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先生纪念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宗廷虎,梁通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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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瑜先生纪念集试读：

序一

郑子瑜先生一生勤勤恳恳，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其著述颇丰，在中国修辞学史的研讨方面，成绩尤为突出。他在1984年出版了《中国修辞学史稿》，1990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改名《中国修辞学史》。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修辞学发展过程的著作，成为这门学科的有力的先驱者。之后，他又和宗廷虎、陈光磊两先生共同主编了《中国修辞学通史》，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全书共五卷，约两百万字，内容丰富，叙述清晰有序，是该学科集大成的著作。子瑜先生虽因当时年事已高，不克亲自参与撰写，但在全书的策划方面，付出了许多心血。对中国修辞学史这一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子瑜先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厥功甚伟，令人敬佩。

1986年，子瑜先生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从此他与复旦同行的交往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积极在南洋一带筹划，募集了一笔捐款，帮助复旦建立了陈望道修辞学奖励基金。这项活动对推动当代中国修辞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子瑜先生对中国修辞学学科的另一个贡献。

我与子瑜先生相识交往，前后有二十多年。自上世纪60年代起，我的研究工作重点转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方面。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修辞学两个学科，有不少内容互相沟通或互有联系，加上子瑜先生博通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因而我们两人在学术上的共同语言较多，有不少话题可以互相交谈和切磋。自相识后，子瑜先生每有新著问世，常寄赠给我，我也相应回赠。子瑜先生为人豪爽随和，没有架子，容易和别人亲近。上世纪某年，他来复旦，由邓明以女士陪同，曾至寒舍相访，相叙甚欢。他家定居在新加坡，他因多年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因此大部分时间在中文大学做研究工作。2002年冬，我与内子去香港儿子巨澜处小住（巨澜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执教）。与子瑜先生联系后，他即约我和内子、巨澜同在中大餐厅进餐。2006年12月，我再度去香港小住。初时子瑜先生在新加坡家中，没有联系上，稍后他返回中文大学，又约我们欢聚于中大餐厅。从晤谈中，得知他近年来因年老体衰，在新加坡家中休息时间较多，而在中文大学做研究的时间则较少。当时，我感觉到子瑜先生有了明显的衰老迹象：精神欠佳，行动迟缓，想不到那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会晤。2008年子瑜先生逝世，我为失去了一位老友而感到悲痛。

子瑜先生长逝了，但他的学术成就和事业，将永远为学界的许多人士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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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运熙，1926年生，上海金山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前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

序二

新加坡籍华裔学者郑子瑜（1916—2008）出生在漳州，青少年时期在漳州、厦门度过清贫的求学生活。20世纪30年代初在漳州创办《涟漪》文学月刊，开始了充满艰辛的治学生涯。闽南文化具有的独立不羁的抗争品格和放眼看世界的开放意识，培养了郑子瑜酷爱读书、求知向上、穷且益坚的气质和个性。二十多岁时，郑先生为生活所迫远走南洋谋生，在艰难繁重的工作之余，仍坚持利用一切机会读书，进行学术研究。他对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郭绍虞称其为“第一个研究中国修辞学历史的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散文创作等领域他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64年，郑子瑜应邀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为六名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被誉为“教授的教授”。此后，他先后到过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讲学。1984年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任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郑子瑜先生著述颇丰，在新加坡、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出版著作二十多种。主要著作有《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国修辞学史》等。1996年，荟萃了梁漱溟等二十三位中国当代学术界泰斗的学术精华的《学术论著自选集》丛书荣膺第二届国家图书奖，郑子瑜先生是其中唯一居住海外的学者。其生平事迹被英国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著名作家列传》一书中。郑子瑜是从漳州走向世界，攀登海外汉学巅峰的国际知名学者，是漳州的骄傲。

郑子瑜先生对祖国满怀深厚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经常来往于大陆和港台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对故乡漳州更是怀有赤诚的报效之情。从1993年开始，郑子瑜先生把已出版的著作陆续寄赠漳州市图书馆。1996年底，他向漳州市图书馆捐赠珍藏图书近千册，设立“郑子瑜教授学术研究资料阅览室”。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时，阅览室正式对读者开放。进入21世纪，为了鼓励和支持故乡文学创作，他又把珍藏名画义卖所得资金捐赠给漳州市文联，设立“郑子瑜文学奖”。郑子瑜先生关心和支持漳州文化事业，是一位海外赤子对故乡最珍贵的反哺，是一位成功学者惠泽后代的无私奉献，漳州人将永远怀念他！《郑子瑜先生纪念集》的主编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序，身为漳州后学，我责无旁贷，谨以此文略表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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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浦江，1955年生，闽南人。福建省漳州市主管教育、文化的副市长。

郑子瑜先生挽诗二首并序

五十余年前，仆因知堂老人获神交于新加坡郑子瑜先生。先生不知仆为古槐翁弟子，以为既与知堂老人相过从，仆年事当与先生仿佛，或竟过之。至1991年，与先生把晤于香江，始知仆初届古稀，不禁相与大笑拊掌。先生待人极厚，有所求必鼎力相助。1959年，仆辑《人境庐集外诗》，先生代为蒐访，几同竭泽而渔。十年浩劫初定，又以拙著觅地付梓，奉恳先生。复承竭诚推毂，由香港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各出版一种，盛情至今不忘。近年先生屡见邀于北京大学，并荣膺名誉教授，每设华筵，仆皆有幸叨陪末座。先生学问体大思精，尤以治修辞学享誉海内外。今先生不幸辞世，虽享高龄，终泯绝学，诚学坛一大损失。小诗二首，恸悼先生。愿先生在天之灵，宁静安息！

初获神交文字缘，拾遗补缺仰公贤。

劫余拙著承推毂，一瓣心香寄远天。

觌面香江笑语温，几回陪宴聚都门。

平生硕果修辞学，一展遗编一断魂。乙丑仲春吴小如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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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小如，1922年生，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籍安徽泾县。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悼念国学大师郑子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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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子清，香港恒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企业家、书法家、诗人。

哀悼郑子瑜教授

2008年7月5日上午，郑子瑜夫人丁桂女士从新加坡打来了电话，我立刻有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丁大姐告诉我，郑子瑜教授已于6月30日下午5时30分安息主怀了。虽然1916年3月出生的郑老已是超过九十二岁的高寿长者，虽然郑老晚年已患有老年疾病，虽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规律，但当听到一位华裔大学问家、新加坡汉学大师，热爱中华民族、热爱香港的长者辞世的消息时，我依然心头一震，无限难过和痛惜。

远在我移民香港之前，即在厦门大学时，由于厦大的海外信息和南洋研究所的存在，我知道新加坡有一位大学问家郑子瑜，他原籍福建漳州，精通汉学，当时他是以著名的中国修辞学家而闻名于世，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郑老和厦大教授叶国庆、黄典诚等人的关系，不知道他的多领域成就，勤学苦学的经历，和坎坷的人生。

我更想不到的是我竟在香港得到结交郑老的机会，并从中得到许多教益。从郑老身上获益巨大

我1979年5月来到香港，在多次因公造访中文大学之后，我才知道郑老以新加坡李氏基金受聘于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因而结识了他。通过阅读资料，尤其二十年来的交往，我对这位新加坡华裔大汉学家有所认识，并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我原来只知道郑老年少时家境清贫，以致他无法完成正规学业。事实上，他曾沦为求乞者而受尽凌辱，他在一首诗的末句写道：“只掷泥沙不掷钱”。

郑老的清贫家世和坎坷人生使他无法完成正规的教育，他甚至没法念完高中，更不用说进大学了。但他从少年起就从事文学创作，和友人组织文学社、办杂志，从事过短暂的教书生涯，而更主要的是，他发愤苦读，立志学术研究，这惹恼了也是读书人但永远找不到工作的父亲，于是他别了家，别了祖国，乘桴南渡。由于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加上不久后的太平洋战争，所以在北婆罗洲、文莱、沙捞越和新加坡，郑子瑜仍然长期从事繁重的劳作，过着辛酸的生活。但他仍坚持不懈，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在这里当然要提到丁桂（贵珠）女士一家的帮助。1944年，郑子瑜与丁桂结婚。日本投降后，直到1958年，郑子瑜终于得到一个稍稍可以喘息的机会，得以从事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但从早期的黄遵宪研究，多领域的研究直到郑老最重要的中国修辞学研究，如郑老所说，这些研究剥夺了他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看过《中国修辞学史》的人一定惊奇地发现，写作此书要读多少中国古今的书，要作多少摘录，要经多少思考。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理性的考虑，那么，从我们交往看，我每次到中大去看他时，他的研究室里仅是一张书桌，一双沙发，放着古今中外文史典籍和郑老著作的几个书橱，书桌上堆积着书籍报刊和凌乱的数据，桌面只有半张报纸大的空间供其笔耕，当然那貌似凌乱的数据其实反映着他缜密有序的思维。事实上，他晚上12时才睡，清晨即起，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他对我说过，他非常珍惜在香港的机会，因此除了吃饭、睡觉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外，他简直全身心地扑在他一生最挚爱的学术研究上。挚爱学术研究工作废寝忘食

说起来，郑老和日本学术界关系很深很好，起初他为了深入研究黄遵宪，要利用日本的资料，于是他学日文，访问日本驻新外交官，确定访问机构和结交学者，终于在1962年东渡扶桑，在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东洋文学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作巡回讲学，讲题有“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古汉语的意义及其方法”等，但重头戏是在郑老第二次应聘到日本主讲中国修辞学。郑老第一次去日本之前就曾细心研究过也是早大校友的陈望道的名著《修辞学发凡》，还与其交流学术看法。此时郑老已写了一些修辞学论文并为日本学界所赏识，他自己也下决心要更加苦心钻研修辞学。1964年他再次东渡扶桑，应聘任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员，每周给该校文学院和教育学院的部分教授们讲授两个小时的《中国修辞学》，郑老在自传中不无得意地写道：“就这样，我竟一跃而成为国际著名大学的教授之教授。”然而这还只是起点，尽管受海外资料和新加坡社会条件的限制，郑老仍坚持不懈，简直废寝忘餐，潜心研究，大量地阅读，大量地抄录，大量地复印，大量地思考，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到《中国修辞学史稿》到《中国修辞学史》，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海外汉学的顶峰。中国修辞学史的重大成就，使他成为全面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第一人，中国少有的修辞学权威之一。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

如果说在上世纪70年代，郑老在日本久享盛名，也扬名欧美，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颇有影响，而在内地，毕竟是少数专家学者才认识，那么，当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而此时郑老已完成《中国修辞学史》，并来到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郑老除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外，1985年起先后应邀前往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作短期讲学，并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这等于说郑老的学术成绩为内地知名高校所肯定和赞赏。这当然是对郑老研究成就的最高奖赏和最终肯定，郑老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它不仅实至名归，而且研究中华文化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正面承认，这岂非称心快事。

平心而论，郑老在港近二十年，头十年很顺心，他出了不少成果。但后几年因一些条件的变化，以致其研究受到影响，但是他在香港的最后几年有件更大的称心快事，那就是他亲眼看到久盼的愿望——香港回归祖国——终于在1997年7月1日实现了。郑老是个有原则的人，他明辨大是大非，如他在日本结识推心置腹、有真才实学的知交师友，但他严责发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侵略分子，猛烈抨击日本极少数仍不死心的好战分子。

又如人们熟悉郑老和周作人的交往，但也知道郑老从不原谅周的附逆行为，认为周氏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这是他平生最大的污点，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对中国和中华文化如此热爱和重视民族气节的郑老在香港亲眼看到中英谈判香港问题的历程，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最后香港回归中国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欢欣和激动的。无论接受访谈、撰写文章、吟诗填词，他的爱中国、爱香港的情怀或溢于言表，或跃然纸上，令人感动。在回归前夕，他写道：“明年七月登楼望，米字旗消绝久留。”另一首写于回归前夕的怀念林则徐的《满江红》词云：

九七回归，数强弩流连未歇。

思往岁，芙蓉毒雾毒我俊烈。

幸得明公焚禁彻，忠心耿耿天和月。

奈清廷，割地且驱公，民怨切。

是奇耻，终当雪。

看夷狄，风光灭。

愿金瓯，自此长无残缺。

气壮山河无反顾，枕戈提戟犹啼血。

酹香江，草木向荣兮，长城阙。

现在郑老走了，他的精神、风貌和学术成就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原载2008年7月26日香港《文汇报》文汇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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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可焜，1928年生，福建福州人。香港《经济导报》高级顾问。

无尽的思念

承蒙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的盛情厚意，说他要与梁通先生合编一本有关亡夫郑子瑜的“纪念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收到来稿约三四十篇，最迟在今年岁末交给出版社，到时他俩将写一篇“编后记”。问我们是否也有话要说，并要我和家人写一篇怀念文章。我的独生子大宁长年住在美国，自从他从新加坡大学医科毕业以后便到美国去深造，攻读内科心脏专科，然后便定居在那里，从事心导管等专科研究工作，在那里结婚并生儿育女。现在我的孙女郑可欣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小孙子郑毅已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现为工程师。他们一家人虽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但写起来就非易事，所以这责任便落在我的手中。可是我现今已逾九十二岁高龄，拿起笔来书写困难多多，唯靠天父的怜悯，给我以力量，我尽力而为吧！

在自传里，子瑜曾说过他是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但到了他的父亲郑济川时，家境贫穷，已沦为破落户。子瑜一出生便在挨饿中过日子，又从挨饿中长大起来。他父亲是个读书人，但长年失业。有三个儿子都因重病却无钱看医生而死去。女儿有好几个，也都是一生出来便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了。

子瑜在龙溪县立第二小学读书时，由于家贫买不起铅笔，便常在操场上捡拾同学们用剩、丢掉的铅笔头。因为买不起课本，每从同学那里借来抄，这也养成了他以后喜欢写作的习惯。感谢天父上帝赐给他聪明、智慧，他在小学会考中得到第一名，免费进入福建省立龙溪中学，一切费用都由校方供应。有一年春季因贫穷难堪，三日两餐，只得在漳州城求乞，受尽凌辱，饱尝了个中的滋味。他曾赋一绝：“叫乞东门事偶然，闲来且咏相羊篇。慈仁巷里无仁者，只掷泥沙不掷钱。”这是子瑜少年时代生活无比艰辛的真实写照，读了让人心酸，催人泪下。

有一位旅新的中国作家乐美勤教授，极其敬重、仰慕子瑜，说他是位杰出的学者、优秀的诗人，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为治学的准则。乐教授多次来舍下与他研究学问，并与他说笑谈天，让他开心。有一次乐教授要考验子瑜的记忆力，便从书法家余国郎为他抄写的《郑子瑜诗词选集》中，任选一首来考他。他能一字不漏地吟诵出来，这说明他记忆力惊人。

子瑜在上世纪60年代曾多次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聘请为“教授的教授”，讲授汉学及整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的遗稿，著有《人境庐丛考》。并与日本著名汉学家实藤惠秀、增田涉、吉川幸次郎等一起研究古汉语的意义及用法，由实藤惠秀为他翻译。他们一同研究周作人、鲁迅以及郁达夫等人的旧体诗，后来他著有《东都习讲录》。他对陈望道崇拜不已，说陈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认为《修辞学发凡》是一本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著，它的出版对中国修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986年4月，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聘请子瑜为顾问教授。同年7月，厦门大学副校长辜联昆聘他为客座教授。1992年4月，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聘请他为该校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客座教授。

子瑜一生的著作共有三十多本。其中以《中国修辞学史》较有分量。他影响较大的著作还有《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这本书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也是他一生为写作而废寝忘食所获得的最高奖赏。我们都为他而喜悦，更感谢上帝的恩典，赐给他坚韧的斗志与毅力。他为中华的文化与教育尽了他一生的心愿。他曾对我说，他要为中华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由此也可看到他的“傻劲”。

当子瑜年过八十高龄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是无薪的，唯靠“李氏基金”的爱心捐助才能在香港居住，这也是方便他进出中国任何省份去讲学或开会。2003年底，我和儿子、媳妇约好，要把他从香港接回新加坡居住，然后我向他传播福音。我的信心及耐心的劝告感动了他。他回顾他一生坎坷的经历、悲惨的童年，感慨不已。若非上帝奇妙的恩典拯救了他，他是必死无疑的。此后，他的性情也慢慢变得温和起来。家人及亲友都为此而庆幸、而快乐。每星期天他都跟随我去福灵堂做礼拜。回想1955年前，我初到新加坡时，人地生疏，他怕我寂寞无友，就亲自带我到福灵堂去做礼拜，从此认识了许多同乡和朋友。

自从子瑜成为福灵堂的会友，直到他魂归天国，安享天堂永远的福乐，他的事迹便永远铭刻在儿孙以及亲戚朋友的心坎里，永不磨灭。大家都以他为榜样，感到光荣无比。他给大家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回想我们两人从1941年相识到他2008年安息主怀，前后共度过六十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过许许多多难忘的生活磨难。由于我们两人有着天渊之别的性格，难免会有摩擦而伤及感情。幸亏靠着上帝奇妙的恩典，赐给我耐心、恩慈、仁爱、良善、节制、温柔、乐观、信实等品格，帮助我们度过许多艰难困苦的时光。其次，我们有个独生子很聪明可爱，由于他的从中介入，我们即使有冲突也会迎刃而解。自从子瑜安息主怀后，我的儿子、媳妇多半时候都陪在我身边，照顾我的健康以及饮食起居。这也是《圣经》中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孝敬父母能使你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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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贵珠，又名丁桂，1918年生，生于沙捞越诗巫，祖籍中国福建省古田县。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复旦附中就读，后在沙捞越首府古晋的越光中小学、明德中小学等校任教，1944年与郑子瑜结婚。笃信基督教，爱好运动，尤其喜爱游泳和打乒乓球。

怀念郑子瑜教授

2008年6月30日下午，天气有点闷热，我突然接到了一个声音不太熟悉的电话，一听之下，才知道是郑太太打来的。

郑太太就是郑子瑜教授的夫人，我曾经拜会过，也跟她通过电话，但多是我打给她，以便联络郑教授的。由她打给我，如果不是第一次，恐怕最多也不会超过两次。

电话里，郑太太的声音很低沉，她说：“郑子瑜教授进了医院……他现在对于来访人的身份都不懂，很难辨别了……”

她说：“如果有空就去探望一下，但是他是不清醒的……”

我脑子里于是有了郑教授在医院留医的印象，也想过怎样安排一个时间去探望一下。

第二天早上，郑太太来电话说：“郑教授昨天5点钟过世了……”

我怕问太多会引起她的伤心，就没问是昨天下午5时，抑或是凌晨5时。后来见到报上的“讣闻”，确知郑教授是在6月30日下午5：30逝世的，享年九十二岁。

我知道郑教授是一个学人，也是作家，但是，我想，我应该有明确的根据的。于是，我翻开了《新加坡作家传略》一书，关于郑教授的介绍是这样的：“……1916年3月15日出生，福建省龙溪人，为清朝诗人郑开禧之后。现代作家，学者，教授。著作颇多，而最有成就，获得最大肯定的是有关‘修辞学’方面的著作。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郑子瑜修辞学论文集》（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是得到学术界承认的。”

我于1961—1962年在教育学院受训成为合格教师时，郑教授是我的“看教学”的老师。那时在教育学院受训，除了完成学术课之外，还要接受教学课的“看教学”。也就是说，即使学术课及格了，“看教学”如果不过关也是白搭。因此，“看教学”便成了一个压力很大的课业。许多受训学员常要打听自己被分配给哪位教授、讲师来“看教学”，而且有些教授被列在黑名单中，是不受学员欢迎的。

记得郑教授来“看教学”的是“华文科”，那天刚好教曹丕的《典论·论文》，在讲课之外，还要写一些板书（据说这也是算分的）。我在板书中写了曹丕的“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句，但自作聪明地将“盖”字去掉，只写了以下的内容，因为我认为“盖”是一引词，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原来、这样”的意思，有或没有没太大关系。

记得郑教授在评语中写下：不要将连接辞随意去掉。从这件事，我知道郑教授除了对课文熟悉，也忠于作者的每个字。

这是我与郑教授的第一次接触，也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以前虽然对郑教授早已闻名，但是缘悭一面。因为他是教师，是教授，而我们是学生，是待命教师，不容易高攀，也不敢高攀。后来，知道郑教授到日本去教学，去发展；再后来，更听说他在香港的大学教课。其间，也有报章为他的修辞学著作作过很多、很好的介绍及评价。

我再次见到郑教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02年。当时，新加坡文艺协会与国家图书馆要组织“南来作家图片展”以及出版“南来作家资料研究”。我知道郑教授那时在中大任教，于是想方设法与他取得联络，跟他要一些主办团体所需的资料。

在经过好几次电话联络之后，郑教授约我在尖沙咀渡轮码头的肯德基餐馆见面。他说：“这儿比较静，也容易找到，同时这种吃法也比较干净。”当天，是他请客，记得他说：“你做这种无偿的工作，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金钱，所以这一次一定要我请，由我付钱。”

我不记得他是当天就给了我资料，还是要我回新加坡找他太太拿资料。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次会面以后，我到过郑教授的家中，拿到了他赠送的《诗论与诗纪》一书。

再一次与郑教授接触，应该是为了《新加坡作家传略》的编辑工作。那时，要向在新加坡以及在海外的新加坡作家索取资料，于是又要找郑教授，跟他要资料。

有的老作家脾气很怪，不容易接触，很难拿到你想要的东西；有的则相反，给得很齐全，而且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记得郑教授就是配合得很好，给得很爽快、很齐全的一位。今天在《新加坡作家传略》中的郑教授“传略”，还有相片等，都是郑教授当时给的资料。

2006年，浙江富阳的“郁达夫研究会”委派一个代表团，联合杭州电视台来到新加坡和印尼，想寻访郁达夫当年在这里留下的遗迹、遗事。当时，他们提出想见一见当年曾与郁达夫见过面、有过来往、而今还健在的作家。我为他们联络的有方修、刘思、郑子瑜、叶冠复等。

后来，“郁达夫研究会”在富阳召开了一个纪念研讨会，除了举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之外，也放映了他们在新加坡采访各位作家的影像。郑子瑜、方修、刘思都作了报告，讲述各自与郁氏交往的一些经历。

记得这个访问团到郑教授家访问时，已经可以看出郑教授的记忆有时很清晰，有时则会模糊。比如，他说了好几次，他们四个人到厦门的一间酒店会见郁达夫，当时有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还有一个不记得了。我们很想说：“那个人不就是你吗?”可是我们不好插嘴。

但是，通过那一次访问，我们知道，郑教授在来南洋之前就见到过郁达夫，郁氏请他们几位文学青年吃饭。郑教授还跟郁达夫讨了一幅字，这幅墨宝就是今天大家经常提起的郁达夫有名的诗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接受采访那天，郑先生除了展示这幅字之外，还展示了其他几幅郁氏的墨宝。这些足以证明郑教授与郁达夫非同一般的关系了。

现在，郑教授过世了，曾经见过郁达夫的人更少了。这些文坛老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过战前辉煌文化丰采的文坛老人更少了。虽然岁月不饶人，生老病死也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但是，那些过去有成就、有好作品留下来的老作家、老学者，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尤其是像郑教授这样，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站得住脚，在国际上能崭露头角、令人赞扬的学人，更值得我们推崇，更值得我们怀念。

郑教授，我们怀念你！

你带给新加坡不少的光彩！（原载新加坡《文艺报·文风》200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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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骆明，1935年生，原名昆灿，祖籍福建厦门。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亚细亚华文文艺营秘书处主任、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缅怀郑子瑜教授

我国著名学者郑子瑜教授，不幸于2008年6月30日17时30分因肺炎及肾脏衰竭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郑子瑜教授于1916年生于中国福建漳州，后定居新加坡。年少时，家境贫寒。他凭藉勤奋好学与聪明智慧，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奉为治学八字真经，以“一生写学术文章，立志要有创见”等超人见识和不懈努力，终于奋斗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作家、诗人。尤其是在“中国修辞学史”方面的精湛造诣，使他被誉为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第一人。郭绍虞在该著作序文中说“郑子瑜是第一个研究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诚非悻致。

郑教授的逝世，乃新加坡、中国文学界以至国际文学界的巨大损失，其渊博的学问、高尚的品德与光辉的功绩将永垂青史，为后学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郑教授早年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郑子瑜小传”先后入选《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日本大学人名录》，复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入《世界学人传》、《世界著作家列传》等多本世界性名人传记。著作有《人境庐丛考》、《郑子瑜选集》、《诗论与诗纪》、《中国修辞学史》等三十余种。所著《孙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等数篇散文，曾入选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弱冠时，于右任在报端惊见他的诗作《移寓白沙湾》“向晚渔舟逐水流，前村微雨后村秋。近来偏喜依山住，为乞青山伴我愁”之后，竟爱不释手，写成条幅，寄给万里外素不相识的郑教授，由此可见他对郑教授诗作爱之真切。

郑教授于1944年结婚，遗孀丁贵珠女士。子郑大宁，为美国心脏专科医生。

治丧期间，其夫人及亲属收到来自以下机构或个人的唁电、唁函：

中国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

龙海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漳州市海外交流协会；

中国修辞学会；

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及《修辞学习》杂志编委会；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宗廷虎、陈光磊、李金苓等。（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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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焕泽，1940年生，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海南省琼海市。新加坡执业特许秘书暨行政管理顾问、英国特许秘书暨行政管理人员学院院士。2008年荣获新加坡文艺协会颁授的“向文艺敬礼”作家表扬奖。

悼念一代修辞学大家

我国乃至亚洲著名汉语文修辞学家郑子瑜教授，已于2008年6月30日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九十二岁高龄。

写作人兼会计师莫焕泽第一时间知道郑教授谢世的消息，特撰郑子瑜教授生平给《联合早报·文艺城》，读者与晚生们获知噩耗后都深深感到惋惜。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华中念书时，郑子瑜老师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了。当年，同为作家的老师还有卢绍权(苗秀)、丘絮絮和卢涛。我没有听过苗秀和郑子瑜两位老师的课，但做过卢涛和丘絮絮老师的学生。今天，这四位老师兼作家都已先后过世，其中最长寿者就是郑子瑜老师了。

回忆我在华中念书时，偶尔从郑老师授课的课室门外走过，他在黑板前教课的神态至今尚有清晰的印象。我曾听上过郑老师华文课的同学说：郑老师在考试前一定会给同学暗示考题内容，嘱同学多加注意和准备。在考场监考时，也不给同学带来太大压力。看来，郑老师的温和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教学中，就是不给同学带来过多压力。

据教育界前辈梁荣基博士和王永炳博士告诉我，郑老师离开华中之后，便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之前，还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及大东文化大学聘任为教授。郑老师一生忠于教育、忠于学术、忠于写作，前后撰写了三十余本著作，深受亚洲乃至世界学术界的重视。

郑老师在日本成名之后，先后被厦门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及北京大学等校聘为客座教授。海内外学术界最激赏的，是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国修辞学史》以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等著作。今天，郑子瑜老师仍属中国修辞学权威之一。（原载新加坡《锡山》2009年第3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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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烈浦，1938年生，原名陈川强，原籍海南文昌县。曾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新闻秘书、执行编辑。现为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主席、乡团文学组织文学顾问。

苦学成才，著述等身

2008年7月初，我刚从南京参加全球汉诗大会回来，旅途疲劳尚未完全消除。突然接到儿子邹诚电告，说郑子瑜老先生已于6月30日傍晚仙逝。我不禁黯然神伤！我虽至今犹未与郑老谋面，但我和郑老早已通信。我的书《郁黎民文存》序言也是请郑老写的。因为他在1936年就与先父郁达夫有过交谊。所以我一直把郑老作为父执辈看待。如今他仙逝了，我拟了一副挽联以表哀思：

苦学成才，坎坷人生成激励；

著述等身，全球享誉倡修辞。

2002年，我翻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写的散文二十余篇，其中有曾经发表过的，也有未发表过的。整理以后，想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写一篇序文，以壮观瞻。我想到了郑子瑜老先生，但又怕他是知名学者，年事已高，工作很忙，是否能答应没有把握。于是先去信探询。谁知他爱屋及乌，接到信后于2002年12月8日来信说：黎民女士：

11月26日示敬悉。

大作拟出版，嘱为撰序，自当遵命。因为悼念令慈孙荃、令弟天民二文，皆有史料价值，而你的文字技巧也很老练（自历次来函看来），相信拜读大作的人必不少，能为大著撰序，将是我们的光荣。而不是如你来函所说，反以为是你的荣幸。郑子瑜　2002年12月8日

我接信后十分欣喜，又写了一封给他的信：郑老先生：

明天是2003年的元旦，我在这里祝贺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收到北京大学寄来的学报、重读了先生的文章。龙协涛君嘱我收到后告诉您，您可以放心了。

前寄出的文稿谅已收到，这些文稿都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陆续写下的，而且都是写的我的亲人。如我的祖母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材，真不简单。关于我母亲孙荃的一文中，我写了母亲孤苦无助地抚育我们姐弟三人成人，特别是八年抗战中的艰苦岁月。我对大伯父郁华那种明知危险而生死在所不顾的大无畏精神是那样的敬佩。我对二伯父用医学帮助家乡人们的善良举动的仁者之心，特别是我父亲那种孤臣自守的苦节都极铭感。我庆幸自己在这样的家庭中生长，我有那么些英雄的长辈给了我做人的楷模！使人时时鞭策自己，即使在浩劫中我也拿他们做我的榜样。我挺过来了，终于又重见天日！所以我写的都是事实，这是我要告诉先生的一句话。

我的文字自知并不流利通顺，因为我做了数十年的中学数学教师，在退休后才学着写文章。根本没有想过要出书。这次为了纪念邹陔笙君，大胆地出了他的诗词文集。可对我自己却从来没有这种奢望。是孩子们鼓励我，留一点文字给他们，比留其他的财产要好，所以就冒冒失失地求助于先生，请原宥！

在这2002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我虔诚地为先生祈祷：健康长寿！世晚　郁黎民　敬上　2002年除夕

郑老接信后，于2003年1月25日很快就寄来了复信。黎民女士：

拜读力作，不胜惊喜。你的文字技巧真是到家。你竟到现在才想出版你的散文集，其实老早就该出版了。

还有你的家世也非常特殊。相信你的散文集一旦出版，势必惊动文坛。而且你的父亲达夫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拙作也曾提到），又是死得那么壮烈，影响之大，绝非常人可比。大作写你家世的文章特多，不但是读者所喜爱，甚至可以作为研究郁达夫者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我提议印刷要好，印数要多，才能应付需求。

大作有关令慈文章，拜读二遍，令人感动。其余的也略读一遍。来信说大作需在一月赶印，我认为不必急急出版。须先作好计议。因为这不是一本寻常的书。我能为大作撰序，真是我的光荣。但我要编写的书即便搁下，约我写的短篇也多。我不日回新加坡度岁，当将大作带去，争取时间为撰序，然后从新加坡寄给你，请稍待，敬请著安！并祝新年万事如意！

请代问候邹诚先生郑子瑜　2003年1月25日

不久，我收到了郑老在2003年2月24日作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的序言，作为《郁黎民文存》的第一篇序言，我是多么的高兴呵！这是郑老先辈对后学的鼓励，使我兴奋，使我感激！

从此以后，我关心着有关郑老的报道和文章，一经发现，我都会注意阅读和收藏，前不久我读了《郑子瑜传稿》，是复旦大学出版的。上面列叙郑老的坎坷人生和治学之道：“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特别是《中国修辞学史》的问世，它曾是郑老一生心血的浇注。郑老自称为复旦大学解放后首任校长陈望道的“私淑弟子”，是陈望道修辞学史和修辞学研究中的精神提携的后人。从此他在修辞学史和修辞学研究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的完善和《中国修辞学史》的问世，使郑老赢得了全球的声誉。

如今郑老带着无比的荣耀仙逝了，留给后人忆念的有那等身的著作和学术论文，我虽为郑老的离去感到悲哀，但也为郑老一生的成就感到骄傲！他给世界上贫穷的学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2008年7月15日深夜于湖南宝山衡庐（原载《炎黄纵横》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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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郁黎民，1925年生，浙江富阳人，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女。湖南省桂阳一中教师，湖南省政协委员。

鹭江江水惹离思

1936年12月30日，郁达夫先生自日本回国来到厦门，寄寓中山路天仙旅社。当时我是厦门《星光日报》记者，陪同达夫先生游览厦鼓名胜古迹，写了《郁达夫在厦门》访问记。文章一发表，慕名趋访郁先生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爱好文学的青年。1937年元日傍晚，访问的人陆续离去，留下长谈的是马寒冰、郑子瑜和我。达夫先生回答了我们关于文学问题的提问，分别写了对联和诗幅见赠，他给子瑜写了“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诗句对联，给我写了“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的诗句。同时还和我们三人合影留念。寒冰是我的同学好友，子瑜则是初次见面。由于志趣相同，一见如故。

不久，抗战军兴，故土沦丧，子瑜南渡，寒冰北上，我居无定处，许多青年时期的朋友，北国南天，音问不通。新中国建立后，在军委总政文化部任文艺处长的马寒冰，终于有了联系。而海天遥阻，寄身域外的郑子瑜，却音讯全无。

前年，《福建文艺》发表郑子瑜1937年写的《天仙访郁达夫记》，给了我子瑜仍然健在的喜讯。去年，省文化局李南轩同志率领芗剧团到新加坡演出，子瑜向他探询我的情况。近半个世纪的互相怀念，终于沟通了讯息。今年初夏，子瑜万里迢迢，回国访问，江山妩媚故人稀，白首老友喜重逢，欢愉之状，非笔墨所能言喻。

郑子瑜1916年出生于龙溪县一个破落的乡宦世家。幼年家境贫困，生活在穷愁坎坷之中。四十年前曾作一首绝诗，题为《乞者自歌》，诗云：“叫乞东门事偶然，闲来且咏相羊篇。慈仁巷里无仁者，只掷泥沙不掷钱。”诗前有小序：“岁首无事，乞食漳城，三日两餐，无为怜者。”

就是这样一个穷苦的孩子，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迈步，奋发自强，青年时代已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当他怀着“鹭江江水惹离思”的凄怆心情告别苦难的邦国时，他的作品已从伤怀身世、多愁善感进而为不胜家国兴亡之思的慷慨激昂之作，在一首《渔家傲》词中，他写道：“叵道芦光风景异，中华建国含深意，遍地烽烟连寇起，迷蒙里，将军浴血凌云志。一曲怨歌声万里，妖氛未扫归天计，笳鼓声声收失地，扬正义，横刀直斩扶桑辔。”此词当时经军委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选交作曲家谱曲，流传甚广，激发同胞抗日救国的热情。

中年以后，子瑜从文学创作转为致力文学史和作家的研究，致力于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著作等身，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教授。他新近出版的《诗论与诗纪》就收进五篇对郁达夫、鲁迅、周作人诗作的论述和考证文章，尤其是《论周氏兄弟的新诗》一文，在文坛上引起重视。对晚清杰出新派诗人黄公度（遵宪）的研究，更为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的“黄学”家们所重视。日本大阪大学增田涉教授（鲁迅旧友）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讲话》等，都参考并引述郑子瑜有关黄遵宪的研究著作。他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共同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出版后，受到有关研究者的很高评价。

60年代，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兼研究员，主讲《中国修辞学》。听讲的都是“早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和讲师。郑子瑜将他的讲义编成《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由“早大”出版，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中国修辞学简史。不久前，郑子瑜重新改写，成为第一部正式问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滔滔鹭江水，悠悠别离情，我怀念30年代风云激荡的岁月中认识的青年朋友，我祝愿远适异国，至今音问未通的朋友，和子瑜一样，在学术上、事业上有所成就；我祝愿当年唱着“天之涯，地之角”的别离歌，依依惜别的朋友，能在有生之年，和子瑜一样，回来探望春暖花开，阳光灿烂的祖国，和我共庆喜重逢。（刊《炎黄纵横》2008年第2期，原载《福建日报》198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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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家欣，1915年生，1932年开始从事新闻、文艺工作，是福建省唯一一位到抗日前线采访过的战地记者。著名老记者、老作家。

子瑜先生的香港时期

20世纪70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时，读过郑子瑜先生写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借的，读后把整本小册子影印了。1976年返回香港，在母校中文大学任教，寄回香港的书籍、资料包括了郑著。中大中文系开设的课程不少，可就是没有修辞学一科。我和从前是同窗当时是同事的潘铭燊兄向系方建议增开此科，通过了，潘兄和我乃讲授这一新科。潘兄教此新科时，好像也是新科——刚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新科博士。芝加哥大学，如用钱锺书的雅译，是为诗家谷大学。中文大学离沙田红梅谷不远，其校园的一部分也略呈谷地之形；而且当时旧体诗人和现代诗人兼蓄，诗风文风鼎盛，也可说是个诗家谷。1980年代某年某月，听说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来了一位郑教授，是位访问学者。后来知道他就是修辞学专家郑子瑜先生，于是我和潘兄联袂拜访前辈，见面的地点是中大宾馆的餐厅。一饭论交，彼此忘年。“一饭论交”，郁达夫的诗有这样的词语。是才子又是爱国者，郁达夫也是暴露狂者。他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出了问题，有红杏出墙的传说，而他竟然写作并发表了《毁家诗纪》。其一云：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

郁氏此诗有自注：“王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她失身于某君。研究郁达夫有年的郑子瑜先生，和铭燊兄与我一饭论交，却是好的开始，此后且“努力加餐饭”。郑、潘和我都住在校园或离校园不远处。1980年代的香港中文大学，已具规模，校外的学术文化活动也多；我们经常互相约访、晤谈。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学者与作家来港交流者众，郑先生和我都相当好客，所以常常接待来访者。如果把名单开列出来，再把照片加以张贴，简直可成为一大“花名册”(Facebook)。诸多聚会中，我印象最为深刻者有几个。一是与俞平伯先生之会。在著名的俞老面前，年在七十左右的郑先生，只能算是个中年学者，而我则变为青年了。“老中青”三代读书人在普遍不重书香重铜臭的香港商业社会相聚，却有小圈子的书香话题，话兼两岸，语涉古今，投机而有趣。另一个，聚会中有上海的张爱玲专家，有北京的散文评论家，话题由我引到钱锺书“文革”时期与人冲突事件，最是巧合和尴尬。这则文坛趣事，说来话长，将来或用专文来记述。

子瑜先生是前辈，我和他有事无事要碰头，常常在他的研究室。此室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这四合院里面，院中有方塘半亩，院外有绿竹修茂，应该是个雅室才对。不尽然，子瑜先生雄踞之书桌，桌面大堆小堆、厚叠薄叠，都是书籍报刊文件书信之类；容许他挥笔疾驰的空间，大概只有三十公分丁方。这要比没有秩序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更乏秩序；和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公寓夏志清先生的书桌大有可比性。子瑜先生的书桌，上面叠书架刊；其研究室的墙柜，则叠箱架盒，格局比任何“后现代”建筑的参差、不对称更有过之。子瑜先生心目中，自有其秩序，与我所见所思略异。他俯仰于其间，阅读、写作于其间，与旧友新交谈文说艺、月旦人物于其间，自如自得于其间。在室内室外速速碎步而走，“哎呀，潘博士……”“哎呀，黄博士……”或喜或忧地呼，中气十足，近距离时人散发着发油的幽香，老而弥坚的子瑜先生是也。室外的方塘，他偶尔伫立静观；子瑜、子鱼，当知其乐与非乐。

室内的箱盒放的多半是衣物。子瑜子鱼，时而化身为子鹏，行李箱一携，研究所外“的士”（taxi）一登，郑先生由司机驱车前往机场，乘大鹏一飞冲天，到上海到北京去也。他是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与同行从事集体研究，一起编写书籍。例如《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就是他和宗廷虎、陈光磊合编的。子瑜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此书，并表示为了编写的需要，宗廷虎教授等要来香港，但来港事不容易办。一来当年内地人士来港申办手续非常烦琐；二来他邀请内地学者来港交流，须先获校方单位批准。子瑜先生是子鱼、子鹏，却非大鹏。大鹏“水击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大鹏力大无朋。子瑜先生在校内为这事为那事，却往往“有待”——有待有力人士的认可。当“有待”之后是“无成”，子瑜先生怎能不“哎呀，黄博士啊……”地呼叹呢?

子瑜先生在中大当高级研究员或客座高级研究员，据说是获得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支持的，与其他一般研究员之由中大直接聘用、直接发给薪酬不同。子瑜先生的夫人住在新加坡，据闻家有大宅；其公子则在美国，是个医生。我对子瑜先生的产业有一知的兴趣，却不便询问。他倒是告诉过我，在哪儿哪儿购买了商业铺位，怎样租给了商户，其楼价怎样升升跌跌。他在九龙旺角区的某物业，租金涨、楼价升，获利甚丰。他在深圳罗湖商业城的两个小铺位，购入后久无租客，且设备不妥，要打官司。他多次亲自出马，纠缠于这些琐事。深圳这宗物业纠纷最后解决了，他又一次获利甚丰。七八十岁的老学者，原来长袖善舞。商人而好读书、舞文墨者，是谓“儒商”，近年内地且有儒商文学研讨会的举办。子瑜先生的经商，是其副业吧，因此应该称他做“商儒”。诗人徐志摩在北京教书之余，兼任楼宇买卖中介；小说家陈若曦在美国加州，据说也曾从事地产代理这个行业。

为文者希望其文传诵，谋利者希望其利多获。老天常常不从人愿。1990年代某年某月某日，子瑜先生在餐聚时谈到其古董买卖。他说最近从事一宗交易，有一批古董青瓷花瓶“待价而沽”，沽出后获得的利润将捐予家乡漳州，在那里兴建图书馆或学术文化馆。可是问题出现了。饭后他约我和铭燊兄至其家——沙田富豪花园一个九百余平方英尺（相当于九十平方米）的单位。进入郑宅，一看傻了眼，客厅、卧室、厨房、厕所到处都是花瓶，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大概有一二百个。玩保龄球的人，希望圆球一掷，前面的木樽悉数应声而倒。我们在花瓶阵中，却步步小心，害怕半步不慎一碰而碎。子瑜先生蹙着眉说：“这批青瓷花瓶，其古昔年代的真伪，尚待再一次聘请专家鉴定。”他表示鉴定费用是可观的数字。这次拜访参观之后，他偶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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