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每每出场，都会有一场或大或小的骚动。听闻他即将下楼，整个房间的人都站立起来，向门口张望。静默的气氛维持不过30秒，就被一位老人的笑声打破了，真正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白先勇出现了，他身着绛红色对襟盘扣上衣，面色红润，笑意盈盈。落座之后，未等提问，他便拿起手头的新书《正本清源说红楼》开讲。讲到兴起，拍手、跺脚，脸颊绯红，如孩童一般。
5年前，白先勇受母校台湾大学邀请，开设《红楼梦》导读课。他依自己几十年读《红楼梦》之所感所悟，为其做下新的注解，每周讲八回，直到讲完全本一百二十回。“希望所有年轻的学生、年轻人都来看这本书。”如今，他又推出两本与《红楼梦》相关的书《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和《正本清源说红楼》，前者是当年课程讲义整理所得，后者是课程结束后，他关于《红楼梦》版本以及后四十回作者身份的研究和论证。
白先勇读了一辈子《红楼梦》，如今以自己所感所悟为其做了新的注解，讲给年轻人听。
白先勇觉得自己与《红楼梦》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关联”，他年轻时的遭遇与贾宝玉如出一辙。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经历家族的繁华与衰落，他从小就对世界有一种“无常的虚幻感”。正是这种感觉，牵引着他走进文学的大门。现在他已经82岁了，但依旧精神焕发，“老都老了，不如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白先勇竭力所为的，正是他毕生钟爱的两件事：一是昆曲，二是《红楼梦》。“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总让我耿耿于怀。”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对文化式微的担忧，“我现在所做的，推广《牡丹亭》也好，讲解《红楼梦》也好，总希望我们的文艺能够复兴——就是文艺回春”。
大学生不看《红楼梦》还了得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念过《红楼梦》的，与没有念过《红楼梦》的。”白先勇说。
他与《红楼梦》结缘很早，大概可以追溯到五六岁。那是上世纪40年代初，战火纷飞，为躲避战乱，白氏一家从老家广西桂林迁往重庆。当时，重庆正流行一种美丽牌香烟，每一盒里面都有一张画片，上面大都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家族中年纪大一些的堂姐，喜爱收集香烟盒，摆在桌子上，讲那些花花绿绿、男男女女的故事。”白先勇回忆说，他当时好奇心极重，姐姐们就讲给他听，常常是讲得热烈，听得懵懂。
抗战结束后，举家又辗转到上海。因为在重庆时不小心染了肺病，白先勇没法上学，被“囚禁”在虹桥的一座洋房中，3年间都没有真正的访客，每日独与金鱼、小狗为伴。无聊时，就打开收音机听广播里说书，当时最火的广播剧就是《红楼梦》，一集不落地听。直到病愈，他重返校园，入读南洋模范小学。但因独行多时，“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于是这个敏感的少年仍是独来独往。
慢慢地，白先勇开辟出了另外一个世界——小说世界。一到寒暑假，他便到街口的租书摊，抱回一堆一堆的小说，牛皮纸包装，埋头苦读。《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风萧萧》《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拿起来就放不下”，废寝忘食。小学五年级时，他开始读《红楼梦》。
当时，读到林黛玉进贾府，迎面扑来大宅石狮，古董摆设，一群群裹着绫罗绸缎的佣人，白先勇觉得自己也变成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种压迫”；读到宝黛初见，原来面目模糊的林黛玉突然现形，他通过宝玉的眼睛，打量这个妹妹；还有宝玉仗势欺人的奶妈，心怀不轨却被设计毒害的贾瑞，“随便一个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气就活了”。
少年白先勇就这样迷上了《红楼梦》，“以至于后来，不管到哪儿，床头都摆着一本《红楼梦》”。
1963年，他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留学。毕业后任教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在东亚系教授明清小说，其中就有《红楼梦》导读课。“《红楼梦》当时在西方文学界评价很高，但不是那么普及，可能因为文化阻隔，不太好懂。”白先勇说。他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是没有中文底子的西方人，按照英译本来讲，讲故事、讲背景、讲文化的重要性，但不能过于深入；一组是华人子弟，直接教授程乙本。
一学期下来，学生们似懂非懂，普遍觉得贾宝玉这个人物难以理解。“他们觉得怪怪的：这个男孩子又痴又傻，他怎么可以见一个爱一个？他怎么可以同时喜欢那么多女孩子？”为此，白先勇苦闷了好久。
上世纪60年代，白先勇和同学一起创办《现代文学》。前排右二为白先勇。
后来，他记起自己的老师夏志清教授曾在《现代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里面将宝玉与米希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中的男主角作比，“两人都同两个女人有关系，而未能满足她们的期望”。白先勇觉得这一对比很新颖，便将之拿到课堂上讲，西方学生算是有所领会。
最有意思的是结课考试。考题都是大论文，诸如论述《红楼梦》里儒释道精神如何映射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一考就是6到8个钟头，白先勇一直守在那里，中间还跑去给学生买比萨，吃完继续写，学生叫苦连天。但第二年开课，课堂上依然满座。因为受欢迎，他还被学生称为“摇滚明星”。就这样，一直教到1994年退休，坚持了29年。
退休后，白先勇亦未曾丢弃《红楼梦》，一有空闲就读。再站上讲台教授《红楼梦》已是20年后。当时的他，最新头衔是“昆曲义工”——青春版《牡丹亭》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已风靡两岸三地10年。由此，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淑香找到他，说：“你应该教《红楼梦》，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读不进去这本书了。”
白先勇一听急了，“这可不行，大学生不看《红楼梦》还了得？一定要看《红楼梦》，这是我们最了不起的文化成就，这么了不得一本书”。这一次，他教的学生都有中文底子，他细细地往深里讲，一字一句地抠，一回一回地说，和一帮年轻人一起投身这部流传了200多年的大书。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鹅之歌”
在国外教《红楼梦》时，白先勇一边讲课，一边写小说，《台北人》和《纽约人》就是那一时期完成的。当年，夏志清教授曾称赞他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奇才”。因此，白先勇对《红楼梦》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与他人最大不同在于“将之当作现代小说来读”。
在台大课堂上，他讲《红楼梦》第二回，林黛玉这一女主角出场，“曹雪芹从贾雨村的口中讲林黛玉，‘年纪幼小，身体又弱……’三言两语就写过去了”。等到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真正亮相，“用的是宝玉的眼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叙事观点的转换用的很好，因地制宜。因为我自己写作，我晓得人物怎么上场，怎么说话”。
“以小说来说，它的最高最难的地方，是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既有男欢女爱、争风吃醋那些很俗的地方，又有儒家、佛家、道家这些非常深刻的思想……不得了。”白先勇连用了好几个“不得了”。在他看来，《红楼梦》的中心主题是贾府的兴衰，也就是大观园的枯荣，最后指向人世的沧桑、无常，“浮生若梦”的佛道思想。
贾府鼎盛时期出现在第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宴会上把贾府上下逗得欢天喜地，“是《红楼梦》最精彩的片段，整个大观园都充满了太平盛世的景象”。到了第一百零八回，贾府被抄家，黛玉泪尽人亡。宝钗的生日宴，大家各怀心思，强颜欢笑。宝玉独自进到大观园，“只见满目凄凉”，路过潇湘苑，闻有哭声。“两场家宴，一笑一哭，说尽了贾府及大观园的繁盛与衰落。”
每每读到最后一回宝玉出家，“只落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白先勇都会心动。 “这个雪掩盖了所有的人生，一切统统刷掉了、盖掉了。”在台大的400人课堂上，他问学生：“贾宝玉为什么不穿黑斗篷、灰斗篷，作者要给他穿红斗篷？”他自己回答：“因为这 ‘红’在中国代表一种热情，红尘滚滚。他那个‘红’，是很沉重地背在身上的，担负了人世间所有情的缺憾和痛苦，背负着情的十字架。”
“读了一辈子，直到80岁我才敢说这是‘天下第一书’”，白先勇说，“乾隆之后的19世纪，我们的文化一下子衰落了 ，整个民族的创造力都往下衰弱。所以这个时候是最高峰，《红楼梦》在此时成书，这好像是献给我们传统文化的‘天鹅之歌’”。
“我的故乡是中国传统文化”
步入耄耋，白先勇步履不停。他将一年的时间分成两半：前半年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在各地高等院校讲授《红楼梦》与昆曲，统筹安排昆曲的演出；下半年，便隐居在美国加州三山环抱的家中。他此生最喜茶花，在院子里种了几十株，一旦开放，花团锦簇。
“茶花凋谢，不是枯萎的跌落，它是很决绝的，一整个掉下来，非常决绝的……《红楼梦》讲的就是这个，告诉你人生道理。我不认为它是很悲观的，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解脱，是了悟。”白先勇说。如今再回头看，他的了悟是自己这一生，起起伏伏，但自始至终好像没怎么变，“一直都在传统文化中打转，无论是写作，还是推广昆曲和《红楼梦》”。
小时候，白先勇的一大乐趣在厨房，听家里的厨子老央说书。冬夜里，两人对着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块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盆水，去火气。总是老央先开口问：“昨天讲到哪儿了，五少？”老央讲的是《薛仁贵征东》——这是白先勇“读”的第一部古典小说。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东征高丽的薛仁贵，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后来，他一直对中国古典小说情有独钟。
上世纪60年代，白先勇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师从夏济安。研习西方文学的同时，也常常到中文系听课，听郑骞老师讲词，叶嘉莹老师讲诗，王叔岷老师讲《庄子》，“不自觉地开始寻找中国的传统”。
大学二年级，白先勇和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几个同学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没有办公室，一帮人就在系图书馆里审稿，又当作者又当编辑。这份杂志后来刊登了陈映真、三毛、痖弦的第一篇作品，还有蒋勋、洛夫、周梦蝶等的小说，几乎算得上孕育出了一批台湾作家，被台湾文艺界称为“迷你文艺复兴”。
“那时候我们就说，应该在台湾也来一场五四运动，所以我们办杂志的时候，也希望创造一个新的文学、新的方向。但我们跟五四有点不同，五四是反传统。我们当时是选择性地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里面。”白先勇回忆说。稿子不够时，他就自己写，及至后来到美国爱荷华留学，仍然时不时写些文章救急。
《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等，都先后发表在《现代文学》上，后来集结成《台北人》出版。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大都是纠缠在新旧传统之中的人，有“总也不老”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有急着“找到个户头”的舞女金大班，还有沦落成“伙头夫”的国民党军官……那时的白先勇才20多岁，写的故事却满是沧桑感。作家余秋雨读完他的作品，评价说：“他不经意掉进了一个群落，那里沉淀着已逝年代的全部繁华，激荡过现代中国最剧烈的变迁。于是，他心中涨满了远远超过他年岁的历史风波。”
在美国读书期间，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白先勇深刻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的认同危机”。他不得不对自己的价值观与信仰进行重新估计，开始了“自我的发现与追寻”， “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摞一大摞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
“在台湾不觉得，出去以后，往回望，就会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多么渊博和深沉。”白先勇说，在不断漂泊中，他说不出哪个是具体的故乡，而真正让他安身立命、被当作故乡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每当陷入回忆，想起昆曲和《红楼梦》就非常自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昆曲算是“还了魂”
2000年盛夏一天，白先勇在美国家中为一株佛茶培土时，顿感不适，心口闷痛，立马放下工具去医院查看。“医生说你心脏上如果有100条马路的话，现在99条都已经堵住。今天如果你不来找我，睡觉的时候可能就进了天堂。”当天，他在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捡回一条命”。醒来后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上天留我必有大用，是要我再做一点有用的事情。”
第二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听闻这个消息时，恰巧院里那两棵老茶树开满了白茶花。“汤显祖晚年在他的家乡就有玉茗堂，玉茗就是白茶花，《牡丹亭》一出场就是‘玉茗堂前……’你说巧不巧，汤显祖来给我托梦，让我替他还愿，我是相信有这么一个几世纪的因缘的。”他觉得机会来了——决定尽自己的余生，为昆曲的传承做点什么。
2007年9月14日，白先勇根据汤显祖经典名著《牡丹亭》改编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西安交通大学宪梓堂演出，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白先勇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牡丹亭》，“它好像跟了我一辈子”。在他10岁那年，随着抗战胜利，久未演出的梅兰芳跟俞振飞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演出《牡丹亭》。那晚演的正好是《游园惊梦》，听着台上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坐在台下的白先勇一下子呆了，“这几句戏词，衬着笙箫管笛，便沁入了我的灵魂深处，再也无法祓除”。直到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小说《游园惊梦》，讲一个昆曲伶人一跃成为将军夫人，后流落台湾的故事。“最精致最美的东西，一去不复返了，这也是昆曲的寂寞。”
2002年，白先勇找到苏州昆剧院合作。一面挑选新人，一面对剧目做一些必要改编，比如灯光、舞美等，努力使其更接近年轻人的审美。他觉得，老师父们的《牡丹亭》当然是好，但也要以年轻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那是我的初衷。昆曲是有过危机的，要快点训练一群年轻演员接班，快把一大批大学生召唤到戏院来看”。
2004年，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台北首演。第一次登台，演员在台上抖，白先勇在台下抖，紧张得手足无措。这场略显生涩的演出，轰动了整个台湾。第二年再去演出，正逢圣诞夜，白先勇看着一对对恋人手牵手走进剧场，“真是美死了，都说年轻人不看戏，我就是要做一部年轻人也爱看的戏” 。
之后，白先勇便带着青春版《牡丹亭》，走遍大江南北，进校园、进课堂，一场一场演，场场爆满。年迈的他也开始四处奔波、接受采访，着魔一样推广昆曲，直到今天。
早在1998年，白先勇退休后的第四年，就曾和华裔专栏作家丁果进行过一场对话。在对话中，他说：“我觉得海内外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在2019年即五四运动100周年前，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必须是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
如今21年过去，五四运动也恰逢到了百年之际。白先勇高举着两个传统文化标杆——一手昆曲，一手《红楼梦》，在“文艺复兴”的道路上奔走着。青春版《牡丹亭》已经演了300多场，这把火甚至还 “烧”到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昆曲算是‘还了魂’，而将《红楼梦》推向年轻人，这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