两个，老婆（皇后）吃两个，儿子（皇后生的儿子）吃一个。

你可以说他抠门、吝啬，但是，大清国当时也确实没有多少银两让他奢侈。

作为一国之君天天早餐只吃两个烧饼，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皇帝，他的内心隐藏着多大的压力和痛苦。

没有哪一个皇上登基以后只想吃喝玩乐，毕竟，在其位谋其政是一种常识，道光帝也希望自己能够治理好国家，也希望在自己的统治时期能够实现国泰民安，但是，大清国发展到自己的统治时，早已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了。

道光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憾和惆怅困扰了他的一生，但是不排除他也曾经像每一个年少轻狂的少年一样有过一段不算光彩的过去，然而忙碌了一生以后，他得到了什么呢？他是否曾经也像普通人一样感受到了幸福的来临呢？而如今他的幸福又在哪里呢？

想到这，曾国藩真想放声号啕大哭，皇上呀，您可不能死呀！您还有很多福没享呢。不过这像是在哭皇上吗？倒不如哭我的前途呀，可不能就此断送了呀！更准确。

此时的曾国藩或许也只是在为道光的死而痛恨上天的残酷，或许他根本就不曾想过，自己在忙碌了一生以后，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或许太多的人都一样，在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可以为别人的不幸掉眼泪，却不曾想过自己可能也有那么一天，可能比别人的结局更凄惨、更悲凉。

此时的道光帝，就连召人念遗诏的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要拼了老命来完成，哪还有心思去想，臣子们眼泪背后又隐藏着怎么样的想法呢？或许他早就知道，只是不愿去答理了，毕竟这一切都将和自己没有关系了，反正都要死了，再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死去原本万事空。

正当曾国藩还在心中暗自叫苦的时候，只听皇上的贴身太监曹公公念道：“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为亲王。”

之后，众臣跪安，也好留给皇上自家人说点私事。

皇家不比寻常人家，皇上死了在他们家的人看来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在这个君权世袭的社会里，皇上一个人的倒下，就意味着有另外一个人可以以更昂扬的姿态站起来。

现在新皇上已定了，在争夺皇权的斗争中胜出的一方，一定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跪在道光帝面前肆意地流着眼泪；而败下的一方，一定哭得死去活来，不仅为道光的死，还为他们随之而去的希望……

从皇宫出来，曾国藩真是万分地不甘心，可是又很无奈。一朝天子一朝臣，四皇子登基以后，不知是否还有自己的好日子过。自己也不免在心里犯嘀咕。

到家以后，曾国藩二话没说，就关上了房门在卧室里静坐。

其中不免会想些曾经跟皇太子奕相见的种种。

由于曾国藩在翰林院所担任的官职都是闲官，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书籍，其中也包括一些看相方面的书籍，一想起皇太子奕长了一双鹰眼，而且脸上也深藏着一些横纹，平时走起路来还深一脚浅一脚，曾国藩不禁心中一寒，他一定不是位明主儿。

午夜，宫里有人来报，道光帝在做完了人生的最后一件事—立新皇上后，驾崩了。

这一年道光帝69岁，咸丰帝虚岁20。

一想到曾经召见过自己无数次的皇上，永远也不能召见自己了，曾国藩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他仿佛能看到自己往日的春风得意同道光帝的身影一同渐渐地消逝了，可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皇上的位子还是要有人继续坐下去的。

一想到即将继位的咸丰帝，曾国藩的内心不免升腾起一股被揪的疼痛。

新皇上会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呢？他的脾气如何、才识怎样、待人可好？自己的恩师是否依然能受到皇上的器重？这棵大树还能不能靠得住？

带着无数的疑问，曾国藩还像从前一样，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梦中不免会看到道光帝还在向自己招手。

只是道光时代的变迁如流水一般无法挽留，它带走了曾国藩和穆彰阿一时的风光和得意，也带走了大清国沉闷的安宁……

第四章 官场落魄的生活

咸丰时代的开始

道光帝死后的第一天早上。

前来吊丧的皇亲国戚、大臣小臣们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外哭成一片。

道光帝自重病以来一直在圆明园养病，直到死前几天才移居到乾清宫，死后，遗体又被转移到圆明园。

不知道道光帝搬来搬去地瞎折腾些什么，或许在弥留之际，他还是比较怀念那象征着皇权的紫禁城吧。

虽然要死了，他也要看紫禁城最后一眼，这样，就算是到了地下见到了列祖列宗，也好告知他们紫禁城还没丢，大清国还依然是他们爱新觉罗家的，也好让他们放心。

总之，道光帝就这么驾崩了。

而此时的穆彰阿一定如履薄冰，哪个人当官当到他那个地步，智商都不会低，他应该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历史上相似的一幕不免又要重新上演。

当年乾隆一死，嘉庆帝当天就抄了和珅的家。对于穆彰阿这么一位不仅贪婪，而且权可倾国的要臣，新皇上不免会把他视为眼中钉，而他的学生们、好友们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还不是全听皇上的一句话。

而此时的曾国藩，低着头，偷偷地看着四皇子那得意的神情，禁不住四肢颤抖。

那么一双鹰眼闪着不祥的光芒，而他脸上的横纹更是让曾国藩看得心惊肉跳。

因为有些相书上记载：鹰眼多疑，而脸藏横纹，是动乱之相。看来大清朝的以后是没有什么安宁可言了。虽然，相术被人们视为迷信，但是有很多时候，你还真得不得不信。

就在道光帝驾崩后不久，大清国就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这是后话，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大臣们哭了一阵后，新任皇帝的贴身太监宣读了道光帝遗诏：昭告天下，立四皇子为皇上，自己则低调下葬。

可怜的道光，活着时就节俭，死了还这么节俭，他要是到了阴间碰到了自己的爷爷乾隆，一定有自己可以炫耀的地方了。

遗诏宣读完了，众臣又不免零星地掉几滴眼泪，之后都止住了伤悲。

毕竟，官还是要当下去，日子还要过下去，新皇上的新时代才刚刚到来，大家都只能以新的心态来应对新的一届掌权者。

可是新皇上是什么脾气，众大臣还得磨合一段时间后才能知道。

这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要知道，新官上任，往往都会先来三把火，好像是要告诉人们：从此以后，你们可都得听我的了，我已经不是站在你们当中的那个默默无闻的无名氏了。我现在已经有权力惩罚你们、罢免你们，或是杀死你们了，聪明的就别跟我斗。

对于那些硬着头皮往上冲的人，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很经典的称呼叫：不识时务者。然而大多的不识时务者多少都有那么几根傲骨，或者不那么怕死，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也就真的缺少这样的不识时务者。估计大家的骨头都软了，不识时务者也就少了。

10日后，四皇子继位，定年号为咸丰。

果然不出所料，历史再一次重演了，不久之后，咸丰帝就罢免了穆彰阿。

虽然咸丰帝听了一句老爸的遗言“曾国藩能用”，没有因为曾国藩是穆彰阿的得意门生而连带治他的罪，但是，在朝廷之中，曾国藩却因此而失去了一位有力的后台，而此时的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历来墙倒都会惹得众人推，鼓破很可能会招致万人捶。

穆彰阿一倒，那些原本就对他不满的大臣们，不免落井下石而后快；而那些原来有事靠自己罩着的老朋友们也因为怕受牵连，早早地就避他于千里之外了。“树大招风”这四个字如烙铁一样烙在了曾国藩心里，或许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曾国藩就开始学会了明哲保身，但是，此时他那颗追求功名利禄的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跳动，他期待着时机，妄想着奇迹……

人有时就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痛彻心扉的教训就不会死心，就像暂时在秋冬季节里枯死的野草一样，只要春风一吹就会立刻探出头来。曾国藩也是一样，一旦有机会，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就会立刻狂跳起来。

然而此时的曾国藩更多的还是沉浸在莫名的惆怅里。

他不免为自己的恩师感慨一番，不过幸运的是，自己并没有因为恩师的祸事而受任何牵连，他真应该好好地给道光帝烧几大把高香，死了还不忘罩着他，想到这，曾国藩不免又要发一通感慨。

道光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但他还是做了不少实事，为了恢复大清的国力，虽然他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不甘的是人心，强悍的是命运。

鸦片战争的耻辱未洗，大清的颜面已丢，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未平……

还有太多太多的事等着他去做呢，可是皇帝毕竟也只是普通人，他不是神，他不能大手一挥抹去一切，面对千疮百孔的江山，他也只能不甘心地死去。

只是他最后选出的这位继承人，曾国藩却不敢苟同，可是，有意见又能怎样？谁让人家是皇上呢？有意见只能保留。

四皇子，不仅从面相上来看是动乱之相，而且，为人贪婪好色，才识平平，少谋无断，跟六皇子比真是差老远了。

六皇子不仅相貌出众，而且非常有见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让人一看就喜欢。道光帝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

一个人对他人或对国家会有怎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地位越高，这种影响、作用也就会被无限地放大，反之，则被缩小。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圣明的皇上，无疑是人民大众的福气。

而道光挑的这位继承人，是否是大众的福星，有待于下文的验证。

一个人一旦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不仅他的优点会被放大，他的缺点也将会被放大，这种放大将会对被统治者造成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曾国藩，一定会替百姓惋惜，替大清国惋惜，不过更多的可能还是为自己惋惜。就算自己现在把道光从坟墓里扒出来，也无济于事了，他老人家已经死了，更何况，谁敢挖他的坟？那更是要被灭九族的，曾国藩可不愿意曾家几十口人毁在自己手里。

无奈的曾国藩也只能站在众臣之中呆呆地仰望着即将登上宝座的咸丰帝，同时也呆呆地望着自己不可预知的未来……

好了，新皇上登基了，大家都来三呼万岁。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不过曾国藩仿佛算准了，这位有着动乱之相的皇上，必将面对一个动乱的时代。

洪秀全的理想天国

就在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登基不久，原本就不太平的大清江山，更加动荡了起来。看来曾国藩擅长看相并非虚言。

就在大家还在揣测新主子是什么脾气的时候，金田（位于现在广西省桂平市的北部）起义的号角声已经震动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早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金田起义就已经初露端倪。当时洪秀全同冯云山、洪仁玕在广东花县创办了拜上帝教。

说到洪秀全，我们不能不对这位威胁着清朝统治的人物作一个介绍。

洪秀全于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1日），生于广东花县（现在广东花县花都区）福源水村。原名洪仁坤，又名洪火秀，汉族人，仅比曾国藩小3岁。

洪秀全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农家，少年时代的他跟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潜心修学，只是天意弄人，学习不错的洪秀全却不擅长写八股文，而科举考试一般考的都是八股文。

无奈的洪秀全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大清的官道，最后只能挥手告别科举仕途。

洪秀全在道光年间参加了多次科举，却没有一次考中，怀才不遇的洪秀全，实在难以承受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的打击，结果一怒之下病了4个月。

4个月之后，洪秀全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同时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人的人生）的决定：跟这个与自己有缘无分的大清朝彻底分道扬镳。

说到这，我们可以拿洪秀全和曾国藩的老爸来作一番对比。

曾麟书：曾经16次榜上无名。

洪秀全：4次名落孙山。

二人的结局：

曾麟书：培养出了一个自以为傲的好儿子。

洪秀全：走上了起义造反的不归路。

从两个人对待失败的态度来看，走在同一条科举之路上，不同的态度、不同的选择，使两个人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

两条路同样都不好走，而路的尽头也不一定都是自己想要的结果，重要的是自己曾经勇敢地作出了选择。

谁才是真正的大英雄？每一个直面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就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曾麟书是英雄，他用尽一生来做学问，虽然只得了个秀才的功名，却成就了儿子曾国藩；洪秀全是英雄，他点燃了千百万人对幸福生活的热望，他带领着千百万个渴望幸福的人开创了一个理想的天国，虽然他们最后失败了，但是，英雄不问出处，功过自在人心。

大病中的洪秀全，依然难以忘却4次科考不中的打击。

据说，一天，病得迷迷糊糊的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见到了上帝，上帝告诉他，人们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而且，上帝任命他为圣父，到人间救济世人。

于是他大喜，病也好了，不久之后洪秀全就创立了拜上帝教，还写了一本《原道救世歌》，作为教会的指导思想。

其实洪秀全很清楚，创立教会造反是灭九族的大罪，畏惧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对于每一个被逼得无奈的人来说，不反就只能这么忍气吞声，整天在悲愤当中度过，反了的话，还可能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不如反了，拼个你死我活，你们不让我好好活着，你们也别想过得舒服，反正我是把命都豁出去了，你是皇上，那我就自称为天王，不如大家来个公平的PK。

谁雌谁雄，咱们战场上见。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似乎都要为自己找一个看似合理的依据，目的是为争取更多人的加入。在这一点上，洪秀全真是深得陈胜吴广的真传，而且在实际应用上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指出：“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下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

其中大意是说，天父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所有人都只应该拜上帝，而不应该拜别的神。同时它指出天下人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孩子。

而对于那些早已对着清朝的高官老爷们跪得腿都麻了的人们，听到洪秀全宣扬人人平等，他们开始陷入了深思……

他们要站起来，他们要平等，他们要田地，他们要像官人老爷们一样活得像个人样，于是他们很自然就成了拜上帝教最忠实的拥护者了。

洪秀全还针对社会上腐败的风气，劝告人们要做正人，切戒“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以及“食洋烟”（吸鸦片）等六不正行为，要求建立新的社会风尚。

洪秀全的这一要求也恰好就是大多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

这时候或许会有人推测，如果洪秀全站出来振臂一呼，必然应者云集，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最初在他的广东老家并没有赢得太多人的拥护，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老家人太了解他了，以至于认为他的《原道救世歌》不过是为了安慰他自己屡试不中的心；或是因为鸦片战争后，随着外侵的深入，广东的农民对耶稣基督更加了解，以至于他们认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不过是基督教的变相衍生而已；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总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最初在老家广东并没有太多的拥护者。

于是，洪秀全和他的早期拥护者就把眼光放在了当时受灾害和剥削比较严重的广西，而且广西地处偏远，少数民族较多，再者那里的人们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比较轻。结果证明了洪秀全的眼光，在那里他找到了忠实的拥护者。

广西省原本就是土壤贫瘠，少数民族繁多，是清政府很难统一领导的地方。最重要的是，1849年前后，广西连年闹灾，农民起义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不要命的农民，只要有口饭吃，跟谁混，其实都一样。于是有人当了土匪，有人参加了农民起义。

然而，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会对所谓的尊严抱有那么一丝不灭的期待，金田起义的“天下为公，普天之下的男人皆为兄弟，女人皆为姐妹，没有主人和仆人之分”的指导思想，让每一个忍辱偷生惯了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点燃了每一个人的热情。

有时候一个有追求的人和一个无目的的人会呈现给人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热情。

因为任何一个有信仰的人都能随时从自己的信仰之中汲取力量，并看到希望，他们的一生会是不断奋斗、不断进取的一生。

而一个没有目的、没有信仰的人，他的一生不过是在浑浑噩噩地数日子罢了。

所以洪秀全的一声“大家都起来做主人”的呼唤，唤醒了一群又一群贫困而又不甘平庸的农民兄弟姐妹！

于是一个又一个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加入了金田起义的小军队，部队也随之开始壮大。

指导思想有了，愿意拼命的死士有了，于是，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洪秀全发动了清末最大规模的一场农民运动，并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

他要建立一个自己当家做主的理想天国，在那里虽然人人都可以受到尊重，但是，他是这个天国的主宰。

像每一位伟人一样，他在创立拜上帝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宣扬自己是上帝的次子，每一个信仰上帝的人都可以受到上帝的庇护，但是信徒是受益者，而他却是施恩者。

一个人终归逃不出自私的局限，洪秀全所生活的历史时代和从小所受的教育都不可动摇地决定着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他之所以自称上帝次子，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塑金身。

他也是在告诉手下的小弟们，我生来就是要做老大的，而你们生来就是做小弟的，咱们就是不一样，但是只要你们跟着我干，就能受到上帝的庇佑。

我不知道洪秀全最初领导自己的教徒造反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在太平军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人们不得不怀疑他最初造反的动机。

但是淳朴忠诚的农民兄弟姐妹似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洪秀全的领导，他们自始至终信任并信仰着洪秀全为他们描述的理想的天国。

所以，为了这个神圣的目标，他们从广西一路追随洪秀全杀入湖南、湖北，公然与清政府叫板。

这一年，刚好是咸丰元年，一南一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于是一场一争雌雄、声势浩大的中国农民起义，在这片早已是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拉开了序幕。

咸丰帝的消极朝政

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

起义！造反！每一个不愿被压迫、不愿被剥削的兄弟姐妹们，大家都来起义吧！都来造反吧！

被逼得走投无路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的最直接的导火线。

而此时为了生存不得不造反的广西农民起义早已如火如荼，就连广东、湖南也不时地发生着农民起义，此时的清朝统治者却还处在皇权更迭的过渡期。

因而这一南一北的两股水火不容的势力，在此时还没有短兵相接的机会，所以，起初作乱的南部起义者在这场大型的起义中，占尽了先机。

最初，广西连年闹灾，广大贫农不是饿死就是穷死。而且，广西地广人稀，到此上任的历届县官都觉得，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一点油水都捞不着，不如平平安安地在这混上几年后，再找人托关系，调到别的地方去。

至于那些造反作乱的刁民，量他们也成不了气候，随他们闹去吧，早晚会有人收拾他们。我在此处做几年县官最终还是要调走的，何必让这些刁民搅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呢？再说了，镇压造反劳民伤财，何必呢？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不是太过分就行了。

因此最初的时候，这些发展迅猛的农民起义，都被当地基层的官员给掩饰过去了，远在大北边的清政府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而此时咱们的主人公，曾国藩也在进退的选择中犹豫。

曾国藩老家就在湖南，自己大多的死党也都是湖南老乡，而他们虽然没有曾国藩那么幸运地被清政府任命为高官，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读书人茶余饭后爱谈论国家大事的本性。当然，说是读书人求取功名的本性更确切些，要知道在古代，人们读书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谋求一官半职。总之，这些人对当时两广和湖南的农民起义非常地清楚。

在这些人当中能力比较突出的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都是曾国藩的朋友。

刘蓉字孟容，跟曾国藩一样，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在赴京赶考经过长沙的时候认识了刘蓉，后来他还做过曾国藩的幕友，也就是今天人们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师爷，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助手或是顾问，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他原本是刘蓉的好友，后来经过刘蓉介绍，曾国藩认识了郭嵩焘，三个人的脾气非常合得来，后来就成了好友。

江忠源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二十四年赴京参加会试，当时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还比较得势，而曾国藩也比较受道光帝的待见，于是江忠源就通过郭嵩焘的引见认识了曾国藩，并拜他为师。

由此可见，江忠源是一个功利心非常强的人，他于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中举人；1844年回老家办团练；后因镇压部分农民起义有功，升官做了浙江秀水县县长。

他对曾国藩后来到长沙办团练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欧阳兆熊字小岑，湖南湘潭人（跟伟大的毛主席是老乡），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在果子巷万顺客店认识的。当时曾国藩刚做了翰林院检讨，官不大，俸禄当然不够花，恰巧又大病了一场，多亏了欧阳兆熊的照顾，才捡回了一条小命，因此二人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

罗泽南字仲岳，湖南湘乡人，比曾国藩大4岁。罗泽南出身草根，为了改变家里天天揭不开锅的窘迫处境，他从小读书就非常用功，而且学习也确实不错，在湘乡县也是小有名气。后因跟曾国藩的爸爸一起办团练跟曾家交往越来越密切。

后来，他还为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和贺长龄的女儿搭桥牵线，促成了一个好姻缘。

贺长龄字耦耕，曾官至云贵总督，只不过他出生比较早，可以说是跟曾国藩的爸爸一个时代的人，没赶上看到天平天国起义就早早地驾鹤西去了。

这些人在后来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看来湖南真是人才辈出。

说到湖南，全中国人都知道湖南人很聪明，但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有根据。

有人说，湖南人凡事都敢为天下先，一个先字就抢占了先机，因为最初的行动者一般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有人说，可能跟湖南的山山水水有关，湖南的山赋予了湖南人压不倒的勇气和毅力；湖南的水，赋予了湖南人难不倒的灵气和智慧。

有人说，跟湖南人爱吃辣椒有关，吃辣椒真的能变聪明吗？

近年有人发现，辣椒的“辣”味能够刺激人体内追求事业成功的激素，使人精力充沛，思维活跃。

而事实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得出一个科学的答案，或许湖南人就是聪明，没什么原因。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说到曾国藩犹豫不定，主要是因为，他的心里着急，从平日里这些好友们一封封的书信中，不难看出，广西一带的农民起义其中太平天国闹得最为厉害，已经形成燎原的势头了，再不镇压，真的要酿成大祸了。

虽然道光帝对自己不薄，自己应该知恩图报，协助新皇上保住大清江山，同时也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但是，新皇上咸丰帝刚刚上任不久就办了自己的恩师，自己虽没有受到多少牵连，但是谁能摸得清皇帝老子在想什么呢？万一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合他的胃口了，自己的脑袋可是要搬家的呀，谁敢不顾自己的小命在皇帝老子面前逞强呢？再说了枪打出头鸟，这一点曾国藩从穆彰阿被查办的事情上，估计比谁的体会都要深刻。

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再说了没有哪一个皇帝在自己的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能够高枕无忧，咸丰帝也不例外。

估计咸丰帝自己也对西南边的动乱早就有所耳闻，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刚上任不久，需要稳定人心，集中大家的力量来应对暂时的难关，因此，咸丰登基不久就广开言路。

曾国藩一看时机已到，赶紧上了几个奏折，希望皇上能够大刀阔斧地整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从根本上整治腐败成风的大清国。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么精明，上面出台一个新的政策，下面就立即能够想出对策来。

皇上要广开言路，那么大臣们也不好闪了咸丰帝的脸，毕竟人家是一国之君。也有很多圆滑的大臣们很清楚，奏折可以上，但是要注意分寸，谁要是惹得皇上不开心，那是谁不知趣，说不定还会掉脑袋，可是就有人不识趣。

一时间，咸丰帝的书桌上堆满了群臣的奏折，估计对于原本就没有多少才识、又不爱看书的咸丰来说，大臣们的反映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定在心里骂道：我广开言路，你们还真挺实在的，你们是不是想累死我呀！

其中曾国藩的折子也在其中，估计，皇上直接命人拿这些折子烧锅做御膳了，根本没看。即使是看了的折子，大多的批阅也只有“勿庸议”三字。可能是嫌这三个字笔画太多了，后来就简写为“知道了”。

而皇上对广开言路的态度也的确出乎众臣的意料，试想大清在危难之时却偏偏碰上这样的皇帝，也是天意，看来大清江山真的保不了多久了。

这话对当时的大臣们来说，估计也只能在自己发呆的时候随便想想罢了，谁敢说出这样的话来，那可是要杀头的。

奏了好长时间，不见动静，曾国藩的心真是凉了大半截了，看来，这咸丰帝敢情是拿咱们当猴耍呢！说什么广开言路，不过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手段罢了。

曾国藩不免又要跑到先帝道光的灵位前，抹一把眼泪，啰唆一番—你挑的好皇帝！

不过，广西的战事连连失利，咸丰帝也开始坐立不安了，于是，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同广西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周天爵一同作战，企图把太平军扼杀在摇篮里。

可是养尊处优的大清八旗军，哪里还有可用之人，不是抽烟抽得骨瘦如柴，就是在家养了一身的肥膘，走上一段路都已上气不接下气了，没办法，只好从矮子里头拔将军。

于是咸丰从各地调了一些兵，前往广西平乱。

然而这些懒散惯了的士兵，根本不是那些为了吃饭可以连命都不要的起义者的对手。

结果可想而知。

最初的开战

一个王朝如果腐败到晚清咸丰年间的份上，就离它土崩瓦解的日子不远了。要不是靠着之前一百多年打下的根基，估计咸丰帝早就要流落街头混吃等死了，再或者就是被起义军抓住砍了脑袋悬在城门上了，到时候他可真的连烧饼都吃不上了。

道光末年，洪秀全与好友冯云山及亲戚洪仁玕，已经转战广西，同时大肆宣扬拜上帝教，广收教徒，并吸纳了广西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从而形成了早期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

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个个都年轻体壮、骁勇善战而且智谋双全，晚清八旗军碰到这么强硬的对手自然会溃不成军。

咸丰元年初，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势不可当，很快就攻下了大湟江口（位于广西桂平市紫荆山风景区）。

而清朝当时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同广西省长周天爵在作战计划上达不成一致意见，因而两人之间矛盾重重，在如何带兵打仗上也是各执一词，谁也不让谁，像两个为了争一根棒棒糖而吵嘴的小孩儿一样。

一支军队如果有两个不和的领导者，必然不战自败。

结果不出所料，清军大败，太平军声势日益浩大。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帝拍案而起，立马革了二人的职。要知道，无论是那一个皇帝都是不能忍受吃败仗的耻辱的，毕竟贵为天子，天子怎能输给几个草民呢？真是耻辱！

咸丰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于是咸丰帝搬出了自己的亲舅舅赛尚阿，为自己坐镇广西。

看上去咸丰帝像是真的被惹毛了，要知道，赛尚阿不仅是朝中重臣，更主要的是他是咸丰的亲舅舅，不到迫不得已，谁愿意让自己的舅舅亲自出战呢？

大清终于出狠招了，这下有好戏看了。

谁都知道乱世出英雄，一旦时局乱了，想要通过立功加官进爵的人也跃跃欲试起来。

我们不排除曾国藩为了满足自己的官欲而决定再次上书的可能。

时局越来越动乱，而自己的建议又不被采纳，一时间，曾国藩的内心被“报国无门”四个大字充斥着，日子越久，自己就越感觉难受，于是他就经常写信给自己湖南的好友诉苦抱怨，同时也不免夹杂着对清政府的不满。

可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矛头虽然直接指向的是咸丰帝，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比谁都清楚，太平军不灭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因此，在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问题上，曾国藩决定不能一再退缩。

当然，曾国藩湖南老乡们的怂恿和讥讽（老弟呀，你拿着人家的俸禄却不敢为人家做实事，这跟白吃白喝有什么区别呀？或许你根本就是胆小鬼），也是他决定拼死直谏的动力之所在。

于是，1851年5月，曾国藩不顾咸丰的面子，上了一个《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奏折，同时也把这个折子抄了好多份分别寄给了自己的老爸和几个湖南好友，一来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只拿俸禄不干事之辈，二来告诉他们自己并非胆小怕事。

曾国藩眼睛红了，他的这次上书，不仅是给皇帝提意见，而且还大胆地揭了皇帝的短（真是脑袋不想要了）。他毫不掩饰地提出，咸丰帝斤斤计较，不顾大局；沽名钓誉，不求实际；还说皇上说话不算话，直气得咸丰帝的脸红里透着黑，脸上的横纹也仿佛都要张牙舞爪了。

更恐怖的是，曾国藩怕皇上再拿自己的奏折烧饭，索性直接在上朝的时候，当着群臣的面，背诵了一遍（真是嚣张至极）。

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咸丰动辄处罚大臣，而且不善用人，导致广西平乱失败；之后，又说皇上广开言路不过是“杜文饰之风”（出自《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最后，跪倒（估计自己一时沸腾的热血开始降温了，自己也怕了，谁敢拿生命开玩笑？）指出皇上骄纵。

完了！老虎屁股尚且摸不得，更何况人家可是真龙天子呀，曾国藩这下你可闯了大祸了，你如此不顾皇上的颜面，让皇上的脸往哪搁呀？曾国藩，你小命悬于一线了。

而此时接到曾国藩书信的家人和好友都觉得曾国藩这次凶多吉少了，大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虽然咸丰帝自己也清楚曾国藩说得很在理，但是，自己贵为天子，哪容得他为臣的人如此奚落？

曾国藩说一口让人费解的湖南式普通话，但是每一句他却都说得那么认真，满朝文武哪一个人听得不真切？

一时间，偌大的勤政殿，鸦雀无声了，仿佛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众人也开始为曾国藩惋惜了，你说这些话干吗？你不说大家都不知道吗？难道满朝文武就你一个聪明吗？现在好了，断送了前程事小，万一连命都搭上了，你值吗？

后来，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为了上这个折子，自己早就把小命系在了裤腰带上了。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曾国藩做出如此举动的呢？

其实，在生死一线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就算你贵为皇上，但是如果你要让我因你而死，那是不可能的，换成谁都会反咬你一口的。咸丰你现在不全心治理腐败，一旦太平军杀了你，那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既然你不为大家的前途考虑，那么我何不先下手呢？你若杀了我，不是跟你自己提倡的广开言路自相矛盾吗？你那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你若不杀我，那最好，就算以后你被太平军给砍了脑袋，太平军也会认为我不是跟你一伙的，说不定还能给我个一官半职呢。

或许我们的猜测并不正确，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权当娱乐罢了。

曾国藩上书的结果，可想而知，咸丰帝大发脾气，不过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此事而丢了脑袋，毕竟吉人自有天相。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为曾国藩求情说“君圣逆直”，皇上也觉得祁大学士说得有理，如果不动曾国藩那就说明自己是一代明君，如果为此杀了曾国藩很可能断了大臣们的言路，自己还可能落个昏君的骂名，不如做个人情给他，暂且饶了他。

想到此，咸丰也就按下了心中的怒气。不过当时他肯定在想：小样，曾国藩，你敢跟我斗，真是咸盐吃够了你，这次有人为你求情，以后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看我以后怎么整你。

或许我们的猜测是错的，但是，咸丰帝的小气和强烈的报复心理在日后的统治当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曾国藩的上书丝毫没有改变咸丰帝的劣性，但是，一时之间，给那些有心报国的仁人志士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对曾国藩来说，这件事却给他的内心造成了很大阴影，从此以后，曾国藩对于清政府的改制不再抱有太大的希望了。

想说爱国不容易

经过直谏一事，虽然在众人的保举下自己依然被清政府重用，但是曾国藩对清政府已经明显没有以往的热情了。

之后他也上过几个折子，但是，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曾国藩俨然变成了一个受了刺激的含羞草，收起了自己的锋芒。

或许也就在此时，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热情地追求功名利禄，他开始思考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保全自己既得的利益，而他的这一思想转变在他后来带领湘军作战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而此时，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已经形成了势不可当的革命洪流，他们不再是一群集体闹事的教徒，也不再是有几个主要将领带领的几支声势浩大的军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汪洋的形势。他们不仅有自己统一的服装，还有先进的武器，他们不仅有大炮还有战船，他们似乎随时都能吞没清军的镇压部队，他们开始所向披靡……

敌人的声势越是浩大，曾国藩的忧虑越是沉重，自己虽然官为二品，但是这个自己引以为傲的二品官并不能帮助自己改变什么，而咸丰帝对自己的改革建议的无视，也让他感到心寒。虽然自己不顾生死、挖苦心思地想要挽救大清的统治，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自己的热脸只是贴到了别人的冷屁股上。

进退维谷的境地和报国无门的苦恼让曾国藩原本热切的功利心也渐渐开始降温，直到冷却。

他不能像八旗和绿营的官员一样主动请缨带兵前去迎敌，不仅因为自己没有实权，还因为自己只是个文官，一介书生，如何能够带兵打仗？更何况大清国的兵权是从来不授给汉人的。

但是，自己的一腔报国之情却因此而找不到出口，曾国藩只能在日复一日的苦闷之中渐渐地消沉。

他开始觉得做官的生活变得乏味无聊了。或许有时候他自己也在想，即使外面战火连天，但是身在京城的大官又有几个吃得不香，睡得不好呢？

将要奔赴前线的绿营军和大清八旗军们都能心安理得地过着酒肉不缺、女人不断的日子，自己这么悲天悯人是不是也太可笑了呀？不如一起温柔同眠算了。

可是，自己从一介草民奋斗到现在，为了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自己实在不忍心看着大清就这么江河日下，再怎么说大清政权还是满足了自己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自己的家庭也因此可以荣耀乡邻。

从本质上说，清政府所维护的利益跟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而现在这种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权却要摇摇欲坠，自己怎能狠不下心来对之不闻不问呢。

或许正是这种对清政府又爱又恨的感情，折磨得曾国藩痛不欲生。

而此时的咸丰帝，虽然表面上还是重用曾国藩，曾国藩也没有因为那次直谏而受到什么惩罚，相反他却因祸得福，先后兼任刑部左侍郎和吏部左侍郎。

但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曾国藩了，他开始变得心灰意冷，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开始思索着，怎样才能逃离这样一个让自己如此尴尬的境地……

而这个逃离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五章 回到湖南的日子

在奔丧的路上

对于心情坏到不可收拾的曾国藩来说，他太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来逃离满是腐败气味的清政府，同时他也需要到别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来净化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负责到江西主持乡试。于是他就借这个机会向咸丰帝请了一个长假，试后回家探亲。

家是每一个人的避风港，无论一个人受到过什么样的创伤，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他都能找到治愈自己的药方。

家让一个人忘却，也让一个人记起。

回到家中，人们可以忘却在外所受的一切委屈、不公甚至虐待；回到家中，总能让人们记起无忧无虑的童年，总能让人们记起在父母的怀抱中撒娇的甜蜜。

此时的曾国藩太需要回家了，多年在外漂泊的日子让他感到累了、困了、厌了、乏了……

得到咸丰帝的批准后，曾国藩如逃离了笼子的鸟一样，心情好多了。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读书的岁月，他像个刚刚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一路上考虑的都是妈妈在家做了什么好吃的在等着自己。

于是他即刻就起程去了江西。

谁料到，曾国藩刚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然接到母亲江氏去世的噩耗，一时之间，曾国藩也没有主持乡试的心情了，也不管咸丰怪不怪罪了，立刻改道从九江坐船，回家奔丧。

曾国藩从中进士到京城以后，就没有回过湖南老家，虽然家里有人来看望过，但是，他自己毕竟已经离家十几年了。家中虽然不缺吃穿，老父老母虽然都有人照顾，但是，对父母的尽孝是不可以替代的，想到在母亲去世之前自己都未曾给母亲端过一碗汤、喂过一次药，曾国藩不禁悲伤起来。

此时的家对曾国藩来说，不再有甜蜜的回忆，只有痛楚的悲凉。

这一年他41岁，他真想像个孩子一样酣畅淋漓地大哭一场，可是他能吗？

他不能！他现在是朝廷的二品大员，江西乡试的主考官。

在此之前的41年，他都是一块有妈的宝，而之后他就将是一根没妈的草了。

可是一到湖南，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太平军如何气势如虹、节节北上的消息，曾国藩彻骨的丧母之痛在这样紧急的战事之中，也不免被冲淡了许多。

而之前，曾国藩沿长江逆行至汉阳时，就得知湖南长沙被太平军围困的消息了，因此就改走了旱路。

而此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赛尚阿到达广西以后，并没有太大的作为。清军内部不和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当时在广西和太平军作战的清军的主要将领，除了赛尚阿还有向荣、乌兰泰。而向荣和赛尚阿早就不和。

1851年1月1日，太平军在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当时的清军将领就是向荣，而远在京城的赛尚阿就此事参了向荣一本，从此二人结下仇恨。

而二人的不和，必然要在作战中有所体现，清军作战一直行动不一，指挥得不到统一，因此节节败退也是必然。

1852年，太平军攻破永安（今山西霍县），企图经过桂林北上。而清军各支队，虽然表面上看都在对太平军围追堵截，但是，实际拼命的却很少，当然也不乏奋勇抗争的。其中一支就是乌兰泰领导的军队，不幸的是，他们在桂林城外被太平军歼灭（作战就是如此，不怕死并不代表不死）。

而此时向荣因对赛尚阿心存不满，因而消极作战。虽然清政府明确命令他尾追太平军，但是他却假称自己有病不能带兵打仗，以至于咸丰大怒：连我的命令都敢不服从，向荣你可真是狗胆包天！

结果很自然，向荣被革职留任。

而向荣所带领的军队在追击太平军的过程中可以说没起到任何作用，直到后来，因为清军连连败北，太平军一路北上，围困长沙，赛尚阿因被参劾而被革职，向荣才匆匆从桂林出山，正面与太平军作战。

大敌面前，重臣不顾大局，斤斤计较，看来大清也真是没有几个可用的将领了，有的都是一些酒坛子或是饭桶了，实在悲哀。

怀着丧母的悲痛听着这些关于清军败北的消息，曾国藩此时只想做一个不为人知的匆匆路人，他只想早日回到家中，吊唁母亲，因此，曾国藩在途中一路只听不加评论。

一日曾国藩行至湖北黄鹤楼附近，旧地重游，曾国藩不免勾起心中很多感慨。

十多年之后再登黄鹤楼，曾国藩心中充满了惆怅。

12年前，29岁被点翰林的曾国藩在赴京的途中就曾游过黄鹤楼。

那时，他意气风发，心中充满了报负，当时一心要学范文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大清朝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想到现状，曾国藩不免再一次悲从中来。

清廷腐败，太平军势如破竹，不知几年之后这天下又是谁家的？

烟波浩渺的800里洞庭，此刻在曾国藩的眼中，仿佛是病恹恹的老者，没有了往日的活力和气势。再看眼下的岳阳楼，不仅游客稀少，而且亭台楼榭也已经油漆剥落，看上去灰蒙蒙的俨然没有繁华的景象了。

又想起，母亲于六月十二去世，而现已九月，自己还没有到家去拜祭她老人家，曾国藩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难过极了。

还好，从岳阳楼下来，曾国藩结识了一位棋迷—康福。康福不仅棋艺高，武功也不错。

二人兴趣相投，曾国藩也很喜欢这位年轻人，于是二人一连几天都在一起切磋棋艺。每下一局，康福都会很认真地给曾国藩解释他输棋的原因，曾国藩的棋艺在这几天里得到了很快的提高，然而他们平静的对弈很快就被打破了。

这天曾国藩正在一家小饭馆吃饭，而此时康福刚好出去了，饭店的老板看曾国藩是个读书人，于是就求他给写几个字，意思就是写不赊账，曾国藩欣然答应了，谁知道这一写就惹出了一场祸事。

这时长毛（当时清军对太平军的称呼）也正在寻找读书人给他们抄写宣传稿，正巧他们就发现了曾国藩。一时间曾国藩吓得不知所措，只好乖乖跟他们走了。

而大清的官员为什么称太平军为长毛呢？

因为清朝是满人统治的，自从满人入关以后就推行满人自己的习俗，即把前面的头发都剃掉，后面的头发蓄长而结成一根长辫。

太平军为了表示对清朝的不满，就都蓄满头长发，于是清政府称之为长毛。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拿到宣传稿，曾国藩一看全是一些反动的言论，这个他可不能抄，要是一抄，万一以后被人认出来，自己一定要被咸丰拉去砍头的，还有可能株连九族，这可怎么办呀？

正在这时候，长毛里有个人，以前见过曾国藩，虽然那时曾国藩还是个翰林，但是，曾国藩那对相当独特、又富个性的三角眼绝对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魅力。“清妖头曾国藩！”曾国藩听到有人叫他，吓得七魂还剩一魂，三魄也早跑了二魄。要知道，战乱的年头，秀才遇到兵，是有理说不清的呀。

曾国藩心想这下死定了。

曾国藩也认出了此人，这人正是罗大纲。

曾国藩解释道：“我只是奉命到江西主持乡试，为国家选拔人才，我做的是好事，由于途中接到老母亲去世的消息，就急忙赶回来奔丧，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呀！”“你妈死了你知道伤心，你知道有多少人的老妈是被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害死的呀？算了，你们饱汉子哪知饿汉子饥呢，明天报告大王把你这大清妖头拉出去砍了！”

于是罗大纲等人把曾国藩和他的仆人给绑了起来，然后就走了。

或许罗大纲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走竟然放走了一位以后置自己于死地的劲敌，这是后话。

罗大纲等人走了以后，空荡荡的屋子里就剩曾国藩和他的仆人了，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曾国藩真是又怕又恨。怕的是自己可能就此把小命丢到这里，恨的是自己还没有为母亲守孝一天就可能死掉了，更何况自己并没有受到朝廷实实在在的重用，就这么死了实在太不值了。

曾国藩此时正命悬一线，突然窗外闪出了一个黑影，原来此人正是康福，康福从店老板那得知曾国藩被太平军抓走了，于是就赶来营救。

算曾国藩命大，康福顺利地将曾国藩主仆二人救了出来。

经过这件事以后，曾国藩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了，只好一路坐轿子，由康福和仆人护送，回到了湖南老家。此时，曾国藩在湖南湘乡县的老家早已经是一片素白。

永别了妈妈

曾国藩的轿子刚到离老家70里开外的歇马镇，出来迎接的人就到了。曾国藩一见故人，忍不住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

于是叫来人赶紧连夜回家报信。

一步步走近那片养育自己的乡土，曾国藩百感交集。从母亲病重到母亲辞世，自己不曾端过一碗药汤给她老人家，而自己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照顾是多么的无微不至。那个时候，自己的每一个小小的闪失都牵动着母亲的心，可是此时，自己的慈母早已经离开人世两个来月了，自己却还没有到家看一眼她的遗容，想到此，曾国藩哭得像个孩子。

然而，哪一个人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又不是一个孩子呢？哪一个母亲又不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呢？而此时的曾国藩，早已经是个没妈的孩子了。

从此，除了老爸再没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宽一”了，一时悲从心来的曾国藩，不免又想起在朝廷中受的气。此时的他，真的想放声大哭一场，将几年来积压在自己心中的苦闷和丧母的悲痛一次哭个痛快。

可是，自己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而自己身边又守着两个年轻人，自己这么放声大哭不免惹人笑话。

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在这种不得不做出的掩饰中走向成熟，然后老去。

第二天，曾国藩来到了贺家坳，而此时，两个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早已在这里等候了。三个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了。

毕竟，三兄弟已经十多年没见了，再次见面难免会控制不住情绪。哭过以后，三兄弟有悲有喜，一路聊着天走回了家。

还没到门口，远远地就能看到自己家的大门口曾经挂着红灯笼的地方，现在挂着两个用素绢制的白色的灯笼，曾经在这两个灯笼后面充满欢声笑语的曾家大院，现在却笼罩在一片白色之中。

曾家的人依然腰杆笔直地走进大门，只是欢声不再。

曾国藩一眼看见父亲拄着拐杖站在大厅里正在等着自己的归来，一激动就跪倒在了父亲面前，曾经对自己耳提面命的父亲也早已是一个小老头了。

众人把曾国藩扶起，不免又谈起母亲去世前的情景。

曾国藩的妹妹国蕙说，六月初十上午，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又拖了两天，十二日傍晚时分，眼看母亲要不行了，爹把全家人都叫到娘跟前，娘睁着眼，死劲用手指柜子，大家都不知道她要什么，直到爹拿出你这些年寄回来的一大捆家信，娘才摸索着这些信，慢慢地咽气了……

听到此，曾国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跌跌撞撞地倒在了母亲的遗像面前。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可是她现在却冰冷地躺在了棺材里，想到此曾国藩真如万箭穿心。

由于曾国藩一直没回来，所以他母亲的棺盖并没钉上，于是曾国藩还能够见母亲最后一面。

安安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的江氏，双目紧闭，神态却很安详，仿佛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想到自己的宽一终于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而感到欣慰。

可是，母亲这安详的神态，在曾国藩看来却有如锥心一般的疼痛。

回想当年，自己到各地考试的时候，每一次母亲都是千叮咛万嘱咐，虽然后来自己在京城有了功名，母亲还是不放心，经常叫人到京城看望自己，还叫人送来自己腌制的咸菜。

可是她现在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看不到她日夜牵挂的儿子宽一了，再也听不到自己做了大官的儿子喊她一声娘了。想到此，曾国藩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曾家老小一时间哭成一团。

直到叔父曾骥云走过来把曾国藩扶起，众人才止住了哭声。

可见曾国藩也确实是个孝子，而他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非常注重教育他们要孝顺，不过他的这种孝心，似乎更多地植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我们从后来曾国藩在对待女儿的婚姻上不难看出这一点。

此时在曾国藩眼中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死对于人们来说太残忍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加官进爵，在一个死字面前，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估计就是一颗无牵无挂而又问心无愧的心。

母亲的死，突然让曾国藩隐却了轻狂和不可一世的傲气，整个人突然和蔼了许多，只是他把更多的事情都压在了心底，让人更难摸透他在想什么了。

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曾国藩决定在家为母亲守孝3年。

而在曾国藩在家中守孝的短短几个月当中，太平军的势力如野火一样烧遍了两广，烧到了两湖，很快，湖南重镇长沙被太平军所围。

戴孝出山

曾国藩在家守孝的几个月当中经常收到好友们来信说，太平军怎么骁勇，而大清八旗大军怎么节节败退等，表面上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曾国藩此时也不得不忧国忧民。

而此时维护大清政权的军队除了有大清八旗军和绿营军之外还有一些各地官绅合办或是自办的团练。

大清八旗军是清朝正规的军队，成员一般都是满人和满洲籍的汉人，一直是维护清朝政权的主力部队，只不过，随着大清的腐败和没落，八旗军也开始腐败，以至于丧失了作战能力。

在清朝入关后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兵数量不够了，就又招募汉人组成了绿营，所以绿营里的兵基本都是汉人。八旗兵的待遇要比绿营强，战斗力曾经也很强，但入关后满人开始腐败，逐渐失去了战斗力，绿营就成了清军的主力，到了清末，绿营也不行了。

团练军是政府下令地方官兴办的，一般受命负责团练的人，需要自己招募人员，自己筹备军饷，和八旗军与绿营军相比，团练的军队并非是大清的正规军，而是一个类似民兵的组织。

团练军与八旗、绿营军的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来源不同，团练军是经过政府允许的民间武装，八旗、绿营一开始就是通过政府正式招募的军队。

第二，由于团练军士兵和各级将领间往往有宗族上的血缘关系或是世交关系，所以他们不像直接由政府招募的八旗和绿营那样只听朝廷的话，他们自成体系，更类似于军阀。

第三，战斗力不同，团练军战斗力很强，八旗、绿营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

在咸丰帝继位不久后，由于八旗军和绿营军的腐败，咸丰帝不得不想别的方法，于是就命一些大臣回各自的老家去办团练，来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

在1852年8月左右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咸丰皇帝就起用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曾国藩原籍湖南，而且在湖南他家还有一定的威望，可能咸丰还看中了，他家不缺钱用。

其次，曾国藩在湖南有很多的朋友，其中一部分人也很热衷于团练，而且曾国藩的父亲就是老家团练的名誉老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告老还乡的大学士唐鉴，在咸丰帝召他入京时，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并请求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并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

于是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年1月8日）咸丰帝下旨命曾国藩在湖南长沙帮办团练。曾国藩在收到命令时，也开始考虑出山办团练，但是，考虑到自己现在有孝在身，所以并没有打算立即出山。

但是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时，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专管湖南省的军事和民事，为从一品大员），赶赴长沙抵抗太平军。而当时张亮基的师爷左宗棠正是曾国藩的学生，他一直都很仰慕曾国藩的才识，于是在长沙解围这件事上，他主动向张亮基建议请曾国藩出山。张亮基在上奏请求皇帝下旨命曾国藩出山的同时，还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请他出来相助。

虽然这是一个为朝廷立功的大好机会，但是再三考虑后，曾国藩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张亮基的请求。

其实曾国藩心里很清楚，母亲尸骨未寒，自己就这么出山可能招致不孝的骂名。同时，可能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他心虚。

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活呢？更何况办团练就要上前线，谁都知道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枪弹无情。

曾国藩自己也很怀疑，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虽然懂的大道理一堆一堆的，但是自己根本就不懂兵法，万一团练办得不好，敌不过太平军事小，要是皇上怪罪下来，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再说了，办团练虽然是皇上的命令，但是皇上不给钱，又不给武器，这事明摆着很难办。曾国藩也知道现在清朝的地方官是一个赛一个地腐败，红口白牙地去问人家要钱，谁会这么大方呢？更何况在乱世，钱可都是命根子呀。

于是，张亮基就命郭嵩焘到曾国藩家做说客。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两个人谈起话更容易推心置腹。郭嵩焘一到曾家，就给曾国藩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太平军从长沙撤军已经准备进攻武汉，但是还有可能回攻长沙。

一听形势紧急，曾国藩不免又犹豫起来，毕竟古书读多了，也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再加上郭嵩焘一顿添油加醋，说长毛信奉天主教，他们所到之处，都要捣毁孔庙，砸毁孔子的雕像，还对儒生大肆屠杀，这是对天下读书人的一种公然挑衅，要是有朝一日长毛取得了天下，那么天下读书人哪还有活路呢？

这一点说到了曾国藩的痛处，要知道从古至今，孔子的儒学思想都是读书人的精神支柱，现在，自己的信仰公然受到威胁，曾国藩也忍无可忍了。

要说到太平军捣毁孔庙、杀儒生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因为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原本是晚清广大儒生中的一员，他从7岁时就开始进入县学，考了大半辈子连个秀才都没混上，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洪秀全对科举考试深恶痛绝。因此，他在第四次考试失败后，创立了拜上帝教，彻底跟孔家儒学决裂。

长毛必定要灭，于是曾国藩答应随郭嵩焘一道去长沙兴办团练，但是，谈到兴办团练，曾国藩的内心还是矛盾重重。

他自己深深地知道，大清的军队不是小修小补就能够提高战斗力的，要办团练就要彻底摒除清军的那些腐败作风，就要放开了手大干一番，才能有所作为。

然而他的这个决定就预示着他将要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在重重的矛盾之后，等待他的将是无上的荣耀，但是之前，他所要做的就是，穿越这重重的矛盾。

曾国藩虽然决定出山，又怕名不正言不顺（毕竟人都是爱面子的）。于是，郭嵩焘举出了很多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的例子，更何况，皇上都命你出山了，你还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呢？

于是，曾国藩带着弟弟曾国荃、曾国葆同郭嵩焘一同赴长沙兴办团练，而随他一同回湖南老家的康福也同他一起去了长沙。

对于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来说，虽然大清和太平天国对立的局面早就拉开了序幕，直到此时，他的真正对手，曾国藩才刚刚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开始了他们为期十多年的一场生死对弈。

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他一定正满怀抱负，准备大干一场。或许他自己也想到了，前面的路必定崎岖不平，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次出山，却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境地。

第六章 湘军要转几个弯才能练好

办团练的伙计不好当

在曾国藩等人奔赴长沙兴办团练的当天，也就是1853年1月21日，太平军攻陷了湖北省城武汉。

从广西金田到湖北的武汉，太平军可以说已经步步逼近大清的统治中心北京，而此时的咸丰帝早就坐立不安了。在曾国藩等人刚到湖南长沙时，咸丰就命令曾国藩等人赶紧奔赴前线抗击太平军。

这个命令简直是有些荒诞，曾国藩他们几个可都是文弱书生，说得夸张点，都是一阵大风就能刮倒的人，更何况，他们刚到长沙，团练工作还没有开始，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上战场打仗的兵，看来，咸丰帝真是病急乱投医。

不过，咸丰帝如此下命令也是有原因的。

自从太平军从广西突围出来以后，咸丰帝革职查办赛尚阿，命向荣堵截太平军，可是向荣在广西久与太平军作战，早被太平军打怕了。所以长久以来，向荣所领导的部队只不过是在太平军的屁股后头尾随罢了，所以太平军一路顺畅地从广西北上进入洞庭湖，然后攻克岳州，占领汉阳，逼近武昌。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一片骚动，咸丰帝立马下令将湖广总督徐广堇革职查办，并任命（湖北提督即湖北水陆总兵）向荣为钦差大臣前往武昌守城。

可是向荣这个长久以来只拿好处、不办实事的家伙，早就怕了太平军了，他哪是太平军的对手，看来咸丰帝还真是不善用人。

于是向荣故技重施，对太平军他只是一路尾追，并未与太平军正面作战。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战则溃败，不战则立即逃窜，直到太平军攻占南京江宁，并再次建都改南京为天京，向荣才在江宁城外孝陵卫地区安营扎寨，这也就是后来的清军江南大营。后来崎善又在扬州扎营设立清军江北大营，二者联手共同包围太平天国的首府天京。

虽然向荣的军队在太平军面前形同虚设，但是，一直以来，清政府却没有革职查办他，看来向荣还是比较聪明的，既然知道自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所以就不跟他们对着干，一来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二来可以告诉皇上自己没有打败仗，是呀，在打仗时自己根本不上，怎么可能打败仗呢？所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向荣却还能稳稳地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相反，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对决中，却打得很辛苦。

书归正传，我们还是从曾国藩来到长沙兴办团练说起。

虽然曾国藩是皇上钦命的团练大臣，但是，团练部队并不能从国库中领取军饷，更何况，团练的人员还要靠自己招募。

曾国藩在没有组织起团练之前，自己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而且，地方团练又只能靠地方政府帮助，但又并不能从地方政府中得到实质性的援助。

所以说，此时的曾国藩与其说是一个团练大臣，不如说是一个帮咸丰招募并训练免费队伍的伙计。

说到这一点，估计曾国藩在到了湖南不久后就有了深切的感受。

曾国藩刚到长沙就得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以及一些湖南好友的热烈欢迎，这也让曾国藩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毕竟这年月像向荣那样聪明的官员太多了。

初来乍到，曾国藩也不免要表一表决心，于是他上书咸丰帝说，自己一定会在湖南好好干，训练出一支劲旅，来剿灭长毛。咸丰帝赶紧500里加急书信一封鼓励曾国藩说：“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君臣这么一来一往，多少也加深了点感情，于是曾国藩原本沉闷不安的心，也不免开始有点热血沸腾了，决心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可是此时的长沙已经没几个可以打仗的兵了，原来驻守湖南的正牌军队八旗和绿营早跟向荣北上追太平军去了。曾国藩意识到现状，也不免忧虑万分。

一方面，巡抚张亮基早就有书信在先告知曾国藩长毛很可能再次围攻长沙，而如今长沙城内防守空虚，可以上战场的士卒寥寥无几。另一方面，长毛撤军长沙以后，长沙城内的民心大乱，很大一部人认为，如果长毛再打过来，长沙必定沦陷，长毛不免又要在长沙城内大肆烧杀抢掠一番，与其到时候被他们洗劫一空，倒不如现在先捞点好处。于是当时的长沙城内土匪横行，有野心的农民们也一伙一伙地打家劫舍，一时间长沙城内乱作一团。

此外还有一个更让人担忧的情况，太平军虽然北上去攻打武汉了，但是，必定有一部分太平军会留守在长沙，以待太平军再打回来的时候做内应。想到此，曾国藩不免一阵战栗。

看来，要对付如此凶猛又刁钻的长毛，必须训练出一支更凶猛强悍的军队来，只有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守住长沙才有希望。因为，当时太平军一路从西向北把战线拉得很长，很多省份都难以自顾了，清政府调来调去的几支部队作战能力也就一般般，靠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长沙只能自保。

于是曾国藩在长沙聚集了湖南各县的团勇，不过所有的人加起来才不过几百，跟太平军比起来这个数字真是差得太远。鉴于此，曾国藩决定在长沙就地招募团勇。

一时间，长沙城内各种各样吃不饱饭的人都来了。

有给地主家干活的佃农；有街头要饭的；有死了爹娘的孤儿；有整天骗吃骗喝的混混；有偷鸡摸狗的三只手；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渔夫；有顾不了一家老小的穷秀才……

当然，曾国藩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他们当中身强体壮的人来组成团练大军。虽然此时人数还是不多，但是相较开始时已经增加不少了，人多了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人多了，嘴多了，饭从哪来？

于是曾国藩在省城大搞募捐，靠募捐来的钱支撑团练的费用。这其中捐钱的人大多是地主或官僚，平时自己剥削或收刮的钱财太多了，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他们整天担心别人惦记着他们的那点钱，所以他们就成了办团练的经济支持者。

当然，曾国藩拿了人家的钱也要为人家办事。根据长沙城内土匪、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曾国藩在城内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来管理当地的治安。

对于那些滋扰犯事的人，不论是什么人，盗贼、土匪也好，游勇、良民也罢，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而且一旦被抓住大多的结果就是被关在木笼里游街，然后就是等待游死或饿死，如果游完了还没死，那就再给他们来个痛快的砍头示众。

一时间，长沙城内市民开始谈曾国藩色变了，有人甚至叫曾国藩的“审案局”为“阎王殿”，而此时的曾国藩也开始从一个书生演变为一个残忍的团练大哥。

或许，曾国藩真的是被长沙的破烂摊子给逼疯了，别无选择，就一个结果—杀！杀！杀！看谁还敢站出来捣乱？放下拿了几十年的书，曾国藩彻底不顾读书人的斯文了，抄起大刀开始大开杀戒。

用他后来的解释来说就是：乱世必用重典。

以后曾国藩的工作就成了，审案，然后杀人。

短短的一段时间“验明正身”“杀”“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的告示，开始触动着每一个长沙市民的神经，在“审案局”初设的不满4个月内，曾国藩就下令杀了137人。

曾国藩的这种撇开一切法律条文和司法机关，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随意逮捕和杀人的做法，从大清开国以来都属先例。

有人实在忍受不了曾国藩的残忍，于是就上书皇上，然而咸丰却对曾国藩的杀人行为表示赞同，曾国藩终于找到了他跟咸丰帝的共同点—心够狠。

从此，曾国藩杀人更是无所顾虑了，于是人们给曾国藩起了“曾剃头”“曾屠户”的诨号，但他自己却对这样的诨号嗤之以鼻，根本不当回事，继续杀人。

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一个原本斯文的书生怎么会变成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户呢？

首先，从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曾国藩是一个热衷追逐功名的人，一个把功名看的过重得人，难免会有对权力的欲望，试问一个被权力冲昏头脑的人又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

其次，曾国藩很可能被压抑的官场给逼得失去了心智，为什么自己要天天战战兢兢跪在地上，设身处地地为大清考虑，挖苦心思的想救国的良策，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太过苦恼了，以至于他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打不杀，大清政权怎么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呢？长沙的治安怎样才能变好呢？

最后，他可能觉得不杀人不足以树立他的威信，不足以让地方掌握实权的人重视他，要是按这个推理来看的话，曾国藩真是一个不甘寂寞、不愿意站在幕后的人。

对于一个书生来说原本很重要的名声，为什么突然之间在曾国藩的眼里变得一文不值了呢？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屠户了，在屠户眼中名声是不值钱的。

或许这些仅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然而曾国藩的“铁血政策”却让他因此失去了很多的支持者。

威名扫地

虽然在张亮基做湖南巡抚时，还能罩着曾国藩。然而武汉失守后，咸丰帝又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将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并调张亮基到武昌接任湖广总督。

所以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又被咸丰帝重新起用，随之而上任的还有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

而这三个人早就对曾国藩的屠杀看不惯了。毕竟人家都是温文尔雅又体面的大清命官，在他们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地方团练帮办，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你曾国藩逞什么能呀？

因此在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位置的时候，曾国藩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或许是仗着有咸丰帝撑腰吧，曾国藩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一般都是指手画脚一番，这次也不例外。

曾国藩办团练，纪律严明，训练刻苦，他早就看好了绿营军的塔齐布，此人忠厚善战，曾国藩就请他做团勇的教练，锻炼团勇。

张亮基做湖南巡抚时，曾国藩不仅要求团勇刻苦训练，还让绿营军和他们一起操练，张亮基调走以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做法。

一日，曾国藩又发令操练，结果却只有塔齐布应命，而其他的绿营军却不以为然，还讥笑塔齐布是在巴结曾国藩。曾国藩一怒就把这事告到了湖南提督鲍起豹那儿，谁知，鲍起豹却护着绿营军。

在鲍起豹的纵容下，绿营军又向塔齐布挑衅，曾国藩忍无可忍，出来干涉。谁知，绿营军却以此为借口，攻进了塔齐布的营帐，搞得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仓皇逃走。

事情闹到巡抚骆秉章那里，结果曾国藩被判给绿营军道歉。曾国藩受了这样的窝囊气，这事要传出去，曾国藩在众人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因此，曾国藩最初办团练的热情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事实上，从曾国藩设立“审案局”以来，很多人对曾国藩的狂妄和心狠手辣早就看不惯了，只是大家看在巡抚张亮基的面子上，没做出什么动作来罢了。

虽然骆秉章最初跟曾国藩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他对曾国藩的很多做法并不认同。因此，他对别的官员对曾国藩的排挤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曾国藩再受皇上的器重，又能怎么样，现在他自己又没有正式的官衔，又得不到朝廷的粮饷，又没有什么大功可以拿来炫耀。

到现在，在地方，骆秉章又不维护他，别人的官员也就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了，他们不是有意刁难曾国藩，就是没事找碴儿。

就拿上面的那件事来说吧，他们不仅不同情曾国藩，反而指责曾国藩，不该去管绿营军的事。

不过，在当时，绿营军是国家的正规部队，直接归各省的总督统领，巡抚以下文官没有提督官衔的人是不得干涉的。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也确实没有权力去干涉这些事。

可是自从来到长沙以后，曾国藩早已习惯了以钦差大臣的位子自居，看不惯绿营军的腐败，自然也想插上一杠子，结果让人给数落了一顿，还落了个插手绿营军的罪名。

而绿营军的腐败也多少让曾国藩感到寒心，曾国藩再次陷入了僵局，自己没有权力管正规的军队，而自己又要担负守卫长沙的重任，而此时众人排挤的局面也让曾国藩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曾国藩之所以插手绿营军的事务，不仅是因为曾国藩看不惯绿营军的腐败与懒散，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越权行为。因为长久以来他都自认为有皇上撑腰，就如扛着尚方宝剑，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人把镇压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他领导的那群土头土脑的地方团练身上，皇上要他办团练最初的目的只不过是保湖南而已。

在失望之余，曾国藩借口衡州情况紧急，就去了衡州，而他最初的团练也随之草草地告一段落。

衡州练勇

经过在长沙受挫以后，曾国藩也变得谦和了许多。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只有错了以后才知道什么是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离开长沙的时候，曾国藩也带走了自己在长沙招募的1000团勇，而今，一千多人的大部队突然来到衡州，曾国藩不得不先考虑一下地方官的感受。

于是咸丰三年八月，刚到衡州，曾国藩就去拜访了衡州知府陆传应。

这次曾国藩吸取了在长沙的教训（看来曾国藩确实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并没有因为陆传应比自己级别低五级而显示出多少优越感，而是和他称兄道弟，同时还虚心向他询问了许多事情。

既然曾国藩都伸出了友谊之手，陆传应也不能不识抬举，很快两只大手握到了一起，二人也很快成了好朋友。

于是曾国藩很快就得到了陆传应的支持，陆知府慷慨地借了10万两白银给湘军做军饷，而且他还把衡州西门外的练武场借给曾国藩用来演练团勇。

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的，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由于场面很大，后来被人们改成了阅兵台。而曾国藩从长沙带来的一千多名团勇也正好安驻于此。

初到衡州的曾国藩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选择退兵到衡州呢？

原来，最初衡州曾是曾国藩的祖籍，而曾国藩的老婆欧阳氏就是衡州人，曾国藩在衡州的亲友还是不少的。与长沙相比，在这里他更容易得到亲友的支持，因此曾国藩选择了衡州。

而在长沙所受的窝囊气，曾国藩实在难以下咽，本来他是打算到了衡州以后，弹劾湖南巡抚和提督的，可是，经过再三思量还是觉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谁让自己有错在先呢？再说，自己本来就越权了，要是皇上怪罪下来，很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经过在长沙的那些事后，曾国藩更明确了自己的职责。于是他分别写信给自己在各地的好友前来衡州同自己一起操练团勇。

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学生江忠源的来信说，皇帝让各地的大臣办团练只是为了辅助正规军共同抵抗太平军，不是让他们练成正规军队，否则就是越格，而各地的团练一般也就几百人，像湘军这样有一千多人的团练还是比较少见的。同时，江忠源告诉他，湘军的出路就是正面跟太平军对抗。

于是曾国藩让江忠源代他请求皇上允许他在衡州招募团勇，并自成军队，归他自己统率。

而事实上，曾国藩甚至都没等皇上批准，就再一次开始大张旗鼓地在衡州招募团勇了。

首先是李元度应邀到来，同时他还带来了500名新募的平江勇。郭嵩焘还带来了募得的湘阴军饷20万两。然后，刘蓉、陈士杰也陆续来到衡州准备同曾国藩一起共谋大业。

不久之后，曾国藩在衡阳也招募了大量的团勇，现在所有的团勇加起来已经有5000人了，于是曾国藩就把他们分为10个营，分开训练。

而此时，江忠源来信说，自己现在奉皇命任湖北按察使，前往江西镇压太平军，希望曾国藩能够赶快练就一支能够与太平军作战的军队前往江西支援。

接到信后曾国藩大喜，心想自从出山帮办团勇以来也有好几个月了，这些团勇究竟练到什么地步了，他们的战斗力又如何，正好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检验一下。

于是，咸丰三年（1853年）夏天，当太平军西征进攻南昌时，曾国藩就派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3000余人前去支援江忠源。

不久，有消息传来，大军初战告捷。而后又有消息传来说，罗泽南一营冲锋在前，中了敌人的埋伏，死伤几十人，后随湘勇竟然见死不救，而且临阵逃脱。

接到消息后曾国藩又喜又悲，喜的是团练部队多少还能杀几个太平军，没有辜负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训练；悲的是，虽然团勇的战斗力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团勇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并肩作战，而是各自为营，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生死考虑而不顾同伴的安危。

想到此，曾国藩不免一声长叹：人性本自私呀！经自己训练的团勇也并没有比别处的团勇有什么过人之处呀，看来就操练团勇方面自己还需要进行一番深刻的反省。

衡州思过

经过江西的这场战事以后，曾国藩认识到，在抵抗太平军的战争中，不仅大清八旗军不行、绿营军不行，就连自己辛辛苦苦操练的团练也不行，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曾国藩开始深刻地思考如何才能练就一支高素质的军队这一问题。

八旗军、绿营军是不行的，因为他们不仅骄纵腐败，而且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在太平军面前他们根本就不堪一击。

曾国藩认为，要想练就一支劲旅，首先就要杜绝这些军队的腐败之风，提高每一个士兵的作战能力。

其次就是，要总结太平天国的军队之所以无坚不摧的原因。他们不仅纪律严明，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而且兵勇之间相互称兄道弟，彼此照应，因而他们内部有很强的团结性。所以，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就要士兵之间彼此同呼吸共命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孤军作战，才能避免武昌之战中的失误。

此时的曾国藩虽然总结了一些作战经验，但是至于到底怎样练就一支劲旅，他心里也并不清楚，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没有光只能一路摸索着前行。

虽然曾国藩的队伍从长沙迁至衡州，还没有跟太平军独立地打过一场仗，但是他们也并没有闲着。曾国藩自己很清楚，练团勇，需要自己招募军饷，而这些军饷一般都是各地的乡绅地主捐的，而他们捐钱的目的就是，希望团练部队能够保地方的平安。所以在没有跟太平军正面较量之前，曾国藩的团勇就充当起了地方保安团的角色。

或许权力真的是一个放大镜，它不仅能够放大一个人的脾气，更能放大一个人的杀伤力或是创造力。

从很多史料分析中，我们都能发现曾国藩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而一个人一旦拥有了领导别人的权力以后，他往往就把这种律己的精神扩大，因为他会觉得归自己领导的人从大环境中来说更接近自我。因此，曾国藩在镇压湖南各地的农民和土匪作乱方面，再次显示出了他心狠手辣的真面目，就像不能容忍自己犯错一样，他对于那些犯事的农民和土匪一律格杀勿论，绝不手软。

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镇压农民、土匪作乱和偶遇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曾国藩又地渐渐总结了不少了经验并吸取了不少失败的教训，一个更完善的军队管理制度，在曾国藩的头脑中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改革军制

自从曾国藩插手绿营一事以后，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虽然八旗、绿营已经腐败成一堆糊不上墙的烂泥，需要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这些都是国家正规军，自己是没有权力插手的，因此曾国藩对八旗和绿营军彻底失望了。

再看看自己现在搞的团练。虽然其中也有不少骁勇善战的士兵，但是他们真的能经受得住前线残酷战争的考验吗？

他们大多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是出于混口饭吃的目的来做团勇的，如果真的到了战场上，真的要拼命，对于这些吃口饭就满足的人来说，他们真的会为了镇压太平军而不顾自己的性命吗？显然不会，毕竟他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保命要紧。

那么，究竟练成什么样才算符合要求的部队呢？

曾国藩的心中渐渐有了这样一支队伍的雏形。

虽然名为团练大臣，但是对于一般的小型的团练，曾国藩渐渐地失去了兴趣。

他既没有执行清政府的命令，也没有再继续盲目地仿效别人办团练，而是根据当时清政府迫切的需要，（虽然这种需要只是曾国藩单方面的观点）打着团练的旗号，开始练军。

看来曾国藩还是比较有眼光的，而他的这种卓越的军事眼光也恰恰为他在军事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他心里非常清楚，现在的清政府已经没有一支真正能够抵抗太平军的队伍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旦丧失了自己的防御能力，那么自己的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要做的也只能是起用任何一支能够维护自身安全的军队，于是，曾国藩就不顾大清法律，毅然决定练就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湘军。

首先在招募新人方面，曾国藩作了很大的变动。

一改常规，新招募的湘军，只要身体强壮而又敦厚老实的山乡农民。因为这些人一般都比较踏实，又容易管理，那些游兵散勇以及一些油嘴滑舌的市井混混一律不要，因为这些人不仅难以管理，而且容易在军中挑起事端。

在选拔军中带兵之人的时候，也选那些能吃苦、不怕死、不势利、有管理才能的人。

曾国藩选拔军官的首要标准就是：“有忠义血性。”

抛开其他的素质不论，如果一个军官不忠诚，那么他的势力越大、官衔越高，他也就越可怕。因为，一个不忠诚的人，很容易就可以从自己的下属或是朋友而变成自己的敌人。

看来之前的各种经历真是让曾国藩受益匪浅，他正从一个文人一点点蜕变成一个治军有方的将领。

其次在军制改革方面，曾国藩吸取了绿营军腐败的教训。

晚清时期，绿营军采取的是世袭制，也就是说，老子要是绿营军的话，等老子退休了，儿子就可以接老爸的班，继续做绿营军，继续捧着金饭碗吃皇粮，让国家养着。

曾国藩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安逸的生活方式助长了绿营军的腐败之风，所以，曾国藩要彻底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也就是说，军队的人员都要通过招募，而且可以随形势的需要扩招或是裁员。

此外，曾国藩认为要练就一支高素质的军队，最重要的就是改过去的“兵为国有”而为“兵为将有”。

很明显曾国藩是说，我练的部队就应该归我所有，要是国家有需要，我可以带领我的军队为国家效力。

很明显这是一种军阀制度，是一种公然向大清政权要兵权的行为。但是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早已经没有多少可用之兵了，要是曾国藩能够练就一支能够与太平军一决高下的军队来，那也不失为良策。但是一旦曾国藩的军队威胁到了大清政权，咸丰帝还是会掂量一下的。

于是咸丰帝在得知曾国藩的做法以后，也对曾国藩的为人作了深入的调查。据说，当时咸丰帝曾命他最信任的大臣肃顺暗地里在曾国藩的部队中安置了很多的眼线，来监视曾国藩的举动。

其实，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猜疑一直都没有消除，直到曾国藩去世。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在吸取了武昌战役的教训以后，曾国藩在练新军的时候，特别注重了军队内部的团结。

对于任何一个团队来说，队员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每一个队员都能从团队合作的角度来为全局着想，那么队员的整体力量就能远远地超出单纯的个体力量的总和；相反，如果队员之间矛盾重重，那么团队总体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个体的力量大。

因为方向不同的力量一般会彼此抵消，只有方向一致的力量才能体现出团结的力量。因此曾国藩就在军队内部的团结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首先，他强调的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士兵要绝对服从军官，强调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当然只有服从命令的手下才叫手下，不服从命令的可能就是敌人。对于一个军队来说，只有人人都愿意服从命令，那么一个军队的执行力和战斗力才能得到保障。

其次，曾国藩强调，在军队里，人与人之间要荣辱与共，不离不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曾国藩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

招募士兵主要是从一个地区来招。因为，大家都是老乡，不仅沟通起来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区间的士兵可能在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的不同，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同一地区的人团结，而不同地区的小团体间矛盾重重。

另外，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彼此之间一般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能张三的妈妈的二舅的大女儿嫁给了李四的三叔的二小子，而李四的三叔的二小子又是王五的老爸的学生，这样一来，军队中人与人之间多多少少的都有那么一点勾挂着的关系。

那么，在这些人之中统一思想、搞团结就简单多了。

曾国藩的这种通过同乡、亲友、师生关系来维系军队之中人与人团结的做法，在我们现在看来多少有点局限性，而且不利于军队的扩大，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曾国藩的这种做法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性的。

毕竟在当时社会里，人们还是把亲情和师生情谊看得比较重的，从当时比较时髦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人在感情方面还是比较淳朴的。

加之，曾国藩要操练自己的军队，国家是不给军饷的，招募那么多的士兵，到时候僧多粥少也是个麻烦事。毕竟，谁都不愿饿着肚子打仗，更何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不知道抢了馒头往自己嘴里塞呢？

因此曾国藩当时的练军策略还是比较实用的。

现在，练军的指导思想有了，接下来曾国藩要做的就是创办湘军。

第七章 湘军是怎么练成的

一支自己人的队伍

咸丰三年（1853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支新式地主武装军队—湘军产生了。

或许在创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并没有想到，湘军最后会成为与太平军分庭抗礼的劲敌，并最终剿灭了太平天国起义。

可能他最初的想法就是通过创办湘军实现湖南自保，但是到了后来，随着湘军的发展，曾国藩也多少开始拥兵自重了。

湘军作为曾国藩的最后一张底牌，曾国藩对其训练的要求极为严格，因为长时间以来他早就对绿营军的散漫军纪感到深恶痛绝，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训练自己的军队了，所以，曾国藩对这一点决不怠慢。

湘军的训练内容分为“训”和“练”。“训”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教育和湘军行军纪律教育，其目的是为了训练出一支由儒家伦理精神指导的军队来，并通过这统一的思想，加强军队的团结，同时也是为了把湘军和大清的正规军区分开来。

八旗和绿营军长久以来不仅腐败，而且经常吸鸦片、赌博、造谣、搬弄是非、鱼肉百姓，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早就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厌恶，而湘军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人心，取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这样就可以为湘军的发展壮大奠定群众基础。“练”主要是指军事训练。

湘军的军事训练包括操、演、巡、点四个方面。

操即上操，早晚各一次，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湘军的身体素质。

演即演练各种武艺和阵法，用来加强湘军的作战技巧。

演练武艺包括练拳、棒、刀、矛和枪法；阵法上既学习古阵法，又学近代的阵法，其中包括：布阵、冲锋、埋伏和撤退。

巡即巡逻、放哨、站岗，用于加强湘军的防守。

点即点名，湘军一般在中午和熄灯前各点一次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军人的管理。

从现代的军队训练和湘军的“训”和“练”的比较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然而最初的湘军只有陆军，曾国藩初到长沙城招募的团勇就是以后湘军陆军的雏形，也是曾国藩创立湘军的基础。

湘军水师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以后才开始筹备创立的。

最初清朝的水军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外海水师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内江水师则驻守长江沿岸。到了咸丰元年，虽然外海水师还在，但是，内江水师早已名存实亡，根本谈不上作战能力。

现实的事，总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占领益阳和岳州后，征用了近万只民船，建立了水军，并挥师而下，第二年就逼近了武昌。

太平军的水军势不可当，虽然大清外海水师可用，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咸丰命令湖南、湖北、四川三省造船练兵，恢复水军。

然而接到命令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并没有按照咸丰帝的意思去做，原因是当时的内江水师废弛时间太久了，要建水师不仅没有战船，没有武器装备，就连懂水军操练的人都找不着，再加上资金又不足。

经过几次和太平军的接触后，在湖南协助曾国藩办湘军的郭嵩焘认识到了太平军水师的利害，于是就建议江忠源再次上书，请求咸丰帝拨款兴建水师。

而现在的咸丰帝已经是顾不了别的了，只要能灭了长毛，怎么办都行。所以咸丰准奏，命令广东购置洋炮，两湖、四川造战船，建立水师，对抗太平军。

一看咸丰帝有心支持两湖和四川造船，咸丰三年（1853年）冬初，曾国藩顺势奏请咸丰拨款4万两，在衡州建立造船厂，日夜赶造战船。

现在虽然有钱了，但是造什么样的战船，由谁来监督造船呢？

这也让曾国藩犯了难，因为自己的朋友，学生当中没有懂造船的，更何况还是战船。

造船的木材从广西（可能广西人都出来闹革命了，盖房的人少了，所以木材就多了）运来了，打工的小伙子们也到了，可是，没人懂得如何造战船呀！

于是曾国藩特地从广西请来了广西同知（广西盐运大使的助理）褚汝航、岳州守备（负责守城的官员）成名标督造船只。

战船有人督造了，为了加强水军的战斗力，曾国藩又从广东购买了大批的洋炮，并组织人员反复研究如何将洋炮安装到战船上，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洋炮的威力。

虽然曾国藩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爱国忠诚的人，但是他却没有因为忠国而忽视自己国家的弱点。曾国藩很清楚，虽然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制造的大炮从身重、射程和杀伤力上都远远比不上洋人的洋炮，所以，曾国藩很明智地选择了购买洋炮。

洋炮战船都准备好了，别处的问题又来了，水军招聘的告示贴出去了好几天，报名的人寥寥无几。

本来，湖南的衡州、郴州、桂阳、永州一带也有很多水性很好的人想应招，但是，这些地区多出刁民，大家都学太平军造反去了，所以，这些地区的应聘者曾国藩是不敢收的。万一招了一批太平军的奸细，人家直接开着战船载着洋炮跑了，那可就惨了，4万两的军饷就白白送给太平军了。

曾国藩还是比较信任自己的老乡，于是决定在湘乡招募水军，可是湘乡人不是参加了陆军，就是不懂水性，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最终只好赶鸭子上架。

水兵现在有了，可是，军官又难找了。

曾国藩也顾不了别的了，总不能让一群散兵游勇上船打仗吧，所以，曾国藩看上了谁就去磨谁，直到磨得他们答应为止。

到咸丰四年初，湘军水师终于成军了，共有战船361号，拖罟大船1号、快蟹船40号、长龙50号、舢板150号、改装渔船120号。船上共装大炮570门，新式洋炮320门。

水师和陆师都以营为单位，各编成10营，每营500人。

至此，湘军正式建成，水陆两军人数之和共1万人。但是，从数量上看跟它的对头太平军相比，这点人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正是这1万人，最终却将太平军彻底消灭。

湘军的吃饭问题

从湘军的练军方式以及武器装备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参加湘军一定能够学到很多军事思想、武艺和阵法。但是，对于当时的广大百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混口饭吃，所以他们更看重的还是湘军的军饷。

曾国藩自己也很清楚，良将精兵才能真正地起到维护国家安危、镇压太平军的作用，训练经费与军队的待遇一定要比团练更加优厚。

所以从初练湘军以来，曾国藩就特别注重湘军的饷银问题，当然这也是每一个湘军成员最关心的问题。

曾国藩从出山办团练以来就因为军饷问题和地方的官员发生过多次的冲突，但是，他从未放弃过为军队争取任何一个可以筹到军饷的机会。

实在逼急了，大不了自己破费一点请湖南各地的富商们吃顿饭，谁若不给钱，好，那谁就别想回去了。毕竟民还是不敢跟军斗的，再怎么说曾国藩背后还站着几千人的湘军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了花钱消灾嘛，出点血总比丢了命要强吧。

当然，这只是无奈之举，更多的时候，曾国藩还是采取和平的手段来争取饷银。

到了后来，情况就不一样了，湘军日益壮大，并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要部队，曾国藩也就有了要挟咸丰调拨军饷的砝码了。

没有钱，吃不饱，饿着肚子谁愿意去打仗，不打仗大清可就岌岌可危了，到时候自己大不了隐居山林。你呢？咸丰，你可是大清的一把手，太平军攻进北京城第一个想杀的人可就是你呀。

咸丰没办法了，只好降低绿营的军饷来补贴湘军（八旗的军饷可能降得比较少，因为八旗军大多人都是咸丰的亲戚），所以，湘军的军饷一直以来都要比别的团练高，甚至到后来比绿营的饷银都要高。

绿营军的饷银有时候低到守备部队每人每月只有一两银子，作战的军队是一两五钱银子，骑兵每月是二两银子。

而湘军的饷银却高到士兵每月6两，营官每月260两，分统、统领每月400~520两，统带万人以上者月薪650两。

待遇相差之大，也直接导致了很多的绿营军人，或是在闲暇的时候摆地摊混日子，或是直接投奔湘军了。连饭都吃不饱了谁还管军纪制度？

当然，湘军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时，曾国藩的应对措施是：饷银发一半，到士兵被遣散或是请假回家时再一起发，但是如若不满、擅自离去的就不发饷银。这样，不仅留住了士兵，而且解决了饷银短缺的问题。

真可谓一箭双雕！

所以长时间以来参加湘军的人都是相当踊跃的，甚至有些秀才、绿营军都来投奔湘军，这也成了后来湘军迅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可是这种为钱投军的动机，也最终导致了湘军攻陷天京后烧、杀、抢、掠的土匪行径。

所以湘军最终也没能逃脱走向腐败的命运，但是在湘军刚刚形成的时候，却是朝着更加强大的方向发展的。

养精蓄锐—千呼万唤不出来

从湘军的创立到初具规模，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说是一种磨砺，当然这也是最值得曾国藩得意和自豪的地方。

此时的曾国藩站在湘军大营外，看着近万名威风凛凛的湘军，几百艘战船和近千门洋炮，不免一时热血沸腾，誓与长毛一比高低。

但是，太平军建都南京（1853年3月）的消息传来，曾国藩清醒地意识到，长毛的力量不容小觑，要是真和长毛打起来，胜负也难断言，所以，一定要养精蓄锐，巩固自己的实力，等待时机。

可是时局逼人。

1853年5月，太平军建都南京改号为天京以后，就准备出师北伐和西征。这时的咸丰帝如坐针毡，毕竟，长毛建都南京，无异于正式宣布要同大清决一死战，所以，在百般焦急之中，咸丰帝频频下令催促曾国藩出兵抵抗长毛。

而此时，曾国藩以湘军尚且需训练为借口，迟迟不肯出兵。

此时在湘军的大营外，势如破竹的西征军已经沿长江西进，很快就攻占了安庆、九江、汉口和汉阳。

于是身为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600里加急启奏皇上，请咸丰下旨命湘军出师作战。

但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抱定了湘军还需训练的信念，拒不出兵，毕竟曾国藩就剩湘军这点家底了，如果湘军没练成就直接上阵，很可能全军覆没。到时候，不光曾国藩所花的心血将付之东流，而且在湘军身上所花的大把大把的银子也将都打水漂了。

因此曾国藩此时不出兵也是明智的。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替曾国藩着想，一时间，湖南省内谣言四起。

有人说曾国藩怕输给长毛；有人说湘军只是虚有其名并没有太大的战斗力；有人说湘军的战船洋炮只是虚设，就为了稳定人心而已……

可此时的太平军并没有因为湘军久不出战而放慢了西征的步伐。

1854年1月14日，守卫一个多月的庐州最终也没能逃出被太平军占领的厄运，江忠源含恨投水自杀。

1854年2月12日，黄州堵城被太平军拿下，无奈，吴文镕兵败，投水自杀。

江忠源和吴文镕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亲信。

江忠源早年是曾国藩的学生，曾国藩在向咸丰推荐的第一批人才当中就有江忠源。而后，曾国藩回湖南练湘军，江忠源则受到了咸丰的重用，以至后来官位超过了曾国藩。

其实，江忠源对湘军的创立和发展一直都很关注，而且曾国藩最初打算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正规军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受了江忠源的启发。

在湘军水军的创立和发展上，江忠源更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853年夏，太平军西征军围攻南昌时，江忠源曾连番上书咸丰帝，请求咸丰帝批准曾国藩在湖南练水师。

而吴文镕则是曾国藩考进士时的阅卷大臣，也可以说是曾国藩的恩师。早在1852年太平军围攻武昌的时候，吴文镕（任湖广总督）就曾多次向曾国藩求援，但是曾国藩都以不能草率出兵而拒绝。

自己的得力门生和恩师的先后去世，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介书生，根本不善带兵，所以他原本打算把自己的万人湘军都交给江忠源指挥去镇压太平军，可是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湘军还没有出征，他就……

如果说江忠源的死如同砍去了曾国藩的左右手的话，那么吴文镕的死则使曾国藩失去了有力的后台。虽然曾国藩拒不出兵，为湘军的成熟赢得了时间，但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为他后来坐困江西埋下了祸根。

而此时对咸丰帝来讲，爱将和重臣的先后殉国，令他寝食难安，对于他们一致推荐的能人曾国藩拒不出兵的行为，更让咸丰帝大为不解。

其实，直到湘军练成之时，咸丰帝也从来没有想过连八旗和绿营都做不到的事，湘军能够做到，他这时候命曾国藩出兵的目的只不过是解一时之急。

然而在曾国藩看来却不是如此，他很想剿灭太平军，可是现在的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咸丰的催促和江忠源、吴文镕的先后败死，让曾国藩变得焦躁不安，但是，为了保住创立湘军的最初的成绩，曾国藩暂时只能忍，直到他再也忍不住为止。

战前叫板

太平军从1851年起义以来，虽然他们要推翻的清政府不时地派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去镇压他们，但是直到1854年2月25日，太平军的真正对手—湘军才明确地站了出来，正式和太平军叫板。

而作为这两个阵营的最高统帅也真正开始了他们为期10年的较量。

和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在起兵之前也不免要写点什么，毕竟二人最初都是斯文的读书人，读书人的事，首先要用读书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场唇枪舌剑在所难免。

于是，在湘军拔师衡州之前，曾国藩发布了自己早就准备好多时的声讨太平军的《讨粤贼檄》（以下称《檄文》）。

曾国藩的这篇《檄文》曾经被湘军称赞为“胜过百万兵”，由此可见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这篇《檄文》是曾国藩在仔细研究了太平军的《天朝田亩制度》《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理论纲领以后绞尽脑汁编写而成的，并且在这篇《檄文》的宣传上，曾国藩也费了很大心思。

曾国藩在公布这篇《檄文》之前，提前大肆分发手抄版和复印版的《檄文》，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檄文》，因此也扩大了这篇《檄文》的影响力。

我们还是先从这篇《檄文》的内容来研究一下这篇《檄文》在两军对峙的时候所起到的作用吧。

第一，曾国藩利用太平军的发展过程将太平军分为“匪”（两广的发起人）和“被胁迫之人”（两湖及后来的新成员）两个部分。

曾国藩企图通过利用太平军中“老兄弟”（两广的老成员）和“新兄弟”（两湖及后来加入成员）的区别，大肆宣扬地方主义，来分化太平军的团结，从中挑拨离间，煽动太平军内部的不和，挑起太平天国内部南北军队的分裂。他在《檄文》中指出太平军威胁“两湖三江之人曾犬象牛马之不若”。

虽然这种分化太平军的言论很容易被太平军识破，但是它却也起到了提醒太平军之中的“老兄弟”和“新兄弟”自我审视的作用，每个人都不免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所劳即所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所出的力是否一致。很明显天下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平等，因此太平军内部有些人就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这也为太平军最后的内讧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而他们的反应却也恰恰中了曾国藩之计。

第二，曾国藩把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说成是“外夷”的代表者。

曾国藩指出太平军的拜上帝教无异于外国侵略者通过宗教来入侵中国。曾国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通过宣扬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来批判拜上帝教。

他指出，太平天国捣毁孔庙、孔像，焚毁儒家经典，就等于是对所有信奉孔孟的读书人的侮辱和打击，以此发动所有信奉孔孟的读书人一起行动起来镇压太平军的目的。

第三，曾国藩引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农不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的句子，来挑拨地主阶级跟太平天国的矛盾。

虽然广大贫农都急切地渴望土地，天国也主张把田地从地主手中没收，平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从而满足这部分贫农的需求，而曾国藩也看到了这部分的贫民革命性非常之强，就索性孤立这部分贫民，争取太平军中的中小地主并发动全国的中小地主来共同镇压太平军。

因此在曾国藩的眼中从来没有把贫农看做是大清的子民来保护，他所维护的不过是本阶级的利益（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个人的局限性）。

第四，利用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来攻击太平天国。

针对太平天国上自王臣、下至兵卒皆以兄弟姊妹相称的规矩，曾国藩指出，如此称呼有违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伦常秩序。

他甚至戏谑地指出太平军如果都称呼自己的父母为兄弟姐妹的话，岂不是让世人笑话。

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很高明，经过他这么大肆渲染，不免引起人们对太平军的反感。毕竟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思想早已在人们的头脑之中生根发芽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早已先入为主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这样太平军就会被更多的人孤立。

第五，针对太平天国独尊天主上帝，反对崇拜其他偶像，反对鬼神迷信的事实，曾国藩大肆渲染，说他们是“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从而赢得了更多的人加入到反对太平天国的队伍当中。

通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可谓心思缜密，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攻击太平天国政策的每一点纰漏，同时又尽力维护自己讨伐太平军的正义，而且尽一切可能地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不忘在太平军内部放一把火，来分化、瓦解太平军内部的团结，从而引发太平军内讧，真可谓高明。

通过这篇《檄文》我们不能不对曾国藩的聪明过人竖起大拇指。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太平军的起义是大多数被剥削被压迫的最底层的农民反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一场正义的、具有进步性的起义，但是在曾国藩的《檄文》中，太平军被扭曲为少数人“外夷”的代表，他们侵犯了大多数国人的利益，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众矢之的。

看来曾国藩妖言惑众的本领是相当一流。

其次，从两军各自所维护的利益来看，太平军的起义所维护的是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民的利益，而曾国藩所带的湘军所维护的是地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利益。

但是从《檄文》中所述的观点来看，曾国藩只字未提他所在阶级的利益，满文都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似乎要把自己说成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

这样看来曾国藩扭曲事实、黑白颠倒的本领也毫不逊色。

再次，从两军所拥护的思想来看，太平军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的思想更为先进，更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愿望；而曾国藩阵营的人则信奉孔孟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这种在中国遗留了上千年的思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已经不能再顺应时代的潮流，但是，曾国藩看到的是它的广大拥护者，这样他就能赢得更多的支持者，毕竟思想指导着行动。

虽然真理有时候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众口铄金，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多数。

所以，以后如果有人能把白的说成黑的，你一定不要惊讶，因为黑白的定义权一直都握在强权者的手里。

曾国藩虽然通过这篇《檄文》赢得了更多的中小地主和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拥护，孤立了太平军，但是这篇《檄文》也恰恰真实地反应了曾国藩的思想意识。

在他的意识里，镇压太平军不是一件为广大人民谋福的正义的战争，而只有维护大清政权是正义的，效忠皇上是正义的，剿杀各地乱民是正义的，斩杀投降的太平军是正义的……

他的这种思想意识也恰恰是他一生所坚守的信条，同时也始终贯串于他的一切行动之中，所以，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曾国藩所做的一切而感到不解。

只是有时候我们会为他感到不值，但是曾国藩出生在地主之家的事实无法改变，他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尽一切办法维护自己所在阶级的利益。

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上帝手中的棋子，只不过上帝把曾国藩放到了黑棋堆里罢了。不过历史如果没有黑白之分也就没有绚烂多彩了。

曾国藩的《檄文》出乎意料地为他争取到了更多的盟友，一时间湖南各地大小乡绅、地主、读书人、农民都加入到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列之中，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没钱又没力的就帮着叫好。

战前的声讨已经颇有成效，湘军终于在大清国望穿秋水的期盼之中，浩浩荡荡地开赴向了正面镇压太平军的战场。

保荐名将胡林翼

说到曾国藩或许大家都知道，但是要说到胡林翼或许就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了，而事实上，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常被史学家称为晚清“中兴三名臣”。

由此可见胡林翼的历史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名臣，最初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

胡林翼（1812年生，仅比曾国藩小1岁），字贶（ ，音况）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翰林出身。

曾国藩也是翰林出身，而且二人只差1岁，所以，在翰林院时胡林翼与曾国藩多少也有些交情。

1841年，胡林翼因父亲病逝，回家守孝，而曾国藩则继续留在翰林院。

胡林翼文武双全，不仅能诗能文，而且熟读兵书。他曾在1846年担任贵州知府时就非常重视团练，他通过团练和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总结出了许多作战经验，并编撰成了《胡氏兵法》。

胡林翼的《胡氏兵法》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之大，蒋介石就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于是他就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为表示自己要以胡林翼为表率的决心，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芝”或“润之”。

从后人对胡林翼的推崇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胡林翼在清军之中必定是一位难得的将才。虽然，胡林翼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的时候，手段也强硬，杀人更是眼都不眨，甚至有人叫他“胡屠户”，但清政府却对他极为赏识，也非常重用。

当然曾国藩也很清楚，胡林翼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定能起到作用。

于是曾国藩多次上书咸丰帝要求重用胡林翼。

而且，曾国藩在移师长沙的时候，听说胡林翼正在带兵赶往湖北抵御太平军，就急忙写信给湖南巡抚骆秉章，要他一定留住胡林翼。

而就当时湖南的情况来看，湖南省城长沙急需军队防守，而曾国藩的湘军又要奉旨“东征”，因此，骆秉章也很希望能够留住一位能够调兵遣将的大员帮自己镇守湖南，因此骆秉章同意了曾国藩的建议，把胡林翼留在了湖南。

此时的胡林翼在率部下急忙赶往湖北的途中，经过金口附近时，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的消息，且太平军正在大肆沿江西进，胡林翼只好退回岳州暂住。

而此时的岳州早已是物是人非，太平军早在咸丰二年十一月就曾攻占过岳州，太平军不仅吸纳了岳州城的百姓成了长毛，还征用了城内的近万只民船。此时的岳州城，除了三两个落魄的地主、乡绅和受气的县太爷外，几乎就没多少能喘气的人了，粮食更是少之又少。

胡林翼暂居此处必然受人排挤，这个时候他正需要有人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而曾国藩的手伸得恰是时候，于是两个人的手再次握在了一起。

如果说江忠源的死如同砍掉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的话，那么胡林翼的加入则让曾国藩如虎添翼。

而后，湘军出师同太平军作战，胡林翼率部下随征，从此开始了两人为期7年的配合作战。（1861年春，太平天国西征军入湖北，武昌势危，胡林翼急忙回援。9月5日，他所派遣的部队同曾国荃所率的湘军攻陷安庆。9月30日，胡林翼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

由此来看，湘军最终攻克天京与胡林翼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胡林翼本人在整个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八章 最初的交战

湘军初战

正当湘军的一万七千多人马在长沙还没站得住脚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将领石祯祥就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岳州、湘阴、宁乡，而且直逼长沙。

经过在长沙受排挤的教训后，再次回到长沙的曾国藩收敛了许多锋芒，虽然现在自己身后站着一两万湘军，但是，曾国藩也不敢再像上次一样专横跋扈了。

因为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忠君的大臣，因此他对朝廷命官还是相当尊重的，而且他自己也已经从上次的教训中明白了要想在地方站住脚，首先就要讨好地方官的深刻道理。

长沙告急最着急的当然就是湖南巡抚骆秉章了，为了安慰骆秉章慌乱的心，同时也为了探试太平军的战斗力，曾国藩就派湘军前锋储玫躬前去攻打宁乡。

虽然湘军从创立到出兵已经一年多了，但是，长久以来，太平军并没有和湘军直面对峙过，两军对彼此的实力都不太了解，为了避免无谓的人员伤亡，太平军只在宁乡与湘军前锋储玫躬小战，并主动放弃了岳州、宁乡、湘阴，退向湖北。

然而太平军退军不久，就遇到了前来支援的林绍璋（太平军早期的成员，后来被册封为章王），于是，两军合而为一，调头重新攻占咸宁和蒲圻。

在收到太平军后撤的消息后，湘军士气大振，于是曾国藩即派胡林翼、塔齐布、林源恩由陆路进攻通城，并约定与骆秉章派出的王鑫部会攻蒲圻。而曾国藩自己则亲率大军由水陆向岳州进发。

王鑫率3000人从长沙出发，行至羊楼峒时，与太平军相遇，结果大败而退，羊楼峒就在岳州城附近，于是王鑫率部队急忙进入太平军刚刚放弃的岳州城。

可能王鑫做梦都没有想到，太平军刚刚从岳州城撤军后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因太平军多次占领岳州，自然对岳州的情况相当熟悉，于是，太平军一路尾追王鑫的部队直到把王鑫的部队围在了岳州城内，此时的王鑫彻底成了瓮中之鳖。

而此时曾国藩恰好行至南津，而南津距岳州仅两三公里，王鑫被围，曾国藩原本不想前去救援。

因为曾国藩与王鑫原本就结有私怨，而且曾国藩也怕自己如若前去相救，万一自己被围，那么，他所带领的这一支刚刚练成的湘军还没有正式出征就有可能被太平军围歼。

但属下陈士杰劝解曾国藩说，王鑫还不能死，毕竟他是巡抚骆秉章的人，如果骆秉章知道了咱们见死不救，一定不会善待湘军，那么湘军可能会再一次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所以，再三思量，曾国藩决定用湘军的炮船支援岳州。

湘军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让太平军始料不及，于是太平军稍退，王鑫便趁击突围，可是他所带领的3000人已有1000多人死在了岳州城。

然而，太平军会师以后气势更加旺盛。而曾国藩见王鑫已经逃出，也觉得没有必要跟太平军硬碰硬，毕竟此时的湘军更需要保留实力，所有也就没有恋战。

太平军再次攻入岳州，并乘胜前进，再占靖港、湘阴、宁乡、湘潭，而这四个地点连接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钳子一样将长沙城牢牢地卡在了钳口之中。

湘军初战不利，因而退守长沙（除塔齐布一支外）。

虽然湘军首次出征未能夺得一城一池，但是，湘军的伤亡并不算大，可以说湘军并未和太平军真正地交锋，但是，无功而返的湘军也难免再次招人非议。

曾国藩或许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曾国藩提前命湘军水师停靠在长沙城外，同时，陆师驻扎于城郊。

虽然曾国藩此时选择了驻军城外，但是曾国藩的内心一定是极度不满和羞愧的。

他不满是因为，湖南官绅没有谁会设身处地地替自己着想，没有人能体会他此时的心情，他也很想打胜仗，他也希望能够保家卫国，他也渴望天下早日太平，但是，他只是个刚刚投笔从戎的文人，湘军刚刚成军，根本没有太大的资本来跟太平军硬拼。

他羞愧是因为，他曾经自以为湘军摒弃了八旗和绿营的恶习，没想到，太平军如此强悍，自己一时间又奈何不了太平军，只能退军自保。

所以曾国藩很矛盾、很焦虑、很无措、很无奈。

湘军退守，长沙再次告急，城里的官绅们便又开始议论纷纷了。

有人说，曾国藩一个文人怎么可能会打仗呢？不如遣散了湘军，让曾国藩继续回老家守孝去得了；有人说，曾国藩就在屠杀毫无反击之力的人时心狠手辣，碰到了太平军，他曾剃头也得蔫了；有人说，给湘军捐了那么多的白银都白捐了……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更多的是对曾国藩的贬低和不满，虽然，骆秉章并未因此而责怪曾国藩，但是，他对曾国藩的态度再一次冷到了冰点。

或许自古都是如此，不上战场的人不会懂得战场上的危险。

湘军在前线卖命，枪炮不长眼，每一个上了战场的人都随时可能牺牲，但是，没有人能看到他们浴血沙场，没有人会惋惜他们的生命。那些坐在城里聒噪的人们更看重的是结果，他们要的是湘军为他们打出一片没有长毛威胁的天地，他们想要的是湘军用生命来为他们换来长沙城的安宁。

虽然，曾国藩现在身在城外，但是，曾国藩的利益从本质上来讲跟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曾国藩现在更注重的是保存湘军的实力，而他所处的位置恰恰是风口浪尖之上。如果换了别人坐在他的位置上，而他则是坐在城里的乡绅，结果还是一样，他也会像其他人指责现在的自己一样指责别人。

说白了，他们都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的，他们更在乎的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战士们的生死。

或许每个人的天职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命中注定要成为将军，而有些人则命中注定要成为默默无闻的士兵，然后出征、战死。

现实原本就是残酷的，只要还有战争存在，就不免会有无数个这样的人悄无声息地出生，然后，悄无声息地死去。

然而湘军的初战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创伤，只要稍作整顿还是有战斗力的。

而此时很不服气的曾国藩早就开始期待下一次的作战了。

靖港惨败

虽然，首战出师不利，但是，曾国藩却敏锐地发现了太平军的破绽。

从攻占岳州、湘阴、宁乡，到再占靖港、湘阴、宁乡、湘潭，太平军一路横冲直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而攻下的城池又要防守，所以，造成了太平军军力太过分散的缺陷，尤其湘潭一军，他们孤军深入，而且后无支援，所以，曾国藩就瞄上了这只笨鸟。

曾国藩的分析很快就得到湘军诸将的一致认同，于是曾国藩决定，集中兵力，攻击湘潭。

进攻目标确定了，湘军攻击湘潭的作战计划也应运而出。

塔齐布率陆师先行打前锋，水军全部出动，彭玉麟、杨载福等5营先行，曾国藩率其余大部垫后。

现在看来，曾国藩决定攻打湘潭的计划是正确的。因为，当时驻守湘潭的太平军只有林绍璋一部，而林绍璋为人忠厚，但是欠缺才智，所以，如果曾国藩按原计划行军的话，湘潭一旦失守，太平军的锐意就会受挫，太平军也将失去先机，从而走向被动，而湘潭失守很可能会成为太平军西征军由胜转败的转折点。

但是，如果就是假设，假设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事情，大事发生之前总要发生那么一点小插曲，这似乎早就成了历史发展的模式。

曾国藩的此次出师也不例外。

当湘军前部水师、陆师出发以后，曾国藩打算第二天凌晨出发。

但正巧在夜半，忽有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那里的“长毛”只有几百人，而且毫无作战戒备，如果派军去攻打，一定能够获胜。并且说靖港的民团已作好内应的一切准备。

对于首战不利的曾国藩来说，他太需要打一个胜仗，哪怕只是个小胜仗，也足以慰藉一年来湘军为之而付出的努力，同时也能封住那些整天说湘军没用的人的嘴，以洗前战所受的耻辱。

而且太平军区区几百人怎么可能是湘军陆师加水师的对手呢？于是曾国藩就看上了这么一个软柿子。

谁料到，这个软柿子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捏。

虽然曾国藩在攻打靖港之前派人核实了情报的准确性，但他还是让人给耍了。

要知道既然有人故意要耍你，就不会让你轻易地看出破绽，要不然，谁会乖乖地往别人设的套里钻呢？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进发靖港。

曾国藩一生行事谨慎小心，但这次还是中了埋伏，当湘军刚进入靖港镇时，就听得一声炮响，而后，太平军杀声震天，到处都是埋伏已久的长毛。

对于从凌晨走到中午的湘军而言，他们似乎还没有鼓足杀敌的勇气时，就被人伏击了，因此，一时间军队乱了阵脚，纷纷逃窜。

这哪是打仗，这根本就是钻到笼子里任人宰割，所以，一时间湘军谁也不听指挥，任凭曾国藩拿着剑站在旗下高喊：“过旗者斩！”

但是，抱头鼠窜的湘军士兵们似乎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曾国藩像受了气的新媳妇一样，气得满脸通红，捶胸顿足，结果还是无济于事。于是，曾国藩大吼一声“不许后退”，挥剑砍翻一个湘军。

这已经不是曾国藩第一次杀人了，他早就不再是湘乡县的年轻秀才了，时局逼着他一步步地从一个书生变成了一个武将。现在的曾国藩不仅要练兵，还要带兵奔赴前线打仗，从离家办团练以来，死人他见得多了，但是要说杀自己人他还是第一次。

但是，太平军一浪高过一浪的“活捉曾妖头”的怒吼让曾国藩胆战心惊，以至于他根本来不及看一眼被自己砍倒的自己人。

他只是固执地站在军旗下阻止着每一个逃窜的湘军。但是在生死关头，人的本性是难以撼动的，看着一个个从自己身边绕道而逃的湘军，曾国藩的内心在流血，只是在这紧急关头他还感觉不到疼罢了。

很多时候，事情不会因为谁的不甘心而改变丝毫，虽然曾国藩如干涸的旱地渴望雨水一样渴望打一场胜仗，但是他还是失败了，太平军的呼喊声越来越近，曾国藩似乎都能预测得到自己的死期就要到了。

但是和大多的战事一样，小兵死绝了，大帅依然能逃得出来。虽然曾国藩是被手下挟持着逃出了战场，但还是保住了小命。

逃回长沙城外的船舱后，曾国藩心如刀绞。

一年以来自己惨淡经营的湘军折损大半，活下来的却是逃生出来的，这让曾国藩有什么脸面再去见长沙城里的巡抚和乡绅们？

出发时的兴奋、激动与内心的昂扬激情，一瞬间化为乌有。

一时间曾国藩又羞又怒，自己觉得再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不如一死了之，省得再受那些原本就爱看笑话的人的讽刺了。

于是趁手下不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跳进了湘江。

不知曾国藩在跳江的一刹那有没有后悔，一个赢得起输不起的人，怎能称之为强者？怎能算得上英雄呢？要是跟他老爸比起来，曾国藩可能更是没脸见人了。

有硝烟的战场是战场，没有硝烟的是考场、是商场、是官场。自古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经受不起打击的人，只能成为别人的笑柄。

像曾国藩的老爸，虽然他连考了17次才考中了状元，人们可以讥笑他无能，却不能否定他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

或许一个人越是得不到想要得到的东西，就越是想得到。想要得到和得不到就像是天平的两端，想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就要在得到和得不到之间去掉感情色彩，顺其自然，或许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毕竟万物的发展变化各有各的规律。

只是曾国藩太需要一次成功了，渴望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和背道而驰，远远地超出了曾国藩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不负重压的打击下，很多人都会想到逃离、逃脱，曾国藩也不例外，只是曾国藩选择逃离的方式是自杀罢了。

虽然在战场上曾国藩没有选择逃亡，然而这一次，在自己与自己的心灵博弈中，曾国藩却落荒而逃了，而且逃得很狼狈，他没有败给太平军却结结实实地败给了自己。

或许事后，曾国藩也觉得自己的这段兵败自杀的回忆的确有点见不得人，因此，在曾国藩生前，虽然很多人都听说过他自杀的闹剧，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详情，或许是曾国藩早就下令全军，谁敢泄露此事，杀无赦！

直至曾国藩死后，当时救他的湘军章寿麟才敢将此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还自己写了一本书—《铜官感旧图》来回忆此事。

被救回来的曾国藩像丢了魂一样，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只是我敢肯定他的内心一定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他开始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现在的落魄，是自己练兵纪律不够严明；是湘军的战斗经验不够丰富；是湘军的赏罚不够分明，奋勇杀敌的得不到奖赏，抱头逃窜的得不到严惩；是太平军太过狡诈；还是自己太过轻信别人……

曾国藩一边思考着，一边改变着，他正从一个不懂兵书的文人墨客变成一个精通战事的将领。

或许凡是正确的思想都要经历过错误的反面论证，才能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或许失败并不是成功的亲妈，而是成功的后母，因为，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或多或少地留给人心一道深深的伤疤。

曾国藩此时的反应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每个人在受到刺激的时候都需要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来为自己疗伤，曾国藩也不例外。

只是曾国藩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军营外还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

湘潭大捷

再次回到长沙城，城里那些原本就不安分的官绅们更加嚣张了，他们公然指责曾国藩无能，耗费了湖南大批的人力物力，到最后只换来两战两败的下场。

他们甚至煽动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骆秉章上书皇上，请求解散湘军，惩办曾国藩，其中闹得最凶的就数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徐有壬了。

一看这架势，曾国藩的心真是凉了半截，虽然大家出来混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但是各自的职位有别，我曾国藩混得不怎么样，直到现在虽然也是官至二品，但是这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我没有实职，没有权力，我所能做的就是练好湘军立下战功来博得皇上的信赖。

你小子命好有实职有实权，不用像我一样辛苦练兵打仗，要是咱们换换角色，你的演技不一定比我好。

想可以这么想，但是曾国藩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因为他早就已经从血的教训之中学习到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古训。

只是曾国藩满腔的愤恨一时之间很难找到出口，他依然想要逃避，想要自杀，他甚至命弟弟曾国葆为自己买好了一口棺材，放在湘江边上，准备第二天自杀。

正当曾国藩的心情悲观到极点的时候，有捷报传来，湘潭大捷！

这个消息对于正徘徊于生死路口的曾国藩来说，真是太及时了，顷刻间，堵在曾国藩胸口的一口恶气终于消了，此前的哀怨、悲伤、绝望都如大风一般刮过，曾国藩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或许曾国藩等这个好消息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以至于此时的曾国藩真想痛哭一场，将长时间以来自己所受的讽刺、挖苦、埋怨、误解等一切的一切都哭出来……

只是，现在的曾国藩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曾国藩了，他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时局和战事的发展变化而迅速地进行着蜕变，他开始认清了官场的黑暗，他开始认识到自我奋斗、自强、自立的重要，他开始更加注重保护自己的湘军……

所以，在重大的胜利之下曾国藩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然而，湘军的这场大胜仗可以说是自太平军起义以来清朝所获得的最大的胜利了，所以，原本不起眼的湘军，立马变成了咸丰爷眼中的香饽饽了。

湘潭之战可以说是太平军自广西出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相应的这场战役也是湘军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成功，可以说这次战役是双方军事的一个转折点，在湘军士气大振的同时，太平军则士气一落千丈。

然而，湘潭之战的胜利虽然得到了咸丰帝对曾国藩和湘军的真正重视，但是，也引起了清王朝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戒备，试想连八旗军和绿营军都对付不了的太平军，湘军却可以给他们以重创，假如八旗军和绿营军同曾国藩的湘军打起来的话，那不是必输无疑？

虽然清政府现在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的湘军来对付太平军，但是他们也时时刻刻对湘军有所戒备，这也注定了湘军最终会遭到解散的命运。

或许，此时的曾国藩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或许他只是没有想到，以咸丰帝为首的大清政治集团会对湘军的戒备表现得这么明显而已，而他此时更加迫在眉睫的任务还是镇压太平军。

面对皇上的嘉奖和幕僚们的吹捧，曾国藩则把眼光放在了整顿湘军上。

湘军从出师东征以来虽然打了两次败仗，但是，湘军伤亡并不算惨重。

先说岳州之战，这是太平军和湘军的首次作战，太平军因对湘军的作战方式不熟，因而采取避而远之的作战方针，所以，可以说，二者并没有真正地正面作战。

而靖港之战，虽然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中计大败，但是，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等人带领的先锋部队则奔赴了湘潭并不在其中。

虽然湘潭之战也是一场硬仗，但是，湘军却并没有多大损失。

因为林绍璋率军占领湘潭，虽然太平军的目的是南北两路夹攻长沙，但是，他们孤军深入，后援部队不足，此时又恰好碰到前来挑战的湘军，因此，太平军内部人心不稳，甚至发生了内讧。湘军前锋塔齐布乘机攻至城外，而太平军自然退回城中。又逢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也兵临城下，于是，水陆夹击，一声令下，湘军就对太平军展开了一番狂轰滥炸。

结果，太平军阵亡万余人，逃溃亦近万人，船只被烧被夺2000余只，湘军获得了湘潭大捷。

即使如此，湘军在实际作战中也暴露了许多弱点，于是曾国藩就针对湘军的这些弱点又进行了一番整顿。

曾国藩根据湘军作战时的表现总结出了“兵贵精而不在多”的结论，于是，曾国藩下令将在作战时逃跑的湘军一律遣散，而那些对于作战没有太大帮助的营哨兵勇什么的都一律裁去。

经过整顿后，原本已经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的湘军，只留了5000精兵（包括水陆两师）。

虽然湘军消减了近3/4，但是，湘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弱，试想，原本一两万人的军饷现在要发给5000人，银子多人口少，遇到这样的好事，哪个人不愿意在湘军待着呢？

跟着湘军就有钱花，就有饭吃，就有官当，但是跟着湘军就要为曾国藩卖命。虽然一个人的命远比花钱、吃饭、当官更重要，但是在那个战乱的年月，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在湘军也很可能死于战乱，跟了湘军虽然也有战死的可能，但是如果战不死就可能升官发财。

所以，当时湘军裁剩下的每一个湘军都可以以一敌百。

但是整顿后的湘军还是要东征讨伐太平军的，为了保障有足够的兵力来守卫长沙，曾国藩就命王鑫率一营湘军镇守长沙，又命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等人重新招募新的兵勇，由于湘军饷银比较多，因此很快湘军又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此时，湘军还吸纳了两支水军船队，他们分别是登州镇总兵陈辉龙率领的广西水勇650人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率领的广西水勇1000人。

前锋精简完毕，后卫也得到了保障，曾国藩很快就带着他的湘军再次奔赴战场。

城陵矶大战

湘潭大捷以后，那些原本挖苦讽刺曾国藩的乡绅们乖乖地闭了嘴，就连副省长徐有壬都不得不想办法讨好曾国藩了。

为了表达作为副省长对曾国藩的重视，徐有壬还主动提出湘军在衡州向陆知府借的10万两白银，由省库拨还。他还表示，以后湘军有什么粮饷方面的问题尽管来找他。

看来一个人说得再好都不如拿出点成绩实惠，湘潭这一仗把曾国藩从众人挤兑的困境之中解脱了出来。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因为众人态度的180度大转弯而感到稍许的轻松，从他长沙整军的政策当中我们就能看出，曾国藩志不在小打小闹，他要立大功、建伟业，这也是曾国藩从踏入仕途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信念。

长沙整军后，曾国藩信心倍增，准备向新败的太平军西征军发动攻击。

湘潭打败之后，林绍璋率残余部队，经靖港、岳州，收罗零散的太平军，向西进的曾天养靠拢。而西征军将领曾天养听说太平军湘潭大败以后，担忧湘军乘机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沿江诸城，于是率军由宜昌出发南下澧洲、安福，不久，两军会合，一起转回岳州，准备与湘军决战。

得知太平军在岳州加强了防务，于是曾国藩就命陈辉龙、李孟群和塔齐布分别带各自的属下为前锋赶至岳州城下，同时命罗泽南、周凤山率军为后援。

于是，咸丰四年六月三十日（1854年7月24日），湘军和太平军再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役。

初战太平军失利，连夜弃岳州退守城陵矶。

为什么原来所向披靡的太平军现在却像烂泥一样呢？这就是士气的力量。

城陵矶素有“长江中游第一矶”的称号，它是从长江通往洞庭湖的一个极险的军事要塞，易守难攻。刚刚在岳州小胜的湘军士气正旺，碰到这么一个久攻不下的城陵矶，多少让人感觉浮躁。

七月十六日（8月9日），湘军阵营开始按捺不住浮躁的情绪了，于是，褚汝航、夏銮、陈辉龙、沙镇邦等人不顾水军大忌，想通过水流的冲击力顺水飞舟攻至城陵矶，结果四人及所带水师无一人生还，战船数十只或沉或降。

而后赶来的湘军水师杨载福部，见前师溃败，也像以前一样“死不相救”，而后退回岳州。

湘军水师从创立以来就有一个致命的弊端，那就是地方主义严重，以至于后来的湘军水师清一色的都是湖南人，这一点也决定了湘军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大。

之前虽然湘军在湘潭大胜太平军，但是，湘军自东征以来并未碰到太平军中的真正干将，比如说杨秀清、萧朝贵、秦日刚等人。所以说，湘军还没有遇到真正难对付的主儿，此次城陵矶之战，太平军中就站着这么一位难对付的主儿—曾天养。

曾天养虽然也姓曾，但是他是否跟曾国藩有血缘关系就无史料可查了，可能他们祖宗三代以上还曾是一家人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而现在，二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敌人，曾国藩现在所面对的这位劲敌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曾天养，广西桂平人，参加金田起义时已六十余岁，由于他有勇有谋，屡建奇功，所以他还曾任太平天国的丞相。

曾国藩的爱徒江忠源、恩师吴文镕、清总兵陈辉龙等人都间接或直接地死在了他的手里，自太平军西征以来，他曾带兵转战江西、安徽、湖北三省攻下城池二十多座，后来太平军湖南湘潭战败，继而支援湖南与湘军作战。

只可惜英雄可以惺惺相惜，站到战场上也只能真枪实弹地一决雌雄。

七月十八日（8月11日），年过花甲的曾天养在城陵矶与湘军将领塔齐布交战。

塔齐布，满洲镶黄旗人，一向以生性忠勇、剽悍骁健闻名于湘军大营，虽然他曾是绿营军官，但是身上未染丝毫的腐败习气，当年曾国藩初练团勇就看中了他这一点，聘他为教练，训练团勇。

此时的塔齐布还不到40岁，所以，这场与曾天养的对决他占了很大的便宜。

二人沙场相见彼此都不会轻易束手就擒，因此城陵矶之战难免会是一场两军开战以来的前所未有的恶战。

曾天养遇上塔齐布也是命中注定，如果英雄能够坦荡地死在英雄手里也是死得其所，总比三国张飞死在小人手里要强得多。

二人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可是天意弄人，曾天养不幸被刺中战马，结果马蹶人倒，之后壮烈牺牲。

试想如果当时二人不是在马上作战的话，我想当天死的未必是曾天养，不过也可以推断塔齐布那流着努尔哈赤的血的镶黄旗人也不会太容易被征服。

曾天养的失误让塔齐布兴奋不已，对方一员大将的倒下，就意味着为己方扫除了一大障碍。

曾天养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西征的太平军得知这个消息后，士气大减，于是就弃城退回武昌。

然而，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无论怎样的两个人一旦成了沙场上的对手，就必须有一个人倒下，而依然站立的那个人，也未必有时间来凭吊或是拿出一丁点儿的怜悯来安慰死去的亡魂，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战场之上对手的生命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威胁，不杀死别人就会被别人杀死，残酷的对弈到底为了什么？

或许曾国藩的回答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而他所做的一切真的仅仅是为了保住大清的江山吗？或许还有一些个人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吧。

但是曾国藩对大清的忠诚确实不容置疑，此时的他也正在奔赴一个个守卫江山的战场……

攻克武昌

城陵矶大战以后，曾天养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即刻下令天国为之“茹斋六日”，并追封他为烈王。

这是太平军自起兵以来继冯云山（死于全州战役）之后太平天国的又一大损失。

敌人的损失越大，曾国藩的湘军就越得意，城陵矶战役以后，曾国藩指挥水陆并进进攻武昌。

一路上湘军水师将士个个扬眉吐气，不可一世，他们甚至不穿战甲，大摇大摆地站在船舱外面，全然不顾会有中弹的可能，一路顺水直抵武昌城外10里的金口。

而此时湘军的陆军也由岳州出发，经蒲圻、咸宁、山坡、纸坊，直达洪山附近。

洪山是进入武昌的一个重要门户，打下洪山武昌城指日可待。

而在进军武昌的过程中湘军所表现出来的“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则避之，不可避者听之”（出自《曾文正公杂著》）狂妄自大，将湘军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湘军本身就是一支军阀性质的军队，就湘军士兵而言，他们就是一群为了财富、为了升官的亡命之徒，只要有利可图，只要能捞到钱，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而建功心切的曾国藩对于湘军的这种傲慢与强悍不仅没加以制止，反而引以为荣。

或许对曾国藩来说，他没有实权，没有职位，他所能依赖的就是湘军的战斗力，只要湘军能打胜仗，他就有跟咸丰帝讨价还价的资本，湘军的气焰越盛，他的这种资本也就越有分量。

而此时，早就被太平军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的大清朝，也确实需要湘军这样一支能够与太平军一比高低的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湘军虽然不是咸丰的亲儿子，但是只要现在它能保住咸丰的皇位，不管它是谁的儿子，咸丰都照样疼爱。

或许正是有了咸丰帝的撑腰，湘军才敢如此的不可一世。

或许是失去曾天养带给了太平军太大的打击，城陵矶大战以后，太平军便对湘军产生了畏惧之心，因此当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听说湘军不久要来攻城的消息后，军心就开始动摇了。

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54年10月12日），曾国藩在金口与湘军将领们共同商讨进攻武昌的作战计划，由于太平军在花园布有重兵，于是曾国藩就采纳了好友罗泽南的作战计划。

陆军兵分两路，一路攻洪山；一路攻花园，罗泽南认为如果全军进攻洪山，部署在花园的太平军必然回去救援，那么洪山一定很难攻下；如果全军进攻花园无异于跟太平军硬碰硬（因为太平军在花园布有重兵），结果只会两败俱伤，不如两路齐头并进，一来牵制花园的太平军，二来可以趁机夺取洪山，一旦武昌的大门打开了，那么武昌就唾手可得了。

于是，罗泽南打前锋，先攻花园，其余湘军进攻洪山。

结果，太平军大败，罗泽南成功拿下花园，守城的两万太平军几乎不战而溃（都是士气惹的祸）。第二日，罗泽南继续前进攻打鲶鱼套。

而此时，还在洪山坚决抵抗的太平军得知花园溃败后，也意识到洪山可能也守不住了，于是洪山守军纷纷退逃。

洪山失守，湘军直抵武昌城下。

站在武昌城外，曾国藩看到的不仅仅是武昌的城墙，他似乎都能看到咸丰帝站在勤政殿正在朝自己微笑……

武昌是长江上游的重镇，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年太平军就是攻下了武昌以后，直接沿长江北上一路打到了南京，而后改南京为天京的，试想如果打下武昌，那么直捣太平天国的首府，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想到此，曾国藩真恨不得一步踏入武昌城。

此时的武昌，城外是杀红了眼的湘军，城内是恐慌不安的太平军。

武昌之战的炮声刚刚打响，太平军守城将领黄再兴、石凤魁便连夜逃出了武昌城，可能觉得大势已去，抵抗也挽回不了败势了吧。

大敌当前，将领弃城而逃，结果可想而知，失去领导的太平军在凶猛如强盗一般的湘军面前就像未出嫁的小家碧玉一般，几乎没有反攻的余地，很快就被湘军打得落花流水。

攻进城来的湘军像猛兽一样，见人就杀，见钱就抢，一时间，太平军尸横满街，血水成河。没来得及撤走的太平军船队也遭到湘军的猛烈射击，或被射杀，或被赶入水中淹死。

在湘军非人类的残忍杀戮下，留在武昌城内的太平军无论老幼妇孺几乎全部被杀，太平军的水师也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战争从来都是这么残酷，只有在与仁义之师的对决中，才会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而在与湘军的争战中，败了就是一堆尸体，任何人都没有苟且偷生的机会。

我不知看了这些横七竖八的太平军的尸体，曾国藩会作何感想，或许在曾国藩的眼中这些人必须得杀，因为曾国藩认为，只要这些人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很可能会再次冲锋陷阵，下一次死的就可能是自己的湘军。

我不知道，在曾国藩的心里太平军的生命对他来说到底算是什么？或许罗大纲说得很对，自己的母亲死了你曾国藩知道心痛，可是天下这么多人因为湘军而失去父母、兄弟、姐妹、妻儿……

难道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必须的吗？或许曾国藩从来不会把他们的死看做是一种牺牲，他们的死充其量不过是表彰湘军战功的一个砝码罢了，杀的太平军越多，湘军的功劳越大。

此时，站在武昌城上，脚下踏着太平军还带着体温的鲜血，曾国藩何止只是感慨？或许他早就被这莫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了。

或许他早就忘了树大招风的古训了。

或许他也是出于无奈，毕竟放过敌人就是变相地对自己人的生命不负责任，毕竟，战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对决，所以，曾国藩只能选择杀人。

获胜后的苦笑

就在曾国藩还沉浸在攻克武昌的喜悦中的时候，湖广总督（掌管两湖和两广的军政大权的职位）杨霈就早早地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报告给了远在京城的咸丰帝了。

从湖北武昌报信到北京，要是现今开车的话也得跑个一两天，何况那时候送信一般都是靠马，这样算来，一个消息要从武昌传达北京怎么着也得六七天。

而咸丰帝接到杨霈的捷报的时间恰好就是湘军攻下武昌后的第七天。

看来杨霈在抢功这方面是相当专业的，就连时间都把握得那么精准。

收到捷报的咸丰帝简直高兴得不知所措，他甚至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直到又过了六天接到了曾国藩的捷报后才证实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咸丰帝简直不敢相信，像曾国藩这样的一个连老鼠都怕的要死的文官，竟能立下如此战功，大喜过望之际，立即下旨，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署理，湘军各营将士也都分别有所升职。

胡林翼升为湖北按察使，罗泽南为浙江宁绍台道，彭玉麟为广东惠潮嘉道，杨载福任常德协副将，鲍超升为参将，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人都有升迁。

就是曾国藩的这个职称多少让人有点尴尬，署理其实也就是助理的意思，巡抚署理也就是巡抚的助理，接到皇上的这个旨意，曾国藩真是又喜又恨。

喜的是，自己堂堂一个正二品的空头支票终于得到咸丰帝的兑现了；自己这么多年为大清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终于得到皇上的肯定了；自己从办团练到练成湘军，再到率领湘军转战湖南湖北的过程中所受的苦、受的累终于得到了皇上的安慰……

恨的是，自己拿命打下了武昌，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巡抚助理的官职。杨霈他立下了什么功劳？为什么他可以做湖广总督？而我连做个巡抚都要加上助理二字？

想到此，曾国藩真想直接把圣旨摔到咸丰帝脸上，然后大吼一声：我不干了！长毛你爱找谁打找谁打去，反正我是不干了。可是反过来想想自己不去打长毛又能去做什么呢？脱离了清政府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自己为了加官进爵而付出的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将随之变成泡影了……

想到此，曾国藩也只能勉强地接受了这么一个让人尴尬的职位，只是他心中的怨气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然而，就在曾国藩还没有体会到做巡抚助理的优越时，咸丰帝又追加了一道圣旨：“曾国藩著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之前，湖北巡抚着杨霈兼署。曾国藩、塔齐布立即整师东下，不得延误。”（出自《曾文正公奏稿》）

曾国藩其实早就把咸丰帝看透了，从最初咸丰登基的时候曾国藩就看出了他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无赖，只是曾国藩没有想到，咸丰帝竟然如此不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

打下了武昌的功臣得了个巡抚助理还让皇上给收了回去，反而跑去报信的杨霈却得到了重赏，曾国藩真是想不明白。

可惜人家是皇上，他就是有提升你或是罢免你的权力，为人臣子的曾国藩又能拿他怎么办呢？想到这些，曾国藩真是恼羞成怒。

羞的是自己出山办团练以来第一次受到皇上的嘉奖，好不容易熬了个巡抚助理的位置，又让咸丰给收回去了；怒的是，如此被人戏弄却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强权就是道理，受了皇上的气，只能搁在自己心里。

不过，曾国藩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大清朝从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把兵权给过汉人，曾国藩也不例外，咸丰帝是怕曾国藩一旦手握兵权，可能会起谋反之心，本来大清就没有几个可以迎战长毛的将领，更何况去对付曾国藩的湘军了。

由此看来，有时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并非适合所有的人，既然生于帝王之家，就必须做帝王之事，咸丰帝也不是生来就想做无赖的。

有时候人们的选择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虽然，咸丰或许自己对自己的做法也有所不齿，但是，又能怎样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只能选择辜负曾国藩了。

面对攻克武昌后湘军的一片喜悦，曾国藩只能苦笑。他深深地知道，湘军获得的胜利越大，声名越高，清政府就会对他越不放心，为此曾国藩虽然也经常感到悲观、伤心，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

为人臣子，就要忠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现在，皇上要臣去打长毛，为臣的就得去，虽然得不到应得的回报，也得去。

几十年封建礼教对曾国藩的束缚根深蒂固，甚至在曾国藩自己最困顿的时候，他都从来没有动摇过忠君的念头，他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痛楚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第九章 意外的胜利

燕王的计谋

作为长江军事重镇，武昌的失守，无异于剥去了太平天国首府天京的防护甲，如果湘军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就可能会直接威胁到天京城的安危。

武昌失守的消息传到天京，作为天国军权一把手的东王杨秀清又惊又气，惊的是湘军刚练成不久，战斗力如此之强；气的是老将曾天养不幸战死，武昌守卫黄再兴、石凤魁等人不战而逃。

现如今，天国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人已经率军北伐，天京作为首府，军事防备必须要有人严加看管，北王韦昌辉必须驻守天京（翼王石达开此时正转战皖南），一时间杨秀清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前去支援西征。

而此时正在天京城内休整军队的秦日刚就成了杨秀清眼中的合适人选，由于太平军从桂林起兵以来，除了天王以外，只封了五个王，而南王冯云山在全州战役中牺牲，之后西王萧朝贵死于长沙战役，于是，为了鼓舞秦日刚，东王杨秀清决定请求天王封他为燕王。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杨秀清经常借天父之口发布圣谕，而太平天国的名誉老大洪秀全从起兵以来都自称天王，只是他没有想到，杨秀清曾在1848年冯云山被捕下狱、自己回广东设法营救时，抓住了拜上帝会群龙无首的绝佳时机，借自己“忽生哑病，两月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的混乱，假托天父下凡，自己代天父传言。

虽然，他的行为澄清了拜上帝会中的许多混乱思想，避免了拜上帝会的瓦解，巩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但是，也为他后来功高自傲、企图篡位埋下了祸根。

此时的杨秀清早已习惯了视自己为天父，因此就连天王洪秀全都要经常受制于他，他想封秦日刚为燕王，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

而秦日刚虽然武艺不差，但是素来并没有立过多大的战功，自己突然被东王看上还被封了王，秦日刚自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接到东王的命令后，秦日刚怀着满腔热血带着自己的3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奔武昌而来。

秦日刚行军至蕲州，刚好遇到武昌败退的太平军1万人，并且得知湘军正在沿长江东进。

经过一番详尽的观察，秦日刚发现，蕲州西北的田家镇是阻截湘军的理想之地。

田家镇是武昌以东的军事重镇。该镇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太平军在此驻守，不仅群众基础好，而且粮草充裕，如果两军再次对峙，湘军围城不攻。那么城内的太平军也不至于断了粮食。而田家镇对岸的半壁山更让秦日刚心动不已。

位于长江南岸的半壁山，孤峰昂举，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对于秦日刚来说，真是天助我也，太平军占据如此险要之地，看来此处的风水真的是非常适合曾国藩葬身。

经过一番策划，秦日刚决定就在此地掐死湘军水师去路，绝不后退，一举歼灭湘军。

于是，太平军兵分两路，秦日刚、石祥祯率2万人马驻守田家镇，韦俊、石镇仑、周国虞等率2万人马守卫半壁山。

韦俊，一看他姓韦，人们不免会把他跟北王韦昌辉联系到一起，这两个人确实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虽然只有28岁，但是韦俊的骁勇善战一点都不比哥哥差。

太平军大致部署已经决定，但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太平军所占据的优越地理位置呢？

又是一番详细的观察之后，秦日刚决定要在半壁山与田家镇中间的江面上大做文章，于是，在几天之内，太平军就在半壁山与田家镇中间的江面上部署了6根铁锁链，南拴半壁山，北系田家镇。

6根拦江铁锁链必定又粗又重，不重不能够达到拦截的目的，不粗就很可能会被砍断。

但是，由于铁锁链又粗又重，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铁锁链很可能会沉到江面以下，那么，铁锁链对于湘军轻巧的舢板小船就失去了拦截作用。

于是，太平军又在江面上部署了大量的木排，木排的作用有二：

一是可以依靠水的浮力防止铁锁链下沉；二是同铁锁链一道拦截湘军战船。

铁锁链、木排都部署好了，之后的工作就是要考虑如何布兵了。

由于田家镇为重镇，秦日刚料定湘军必定会前来攻打，于是就决定亲自坐守田家镇，布兵2万，其余2万太平军则由韦俊、周国虞等将领带领前去半壁山设防，而严守半壁山原因有三：

一是半壁山是拦江铁锁的另一端，需要严加防护；二是此处是安置大炮堵截湘军陆师的最佳地点，不仅地势高，而且有利于自身的隐蔽；三是半壁山突兀于长江之内，也是堵截湘军水师的绝佳之处。

两岸陆师部署完毕，那么水师的部署更要锦上添花了，为了保证铁锁链起到拦截作用，又不至于被湘军轻易地砍断，秦日刚命水师小船在铁锁链上游沿江排开，并在船上安放枪炮，一来可以保护铁锁链，二来可以正面与湘军开战，同时也可以利用铁锁链的拦截作用，防止作战时战船顺水流而下（此段长江呈西北东南走向，在重力的作用下，战船很容易沿江而下）。

这样一来，秦日刚在长江之上部署的拦江铁锁链就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无论湘军从陆路开始进攻，还是从水陆开始进攻，他们突破这个屏障的可能性都是小之又小的。

从整个作战的部署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并不像以前的农民起义，它有许多富有军事头脑的高级领袖，而且还有骁勇善战的将才，从这一点来看，太平天国起义能够占据大清朝的东南半壁江山并非偶然，太平军的确是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军队。

而作为太平军死对头的湘军来说，敌人越强大，自己存活下来的概率也就越小，面对如此浩大的拦截之势，无论谁看到都会头皮发麻，不知所措。曾国藩虽然在军事作战方面很有研究，但是，初次见到秦日刚的部署时，曾国藩也傻眼了。

但是，在湘军连胜两场战役以后，湘军士气大振，原本像软茄子一样的士兵，在士气的鼓舞下一个个都变成了利箭，只是一向做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在当时或许低估了湘军的战斗力，以至于作战初期，曾国藩认为这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欣赏着自己天衣无缝的杰作，秦日刚开始飘飘然起来，看来曾国藩跟此地真是有缘，大老远从湖南跑过来，也只不过是为了来受死。

但是，他似乎对历史不太熟悉，不曾想，当年，吴国也充分利用了田家镇半壁山的地理位置，可是最终也没能拦住晋军的进攻，只落了个“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下场。

不过，那是一场晋军以强克弱的战役，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太平军并不算是弱者，因为，湘军经过武昌裁军后，虽然又招募了一批新军，而且朝廷也派了两三千人协助湘军作战。但是，战争必然存在伤亡，此时的湘军水陆也不过15000人，加上清兵最多3000人，湘军队伍总人数也不过2万人。

而太平军虽然有1万人是败下阵来的溃兵，但是，在总数上却是湘军的一倍，总共4万人，以2万人的军队攻打4万部署严谨之师，看来，真如燕王秦日刚所预料的那样，此地就是曾国藩和湘军的葬身之地了。

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有待于下文的验证。

绕道蕲州镇

做事一向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很清楚，虽然湘军一连打了几次大胜仗，但是，战后的湘军不仅军心浮躁、骄纵，而且湘军的人员、武器在战争中都有很大的损失，因此，此时对湘军的整顿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所以，曾国藩就咸丰帝的“立即整师东下”的命令，出了一个详尽的东进计划，呈给了咸丰帝。

曾国藩提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方略，先在湖北对湘军进行整顿，同时稳固两湖局势，之后东进，取江西、克安徽，步步逼向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南京。这样既可以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又可以稳定湘军在两湖的群众基础，否则冒然东进，湘军很可能重蹈太平军的覆辙，孤军深入，后援不足，粮饷不够，这样湘军就很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曾国藩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咸丰帝急于求成，多一天都不能再容忍长毛存在在这世界上，皇上坚持要湘军出兵，曾国藩也没办法。

虽然在前面的几次战争中，太平军连连战败，但是太平军主力依然没有受到重创。因为，太平军当时的主力不在两湖，而在长江两岸，如果湘军听咸丰差遣沿长江东进必然会陷入曾国藩意料中的困境。

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对曾国藩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骨子里流淌的就只有忠诚的血，他是一个宁愿委屈自己受伤、受累也不愿落个抗旨不尊的罪名的人，虽然在我们看来曾国藩对咸丰帝的忠诚有点过火，但在君主专权的社会里，皇上最喜欢这种人了。

曾国藩所能做的就是怀着深深的忧虑，带领着他的湘军水陆于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1854年11月3日）从武昌出发东进。

湘军东进，兵分三路，湖北军由固原（宁夏南部城市）提督桂明率领，沿长江北岸推进，为第一路；湘军水师顺流而下为第二路；湘军陆师沿南岸前进为第三路。湘军陆师离开武汉后又分为两支：塔齐布一军经武昌进攻大冶，罗泽南一军经金牛堡进攻兴国，两地取胜后，合军进攻半壁山。

曾国藩亲自指挥水师沿江东下，经葛店、黄州，于九月十六日到达道士袱。

道士袱东南紧邻蕲州，由于秦日刚料到湘军可能要经过蕲州县城，于是就派陈玉成在此守卫。

陈玉成初名丕成，后因天王洪秀全嘉其忠勇，改名玉成。广西藤县大黎里西岸村人，出身贫农。幼时父母双亡，依靠叔父生活。1851年，15岁的陈玉成随叔父陈承熔参加了金田起义，他在童子军中表现极为出色，苦练一身好枪法。在1854年6月，西征军进取武昌时，由于清军顽抗，武昌城久攻不下，陈玉成“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他亲率五百天兵“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

由此可见，陈玉成是个不折不扣的彻底的革命者，他不仅武艺高，更主要的是他不怕死又够勇猛，但是，他的致命弱点就是虽然年轻善战但没有太多领军作战的经验。

但是曾国藩这次碰到这么一个对手，也不敢硬碰硬，更何况，陈玉成的蕲州水陆守卫军就有近万人，如果曾国藩与陈玉成正面开战，虽然有可能胜利，但是就不能再保存实力东下攻打田家镇了。

于是，曾国藩与彭玉麟等将领研究之后，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计策，命前锋塔齐布与罗泽南分别进攻大冶和兴国，引诱陈玉成援救，自己帅水师趁机冲过蕲州。

大冶和兴国在蕲州（位于长江北岸，田家镇西北）对岸。

结果陈玉成果然中计，带4000精兵前去营救，而塔、罗两军接到战令，率南岸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陈玉成到达之前，攻下大冶和兴国。

陈玉成等人转了一个大圈回来之后，曾国藩已经绕过蕲州，顺江东下，逼近田家镇。

原来，陈玉成等人前去支援大冶和兴国时，曾国藩本来打算伺机攻下蕲州，但是，湘军水师攻了几次，战死了不少湘军士兵，都没能拿下蕲州。因此曾国藩就决定越寨攻敌，绕过蕲州太平军的水上部署，直接顺江东下。

绕过蕲州在当时看来是明智之举，一方面可以避免无谓的伤亡（毕竟蕲州不是重镇），保存了湘军的实力；另一方面，避免了湘军士气受挫，为田家镇大捷奠定了基础。但是，也为湘军孤军深入埋下了祸根。

曾国藩的苦恼

绕过蕲州之后，湘军水陆并进沿江东下，于十月初六到达田家镇。

首先见识到燕王秦日刚的杰出部署的是湘军水师前锋杨载福，远远看去，6条又粗又重的铁锁链霸道地横在长江之上，大有不拦下湘军誓不罢休的架势。

一时间大家都傻眼了，秦日刚真是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虽然曾国藩一眼就看穿了秦日刚的精心部署不过是一个一根绳子两只蚂蚱的小把戏，但是，一时之间还真难想出对策。

我们不妨来帮曾国藩想一下进攻的策略。

策略一：集中兵力攻打铁锁链的一头，先打田家镇，或是先打半壁山。

要集中兵力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湘军水师下了战船可以成为陆师，但是陆师上了战船就不一定能成为水师。如果，我们假设先打田家镇，那么就得先把水师集中地卸下来放到北岸，然后再把战船开到对岸把南岸的湘军陆师再运到北岸，这样，两万湘军对田家镇的两万太平军，不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获胜，但是，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种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燕王秦日刚是不可能给湘军这样的机会的，就算有这种可能，那么如果太平军水师，在湘军战船运载陆师的时候，突然袭击的话，那么湘军陆师就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了，不过曾国藩也不至于会干出这么冒险的事情来，除非，太平军都睡死了，或是酩酊大醉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策略二：集中兵力，正面前去砍铁锁链，以图从江上突破，强行通过秦日刚的拦截，绕开田家镇直逼长江下一个关口—九江。

正面突破，秦日刚的拦江铁锁链是又粗又重的，不可能被人轻易地砍断或是被枪打断，轻易地派兵前去砍铁锁链的结果只会是，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这样就会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如果用太多的兵力前去砍铁锁链，那么，两岸的太平军和水上的太平军水师都不可能坐以待毙，湘军水师孤军前行，很可能会给两岸太平军合围湘军的机会。那样，湘军就可能真的像秦日刚所期望的那样葬身此地了。

就算湘军砍断了铁锁链，绕过了田家镇，那么，湘军就真的走上了太平军的覆辙，孤军深入，后路被太平军所断，这样，湘军无异于自寻死路。因此，湘军必须攻下田家镇，把它作为粮草和休整基地。

策略三：掐两头，断中间。

这个策略无异于硬打硬拼，湘军总共不到两万人，而太平军则有四万之众，如此打法，湘军胜算不大；不过，掐两头，断中间，三处开花，也就断了太平军相互救援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打法无异于一次赌博，赌输了，就赔上了两万湘军将士的命；赌赢了，湘军就可以扩大声势，进一步巩固湘军作为咸丰帝新宠的地位。

面对如此让人头疼的问题，曾国藩也不免苦恼起来……

前面燕王秦日刚的拦江铁锁链和四万太平军，像万根钢针一样杵在自己面前；身后是咸丰帝的怂恿和威慑，如无形的长矛一样戳着自己的后心；站在自己身边的是自己辛辛苦苦训练了一两年的湘军，如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不容舍弃，进一步万针刺身，退一步是一矛穿心。现在的曾国藩只有利用他的左膀右臂，奋力地向前搏杀，也许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因为他不能退，只能进！哪怕只是拼了命赌一次。

赌博式的战役

或许我们想到的策略，曾国藩早就在脑海中思索了千万遍，要知道，他的决定直接关系着两万湘军士兵的性命。

但是，如果一直这么犹豫不决，打不过去，又退不回来，那么时间一长，湘军就很可能因为吃不饱（蕲州太平军可能截下湘军的粮草供给）、穿不暖（当时是冬天，即使在南方温度也是不太高的）而失去战斗力，到时候只会落个不战自败。

考虑到这些因素，曾国藩决定赌一把，赌注是近两万湘军的性命和自己所有的家底—战船和洋炮。

或许是慑于秦日刚燕王的称号，曾国藩决定先打半壁山，希望通过夺得岸上城池，来除掉铁锁链，同时又命水师开炮掩护陆师的进攻。

而由罗、塔两将所率领的湘军陆师，自湘潭获胜以后士气日益旺盛，由这两支队伍前去攻打半壁山，湘军还有可能获胜。

十月初六，湘军与太平军在半壁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殊死搏斗，士气高昂的湘军一个个都像上了弦的利箭一样。相反吃了几次败仗的太平军虽然在燕王的督战下，不敢轻易逃跑，但是，他们已经被湘军打怕了，表面上太平军还算平静，但其实在内心里早就军心动摇了。

一边是士气昂扬的两万湘军，一边是军心摇摇欲坠的四万太平军，既然是战争，那么，双方都没有后退的余地，只能拼个你死我活。

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太平军最终败退了。

这一天是十月初七。

就在湘军陆师打下半壁山之后，湘军水师也想出了破锁的对策。

湘军水师将领彭玉麟、杨载福指挥战船兵分四路，执行破锁计划。

第一路集中火力轰击太平军的江面水师和锁下船只、木排；第二路负责在船上布置好巨大的油锅，用强火将铁锁链烧红，然后用巨斧断链；第三路作好准备，待铁锁链被砍断以后，冲破防线，顺江东下，沿江放火，焚烧太平军战船；第四路负责保护后方大船。

虽然，这个作战计划设计周密，但是执行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第一，这个计划对第一路负责与太平军江面水师对峙的炮船的开炮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打不中敌船，就有可能打中第二路水师的船队。

第二，燕王秦日刚的铁锁链是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就被砍断的。虽然，第二路水师在船上架了大油锅，但是，要保证油锅一直保持在能够熔铁的温度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太平军又不可能坐视不管，试想要在枪林弹雨中来做这项工作，那真是难上加难啊。

第三，就算是第二路水师砍断了铁链，那么，第三路水师要顺江东下，也非易事。虽然此段长江呈西北东南走向，但是，此时为冬季，江面上如果有风的话，也是西北风，那么逆风行驶就有点困难。更何况太平军的战船一旦被烧着，那么在风向的作用下，湘军的战船也可能会遭殃，因为湘军的战船在太平军的上游。

虽然这个作战计划漏洞百出，但是，十万火急之中能想出这样的策略来已经很难得了，至于能否奏效则有待于湘军水师去验证了。

作战计划确定下来了，曾国藩一声令下，顿时长江之上，厮杀声、叫喊声、枪炮声、爆炸声混成一片……

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之后，十月十三日，太平军的拦江铁锁链被湘军焚断，半壁山—田家镇防线被湘军突破。

破锁后，湘军水师第三路顺江东下，烧毁太平军战船四五千只，一时间，长江江面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

半壁山失守，拦江铁锁被破，再加上前几场战役的失败，最后，燕王秦日刚或许只能感慨：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面对自己如此严谨的防守计划的落败，秦日刚不得不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

看似天衣无缝的布军，却在湘军的一番横冲直闯之后化为乌有，原因是什么？

士气！对于湘军来说，这是一场士气带来的胜利。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都是靠士气赢得的胜利，比如韩信的“背水一战”，造成了其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士气，田家镇之战也不例外。

因为，在此战役之前，湘军已经获得了湘潭、城陵矶、武昌战役的胜利，在一场场胜利之后，湘军再也不是一群普通的士兵了，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群吃了兴奋剂的虎狼。试想，这样的士兵可以以一当十一点都不夸张。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士气旺盛是好事，但是一旦旺过了火，那就成了骄纵、傲慢、轻敌了。

而对于太平军来说，一味的失败消磨了士气，因为每个人承受打击的能力都是有底线的，一旦这个底线被冲破了，一个人就会爆发出过人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兔子急了会咬人，狗急了会跳墙，一个人急了就可能会变成一头发疯的狮子。

这样来看，湘军一味的胜利也不一定是好事，太平军一味的战败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就在于将领们如何把握这种士气的变化了。

虽然在这场战役中，湘军再次获得了胜利，他们几乎歼灭了太平军所有的水师，烧毁了太平军所有的战船，但是，湘军也为之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从我们对湘军作战计划的分析中很容易看出，要完成那样一个计划是相当有难度的，在这次战役之中，无数的湘军战士们变成了炮灰，成了死尸，面对密密麻麻的牺牲者的名册，曾国藩曾动情地哭诉：“自军兴以来，从未有此次丧师之惨者！”

从古至今从来都是一将成名万古枯，没有哪一个将士的成名不是建立在无数尸体上的，没有哪一场战役不是血流成河的……

只要有不公，就会有战争，有战争就会有流血牺牲，只要有流血牺牲就会有人家破人亡，就会有妻离子散……

每一个生于动乱的人，都逃脱不了战乱之苦，不能成为最高将领就只能为他人流血牺牲，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注定了要忍受怎样的痛苦。

估计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是再清楚不过了，由于从始至终他都立志要做一个人上之人，那么他就得为这个志向忍受太多的常人不愿忍受的痛……

第十章 厉害的对手

新来的对手

田家镇失利的消息传到天京，作为天国实力派老大的杨秀清大为恼怒，本以为封秦日刚一个王，会激起他为天国效力的激情，没想到这小子不争气，白捡了一个王，还不干实事。杨秀清真是又气又恨。

一怒之下，杨秀清分别从安徽和江西把石达开和罗大纲调回来前去支援西征。

这下曾国藩又招来了两个劲敌，石达开和罗大纲。

这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当世毋庸置疑的大英雄，如果他们和曾国藩出生在不同的朝代，或许他们真的能够成就一番大业，无奈天意弄人，命运注定了他们和曾国藩是冤家路窄。

他们和曾国藩的博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淘汰赛，历史注定要在他们中间选择一方作为最后的胜利者，或许是石、罗，或许是曾国藩，然而此时两军对垒，只能真枪实弹地一争高低。

听说石达开、罗大纲要来支援太平军西征，曾国藩也不免后背直冒冷汗，要知道，这二人绝非平庸之辈……

石达开，1830年出生于广西贵县北山里那邦村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寒家庭，他幼年丧父，有两姊一妹，家中只有他一个男丁。所以，石达开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独撑门户，养活老娘和姐妹们。

或许贫穷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确实是一笔财富。年幼的石达开早早地就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但是在重任面前，他没有像其他的贫农一样甘心贫困，他渴望衣食无忧，他渴望从繁重的劳动和疲惫的生活中解脱，虽然他未曾想过要做什么将军称什么王，但是他不甘于受制于生活，受制于他人。

广西的连年自然灾害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让石达开忍无可忍，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他再也忍受不了外界的压制，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太平军反清的大军之中。

但是，他所追求的不是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他所求的只是生活和精神的无拘无束，虽然后来他成了威震敌胆的太平军名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跟陶渊明很像，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一种无羁无绊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他和陶渊明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同时这两条不同的路也决定了他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落幕方式。

陶渊明隐居山林的夙愿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他懂得在混浊的官场中及时抽身；但是石达开走上的却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只有前路没有退路，他没有机会也不可能有机会抽身……

或许正因为如此，石达开才不得不勇往直前，不得不殚精竭虑地消灭自己的每一个敌人，当然也包括曾国藩。

曾国藩遇到石达开是命中注定，曾国藩遇到罗大纲也是必然。

罗大纲，原名亚旺，广东揭阳县蓝田都（今玉湖镇）人。

罗大纲生性勇猛，少年时的他，行侠仗义，嫉恶如仇，常常劫富济贫，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士。他的个性跟《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有一拼，但是，跟李逵相比，罗大纲更体恤下属，头脑更加灵活一些。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岭南闹饥荒，罗大纲以“三合会”首领的身份率饥民暴动，而后又加入了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后来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南王冯云山很看重他，经过冯云山的一番劝说后，罗大纲率千余部下加入了太平军的大部队。

加入太平军以后，罗大纲的部队敢打敢拼、军纪严明，在太平军中威信极高。

即使罗大纲没有加入太平军，他至始至终也都是反清的，他最终跟曾国藩的兵戈相见也注定是必然的。

罗、曾二人再次相见，罗大纲一定非常后悔，当年在湖北没有当场把曾国藩给砍了，以至于让曾国藩就此逃走，后来还成了自己的劲敌。

不过曾国藩此次遇到这二人，注定了他要栽个大跟头，就是不死估计也得掉层皮。

武昌的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田家镇再败，对太平天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士气一再低落的太平军，一溃千里。

接到东王杨秀清的命令后，原本作为西征军转战皖南的石达开和罗大纲立即率各自精兵，日夜兼程，赶赴增援。

不料，在他们刚刚抵达九江会师时，九江上游城镇黄梅已经失守。

原来，太平军十月十四日失掉田家镇以后，就退向了田家镇下游城镇黄梅，而十五日兵败的陈玉成部也弃城而走，撤向广济。

两路太平军会师以后，或许出于不甘心，或许秦日刚觉得刚封了王就打败仗，自己脸上实在无光，或许溃败的太平军开始对湘军忍无可忍了，或许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会师后的太平军决定寸土不让，而此时势如中天的湘军又偏偏寸土必争。

于是，两军再次于黄梅、广济之间的双城驿、大河埔一带展开了一场激战。

结果验证，不甘心的是将帅，无心作战的是士兵，或许连吃败仗的太平军开始对将领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于是，太平军很快败退，一路退到九江。

而此时石达开的到来和罗大纲的增援，让镇守九江城的士兵精神为之一振，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

而一路获胜的湘军开始飘飘然起来，虽然他们的将领曾国藩面对石达开的到来已经开始头皮发麻起来了，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令人恼火的防守

太平军一路败退，湘军陆师尾随追杀。

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太平军退至九江，湘军陆师才停住脚步，在九江大东门外的四里坡扎营；顺流攻到九江的湘军水师，也对九江城展开了合围。

而此时，湖广清军4000人马由副将王国才率领驻扎黄梅，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军2000人则从咸宁向东进军瑞州，准备从背后进攻九江。

势如破竹的湘军跟赶鸭子似的一路把太平军从湖南岳州赶到了江西九江，直赶得太平军如惊弓之鸟一样躲进了九江城。没能成功退回九江的太平军早就成了湘军坚船利炮下的亡魂了。

面对如此之大的胜利，现在驻扎在九江城外的湘军似乎已忘却了无数的为了胜利付出生命的战友们。

于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湘军将领塔、罗、彭、杨等人甚至开始觉得，绿营军与“长毛”作战之所以节节战败，不是因为“长毛”厉害，而是因为他们腐败无能。

骄兵必败，自古如此，湘军是否能逃出这个诅咒，还有待于验证。

一路杀红了眼的湘军将领们，看着太平军们个个胆小如鼠地躲进了九江城，他们开始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

于是，曾国藩命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将领各率水陆大队，分兵攻打九江的四门，每门部署兵力五千，决意将太平军一举歼灭。

但是，湘军未免高兴得有点早了，不如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太平军的九江守卫计划。

九江的将领林启容，虽然刚三十多岁，却是太平军的老将领了，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他就一直是东王杨秀清直属部队的先锋，此人不仅善攻，而且善守。更何况，林启容已经占领九江两年，在这两年之中，林启容早已把九江城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城池，因此他对九江的防卫很有信心。

不过更重要的是石达开的到来。儿时艰难的生活让石达开积累了满脑子的生存计谋，自从石达开加入了太平军以后，他的这一脑子的生存计谋，就变成了作战计谋了。

因此，石达开一进九江城，便提出，集太平军5万人，对付远道而来的2万多湘军，虽然不是难事，但是，经过前面的几场战役以后太平军元气大伤，而且士气低落，相反湘军士气正旺，不可与之硬碰硬，不如采取以守为攻、以逸待劳的办法，先挫湘军锐气，而后再见机行事。

根据九江城北枕长江、南控鄱阳湖的特殊地形，石达开料到湘军很可能利用陆师，绕过九江城，通过占领鄱阳湖西岸的梅花洲和东岸的糊口，来对九江城形成合围之势。于是石达开就决定命林启容守卫九江城，罗大纲守卫梅花洲，自己守湖口城，而这三城刚好呈现一个三角，更加有利于三军配合作战。

而作为湘军必争之地的九江城，林启容则命守城部队注意隐蔽，相时而动。

至此，翼王石达开的防守计划部署完毕，就等曾国藩的湘军前来攻城。

湘军要想攻下九江看来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果然不出所料，当湘军四路人马气势昂扬地来到九江城外的时候，湘军都晕了，偌大的九江城上竟无一兵一卒。

一看到这阵势，任凭是谁前去攻城都会料到其中必定有诈，相信像曾国藩这么聪明的人也必然料到了其中的玄机。但是，既然来了就得往前冲呀，要不然咸丰帝又要下旨催了，皇上一生气，可不是小事，不是革职查办，就是不给粮饷。无奈，曾国藩只能命湘军前去攻城。

但是，当湘军刚刚挨近城边时，城中的太平军“则旗举炮发，环城数千堞，旗帜皆立如林”，此时的湘军几乎还没有看清楚城墙上的布军情况，就已被打得晕头转向了。

这下湘军成了一群无头的苍蝇了，在太平军的一顿狂轰滥炸之下，湘军将士们被炸得人仰马翻，卷旗逃窜。虽然，曾国藩也免不了扛一面大旗高喊“过旗者死”，但是，不逃的湘军也只能白白送死，无奈之下，只能退兵回营。

吃了这样一顿哑巴亏，实在叫人恼火，但是九江城被林启容守得固若金汤，湘军就算是不甘心也无济于事。

如此攻打了几次城，湘军都以退兵收场，无奈，曾国藩只能改变作战计划。

经过与塔齐布、罗泽南商议后，曾国藩决定将湘军陆师兵分两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继续攻城，另一支由罗泽南率领前去糊口城外的盔山，准备与胡林翼率领的部队合力攻打梅家洲。

曾国藩此举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通过围攻梅家洲来牵制部署在湖口的太平军，从而切断湖口与九江的联系，来为塔齐布攻打九江制造机会。

然而这一次，曾国藩看似巧妙的进军策略却被石达开一眼就看穿了，看来曾国藩这次是遇到劲敌了。

两万多湘军的命运又该如何呢？

厉害的翼王石达开

经过几次攻城不下，曾国藩、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不得不对太平军的将领另眼相看，看来石达开、林启容等将领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而事实上，石、林二人又何止只有两把刷子呢？

见湘军退走，几天不再进攻，石、林二人料到了曾国藩一定会派兵前去攻打湖口或是梅花洲。于是，石达开命九江各军密切注意湘军的动向，自己则亲率小股部队，乘船分别对湖口和梅花洲进行了巡视。之后，石达开命林启容加强九江城防，只守不攻，利用枪炮火器打击攻城的湘军；命令罗大纲率领1万人马开赴梅家洲，并立即在洲上筑垒架炮，封锁江面，准备迎击湘军水师的进攻；自己则亲率1万陆师和数百战船，赶赴湖口。

求胜心切的湘军在九江吃了哑巴亏，心中正恼火呢，个个都想碰到了太平军一定要痛快淋漓地打一仗，来解心头之恨。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曾国藩没有料到的是，原本在九江守城的石、罗二人早已分别在湖口和梅家洲布下了套正等着他们去钻。

湘军应命而来的罗泽南部，一路狂奔而至湖口县城。

此时，城外的湖口江面一片风平浪静，一点没有大战之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罗泽南一看大喜，心想，这下可以趁太平军不备打他个落花流水了。

谁知，自己还是低估了石达开的水平，所谓狡兔三窟，石达开不可能想不到湘军会前来攻打湖口的。

结果，湘军大部队刚到湖口护城河畔，只听得，城头上突然万枪齐发，湘军再次成了太平军枪口下的靶子，不多时湘军战士们的尸体就堆成了小山。

湘军在半壁山与韦俊激战一整天的豪情再也找不到踪影了，看来打仗也是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还是不以胜喜、不以败悲才是明智的选择。

看着湘军将士们一个个如破布一样在太平军的扫射下倒下、死去，罗泽南心中纵然有万分不甘，也不能拿近万名湘军将士们的生命开玩笑呀，无奈只好退兵至江边。

那么，应命前去攻打梅家洲的水师彭玉麟部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原来，还没等彭玉麟的水师到达梅家洲的时候，罗大纲已经部署好了战船和大炮，就等着彭玉麟的水师前来充当炮灰了。

自湘军起兵以来，还没有吃过败仗的彭玉麟并没有因此而认命，虽然远远地看到梅家洲洲头架有百门利炮，而且太平军洲上水师更是整装待发，彭玉麟依然打定了主意要跟罗大纲一决雌雄。

结果，硬往炮口上碰的彭玉麟水师，在太平军的轰炸下，很快就乱了阵，慌忙逃命的水师，不得不放弃曾国藩用自己的家底修造的船只和购买的洋炮。

如果曾国藩在场的话一定会抱着战船上的洋炮不愿松手的，这些可都是他的心血呀。曾国藩为官多年省吃俭用，惨淡经营，除了练就了一支湘军外，连自己买棺材的本钱都花在了购买水师装备上了，而在罗大纲的一番狂轰滥炸之下，自己的心血就这样化成了泡影，曾国藩一定会心疼，一定会痛心，甚至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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