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斯年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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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影响国人的大师著作·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试读：
导言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因他不畏强权炮轰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为他赢得了“傅大炮”的雅号，在民国时候，傅斯年是最有个性的文化名人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光绪甲午年举人。傅斯年9岁时，父亲去世，由寡母抚养成人。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6岁入私塾，10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1岁读完《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13岁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7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
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虽说傅斯年是一个学生，但他的国学功底非常了得，甚至超过了许多老师。据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错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错误之处。蔡校长对于这些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后来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由于傅斯年出名的才气，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睐。黄侃尤其对他寄予厚望，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传人。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北大来了胡适。初到北大时，胡适才27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
胡适的出现给傅斯年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傅斯年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北大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月4日上午，北京的大学生集会抗议，傅斯年被一致推选为主席。下午，傅斯年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虽然傅斯年没有完整地参加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1926年冬，傅斯年留学归国，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23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七十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15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38年起，傅斯年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傅斯年的雅号叫“傅大炮”、“傅老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并把他们轰下了台。
做国民参政员时，傅斯年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来自内部的腐败，他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终于把孔轰下台来。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长，开始，宋子文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的好话，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又开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也当上了接收大员，飞到了北京。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但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
1949年1月，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台大实行改革，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他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1950年，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史料学派的代表作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13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其他12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导论》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可惜全本迄未得见，目前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只是残篇。
信奉“史学即是史料学”为治史格言的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搜集与整理考订对历史研究的特殊意义，他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据此，其对史学方法的论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展开。
一、关于史料的搜集。在历史研究中，傅斯年最为注重第一手史料及各种新材料的发掘运用，以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因此，要推进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改变旧史学中“书院学究”的研究方法，吸取自然科学重视经验和实地考察之法，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案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通过实地调查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和考古发掘，尽量扩充材料范围，进而“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
二、关于史料的整理。他在这方面的讨论大致集中于二点：第一，是充分运用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这里所谓的“工具”，指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各种科学的知识及研究方法；第二，是比较的方法，他认为，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因为史料反映的史实有正有误，有缺有全，有不同的侧重面或特点，只有通过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史料的对勘互补，才能逐步接近史实的真相。傅斯年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在当年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由此成就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使得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相当的地位，其本人亦被标举为“史料学派”的盟主，人称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奠基人。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第一篇史料之相对的价值第一章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它，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它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它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它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它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它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它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五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 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到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第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第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第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王 亥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虚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叶），曰：乙巳卜□（此处原文为□，下同）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二十叶），曰：贞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贞辛亥于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羊□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九十引，又《御览》八百九十引《世本》，作服牛，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 恒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其文曰：贞之于王（《铁云藏龟》第一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之于王（《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曰：贞王□（下阙，《前编》卷七第十叶）。案，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古文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又，《说文》木部：曶，竟也，从木声。，古文智。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虚卜辞朝莫之朝作（《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茻间，与莫字从日在茻间同意，而篆文作，不从月而从舟。此例之本当作。智鼎有字，从心从，与篆文之从者同，即之初字，可知一字。卜辞字从二从，（卜辞月字或作或作）其为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盖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故改易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说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逷。《书·牧誓》：逷矣西土之人。《尔雅》郭注引作逷矣西土之人。《书。多士》：离逷尔土。《诗·大雅》：用逷蛮方。《鲁颂》：狄彼东周。《毕狄钟》：毕狄不龚。此逖逷狄三字，异文同义。《史记·殷本纪》之简狄，《索隐》曰：旧本作易。《汉书·古今人表》作简逷。《白虎通·礼乐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当为易字之误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孙氏之说）。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经》注所引《真本竹书》，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条，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见余前撰《三代地理小记》），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现于此。有易之人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也。繁鸟萃棘以下，当亦记上甲事，书阙有间，不敢妄为之说，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说，解居父及象事，固自显然。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上 甲《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辞不见上甲。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作主甲微，而卜辞亦不见主甲。余由卜辞有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匸或中，而悟卜辞中凡数十见之（或作），即上甲也。卜辞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横直二笔皆与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则其中横直二笔或其直笔必与四旁不接，与田字区别较然。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辞与古金文皆同），甲在中，与之乙丙丁三字在匸或中同意。亦有中横直二笔与四旁接，而与田狩字无别者，则上加一作以别之。上加一者，古六书中指事之法，一在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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