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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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探寻各国发展之世界规则的忍受者试读：
内容简介
人生不过短短百年，任一个人的目光何其深邃，也不过看透几十年的风云变幻，甚或是泯然众人，只能看顾眼前。相对而言，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的展现，则要远远长过这个时限，甚至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知晓其间的成败优劣。即使我们幸而生为后人，如果仅仅将目光限定在一个时点，也无法看透一个国家的兴衰，甚至如果仅仅将目光限定在一个国家，也不足以理解它是如何走到今天。故此，我们在讲述60年来中国道路之前，先奉上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道路，以为识者之鉴。一鳞半爪地讲述如此之多的国家道路，并非为了是己而非人，更不敢说什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套话，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同样一个国家的模式道路，在不同的解读者眼中也有着不同的形象，我们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将其中的一种解说展示给人们而已。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仍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时代，在这个本质上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在这个不再流行用硬刀子杀人的时代，别人的模式经验注定只是令人艳羡的存在，即使它如何之炫丽美好，如何之令人向往，照搬者总是碰得头破血流。
第一章 透支的资源
一、拉美：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拉美化
拉美经济模式流变
美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实行了多种经济模式。近年来，巴西等一些拉美国家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的左翼力量代表人物相继在大选中获胜。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拉美人民要求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和新模式。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主要国家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依靠引进的大量外资，建设港口、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在推动和促进拉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拉美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但是，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后，拉美国家逐步改变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而实行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保护民族工业为特点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主要拉美国家以外资为依托，开始由普通工业消费品“进口替代”发展到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最终实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采取了对外资企业及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直接干预等激进措施，实行“举外债促发展”的战略。有关材料显示，拉美的外债总额从1970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310亿美元。其中，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大国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首先是墨西哥最终不堪重负，于1982年8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拉美债务危机由此爆发。债务危机随后又诱发了经济危机，使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一直处在“双重危机”的阴影下。
拉美发生这两次危机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开始实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采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改革养老金制度和主要经济政策市场化的做法，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改革，顺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实行的上述改革提高了该地区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低等收入地区中，拉美的人均国民收入最高，达3580美元。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相当雄厚，某些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甚至在国际上也令人瞩目。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10多年中，拉美的经济改革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导致政府在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难有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缓慢。新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了拉美国家以往实行的发展模式与经济政策，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导致了拉美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下暴露出了的种种弊端。
一些拉美问题专家认为，近几年来，拉美一些国家左派开始上台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开始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危害，并希望采取一些“左”倾的政策和新的发展模式化解矛盾。但他们同时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逐渐改变，即使在某些左翼政府领导的国家也是如此。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推行和效果
新自由主义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并伴随着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逐步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从此，美国不仅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且利用经济援助、贷款（包括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附加条件，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
1.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得到较为广泛传播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传入拉美，但当时传播范围仅限于智利。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在智利通过政变上台后，立即将一大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高等院校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家安排在政府部门。这些“芝加哥弟子”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能使智利的经济走出困境。在他们的影响下，皮诺切特将军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进入80年代后，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对于恢复经济，拉美经济学家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当然，新自由主义所以能在拉美地区较为广泛地蔓延，同部分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具有亲美背景，以及学术界和媒体的炒作，不无关系。
2.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蔓延既取得一定成效，更遭到严重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也非常引人注目。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拉美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拉美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曾一度有所好转。但总的来看，拉美地区十多年来，“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
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第一，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第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例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2位亿万富翁，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未见减少，相反有增加之势。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第三，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第四，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第五，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
3.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
对于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近期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梅内姆政府和德拉鲁阿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危机，但不是危机的唯一根源。我们认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几乎都出售完毕，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在本次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为强化市场机制作用，阿根廷几乎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自由化成为压倒一切的信条；由于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和市场开放，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一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20%；金融自由化，使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金融安全无保障，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正是由于90年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圣地亚哥共识”的含义是：（1）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3）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5）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6）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赢得人心
近日的加拉加斯街头，气氛如去年总统大选前一般热闹，代表着对总统查韦斯的修宪提案表示支持的红底白字的标语飘扬在道路两旁，而街头也不时会有几辆车窗上写着反对修宪提案的“no”字样的汽车穿梭过眼前。
60多岁的胡安娜身着“支查派”标志性红色圆领衫，她在游行队伍中兴奋地对记者说：“我举双手支持修宪提案！”她本人和几个儿女都从不同的政府社会项目中受益。而此时冷眼旁观街头热火朝天的游行队伍经过的出租车司机卡洛斯却对记者说：“我支持查韦斯，但是我不同意他提出的总统无限期连任，我想这次我会投反对票。”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查韦斯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从2005年起，“21世纪社会主义”成为查韦斯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他表示委内瑞拉的目标是在政治上发展参与式民主，经济上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人民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一方面，委内瑞拉政府推动合作化运动，资助建立了成千上万小规模集体性质的合作社、社区企业、家庭企业、微型企业，为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创造就业机会，国家还出资帮助工人购买企业公司的股份，使他们能够在企业管理中享有更大发言权。
委内瑞拉还于2001年颁布了新的《土地法》，规定政府有权没收和再分配闲置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将其分给无地农民。政府为农民提供土地证书，发放贷款，以优惠价格出售或出租农业机械等，帮助农民组建农业研究中心，成立合作社等。
除了合作化运动和土地改革，查韦斯2003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社会计划更是为他赢得了人心，包括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进社区”计划，为眼疾患者免费进行手术的“奇迹计划”，专门收留流浪汉的“内格拉·伊波利达计划”，提供扫盲班直至免费大学教育的系列计划等等。查韦斯政府将财政支出一半左右的比例投入了各类社会项目，惠及众多低收入阶层和边缘化人群，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去年12月3日的大选中查韦斯高票获得连任，之后他大张旗鼓地宣布了能源、电力和电信行业部分或全部实行国有化的改革措施，一些经历过私有化的大公司重新成为国有公司。
与此同时，查韦斯开始着手酝酿修宪提案。提案建议将总统的任期从6年延长为7年，并取消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总统的职责更加宽泛。此外，修宪提案中增加了“人民权力”这一概念，规定基层人民通过公社、社区、委员会等形式成立基层权力机构，进行自我管理。类似“社区委员会”的基层权力机构，委内瑞拉全国已经成立了大约3万个，政府承诺在2008年的财政预算中专门拨出3%用于这类机构的运转。
修宪提案中还勾画出了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经济架构。宪法的第112款修改后明确表示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去掉了原文中国家鼓励私人参与经济，私人可以随意从事经济活动等字样，强调新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合作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之上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然而，这一修宪计划目前遇到了阻力，连查韦斯本人也于近日承认，修宪提案很可能通不过。而修宪计划如果不能实施，很可能将影响到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理念的推行。
应该看到，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遇到了不少的实际困难。长期以来，经济对石油收入的高度依赖，高通货膨胀率，食品限价引起的供应不足已经引起了不满，国有化政策和经济自由度的降低使得委内瑞拉对外资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被国际机构评定为具有高投资风险的国家。（本网驻加拉加斯记者张笑然尹南）
厄瓜多尔摸索“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
2007年1月15日，厄瓜多尔新总统拉斐尔·科雷亚在国会宣誓就职。他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宣布，要在厄瓜多尔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在今年9月30日举行的制宪大会选举中，科雷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为科雷亚进行下一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
科雷亚自竞选以来就高度推崇“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将其标榜为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他曾指出，“厄瓜多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忠实地执行拉美国家普遍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但腐败、贫困和外债随之而来，这是‘华盛顿共识’带来的耻辱”。
厄瓜多尔现正处于转型期，其社会变革的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科雷亚主张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也处于摸索阶段。科雷亚尝试对这一理论进行科学阐述，以“劳动价值高于资本价值”的论断作为其核心内容，并提出树立集体观念、重视集体作用的理念。他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可选择三种不同的政治道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后者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试图解决的各种问题，如消除剥削和贫困等，将人类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厄政府已将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定为国家发展战略，以消除社会贫穷与动荡。
科雷亚走进总统府后，立即推出一系列“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举措。在政治上，科主张建立新型政治体制，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程度；在经济上，主张“恢复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摈弃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在外交上，他反对外来干涉，主张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他还主张能源国有化，反对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要求美国军队设在曼塔的空军基地在租借合约到期后从厄瓜多尔撤出。
科雷亚执政后，先后提出了“社会发展计划”、“厄瓜多尔计划”、“2007-2010年国家发展计划”等多个施政方略，颁布并执行了一系列惠及农民、小企业主、小手工业者的法令和补贴措施，并改善医疗、卫生和福利制度。这些措施巩固了中下层民众对他的支持。
科雷亚强调，由于和拉美其它左翼国家国情不同，厄瓜多尔不会照搬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他说，“厄瓜多尔政府和我本人对委内瑞拉和查韦斯总统怀有深厚的友谊，但我们两国的情况有所区别，因此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他认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厄瓜多尔应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本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厄部分政治家认为，普通民众对“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还很陌生，需要通过民主辩论的方式对其加深了解，并确信其优越性，而不会像以往的革命理论那样强加于民众。
当地学者认为，由于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相混淆等原因，拉美还没有迈出社会主义变革的实质性步伐，拉美也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本网驻基多记者郝云甫）
巴西推行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以前我家的佣人逢年过节就得给家乡的亲人寄钱寄礼物，现在倒好，老家的人隔三岔五就来看他，说是新政府的福利好，农民手里的钱多了，所以有闲钱到圣保罗来。钱多了？这钱还不是从我的口袋里拿出去的！”40多岁的马加良斯愤愤不平地抱怨。
马加良斯在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部门经理，是位典型的巴西中产阶级，家住带有游泳池的洋房，还请了两个来自北部农村的佣人。在最近的两次大选中，他都没投现任总统卢拉的票，但是依然阻挡不了卢拉的当选。
现任巴西总统卢拉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位普通工人出身的总统，曾经流落街头，深知贫苦大众的艰辛。卢拉所在的劳工党属于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其成员大多来自工人、农民、教师和政府公务员，而卢拉本人就是一位工人领袖。“实现社会公正，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巴西劳工党政府执政的主要目标。
同激进的西北方邻居委内瑞拉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鲜明理论不同，面对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的难题，卢拉的劳工党政府以务实的态度，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措施。2002年，他以扶贫为突破口，结合鼓励教育和卫生措施，出台了“家庭救助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人均月收入不足50雷亚尔（目前1美元约合1.77雷亚尔）的贫困家庭，每月可以得到政府95雷亚尔的生活补贴；人均月收入在50至100雷亚尔的家庭，每月可得到45雷亚尔的政府补贴。得到政府补助的贫困家庭，必须保证不让孩子弃学去做工，保证给子女按期注射疫苗。巴西政府每年为此投入53亿雷亚尔的预算资金。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和缓解社会问题，卢拉政府还提出了诸如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免费全民义务教育、为8500万人提供家庭医疗服务、安置15万户无地农民等施政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卢拉政府先后推出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和计划，如建立为低收入人提供小额低息贷款的“人民银行”、消除童工现象的“杜绝童工计划”、“扶助家庭农业计划”、“基本药品援助计划”等。卢拉政府通过实施这些计划，扩大了对社会领域的公共投资，加大了对低收入家庭的扶助；与此同时，推动国会加快对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努力扩大社会保障受益者的社会面。
在卢拉结束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据巴西劳动部统计，3年多来全国累计创造了463万个就业岗位，“家庭补助金”项目为1100万户家庭提供了小额资助，更多人受到教育，最低工资3年来显著增加，4000万下层劳动者和退休人员从中受益。由于这些成果，3年来巴西贫困人口减少了19%，贫困人口下降的绝对数量超过前10年的总和。巴西穷人收入的增长比中产阶级快得多，这种分配情况是贫富差距悬殊的巴西过去30年中所未见的。卢拉的这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为他在中下层老百姓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本网驻巴西利亚记者陈威华）
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困难重重
于2006年1月上台执政的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印第安土著人总统。莫拉莱斯自称奉行的是“社群社会主义”，由于其所说的“社群”主要是指印第安社会群体，因而也被称作是“印第安社会主义”。
莫拉莱斯认为，“社群社会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团结、和谐、互惠基础上的经济模式，主要内容是：主张在玻利维亚实现社会公正，以人为本，承认人权；主张以印第安文明为根基，建立“拉美大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企图，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声援为自由与正义而斗争的力量；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实现资源国有化；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有效的医疗和良好的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根据这些理念，莫拉莱斯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尝试。
近年来，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玻利维亚各界对制定新宪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莫拉莱斯上台执政后就积极筹备制宪大会。新宪法的制定工作按原计划应在一年内完成，但由于制宪大会的成立触动反对派的根本利益，遇到强大阻力，致使制宪大会处于停滞状态，改革道路严重受阻。
玻利维亚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去年5月，上台执政只有3个多月的莫拉莱斯签署最高法令，宣布对本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实行国有化。这一政策给玻利维亚带来丰厚的收入，政府税收也将大幅度增加。根据初步估算，每年的税收额将从当时的4.6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7.8亿美元。但是，玻利维亚国有化政策严重影响了外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从而牵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土地问题一直是玻利维亚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据玻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国现有耕地面积约为6500万公顷，其中89%的耕地集中在占人口5%的少数庄园主手中，而占人口80%的小农生产者只占3%的土地。去年11月28日，莫拉莱斯签署了新的土改法，对原有的土地法进行了重大修改。根据新法律，玻政府有权向庄园主征收闲置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此外，政府还向国有土地上耕种的无地农民出让土地产权。
对于广大贫困群体以及不断被边缘化的土著居民的疾苦，莫拉莱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出任总统后，莫拉莱斯利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开展了多个利民的社会项目。为减少辍学率，莫拉莱斯就任总统后不久便签署最高法令，每年给每位小学生发放200比索（约合25美元），作为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奖励。莫拉莱斯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盲运动。此外，玻政府还加大对医疗设施的投资，改善医疗服务，并邀请大批古巴医生来玻为穷人看病。
但是，莫拉莱斯的改革措施遭到了国内外势力的重重阻力。一些反对派控制的省市政府公开与中央政府唱反调，以自治为借口，试图另搞一套行政体制，与莫拉莱斯对抗，不断引发国内混乱局面。目前，制宪大会仍处于瘫痪状态。如果制宪大会长期不能恢复运行，莫拉莱斯的进一步改革计划将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实现其所奉行的“社群社会主义”理念也将是困难重重。
二、拉美：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
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方（主要指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兴起，是与发展主义（又称“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在拉美的逐渐衰落紧密相连的。
拉美国家受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后，逐渐改变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奉行一种“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40年代中期开始，早期自发性“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在一些国家遇到了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等诸多失衡现象后，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一批专家摈弃了西方发展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在总结拉美国家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发展主义理论。该理论以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研究方法和凯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故又称结构主义。
发展主义根据“中心-外围”的理论，提出拉美国家如摆脱被剥削的依附地位，必须推行“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开始由普通工业消费品进口替代过渡到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最后实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逐渐形成类似于发达国家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完全独立发展。
为保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他们主张必须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定统一的、具有连贯性的长期规划，并将长期规划的目标体现到具体政策中去。国家应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和私人企业无力经营的部门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统管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国家通过国营企业及财政和金融部门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市场由国家所统制，价格、利率、汇率等均由国家严格规定。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
实行民族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对外汇兑换进行严格管制，以促使民族工业的发展。
50年代，发展主义理论在拉美各国受到普遍欢迎，该理论的倡导者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及有关的政策、措施得到了广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该战略实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大大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因割裂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经济利益，从而给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6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遇到了诸如市场饱和、企业效益低下、质次价高的产品很难打入国际市场，许多中、小企业困难重重，失业增加，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以及对外的依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等问题。
进入70年代，面对上述诸多矛盾和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依附论”和民族民主运动普遍高涨影响下，进一步采取了对外资企业及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直接干预等激进的政策措施。同时，趁国际资金充盈、利率低下，大借外债，继续保持“赶超型”高速经济增长，以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向高层次发展。结果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但“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产生盼诸多矛盾根本没有解决。
80年代初，拉美国家脆弱的经济受国际形势不利变化的冲击，先后都陷入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积弊充分暴露出来。发展主义的创始人普雷维什在《我的五个观点》文章中，也承认了过去发展中国家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缺陷。这标志着在拉美一度盛行的“依附理论”，特别是发展主义陷入了困境。发展主义者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治理通货膨胀、汇率问题及有步骤地贸易开放等短期政策上，迟迟提不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新长期发展模式去替代已经过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发展主义在拉美影响的不断削弱，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变化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变化阶段，7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一些国家进行试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逐渐形成；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广泛推行。
1.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试验阶段。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这个货币主义的摇篮专门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点。有些年份，芝加哥大学从拉美招收了20名攻读学位的学生，并由弗里德曼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教授哈伯格做他们的导师。这些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们回到拉美后，有的在政府中任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等职，有的成了著名的企业家，对拉美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特别是智利。
根据1956年智利和美国签署的双边协议，智利天主教大学先后派出百余名博士后经济研究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他们回国后，积极倡导用新自由主义思想改造智利经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都实行对外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快国营企业私有化步伐，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租金、工资等的全面干预和控制。同时，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这些国家照搬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是，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以失败告终。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1976至1983年，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银行业几乎崩溃，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在80年代初几乎无法偿还外债，国家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因此而失宠。1982至1984年，智利先后更换了5位财政部长，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暂时中止。
2.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逐渐形成阶段。8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后，拉美的“芝加哥弟子”在拉美一些国家用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改革试验没有成功；而发展主义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在更新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在强调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结合起来，实行兼顾各社会集团利益收入分配，以及将政治民主化与国家干预经济相结合的同时，把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诸如治理通货膨胀、有步骤地贸易开放和加强生产体系的国际参与等短期政策上，也提不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新长期发展模式。而拉美各国为对付债务危机，被迫作出了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应急性调整后，逐渐认识到这场危机是一场“结构性”的发展危机，因此，纷纷要求总结经验，更新经济思想，寻求恢复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和新模式。
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拉美国家开出了一张张结构性调整改革的药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后，重新在拉美快速扩散，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就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1986年，当墨西哥根据“贝克计划”在外贸体制和公共部门管理方面进行了较重大改革后，就在债务谈判中得到了较大的优惠，以诱使其他拉美国家仿效墨西哥也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当时，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总裁亚克·拉罗齐尔为劝说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而拉美一些国家在外资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为从美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货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结构性改革的附加条件。
拉美的一些“芝加哥弟子”及其追随者在总结阿根廷、智利等国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改革失败和挫折教训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改革政策建议，并结合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发展经验以及本国实际，提出了各种结构性改革新方案和新模式。如1985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府任命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精通经济理论和管理科学的埃尔南·布奇任财政部长。他针对智利市场狭小、需求有限等特点，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竞争之上”的市场化经济增长新模式，使出口翻番，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智利的成功在拉美起了示范作用。于是，到80年代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拉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开放性市场化发展取向的新模式。
这种得到美国政府和某些国际金融机构赞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全盘否定“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认为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实施了内向增长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和私人部门的相对软弱。由此，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和扩大对外开放，强调拉美国家必须采取如下改革措施：（1）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放弃鼓励资源向国内市场倾斜的保护政策，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发展政策，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益。（2）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价格体系的干预。（3）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尤其要对生产领域中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4）一国家应废除有关法规和限制私人部门进入市场的障碍。（5）放松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开放金融市场，放开利率，取消政府对信贷机制的管制。（6）政府要努力消灭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等。
3.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广泛推行阶段。80年代未90年代初，拉美一些国家通过民主选举，新的一代年轻政府领导人纷纷上台执政，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科洛尔。德梅洛、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等。他们多数在动荡的60年代渡过青年时代，许多人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以墨西哥为例，不仅萨利纳斯总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过，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其内阁中59%的部长或副部长也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智利艾尔文执政时，他的23位部长中，也有18位在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另有4人在西欧获得了学位。他们在拉美一些国家成了拥有实权的“技术政治家”（technopol），与过去仅充当政府顾问角色与政府经济决策制定的“技术专家”（technocrat）不同，他们既掌握着丰富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又懂得如何贯彻落实经济政策。他们都有使自己国家走出危机，重新取得经济增长的愿望。1989年美国政府眼看拉美国家进行全面改革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提出“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拉美一些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后，各国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特别是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一批“技术政治家”在美国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督促下，受苏联、东欧巨变后实施“休克疗法”的影响，加快了结构性改革的步伐。而智利、墨西哥等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增长，对许多拉美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在90年代初期，拉美地区掀起了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高潮，许多拉美国家朝着更加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迈进、由于拉美各国国情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很悬殊，经济危机深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国在转换发展模式过程中，调整改革的步伐也不完全一致，但几乎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如下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1）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加强各种经济杠杆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私人部门的进取精神，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内的市场体系。（2）削弱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直接拥有者和生产过程直接参与者的作用，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如阿根廷姆内梅上台执政后，就对电力、电话、航空、煤气等国有大企业实行私有化，私人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加强。（3）放松对外贸的控制，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积极鼓励出民逐步向外向型、面向出口的方向发展。许多国家改革外贸体制，调整汇率，降低关税，逐渐以关税代替进口许可证制度，并把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作为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手段。如墨西哥原有16个关税等级，最高关税达100%，80年代未已降至5级，平均关税为10%，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实现了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4）调整吸收外资政策，减少限制，不断扩大外资的投资领域，放宽对利润汇出的限制，并向外资提供多方面刺激性优惠，如阿根廷，除大众媒体以外，几乎所有部门都对外资开放。外资甚至可对国防工业和核工业部门的企业私有化进行投标及参股。外资企业不仅享有国民“同等待遇”，还得到减兔税收的优惠。（5）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在银行领域，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实行银行私有化，取消利率管制，减少强制性的信贷配给项目，以及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同时，鼓励证券市场发展，逐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如墨西哥于1994年初颁布法令，不仅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种种限制，还规定外资可投资于墨西哥银行系统，其中北美良由贸易区成员国可拥有墨西哥银行系统资金的8%；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可增加到15%。（6）改革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在税收方面，调整税种结构，实行严格的税收稽查制度，打击偷漏税，加强税收审计等。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财政分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分配财政开支的权力和责任，以减少财政开支，降低财政赤字。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统一失业补贴和家庭补贴。取消退休和养老金特权，规定享受医疗待遇的统一条件，免去雇主为养者金出资的义务，建立资本化的养老基金个人帐户，并将养者基金交给私人管理等等。
总之，进入9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都在程度不同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不断开放国内市场，更深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调动本国和外国私人资金的积极性～大力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靠集体力量增强国际经济地位。调整、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方面，并对部分企业的所有制进行了改造。拉美一些国家通过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的调整改革，逐渐改变了过去的“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
三、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前景
早在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一些国家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措施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拉美普遍转换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加赞赏，并形成“华盛顿共识”，全面肯定拉美结构性改革的成果，还把墨西哥作为取得“辉煌成果”的样板，在拉美和发展中国家加以推广。199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发表文章指出，拉丁美洲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实质性进展。拉美一些国家新上台的“技术政治家”和主张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也充分肯定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取得了巨大成效。
然而，西方一些左翼人士则认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本质不过是通过对国家政策的国际性调整，以达到收入的再集中而已，有的指出，拉美的自由化政策实际上“不过是拉美资本家与美国政策制定者、银行家和跨国公司结盟的产物。”拉美的新结构主义者也批评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的作用理想化，片面强调开放市场，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使国家丧失财政能力，从而逐渐失去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功能。有的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药方对拉美无效。”拉美的一些工会组织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影响国家主权，有利于跨国公司而不利于工人，社会代价高。
1994年岁末，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拉美自由主义改革的批评进一步增加。拉美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指出，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危机使墨西哥比索币值剧降，外汇储备锐减，股市骤跌，资本大量外逃，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萎缩，大批工厂倒闭，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受危机影响较大的阿根廷等国情况亦如此，阿根廷失业率从1993年的9.6%，上升到1996年17.2%。各国采取的紧缩政策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引起拉美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随着社会各界批评的进一步增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左右拉美一些国家经济政策方向的主流派地位逐渐减弱，新结构主义者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公正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逐渐得到了拉美一些国家执政者的重视。该模式主张经济发展政策应同公正政策相兼容，认为“要大发展就得牺牲公正，要公正就得牺牲发展”的理论是不完善的，发展目标和公正目标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因在有些公共政策方面，发展和公正是互补的，如就业机会的创造有助于发展，也有助于公正。人才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也是如此。其具体政策主张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上帝，应加以监督、调节和引导；国营企业不可或缺，特别是在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经营的领域；国家应干预金融市场，抑制投机活动，鼓励生产性投资，重视社会投资，特别是文教、科技投资，政府不仅要重视短期调节，而且要重视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实行有选择性的开放政策，对外资和外贸加强监督和管理。
新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逐渐被拉美一些国家的决策者接受并加以贯彻实施。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深化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继续完成第一阶段新自由主义改革任务的同时，将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引向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以期缓解日趋严重的贫困、失业、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各国将更多地采取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措施。
三、拉美贫困人口超2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受反思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下，大部分拉美国家相继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即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私有化、开放市场、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结果，虽然拉美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且社会矛盾激化，贫困人口大幅上升。
根据墨西哥央行和统计局的数据，墨西哥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亿美元，2005年增至758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5955美元增至7183美元。但同时该国的失业人口增加了约30%，绝对贫困人数高达1800万。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5月初，墨西哥州阿登科镇农民与警察发生严重流血冲突，起因是政府强征土地引起农民不满，此后每个周末都有数千人到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示威游行。
据统计，仅在2005年5月至8月间，拉美地区就发生了2302起抗议活动，其中安第斯国家发生的抗议活动占40%，南美洲地区占30%。
拉美经委会在关于2004年拉美地区各项经济指标的报告中指出，从1990年到本世纪初，拉美的贫困化现象日趋严重，在4.5亿人口中，贫困人口已经超过2亿，其中9500万处于绝对贫困之中。在阿根廷，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1990年的21.2%上升到2000年的41.5%，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占18.6%。
据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20%最富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占的比重是20%最穷人的6倍。80年代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10%最穷的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1.3%，而10%最富的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39.3%，后者是前者的近40倍。到2002年时，更是上升到46.6倍。
高失业率是拉美贫困化状态严重的主要特征。最近二十年来，拉美地区的失业率上升了10%以上。巴西失业率从2000年的7.1%上升到了2003年的12.3%。墨西哥福克斯政府曾承诺每年创造130万个就业机会，但实际数字仅为4.2万，而且实际上是由每年移民美国的几十万劳动人口留下的。
丧失国家经济主权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恩里·克杜塞尔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强调与世界经济环境接轨，使本国技术、资金、管理较先进的一部分企业融入外部经济，但它没有考虑欠发达行业和领域的生存环境。
比如1994年生效的、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三国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对促进墨西哥对北美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但墨西哥农业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现代化管理的支持，在北美产品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墨西哥从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纯进口国。同时，2000年至2005年，墨西哥制造业企业倒闭了1.1万家，就业人口减少52.9万。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出的解决拉美80年代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并全面实行私有化，包括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这使得一些产业迅速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民族企业由于政府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市场而陷入困境。
阿根廷上世纪90年代全面实行私有化，将电信、铁路、矿业、钢铁等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几乎全部出售。这导致政府在面对2001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无法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
拉美舆论认为，今天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货币问题，而是富人经济与国际接轨导致的生活方式贵族化、商品价格世界化的问题，特征是全社会的资金和国家机器只围着一小群人转，忽视了多数人的利益。
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反思
正是由于90年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拉美不少国家从90年代末开始对其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反思，许多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强烈要求政府摈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让所有国民从中获益。
199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的各国首脑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们呼吁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经济改革中受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2001年和2002年，代表中左翼政治势力的智利拉戈斯政府和巴西卢拉政府先后执政，拉美的政治风向开始发生急剧变化，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玻利维亚、秘鲁等国的政权先后落到了中左派政党手中。
这些变化说明拉美很多国家已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感到失望，它们渴望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
第二章 透支的前途
一、南橘北枳：拉美经济停滞的制度、文化与历史原因
近些年来，有许多学者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停滞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市场经济的破产。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拉美各国的发展史。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拉美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较普遍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体制和战略，在对外贸易上，则主要采取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并有一段经济增长时期。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体制已经危机四伏，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政府负有沉重的外债，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已经趋于停滞。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大力推行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贸易的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减少政府干预，等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由于拉美各国政府在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只是注意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而在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法制建设方面则着力不够，且步履维艰，导致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一直未能在拉美各国成型。用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拉美国家的市场交易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情化关系化的（personal exchange），权钱交易在市场化过程中大行其道。这一社会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人口比例在40%以上还不断攀高。整个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多年来都超过50%。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分化，自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从而也最终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
除此之外，拉美在具体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也有诸多失误。譬如，在私有化过程中，拉美各国大量引入外资，在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导致本币高估，从而损害了出口和本土工业的发展，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高。在此情况下，各国被迫通过本币贬值或压低产品价格来调整实际汇率，结果导致本国的债务负担加重。最后，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来偿还外债，而紧缩政府开支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拉美经济的衰退。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的实际经济过程来看，把拉美的经济停滞简单归结为市场化的失败，是不公平的。其实，不同于经济政策史，从当代经济思想史来看，无论哪门哪派，其基本观点都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是简单地主张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问题，也少有天真的“市场万能论”者。当然，无论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还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他们的确主张要把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角色还给市场，以充分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去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是他们几乎同时也强调，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治和民主政制的保障，否则，市场化过程就会产生某种腐败的、不稳定的市场经济，也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极度不平衡，并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在最后走向某种权贵资本主义之路。
进一步的问题是：尽管拉美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起启动了民主化改革，为何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建立起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沿着这一思路探究问题就会发现，这说到底与西方社会演化的两条历史路径有很大关系。按照诺思的历史分析，在近现代西方社会历史上，一条成功的路径是英美式的。从1215年的《大宪章》运动开始，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相对和平和渐进性的宪政民主政制的建设与演变过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民主政制和法治社会就逐渐形成了，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非常完备的保护产权和市场交易的法律制度。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在继承英国普通法制度的同时，也充分吸取法国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独特的法治与宪政民主政制建设之路。在宪政民主政制的建设过程中，美国也逐渐形成了其现代金融制度、贸易制度和现代工业组织，从而确保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中的一个长期增长趋势。
近现代西方社会历史演化中的另一不甚成功的路径是西班牙、葡萄牙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上来看，西、葡的兴起要早于英、法。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和世界其他地方较早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从而大量白银流入了西、葡。然而，由于在近代历史上，西、葡两国的皇权专制一直非常强大，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体制迟迟未能确立，有效保护产权和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也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因而，流入的大量白银没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停下，而是辗转流入了荷兰、英国、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并变成了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按照诺思的观点，在大量白银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流入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时，其途经之地物价猛涨，引起了所谓的“价格革命”，并通过一系列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对欧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导致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相继兴起。但是，在同一历史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均没有启动其社会财富创造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动机。
从拉美国家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来看，其历史发展的演化路径是，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在拉美地区建立起殖民地，他们亦把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乃至语言也带了过去，从而导致了拉美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加拿大这些英法殖民地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墨西哥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地理位置接近，各方面的自然条件也很相似，但为何其经济发展差异如此巨大？再从大一点范围来说，南、北美的自然条件差别并不大，南美的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或许还比北美更为富庶，然而，由于不同殖民者带入的文化差异，加上政治和法律制度“基因”的不同，导致拉美各国与北美大陆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体制的历史演变路径上发生了重大的差异，其各自的经济发展路径也大相径庭。由此来看，拉美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发展步履维艰，还有着久远而客观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原因。
二、拉美模式的启示：关注社会发展中的分配公平与公正
经过10多年的经济改革，拉美国家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由债务危机造成的“失去的10年”的困境。但是，在刚刚跨入新世纪之后，拉美国家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率带来的严峻挑战，并为经济改革的巨大社会成本付出沉重的代价。2001年阿根廷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紧随其后乌拉圭也危机缠身，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形势的动荡。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第二届国际问题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历程、特点及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期视点请来与会学者苏振兴、江时学和吴国平共同透视拉美经济改革，以飨网友。
透视一：拉美经济改革的七大举措
开放市场，实施贸易自由化。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平均关税从改革前的4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此外，拉美国家还降低了非关税壁垒，基本上取消了用行政手段控制进口的做法。
开放经济，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将原先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生产领域向国内外资本开放，使外资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申报和东道国政府审批过程中的行政程序也更加简化。此外，拉美国家还通过提高跨国企业利润汇出的额度和允许外资参与收购国有企业等方式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拍卖国有企业，强化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方式主要有：直接拍卖，即采用竞争性的招标程序，把企业直接出卖给私人投资者；出售控股权，即将政府原先控制的企业股份拍卖给私人资本，通过控股权的转移实行企业的私有化管理；转让或租赁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即私人公司通过竞标，出资购买或租赁国有企业（一般是国有铁路、港口、公路）的经营权，经营权通常为15-30年。
改进税制，加强征管。拉美税制改革的方向是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使税制简化和统一，同时又能加强税务监管，提高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
促进金融体制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改革的重点是：降低政府在配置银行信贷方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放开存款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调整劳工制度，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的重点是促进劳工自主谈判工资、减少企业解雇员工的成本和简化招聘临时工的程序，使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更加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智利率先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一个以“个人资本化帐户”为基础的私人养老金基金，并发挥私人部门在养老金管理中的作用，从而为提高储蓄率和维系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创造了条件。
透视二：拉美经济改革的五大特点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既不同于中欧国家和非洲地区，也不同于东南亚国家，具有鲜明的特点：
改革进程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限制了拉美经济改革的自主性。其次，在改革与发展关系上误导拉美。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经济改革、对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都避而不谈。这样就形成一种舆论误导，似乎只要进行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就会自动出现；改革的步伐越快，经济繁荣就来得越早。再次，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误导拉美。最典型的就是，有些国家曾一度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进行得快速、彻底而出名，受到西方舆论的赞誉，而这些国家后来都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改革进程充满了“不协调综合症”。经济改革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与实现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并不能排除改革与发展在阶段性目标上的不协调性，或者改革举措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性。如果这种不协调性大量发生，就会出现所谓“不协调综合症”。
改革的“社会成本”很大。虽然拉美国家的民众是支持改革开放的，然而，由于一些改革措施的力度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力，因此游行和示威此伏彼起，有时甚至发生流血事件。政府在推进改革时，必须牢记“以人为本”，考虑到社会承受力的大小，并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来改善收入分配，否则就会使“看不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拳头”，加剧改革措施的副作用，进而影响改革的全局战略。
改革进程伴随着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缺陷以及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这些重要的“外因”与拉美国家的失误结合在一起，使该地区经常面临各种危机的打击。
改革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拉美的改革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仅为2.4%。无怪乎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对增长的影响是“令人惊奇的小”，“经济增长速度和期望值相比令人失望”。
透视三：拉美经济改革的八大启示
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要注意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又要避免急于求成。拉美经济改革是在债务危机造成的困难背景下进行的，在政策取舍上难免受制于国际金融组织和债权国，同时，拉美国家又急于借助外部支持，通过经济改革来摆脱困境，因此，选择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变得极为重要，任何急于求成的激进的做法都有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最终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
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各国普遍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因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对保持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金融市场，金融安全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金融部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外资的监管职能，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的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对于规避风险、减少国际游资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对农业的改革重视不够，农业生产日渐被“边缘化”。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经济改革应与社会发展协调共进。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拉美国家在加强市场化、私有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被削弱。结果城市失业不断上升、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贫困人口增加造成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改革过程中，既要注意经济增长的速度，又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需要有社会指标来检验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中，要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和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
重大改革措施要经过反复论证，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有利于改革的推进。
三、拉丁美洲历史最大挫折：英雄崇拜
民主价值在拉丁美洲当代史中是缺席的，也是我们拉美历史中最大的挫折。有时候我不自禁想象也许将来的学者会写出一部完美的法治拉美社会。那将是一部充满嘲讽的纸上乌托邦，纸上作业，什么都可能。
开国英雄父权思想践踏民主
开始时，民主是被开国英雄的马蹄所大步践踏的，这些开国英雄一一成为国家元首。他们是改革者，可是这些改革者深信进步只有透过铁腕控制才能获得，他们认为，拉美社会不够成熟，必须等到社会成熟之后，才能谈民主，这不仅是当时的（说法），也是当时的现实。
当时尼加拉瓜为农村社会，立基于非常传统的人际关系。上层为地主身兼军事首领，而军事首领又成为党派的领袖。这样的农业结构使得我们无法迈向现代化，使我们陷入政治元首的父权思想控制。这样的思想赋予元首权力来决定如何对待公民，于是他们管理国民就像对待儿童，因为父权家庭模式被套在国家组织上。这样的模式也是根据土地绝对拥有权而来。而外国势力在境内无限的割地，也同样来自对土地掌控的欲望。
而后在二十世纪，习惯此模式的军队继续封锁国家。我们活在行政化的恐怖当中：秘密处决、政治“清算”，无名冢等等，在美苏冷战的对峙中，得到合理化，军事独裁恰与美苏冷战对抗模式契合，成为美苏的竞争当中最便利的防堵模式。
自中美洲独立以来，我们就听说，可以有民主，但是必须等到我们的经济够繁荣、人民够成熟、公民可以负责任地行使公民权的时候。由于国家缺乏政治标竿，于是参照家庭的运作模式：我们需要一位老师、一个慈父，他了解家庭的需要以及照顾的方式，他知道何时该仁慈，何时该严厉惩罚。父亲掌握的绝对权力是不能授权的，子民应当领受他的教导直到成年。
改革派和保守派不同之处仅止于：究竟该利用父权意志去施展权力来改革，或是不改革，改革者满脑子乌托邦的概念，只欠缺实践的工具，但是乌托邦制造了大规模的恐怖：也就是暴政打着乌托邦的名号，而福祉往往变成痛苦。
很令人好奇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伊始，充满科技奇迹的时代，我们依旧信仰着英雄天启式的救赎；仍相信公民权是由政府授予，而民主是可以屏弃的。联合国在拉丁美洲做过关于民主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同意总统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经济发展比民主更为重要，并且不反对为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可以牺牲民主，接受专制政权，这个调查结果实在令人沮丧。公民愿意放弃公民权，也就是个人主权，并且愿意配合特殊情境实行特殊的授权，也就是说只要政权能够确保人民每天的生计稳定，即便以人民的血来换也无妨。
1983年至1989年间，阿方辛（RaulAlfonsin）担任阿根廷总统，而艾尔文（PatricioAlwyn）担任智利总统，当时的情景大幅改变，中美洲的军事冲突恰巧和冷战同时结束，为接下来的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末，带来新希望。
这些奇迹让我们终于有机会以民主迎接新的千禧年。2000年墨西哥总统大选由福克斯（Vincent Fox）胜出，结束革命建制党（PRI）长期垄断势力。
东西方冲突告终，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真正社会主义”于此时垮台，加上拉丁美洲的民主重生，成为一股助力，中美洲受惠最大。当时所宣称“西方的胜利”甚嚣尘上，你可能记得当时甚至有人说历史已终结，大胆的说西方的胜利就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时间的流动从此停止，而我们会生活在终极乐土（instantaneous paradise）。这样的说法甚至比所谓“幸福的共产党社会”口号听起来还狂热。但这的确需要时间（或是所谓理论上的时间）慢慢来。
市场经济兴起民主新型灾难
从那时起，我们面对的是全盘的外来植入，它夺走所有人道主义意识以及我们努力培养的团结价值。市场经济出现后，很快陷入新的灾难：市场社会。民主依旧被视为等同于此：当任何人说到民主社会，我们必须能够联想到市场社会。如此一来，社会和民主的基本价值面临了作为自由供需定律组成部分的风险，而公民权的概念也变成是可舍弃的。
如今选民照旧投票，一般拉丁美洲认定有70%的投票率，而美国只有40%或更低。但是选民不再相信市场民主能够解决衰退、贫困、边缘化和失业的问题，并且反抗他们投票选出的人。选民最终期盼民主能够消弭社会和经济的鸿沟，而非扩大它。过去在拉丁美洲从未像今日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但糟糕的是，新增的财富扩大了贫富差距，多残忍的矛盾！
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可称为不完备而非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下，因为让我们失望的是目前所欠缺的。而最明显缺乏的一点就是制衡机制（institutional strength）。制衡机制是较适合衡量民主的方式，因为它能够避免权力被滥用的情况，而权力往往容易被滥用。权力通常在人心最幽暗处酝酿，若它不是灵魂之恶，就不会这么常与爱情、疯狂和死亡同时出现于文学中。
贪污已是造成政治制度动荡的因素。过去二十年间，拉丁美洲至少有二十位民选总统涉嫌贪污。贪污的扩大由一连串的因素造成，不乏政治文化起因。最传统的想法中，谁赢了选举，国家就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囊中物。但选民还不认为这是最严重之恶。有个说法很普遍却很糟糕：“只要能做事就让他贪吧！”
自由独立思考促使人性进步
如果说今天我们正历经一场道德的危机，所有的承诺都不被信任。就像去年在巴西的情况：国内多数相信在工人领袖鲁拉（LuladaSilva）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够为国内带来重大改革和清新风气，也期望新的左派政府能够终止过去类如利用国家资源贿赂国会议员等陋习。但是，这样的改变没有出现。
但相反的，个人若将自我视为个体所有，自身独立于他人并无须受到指责。因为我们的创造力、发明力和想象力，以及自由独立的思考使人性进步。这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促使我们前进。
但我们别忘记向内观照是为了向外探求，而不是让我们禁锢于自我之中与外在世界隔绝。能够把我们的理想、道德冲动和关怀转向社会、转向他人，才是人性的彰显。
第三章 无奈的财阀
一、韩国崛起：政府主导、以大型公司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
韩国经济起飞始于60年代初期，尔后30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自1965年至1990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率为7.1%，列世界各国之首。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国家主要指标”剖析，韩国1990年人均GNP5400美元，第三产业在GNP所占比重为46%，非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受过基础教育人口比例、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城市人口比重、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均已达标，可见90年代的韩国已进入国民经济现代化阶段。对外开放进而实现市场经济国际化被认为是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成功的因素之一。国际舆论称之为“韩国奇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出现”。
一、对外贸易推行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多边化发展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废墟上诞生的韩国，复经历了朝鲜战争的洗礼，一直到60年初，其GN22P才达到24亿美元。为摆脱战后的经济困境，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最初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于本国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进口征收低关税，对于准备由本国产品替代的消费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对于替代进口的国内产业给予财政、金融优惠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进口替代不仅限制了某些国外产品的进口，同时也限制了本国产品的出口，造成既缺乏资源和资本，又缺乏技术和设备的局面，加深了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使国内的工业化进展非常缓慢。
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世界上发生了以电子科学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问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强劲的势头，促使国际市场容量日益扩大，刺激了各国之间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上美、日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对韩国在资金、技术、物质等方面给予援助，为韩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较宽活的发展空间。据此，从1964年开始，韩国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活动的重心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采取外贸多边化和自由化的政策，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竞争，以外贸出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随后，韩国出口额开始逐年扩大，年均增长达40%以上，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及就业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90年韩国的GDP业已高达2364亿美元，30年来增长99倍。
二、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为依据，促进国内外经济一体化
60年代初，韩国在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时，资金缺口很大，投资需要增长很快，据此，韩国政府果断地作出加快引进外资步伐的决定。韩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着眼点，一是有利于发展出口和国际收支改善的原则；二是有利于关键性工业公益事业发展的原则；三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出贡献的原则。
30年来，韩国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为依据，制定了引进外资的鼓励和限制政策，一直把技术引进作为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60年代的工业化进程，大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促进了产业技术的发展，形成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重化工业经济。80年代以后，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引进技术的比重，机械制造业占27.8%，电子工业占20.9%，石油化工占16.4%。
韩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相对剩余资本集中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有利条件。为了扩大出口市场，稳定国际资源进口，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本国产业的升级，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劳动力成本，80年代以来，韩国推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的策略。
韩国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鼓励本国企业向外扩张，在信贷、税收和保险制度等方面给予优惠。据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40%以上是靠政府支持筹措资金发展起来的，1988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4.8亿美元。目前，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源开发型产品投资，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本国限制性的产业，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再次是对发达国家投资，借以达到引进高科技和现代管理手段的目的。既实现了国内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又促进了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
三、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逐步迈向资本市场国际化
60年代后，韩国为摆脱国外的资金援助，求得经济独立，有计划地建立了各种金融机构，发展各类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了金融体系。80年代初，韩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筹建，到90年代初，除国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在国内建有15个分行，在海外设有8个分支机构外，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全国性市中银行（又称存款银行）5家，拥有资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75%，其分支机构达1857个；地方银行12家，拥有资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6%；外资银行69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10大银行就有8家在韩国开设了分行，其次为日本和西欧国家。
韩国的金融市场分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即以银行为中心的短期货币市场，非组织的金融市场即以非银行机构为中心的长期资本市场。韩国政府认为金融业的开放首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因此于80年代开始实施资本市场国际化计划。第一阶段（1981至1984年）有限度地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韩国证券公司管理的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和由外国证券公司管理的封闭型基金间接参与投资。第二阶段（1985年至1987年）加速韩国投资者间接投资外国证券的活动。第三阶段（1988年以后）扩大海外基金的规模，以便利外国投资者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准许韩国机构和企业投资外国股票，逐步迈向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韩国政府管理经济、加速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
纵观韩国经济发展的演绎过程，可资研究和借鉴的基本经验：一是从韩国经济体制运行情况来看，实行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政府调控为主，众多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当前韩国仍属“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它通常实施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并通过指示性计划和控制经济参数，借助经济立法和行政手段，规定产业和企业发展方向，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推动主要经济决策的实施。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均极端匮乏以至无法依靠民族资本的积累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情况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二是从韩国政府宏观决策的选择来看，特别注重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抓位有利时机，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和策略。
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能够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较早的使国民经济通过计划手段，从粗放型发展及时转变为集约化发展，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关键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三是从韩国经济发展格局来看，实行以贸易为导向，以工业为基础，以金融为后盾的三元经济发展战略，推进市场经济国际化，形成国民经济投入和产业的良性循环，为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高能化的结构。
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促进各项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流，达到互补互利的目的，而且有助于适应国际竞争机制，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效率，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金融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薄弱环节，中国政府要加大开放力度，重点似应在金融开放上大做文章。诚然，目前韩国市场经济体制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协调，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配套等还存在发展失衡的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二、财团：韩国创造经济腾飞奇迹的幕后推手
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韩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和迅速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阀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堪称中流砥柱的作用。
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然而，同样令世界震惊的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近来发生的几件事更让世界震惊不已：“大宇帝国”的雪崩、“三星集团”的重组和“现代王国”郑氏父子的淡出，似乎都在预示着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本文在此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缘起
韩国财阀及大企业发展模式，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工商业为起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萌芽期（30年代—40年代中期）。当时韩国一批年轻人利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带来的“军需景气”和日本财阀向朝鲜半岛转移部分产业的有利时机，开始涉足实业界，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夹缝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他们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大商业经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大的企业集团，如“三养”、“和信”和“开丰”等财阀。这批战前就形成的财阀规模较小，一般都以小型工商业为经营主体，直到50、60年代以后才发展成为垄断财阀，所以也被称为“原始型财阀”。
2.成长期（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它们主要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归属财产”、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的“特惠扶持”发展起来的。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所有（包括2575家企业、库存物品、不动产及相当于朝鲜半岛15%的土地，相当于韩国总资产的80%）的所谓“归属财产”，经李承晚政府之手几乎无偿地“处理”给私人企业。1945-1961年，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大约21.5亿美元的物质援助。韩国政府将其出售所得占当时财政收入的40%左右，以此充当对工商业贷款和投资的来源。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购买归属财产、外国援助分配和政府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特惠等途径发展，形成一批特权财阀，如“三星”、“乐喜金星”、“大韩”、“东洋”等，因此而被称为“特惠财阀”。
3.膨胀期（60年代初—70年代末）。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后，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变财阀对国民经济垄断的局面。但韩政府很快发现，在市场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财阀是一支可发挥作用的经济力量。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的诱导和支持，在政府一系列五年计划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大批新兴现代财阀形成。70年代初中期，在韩国“重化工业化”浪潮中，得益于政府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借款财阀”，如“现代”、“鲜京”、“大宇”、“韩国火药”、“双龙”、“韩进”、“东亚”等。新一代财团都是借韩国经济起飞，即政府实行开放政策而迅速积累资本（外资）形成财团的，因而被称为“现代财阀”。
4.扩张期（80年代—1997年）。这一时期，由于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全面的经济援助，韩国财阀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对生产与资本的高度垄断。1987年，韩国列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3家，其中“三星”、“现代”还被列入世界最大的50家企业之中。1993年，韩国前30大财团的销售额达107.2万亿韩元，占当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113.1万亿韩元的94.8%。1995年，韩国政府启动“世界化战略”，又推动了大企业财阀的投资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5.衰退期（1997年—1999年）。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如“起亚”、“汉拿”、“韩宝”、“真露”、“三美”、“海天”、“高丽”、“大宇”、“NEWCORE”、“HAITAI”等，“现代”，“三星”、“LG”、“SK”等财阀依然负债累累，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马不死”的神话也由此破灭。
6.改革期（1998年—现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组织（IMF）直接介入了其改革和调整方案的制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企业结构，改革主要对象是财阀。政府要求财阀撤消集团的综合计划部门，集团首脑只能担任一个公司的会长，以打破财阀家族控制；要求财阀卖掉非核心企业，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企业的资本，实行专业化经营；禁止集团子公司相互提供贷款担保。韩国政府要求每个财团集中力量经营3-5个大的产业部门，并采取交换的方式放弃集团的弱势产业。“三星”只经营电子、金融和贸易服务业；“现代集团”致力于建筑、重工、化工、电子、汽车和金融服务业；“大宇”则从事重工、汽车、贸易和证券业；“LG”集中发展电子、石化、服务和金融业；“鲜京”则经营能源化工、信息通讯、金融和运输业。从最近来看，韩国推行财阀体系改革遇到较大阻力，一旦触及财阀的切身利益，还会引发新的政治或经济危机。
二、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反托拉斯法”把“财阀”（Cabals）定义为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当时韩国有43家财阀，包含672家企业。韩国的财阀是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与欧美的财团或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区别，是韩国经济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现象。
1.政治与企业高度结合。欧美的财团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通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而韩国的财阀是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和政府强有力的扶植下形成的，是韩国政府推行扶植鼓励政策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市场不完备，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杠杆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于是政府想通过重点扶植几个大财阀来维持经济运行秩序，即“政府调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同时韩国企业面临国外名牌企业的竞争，只有大企业的崛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因此，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重点扶植“据点企业”，以大企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路线。从韩国财阀发展史来看，它们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获得垄断地位的。70年代初以前不说，仅是7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贷款的1/3-2/3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大财阀发展。大财阀不但可以得到低息贷款，而且可以优先使用外资，并能得到大量出口补贴和各种补助金。大财阀也认识到，自己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靠山和后台，对于政府的经济计划和行政干预，甚至是对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干预也不反感，而且乐于按政府旨意行事。韩国财阀的核心层是产业性大公司，非金融机构，本身不具备信贷能力，因而政府提供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因此，韩国财阀的私人垄断资本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密切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许多外国人称韩国经济为“韩国株式会社”，韩国经济之船上划橹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吏。在政企结合的官商合作中，尽管韩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也为危机埋下隐患。
2.企业规模的巨型化策略。韩国的财阀大多是混合型企业集团，属于一个个庞大的企业集群。经营规模巨型化是韩国财阀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政府产业引导和经济援助，加上本身的极力扩张，韩国财阀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步形成了对韩国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垄断，不少财阀跻身于世界级大企业之列。在韩国最大30家财阀在1970年平均拥有约4个子公司，1989年增加到17个，到1995年达到20个，其中最大的5家财阀平均拥有子公司42个。
3.高度集中的内部家族控制。财阀所有权高度集中，它主要通过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实行所有权控制。由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的方式占有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本模式。1994年韩国最大的30家财阀大约10%的股份掌握在家族手中，另有33%的股份是子公司相互控股，集团外部持股大约占57%，但运作起来竟如同其私家资产。由于外部持股分散，财阀所有权仍牢牢控制在家族手中。财阀透过持有事业公司的股份或子公司股份来形成，将全体旗下企业结合在最高控股公司之下，并透过高级职员兼任、融资、持续性交易行为等方式来加强，使得集团内企业的行为统一在最高司令部的控股公司之下。据资料显示，财阀家族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职位。
4.经营领域的多角化策略。实行多角化经营是韩国财阀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韩国财阀所经营领域几乎涵盖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多角化的经营结构是各财阀之间竞争的结果，财阀之间不互相订购原材料、零部件，甚至建筑、运输、销售也要自己经营。财阀的扩张不仅向核心企业的上游或下游产业延伸，而且向一些不相关产业延伸。1997年30家大企业平均参与20多种行业，其中80%与主体行业无关。如1999年“三星”有子公司159家，涉及电子、化工、汽车、造船、造纸、制糖、纺织、通信、飞机、金融保险、建筑、贸易、旅游、医疗、报社等几十个行业。“现代集团”1998年有79家关联企业，横跨汽车、电子、重工业、建设、石化、金融服务、保险、炼油、铁路、航空、家具、化妆品、钢铁、百货公司及新闻传播等15个产业领域。这与欧美成功的大企业绝大多数主业明确，几十年如一地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发展有显著差异。
5.家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韩国的财阀一般由其创始人的家族控制和管理。从历史上看，韩国财阀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垄断色彩异常浓厚。在财阀内部，其创始人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依家族世袭而延续下来。虽然韩国财阀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基本上采取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仍掌握在创始人家族手中。据对300家韩国上市法人的股权分布调查表明，韩国多数财阀的主要股东是个人及其家族。由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方式控制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本模式。韩国财阀家族所有制模式有3种类型：一是“企业者垄断型”，即创业者以其个人或家族的名义直接拥有大量股份，如“韩进”，这类财阀规模相对较小；二是“核心企业所有型”，即创业者及其家族直接控制核心企业的股份，再由核心企业以法人持股形式控制下属企业的股份，如“大宇”、“乐喜金星”；三是“相互持股型”，即除具备第二类型所有制形式外，各企业间还相互持股，这类财阀规模最大。与家族控股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各财阀家族直接插手所属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大多数财阀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或者没有完全分离。尽管伴随着财阀家族第一代向第二代交替和过渡，有一些财阀起用了一些非血缘关系的经营者，所有权与经营权有一定分离，但就整体而言，家族经营的“集权型”决策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6.高负债经营扩张策略。韩国财阀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急剧膨胀，需要大量的投资。韩国财阀的投资率从1963年的13.5%上升到70年代末的30%以上，1995年达到37.5%。但财阀的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靠利润积累和股票发行，而是靠举债借款。因此，韩国财阀的资本负债率非常高。1996年，韩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为335%，大企业集团是449%，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据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1998年10月统计指出，截止1998年3月底，韩国前30大企业集团的负债金额高达375兆4000亿韩元，平均净资产负债率高达522.1%。因此，过渡扩张、债台高筑为韩国财阀的通病，是造成危机的主因之一。1999年8月，大宇集团逾期债务近800亿美元，终于爆出了韩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
三、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症结
韩国财阀在国家经济起飞和对外扩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财阀出了问题就彻底否定其作用。韩国财阀的作用至少可以归结为3点：第一，财阀是韩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火车头。韩国经济的起飞取决于财阀的崛起；第二，财阀是韩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在韩国经济外向型发展中，财阀由组建出口导向企业，到组建综合贸易商社，再到走向跨国公司，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财阀是韩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助推器。它促进了韩国经济技术的高级化和现代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韩国财阀的弊端相对于其作用而言同样非常明显。在如何看待韩国的财阀上，有两种倾向是欠妥的：一是在财阀兴盛时，就大吹特吹韩国的财阀，甚至主张中国照搬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二是在财阀危机时，就彻底否定韩国财阀甚至所有大企业的作用。我们不能把韩国财阀的问题与大企业的问题简单地划上等号。实际上，韩国的财阀相对于世界上其他顶尖大公司而言，其规模其实并不大。“现代汽车公司”是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其规模只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7%，“三星电子公司”也只及日本松下公司的14%。但为什么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别是美欧的大企业兴旺发达，而韩国的大企业则危机四伏？问题不是出在大企业本身，而是韩国财阀所特有的弊端所至。我们前面讲过，韩国的财阀与欧美国家的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不同，存在许多与现代企业格格不入的东西，而问题恰好就源于此。
1.政企不分造成官商勾结和社会腐败。客观地讲，没有政府的扶持，韩国财阀绝对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然而正是政企之间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给韩国经济危机埋下了导火线。由于政府与财阀之间关系过于密切，政府陷入财阀的圈套中不能自拔。政府支持，财阀规模越来越大，财阀规模越大，影响就越大，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反而给予紧急援助和保护，这又进一步助长财阀“大马不死”的心理，诱使财阀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盲目进行扩张，这样反过来又增加财阀的经营风险。同时，优先发展大企业的策略，抑制国内中小企业发展。更主要的是，政企不分很容易造成腐败的滋长和蔓延。由于韩国高级官员直接参与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贷款给财阀，财阀再把巨额利益返送给这些官员。韩国的腐败向来以官商勾结为特征，以行贿受贿为主要内容，全斗焕、卢泰愚及金泳三等韩国前总统无不涉及这样的利益输送案。这种“政企勾结”的现象，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败，更是一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它使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能得到合理配置，成为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
2.家企不分造成人治结构和封闭体系。韩国财阀是比照日本的大财团建立起来的。但韩国家族财阀与日本的“系列企业”是有区别的：日本在战后解散了家族财阀，系列企业是以银行为核心，相关企业相互持股、相互配套的企业群体。而韩国财阀很大程度上还是家族所有和家族经营，经营管理体制不透明。家企一族，家长说了算，内部董事、监事形同使虚设。财阀内子公司之间利用转移定价逃避税收，子公司相互担保掩盖债务风险。此外，财阀内部还拒绝外部优秀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近亲把持。这些财阀虽表面上是实行公司制，但与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带有浓厚家族色彩。航空母舰靠家族治理结构来支撑，焉有不出事的道理？
3.盲目扩张造成效率低下和调整困难。多角化经营有时是企业分散风险和追求发展的好办法，不能一概否定，但韩国财阀的多角化经营显然走过了头。在政府扶持和竞争激烈的条件下，韩国财阀把增加市场份额看得比增加利润更重要，盲目扩张，造成各财阀结构雷同，自成体系，使投资分散重复，相互恶性竞争。如“起亚”是生产汽车的，然而它却向建筑、钢铁等领域扩张；专门生产酒类的“真露”也向自己没有竞争优势的建筑、流通、电气等盲目扩张，最终因“手伸得过长”而解体。韩国财阀在十几个、甚至在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产业领域中经营，根本违背了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的原则。1997年美国《幸福》杂志统计分析，韩国进入500强的12家公司，年收入增长达16.5%，远高于全球500强0.5%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其利润则大大低于500强25.1%年平均增长水平。另据资料显示，1996年，韩国最大的49个财团净利润只有6500万美元。问题更严重的是，财阀即使效率低下，但调整起来却非常困难，所谓“船大难调头”正是这个道理。
4.高额负债增加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扩张迅速和财阀间投资重叠，造成财阀间竞争过于激烈，进而造成获利降低，迫使财阀靠高负债经营。财阀靠着政府这棵大树，大肆从金融机构贷款，盲目地扩大投资规模和势力范围，造成超乎寻常高负债率。韩国金融方面的的两个因素又使财阀高负债成为可能：一是政府对大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使银行对财阀放贷条件放款；二是财阀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循环担保。高负债不仅增加财阀本身的风险性，而且有可能把银行拉下水，把国家推到金融危机的边缘。大财阀才是韩国金融风暴的源头。
四、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实践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政府作用不是无限的。在韩国财阀的背后，有一只巨大的政府“有形之手”充当保护伞，政府不仅从外部强力支持财阀的发展和扩张，而且直接渗透到财阀的具体管理和运作之中。政企的亲密合作，造成政府与企业职能错位，产生“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这是造成大财阀破产和韩国经济危机的总根源。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政企关系上与韩国的大企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过去国有企业发展靠政府，今天国有企业扭亏也靠政府，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韩国在政府主导下的大企业发展模式造成的政治经济后果，我们应该引以为鉴。国有企业的本质就是政企不分，要使国有企业政企不分造成的负作用降到最低点，唯一的出路就是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社会和市场能做好的，政府最好不要参与，在政府的怀抱中培养不出市场的弄潮儿。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所以，如何把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治权威合理地引进经济运行，把行政秩序糅入市场秩序之中，使政府支持不超度，与政府角色不错位，是我国政治经济改革面临的新课题。
2.企业不是越大越好。韩国采取的是“高层建筑”型的产业发展战略，即重点扶持“据点企业”，以财阀为中心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在一定阶段或一定范围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作为一个长期和全局发展模式，其局限性却相当大。韩国就是陷入了越大越好的思维定式，在政府扶持下盲目“扩大化”。企业不是越大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小越好。企业的规模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市场和产业本身定夺。过去，我国政府提出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命题就值得商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是小也不能放，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是大又何必抓？否则政府不但会被拖累，而且会影响自己做应该做的事，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本身未必就有利。国有企业规模变得更大，并不一定变得更有竞争力。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格雷格·马斯特尔说：“简单地把企业变成财阀体制这种做法不会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把亏损的国有企业变成亏损的财阀公司。”
3.企业负债不是多多益善。借钱发财本是正常事，但如何借钱、借多少钱却值得讲究。韩国大企业问题其实不是高负债率本身，而是如何出现高负债率的。韩国财阀的高债务的形成一靠子公司相互担保，二靠政府担保、授意借钱或直接借钱。这样的债务对借债企业约束力就值得怀疑，反正由别人承担责任何乐而不为，多多益善。这是诱发韩国大财阀没有风险意识，不计成本效益甚至后果盲目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结果是把其他企业、银行、政府拉下水。我国国有企业过去的债务形成机理与韩国财阀似乎有些相似之处。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虽然没有韩国财阀高，但债务风险不容低估。如果中国银行体系放开，拒绝向那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中国会有多少大中型国有企业倒闭呢？其实，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是某一个企业的高负债问题，实质上还造成国家有限资源的浪费。
4.家族作用不是万能的。韩国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其财阀就是一个家族共同体，以家族为中心实行联系，忠孝尊卑的思维和行为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表现非常明显。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前些年对韩国50家大财阀调查表明，除家族关系无法确认外，有23家控制在创始人手里；有25家完成由创始人与其接班人的交班过程，其中20家交班给儿子、3家交班给兄弟、1家委托给外甥。应该承认，家族在稳定企业人际关系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家族制企业模式也存在重大隐患，那就是它对外部人才和新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把发挥传统家族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实行由家族治理结构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是私人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大企业主导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中举步维艰
韩国的金融危机，是在两年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加入OECD之后1年爆发的，并使它从IMF救助对象国毕业12年之后又重新成为该组织的救助对象。韩国从60年代初实行长期发展计划到90年代后期的将近35年中，年均保持了7-8%的发展速度，确实是个奇迹。因此这次金融危机使人始料不及。危机无论是其规模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韩国的发展模式在新环境下执行不当，导致危机的发生。韩国实行的外向型，政府主导型，大企业主导型和速度型的发展模式值得重新审视。
一
外向型发展模式在执行中的许多失误，产生并积累了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是导致韩国外债增加与外汇储备危机的原因之一。
1.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较大。韩国政府应当早就注意这个问题，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但1995年它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NP之比）仍高达57%。1993年美国是16.8%，日本是14.2%，法国是33.1%。（注：韩国的比例是根据[韩]统计厅《韩国主要经济指标》1998年9月版，第212，233页的相关数字计算得出；美国，日本，法国的比例见[韩]统计厅《从统计上看世界与韩国》1995年8月版，第88页。）
2.出口主导产品过分集中于少数品种，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韩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重化工业产品1996年已占71.7%，从比例上看，出口贸易结构已经实现了重化工业化。但由于出口主导产品过分集中于半导体，钢铁，汽车，机械，造船及石化等少数品种，回旋余地比较小。1996年由于国际市场半导体芯片价格下跌，使韩国出口额减少了42亿美元。（注：根据[韩]《贸易年鉴》1997年版，第104，109页的相关数字计算得出。）
3.在实行外向型发展模式中，由于缺乏成功的产业升级政策与之相配套，韩国产品受到两方面的夹击。重化工业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技术竞争力赶不上发达国家；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又遇到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挑战。到90年代中期，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和对美贸易首次转为逆差。1995年对美贸易逆差是63亿美元，1996年为116亿美元；1996年对一些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是267亿美元。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降为1996年的16.7%（注：根据[韩]《韩国主要经济指标》1998年9月版，第234-262页的数字计算得出。）
4.外向型发展模式在实行中没有与之配套的能源政策，农业政策及消费品发展政策，进口了大量能源，农产品与消费品，加大了贸易逆差。1996年原油占全部进口的10%，比前一年增加33%，谷物与消费品等进口242亿美元，占全部进口的16%（注：根据[韩]《韩国主要经济指标》1998年9月版，第234-262页的数字计算得出。）
韩国自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以来，除1986-1989年有过贸易顺差外，其他都是逆差。到90年代，由于上述原因除1993年以外也都是逆差。仅仅从1981-1996年的累计贸易逆差就达4337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为6379亿美元（注：根据[韩]《韩国主要经济指标》1998年9月版，第234-262页的数字计算得出。）。韩国1993年初外债不到500亿美元，到1997年达2000亿美元（含驻外企业贷款）。危机爆发时即将到期的短期贷款有250亿美元，但可动用的外汇只有50亿美元（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8月28日，12月12，17日。），资不抵债，国家直接面临信用危机。
二
过去几十年韩国实行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取得了成功。但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这一模式阻碍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竞争力。七八十年代迄今，韩国经济发展环境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经济向前发展，规模扩大，政府不可能管得很细。其二是对外开放度大大提高。国内市场遇到国外商品的竞争，国外市场遇到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下，不能再对无竞争能力的本国产业使用保护和优惠政策。其三是在信息化时代，政府不可能掌握和传送那么多的信息给企业，只能靠企业去掌握和判断。其四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已取得相当成就，用政府强制措施或用行政办法硬性推行某种政策的难度加大。但是危机爆发前的韩国政府仍然执行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与介入政策。
1.1993年韩国民选政府上台，先后对有关经济部门进行4次大规模改革，但政府的功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对经济实施管制。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各种管制条例规定有11，000多种，有30多种准入与退出方面的规定限制企业之间的吸收与合并。韩国市场的垄断性很强，通讯，煤气，电力等领域几乎不存在什么竞争。不执行竞争法的卡特尔制度包括57条法律和72项制度（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3月11日。）
2.民选政府上台之初建立小政府的承诺根本没有实现，机构反而膨胀。1993年承诺精简公务员2万人，但实际增加了58，000多人（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8月12，16日。）。美国克林顿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等都大幅度精简公务员，成效很大，韩国政府的做法却与此相反。机构大花钱多，管的事也多。韩国政府管辖的各类基金等预算外资金比预算内资金还多1/3。政府官员从既得利益出发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以权谋私的现象经常发生。
3.政府的决策失误比较多，政策多变，对危机的应变能力过低，国内外的投资者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失去信心。危机发生时执政的韩国政府（1993-1997年）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换了7个，部长级官员换了120人。政府高级官员成了政策失误的替罪羊，频繁易人使政府不可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曾作为这一届政府最大改革成果的金融实名制，执行到第五个年头，金融危机一爆发便夭折了。当初承诺的公有企业民营化也只实现了26.5%（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11月28日。）
危机来临时政府当局又以尊重市场原则为由推卸责任，没有采取必要的拯救措施，失去宝贵时机，使事态扩大。起亚汽车公司濒临倒闭时，韩国政府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使问题拖延100多天，外国投资者失去信心，抽逃资金。同时银行也纷纷收回资金，加重了资金紧张，使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也面临资金困难。韩圆汇率动荡之初，政府没有及时取消对汇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增大了群众抢购外汇的心理需求。
4.由于政府对金融业管制过多，金融业成为改革滞后的部门，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韩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政府直接介入资金分配，以保证重点建设并实施第7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政府对金融业介入过深的弊病。
韩国民选政府上台后一直努力进行金融制度的改革，但直到危机爆发，也没有真正确立银行自主性贷款和责任经营体制。韩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是通过以下办法实现的。
第一、通过人事权。
韩国政府规定，一个人对银行股份不能掌握4%以上。这就出现了经营权的空白。政府不拥有银行的股份，但拥有行长的任命权。韩国限制股份所有比例及限制股东权利的做法已有36年，在此期间，一出大的金融事故就有许多人提出建立有主人的银行问题。1993年后，20多位银行行长中途被撤换，政府部长卸任后其中有不少人到银行任行长等高级职务。银行财产无人负责，但权力高度集中在行长手中。
第二、通过政策性融资方式控制银行。
现在虽比60-80年代政策金融的比重大大减少，但以国民投资基金，出口振兴相关支援资金，中小企业育成基金等基金的形式还存在。城市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银行的再贴现资金。
第三、限制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企业主要靠间接融资方式。
直接融资方式与金融业的市场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利于政府掌管金融权。韩国由于金融改革滞后，企业主要靠金融机关贷款解决资金需求。这样，政府可以用控制金融机构的办法掌握分配资金的权力。
第四，把中央银行（韩国银行）掌握在国家手中。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1997年8月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拿出的金融改革方案依旧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不愿放弃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中央银行由政府安排的行长经营，自有资本比例过低，且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必然使金融机构面临大量坏账，呆账。到1997年年底有两家银行和14个金融公司被迫停业。按国际结算银行（BIS）的标准，自有资金的比例应达到6-8%，而这些不良金融机构只达到2-4%。1997年11月，25家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总体上是6.8%，其中年内倒闭的第一银行是16.7%，汉城银行是15.7%。当这25家银行发生778亿韩圆当期纯赤字时，在韩国的37家外国银行分行，1997年上半年获得纯利1697亿韩圆，比上年同期增长39.2%，形成巨大的反差（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8月8日，11月20日，12月2日。）。这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带来弊端的典型例子。
三
韩国对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实行中出现的弊端，未能及时加以纠正，终于导致大批企业破产。过去几十年里韩国实行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用政策手段扶植成长了几十个超大型企业集团，它们曾经在韩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对经济的发展起过带头作用。90年代后，大企业的经营体制与管理模式，发展战略等诸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近几年，矛盾积累较多，到1997年问题集中爆发。
1.在长期的政策金融体制下，大企业习惯于大量负债经营，终于陷入债务危机，导致大企业的接连倒闭，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韩国政府长期用财政与金融等政策手段扶持起来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实际上是通过牺牲农业和中小企业以及基本国民利益的办法建立的。单就政策性优惠贷款来说，在通货膨胀的年代，这种贷款往往等于是无息或倒贴息贷款。政策性贷款曾占全部贷款的30-40%以上，政府实施优惠政策时主要依据是企业规模。这种政策必然引导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以获取更多的贷款。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财务结构逐渐恶化。1996年末韩国30家大企业集团平均负债率为387%，50家大企业是397%，比美国，日本高得多。韩国的新项目投资借款依存度为80%，以韩宝钢铁公司为例，它倒闭时负债50，000亿韩圆，负债比例是自有资本的20倍。1997年倒闭的10家大公司都是大量负债经营的企业，负债总额相当于年财政预算的25%（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5月7日，11月27，29日。）
2.长期习惯于受政策扶持的大企业，在新的环境下仍然注重规模的扩张，疏于技术改造，竞争力与经济效益下滑。韩国政府在长期追求规模效益而扶持大企业的过程中，为了防止过度竞争，制定了许多的限制规定。当大企业率先占领这些领域之后，很容易地获取垄断利润。所以，大企业热衷于不分行业部门的章鱼腿式的扩张。韩国30家最大的财阀占全国销售额与资产的30%以上，如果加上协作企业则达到50%。韩宝钢铁公司在1992年时还只有4家子公司，到1996年猛增到22家；起亚集团子公司有38家。过去12年间，韩国设备投资中扩大生产能力的占75%，改善设备的只占13%，说明了其仍然热衷于扩张型投资。企业规模在扩大的同时，经济效益却在持续下滑。1996年销售额在10，000亿韩圆以上的企业有106家，10亿韩圆以上的企业有7家，但利润在1000亿韩圆以上的企业只有13家。韩国企业1996年销售额平均增加了15%，但纯利润减少了65%（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8月5日，11月24日，12月30日。）
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下降。1995年30家企业集团对外贸易曾有过32亿美元的顺差，到1996年1-11月出现38亿美元的逆差。
3.政府保护下的韩国大企业仍然实行家族继承所有制，并把所有权与经营权结合在一起，在企业经营方式上仍然沿袭总裁独断专行的经营体制，到了第二代，经营与管理能力出现了许多问题。近几年倒闭的大企业集团几乎都是创业主的第二代经营的，他们既没有父辈的创业经历，也没有管理大企业的实践经验。韩国基本上沿用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的继承制度。第二代继承企业大权时，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这些接班人对企业环境与自身能力具有非现实的见解。由于他们急功近利，往往采取一种攻击型经营方式。非长子继承产业时由于心理压力，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种企业主的心态更加重了本来就存在于韩国的外延扩张型企业发展模式。
大企业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总裁和企划调整室手中，他们的行为基本不受监督。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还有监事会，职代会，债权人等对企业的决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多少年来韩国呼吁建立外部理事制，但至今尚未建立。
四
外延扩张型，速度型增长方式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走到了尽头。
1.在速度型发展模式下，经济的发展靠的是高投入。韩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无论从体制上，还是从人们的观念上，速度成了经济发展的生命。在韩国就速度而言，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企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物资，人力和资金的大量投入实现的，是粗放的，外延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在市场需求少品种，大批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还行得通。那时可以数量抵质量。但在多品种，小批量的市场需求下，必须以质量求生存。
2.在新的环境下，高投入逐步转变为高费用，低效率。韩国30多年实现了年均增长8%左右的速度。在这种长时期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企业形成了投资饥渴症，劳力，资金及各种物资长期供不应求。韩国的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国外竞争者，根源在于对劳力需求太大。韩国利率高，从根源上来说就是因为投资过旺，资金需求始终超过供给，导致利率上升。速度型增长，其负面影响是对物资的消耗过多，浪费过大。
韩国能源的97%是靠进口，但能源浪费也很大。1995-1996年每千元GDP耗能折成石油，韩国是日本的4倍，是中国台湾的1。6倍。1985-1995年韩国工资增长率是日本，美国的3倍，是中国台湾的2倍。韩国企业资金使用费负担率比发达国家高出3-5倍以上，一方面是利率太高，另一方面是负债率太高，单纯靠降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韩国生产每单位GDP投入的劳动量是日本的3倍。费用高，效益却在下降。韩国生产性本部抽查结果表明，人均附加值创造额1996年比1995年降了2.38%，其中制造业降了4.97%（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1月6日，5月24日，9月29日。）
3.在新的环境下，速度与企业规模不一定就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体现。世界经济进入开放化和信息化时代，竞争力中非价格因素越来越重要，主要是技术，信息，金融及质量，服务等。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下，韩国仍然热衷于走速度型外延扩张发展道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很难立于不败之地。民选政府上台初的1993年，正处于需要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但他们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改变，反而实施对经济升温的100日振兴计划及新经济五年计划，号召企业家增加投资。这一切无疑对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结果，企业家忙于贷款与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历时3年投资10，000亿韩圆（其中短期外债5500亿韩圆）1995年完工的三户造船所，年造船能力为150万吨，排世界第四。它的建立使韩国造船能力供过于求，1996年该厂开工率只有30%。韩宝，起亚等企业无一不是在超过自身能力的，超过市场需求的扩张型投资中走向破产的。
当韩国还在以高速度增长时，国际竞争力却在下降。1997年5月瑞士WEF发表的1997世界各国竞争力报告书，对53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等8个领域进行综合评价，韩国从前一年的20位降到21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研究院（IMD）同年3月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提到，韩国从1995年的第24位降到1996年的第31位（注：[韩]《韩国经济新闻》1997年5月22日。）
综上所述，韩国的金融危机并非是某一局部或环节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全局的发展模式与新环境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危机还须进行大的战略调整。
四、企业与产业发展模式不改变韩国难以走出危机
在近年来經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下，韩国制定了五到十年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旨在重振韩国经济活力，为2010年到2025年的长期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本文介绍了韩国这一战略的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并对影响战略实现的因素做了进一步分析，同时指出韩国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措施选择。主要观点是，韩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将依赖于其经济增长模式、韩国企业与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东北亚中心地位是否形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未来五到十年将是韩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的关键阶段。
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及背景
2003年初卢武铉就任总统后不久，韩国就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同年8月韩国公布了今后五至十年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是人均收入尽早达到2万美元，迈进发达国家的行列。（一）主要内容
首先，从经济发展方向上看，重点是发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增强国家的总体竞争力。在发掘增长潜力方面，主要包括：实施以创新为导向的增长战略；成为东北亚的经济中心；国内平衡发展；鼓励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强化农业和渔业的发展基础。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是要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包括实施三年的市场改革计划，防止金融部门的产业垄断；二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改进政府的财政核算制度。在改进劳动关系方面，一是将劳动与管理层的冲突成本降低到最小；二是随着生产率的增长增加工资；三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在对外开放和加强合作方面，主要包括：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区和多哈回合的谈判；实质性地推进韩国与朝鲜的经济合作进程；加强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
其次，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措施：
1.确定十大新引擎产业。产业发展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部分。“新引擎产业”的评判标准是：必须在五至十年后能通过生产及出口，在提高国民收入和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此大前提下，还应具体考虑该产业在世界市场的预期占有率、战略重要性、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确保竞争力的可能性，以及对经济和其他产业的扩散效应。根据这一标准，韩国政府最终将数字电视和广播、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未来型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移动通讯、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控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及人工脏器等十大领域确定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产业。
韩国政府预期，到2012年，通过发展“十大新引擎产业”，将创造附加值169万亿韩元，增加出口额2519亿美元，提供241万个就业岗位，为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提供有力保证。
2.具体的产业发展目标山。从目前到2010年左右，成为全球第四大工业国。半导体和造船业确保世界领导者地位。汽车和石化产业，在生产和出口方面，成为全球四强之一。数字电子产品，成为全球第二大生产国。钢铁、机械、零部件及原料，确保全球供应能力。电子商务、分销和物流达到世界工业化国家先进水平。（二）社会背景
韩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及其措施的出台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第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恢复之中，但增长势头未能稳定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危机前，经济增长率在5%以上，有时甚至接近两位数，但危机后，除2000年有过一次强烈的反弹外，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失业率分析，尽管时有好转，但经济中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15到29岁的年轻人失业状况较危机前严重。2001年时，经济每增长1%，可以创造133000个就业岗位，而到了2003年，每1%的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减少到了35500个。这种情况一是由于危机引起的结构调整，二是工会阻止招募新工人。从支出的角度来看GDP的构成，私人最终消费1995年占了54.7%，2002年时下降到51.6%；而同时在GDP中进出口的比例却从—1.5%上升到17.5%。这表明国内私人消费支出下降，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推动力并不充分。
在知识、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的形势下，韩国已到了结构升级的关键时刻。一方面韩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未缩小，另一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又咄咄逼人。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1万美元后一般在五至十年内即跃升至2万美元，而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自1995年达到1万美元之后，却在这一档次上连续停顿了八年。倘若错失这一“最后的机会”，韩国经济很可能会失去“动力”和“支撑”，再难改变落伍的状况。卢武铉上任以来，韩国媒体和舆论不断提出“十年后韩国靠什么维持生计”的问题，充分反映出了韩国的危机意识。
第二，政治问题阻碍经济发展。朝鲜核武器危机和南北统一问题引起国际国内对朝鲜半岛前途的普遍忧虑，这也加剧了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波动。伊拉克战争则引起石油价格上升、信心指数下降、金融市场不确定，影响了包括韩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国际原油价格每上升5美元/桶，就会造成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真实GDP下降0.4%，贸易平衡占GDP的比例下降0.5%。韩国是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国家，因此影响就更显著。
第三，对国际经济波动的适应能力不足。韩国是一个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体，受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很大。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因素给韩国企业提出了更多的挑战。韩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并不稳固。原有的以大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导致韩国的国际竞争力一直没有显著的提升。
第四，经济发展停滞与社会问题严重并存。公共部门效率低下，地区经济差别扩大，劳资关系紧张。韩国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公共部门不仅庞大，而且包括了垄断性的公共企业，例如通讯、教育、医疗、能源、公共交通、预防犯罪等，由于公共部门的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因而其管理决策明显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仅成本很高，效率低下，而且容易产生政经利益共同体，孳生腐败。韩国的发展一直以汉城及其周边为重心，其他地区发展不受重视，不仅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而且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在劳资关系方面，高工资、低福利的结构使得劳资之间缺乏信任。例如，2000年韩国制造业中的平均工资水平在美国、台湾、日本等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但人均国民收入却是最低的。这表明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准都相对较低。同时，大企业中的工会势力很大，资方只得将负担转嫁到作为承包者或分包者的中小企业头上，结果使后者陷入困境，影响到中小企业工人的福利。这使得韩国一直工潮不断，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第五，韩国舆论普遍认为，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过失。政府对经济形势把握不够准确，延误了采取最佳对策的时机；经济对策优柔寡断，缺乏力度；方案很多，但具体落实较少；劳动政策方面政府并没有采取更有效的管理方式，非法工会盛行；缺乏治本的措施等。
影响中长期经济目标实现的因素
韩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依赖于以下几方面因素：（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韩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一种外延型的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跟随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生产并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结果造成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不断缩小，使得依赖此类产品出口的韩国外贸部门出现逆差。1998年，韩国贸易账户赤字接近70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金融危机巨大的破坏性表明，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目前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二）韩国企业与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韩国企业与产业的发展模式曾经是其国际竞争力的来源。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逐渐偏向赶超战略，热衷于扶植大企业去发展资本密集程度超过其要素秉赋结构的产业，全力推进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并引导银行信贷高度集中于这些政府扶持的企业，对企业拔苗助长，从而形成韩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韩国财阀的作用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财阀是韩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火车头。韩国经济的起飞归功于财阀的崛起。第二，财阀是韩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在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财阀由组建出口导向企业，到组建综合贸易商社，再到发展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财阀是韩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助推器，促进了韩国经济技术的高级化和现代化。
政府扶持财团给韩国带来了繁荣，但也逐渐暴露出严重缺陷。以大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具有政经结合的特点，结果政企不分造成官商勾结和社会腐败。而且这些大企业往往家企不分，造成人治结构和封闭体系。由于容易获得政府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大企业也经常盲目扩张，造成效率低下和调整困难，同时高额负债增加了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时，30个大财团中竟有十几个财团应声而倒，其他财团也不同程度地陷入经济困难，导致成百上千个依附其生存的中小企业随即关门歇业。此外，韩国企业在技术发展方面仍主要靠学习和模仿的方式追赶发达国家，独立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较为欠缺。韩国大企业效率低下、反应迟缓的问题在创新领域表现得更加充分。从国际竞争力来看，韩国在1997年排名第21位，1998年排名第19位，2000年排名第28位，2001年排名第23位，2002年排名第21位，一直在20名左右徘徊。这与韩国2010年之前实现前四位工业大国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改变财团经济的特征，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卢武铉上台之初，曾下定决心改革大财团，但随后却认识到不仅不宜改革，而且还应更多地发挥其作用。财团经济的转变需要很多条件，如打破政企之间的深入联系，改革企业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专业化经营，集中发展优势产业，提高创新水平等，这些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有可能达到，仅仅五到十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三）东北亚中心地位的形成
韩国过去由于要集中资源实行赶超策略，采取了封闭市场、较少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放松了政府管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进一步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对于一个对外贸易依赖度高、人口和地域都有限的国家而言，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多个模型预测结果均显示，如果中日韩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韩国将是受益最大的国家。但是，要在中日韩的合作中成为中心并不容易。所谓中心是指具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能够在区域发展中起到带动和推动作用的国家。其中市场吸纳能力的强弱是关键因素。但根据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韩国市场一直处于波动与萎靡之中。每个家庭平均3000多万韩元的债务，近年逐渐下降的私人储蓄率等因素都表明韩国市场的吸纳能力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很大影响。如果这种情况很快改变，而中国与日本又都以韩国市场为导向，则韩国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就有望确立。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市场逐渐扩大的现实之下。更何况，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否能在五至十年的时间内建成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成为东北亚的金融中心同样需要首先确立韩国在地区金融领域的核心和领导地位。这对于自身金融体系制度并不完善的韩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大的挑战。韩国目前提出首先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东北亚物流中心，达到新加坡的水平，然后再向东北亚的经济中心过渡，实现战略调整。对三个大国而言，谁成为领导这种安排发展方向的中心是当前的敏感议题。韩国力争，日本不会示弱，而中国近年来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和对日韩经济的贡献又使人对中国的作用有了种种猜想。在夹杂了历史问题后，前景就愈加变得不清晰。同时，朝鲜半岛的局势目前仍不明朗，这就使韩国成为东北亚中心的预期不仅面临相当大的风险，而且也受制于太多的不利因素。（四）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因素
第一，国际经濟在未来五至十年的走势。这一走势决定了韩国的外部市场情况，包括出口、进口及贸易条件等。
韩国的主要进出口市场是美国、日本、中国、欧盟等。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保持目前的增长趋势，中国在未来五至十年中经济仍可能保持将近两位数的增长率。随着2005年许多产业的过渡期将至，中国的进口在目前基础上仍会大幅度增加。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从韩国的进口也会继续增长。
从几个发达国家来看，美国、日本进入了持续恢复的阶段。经过信息产业泡沫之后的调整，即淘汰过剩生产设备和裁员，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已明显回升。日本也得益于对中国出口的增加，从2002年第四季度开始，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但美国与日本经济仍然存在着脆弱因素。如在美国，近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仍然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日本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突出，消费指数依然在下跌，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财政状况恶化。欧盟国家近年来经济极度疲软，主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造成公司债务负担沉重和大量不良债权和相应的调整速度缓慢，继而造成投资不振。因此，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处于恢复阶段，市场大幅而迅速扩大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韩国的出口也将受到一定限制。
因此，从世界经济的走势及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韩国今后五至十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从进口的角度看，能源特别是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制约因素。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石油价格呈上升趋势，尽管可能在某些时段有下降，但总的价格依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韩国是较为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根据1996年的数据，韩国能源净进口量占商业性能源使用量的百分比达到了86%，高于美国的21%和日本的80%。因此，如果石油价格保持上升的趋势，势必对韩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进一步的制约。
第二，国际技术及产业发展状况。从国际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今后竞争的焦点在高新技术领域。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未来五至十年中仍处于巅峰状态。发达国家的这些产业将有衰退迹象，并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物技术则逐步兴起。纳米技术代表的新材料技术在未来20年还不会成为主导产业。韩国在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中将大力支持的数字电视和广播、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未来型汽车等十个产业都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如果韩国在继续发挥传统产业领域的生产优势的同时，能在今后五至十年在高新技术领域有较大发展，将为长期内国家竞争力的成长打下基础。
1999年韩国科技竞争力全球排名第28位。韩国在数量指标方面，如投入、人力资源、专利等都处在前列，但在创新体系和发展环境方面，却并不理想，原因是政府、学界和企业之间缺乏合作。韩国科学技术评价研究所的分析表明，韩国的科技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0%-80%。韩国的优势在于教育水平高，研究机构具有进行高水平研究的潜力。但缺点是科技管理体系落后，导致技术转移和技术协作活动少。从产业上看，韩国的优势主要还是在造船、汽车、数码产品等制造行业，在设计、核心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这些传统产品上进行升级换代，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在五至十年内，在十个新引擎产业领域的某些方面取得进展是可能的，但若想在所有领域都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可能困难较大。
第三，国际及地区经济制度性安排的影响。从多边领域看，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2004年8月公布的谈判框架文本中对农业问题做了较为模糊的处理，而最终协议可能会在2005年左右达成。目前韩国仍对大米、大蒜、芝麻、辣椒等108种农产品征收250%以上的高关税。尽管依据多哈协议原则，韩国将被迫尽快降低关税，但韩国相当担心关税降低后进口农产品的大量涌入会对本国农产品造成威胁。此外，多哈协议允许大米等部分敏感农产品以灵活的方式扩大开放，允许发展中国家更加灵活地决定农产品开放对象和幅度。但韩国是否能继续维持农业领域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还是未知数。因此，多哈回合谈判的最终结果将对韩国农业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同样也影响着韩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按照时间表，APEC中发达成员将在201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而发展中成员将在2020年实现同一目标。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共同体也将在2010年建成，日本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将在2012年建成。目前，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已提出，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下一步就是进一步研究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机制。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五至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至多可能提出时间表，而不可能建成。但是同时，双边及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将有较大规模的增加。那么，如果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上日程，而东亚共同体的计划也是以“10+3”为基础的，那么韩国的作用就较为突出了。
实施对策
为实现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的几年内，韩国将采取下列对策：（一）以产业政策为核心促进经济增长
卢武铉总统指出：“必须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十大新引擎产业”。政府为此制定了综合实施对策，主要包括：
第一，抓紧部署和进行组织实施。初步确立由信息通讯部和文化观光部负责数控软件及新一代移动通讯产业；其余八项产业由产业资源部单独或与其他政府部门共同负责。从2003年9月起，以产业界为主导，按十大产业领域分别成立“促进事业团”，负责具体企划事宜和相关技术研发。
第二，大力扩充人力资源。改革教育和培训体制，适应科技人才需求，对理工科人才培养提供政策优惠。为建立和运营产、研结合的核心大学，政府计划自2004年起五年内投入1500亿韩元，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推广产、学、研结合的成功范例，消除科研、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现象。在强化国内高级研发人才、生产技能人力培育的同时，加快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第三，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在2004年第一个季度，一个特别的增长动力产业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增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协作。每一个产业中建立了工作层面的委员会，为技术发展准备路线图。为了降低私人部门发展新技术的风险，2004年作为起步年，对于这10个产业的研发预算将从3060亿增加到5180亿韩元，加上民间企业的投资，总额有望达到1万亿至1.2万亿韩元。同时将支持多国的联合开发和标准化。特别是高附加值产业的技术创新。韩国将要吸引许多著名的外国研究机构，政府将支持外国研究专家的就业。2004年左右，研发机构，如Pasteur,Cavendish，和Intel IT将在韩国建立。对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奖学金将增加。
第四，全面调动民间企业的积极性。通过修订相关法律，大幅度放宽以至解除对企业设立工厂的种种限制，对从事新产业的企业给予贷款、税收上的优惠，并考虑对与数字电视、未来型汽车等新一代产业相关的大企业解除投资总额限制。
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长远大计，“十大新增长动力产业”计划在运作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这需要从观念更新、体制整备到部门协调和财源筹措各个环节付出巨大努力；如何突破朝野的藩篱，集中全体国民力量，也是一个艰巨的难题。但韩国政府表示在这一决定国家未来生计的问题上不会犹豫不前。（二）结构改革
全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为了增强公共部门的效率，韩国将推进机构改革。每三年进行一次是否废除公共基金的评议，全面的改进计划也将制定出来。加强基础性工作，如国有组织管理评价、人员合理化和管理信息披露等。将继续韩国电力公司下属公司的私有化，也将做出对韩国煤气公司的结构改革计划。
改革财团企业。对股权一投资的上限体系进行合理的修改，作为把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成简单和透明的控股公司结构，或者其他先进的组织结构的第一步。修改限制竞争的规制。通过增加金融机构的透明性，和增强对股权投资者的资格要求，建立产业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健康关系。（三）实施地区发展战略，扩大增长基础
建立“在汉城区之外建立工厂和重新配置商业区位的支持中心”，以支持当地政府吸引从汉城区转移来的工商业。从2004到2008年，总数1.5万亿韩元将投资在汉城之外的大学和学院。从2004年开始，发展地区经济的“特殊经济区”运转起来。建立一个任务组来制定制度性的实施细节，如颁布强制法令。（四）劳动关系与就业
政府将确保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加相一致，通过开发和推广生产率为基础的工资模型。通过充分保护脆弱的工人阶级，劳动市场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加强。考虑到非固定的工人（暂时、非全职，或外派的），政府将立法来消除不合理的歧视做法。政府目的是达到“社会有创造工作机会的共识”，这将作为劳资关系创新的基础。在劳资关系方面，通过系统的、法律的、和实践的改进，逐步消除劳资冲突的基础，社会成本实现最小化。政府将递交劳动关系改革计划，以工人、资方和政府三方委员会的讨论为基础，采取步骤扩大基础劳动权利，使之符合国际标准，同时使雇主适应这种变化。韩国将扩展劳动关系委员会，使其在劳动关系调解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将通过支持解雇制度和改进申诉过程，推进劳动标准的实施。（五）加大开放以树立东北亚经济中心地位
政府将发展符合地区特点的自由经济区（FEZs）。特别是，仁川将发展为商业、IT、旅游和物流中心，釜山和光阳湾将作为东北亚中心港口。选择一个部门中的一个或两个公司，鼓励其参与那些地区的发展。2004年2月在釜山/镇海和光阳海湾地区建立了一个自由经济区的管理机构（Free Economic Zone Authority）。2004年3月，在财政经济部下设一个特别机构专门负责处理东北亚金融中心项目，由此形成较为具体的韩国金融中心计划；2005年随着韩国投资公司（KIC）的建立，将形成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另外，政府还通过特别立法（于2004年的上半年提交给国民议会），为在自由经济区建立和运作外国教育机构提供保障。
从对外合作而言，在努力拓展韩美之间政府和私人经济协作渠道的同时，韩国将积极追求在中国的大的发展项目，如西部开发。政府同时集中努力开发项目，使韩国在多边经济协作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如APEC和ASEAN+3。政府将按照先前同意的时间表，完成或开始与其他国家的FTA计划，如与日本、新加坡、东盟等。韩国将准备一个修改过的提议，改善服务市场，将加速努力来进入大的新兴市场如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
从朝韩关系来看，中长期战略中，将扩大与朝鲜的专家和私人公司协作式的朝韩交流。主要的朝韩经济协作计划已经被同意，如重新连接铁路和公路，开城产业复合体也正在按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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