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伯纳姆,(美)梅里尔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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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质岁月试读：
前言
这是我和丈夫的故事，但并不完整，因为整个故事写出来太长，读起来也太累。迪安·梅里尔与我合作此书，我们一起写作、校订书稿，然后一再删减。令我遗憾的是，删掉的内容有些涉及我最敬爱的至亲。无论我在丛林里忍受折磨，还是走出丛林后，为了支持我，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要对他们说，删去那些内容并非因为你们无关紧要。希望你们能理解，你们在我心中都拥有特殊地位。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我的丈夫马丁，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迪。
绑匪名单
在各个时期，有数十名阿布沙耶夫组织成员负责看守过伯纳姆夫妇，下面这些人是主要成员。①“阿布”意为“某人之父”。②“芒”意为“某人之叔”。在菲律宾南部活动的其他抵抗组织包括：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伊）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解）。“摩洛”是对菲律宾穆斯林各民族的统称。名称的由来可追溯到几百年前的西班牙殖民时代，西班牙人称本国穆斯林为“摩尔人”。
人质名单
2001年5月27日在双棕榈度假村被绑架者。男性女性2001年6月2日在拉米坦医院被绑架者
为保护个人隐私，在此隐去生还的菲律宾人质的姓名。
名单及正文中所有时间均为当地时间。美国中部时间（如堪萨斯州、阿肯色州）在夏季比菲律宾时间晚13小时，在冬季晚14个小时。（菲律宾靠近赤道，故不设夏令时。）
第一章 拂晓时分遭绑架
（2001年5月27－28日）砰，砰，砰！
我和马丁从睡梦中惊醒。外面还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沙滩小屋的木门被敲得砰砰响。我俩是来这儿庆祝结婚18周年的。
砰，砰，砰，砰，砰！
讨厌！他们是想让我们搬到隔壁去吧？我心里盘算。昨晚吃饭的时候，度假村的一名员工含含糊糊地说过想让我们换房间的事，可后来就没再提这茬儿。我冲敲门的人大喊：“现在搬太早了！”
砰，砰，砰！
这回马丁叫起来：“干什么？”“是保安。”有人回答。“他肯定是喝醉了。”我想，也许这位保安在值夜班的时候喝多了，跑到这儿闹事来了。“砰砰”的敲门声又响起来。“马丁，我看这保安是喝醉了。”“不，我觉得不对劲。”他说着，就起床要去开门。“亲爱的，等等，你得先穿上裤子！”
马丁从床边拽过一条及膝长的卡其布短裤，是那种有大口袋的。这时，我起身也开始找衣服——一条短裤和一件灰色T恤，是我昨晚穿过的。
马丁刚刚走到门口，门砰地开了。三个手持M16自动步枪的人闯了进来。三人都是矮个，其中一个看样子也就十几岁。另一个大概二十三四岁，留着黑色长发。还有一个看起来要老一些。三人都穿着长袖黑色上衣，其中两人穿着迷彩裤。他们没穿制服，没戴面罩，也没戴墨镜。我们能看清他们的面孔。
他们立即把马丁赶出了门，而那个老家伙冲我咆哮起来：“走袁走，走！”“不，不，不！”我反抗道，紧紧抓着被单裹住自己，“我还没穿衣服呢！”我不知道他能懂多少英语，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不穿衣服就跟他走。我哆哆嗦嗦地开始穿裤子。“好吧，好吧。”他回答。我继续穿衣服。
一个家伙把马丁押了出去，还有一个开始乱翻我们的行李。他找到了我们的照相机和手机。“走，走，走！”又下命令了。我急忙往门口走，顺手抓起我俩的拖鞋（在菲律宾大家都穿的那种夹脚拖鞋）。我来不及拿上钱包和别的东西了。
押着我出门的那小子想让我走快些，甚至跑起来。我以前受过这方面的培训，知道在被绑架的最初几分钟里，你应该尽可能服从一切命令，直到大家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可我实在讨厌这小子，我就是不跑！“快点，快点！”他说着，还用枪筒戳我的后背。
我咬紧牙关用平静的声音回答：“我在走，够快了。”我压着步子。他又戳我，戳得真疼，但我执意不听他的。
我来到码头，一艘快艇正在那里等着。快艇约有十米长，装着三台笨重的舷外马达。这种船通常是用来贩毒的。甲板上已经坐着四五名受惊的人质。马丁依然光着膀子，他还没穿完衣服就被迫出门，把我留在屋子里，现在又见到我，他总算舒了一口气。“噢，见到你太高兴了。有人伤害你吗？”他问。“没有，我只是穿衣服耽搁了一会儿。”
马丁自然没时间戴隐形眼镜，结果眼前一片模糊。我还算走运，两年前听从他的劝告，在马尼拉给眼睛做了激光手术。所以我能看清远处，可马丁不能。
我上船坐在马丁身边，和他一起看着其他人从各个小屋向这边走来。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
有些人提着箱子走来了！一对衣着讲究的男女不但提着箱子，还拎着一大瓶水。我心想：“天哪，我真不该那么快跑出屋子。我本可以再磨蹭一会儿，收拾些东西。”
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去给马丁拿件上衣！”“坐下。”一名绑匪吼道，“我们会给他一件上衣。”
我立即从命。不过，我注意到他的英语相当好。“至少我们能跟这个人交流。”我暗自思忖。后来得知他名叫索莱曼。“我把咱们的拖鞋带来了。”我举起拖鞋，得意洋洋地对马丁说。“好啊。”他说。不过，我们没把拖鞋穿在脚上，只是拿在手里。马丁默默地环视船上，先看那些持枪的家伙，再看其他人质。我知道他在估计形势，想要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可这并不容易，因为船上人说的几乎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话。偶尔有人在谈话中插进一个英文词，我们得以拼凑出一些意思。然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靠看表情、听语调来揣摩别人在说什么。
我低下头，瞥见了耀眼的结婚戒指。“这些家伙决不能抢走我的戒指！”我暗自发誓。我摘下它，又摘下另一只手戴的绿松石戒指，然后趁人不注意悄悄放进裤兜里。“你不觉得应该把你的戒指给我吗？”我问马丁。“噢，不用，我们不会有事的。”他答道。他总是那么乐观。“你肯定？”“对，没事的。”※※※※※※※※※※※※
我坐在船里瑟瑟发抖，一想到来双棕榈度假村浪漫一下全是我的主意，我就心烦意乱。这个念头是在马丁受到新族宣教使团的提拔后产生的，我们在该组织从事宣教飞行服务已十五年有余。使团希望他担任整个组织的飞行总干事，也就是说他要回亚利桑那州，管理整个组织全球所有飞行事务。
受到提拔虽然备感荣幸，但马丁有自己的想法。“我只想做我一直在做的事——当个航线飞行员。”他告诉我。他喜欢驾驶宣教使团那架红白相间的小塞斯纳飞抵丛林跑道，给宣教同工送去食品和药品，或运送族人外出就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事了。
尽管如此，马丁出色的飞行技术和与人合作的能力，还是让他在使团的管理层中一步步升迁。其实，他已经多次拒绝过这一提拔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孩子还小，他不愿意经常出差。
我总是对他说：“你知道，我和你一样也不想搬回美国。但事实上，你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我喜欢菲律宾，但老实说，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并不在乎去哪儿或做什么。马丁听了这话，只会笑着冲我摇摇头。
5月10日前后，马丁动身前往美国出差两周，去会见新族宣教使团的高层领导。他出差的时候，巴拉望西岛的宣教飞行员被叫回家料理丧事，结果这个岛上的飞行事务就无人负责了。马丁和我通过电子邮件决定，他一出差回来，就去巴拉望替班；部落中的宣教士不能没有飞行服务。而且，一名翻译已经定好会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来帮忙料理一些部落事务。他也需要飞行员。
我在心里核对马丁的日程表，知道他回到菲律宾时一定会很疲惫，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立即启程去巴拉望替一周的班。我也知道他在岛上会很忙，还得自己做饭。这样可不行。他需要帮助。
我的日程也很紧，要接待访客——不过说来也怪，有几项安排又取消了。“我可以跟他同去，给他帮忙。”我心想。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临近了，如果我同去，起码能在28号那天陪他。也许我们还能在那里搞些庆祝活动。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欣赏巴拉望的风景。
我给岛上的一位同事打电话询问：“马丁和我去哪儿庆祝结婚纪念日好呢？他就要从美国回来了。”“唔，你们应该去双棕榈。”朋友建议道，“那是一个很棒的度假村，在一个单独的小岛上,你们只能乘船过去。那儿有美味的食物，还有花园别墅和水上吊脚楼两种客房。”“哪一种更好？”
我听见她丈夫在一旁喊道：“当然是水边的！那些房子可好了。”“好啊，要不你直接帮我们预定一间，26号（星期六）住，怎么样？”我说。然后，我请邻居鲍勃·佩特罗和瓦尔·佩特罗夫妇帮我们照看孩子。我提前做好饭，冷冻起来，供他们在我们外出时吃。
收到双棕榈的预定确认时，我看了看价格，两人共1万比索（200美元）。我顿时双腿发软。不错，这个价格包含了住宿、娱乐和餐饮，可还是……太大一笔开销了。这么铺张会不会让马丁感到不安呢？我们的捐助人要是知道了又会怎么想呢？“也许我应该给朋友回电话，问问城里有没有不错的地方，我们去那里算了。”我心想。
我要是那么做就好了……※※※※※※※※※※※※
我环视周围，数了数：快艇甲板上总共挤着17名人质。几名绑匪站在船头，还有几名站在船尾的马达旁边。人们用英语和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
所有人质都是从水上小屋被押来的，无一来自花园别墅。整个上船过程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即将开船时，有人说：“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厨子。”一名绑匪迅速跃出快艇，跑上山头绑架了度假村名叫索尼的厨师。两名保安也被抓来了——他们显然不是绑匪的对手。
算上索尼和保安，人质数量上升至20名。
马达发动了，我们驶离码头。15名绑匪一齐向空中挥起拳头来，还齐声高呼：“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一重迷雾被拨开了。这下我们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了：令人生畏的阿布沙耶夫。只有他们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不太了解阿布沙耶夫，只知道他们是恐怖分子。在菲律宾南部，人人畏惧他们。我们后来明白了这个称号的含义：阿布意为“某人之父”；沙耶夫意为“持剑者”。
正是这个组织绑架了美国黑人穆斯林杰弗里·席林。一年前他来菲律宾娶一位穆斯林姑娘时听说了阿布沙耶夫，随后，他觉得自己可以作为穆斯林兄弟去劝导他们，说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古兰经。他企图感化他们，却适得其反；他们说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将他扣作人质，要求100万美元作为赎金。杰弗里被扣押了七个半月。我们听说他最后挣脱手铐逃跑了——大概是瘦下来，腕子变细了的缘故。
我心情越来越沉重，转过头对马丁说：“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是啊，没错。”他轻声附和。
我望着双棕榈度假村的白色小屋渐渐远去，变小，很快就看不见任何陆地了。快艇轰鸣着驶入苏禄海，不知驶向什么地方。在开阔水面上航行的滋味越来越不好受了，我们一次次地颠到半空中，又摔回甲板上。35个人同乘一船，这是严重超载。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颠簸前行。
我没有哭，也没有发抖，还没到时候。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平静，集中精神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也在努力回想20世纪80年代末，新族宣教使团派应急计划制定者盖·希尔给宣教士上的一堂课，讲的是如何应对绑架事件。
他说：“在最初几分钟里，大家都被抓到一起，这是绑匪最容易开枪的时候，所以必须服从命令。但在这之后，你要马上开始跟绑匪进行眼光的交流。要让他们把你看成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件。更进一步，让他们了解你的需要。这有助于你在他们头脑中树立个性特征。”
他还说什么来着？那天我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听讲，马丁也没有。绑架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与我们无关。
我决定实践我记住的那些话。驾驶员把油门关小了一些，这时我捕捉到了索莱曼的眼光，于是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去CR（菲律宾人对卫生间的简称）。”毕竟，我们都是被从床上拽起来，直接赶上船的，“我们去哪儿上卫生间？”“是啊，是啊。”其他人质也点头附和。“这儿没有CR。”索莱曼宣布。
我可不买账。“我们要去卫生间，不去不行了。”我反驳道。我起身向船尾走去。
一名人质主动抻开一条“马龙”（蜡染布制成的宽大的菲律宾式裹身裙），好让女士们在蹲着的时候有一些私密空间。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直接在甲板上解决了。然后，马达再次发动起来，我们又前行了。
快艇在海上疾驰，我们时常被飞溅的浪花打湿，浑身发冷。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子冻得打起哆嗦来，有人递去一件上衣让他穿上。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女子几乎歇斯底里了。于是我跟她攀谈起来，得知她名叫蒂怀妮。她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们家可没钱付赎金！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搭在她肩上说：“你有没有钱并不重要，现在即使有钱也帮不上忙。我们能信靠的只有上帝。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咱们只想怎么熬过今天。”
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好像平静了一些。
行驶了大约一个钟头，一个留着胡子、较年长（其实不过三十来岁）的阿布沙耶夫头目（名叫芒本）朝马丁俯过身来，他低头盯着马丁的手，煞有介事地宣布：“我要那枚戒指！”
马丁别无选择，只好交给他。
我看着丈夫，耳语道：“我说什么来着？”我不禁想起买戒指时的情形。那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郊外雷镇的万家商场，我花50美元买了这枚素金戒指。如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了。我努力安慰自己，我们可以再买一枚的。我心里说：“那只不过是枚金戒指，换个新的就行了。”我把马丁的手抓得更紧了。
偶尔会有其他船只出现在远方。每当这时，绑匪就把我们赶到一起，用一块帆布把我们盖住，免得被人发现。其中一次，我们听见马达声减弱了，一条船驶过来。有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在交谈——显然跟找吃的有关系，因为对方船员给阿布沙耶夫扔过来一包东西。
那条船刚一离开，食物就被递到帆布下面供我们吃——是木薯。虽然我知道有些菲律宾农民种这种东西，但以前从未吃过。后来我得知生吃木薯会中毒，不过可以剥皮、煮熟、晾干后再吃;也可以和上水捣烂，放在香蕉叶里蒸熟,做熟后就像个硬面团。
我尝了一口，很酸。“这能吃吗？”我问。“噢，能吃。”一名人质回答，“其实，一旦做成这样，就能存放很多天。”
直到开始分木薯吃，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饥渴。带来一大瓶水的夫妇把水传给大家喝。我觉得舒服了一些，但是忍不住怀念起留在房间里的花生巧克力豆，后悔没带来。
日头渐渐升高，天也越来越热了，帆布被支起来遮阳。绑匪没说我们正往哪儿去。我们注意观察，想要搞清他们的名字，找出哪些是头头。其中一个很快以风趣的性格和善辩的言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叫萨巴亚，矮小敦实。其他人都穿着军裤或休闲裤，萨巴亚却穿着红色紧身裤，显得与大伙儿格格不入。
后来我们发现，他和大多数绑匪的名字都不是本名，而是为了在战斗中鼓舞士气而起的“圣战之名”。例如，萨巴亚就是“战利品”的意思。其他名字同样具有生动的含义，他们很是引以为豪。
下午两三点钟，索莱曼拿着一本黄色的写字簿来到人质中间开始询问、记录。他一上来就说：“我们是阿布沙耶夫。有些人叫我们恐怖分子。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是普通人。菲律宾政府夺走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想再夺回来。政府里没人愿意听我们的，我们只好这样做来引起关注。”
他询问我们的姓名和职业，然后逐一记录在案：
誗弗朗西斯，年长的绅士，银行家，他的妻子苔丝。
誗奇托，手机公司销售代表，他的同事珍妮丝。
誗瑞吉与马尼拉的特权阶层关系甚密，他的女友莉莎。（他们就是拎着箱子和水瓶的那一对。冤誗巴迪，旅游杂志出版商（当时他正在双棕榈采访），他的妻子蒂怀妮，以及八岁的儿子R.J.。
誗安吉，蒂怀妮的妹妹，看样子三十岁出头。
誗吉列尔莫·索伯罗，美国承包商，他年轻的未婚妻菲。
誗勒蒂，华裔女商人，她的女儿金大概十三四岁，侄女拉莱茵也是十几岁。拉莱茵本来同父母住在花园别墅，却跑到水边与姑姑和表妹共度周末。
誗索尼，双棕榈的厨师。
誗厄耳靳和阿曼多，双棕榈的两位保安。
誗马丁和我。
除了吉列尔莫、马丁和我，其他都是花费得起到双棕榈这样的地方来度假的菲律宾有钱人。
索莱曼问到我们时，马丁回答：“我们是美国新族宣教使团的宣教士，是来帮助部族人的。我们住在北部的吕宋岛。”
索莱曼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阴云。他原本以为我们会是欧洲（美国也凑合）商人，公司会马上把我们赎回去。而宣教团体不仅穷，而且向来主张拒付赎金。“宣教士？你们认识查尔斯·沃顿吗？”他问道。我们认识。查尔斯是暑期语言学院（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的翻译，大约十年前在棉兰老岛上被绑架。他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吊了几周之后，终于活着出来了。“是啊，我们认识他。”马丁回答，“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服务的组织和我们的差不多。”“嗯，我们有人在那儿。”索莱曼神秘兮兮地答道。
然后他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意见：“基于政治原因，你们将会被要求支付赎金。我们会提出要求，而且会最后处理你们俩。”看来凶多吉少。“哎呀，”我暗自叹息，“我们要在这儿待很久了。”我马上想起自己向孩子们保证过：“爸爸和我去巴拉望就待一周，然后就回来。”我很难过，努力想象着他们得知我们的遭遇后会有什么感受。我凑近马丁，咕哝道：“他们把那群西巴丹游客扣押了多长时间？”我指的是一年前在马来西亚旅游胜地被绑架的21名游客。“我不记得了。三四个月？”
我盘算着“很久”到底会有多久。六个星期？充其量两个月。我暂且抱着这样的希望。“最坏的情况不过是跟这些家伙度过暑假，当孩子们开学的时候我们也就回去了。”我告诉自己。
与此同时，其他人质正忙着计算自己能筹到多少钱。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游戏规则。钞票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大家都在起劲地讨价还价。5月27日凌晨两点，堪萨斯州玫瑰山：马丁父母卧室里的电话铃响起，他们得知儿子和儿媳被绑架了。“也许我家能拿出100万比索（相当于2万美元）。”一个人说。
一个更像中产阶级的家伙说：“我们大概能筹到25万（相当于5000美元）。”
索莱曼一一记下数额。我们后来得知，这是他第一次获准进行谈判，而且令萨巴亚很不满意。他告诉索莱曼：“你不要让他们定金额。你只要打量他们，估计身价，然后告诉他们付多少钱。如果有中文姓氏，就说明是有钱人，一口价，1000万比索（相当于20万美元），没得讲。”
索莱曼把单子写好后，交谈就结束了。马达再次轰鸣，我们又上路了。
那天下午，索莱曼对马丁说：“你知道，人们觉得我们是三等公民，是野地里的原始人。其实，我们有非常现代的高科技装备。看见卫星电话了吗？看见GPS了吗？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我忍不住暗自嘲笑，在他们寻找双棕榈度假村时，全球定位系统其实没帮上什么忙。从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在来双棕榈的途中迷路了，只好向渔民问路。显然他们根本不会用GPS！）
我一直遥望远方寻找陆地，但没有找到。放眼望去，只见无边无际的大海。现在我知道了，最近的岛屿在东南方400公里外。当时不清楚这个情况也许倒是好事。
在水上颠簸了一整天，我们都很难受。黄昏时分，快艇靠近一条较大的渔船。另有一二十名阿布沙耶夫成员连同渔民一起在船上等着。我们靠上渔船，感到轻松了些，因为就要下快艇了。至少我们能站起来，不必挤在甲板上了。但愿换船之后能让我们舒服些。
一条宽不过15厘米的竹“跳板”从快艇搭到了渔船上，我知道自己必须跨过两米宽的水面才能上船。我怕得要死，心想：“我过不去！”
我盯着竹板，海水在下面微微涌动着。轮到我了，看到别无选择，于是我开始手脚并用地爬过竹板，祷告上帝不要让我掉下去。
马丁跟在我后面。等我们都上了船，船上将近有六十人，这条20米长的渔船严重超载。
船上有舱内马达和舷外支架（绑在一起用来延伸两侧空间的竹竿）。舵轮在甲板中间的小驾驶舱里。底层货舱里存放着一条条用冰埋着的大金枪鱼，是船员在被阿布沙耶夫劫持之前捕到的。
我们在甲板上坐下，绑匪很快做起宵礼。我觉得自己精神恍惚，对他们的哼唱声充耳不闻。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礼拜完毕，大家吃了一些米饭和鱼，我感觉好些了。然而这里还是没有供女士方便的地方。我们还是被迫在角落里解决。安吉、菲和其他一些女人心神狂乱，大哭不止。“你认为有人知道我们被绑架了吗？”我问马丁。这时天渐渐黑下来。“难说。不过别着急，格蕾莎。我们会没事的。”他的乐观态度也感染了我。5月27日在马丁和格蕾莎的坚持要求下，马丁的父母让马尼拉的新族宣教使团工作人员将孩子撤离到玫瑰山的家中。
我上周听到的一首歌此时在脑中回响起来。“马丁，你出差的时候我听了一首歌。你闭上眼，我给你唱。”我开始轻声唱起来：靠主刚强，靠主得刚强，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靠主刚强，靠主得刚强，你当欢欣靠主得刚强。“嗯，真好听。”我唱完后，马丁喃喃地说，“谢谢你，亲爱的。”
被绑架后的第一个晚上没有人舒展身子睡觉；我们全都坐着打盹，互相倚靠着。冷飕飕的海风取代了白天的骄阳。索莱曼之前答应过给马丁一件上衣，他没有兑现，于是弗朗西斯给了马丁一件背心。我们依偎在一起取暖。
我睡得很不安稳。记得有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倒头躺在甲板上，头发被人踩住了。我猛地把头发扯了出来。※※※※※※※※※※※※
第二天（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但对我们来说可不算什么节日。太阳升起后，我们环视船上，看到了黎明前没发现的东西。有人用竹支架做平台、帆布做围墙给我们造了一间“CR”。上那儿去方便还是不太方便，不过有一条绳子可以抓着，至少我们能排到海里，不用污染甲板了。
人们忙着拨打卫星电话，呼求马尼拉和别处的亲属筹集赎金。接下来是热烈的讨论。瑞吉立刻显出自己的关系很硬，他让一个政府官员给萨巴亚回话说：“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好人。放了他，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忘了吗？”他们答应支付一笔钱，绑匪也答应释放瑞吉。
这时，吉列尔莫显得非常紧张。他说自己最近神经衰弱，吃了好多药，离婚也不顺利，手续还没办完，令他焦头烂额。我们看到他出现了停药反应。他常打哆嗦，声音也在颤抖。
这条船当然比快艇速度慢。“我们去哪儿？”一名人质问。
阿布沙耶夫的回答很含糊：“我们只是看……”
我痛苦地发觉自己的着装不符合穆斯林标准。当然，在屋里时他们没给我打点的时间。别的女人仍穿着睡衣。我穿着短裤和T恤，坐在那儿觉得很尴尬，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放荡”的美国女人。我开始求主保佑我。
那天上午，菲给了我一条长带子用来缠头，还有人扔给我一条“马龙”。虽然我的胳膊还暴露在外，但至少在穆斯林看来比较像样了。5月27日我们的好友林·伯格拉夫奉命向杰夫、明迪和扎克三个孩子通报这个坏消息。“在伊斯兰国家，所有女人都穿着得当，只露出眼睛。如果哪个女人的眼睛引起公愤，那么连眼睛也要被蒙上。那里没有招致罪恶的诱惑，没有西方电影，没有烟酒，也没有毒品。”
绑匪们的最大愿望似乎就是去阿富汗。他们说，那是多么完美的国度啊。但是，这个愿望假如实现不了，他们也会满足于其他选择，去其他地方。
那天，萨巴亚让马丁通过卫星电话在棉兰老岛的阿贡广播电台发表声明。我们后来得知，这家广播电台同情阿布沙耶夫，愿意替他们传话。
于是，马丁准备发言（声音是他的，稿子当然是萨巴亚起草的）：我是马丁·伯纳姆。我与妻子格蕾莎在菲律宾居住了15年，是新族宣教使团成员。我们被詹贾拉尼集团阿布沙耶夫扣作人质……
其实萨巴亚想让他说“奥－哈拉卡图·伊斯兰米亚”，意思是“伊斯兰运动”，但马丁怕自己会发错音。“好吧，那就叫我们‘奥萨玛·本·拉登集团’。”萨巴亚说。
当时是2001年5月底，距9月11日还有整整三个月，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马丁后来告诉我他听说过一两次。“我能不能就说‘詹贾拉尼集团’？因为我知道那个词，不会念错。”马丁问。詹贾拉尼是该组织的创建者，几年前在交战中被打死。萨巴亚同意了，马丁继续发言：我们请求美国和菲律宾政府争取尽快使这一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马丁一如既往，冷静、镇定，脱稿发言。“你干得很棒，亲爱的。”我说，“你总是很棒。”
当天晚上，生龙活虎的奇托决定组织同船人质玩一场“认识你”的游戏。我们都挤进驾驶舱，围坐在地板上或能找到的任何地方。大家轮流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左邻的名字，不一会儿就相互认识了。大家说笑着，谈论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其他情况，苦中作乐。
吉列尔莫告诉我们他出生在秘鲁，十几岁时就移居到洛杉矶，现在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建筑公司。他一年前来双棕榈度假，遇到了在礼品店工作的菲，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现在两人已经订婚。5月28日菲律宾总统格罗丽亚·阿罗约在国家电视台露面，宣布向阿布沙耶夫“全面开战”，声称要“将你们挑起的事情进行到底”。5月28日马丁的妹妹谢丽尔·斯派塞与丈夫沃尔特，从北部的马尼拉驱车七个小时赶到阿里陶，与马丁的孩子同住。
随着彼此间加深了解，我们更加团结，更愿意互相鼓励，努力打起精神。
到了傍晚，船上一派“宗教大同”的景象。不用说，穆斯林正朝着西方的麦加叩头、诵经。天主教徒拿出念珠念起玫瑰经。终于，一名人质请马丁代表大家出声地祈祷。“主啊，这一切都不会令你吃惊。”他平静地开始了，我们都低着头。“虽然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在哪儿，但是你知道。我们知道大家都在替我们担心，但是你掌握着我们的命运。请你保佑我们经受得住这场磨难。我们信靠你。阿门。”
听着丈夫祈祷，我内心充满平安。其他人似乎也有同感。“哇，你真会祈祷！”他们夸奖道。马丁笑了。对他来说，祈祷就是与上帝对话，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晚上，大家基本上都选好了就寝的地方。一些年轻的阿布沙耶夫早已占据了驾驶舱顶部。船头是挂吊床的地方，被他们的同伴占领了。还有几个在靠近船尾处支起了吊床。渔民也各就其位。
再看人质。我们大都在甲板两侧的狭窄过道里挤着，头朝里，脚朝外悬在海上。有的在驾驶舱前面中部凹陷的地方安顿下来。总之，我们占据了每一寸可利用之地。
我注意到船上有一个优越之处：没有蚊子！它们在咸水中根本找不到繁殖之地。我们能够露天躺着仰望星星而不被叮咬。海风柔和，海浪轻轻地拍击着船舷，令人感到宁静安详。
弗朗西斯和苔丝原来是老甲壳虫乐队的歌迷，二人的合唱相当好。我们伸展四肢躺在广阔的夜空下，听他俩唱起一支支美妙的歌：《昨天》（Yesterday）、《车票》（Ticker to Ride）、《随它去》（Let It Be）、《漫长而曲折的路》（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其他人会唱的时候也跟着唱。有些阿布沙耶夫成员也哼哼了几句，虽然教规禁止他们唱这种歌。
接着我们唱起了《想象》（Imagine），约翰·列侬创作的这首歌谣描画出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当唱到“想象全人类都生活在和平之中”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自从被绑架后，我第一次泪如雨下。多么令人痛心，所有人质齐声歌唱一个如此切近而又无法企及的世界。那一刻我们躺在船上，一种纽带开始将我们——甚至包括绑匪——连在了一起。仰望着天空，我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第二章 学生时代
（1959年－1981年）我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在拥挤的环境中生活。我的父亲和母亲（诺文和贝蒂·乔·琼斯）有六个孩子，我是老五。我出生时，父母刚刚从失去爱女的悲痛中缓过来。1958年6月10日，我年仅九岁的大姐特丽·琳被一辆摩托车撞死了。那个鲁莽的摩托车手无视公共汽车的转向灯和司机的手势强行转弯，结果酿成了惨剧。
当时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母亲后来告诉我，怀孕使她强迫自己活下去，正常吃饭，不要过分悲伤。1959年1月17日，我在伊利诺伊州开罗的圣玛丽医院出生。
父母给我取名格蕾莎。一年后我们搬到田纳西州的里普利，父亲在那儿的一间教会里当牧师。到了1962年，他又奉命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伍德斯托克帮忙筹建圣经学院，我的记忆便是从那里开始的。我妹妹玛丽出生在那儿。我在伍德斯托克上学，当然还学会了滑冰。我绑着粉灰相间的绑腿，一次次地跌倒在冰面上，又一次次地爬起来。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除了妹妹玛丽，我还有两个姐姐（贝基、南希）和一个哥哥（保罗）。我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这得益于父母教导有方。他们以上帝和他的话为生活中心。甚至在还不识字的时候，未必完全懂得歌词含意，我就会唱赞美诗了。有一首歌（Bringing in the Sheaves）让我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受人点拨才终于明白，我把“禾捆”错听成“奶酪”了。
只要教会有活动，我们准会去参加：主日学、晨祷、晚祷、周三祷告会，还有各种聚餐和特别活动。
我七八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日学老师，他对我解释了将生命托付给基督的重要性。过了不久，我就请求受洗。
又过了一些日子，圣经学院搬到西北部的苏圣玛丽，那里非常寒冷。我们四个女孩不得不共用一间卧室，睡在两张双层床上。我们总算熬过了那年冬天的漫漫长夜。一年后，我父亲同意去伊利诺伊州西南部奥尔尼的公理会基督教堂担任牧师。我在奥尔尼上五年级，那时交的朋友许多至今还跟我很要好。
我在家中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一本有关艾米·卡迈克尔（Amy Carmichael）的书，这位爱尔兰姑娘在20世纪初去印度服务，拯救了很多孩子。她发现小女孩们被迫在印度寺庙中卖淫，便建立了避难所收留她们。她对自己50年宣教生涯的记述发人深省、鼓舞人心。
给我留下更生动印象的是苏格兰宣教士玛丽·斯莱瑟（Mary Slessor），她的传记我已经读过五六遍了。玛丽在非洲（更确切地说，是尼日利亚）工作，比艾米·卡迈克尔要早一些。她在那里同巫术、食人、酗酒，特别是残杀双胞胎新生儿的陋习作斗争（双胞胎在那里被视为不祥之兆）。我特别欣赏玛丽·斯莱瑟的胆量，她敢于当着酋长的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当时我还没有想过自己也要成为宣教士。我只是觉得这些传记很振奋人心。
我15岁时，一家人再次搬迁，因为爸爸要去堪萨斯城的加略山圣经学院担任圣经与神学系教授。我和妹妹玛丽进入了一家名为三城基督学堂的私立学校，我于1977年毕业。在那里，我不但有机会加深对音乐的造诣，还发展了最出色的才能——社交。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学校，我特别喜欢策划并组织聚会活动。我爱热闹，总想确保每个人都开心。我和朋友黛安·耶格常常进了教室就听别人说：“一听就知道是你们来了！”
不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唱歌、打篮球、踢足球，帮人筹集基金，赶制年度纪念册，当啦啦队长。真够丰富多彩的！
我申请了多所大学，也被几所录取了。我之所以选择加略山圣经学院，是看中了该校的音乐课。彼得·弗里森是我所遇见的最伟大的合唱指挥，我还没入学就上过他的声乐课，我很喜欢上他的课。但入学不久我就被忙碌的大学生活所包围。
我的第一任室友是玛莎·米勒。我俩都不富裕。食堂周末不开伙，于是我俩就凑点钱步行到温迪快餐店要一杯奶昔。我们不但去作料架上拿勺子，还会拿几块本该蘸辣酱吃的饼干……只有我俩会坐在店里拿饼干蘸着奶昔吃，权当一顿饭（这种吃法大概是温迪公司始料未及的）。
观察玛莎与上帝同行的生活，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她鼓励我实践朴素、真实的信仰。她教导我在哪怕最不起眼的小事中寻觅上帝的指引。
信不信由你，我挺爱学习的，但我更爱交际，什么事都喜欢参与：在唱诗班和周末巡回演出的小合唱团中唱女低音，在三城浸信会的主日学教四年级，每周去一次少管所劝导失足少年。最后，我还成了年度纪念册编辑、学生会秘书、大一女生宿舍助理，我还要挤出时间去一家小吃店打工挣学费。真够疯狂的，但我享受着每一分钟。
父母搬到阿肯色州东北部去当牧师，同时照顾我祖母，而我愿意留在加略山。那时，加略山圣经学院的前身是个女修道院，有一座美丽的礼拜堂。我和朋友玛莎时不时跑到那儿去，坐在音响效果最佳的位置，唱起我们会唱的每一首歌。
我的另一个朋友凯西·斯特赫有车，我们常常搭她的车外出。上大四的时候，我又交了一个名叫伊丽莎白·雷登的好朋友，她一直在跟一个叫道格·伯纳姆的乖小伙约会。我对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有点腼腆，是宣教士的孩子，父母在菲律宾宣教。道格虽然腼腆，在校园里却好像无人不晓。大四圣诞节假期后返校不久，伊丽莎白对我说：“嘿，道格的哥哥要转学来这儿上第二学期，你知道吗？他叫马丁，我猜他多少受过一些飞行训练，因为他们打算让他边自学边教授飞行课。他上大三。你想见见他吗？”
我心想：“当然，为什么不呢？要是他跟道格一样可爱，同他说说话也不错。”伊丽莎白把我领到一张餐桌前，兄弟俩正在那儿吃饭。马丁是个帅小伙，头发颜色偏红，比道格的金发颜色要深。“嗨，伙计们！”伊丽莎白招呼道，“今天的面条好吃吗？”
她把我介绍给他俩，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没聊多长时间，我们就离开去参加下午的活动了。我记得，当时感觉马丁跟他的弟弟一样温文尔雅。
时间过得飞快，我很忙——当然是忙着准备毕业。虽然马丁和我彼此并不很熟悉，但我们好像总能碰到一起。他似乎的确不错，而且与他打交道的那些男孩都是我喜欢的类型：爱玩、随意，穿着牛仔裤和法兰绒上衣，不刻意惹人注目。马丁甚至穿着牛仔靴。当时很多男生特别讲究，穿着订做的西服，打着领带，一副公务在身的样子。而马丁和他的朋友更愿意穿休闲装。他们中有些是正在受训的飞行员，有些是农家孩子，但都实实在在。我就喜欢这样的。
毕业那天，我获得了基督教教育专业学士学位，那天自然成为一个特别的日子。姐姐南希跟我父母都来了，让我感到惊喜。典礼之后，嫂子贝丝招待全家人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学校已经给了我一份秘书工作，让我在学生处给学生训导主任、男生训导主任、女生训导主任和学院教士打杂。我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个机会，不仅因为有钱挣，还因为我可以留在我热爱的加略山。我和凯西·斯特赫在附近合租了一间蟑螂肆虐的单元房，我们很愿意自食其力；连臭虫也吓不倒我们。到了8月，我在行政楼一端的办公桌前安顿下来，为四个大忙人打杂，帮他们筹备秋季学期的事务。
开学了，显然有一间男生宿舍住了一群特别爱捣乱的家伙。负责平息事端的宿舍助理正是马丁。他经常会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带着某个由他管理的捣蛋鬼，等候面见训导主任，交代又闯了什么祸。这使得马丁有机会坐下来和我聊天，同时等待主任打开那扇不祥之门。
他谈到远在菲律宾的同学和朋友，他们一家在菲律宾为伊巴洛伊族服务。他告诉我，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除了道格，还有在马尼拉上高中的谢丽尔和布赖恩，以及还没上学的小妹妹费丽西娅。有一天他说：“你还不知道，有一天我用砍刀砍伤了腿，是我帮妈妈把我的腿缝上的。”（在菲律宾雨林生活的男孩都会随身携带砍刀。）这时我了解到他母亲是一名护士。
马丁是宣教祈祷团契（MPF，一个着眼于海外的学生团体）的积极分子。他和朋友克莱·鲍林每周组织聚会，关注海外各民族的心灵需求。他们为在世界各地服务的宣教士祈祷，其中很多都是加略山校友。
到了一年一度的MPF礼拜会，马丁和克莱编排了一个戏，把几百年来数位宣教先驱的事迹简明扼要地串了起来。
马丁扮演现代宣教之父——英格兰的威廉·凯里。他一身乔治时代的打扮，穿着灯笼裤，用浑厚的男中音说道：我从小就懂得要全力以赴去做每件事，不能半途而废。后来到外国宣教多年，这个习惯让我受益匪浅……自从上帝赐给我确切了解圣经的愿望，我就不断地研究思索他的话语。有件事情令我不能平静：作为信徒，我们根本没有完全按照上帝的指示行事。当他说：“你们去。”他就是在叫你们去！当他说：“往普天下去。”他指的就是普天之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也正是那个意思。上帝说话都是当真的。他指示我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接下来的承诺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谁有权利断章取义，不顾指示，只注重承诺呢？
当时我还不了解，马丁可以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学习圣经的心得和个人的热情与威廉·凯里相提并论。更大的志向已经在他灵魂深处扎下了根。
还有一次，MPF上演《穿越荣耀之门》（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讲的是1956年五位传教士在厄瓜多尔被土著部落的人屠杀的悲剧。这个故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们当然都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全神贯注地观看，看那五个人在传教小飞机旁的河滩上等待，希望奥卡人像前一天那样再来跟他们进行友好交谈。
一个演员跳起来指着想象中的丛林，大叫：“噢，太好了！他们又来了！”
接着他的表情凝固了：“看哪，他们怎么带着吹箭筒……”
演出到此为止。演员不用再表现接下来的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起身走出礼拜堂，说不出一句话。上帝会不会要求我去做那些人做的事、去经历他们经历的？我感到一阵眩晕。我慢慢走出大门泪如雨下。
第三章 好小伙儿
（1981年－1983年）那年秋天，我的感情生活不顺。我一直在跟自己非常在乎的一个人谈恋爱，但我渐渐发觉：我俩不可能有结果。经过痛苦的挣扎，并征求朋友的意见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与他分手了。
我受了巨大打击。23岁生日临近了，我的前途一片黯淡。一天下午，马丁来到办公室。我们闲聊了一阵后，他笑眯眯地说：“秋季音乐会快到了，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听。”
我正站在打字机旁，听完这话脸色发白——至少事后他是这么说的。我慢慢坐下，说道：“噢……你是要和我约会吗？”“是。”
我的脑子里千头万绪。“我愿意再卷进这种事吗？要是结果像上次一样呢？我不想再受伤了。”
最后我吐出几个字：“我能告诉你一些事吗？”
可是我不知道，马丁从别的姑娘那里已经听到太多这种话了，事实上，他已经厌烦了这种态度。他认定这种话不过是敷衍他的托词，过后她们就会写个条子或通过朋友转达来拒绝他。
所以他下定决心，假如再听到“我能告诉你一些事吗？”，他就会不客气地收回邀请。
当我说出这句令他讨厌的话后，马丁本想说：“不，别说了。算了吧。”
但不知何故，他脱口而出的却是：“行。你告诉我吧！”说完，他转身离开，上课去了。
他刚走出办公楼，我就冲进朋友凯和乔伊丝的办公室。“嘿，猜猜谁要跟我约会？”我激动地告诉乔伊丝，“马丁·伯纳姆！”“啊，真的！”她们咧着大嘴惊呼。大家都喜欢马丁。他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我应该去吗？”“当然啦！当然啦！”她们鼓励我去。
我回到办公桌前赶紧拿出一张卡片，正好手头有张印着玫瑰花的。我写道：感谢你约我周六晚上出去。我真的大受鼓舞。我很愿意跟你同去。有空来找我，我们定个时间。
我让顺路的人替我把卡片捎到飞行系。
虽然我很少花钱给自己买衣服，但那个周末，我还是出去买了一条新裙子，好在约会时穿。我挑了一条漂亮的黄色吊带裙和一件带花边的夹克衫。
周六晚上，我们与另一对一起约会。听音乐会的时候，我低头看见马丁脚蹬牛仔靴，可他上身却穿着西装。我咧开嘴笑了。
马丁注意到我的表情，问：“怎么了？”“噢，没什么。”我回答。我不想让他认为我在挑剔他的着装。其实我并不觉得他穿着滑稽。我只是确信他还是他自己——不受繁琐的社交礼仪支配。我喜欢这样的。
音乐会后，马丁驾飞机带我们看堪萨斯城的夜景。作为宿舍助理，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回到宿舍，但在他送我回家之前，我们充分享受每一分钟。
之后我们开始频繁约会，我很快喜欢上了马丁的谦逊作风。如果他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完全可以做到。但如果有别人在充当这个角色，他也可以毫不介意地充当配角。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信，用不着向人炫耀。他只是默默去做，无论对谁都一样和善。
马丁有一辆好车——一辆绿色的雪佛兰。他让我开，这可比我的小达特桑棒多了，那辆破车应该大修了。他的心真好，我跟他提起我的车后，他就把它开到学校的修理铺，亲自检修一番，还请一个朋友帮了些忙。※※※※※※※※※※※※
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我对他过去的有趣经历知道得也越来越多。他小的时候，全家参加了威奇托圣经教会。这个很注重宣教事工的组织每年10月都会举行为期一周的宣教会议。马丁七岁那年，来自新族宣教使团的一位演讲嘉宾给他的父母保罗·伯纳姆和奥芮塔·伯纳姆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保罗在一家化工厂上班，奥芮塔是一名护士，他们已经有四个小孩了。听完那次演讲他们开始思索，也许不该在堪萨斯州中部终了此生，也许上帝另有安排。
第二年春天，他们去威斯康星州参加了新族宣教使团为有志宣教的人举行的五天会议。保罗的父亲赞助了两张机票，奥芮塔的父母负责看孩子。回到家，他们面临着比投身海外宣教事业更大的挑战：卖掉自己的房子。房子很快售出，售房款成了他们一年的培训经费。
有人说他们已经年过三十，还要拉扯一大群孩子，这么折腾简直是疯了。可他们义无反顾，驾着开了六年的雪佛兰直奔威斯康星，车里挤满了小孩、衣服和一大堆自制的豌豆罐头。对小马丁和他的弟弟妹妹来说，这真是一次伟大的冒险。这让他懂得了为上帝的事业奉献一生意味着什么。在上主日学一年级时，他就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基督了。
在威斯康星受训一年后，全家前往密苏里州卡姆登顿再上一年语言学校。培训结束时，卖房子的钱也快花完了。伯纳姆一家重归故里，回到堪萨斯州的小镇玫瑰山，就在威奇托东边。保罗在那里打零工养家糊口，同时与教会商谈支持他们的宣教之梦。结果，1970年夏，他们在旧金山港登上一艘货船——“菲律宾行政首长号”。经历一个月的海上航行之后，他们横渡了广阔的太平洋。那年马丁十岁。
马丁和弟弟们在船上玩得很开心，他们在甲板上堆放的锌锭中间玩捉迷藏，在船尾放风筝，在栏杆边看鱼儿飞跃。
船终于泊进马尼拉湾，湿热的天气立刻给了全家一个下马威。听到周围那么多人讲英语也令他们感到吃惊。被美国占领50年对这个国家影响很大。菲律宾人也说他加禄语、宿务语和伊洛干诺语，但英语似乎是通用语。
父母工作的部落领地上没有适合马丁上的学校（家庭教育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所以他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他不愿意远离家人，还好可以偶尔搭乘宣教飞机回家，这使得寄宿生活好过一些。正是在回家的航程中，马丁迷恋上了飞机和飞行。
在路少而崎岖且常被水道阻断的菲律宾乡村，宣教飞行并非享受，而是一种需要。专门服务于土著族群的新族宣教使团离不开飞行员，全靠他们将食品、药品、邮件、设备、人员从城镇运到丛林里的短跑道上。如没有飞行员，你就得爬两个半小时的山路才能从最近的公路到达保罗·伯纳姆和奥芮塔·伯纳姆夫妇的驻地。
马丁用劈开的竹子制作模型飞机，从父母的房顶上放飞，看它们能飞多远。最后，他甚至组装了一台小发动机。时光荏苒，他在马尼拉的信仰学校上高中时进入了飞行基础学校。1977年毕业时，他的目标很明确：回美国，买车，当飞行员，挣大钱。
可这时他的父亲发话了：“别忙，马丁。我们想让你至少上一年圣经学校。”马丁对此很不高兴，认为这只会耽误他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想。
他与父母大吵了一架，但最后还是顺服他们的意愿，去密歇根州杰克逊的新族宣教圣经学院上学。虽然他说自己“整天挨冻”，但还是照样上课。他是在热带长大的，穿惯了短裤和T恤，至多穿条牛仔裤。在菲律宾的很多地方连鞋都可以不穿。马丁在学校不愿意穿得太多，他说密歇根的冬天快把他冻死了。
正是在那一年，马丁心中燃起了宣教的火花。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他想起在菲律宾认识的宣教飞行员，思考是否有可能加入他们的行列。
第二年夏天，经父母批准，马丁搬回了有“世界航空中心”之称的威奇托。在威奇托，马丁参加了飞行培训，并获得机体与动力装置维修执照。舅舅罗恩·艾尔斯帮他在生产户外用品的科勒曼公司谋得一份差事，又帮他在一个老妇人的地下室找到住处。
不久，夜校的空气动力学教师看中了马丁的潜力，便介绍他到塞斯纳飞机公司的航线上工作。由此，他得以加入塞斯纳飞行俱乐部，赢得了各种各样的飞行机会。
一天，马丁听说他很熟悉的一位新族宣教使团的飞行员在菲律宾坠机身亡。他想如此一来肯定会造成服务中断。谁会填补这一空缺呢？也许上帝希望他最终完成圣经研习课程。
他的家人帮忙创建的玫瑰山圣经教会此时正缺一位牧师，由加略山圣经学院的一位教授补缺。马丁主动承担起每周六飞到堪萨斯城接他，次日晚送他回去的任务。这使得他有很多时间与教授讨论学院的课程和基督教服务的整个理念。
机会接踵而至，不久加略山的宣教飞行项目负责人同马丁取得联系，对他说：“如果你来我们这里上学，可以在我们的飞行系教一两门课。”这位了不起的小伙子就这样步入了我的生活。
1982年的一个夏日，马丁对我说：“我妹妹刚从信仰学校毕业，我妈妈要带她回美国准备上大学。她们坐飞机过来，你愿意跟我和道格去机场接她们吗？”“当然愿意。”我说。我很想进一步了解这是怎样的一家人。
当她们走出登机道时，我们看到了三个人：谢丽尔、马丁的母亲和小费丽西娅。我能看出马丁的母亲不太高兴他把我带来——毕竟我算不上是他们家的一员，而且我还占了可以用来放行李的空间！最后，我们只好把箱子放在腿上。
但没过多久，大家就相处融洽了。我们停车在一个煎饼铺吃饭，我坐在那儿饶有兴味又不无惊讶地旁听这相当实际的一家人制定计划。他们简直像在开商务会议：“好，我们要这么办，然后这样再这样，你们需要什么来做这个……”我面前的这家人已经习惯于分居各处，所以他们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讨论起柴米油盐，而费丽西娅则心满意足地摆弄着小盒咖啡乳脂，把它们一盒盒地喝了下去。
过了几周，奥芮塔和费丽西娅返回菲律宾。我仍然不知道马丁妈妈对我的印象如何。而当我问马丁时，他说：“你表现得不错。她觉得你挺讨人喜欢的。”
马丁和我继续约会，我越来越相信他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人。毫无疑问，我爱上他了；而且我能觉出他也爱我。
我打算在1983年春假回家探望父母。马丁决定跟我一起去。“咱们早点出门，中午会合。”他建议道，“然后开车上路，这样就不会太晚到阿肯色。”
我早早下班。到达约好的地方时，马丁还没来。我想：“这可怪了。他让我早来，可他自己倒没来。”这不像他的风格。
马丁终于露面了，有点气喘吁吁，并为迟到道歉。我们开车出了城。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达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于是停车在战地商场的麦当劳里吃了些东西。我们坐在一起东拉西扯，哈哈大笑。我张牙舞爪地说着话，手里的番茄酱蹭了一身。我们傻笑个不停。我用餐巾简单抹了抹，很快又该上路了。“你不打算洗洗衬衫？”马丁问。“不，我并不打算洗。我们再过个把钟头就到家了，到时候我再换衣服。”
他脸上流露出异样的神情，说：“我真觉得你应该洗洗衬衫。”
我没说什么，但是有点气愤。“迟到的是你，现在你又叫我洗衬衫，这不是更浪费时间吗？”我心想。
我进了洗手间，往红色污迹上挤了些肥皂液，搓洗干净，然后站在干手机下烘了几分钟。我走出洗手间，问他：“现在好点吗？”“好了，我想你把它洗掉真的很好。”
又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发现前面有一块路牌指向右方：伯纳姆3公里。
马丁放慢车速看着牌子，问我：“你去过密苏里州的伯纳姆？”“嗯，实话告诉你，去过——有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拐过去看了一眼。那儿什么也没有。”“不过，我想去看看。”他说着拐上碎石路，朝仅存的几栋建筑开过去：一座废弃的破败不堪的老加油站，一座伯纳姆浸信会堂，大概还有一两栋房子。“嘿，咱们下车看看这座教堂的礼拜时间吧。”他兴致勃勃地建议。“哎呀，现在我们真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赶到阿肯色！”我心里想。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们下车走向这座有陡峭屋顶和棕色外墙的建筑。就在这时，马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戒指盒。“格蕾莎……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倒吸一口气。原来兜了这么大圈子全是为了这个！心怦怦直跳，我仰头看着他的脸问：“真的吗？”“是啊，是真的！”马丁咧嘴笑着说。“你确信这是真的？”“我确信。”
我鼓起勇气要答应，但又生出几丝忧虑。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先跟家人商量，再做如此重大的决定。但我知道自己完全愿意嫁给马丁，也知道我父母会同意。事实上，马丁已经赢得了我爸爸的好感。我父亲“二战”时曾在意大利开飞机，听说我跟一名飞行员约会，他特别高兴。马丁是宣教士的孩子，这一点更令我父母满意。“我已经跟你爸爸说了，他同意了。”马丁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赶忙回到现实中来。“是的，我愿意嫁给你！”我大声说。我们在伯纳姆浸信会堂前的草坪上拥抱了好一会儿。
他跑回车里拿照相机。现在一切都讲得通了——为什么他想让我处理衬衫上的番茄酱，为什么他上午迟到了。原来他一直在校园里东奔西跑，确保万事俱备，好让这一天尽善尽美。
在余下的行程中，我们有说有笑。他告诉我他已经向远在菲律宾的父母打电话通报过了。虽然那时没到休假时间，他们还是答应夏天来参加婚礼。
我们在七点左右抵达我父母家，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家人盯着我的戒指，向我们道喜，全家庆祝了一番。※※※※※※※※※※※※
订婚之后没过几个月，我们就于1983年5月28日在堪萨斯城结婚了。我们举行了简单而有意义的婚礼和宴会，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
我们在密苏里州布兰森度蜜月，如今那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我们玩得很开心，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知道，只要马丁在我身边，我的生活就会很精彩。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该走了。那个周末，我们必须赶到内布拉斯加州西南角，马丁在那儿的思泰格飞行服务部找到一份暑期工，驾驶给农作物喷洒农药的飞机。我们在阿肯色州稍事停留，又去玫瑰山向马丁父母道别，他们很快就要返回菲律宾了。
内布拉斯加州英皇县是个农业县。我们住进一套小单元房，很快交了些朋友，也参加了英皇县圣经教会，大家对我们非常友善。我觉得新婚夫妇能够激发人们的好客之情。我们常常被请去吃饭、吃点心，我参加了那里的妇女圣经学习班。我还参加了一个家具翻新学习班，以便整修父母送给我们的几把老式椅子。那个夏天我们过得很开心。
不久，那儿的一个农场主给了马丁一份薪水丰厚的长期工作。我们认真商量了一番。一天晚上，马丁凝视着广阔的西部夜空说：“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就能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是吗？可那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召唤。”
他是对的。虽然我们确实很喜欢那里，但都觉得上帝另有安排。于是我们决定最好在扎根之前离开英皇县。那年秋天，我们重返加略山圣经学院，马丁可以再到飞行系教书，直到新族宣教使团下一轮迎新活动开始。
第四章 初出茅庐
（1984年－1987年）新族宣教使团所谓的“新兵训练营”，是为期一年的原始生活和强化学习，以确定你是真的适合海外服务，还是你自以为适合。1984年元月的一天，我和马丁抵达密西西比州南部小镇杜兰特，搬进由内战医院改造的公寓楼里的一居室。房间里有炉子和冰箱，但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走廊的尽头。洗碗时，我们先得从卫生间打水回房间，洗完后，还要把脏水挑到山上，泼进一个坑里。
按要求，我们要将垃圾扔到山上的另一个坑里。营地上的一切均须仿效我们在海外生活时可能遇到的情况。使团希望每个人都睁大双眼正视部落宣教的现实。
我们所在的营地小组由三个带小孩的家庭、两对夫妇、两位单身女性组成。营地的居住条件相当艰苦，这使我们与其他小组成员团结在一起。我们还在附近科修斯科镇的第一长老会堂里结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
新兵营的日常课程从教会学到社会学无所不包。我们花很多时间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新约教会——未必指的是美国教会，而是上帝希望建立的不分背景的教会。我们做跨文化研究，以北加州的尤罗克印第安人为例，研究他们的习俗、价值观，以及他们的神灵——瓦帕库姆。小组中的每个成员要轮流给假扮成尤罗克人的其他成员讲课，内容要合理，还要配上适当的图。比如，将耶稣描绘成“上帝的羔羊”只会使尤罗克人迷惑，这时就需要想办法解决难题。这是一种极好的教学形式。
至于资金来源，说起来也相当简单。新族宣教使团不是一个轻松来钱的机构。所有宣教士和准宣教士都必须自己筹措资金。佛罗里达州桑福德的使团总部作为收集站只负责接收款项，而不提供经济和安全保障。收到的捐款悉数转给宣教士个人，不收手续费，也不给额外补贴。如果有谁某个月入不敷出，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几个月后，马丁父母开始每月寄来50美元，尽管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宣教费用筹划。几位大学时的朋友也寄来一些钱。不久，我们的月收入差不多达到了100美元。我们主要靠夏天在英皇县给农作物喷洒农药挣的钱维持生计，肯定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我和马丁谈不上喜欢新兵营。毕竟，我们都有大学文凭，自以为懂得不少。而在这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于其他人，自尊心有点受打击。但这是必须经历的。
我们学会了与不同于我们的人相处，学会了在拥挤的环境里生活，学会了即使不赞同领导的决定也要服从。我们想办法花很少的钱就把客人招待好，因为即使没有很多钱和食物，我们依然要轮流做东招待来访者。这为应付在宣教区随时会遇到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训练。
新兵训练还包括野营，也就是被派到丛林里住一段时间。我们能带什么到营地，就只能用什么建造房屋。当我们迎来野营训练时，马丁在树林里造了一座相当不错的人字形房屋，那是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几天后，他回来找我。我们收拾好未来六周需要的一切，然后乘筏子前往湖对岸的营地。
因为知道不允许外出觅食，我们把所有食品都带上了。如果忘带了什么重要物品，就只能将就了。我们用了一个上午把食品和用具辛辛苦苦地拖上山，然后，马丁支起事先切开的半只桶做炉子，供我烧柴做饭。这个炉子还有一个很好用的烤箱。
虽然野营生活相当艰苦，但确实是我和马丁以及训练同伴度过的一段特殊时光。我尤其忘不了揉好面团在炭火上烤面包的情景。我和马丁在那里庆祝了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分享了结婚蛋糕的顶层。（当人们年轻且相爱时，就不会忘记带上那些重要物品！）
我们自己找乐子，常常打牌、下棋，玩到深夜。
六周的野营快要结束了，马丁却不得不去亚利桑那州的宣教飞行基地做飞行评估。而我并没有因此享受任何优待，必须自己谋生。当我父母专程来到丛林小屋看望我时，我太激动了，还变着法儿地准备了一顿还算像样的饭招待他们。
我独自应付得还算可以，直到一天早晨得到通知：“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搬回家。开始打包。”这是训练策略的一部分，搞“突然袭击”，看我们如何应对。“可是我丈夫还没回来，没人帮我打包呀！”我抗议道。“对，你说得没错。可是你在宣教区没准哪天就会遇上这种情况。”领导回话道。
我别无选择，只得收拾东西，扛到山下湖边，一位少年帮我划筏子运到对岸。到了对岸，我把行李搬上拖车，返回公寓，一路上都在低声抱怨，这事干得也太缺德了。
终于把行李拖上二楼，拖回了我们的小屋，我累得汗流浃背。我决定到后院游泳池去。“我要找人诉诉苦！”我这样对自己说。
在游泳池边，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与家人正在休假，途经此地。我开始向她抱怨这件搞得我狼狈不堪的事——没有丈夫的帮助，我就被要求从野营地搬回家。
她静静地听着，然后说：“你想听听我刚碰到的事吗？”接着，她讲到她丈夫在外国丛林里突发心脏病，被空运出村，又立即被送回美国救治。而她留下来独自收拾全部家当搬出来，还带着好几个小孩子。
教训得对。我想，新兵营的意义正在于：看看我们能否应付逆境，随遇而安。在那些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我懂得了：有时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忍受不顺心的事；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幸福不取决于环境，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态度。16年后，在菲律宾的热带丛林里，我才意识到那些课程有多么重要。※※※※※※※※※※※※
一年后要离开新兵营时，我悲痛欲绝。我们这18个人已经紧紧连在了一起，我不忍心说“再见”。我哭啊哭，直到明白：“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生离死别。我必须冷静下来，振作起来，才能面对未来。”我下决心，再也不要像这次似的，让告别把我击垮。
我们被获准接受下一阶段的宣教训练，于是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飞行基地。马丁在那里受到更多技术方面的强化训练。
当开始讨论我们去哪里服务时，马丁找到领导说：“除了菲律宾，您把我们派到哪儿都行。”他并不是讨厌那个国家，只是担心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他难于被当作大人看待。在那些宣教老前辈的记忆中，他不过是个毛头小子，现在他们愿意爬上飞机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吗？也许还是去别的地方为好。
我个人并不在乎我们去哪儿。跟马丁一起生活很有情趣，我这么爱他，只要我俩在一起，去哪里我都高兴。
领导理解马丁的苦衷，就跟他谈起巴拉圭的情况。一段时间后，我们以为肯定会去那儿了。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又被叫去开会。
他们说：“菲律宾那里确实需要补充一名飞行员。马丁，你了解那儿的文化，还会说些那儿的话，把你派到别处去实在有点荒唐。你愿意回到那里去吗？”
马丁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他就是那样的人。无论让他去哪儿，他都会甘心从命。
由于马丁以前有过语言基础，我们获准免上语言预备学校。他们说菲律宾急需人手，所以给我们规定了一个很近的抵达期限：1986年初。我们还没来得及寻找经济支持，而靠给农作物喷洒农药挣的钱也基本花完了。显然，我们必须厚着脸皮筹集资金了。
马丁觉得很为难。他对我说：“格蕾莎，我真不喜欢向不认识的人要钱。我们不是那种人。”“我知道。”我应道，“要是我们只跟认识的，已经对我们感兴趣的人说呢？那样够我们用的吗？”
我们没有把握，但认为值得一试。我们首先找到杰克·米德尔顿，他是马丁曾参加过的威奇托圣经教会的牧师。
那个秋日，马丁兴冲冲地宣布：“我们要去海外宣教了！明年年初就动身。”“你们真行啊！”米德尔顿牧师爽朗地笑着说，“你知道现在一个宣教士要花多久才能筹到钱？三年！你们不到三个月就能办到？”“菲律宾那边急需我们过去。”马丁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一筹到机票钱就出发，然后再想办法解决每月需要的资金。”马丁正是那么想的。在菲律宾成长期间，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上帝对他们一家的支持，所以并不觉得现在这么说是自以为是。他心中有数。马丁对上帝的信心是那么坚定，我也受到感染，没有了顾虑。
之后我们没有收到米德尔顿牧师的消息，于是继续寻找别的途径。在密西西比州，马丁曾经执教过的年轻夫妇主日学校有兴趣帮忙。“我们会想办法解决你们的机票。”他们打来电话说，（机票钱大约2000美元），“你们为我们祈祷吧，我们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不过，我们先要吃些面条，卖些旧货，然后再看能做什么。”
一周后，他们更加兴奋地回电话说：“我们不但有钱给你们买票，还足够给你们运行李的！”
哇！看来不管准备好没有，我们都要快马加鞭履行誓言了。我们一再感谢他们。钱一到，我们长舒了一口气，买了2月的票。
米德尔顿牧师听说此事后，在我们离开前一周召集教会差传委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特邀我们到场阐述自己的“蓝图”。
我们讲完后，他们说：“嘿，其实我们很想支持你们。我们还以为有充裕的时间作决定呢。”那天晚上，他们加入了提供每月所需资金的行列。我们谢过他们便回去收拾行李了。
我们发现一旦大家得知我们买好票果真要走了，我们所得到的资助就会迅速增加。我们抵达宣教区后，得到的资助更多，所以从来不愁没钱花。我不是在向别人鼓吹这种方法。我确信还有其他资助宣教事工的有效途径，但这种方式是上帝为我们选定的。
我们定好出发的日子，正赶上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出逃。菲律宾人民受够了独裁统治，群起推翻总统。由于动乱，我们的旅行代理人打电话来，说我们的航班已被取消，并改签到两周以后。我们现在是“打点好了又没地方去了”。
我们利用这两周享受亲情。很快，离别的日子又到了。一小群人聚集在威奇托机场，其中有我的父母、亲戚和当地教会的朋友们。我一定要说的是，那次告别我表现得很好。我假装下周就能再见到这些人，所以跟大家说不用难过流泪。
但当我们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菲律宾航空公司的班机，听到问候乘客的话是他加禄语而不是英语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真要离开家了，不知道何时，甚至是否还能回来。好在马丁握着我的手，我没有哭太久。
当我们在马尼拉走下飞机后，潮湿的空气几乎让我喘不过气。走进候机大厅，我顿时回想起在威奇托动物园丛林屋里的感觉——潮湿，而且暖烘烘的。新族宣教使团的机修总管史蒂夫·罗伯茨开车来接我们。我们在车流中穿行，发现当地就像没有交通法规似的。人行道上的标志线形同虚设。我正在感叹那个男子多么勇敢，突然，一个小孩穿过五条车流，正好来到我们车前。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而这个小孩居然在卖报纸！
经过一路行驶，我们终于来到安全的港湾——新族宣教使团的招待所。晚上上床时，我已经筋疲力尽。可是到了凌晨三点半，我猛地睁开眼睛，第一次体验到了时差。
我躺在床上，听马尼拉夜间的嘈杂声。我听见了什么——公鸡？城市里怎么会有公鸡？我奇怪。过了一会儿马丁也醒了，他告诉我：菲律宾到处都有公鸡，不只农场有。
次日上午，我们便开始忙碌起来。事务主管查理·布赖特豪普特给我们做入职培训，他拿出日程表说：“我们来看看信箱——马丁，你以前就在这儿，知道邮政系统怎么工作……银行——你以前就在这儿，你知道怎么回事。”
我坐在那儿指望马丁有个好记性，因为我一无所知。
马丁说：“其实，我高中毕业就离开这里了。你最好都讲一遍，就当我们是新来的。”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接受了一切必要的培训。他们带我们领取菲律宾驾照；还在移民局留下指纹。很快，我们坐长途车北上，去吕宋岛内陆的阿里陶，七个小时后到达一座有飞机跑道的宣教站。
宣教站环境优美。我们的家是一座吊脚屋，屋里甚至有卫生间和自来水。阳台上有一架秋千椅，这是我的最爱。我能想象出坐在上面欣赏美丽的山景，看农夫牵着牛在山谷稻田中耕作会有多么惬意。
现在很少有宣教士住在像阿里陶这样的社区里，因为很难找到房舍如此聚集成群的地方了。但在阿里陶初建的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规划相当普遍。虽然这种“家挨家”的居住形式很值得推敲，但确实存在一些实际优点。大家住得很近无疑能够方便宣教士与村民沟通。而且居住范围有限，疾病也就不容易蔓延。
新族宣教使团在菲律宾拥有三架飞机：一架超级小驹、一架太阳邮差、一架塞斯纳。马丁起初驾驶的是红白相间的太阳邮差。他几乎一到目的地就飞上了天，为在吕宋岛偏远部落服务的四个宣教家庭效力。他什么都运——奶粉、鸡蛋、肉、冰箱和炉子的燃料，等等。
我还没来得及在这座有两间小卧室的房子里开箱拿东西，就当起了无线电联络员。早上七点和下午三点半，我每天两次逐个呼叫宣教站。假如谁想与别人通话，我就记录下来，然后给双方搭上线，就像从前的接线员那样。我还接收食品和药品订单、约会和飞行请求。
我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但又不免联想起以前在加略山圣经学院听命于四个老板时的情形。我正忙着打文件，这时校长走过来说：“噢，我要在礼拜堂里宣布一项公告，请你记下来……”我不得不马上放下手里的活，开始把他的话打出来。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找牧师或主任——我想，我习惯了同时承担多项任务。我已经看出，这里的飞行项目就会是这样的。
通讯工作的另一部分是当马丁在空中时对他进行“飞行跟踪”。他每10分钟呼叫一次报告位置，我记录下来，万一发生不测，我便知道他最后的位置。我还要向目的地的人员了解天气情况。换句话说，只要马丁在空中，我就坐在无线电旁边，决不离开。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项工作，而且很快就适应了。我们刚一到就忙碌起来，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一位同在海外宣教的朋友曾给他的资助者写过一封幽默的信，我们看后觉得很高兴。他说，假如你问一群宣教士的孩子：“你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这要看他们是在哪个国家长大的。从菲律宾来的孩子会说出一种东西，从玻利维亚来的则是另外一种，而从刚果来的又会是另一种。
然而，如果你接着问：“你是怎么把它吃下肚的？”所有孩子都会给出一样的答案：加番茄酱！
那么怎样保证宣教士在偏远地区能够得到这种叫番茄酱的必需品呢？答案是：靠宣教飞行员！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家都要遭殃。
马丁最初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开始，大家的确不太信任他的飞行能力。而当他一次又一次地驾着飞机在仅有300米长、两侧都是密林的短跑道上安全着陆时，他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的技术令人称奇。必要时，他能把一架满载货物的飞机停在弹丸之地。我承认这么说是出于妻子对丈夫的崇拜，但事实就是这样。当他跳出驾驶舱后，人们很快发现无论是对部族人，还是对在边区服务的宣教士，他的心胸都特别宽广。他知道，几个星期都没有机会说英语的人，只希望有人能捧着一杯咖啡静静地听他们说话。
很快，马丁对每一位宣教士都有所了解。他知道谁缺钱，知道哪对夫妇正闹矛盾，也知道谁因为语言学习不如预想的那么顺利而灰心丧气。他看望新生儿，祝贺宣教士的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还结识刚刚归主的村民。
马丁是最忠实的听众。他真诚地对待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
至于我们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们看到上帝以奇妙的方式在支持着我们。的确，有时我们吃得不是特别好，有时我们要走路而非乘坐马丁的摩托车，但我们总能得到自己确实需要的。※※※※※※※※※※※※
我们在阿里陶住到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告诉马丁一个天大的喜讯：我们就要有孩子了！
1987年2月，我的预产期临近时，马丁把我送到马尼拉，那里有正规妇产科的医院。我们住在使团招待所等待孩子的降生。
马丁本应去新几内亚参加安全研讨会，而孩子迟迟不出来。他显然不愿意错过这件大事。我的预产期已经过了。
两天后，菲律宾医生终于说：“你的子宫开始扩张了。我们要请你入院，给你做催产，早完事早回家。”可他们给我用了催产药后，孩子仍然不出来。那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天，我们都开始紧张起来。
几个钟头过去了，医生又来到病房，看着我说道：“我们要给你助产。”
我不太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但很快就懂了。我被推到产房，还没搞清怎么回事，两名实习医生就站到我两侧，用手按压我的肚子——杰夫简直就是被推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从未上过无痛分娩法的课，但我看过一些有关生孩子的书，我记得自己当时心想：“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吧！”
谢天谢地，杰夫和我都平安无事。应该说我感觉特别好，所以生下孩子还不到24小时就准备出院了。马丁签好文件，付过钱（我记得大约75美元），我们该走了。“我穿什么回家？”马丁回来找我时，我问他。“糟糕，我忘带衣服了。”他回答，“你能就穿身上这件吗？”
我可不想这样出门，特别是当着资助这家著名医院的那些富豪的面。但是没有办法。最后，我穿着浴袍被推出前门。
我们在马尼拉自然没有自己的车，所以只能打出租车。马丁跑到街上招呼了一辆老破车。车内没有空调，车身像要散架了似的，但在去往招待所的30分钟车程中，司机显得很得意，因为他正把一对美国人和他们的头生子送回家！马丁给了他一大笔小费。
马丁的母亲奥芮塔来马尼拉看望她的大孙子。马丁必须去新几内亚了，只有奥芮塔留下来继续照顾我。在招待所的那几天里，我俩的关系比以往更加亲近了；她对我体贴入微，还教我如何照顾新生儿。
没过多久，我们一家三口就返回阿里陶。我们无比喜悦。
第五章 带着孩子工作
（1987年－2000年）杰夫还是个小婴孩的时候，有一天，几位新族宣教士从南部的棉兰老岛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那座岛上太需要飞行员了。”他们说，“那里总共有八个家庭，比你们这座吕宋岛上的还多。你们可否考虑到我们那里去帮忙？”
马丁飞过去察看前景如何。他发现，正如那几位宣教士所说，这块土地虽然是菲律宾的第二大岛，自然资源丰富，但是较不发达，与喧闹便利的马尼拉相去甚远。而且，那里靠近少数民族聚居地，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心怀怨恨，认为自己生活在基督徒的统治之下。
可那里显然需要飞行援助。我们开始动手搬家，等待有人接替我们目前的工作。马丁还为新岗位重组了一架飞机——超级小驹。我常常趁杰夫睡觉的时候帮忙。超级小驹的蒙皮是布质而非金属的，我很喜欢跟其他新族宣教士一起把蒙布缝到支架上。这种缝纫工作需要二人协力，机翼两侧各有一个人，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聊天、开玩笑。
我们很快打点完毕，前往拥有几所大学的小山城马来巴来。马丁刚为我们找到住处，就为他的飞机找到了“家”。市属机场租给他建造机库的地方，他立即动工兴建。这时我们暂住在使团的招待所里，四处找房。当地没有宣教站，这倒无所谓；我们希望住在普通社区，跟当地人交朋友。
一天，一位朋友在慢跑时发现了一座空房子，就领马丁过去看了看。马丁兴冲冲地回来，以他惯有的热情对我说：“要知道，那座房子真挺合适的！而且月租只有30美元。”“好啊！咱们去租下来！”我毫不犹豫地说。也许我真应该先看看再决定。到了那里我才发现，那是一座几乎要散架的房子。屋顶有洞。而厨房，天哪！菲律宾人通常在屋后有一个所谓的“脏厨房”，他们在明火上做饭。再看看这房子，前任房客把房子本身当作了他们的脏厨房，天花板都被油烟熏黑了。“马丁！我们哪有时间修理这房子？”我大叫。
马丁神色不变，说道：“要知道，我想我们有时间。不要着急。”
所有同事都说我们应该另寻他处。但别的地方都太贵了。于是我们开始在空闲时间装修房子。反正我们也没有多少家当好炫耀，装修并不是为了摆阔。我们只买了几张大床和一张给杰夫的婴儿床，然后就搬进去了。
结果房子还真不错。房后有一块地，一个佃户在那儿种着花生、玉米和木薯。房东答应过，等收完这一茬庄稼，这块地就是我们的了。不多时，我们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后院。有一天，我们清点了一遍果树：椰子、极香面包果、木瓜、番石榴、酸橙、香蕉，还有几株咖啡。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马来巴来一直是我们的家，我们热爱那里的一切。安顿下来后，我们渐渐与街坊混熟了，虽然我不会说宿务语，但我每天下午都出门，那时大家会坐在一起聊天。我喜欢听女人拉家常，后来还交了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尽管我的词汇量有限。
星期天，我们去“二战”时建立的圣地浸信会堂聚会，对那里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教堂不仅有宿务语礼拜，还有英语礼拜，这令我们非常高兴。马来巴来有几代信众，我们觉得那些人很亲近。他们是一群非常好客的人，而且好像很喜欢马丁和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总愿意做些无聊的事，比如唱卡拉OK、说笑话。
1989年秋，我们的女儿梅林达·乔伊（明迪）出生了。10月17日清晨，我在城里一家小而精的浸信派医院分娩。由于那家医院没有住院外科医生，那天便由一名门诊外科医生来出诊，病房也成了我的产房。分娩后我感觉很好，所以中午之前就回家了，省得碍他们的事。我自己愿意出院，而且奥芮塔也从吕宋过来陪我，我知道自己会受到很好的照料。
那天下午，我若无其事地照例做起通讯工作，只为了寻开心。我坐在无线电旁边，按下话筒按钮，给出一贯的开场白：“下午好，这里是4FE202，现在开始广播……”
一位名叫黛安·托马斯的宣教伙伴知道我刚生完孩子，从那边抢过话：“格蕾莎·伯纳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开怀大笑。我一点也没有耽误工作。
明迪是个健康活泼的小宝宝。然而在她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不舒服。起初我没有声张，可我总是反胃，终于有一天我向马丁坦言：“我觉得不舒服。”
我们以为是肠内寄生虫引起的，这在菲律宾是一种常见病。我服用普通驱虫药，相当于吃三天康宝宁。但不见效。
过了一段时间，马丁对我说：“格蕾莎，你表现的情形跟前两次怀孕时一模一样。”“别胡说！”我回敬道，“明迪才七个月大，我还在哺乳呢！”
最后我只得去看医生。你相信吗？我又怀孕了！天哪！
我奔向机库，哭着对马丁说：“这对明迪不公平！对新生儿也不公平。”现在显然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我得发泄一通。后来我安慰自己说，也许我会再生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跟明迪做伴。她们可以一起长大，成为最好的朋友。
12月，分娩的日子临近了，离圣诞节还有两周的时候扎克出生了，这个小子的闹腾劲儿顶两个小孩！我们带他回家，像爱前两个孩子那样爱他。虽然他是不期而至的，但我得承认，他给我们一家增添了很多欢乐。被扣为人质的那一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意识到当初他如果没有来到这个家庭，我会失去很多。※※※※※※※※※※※※
1991年，我们终于回家休假了。离开美国时我们还没有孩子，五年多后却带着三个小不点儿下了飞机，其中最大的四岁。我们驾着一辆别人给的旧旅行车回家，走访了资助我们的十所教会和二十位个人，感谢他们不但寄来支票，还为我们祈祷。
在美国的时间是短暂的。不到一年，我们又回到马来巴来，继续为散居在岛上的八个新族宣教家庭服务。我们喜欢那里的生活。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新建的教会不断在部落中扎根，圣经翻译进展迅速。这些教会隐藏在不通路的山中，所以马丁忙得不亦乐乎。
我好像整天都守在无线电旁。早上六点，马丁到机库装货准备起飞。他喜欢赶早，趁午后雷雨来临前天空较晴朗的时候飞行。与此同时，我通报天气状况并处理他要求的其他事项。一段航程通常三四十分钟，再加上或长或短在地面的时间，有时候，他不止往返一次，而是要飞两个来回。
当其他两位新族飞行员同时离开菲律宾宣教区时，我们就更忙得不可开交了。诺迪克一家原本在巴拉望岛上服务，不久前他们的13个月大的女儿患一种奇怪的急性病死了。等到夫妇俩发觉女儿病得多么厉害时，她已经不行了。之后，谢丽·诺迪克被诊断患有糖尿病，紧接着，他们的儿子杰克开始天天哭喊腿疼。菲律宾医生告知他们查不出杰克的病因，只是说：“这个小男孩可能患上癌症之类的病了。”就这样，他们直奔机场，赶下一班飞机回国休假了。
另一名飞行员的儿子正好高中毕业，夫妇俩为了与儿子团聚，也回国了。突然之间，三个地方的飞行任务同时落到了马丁和我的头上。有一段时间，他去一个岛待两周，再去另一个岛待两周，然后回到棉兰老岛——这就是说，他每次要离家将近一个月。我们很快发现这样不行。
我们请求另一个宣教组织（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来接替吕宋岛上的事务，而我们在其余两个岛之间奔忙。马丁每月都要跨海飞到巴拉望并停留十几天。他多数时候独自前往，但有时我也带孩子跟过去。无论怎样，旅途都很艰辛。
巴拉望是一个长440公里的狭长岛屿，从地图上看就像一支标枪，脱离菲律宾的其他地方朝西南方向戳去。那里是博物学家的乐园：有茂密的红木林、美丽的海滩和缤纷的珊瑚礁；有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如巨嘴犀鸟以及近两米长的巨蜥。省会公主港附近有一处地下河，如果你不在意头顶上方倒挂着的蝙蝠，可以乘船划行八公里。巴拉望被誉为“最后一片净土”，尽管移民、伐木、旅游和贫困开始玷污这里的环境。
对新族的宣教飞行员和家人来说，去巴拉望服务是寂寞的。他们既不住在阿里陶那样的宣教站，也不住在马来巴来那样靠近其他宣教士的城市，只能孤零零地住在草皮跑道边的房子里。从买东西到记账，从保养飞机到除草，所有事情都得自己干。那里的气候比菲律宾其他地方更加湿热，所以他们更要小心防范疟疾和登革热。我们发现每次去过巴拉望，回家后都很疲惫。
令人欣慰的是，马丁很看重全家人一起休闲。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钱，但他总愿意安排一些绝妙的出游活动。我们每年都去甘米银岛——一座由七座火山形成的可爱小岛。到那里的唯一方式就是乘船。我们会花一周时间在岛上走走看看，或坐在白色的沙滩上。如此休假过后，我们就会精神大振。
回家后我总是迅速投入工作，在开始自己教育杰夫后就更是如此了。我在无线电桌旁给他支了一张小桌子，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一心二用了。我从马里兰州著名的家庭教育供应商卡尔弗特那里订购了教程，还从岛上宣教使团合作资源中心弄到一些教材。随着孩子逐年升级，淘汰下来的书籍和资料就会供给更小的孩子使用。
假如课本不附带辅导手册或练习簿，我就自己编写——毕竟，我在加略山学的就是教育。当然，我要不停地为孩子们朗读。
当杰夫上到三年级时，我们中断了家庭教学。新族和南方浸信派的几个宣教家庭合租了一辆吉普尼，每天上、下午接送孩子去30分钟车程外的威克利夫学校。吉普尼是菲律宾特产，车身被漆成五颜六色的，从前面看像军用吉普，但是后部平板较长，上有条凳，顶上是金属蓬。吉普尼是当地的微型货车，不过是敞开式的，因而噪声很大。※※※※※※※※※※※※
一天清晨，马丁驾飞机送一位美国商人和一位宣教同工去达沃市。我照例守在无线电旁；杰夫刚起床，此时正在我们用作隔断的一排书架后面吃早饭。
扬声器“咔啦咔啦”响起，传来马丁的声音：“嗯，格蕾莎，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接着就没声了。
我等着他说下去，但毫无动静。“三……零……九，你是要告诉我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吗？”我焦急地回话道。“发动机功率正在下降。我看到一缕烟，但不确定是什么。现在正飞越山区，进入云层。趁现在还有动力，我要设法爬升得越高越好……”接着又没有声音了。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全神贯注地祷告起来。“哦，上帝，请告诉他该怎么办吧！”
这时，正好一位菲律宾朋友路过我们家，顺便来还她借的书。我冲口而出：“请你在去干活的路上为马丁祈祷！他遇到麻烦了！”她答应了。
我一直在等马丁回话。可依然杳无音信。我冲隔断后面大喊：“杰夫！你在那儿吗？”“在。”“为爸爸祈祷！他在飞机上遇到麻烦了！”“好的，妈妈。”
过了一会儿，我又叫起来：“杰夫，杰夫，请为爸爸祈祷！他有麻烦了！”“妈妈！我已经祈祷过了！”这个六岁的毛头小子回应道，他那稚气的嗓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这小家伙相信自己已经跟上帝说过一次了，这就足够了。他继续吃着早餐。
我好像踏实下来了。“好吧，上帝，你会保佑马丁的，是吧？”过了十来分钟，马丁再次呼叫。他已经穿出云层，能看见前方的山谷。此时，发动机已经完全失灵，螺旋桨也停止了转动，所以他是在无动力滑翔。“格蕾莎，我将要降落在前方的威克利夫基地，就是在拿苏里的那一个。我想我能办到。”
又是四分钟的寂静。我呆坐在椅子上。
接着：“好了，我要切换到拿苏里频率，通知他们我来了。我们会暂时中断联系。”
我又一次悬起了心。“格蕾莎，我们落地了。我是滑翔着陆的。”他回话道，“这儿正大开欢庆会呢！大家都到跑道上来了，人人高呼‘哈利路亚’。”他在高度仅剩15米的时候飞越了最后一重障碍。油管上的一个洞漏掉了油箱里所有的油，而我丈夫安然无恙。
我瘫软在椅子上，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感谢上帝饶他一命。
一位同事开车去拿苏里接马丁。稍后，马丁走进大门，瞥了一眼手表，若无其事地说：“我告诉过你，我大概十点钟回来，是吧？”我们相视而笑。※※※※※※※※※※※※
同第一期一样，这期服务也比通常的四年要长，因为没有人接替马丁驾驶飞机。终于在1997年，每个岛上都配备了飞行员，我们才又得以回家。我们在美国逗留了15个月，因为有一架飞机需要在亚利桑那州重新组装以便运往菲律宾。杰夫长大了，可以在机库里帮忙了。
孩子们正处于喜欢外出游玩的年龄，他们跟随我们一道走访那些资助我们的教会和个人。那年，杰夫上六年级，明迪上三年级，扎克上二年级。我们没有在家里教学，而是“在车里教学”。三个孩子各有一箱书和一张小桌板，一边做功课一边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奔驰。既然三个孩子在一起，我便留了一些作业让他们一同做。
这项作业显然无法在颠簸的汽车里书写完成，要等到停车休息或到达某人家里才行。不管怎样，孩子们还是受到教育。他们有一张小地图，每经过一个州，就在图上找出并贴上标签。虽然从未真正在美国生活过，但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有了不少了解。
休假期间有六个月我们都住在阿肯色州，那儿离我父母很近，孩子们则上公立学校。我们希望孩子了解生活在美国是什么样的，而不仅仅是以车为家，所以我们特意过了一段普通人的生活。与此同时，马丁独自走访了几位委托人，还短期出差到菲律宾处理了几件事。
假期结束了，全家人返回菲律宾，这一次我们回到了在吕宋岛的最初驻地阿里陶。虽然孩子们在阿肯色州交了许多朋友，但他们返回菲律宾的“家”时也和我们一样兴奋。
三个岛上都有飞行员就地待命，马丁则被任命为菲律宾的飞行主任。这意味着他要做大量指导、安全管理和综合性的工作。一旦哪个飞行员生病或哪家人要回国，他就会顶替上去。
我们在阿里陶时仍然常常享受举家出游的乐趣。如果不去海边，我们就去菲律宾的夏都碧瑶。碧瑶是座山城，气候凉爽。我们喜欢在那里租一套带厨房的房子，然后去当地的自由市场买菜，那里的东西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我们会做一些在别处买不到的菜。不进城的时候，我们会骑马、观光。晚上，我们就在火边取暖。
到这时，我们自然已经相当了解怎样融入菲律宾社会了。对绝大多数菲律宾人来说，贿赂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警察无缘无故地拦住驾驶员，装模作样地检查驾照，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钱。我们总是试图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对，可话说回来，马丁需要驾照，所以最后还是交钱了事。
我们不止一次地讨论自己的做法在道德上是不是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为错在他们（他们卑劣地索贿），而不在我们（我们只是在做必要的应对）。我想有些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们问心无愧。
孩子们也在菲律宾文化中学了一课。有一次，扎克的自行车被人偷了。村里人都知道是谁偷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因为看见过那个人骑车转悠。有一天，扎克哭喊：“爸爸，那小子偷了我的自行车！”按照我们对菲律宾文化的理解，马丁做了件合乎情理的事。他让一位中间人去跟孩子的父母商量，心平气和地要回自行车。
对方立即烦躁且为难起来，因为这不符合当地的办事习惯。我们的中间人回来解释说，一个人不会指责另一个人做错事，而应该交钱赎回物品，这样大家又能高高兴兴的了。
马丁问：“我们自己做一块蛋糕和几块饼干，你送过去，怎么样？”我们实在不愿意给他们钱。
这样一来，他们很快就归还了扎克的自行车。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与他们有了某种关系，现在我们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村里人看到我们正确处理此事都很高兴。没有人觉得羞愧难堪。
打那以后，当我需要认真思索“贿赂”这两个字的含义时，丞待解救的就远不是一辆自行车了。
第六章 巴拉望之劫
（2000年11月；2001年5月29－30日）如果你问我的孩子在菲律宾时哪天过得最好，他们很可能会说是2000年感恩节。那次情况特殊，我们全家人挤进飞机随马丁飞往一座部落宣教站。
我们是去巴拉望顶替外出的飞行员的。我们还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准备一顿丰盛的美式感恩节大餐，给那里的宣教同工诺曼和杰奎·赖斯带去惊喜。他们孤零零地住在一个村子里，正在努力学习当地话，我们知道这会振奋他们的精神。
有一次，马丁去公主港时找到一只进口火鸡。虽然价格不菲，但他还是买回了家。我们兴奋地通知诺曼和杰奎我们第二天过去，还“带着晚餐”。
我忙着做饭，几乎一夜没合眼。除了火鸡，我还准备了南瓜饼和蔬菜，又烤了面包，甚至带了一罐我从马尼拉寻觅来的越橘酱。在地球的这个角落，这东西比火鸡还稀罕。
第二天早晨，我将一切准备停当，然后装箱，搬上了飞机。
降落在这条丛林跑道上，就像乘坐迪斯尼乐园的翻滚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马丁沿着两岸树木成排的河流飞行，贴着边逐渐下降。最后一分钟，他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降落到草地上，在此过程中我们都屏住了呼吸。他的技术总是无可挑剔。
赖斯夫妇与一群村民挤在跑道边上。螺旋桨停止转动后，我们爬出了飞机。“嗨，大家好！我们到了！感恩节快乐！”
看到我们卸货，诺曼和杰奎流露出令人难忘的神情。我带来了桌布、陶瓷餐具、蜡烛和小桌垫。我们从箱子里源源不断地取出物品，直到把餐桌布置得漂漂亮亮。
诺曼一直在逗孩子：“你们带火鸡来了吗？”“是啊，我们带了。”“哦，你们没带——你们只带了一只大肥鸡。”他说。（这是美国人在菲律宾过节时常用的替代品。）
最后，我们煞有介事地亮出了那只金黄色的大鸟。“不会吧，好家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完全被惊呆了，“你们从哪儿弄到的？”我们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兴奋地尖叫着。
我甚至设法弄到了一些芝士粉来做甜点。就这样，在巴拉望岛乡间的那座小茅屋里，我们享用了一顿十足的感恩节大餐。
随后，大家都去河边戏水，他们的狗也去了。马丁把飞机倒回去又练习了几次着陆。他想看看多砍倒几棵树是否能使降落过程不那么惊心动魄。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坐飞机走了。那一天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多么特别啊！※※※※※※※※※※※※
仅仅过了六个月，我们又回到巴拉望岛，这次没带孩子来。等待我们的是繁忙的飞行日程，所以能在双棕榈偷得一日闲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下了飞机，发现度假村员工已经在商用机场等着了，他们笑容满面地热烈欢迎我们。来到双棕榈避暑的除了马丁和我，还有三十几名游客。我们乘坐旅馆的小型快艇于午饭时分上岛，接着享用了一顿丰盛的自助餐。天气好极了。
两棵高大的棕榈树从岛中央拔地而起，度假村由此得名。有一条步行道绕岛一周，游人可在上面漫步或骑租来的自行车。度假村里还有其他娱乐活动，比如潜水和钓鱼。岛上有一个可爱的礼品店吸引游人驻足。
我们的小屋里有空调和冰箱。地面铺着瓷砖（热带地区的惯常做法），但室内装饰得挺漂亮。窗帘外面是露台，大约一米宽、两米长。我心想：“这里真是个理想的场所！明早趁马丁睡觉倒时差的时候，我要到外面来剪指甲，没准儿再写几封信。”尽管这次休假不足24小时，我仍然满怀期待。
那天下午，我们小睡了一觉。我带了一些在屋里吃的零食：汽水、干酪棒、花生巧克力豆。我们打开邮件，然后马丁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美国之行。
晚餐时间很快到了。正要出门的时候，我对马丁说：“你看，这扇门看上去不怎么安全。”
他瞥了一眼，随即说道：“没错，一点儿也不结实。不过别担心，我保证咱们的东西丢不了。”毕竟，度假村有自己的保安人员在四周巡逻。
我们又来到圆形的茅草亭里享用自助大餐，有烤牛肉、煎鱼、酸甜味猪肉，还有一个新鲜沙拉吧——真是应有尽有。在户外用餐很惬意，微风习习；穿着当然也很随意。
我们旁边那桌坐着一位皮肤棕色、笑容灿烂的高个男子，还有一位迷人的菲律宾女郎。我没有料到的是，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跟他们熟悉起来；他们是吉列尔莫和菲。从口音判断，男的是个美国人。他们的食物端上来时，我从旁听到女的说要做饭前感恩祷告什么的。男的不热心，嘴上却说：“你要做就做吧。”
那天晚上，我们在回屋途中发现了唱卡拉OK的地方。卡拉OK在菲律宾很流行。正在唱的那个人嗓子不错，我们差点儿走进去听，但还是决定继续散步，去享受晚风的沐浴。
我们在游泳池边停了下来，低头看了一会儿池中的微微水波，然后就回屋了。天空晴朗，水波不兴。我们一直聊到深夜，然后上床睡觉，没有一丝烦恼。※※※※※※※※※※※※
六个小时之后，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没有床、没有热水、没有电、没有圣经，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妇女生活用品，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一年。我每天醒来无事可做，只是活着，因为确实没什么事可做。与我以前忙碌的生活相比，这种生活真的很怪异。那时，我是宣教士的妻子、三个正在成长的孩子的母亲、家庭教师兼会计、代写书信者、家务操持者、跟踪飞行的无线电联络员、没完没了招待留宿客人的女主人，我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而现在竟成了一片空白。
在渔船上的最初几天里，我甚至不必为穿什么而劳神，因为别无选择：只有绑架以来我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灰色短袖衫。
双棕榈的厨师索尼起码有一小间带柴炉的脏厨房，可以为大家准备饭食。他做的鱼是从下面的货舱里拿的，船上还有大米储藏室。一天夜里，他们给我们弄了点热的东西喝。我以为是咖啡，味道蛮好的，其实是用烤焦的大米加水混合而成的。
吉列尔莫自愿充当我们的“送水工”，他蹲在船舷边用桶舀水供大家洗澡。（用海水洗澡不可能洗得非常干净，我发现肥皂根本形不成泡沫，但总比不洗强。）这项工作看似简单，然而船在急速行驶中，吉列尔莫必须格外小心，以免落入水中。
淡水来自两只大塑料桶，每只容量约200升。航行时间越长，我们越被告诫要节约用水。而莉莎好像不识大体；我不止一次注意到她用淡水洗衣服，大概是为了在瑞吉面前保持淑女风范。“噢，莉莎，请不要把咱们的水用光！”我恳求道。可是我的恳求没什么用。
莉莎好像也全然不懂穆斯林的着装规范。阿布沙耶夫提醒她起码要穿长袖衫，她确实照办了，但紧接着又将衣服前胸开得很低。
我们终于发现淡水所剩无几，水中沉淀物也开始显露出来。水很快就全用光了，我们不得不从下面的货舱里取冻鱼用的冰化成的水来饮用。当然，那气味和滋味实在不敢恭维。
吉列尔莫是另一个从不在意着装规范的人。穆斯林男子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暴露从肚脐到膝盖的部位。可吉列尔莫不理那一套，洗咸水澡（更确切地说，是拿水舀子从头顶泼水）的时候，他会脱得只剩一条内裤。船上的其他人都尴尬得要命，特别是阿布沙耶夫们。“马丁，来呀！”他喊道，“跟我一块儿洗澡吧！”“不了，不了。你自己洗吧。”
这些所作所为没能使吉列尔莫赢得绑匪的青睐。他们简直把他当成了“坏蛋”。而马丁则相反，被视为“好人”（尽管他是基督教宣教士），因为他不喝酒、不抽烟、不骂人，而且有妻子儿女。
绑匪在翻马丁的钱包时却扬起了眉毛，他们发现了马丁的妹妹费丽西娅的照片。她二十几岁，很漂亮，留着金色长发。“这是谁？”他们追问，以为她是马丁的情妇。“哦，那是我妹妹。”马丁答道。这下他们似乎放心了。
几位年轻的阿布沙耶夫猜出马丁会摆弄机械玩意，于是让他修理晶体管收音机，教他们调整偷来的手表。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胡乱按按钮，什么也没鼓捣出来。马丁还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刚弄到的照相机。
他们开始翻检从我们屋里卷走的证件，把大部分证件都还给了我们。但是他们从未归还马丁的飞行执照。马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冲破了菲律宾官僚作风的重重阻碍才弄到这几张小纸片，而现在却失掉了。（后来，我们偶然注意到驾驶舱里有一个口袋，往里偷看时发现是剩余证件。我们赶紧偷偷翻出来，留下一些，包括2001年的便携日历，然后把其余的都扔进了大海。）※※※※※※※※※※※※
星期二下午（我们被俘的第三天），卫星电话的电池用光了。这让萨巴亚和其他绑匪深感不安。他们怎么才能继续向外界发表声明呢？马丁和奇托立即过去救急，教他们如何串联六枚干电池，并将它们牢牢地绑在一起给卫星电话的电池充电。“要知道，你们真应该考虑弄一块太阳能电池板。”马丁建议，“那样你们就用不着这么依赖这些不禁使的电池了。”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立即让陆上的一名同伙去订购。
我目睹了这一切，对马丁说：“也许你应该把好点子放在肚子里，否则这群家伙会越来越离不开你，那样的话，他们永远都不会放咱们走！”但话说回来，他们保持同外界的联系对我们也有好处。所以，马丁的建议也许终究对我们有利。
船行到某处，也许是出于感激，他们终于给了马丁一件带袖的白T恤，这样，他在夜里就不会觉得太冷。我能做的就是同他合盖一条“马龙”。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项必需品：几支牙刷。马丁和我很高兴分到一支，两人合用。除了身上的衣服，这是我们唯一的财产。不过没有牙膏。
华裔菲律宾女商人勒蒂是一位富有的中年妇女。我能看出她非常担心女儿和侄女的安全，几乎从不把视线从她们身上移开。
一天下午，她忧心忡忡地挪到我旁边。“我来月经了。”她满脸羞怯地小声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我徒劳地环视船上，然后无望地回答：“唉……我也不知道。”我四处转了转，设想要是我发生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紧接着，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实在是个烂主意。但事到如今，我得抓住一切可能。“在那边机舱的地板上有几块硬纸板。要是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再在手里摆弄一阵，也许能让它变软……”“哦，算了，算了，行不通。”她说着，四处去搜寻了。
没过多久，她就拿着纸板回来了，然后默默地撕起来。其他女士也悄悄加入劳动，用手揉搓以便弄平粗糙的边缘。（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想起莉莎储存的换洗衣服！那才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不一会儿，一群女孩发出阵阵哄然大笑。到底是什么这么好笑呢？我过去查看究竟。原来她们在为这种新型妇女卫生用品做策划，如何包装、如何宣传、打什么广告语，真够热闹的。看着这些女孩哈哈大笑，我暗自揣摩：能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发掘幽默，这真的很了不起！“嘶！嘶！嘶！”阿布沙耶夫开始冲我们发出嘘声，菲律宾人常用这种声音表示“住口！闭嘴！”，过多的幽默与圣战气氛不相称。可是我们的幽默感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尽管他们还在呵斥，可我们就是安静不下来。最后，我们问索莱曼可否让我们开列一个所需物品清单，不只是勒蒂，而是所有妇女的需求。他同意并给了我们一张纸。
人到了这时候，可能只会着眼于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如肥皂、洗发水等。而我们的清单看起来就好像要去大超市似的：夏士莲去油洗发露、飘柔洗护二合一香波、秘密香体膏、高露洁牙膏、皓清薄荷味牙膏、大雅香皂、各种尺码的内衣裤，真够呛！我坐在一旁暗自发笑，心想：在这儿难道不该稍稍实际一些吗？
最后有人转过来问我：“你想要什么？”
我答道：“肥皂，什么样的都行。我还觉得咱们应该要一盒抗菌药阿莫西林。”60人挤在这艘仅为10个渔民建造的船上，我知道早晚会有人生病。
然后，她们把这张从古龙香水到乳罩无所不有的长长的清单交给了萨巴亚。他瞥了一眼退回来说：“嗯，算算所有这些得花多少钱。”
珍妮丝负责算账。预算共计14000比索（280美元）。
清单再次交给萨巴亚。他宣布说：“嗯，你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从你们房间拿到的钱里有十分之一可以给你们用，只有2000比索。拿回去删减。”我们只好回去开列一张更实际的购物单，大家的脸都耷拉下来了。
单子列完后，绑匪派了一个跑腿的乘快艇上岸去买东西。他走后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后来听广播说他在城里被政府军发现并逮捕了，但同时怀疑他有可能叛逃了。反正清单上的东西我们一样也没得到！※※※※※※※※※※※※
起初在船上的那些日子里，我最难过的无疑是每次想起杰夫、明迪和扎克。我们知道按照宣教政策，他们会被撤离该国以免再生变故。但我们一直想知道是谁把绑架的消息告诉给他们，他们是否已经乘机返回美国了。
须臾之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全都被剥夺了。没人在意马丁是个优秀飞行员，我会做可口的比萨饼；我们也不再是什么宣教士了，只是在苏禄海上漂泊的两个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如何改变这种处境。
我坐在那里看着阿布沙耶夫对马丁呼来唤去，心想：“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晓得他有多了不起。这个好小伙被你们抓来，坐在你们中间，可你们根本不在意。”
渔船发动机时常出故障，他们因此要常到甲板下面去摆弄。有时，发动机只有冷却下来之后才能再次发动。低潮期的一天夜里，渔船在一片沙洲上搁浅了。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困境，我真担心会永远困在那里。还有一天，夜里下了一阵暴雨，20名人质全都躲进了机舱。
一天下午，人质们自娱自乐，又唱起歌来。“有人记得迪斯尼音乐剧《欢乐满人间》（Merry Poppins）吗？好，其中都有哪些单曲？”于是我们唱起《满满一勺糖》（A Spoonful of sugar）、《咱们去放风筝吧》（Let's Go Fly a Kite），以及能记起的任何一首歌曲。
奇托的宗教背景同我和马丁差不多，他跟我们一同唱起诸如《赞美全能神》（Praise Ye the Lord）之类的赞美诗。不管怎样，阿布沙耶夫此时还是容忍了我们唱歌；他们认为唱歌表示我们快乐满足，相反，他们反感我们哭泣。
那天的某个时候，海豚开始跟随渔船，优雅地跃入空中。海水湛蓝，泛着金属般的光泽。景色非常迷人。海豚的每一次跳跃都令我们赞叹不已。我禁不住想到，要是换一种情形，这肯定是一次美妙的巡游。唯一遗憾的是，马丁没戴眼镜，根本无法欣赏自然界中的精彩表演。
终于在周三晚上，我们发现靠近陆地了。大城市的灯火在远方的一座岛上若隐若现。人质们仍然不清楚自己到哪儿了。
我们开始沿着海岸线巡视，寻找从岸上发出的指示阿布沙耶夫安全登陆地点的闪光信号灯，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实在是孤立无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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