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所出现的初期白话诗,是想冲破旧诗的诗式用语体来表现新的时代的内容。那时间白话诗的形式,有些还多少残余着他们意图冲破的旧诗词的形骸,有些又表现为比较零散的小诗,似乎都不曾找到比较恰当的表现形式。人们还是回忆着旧诗词的音调和它的可以吟诵上口的好处。但是,由于在旧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一种时代的新精神,因此固然在形式上有各种不同方向的试探,白话诗到底更自由的叙述了五四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
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徐志摩用宣纸仿宋体所印的一册新诗集出版了。初印本是线装的,蓝色的封面,共收五十五首。一九二八年改订为四十一首,新书装订,内容也有了部分的修改,仍然叫做《志摩的诗》。他的清新活泼的诗句,曾经受过读者的喜爱;由于他两次编辑过《诗刊》,他的诗也影响过同时其它的诗作。从一九二二年起到一九三一年止,他一共印了四本诗集。和同时代的作者相比,他写过比较多的诗。这些诗,尽管已经过了二十五年以上,我们当时读过的而今日重翻一遍,觉得其中有些首都并没有忘记。徐志摩的诗的好处之一,就在于此。初印本第一首诗是《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在第二节中他说: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这代表志摩当时对于个性自由的热烈的要求。这时候正是他和和他第一次结婚的妻子离婚，受到当时社会和亲族的反对，在他第一集诗中有过不少同类的呼声。我记得他曾说过，他的离婚是为了反对旧式的不自由的婚姻，他要反对这种制度，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不幸的是他第二次自主婚姻以后，在生活上受到了更大的折磨与痛苦。但是，对此他没有表示悔恨。在他十年写诗的期间，对于旧社会的黑暗、冷酷与顽固，他是有过咒诅的，但是他一直愉快而乐观的活着，不曾颓废过。就象上述一诗中的末了所说：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欣，自由一一辞别了人间，永远!
他希望把现实的人间忘记，而逗留在他“理想”中间。然而，现实世界种种，是不能如他所愿的“去罢”。他还是生活在“血红的太阳，满天照耀，照出一个我，一座破庙!”(《破庙》)在《志摩的诗》内有两组诗是值得提出的。一组是长句子近于散文的《灰色的人生》、《毒药》、《白旗》、《婴儿》等四首，充满着青年人对于现实的不满的许多热情的呼吁。这些感情是有些混乱的。不能忍受“灰色的人生”，不能忍受“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他要一切受抑制的感情“象暴雨倾盆似的流”，他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这些诗句虽然有对于现实的激愤与反抗，但是正如他自己一首诗的题目所说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对于个人的恋爱自由，他是斗争到底的；对于整个社会的黑暗面，他只能表现为同情，人道主义的同情。在另一组诗中，对于打内战的兵土《太平景象》、求帮忙埋葬别人的好心妇人《一条金色的光痕》、一个死了儿子的妇人《盖上几张油纸》、一群捡垃圾的人《一小幅的穷乐图》、一个乞讨的女孩《先生先生》、一对老妇人《古怪的世界》、一个叫叫化子《叫化活该》等，他都很细致的描绘了他的比较深厚的情感。这些诗的题目，有些是很 明显的讽刺，有些是用太美丽的字眼去掩盖一些可痛心的不幸。在重订本中，不知为什么删去了《一小幅穷乐图》，这首诗的确把这些不幸 者写的太乐天了。
《志摩的诗》中，占篇幅较多而当时为人称赏的还是他的抒情和写景诗。虽然他自己说，“在这个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与技巧都谈不到”(《猛虎 集》序文)。但是他对于诗的形式，在当时实在作过不少的试探，也有过成功的经验。虽然他自己说“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完全不相干”(《猛虎集》序文)但是他少年时曾有过旧诗古文的修养，对于他的炼字造句是有影响的。虽然他自己承认“不懂得音乐”(《庐山石工歌》附记)，他写诗的确是推敲节奏音调的。譬如《残诗》的头二行：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他自以为得音声之妙。在土白俚语之中，他尝欲从其间吸取精华。中国的口语是丰富的而且有音乐性的，我个人总以为这一条道路是正确的。
在诗的形式上，他多少受了十九世纪英、美诗的影响。有些人以为《志摩的诗》是欧化的句子，我想这不大对。倒是在形式上，他的诗很象英文诗。在《猛虎集》中，他的吊“哈代”的诗和他所译的“哈代”的诗，很有相似之处。他所译白雷客的《猛虎》很象他自己的诗的作风。在他集子内，创作和译作很融和的印在一起。然而在用词和语法结构上，我觉得是得于旧诗文和留心口语二事。他的诗，很难说是欧化，也不能说是口语。我们举《沙扬娜拉》一首为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 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这一节诗，正是他自己所说的“温柔”，在形式上和他以后所作的《再别康桥》(《猛虎集》)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虽稍稍有点不同，后者更精炼一点；然而在情趣上是大致相同的。这些轻松而清新的诗句，可说是志摩的诗的特色。
我以为，志摩的第一集诗比他后来的诗更值得注意一点。这中间有的很粗犷，有的很细致；有的是感情自由的奔放，有的是有意的雕琢。一九二七年他出版了第二集诗一一《翡冷翠的一夜》，他自己说这是“我的生活上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他又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猛虎集》序言)
一多对于这集诗说是“确是进步了一一个绝大的进步”，大约是指诗的技巧。在此第二集诗中，那些粗犷的无关阑的泛滥的情感已经宁静了，那些“灰色的人生”“古怪的世界”也没有了。这里大多数是爱情和风景的歌颂。在形式上比以前更精炼一些，用他自己的意思来说，更纯了更美了。只是在这里我们不再论这些诗，而提出比较不同的少数几首。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在西伯利亚道中曾记述他写作《庐山石工歌》 的动机，由于听到了那感人的石工们的“痛苦人间的呼吁”。他说“夏里亚平，俄国著名歌者，有一首叫做《鄂尔加河上的舟人歌》，是用回返重复的低音的仿佛鄂尔加河沉着的涛声，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我当时听了庐山石工的叫声，就想起他的音乐，这三段石工歌便是从那个经验里化成的。”
在第二集中，他有过两首反对内战的诗(《大帅》，《人变兽》)和首纪念三一八的诗(《梅雪争春》)。我们今天重读他的《梅雪争春》觉得太艳丽了，而他所纪念的是鲜血。但志摩是爱国的，这一点应该肯定。一九二八年五卅惨案以后，他在日记上写道:“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国事难受，固然我第一年在美国时，得到了五四的消息，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已”过。大前年从欧洲回来的时侯，曾经十分“忧愁’过，但这回的难受情形有所些不同。……一方面日本人当然可恶……·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他定居于上海，他的诗收在《猛虎集》和《云游》两集中。后者是他死后编成的，用云游两个字哀悼他的早死。在《猛虎集》中有一首《黄鹂》，很象是志摩一生的写照: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等侯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一一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这首诗也可以作为他晚期的典型。这一个时期，如他在(《猛虎集》序文)所说的“最近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这是很确实的，不仅是枯窘，简直是窘迫了。
他本来是个笑容满面的人，总是谈诗说文，很少涉及他自己的生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和他有过仅仅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严肃的谈话。那是在鸡鸣寺的楼上，窗外是玄武湖的秋光。他无心赏阅深秋的景色，和我谈起他的生活来了。他说这样活不下去了，“这样的生活，什么生活，这一回一定要下决心，彻底改变一下。”他并没有说怎样改，我那时也不大懂。第二天他坐飞机上北京，在泰山附近坠机而亡。他活了整三十五岁。
志摩的出身、教育、经验与对于西洋文学的爱好，都和一多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后来的方向不同，结局也不同。志摩的诗是温柔的、多情的、自由弃放的、更多一些个人的情感；一多的诗是敦厚的、热情的、谨严的、更多一些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摩的为人是温和的，一多的为人是激烈的。他们后来所处的环境也不同:一多始终在北方大学里教书，而志摩住在十里洋场之中。志摩如他自己所说的，为都市生活压死的；而一多的晚年为革命而牺牲。一个是意外的可惋惜的早死，一个是至死不屈的悲壮的成仁。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的性格，在他们的诗中也可以看出。
志摩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中国已经有了根本的巨大的变化。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正朝着一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向前进，作为五四以后一个青年的志摩的苦闷已根本不存在了。在我们文学事业向前跃进的时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五四以来文学走过的道路，这中间的好处坏处都同样可以有益于未来的文学实践。因此，我以志摩的诗作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资料，试加以初步的叙述。根据了我以上所叙述的，我个人以为他的诗还是可以重选，并应该加以适当的说明。
(原载1957年2月月25日《诗刊》第2期)
陈梦家（1911年～1966年），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出生于南京，祖籍浙江省上虞县。陈梦家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1932年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1934年改攻古文字学，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37年在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1947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等职。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称为“新月诗派四大诗人。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去世，年仅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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