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兆文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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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试读：

前言

本书题为“《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主要致力于在“诗”与“思”两个维度上展开对《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的思考，即从“诗”的层面研究与分析诗集《恶之花》所透显出的现代性观念或理论要素，从“思”的层面阐释与剖析诗集《恶之花》的诗意结构与意绪脉络，以期在“诗”与“思”的融通性境域下思考诗集《恶之花》及其现代性问题。

诗集《恶之花》于现代性社会中择取“恶”与“丑”之形象与意象，用诗意的笔墨渲染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焦虑与悖论。诗人波德莱尔以“向恶而生”的生存意志，将自我放逐于现代性社会的种种病态生活之中，以一种“沉沦”的方式探寻超越现代性社会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条不归之途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热衷于对“恶”与“丑”的诗意创作，毋宁说这是诗人对现代性社会存在样态舍弃自身的积极反思。既孤独又反叛的诗人波德莱尔，在现代性社会中“沉沦”，他否定着自身之“自性”而转向追寻他之“他性”，而这种“他性”正是现代性社会历史阵痛的集中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这一个”承载着现代性焦虑与悖论的运演，对于诗人波德莱尔而言，或许是一种历史性的宿命，抑或是生存的本体论选择。

诗集《恶之花》既用浓郁的笔墨描绘了因科技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极致发展而带来的启蒙现代性的种种面相与景观，又用犀利的词语彰显了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后果的反思与批判。《恶之花》不仅仅展现了现代性社会发展中城市景观的日新月异与万千变化，还深刻地刻画出了现代性社会发展中的种种“恶”与“丑”的畸形裂变现象。在“恶”之生存意识的观照下，波德莱尔“沉沦”于现实之“恶”与现实之“丑”中，通过诗意形象的建构渲染出极度的“恶”与“丑”，以达到“恶中掘美”的诗学旨趣，从而实现对启蒙现代性展开批判的一种“审美救赎”。

纵览诗集《恶之花》的种种思想旨趣与运思聚焦，其中的“审丑”论与“应和”论为其诗学思想之大端。前者对美学学科的反思提供了一种“他者”的审视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审美贵族化的发展趋向；后者则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神的存在关系作了积极探索，这在一定意义上破除了狭隘的“人化”与“物化”理论的僵化与盲点，从多维角度阐释出人与自然、世界以及神之间可能存在的化感通变与和合共生之关系。

诗人波德莱尔早已逝去，然而诗集《恶之花》依然在世界中“存在”着，并且还在透显出它存在着的各种“消息”。面对依然存在着的诗集《恶之花》，掩卷深思，其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启示是多样的，价值意义也是多元的，以下六个维度的启示就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分析与研究：①在意识上，《恶之花》是审丑文艺的生发和扬厉；②在创作上，《恶之花》是象征方法的凝练和凸显；③在思想上，《恶之花》是现代主义的溃疡和痼疾；④在文化上，《恶之花》是自由情感的红杏出墙；⑤在心理上，《恶之花》是欲念根底的沉渣泛起；⑥在人性上，《恶之花》是精神提升的反面推力。

诗集《恶之花》中的具体诗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被翻译介绍进我国，对我国的诗学界与文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延续至今，对诗集《恶之花》的翻译也出现了多种汉译本，其中主要以钱春绮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郭宏安的《恶之花》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为主要代表，其影响也相对较大。钱春绮的《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译本中包含了《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两个部分，但在《恶之花》部分增加了“增补诗”25首；郭宏安的《恶之花》译本主要包括了《恶之花》、《恶之花》（1868年第三版增补）、《残诗集》、《风流集》、《题词集》以及《诙谐集》等部分内容。本书题为“《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在“诗”与“思”的融通视域下展开对《恶之花》思想文化的考察，基于研究的主题内涵以及运思的脉络与结构等因素考虑，本书主要选用郭宏安的《恶之花》汉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作为研究与分析的主要参考版本。

总体来说，本书在对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期在“诗”与“思”的融通视域下对诗集《恶之花》及其现代性展开诗意阐发与哲思提炼，但这种分析与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有待日后加以订正完善。袁兆文2014年4月23日于广州天河泽晖苑绪论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19世纪一位颇具争议的诗人，被称为象征主义的创始人，抑或被誉为现代派的鼻祖，主要以《恶之花》、《1846年的沙龙》、《巴黎的忧郁》等诗作与评论闻名于世。波德莱尔以沉沦的方式感受现代社会生存境域，并在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裂隙处透显现代社会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拷问，综览其诗作旨趣与思想内蕴，则主要注重对“恶”与“丑”形象与意象的挖掘、提取，建构现代性社会中独特的诗学面相，并依此创建现代社会中的另类诗意空间，从而进一步阐发现代社会中的种种生存悖论。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其既用自身生命体验诠释了现代社会之恶与生命之丑，又用诗歌篇章呈现了异域之花的艳丽与凄美。波德莱尔游走于恶之境地与丑之场所，这是一种沉沦式的自我放逐，但是生命的本真却在自我离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确证和体认，尤其是通过这种生命中自我离弃的证悟，从某些侧面证实了悖论式的现代社会的真实。走向波德莱尔，这是对现代性社会的一种存在观照与思想触摸；关注波德莱尔及其诗集《恶之花》，这是对现代生存境域中另类真实的再次呈现与体验。一、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研究述评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波德莱尔及其诗集《恶之花》的研究，已逐渐发展为文学、诗学、美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这不仅表现在研究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建构，还体现在现代诗学的创作意向与运思态势上的现代性变更，由此，对波德莱尔及其诗集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丰，在文学、诗学以及美学等领域中影响也相对较大。这正如马塞尔·雷蒙在《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一书的前言中所说：“如今人们一致同意把《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视为当代诗歌运动极具活力的源头之一。第一条线路，即艺术家组合，从波德莱尔到马拉美，再到瓦莱里；另一条是通灵者的线路，从波德莱尔到兰波，再到寻找奇遇的后来的探索者。这种看法尽管模糊笼统，但尚可接受。通过他们近于绝望的大胆追求，通过他们若干首熠熠生辉的美妙诗篇——更不用说他们独具魅力的人格了——19世纪后半叶的伟大抒情诗人让人释放出一种令人难于摆脱的魔力。”雷蒙此番言论充分反映出波德莱尔作为现代诗学开启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

在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伊始，波德莱尔及其作品就得到了国内文学界和诗学界的重点关注，波德莱尔部分诗篇也陆续被介绍进国内，并随着其诗篇的传播，波德莱尔对我国现代诗的发展与演变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相对于其他西方现代派诗人，诸如德国诗人里尔克（R.M.Rilke,1875—1926）与英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等，波德莱尔诗作的现代性诗学旨趣更能契合我国当时诗学创作的理论诉求与诗人创作的心理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的诗歌更显得与我国现代诗歌具有一种诗学亲缘关系。相较波德莱尔诗作在我国文学界与诗学界的传播与影响态势，里尔克与艾略特等诗人诗作的传播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被陆续介绍进国内，40年代才逐渐形成一定的文学影响。毋庸置疑，在我国现代文学与现代诗学的发展历史上，波德莱尔及其诗篇得到了高度关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对波德莱尔诗学的高度关注，我们可以具体通过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作品及对其研究的状况等方面得以见出。

首先，在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翻译上，国内诸多翻译者对波德莱尔作品的译介工作进行了积极尝试，与此同时也积极介绍了有关波德莱尔的研究性文章。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李璜、田汉、徐志摩、俞平伯、王独清等人或将《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中的许多篇章翻译成中文，并在《晨报副刊》、《诗》、《小说月报》、《学艺》、《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刊载；或在《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月》等刊物上刊发有关介绍和研究波德莱尔的文章。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介绍还处于初步的尝试性阶段，那么进入30年代至40年代，国内文学界、诗学界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翻译则进入了较为深入的阶段，波德莱尔的主要诗篇都得到了积极翻译。在这个时期，波德莱尔的《巴黎的烦恼》和《波多莱尔散文》等著作得到了翻译及出版，尤其对波德莱尔代表性诗作的翻译可谓蔚为大观，如王兰馥翻译了《恶之花》中的《敌人》和《忧郁》，戴望舒翻译了《那赤心的女仆》和《邀旅》，陈敬容翻译了《悲哀》、《人与海》、《生动的火焰》、《黄昏的和歌》、《音乐》、《盲人》等。除了对波德莱尔主要代表作一般性语言的翻译之外，还有人尝试运用我国古典诗词体例对波德莱尔诗篇展开阐释性翻译，如王了一以五言、七言古诗和乐府诗的形式尝试性地翻译了《恶之花》的第一章《愁与愿》，共计译出58首。这段时期，在对波德莱尔的主要诗篇展开积极翻译的同时，还对国外关于波德莱尔的研究文章给予了重要关注，并通过翻译刊发于相关杂志上，如曹葆华翻译的《象征派作家》、罗莫辰翻译的《波特来尔论雨果》、张崇文翻译的《波特莱尔的病理学》等文。总体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这段时期，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译介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波德莱尔的相关诗篇展开积极翻译介绍；二是对有关诗人波德莱尔的研究性文章的翻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译介工作相对迟缓，相关研究工作也未得到深入开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翻译以及有关诗篇的重译工作又得到了重视，如钱春绮翻译的《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郭宏安翻译的《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美学珍玩》、《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现代生活的画家》以及《人造天堂》，张晓玲翻译的《私密日记》等。至此，波德莱尔的主要著作都得以翻译，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其次，在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专题性研究上，国内研究者从文本研究、比较研究等层面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和分析。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波德莱尔有关诗篇的译介工作，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专题性研究得到了相应开展，这种专题性研究主要经历了对波德莱尔的批判质疑到客观评价这样一个过程。这主要表现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文学、诗学界及翻译界对波德莱尔及其诗篇的质疑与批评经历了由片面、不准确到日渐公正这样一个发展过程。1920—1923年，《少年中国》杂志成为对波德莱尔展开相关批评的重要阵地，田汉、李璜、吴弱男、周无（太玄）、李思纯、黄仲苏等人有关法国诗歌的评论性文章中都涉及波德莱尔，并且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波德莱尔及其作品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和分析。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一文是较早奠定国内学界对波德莱尔批评与肯定基调并举的论文。田汉引用了犹太心理学者马克思·劳多（Max Nordau,1849—1923）的《变质》（Degeneration,1892）一文中的观点对波德莱尔展开相应的批评，尤其立足于新犹太道德主义的视角，指责了波德莱尔对疾病、丑陋以及罪恶的怪异癖好以及与常规格格不入的叛逆性格，重点批评了波德莱尔的厌世性，认为波德莱尔沉溺于可惊的厌倦和痛苦的感情之中。田汉进一步认为，波德莱尔的理想与可悲可厌的想象紧密联系，尤其对丑陋、邪恶虚无、罪恶恋恋不舍以及对地狱极度关注。田汉对波德莱尔的批判论调，成为当时国内学界对波德莱尔质疑和批判的代表性观点。在指责波德莱尔迷恋恶和丑的同时，田汉又从另一个角度赞扬了波德莱尔的诗歌隐含着让人惊奇的效果，并充分肯定了《恶之华》是一种怪异、险奇、凄惨的纯艺术品，尤其强调了波德莱尔对香味的敏感和溺爱；分析了波德莱尔《恶之华》的“反抗集”，指出了波德莱尔的恶魔态度，认为波德莱尔的“恶魔主义之极致”实际最“接近人道”; “恶魔之可贵，贵在反叛……恶魔主义者之波陀雷尔公然扬‘反叛’之声，此波陀雷尔的恶魔主义之所以有生命也”，还倡扬“欲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的魔恶之剑，一斩心中的执着”。总的来说，田汉对波德莱尔的认识是相对客观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波德莱尔的诗学旨趣。

李璜的《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一文详细介绍了波德莱尔的生平经历，并首次对“应和论”等诗歌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进行了积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波德莱尔诗学创作核心思想的重要方面。在1919—1922年，周作人也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保持了持续关注的热情，其主要关注的是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周作人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中别具慧眼地指出波德莱尔的诗“貌似的颓废”之后隐藏着“猛烈的求生意志”，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周作人对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展开了剥离式的研究与分析，在其中发掘了波德莱尔诗作中“颓废”与“丑恶”的形象与意象的积极意义。此外，徐志摩在《波特莱的散文诗》一文中指出，在19世纪的文学史上，波德莱尔与沸洛贝、华尔德裴特“永远在后人的心里唤起一个沉郁、孤独，日夜在自剖的苦痛中求光亮者的意象”，并认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性灵的抒情的动荡，沉思的迂回的轮廓，天良的俄然的激发”。朱湘的《评徐君志摩的诗》一文则将散文诗这种体裁的首创之功归于波德莱尔、王尔德及惠特曼。朱湘从诗学体裁的创制角度充分肯定了波德莱尔的重要作用。

随后在其他的文学期刊上，有关波德莱尔研究的文章多了起来。如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认为波德莱尔诗歌的影响深远，“以其十四行诗带来近代美学的福音，后来的诗人、艺术家、美学家没有一个不接受他的洗礼”，并指出《恶之花》的题材虽然平凡、易朽、偶然，甚至是丑恶与猥亵，却能在“人的灵魂里散布出一种新的战栗”，揭示其用象征主义手法达到相应的高度。再如，陈敬容的《波德莱尔与猫》认为波德莱尔作为象征派的创始人并不颓废，相反比任何象征派诗人都更为广博与丰富，因为他是生活忠实的热爱者与反映者。同时代类似的论文还有戴隐朗的《论象征主义诗歌》、宗临的《查理·波得莱尔》、沈宝基的《鲍特莱尔的爱情生活》、品品的《波特莱尔与孤岛》、宛青的《波德莱尔的怪癖》等文。

综观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波德莱尔在国内的传播情况主要侧重对波德莱尔诗作的译介上，有关波德莱尔的研究性文章也较多关注对波德莱尔作品文本的剖析、对象征主义流派的启发性功绩的评价以及对中国现代诗创作的影响等主要层面上。这个时期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主要从诗学理论与诗学创作实践上见出，诗学影响相对深远，但是在美学与哲学的理论，尤其是在现代性理论上的研究相对阙如。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研究的角度也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的发展趋向。结合80年代以来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状况，经过梳理，可将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视角归纳为下面三种类型：（1）有关波德莱尔诗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波德莱尔的颓废美思想的角度展开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得到了相应的持续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性文章。如刘辉成的《论颓废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以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为据》一文指出，虚伪的社会现实为波德莱尔选择颓废主义奠定了客观基础，而他面对现实所形成的冷漠的情感态度是其选择颓废主义的主观原因，并且认为波德莱尔的创作态度“冷漠”反而有利于形成“美在主观”的观点及发掘出丑恶的丰富性，进而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作为现代主义鼻祖的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应是颓废主义的观点。宋维平的《论波德莱尔颓废美学的价值构成》一文认为，波德莱尔通过利用具有颓废美特征的怪诞意象来揭示人间现实丑恶，创建了与恶浊现实大相径庭的超验世界，寻得精神上的规避，从而开创了上帝缺席下的一种新的审美转向。宋维平一文从现代性社会与超验世界两个维度对比分析阐述了波德莱尔诗作的审美意义。

在对波德莱尔的审丑思想展开研究的层面上，也相应出现了专题性的研究性文章。如潘道正的《恶之花绽放的理由——试论波德莱尔的审丑思想》一文指出波德莱尔的审丑思想旨在从赤裸裸的丑恶中发掘出特殊的美，并认为波德莱尔正是通过提炼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继而运用象征手法加以形象化塑造，这既强化了艺术表现丑恶的合法性，又从“恶”中升华出了美的“花”。又如孔凡娟的《恶与美的交锋——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观念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一文把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观念概括为“恶中掘美”与“忧郁就是美”，认为他的“恶中掘美”就是要从生命力中掘取那种热烈、忧郁又带着愁思的美，在波德莱尔的审美意识中“忧郁就是美”。此外，文章还指出波德莱尔诗歌美学观念践行的最高典范是《恶之花》，它正是在恶与美的对立描写与交锋较量中，阐释了一个天堂歌者叛逆而孤独的苦难历程。对波德莱尔的“恶”与“丑”展开分析的研究性文章，主要揭示出了波德莱尔对现实之恶向艺术之丑转化的诗学建构，从而进一步彰显出波德莱尔诗学思想中的另类诗学意义。“应和论”，或称为“感应论”，是波德莱尔诗学思想中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波德莱尔打通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诗学方法，因此，对于这个命题的分析和研究也成为学界对波德莱尔诗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如刘波的《<应和>与应和论》、《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两文就是从“应和论”角度展开研究的代表之作。《<应和>与应和论》一文分析了应和论的美学意义与伦理意义，并认为“应和论”的美学意义即在感受方式和思想底蕴两方面开辟了诗歌现代性的新纪元，而将生命作为艺术品来创造，作为一个个瞬间来美化、升华和享用，则为其终极伦理意义。《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一文则指出，波德莱尔创作的“应和”思想的来源既有巴尔扎克、埃斯基若等人的直接启示，又受斯威登堡和霍夫曼的“应和论”、傅立叶的“相似论”影响，还有爱伦坡的作品也强化了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信念。文章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中加强了对“应和论”的自觉运用，“应和论”成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还有文章关注波德莱尔“应和论”的理论来源以及相关影响的研究，如户思社的《文字的炼金术——谈兰波对波德莱尔应和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一文指出，兰波初期创作深受波德莱尔“应和论”的影响，他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审美观，同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发展了波德莱尔的“应和论”思想。郑建强的《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一文也从作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哲学根基的“应和论”入手，着重分析了“应和论”的独特性，并通过对“应和论”中的恶中之美、想象力、自然观等美学思想的发掘来剖析其对浪漫主义的继承、延续与革新，文章最后认为波德莱尔试图终止浪漫主义，但其实是在延续浪漫主义。对于波德莱尔“应和论”的研究主要从诗学领域展开相应的理论阐发，但是波德莱尔关于“应和论”的诗学运用不仅仅透显出了诗学建构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即从修辞学的层面凸显价值内涵，更是从“存在论”的角度阐述了此岸与彼岸、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存在论”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不仅是诗学的，更应是哲学的。（2）有关波德莱尔与现代性关系的研究。

现代性问题，又是波德莱尔诗学与美学思想中的另一个核心命题，对于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波德莱尔所界定的现代性内涵是绕不开的一个有关现代性分析与研究的理论初点，因此，围绕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相关理论节点和思想内蕴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与分析，这些研究与分析主要从波德莱尔现代性意识的来源与形成、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对现代性的开创性意义等方面对波德莱尔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龚觅的《深渊中的救赎——论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波德莱尔》一文通过对波德莱尔作品中审美现代性品质的探讨来阐明他的体验方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学史中的新因素，认为波德莱尔的作品作为审美现代性早期的重要源头已表现出了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对社会历史现代性原则双重疏离的精神文化现象；波德莱尔这一现代主义的“源头”也正是首次集中表现了现代人价值危机的图景。殷曼楟的《论现代性的矛盾性——反思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一文则针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本身含有对现代性的抵制的矛盾性问题进行阐释，认为倡导现代性的先驱波德莱尔其实对该问题有更为辩证的见解，即其艺术二重性观点既肯定了偶然、短暂的一面，也承认艺术永恒性的一面，因而“现时的美”并不否定“永恒的美”，相反艺术品的“永恒”恰恰包含在现时的艺术品之中。钟丽茜的《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现代性意义危机”及其救赎方式》一文认为，波德莱尔诗歌中“新奇性”、“瞬间性”的美虽具现代特色，但刻意追求已造成了诗人的精神危机与诗的意义危机，并指出波德莱尔试图以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弥补现代性体验所造成的心理裂痕，以达到诗歌意境的深厚和完满。文章认为波德莱尔在诗歌中纳入古典美的成分的救赎方式有一定作用，但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足以调和现代情势下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对立。

付立峰的《审美现代性之“新奇”观的蜕变——从波德莱尔、阿多诺到罗兰·巴特》一文则研究了波德莱尔之后审美现代性的嬗变，认为波德莱尔首开“新奇”成为审美现代性核心范畴之一的先河，波德莱尔之“新奇”是对物体的瞬间把握并标识着主体的“独创性”，这与阿多诺把艺术对“新奇”之物的渴求规定为艺术对抗物化现实的“动能”和策略以及罗兰·巴特认为“新奇”是指“文”的生产性有所不同，文章试图通过三者对“新奇”的意义之蜕变的考察，透视出审美现代性展开的脉络及其危机。肖伟胜的《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及其开创性意义》一文认为，波德莱尔首次将美学现代性意识定位于由无数个“现在”构成的时点上，这种英雄现时型的现代性一方面想将飞逝的时刻定格或永久化，另一方面又需要借助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来加以表现，从而通过文人、嬉皮士、花花公子等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商品文化的抗拒，初步确立起“艺术自律性”这一现代主义最为基本的原则。文章还认为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艺术和审美观念对中西方传统审美价值及社会世俗观念构成了巨大挑战，从而开创出现代艺术“审丑”的美学潮流，对整个现代主义的生发产生了深远影响。郗戈的《风俗速写、浪荡子和女子时装——从波德莱尔看现代性的时代意识》一文认为，波德莱尔是审美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他从基础性的审美现代经验中提炼出了“现代性”及“现代性的美”的概念，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确证了“现代性”之意图。文章指出，波德莱尔的这种意图是无效的，因为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和自我理解中始终深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张宏辉的《波德莱尔“厌倦”的隐秘——论“诗人”与“大众”及“城市”的在体论关系》一文认为，“厌倦”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震荡的精神气质，是19世纪末波德莱尔等人颓废浪荡的“世纪病”的一个根本性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厌倦”气质的出现就在于“诗人”与“大众”及“城市”之在体性混溶，以及审美冲动和文化格局双重的“距离销蚀”、审美与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风格化”追求。

周圣国的《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一文对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文章认为波德莱尔不仅认识到短暂、过渡、偶然的现时特点能给人带来最需要的新鲜艺术感受，还通过强调艺术永恒性来抵抗现代化对人的异化和批判资产阶级世界的平庸，通过提倡创新从而让艺术担负起这项伟大的使命。文章还认为波德莱尔在实践上全面践行他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在创作上他呈现现时之美，大胆创新，以丑为美、崇尚新奇，以此产生震惊效果；在批评上他从审美现代性出发，建立了现代批评的党派原则。文章最后认为由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自反性概念，兼之囿于时代的局限，波德莱尔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也是难以避免的。

卫华的《从波希米亚气质看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一文阐释了波德莱尔身上的波希米亚气质对其现代性意识衍生的影响，认为波德莱尔的波希米亚气质有利于他把发端于浪漫主义时期放浪不羁的文人生活现象提炼为一种现代生活的诗学核心原理，即一种非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实践，这是艺术家艺术创作感觉不断增生和涌现的重要源泉，从而为旋涡式的现代生活进驻艺术提供了一个美学平台。刑崇的《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批判精神的形成》一文认为，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对现时的哲学解释，这种哲学解释是通过使现代性突破虚幻的艺术自律空间，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历史社会领域而实现的，并且实现了对体制化的现代主义审美自律的质疑。（3）有关波德莱尔与他人的比较研究。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波德莱尔与相关诗人的比较研究也得以兴起，根据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看，这种比较研究主要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个角度展开。将波德莱尔与李金发、鲁迅等人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多。例如，殷峻的《“恶之花”的移植——试论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诗歌题材、情调以及表现手法三个主要角度论述了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并阐述了李金发对以病态事物为美与强调“观念联络的奇特”两种思想的借鉴与创新；向天渊的《论波德莱尔与李金发诗歌中死亡主题的差异性》则注重对波德莱尔与李金发的死亡意象与死亡的文化意义上的比较研究，阐述了波德莱尔的死亡意象的西方宗教意蕴与李金发的死亡意象的历史现实内涵。

同时，波德莱尔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关注点。钱林森的《孤独灵魂的拷问与生存体验的求证——鲁迅与波德莱尔》一文立足象征世界构造的角度，从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揭示出波德莱尔与鲁迅创作手法的相异性，并阐明鲁迅运用的多元象征手法，包括作为象征主义手法的象征与整体象征、写实象征等，而波德莱尔遵循的则是纯粹的象征主义的结构体系。朱宾忠的《貌相类而神不同——比较卞之琳<古镇的梦>与波德莱尔的<盲人>》是少有的对卞之琳、波德莱尔两人诗作进行个案对比研究的文章。文章揭示出卞之琳虽受波德莱尔的诗学启发而创作《古镇的梦》，但在意象、内容、情调、主旨上都与《盲人》原作大异其趣，从而揭示出现代作家是如何接受外国文学象征派的影响而又超越这种影响来进行文学创作的。近年来也有文章对波德莱尔与中国现当代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刘源的《陈敬容与波德莱尔诗歌之比较》一文认为，陈敬容虽在都市诗歌题材、诗歌意象、抒情基调、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等多方面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如意象上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注重国人的都市感受，也舍弃了波德莱尔对忧郁的无比钟情，只是比较注重从忧郁中发现真与美。

除了将波德莱尔与国内现当代作家、诗人进行比较之外，还有文章将波德莱尔与国外的画家、诗人以及哲学家也进行了相关的比较研究。如刘良吉的《纨绔及其意义——福柯与波德莱尔》一文认为，波德莱尔笔下的纨绔意指风格化、苦行和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主义态度，诗人波德莱尔本人就具有纨绔的生存意识。文章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病态的，在这个节点上波德莱尔与福柯具有类似性。刘波的《波德莱尔：雨果的模仿者》一文指出，波德莱尔的某些诗篇受到了雨果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融入他自己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之中。文章认为，波德莱尔注重对平凡琐碎事物中诗意品质的提取，尤其对处于社会边缘人群的命运展开了积极思考，由此可以看出雨果对波德莱尔诗歌创作的影响和启发。何木英的《离经叛道 独树一帜——埃德加·爱伦·坡与查尔斯·波德莱尔生活与美学观比较》一文从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的现实生存经验出发，阐发了两人在对诗歌的定义与功能、美与诗歌的关系以及“应和论”等方面的相同性与差异性。李永毅的《艾略特与波德莱尔》一文指出，波德莱尔在诗学观念、创作思路和伦理宗教思想三方面对艾略特的诗学、诗歌和文化思想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认为从整个欧洲文化的历史框架中来审视艾略特与波德莱尔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代表了在旧文化秩序解体后集体叙事和个性抒情两大传统合流的趋势。

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除了刊发在期刊上的相关专题文章之外，还有部分研究专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郭宏安所著《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以及《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在《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一书中，作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集《恶之花》展开了综合性的研究，从波德莱尔的生平切入到对诗集《恶之花》的具体解读，同时也将波德莱尔在其评论性文章中表述的有关观点在诗集《恶之花》中给予形象化的确证。从总体来说，此书侧重从诗学角度解读《恶之花》文本。《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一书主要介绍了波德莱尔的有关诗学观点以及翻译波德莱尔诗作的感想。此外，国外有关波德莱尔的传记研究也陆续被介绍进国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洛德·皮舒瓦与让·齐格勒著的《波德莱尔传》。该书对波德莱尔的家世渊源给予了翔实而又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并利用丰富的书信资料，对波德莱尔的生平轨迹展开了比较客观的描述，尤其是对波德莱尔创作历程的梳理用功尤勤，这为我们整体把握波德莱尔的人生历程和创作经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贝尔纳—亨利·莱维著的《波德莱尔最后的日子》一书则用富有浓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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