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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3 23: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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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晶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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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瑛传:生命的交响

郑小瑛传:生命的交响试读:

引子

“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为大众,为人民,而不是为个人!把自己的收获与大众分享,这就是我的愿望!”郑小瑛教授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半个世纪中,她把自己当作熊熊燃烧的火炬,为了“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音乐理想,在忍辱负重中,殚精竭虑、砥砺前行,尽显新中国歌剧、交响乐脊梁的大家风范和令人高山仰止的傲岸风骨。

若说名声,郑小瑛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获国内外大奖、荣誉无数,是驰名中外的杰出指挥家、艺术家;若说地位,她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是高等学府的教授,是国家级剧团、剧院的首席指挥,她教授的许多学生不是著名大乐团的总监,就是在国内外的著名剧院挑大梁。她不顾88岁高龄,仍执着于所热爱的事业,呕心沥血地奉献,不辞劳苦地付出,是“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的执念,让这位可爱可敬的老人,淡然了一切功名利禄,将自己完全置于忘我之境。“我认为非常有道理的事情,也许有人并不赞成。但是,我会不顾舆论如何而埋头去做。我只顾付出!只顾做!”

这是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在央视10台播放的“人物——为时代而歌:郑小瑛”专辑中的内心独白。听到她那笃定的声音,望着她略显佝偻的背影,让热爱她的人心生敬重与疼惜的同时,感动与感慨之情不由在心头涌动。  第一乐章 人生序曲

音乐可以感受时间、感受运动,是一件很令人享受的事。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前人创造的,而想象力意味着你的创造、想象力是知识的源泉。音乐是最好的激发想象力的艺术品种,因为音乐没有具体的形象,它会启发你不同的联想,不同的智慧和方向,充实大家的人生。——郑小瑛1.小荷初露尖尖角

小礼堂里座无虚席,二年级的师生及家长恳亲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

大家的目光都投到舞台上,一个小姑娘正随着《卡门》哈巴涅拉的乐曲跳着吉普赛舞。她时而摇动小铃鼓,时而跺脚扭腰,舞步奔放,表情欢快,引来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这孩子叫什么名字?简直太可爱了!”一位家长小声问道。“她叫郑小瑛,不仅能歌善舞,功课在班里也是最棒的!”另一位家长回答。“哦,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听着家长们的窃窃私语,坐在他们身边的一位女士,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她正是那个被赞美的孩子的母亲温嗣瑛。

温嗣瑛是位知识女性。她从小受五四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正因为她是个喜欢走在潮流前面的新女性,后来她瞒着父母,偷偷地买了张船票,来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子体育高等师范班(原金陵女大体育系前身),学习新式女子体育。毕业后,她回到重庆任体育教师,是中国第一代女体育教师。她在上海婚后,生下女儿小瑛,遂辞去体育教师之职,到一家保险公司任人寿拓展部主任,并被追求新潮的女士们推任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主席。温嗣瑛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率领女生在音乐伴奏下跳起欧美土风舞

温嗣瑛的丈夫叫郑维。郑氏一家是永定“客家人”,其先祖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连年灾荒,不得已从自古就是交通要隘和兵家必争之地的河南荥阳,举家辗转迁移到闽西的群山深处。郑维之父郑金禄只念过两年私塾,便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然而客家人耕读为本、忠孝仁义的理念却像世代相传的基因一样,使郑金禄把崇文重教看作安身立命之道。

村里及附近客家土楼有贴对联、挂帖子的文俗,诗书满怀的郑金禄便以此为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墨先生。为了生存,他种过农田,做过小贩,但这些并没有泯灭他求知进取的理想。在他而立之年,因为美国传教士来闽西传教,他接触到了基督教,并成为一名牧师。在教会的帮助下,他把孩子们送到上海的学堂读书。

郑金禄教子有方,几个孩子非常争气。他的三子郑华和五子郑维一同考取了晚清政府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的奖学金。郑维更为杰出,名列“榜眼”,以第二名的成绩与兄长一起进入清华学堂深造。

1916年,郑家两兄弟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郑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农业经济专业。当时有的同学因为农科前途不广,转到了更能赚到大钱或飞黄腾达的专业。郑维却认为农业是民生的根本,立志钻研农业经济以报效国家。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考取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922年,郑维即将进行论文答辩时,他接到父亲病重的家书。一向把“百事孝为先”作为做人根本的他,毅然放弃了论文答辩,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动身启程,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父亲康复后,他没有再回到美国,而是留在国内任职。解放后,他被上海外国语学院聘任为教授,被高教部聘请参加书籍的翻译、编写高等学校的英语教材及编纂《英汉辞典》等工作。1927年郑维与温嗣瑛在上海举行婚礼

经人介绍,温嗣瑛认识了留学归来的郑维。郑维见温嗣瑛不仅秀外慧中,而且是个追求思想解放、不甘平庸的新女性,对她心生爱慕之情。温嗣瑛也倾心于这位思想进步的青年才俊。经过一段时间的鸿雁传情,他们都认定对方是能够“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那个人。怎奈,温嗣瑛出生于穆斯林家庭,家族绝不允许她嫁给外教人。为了爱情而被推到整个家族对立面的温嗣瑛,没有因为族人的软硬兼施而屈服,坚持追求婚姻自由,最后被家族开除。她只身来到上海,与郑维在教堂举行了婚礼,结为百年之好。

1929年9月27日,他们爱情的结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来到这个世界。一般的婴孩都是哭着呱呱坠地,可他们9磅半重的女儿剖腹产诞下后,却一声不哭。“别是个哑巴吧!”护士嘴里咕哝着,在婴儿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时孩子才扯开嗓门,放声大哭。嗓门儿那个敞亮啊,在产房外都能听到。

那时谁又会想到,就是这个刚出生时令护士误以为是“哑巴”的婴儿,多年后却成为了统领交响乐队的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维夫妇没有按家谱为女儿取名字,而是取父姓母名为她取名为郑小瑛,在当时也属新派。

温嗣瑛的母亲得知小外孙女出世,善良的她释去前嫌,在征得家族的同意后让女儿回重庆老家省亲。温嗣瑛的父亲此时已经过世,温氏家族从此放宽了穆斯林的女儿不得与教外男子通婚的限制。8个月大的小瑛坐在外祖母怀中

郑维与温嗣瑛思想开放民主,性格开朗,在教育女儿时从不墨守成规,更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使郑小瑛在这个推崇新文化新思想的家庭中,受到爱的滋养。

郑小瑛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天资聪颖,开朗活泼,性格倔强。当她还在襁褓中时,只要听到歌声或乐声,就会咿咿呀呀地随之手舞足蹈。上幼儿园时,她已显露出不同寻常的音乐天赋。老师所教的歌曲,她一听就会;老师所教的舞蹈,她一学就会,很快就成为了班里的领唱领舞。

在当时的上海,正流行好莱坞女童星秀兰·邓波的电影,小瑛深深地迷恋上了,只要上映她的电影,小瑛都会去看,回家后一定会模仿邓波在影片里的台词和所跳的舞蹈。邓波的踢踏舞,她只看过一次,回到家后就会边唱边跳,节奏感极强。

温嗣瑛见女儿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天赋,喜上心头,不失时机地问她:“你看,在电影中邓波的钢琴弹得非常好,你想学钢琴吗?”“想!”小瑛仰起小脸,一边回答母亲,一边活灵活现地伸出双手摆出弹钢琴的样子。6岁的小瑛开始学钢琴了“那妈妈就请老师教你弹琴。”母亲慈爱地摸着女儿的头,说“我们家的小瑛一定会成为邓波那样的小明星!”“妈妈,我还要学踢踏舞!”小瑛说道。

母亲见女儿人小鬼大,这么小就有自己的主张,笑了:“好,钢琴、踢踏舞都让小瑛学!”

父亲听说母亲要让小瑛学弹钢琴,非常支持。他虽然工作繁忙,却总会抽出时间坐在小瑛身边,像个最忠实的听众,给孩子加油鼓劲。有时还和母亲一起,为小瑛的弹奏伴唱。

小瑛没有让父母失望。只要跟着老师练几遍新曲,她就会独自弹奏了。可是老师教的练习曲是那样的简单枯燥,天赋极强的小瑛常有吃不饱的感觉。温嗣瑛便为女儿买来《儿童钢琴曲》《世界名曲集》等乐谱让她自学。

让父母没想到的是,小瑛自学进度非常快,用不了几天,乐谱中的曲目她就都能熟练地掌握。当时上海滩正流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歌曲,而小瑛只要听过几次唱片,便能用钢琴把全曲弹奏出来。

6岁时,小瑛参加上海市幼童智力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套《幼童文库》,这是在她成长道路上得到的第一份奖励和认可。小瑛对它视若珍宝,即使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经历了无数次搬迁,这套文库也总是静静地躺在那个小木箱里,伴随她的左右。

童年的经历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在温嗣瑛这位既是慈母又是良师的引导下,在父亲悉心的关爱和教导下,郑小瑛在很小的时候,就和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大音乐家为伴,用他们美妙的音符滋润心灵。而聂耳等革命音乐家的作品却像是火种,播撒在她幼小的心田里。2.人生第一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8月13日,面对日本侵略军,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战争的硝烟让昔日繁华的十里洋场变得满目疮痍。

郑维一家住在北四川路一个靠近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弄堂里。温嗣瑛每天送四岁的小瑛去幼儿园,路过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的司令部门口时,小瑛的小手都会把她的手拉得很紧,她从小瑛的神情中能感到孩子心中的那份莫名的恐惧。当小瑛正和小朋友们在公园里快乐地荡秋千时,只要看到有人带着日本孩子来玩,家长们不管孩子们有多么不情愿,都会让他们赶快下来躲开,把游戏器械让给日本人……

在苏州河下游河口临黄浦江处,有一座旧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外白渡桥,因其毗邻外滩公园,英国人又称其为花园桥。1937年上海沦陷后,桥上挂起了太阳旗,桥头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每个从那里经过的人必须要向太阳旗三鞠躬,方可从桥上通过。

郑维夫妇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岂能甘愿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当顺民。温嗣瑛在妇女运动中结识了何香凝、史良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积极参与她们领导的中国反日救国大同盟的活动,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忍无可忍。经过精心筹划,夫妻二人变卖了家中值钱的物品,一路辗转,回到了温氏娘家,号称大后方的重庆。

来到山城重庆,他们惊愕地发现,这里竟然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怖之中。防空警报和敌机的轰炸声不时响起,民众惶惶不可终日。

郑维夫妇在南岸老君洞道观里租下了一幢两层小庙镇江亭,史良就住在他家的楼上,沈钧儒等爱国人士经常来到他家与史良共谋抗日大计。

小瑛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就是享誉全国的“抗日七君子”中的成员,并了解了“七君子事件”的故事:1936年5月,沈钧儒等著名文化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称为“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才被迫将七人释放。

毕竟小瑛当时只有八岁,大人们说的话她经常听得一知半解,但七君子不顾个人安危保家卫国的事迹却无时无刻不感染着她。有国才有家,国家安定百姓才能安康的道理,从那时起已深深植根于她的心中。

坐吃山空,从上海带来的钱不久便花得所剩无几。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郑维在成都一家全国农村合作委员会谋到了总视察一职,举家迁往成都。

依依惜别之际,一向对郑小瑛喜爱有加的史良阿姨和沈钧儒叔叔,在一本纪念册上留下了对小瑛的由衷祝福:

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担负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史良

年龄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来,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的抗战力量这边来。——沈钧儒

寥寥数语,尤胜长篇大论。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郑小瑛把两位革命者所期许的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作为自己的使命,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殷殷希望,鞭策着她奋勇向前。

成都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后人称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能让时间慢下来的城市。独具特色的小吃和茶肆是一道世人津津乐道的风景。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惨无人道的轰炸,振聋发聩的警报嘶鸣,随处可见的残垣瓦砾,四处躲避的人群,使这座“休闲之都”失去了往日的恬适与安宁。

出于安全考虑,郑维没有把女儿们送到学校,而是请来老同事的胞弟施兆启做小瑛和妹妹小维的家庭教师。刚从抗敌演剧队回来的施老师是个热情洋溢的青年,不仅文化课讲得生动,课后给小瑛姐妹俩讲的抗日前线的英雄故事也栩栩如生。小瑛被那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吸引着:听到敌人被歼灭,她会拍手称快;听到战士英勇牺牲,她会非常难过。

施老师给小瑛姊妹所上的音乐课,是他在演剧队里唱的那些抗战歌曲。郑维买来的《大家唱》抗日歌曲小唱本,成了小瑛最好的教科书。虽然唱本上都是她并不认识的简谱,但凭她已会的五线谱知识,很快就把唱本里的几十首歌都学会了。这些歌曲,成了小瑛懂得抗日救国道理的最好启蒙书。

有一次,街上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小瑛姐妹被父母快速地拉进了附近的防空洞。当地动山摇的轰炸声平息下来,警报解除,小瑛和家人随着人群跑向被日军轰炸的地点。那是一所小学,已被敌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烧焦的课本、支离破碎的桌椅随处可见。当看到几具烧得似焦炭般的尸体,其中有一具像老师模样的大人身体下还掩着几名学生时,父母赶紧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试图不让她们看到眼前惨无人道的景象。

但这悲惨的一幕还是深深地刻在了小瑛的脑海里。她紧紧握着小拳头,恨不得马上长大,恨不得马上上前线为这些惨死的老师和孩子报仇雪恨。3.爱国情怀照心田

郑维夫妇每次带小瑛姐妹上街,都会路过一所学校。当听到从教室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或看到学生们在校园里打球玩耍时,两个孩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虽然孩子们非常懂事,但是郑维及妻子还是从她们的目光中,看到了那份对课堂的期冀,对有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嬉戏的渴望。

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接受正规的教育,郑维把小瑛姊妹送到了离家不远的航空委员会子弟学校。这所学校是从南京迁至成都的,校长陈鸿韬是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的学生,倡导实践,推行“知易行难”及“先行而后知”的教育理念。

在学好功课的同时,校方经常请来爱国青年讲抗日故事,讲有国才有家、不做亡国奴的道理;把鲁迅、叶圣陶、高尔基等国内外作家的文章,作为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外读物。

音乐课上,小瑛和同学们唱的是《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排演《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有歌唱及表演天赋的小瑛和妹妹小维,当仁不让地成为独唱或对唱的主角。

过年了,郑维家聚满前来共贺新春的亲朋好友。有一次,趁大家餐后在客厅喝茶聊天之际,10岁的小瑛和妹妹抱来一条大床单,用绳子系在客厅两端的墙上。父母没有把她们的举动放在心上,任由两个孩子玩耍。“叔叔,阿姨,舅舅,舅妈大家好,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拜年了!”小瑛把书本卷起来当话筒,大大方方地亮开了嗓门。看到大家停止了闲谈,把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她像得到了鼓励一般,情绪激昂地说:“现在,我们为大家表演一场抗日游艺会,组织义卖活动,请大家捐款给前线的战士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父母没有想到两个女儿会有这样的举动,但知道小瑛一向人小鬼大,主意特多,他们也见怪不怪了。在亲朋好友热烈的掌声中,小瑛和妹妹的义演开始了。她们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喊抗日口号,不多时便调动起大家高涨的爱国情绪。小瑛不失时机地拿出自制的手工艺品向大家义卖,小维则抱着她们小小的捐款箱向大家募捐。看到亲朋好友们一边对姐妹俩赞不绝口,一边你一角我一角地捐款,小瑛的父母打心眼儿里为女儿们的行为感到自豪。

这次“家中的义演义卖”活动,是小瑛受同学们在闹市向行人募集抗日捐款活动的启发,与妹妹一起精心策划的。她们在年前就为这天的新年聚会自编了抗日演出剧目,并经过了排练。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她们还偷偷请施兆启老师作艺术指导呢!

义演过后,她们把亲友们捐助的二十二元六角五分钱,委托施老师寄给时任《生活》杂志的主编邹韬奋,请他把钱转交给抗日前线的战士。韬奋伯伯在回信中对小瑛姐妹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并在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全民抗战》杂志上,刊登了两姐妹的爱国事迹。

母亲温嗣瑛捧着杂志看了又看,高兴地说:“我家小瑛长大了,也懂得用实际行动来救国了!”

听母亲夸赞自己,小瑛笑了。因为不久前,由于她的好奇心强和顽皮好动,在妈妈举办的“抗日出征家属妇女工业院”里闹出了乱子,惹得妈妈非常生气。

那天,小瑛到工厂里玩耍,见女工们在织布机上瞬时就能把棉线织成布,十分好奇。趁妈妈不注意,她坐到一台看起来复杂一点的织毛巾的机器前,自信地学着工人们的样子,踩着踏板,拉起梭子摆弄起来。怎奈梭子根本不听她的使唤,机器上的经线纬线绞在了一起。小瑛慌了神,大叫起来。工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跑了过来。

闻讯而来的母亲,见到小瑛闯了祸,一扫平时的慈爱,气愤地拿起身边的一根挑纱的竹板,朝小瑛手上打去,大家见状急忙拉开母亲。长这么大,母亲从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对她下手这么狠过,自知做了错事的小瑛内心惭愧极了。

晚上回到家,母亲拉着小瑛的手看了又看,心疼地问道:“疼吗?”

从实践中体会到了“知易行难”的小瑛摇摇头说:“妈妈,是我错了。”

母亲一边小心地揉着小瑛的手,一边说道:“你不要怨我发这么大的火,要知道这些生产的物品是要送到前线上去的,这些女工全靠这些机器养活的啊!”

听母亲这么说,小瑛才明白母亲的一片苦心。因为把这份工作视为抗日爱国的事业,她及她的同事们才如此珍惜她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汗水。

小瑛的班上有个叫李铮惜的同学,她家境贫寒,不像其他同学有好衣服穿,有喜爱的零食吃,可她上进心强,且心地善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世事的不公平疾恶如仇。共同的志向,使小瑛与她成为了好朋友。

这天,李铮惜找小瑛玩,见她正在家里学绣花。李铮惜皱了皱眉头,对小瑛说:“国难当头,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绣花!你可不要忘记穆老师给你的题词:暖房里培养不出能抵御风暴的劲草!”

她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小瑛的心弦。接下来的日子,小瑛一直在想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坚韧起来。最后她得出了答案: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迎难而上。

小学毕业前夕,她听说空军幼年学校招生,毅然与李铮惜一起去报名。怎奈当时空军幼年学校只招男生,使她们驾驶银鹰炸平日本三岛的理想落空了。12岁的郑小瑛小学毕业了4.成长是美丽的

小学毕业后,郑小瑛进入位于成都市郊一座祠堂里的教会学校——华美女中上学,它是为避开战乱而从市区迁到这里的。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小瑛的父母认为,相对于社会上的其他学校而言,教会学校要单纯一些,国民党和恶势力很难渗透进来,而且还有小瑛喜欢的钢琴可以继续学习。

学校离家远,小瑛只能每月放例假时回一次家。在学习上,小瑛的悟性很高,记忆力也非常强,除了数学要靠老师讲解外,其他学科看一遍书就能读懂,而且只要看过了,几乎就不会忘记。她的学习成绩总在班里数一数二。

唱诗班是教会学校不会缺少的。小瑛虽然出自基督徒家庭,却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她喜欢参加唱诗班活动,在唱诗班里,每周都有新歌可学可唱,小瑛唱的是给予和弦支持、难度较大的女低音声部,这对于喜欢挑战的她来说充满了无尽的乐趣。

她以前一向喜欢《黄河大合唱》那样大气磅礴的歌曲,而此时她感到和声也是那样的美妙动听。她惊诧于音乐竟这般富有色彩和可塑性。其实,此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人生更具有可塑性。她就是这样在人生的路程上,不断地被熏陶和发现自己巨大的潜能。

祠堂的过道里放有几架旧钢琴。学校里报名学琴的学生竟有30来人,每位学生每天的练琴时间仅有半小时。时间虽然短暂,毕竟有琴可弹了,这对小瑛来说已是件非常奢侈的事了。从上海辗转来到成都这四五年中,她几乎没有摸到过琴键!

当指尖触摸着曾经那样熟稔的键盘时,她像遇见了许久未曾谋面的好朋友一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她不会与心爱的钢琴疏离这么久;如果不是流离失所,她也不会与贝多芬、巴赫等音乐大师的作品面对面这么艰难。因而,她格外珍惜这段在跳荡的煤油灯下宝贵的练琴时光。

一年后,在初中毕业典礼上,小瑛在众人瞩目下,完美地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琴惊四座,师生们对她的演奏赞不绝口。

学校的围墙外面,有一条小河,小河的两岸是油菜地,远处是被绿色覆盖的山丘。春天,油菜花开的季节,小瑛按捺不住对大自然的喜爱,她会在课余,钻进那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地,陶醉在扑鼻而来的清香里。有时,她会躺在绿油油的河畔,望着碧蓝的天空上云朵悠然地幻化成各种优美的姿态。她感到它们是会歌唱的,只是人的耳力有限,无法听到那种天籁之音。从远处学校里传来钢琴老师演奏的肖邦的圆舞曲,丝丝缕缕随风飘来,似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组成了一曲绝妙的交响乐,令她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有时,她还会拿出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俄罗斯进步作家的《战争与和平》《毁灭》《父与子》《悬崖》等书籍来读。这些经典作品,在提高她的艺术修养的同时,书中弥散出的进步思想,也在逐渐地影响着她的世界观及思想认识……

多年后,郑小瑛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道:“就在那美丽浪漫大自然的环境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被当地凶恶的保长抓来的他们所谓的‘小偷’,被他们用绳子套着两个大拇指,吊在学校的篮球架上;第一次看到了‘袍哥大爷’们竟可以随意杀人,在路边曝尸三天都没人敢去收尸!”

虽然时有不和谐的旋律令小瑛不忍去听,她还是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妹妹小维小学毕业后,也被父母送到小瑛就读的这所中学。小维从小身体虚弱,有小瑛在身边照顾,父母会比较放心。小瑛确实也像一个称职的小家长,事无巨细地照料妹妹的生活与学习。

有一天夜里,小维突然肚子疼得厉害,不住地在床上呻吟。望着被病痛折磨的妹妹,小瑛却无法在三更半夜把妹妹送到镇上就医。心急如焚的她不停地安慰着妹妹,让她坚强一些。这一夜,小瑛没有合眼,一直守在妹妹身边。第二天天一亮,小瑛便急匆匆地带着妹妹来到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诊断说,小维有可能患上了急性盲肠炎。由于卫生院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她们到城里的大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

小瑛当机立断,为妹妹雇了台滑竿,把她送往十几公里外的家里,她自己则跟在滑竿旁边一路小跑。从学校到家里这条路,自打上中学起,她不止一次这么跑过。她把家里给的坐黄包车的钱,省下来买爱吃的花生糖,自己却跟在同学们的黄包车后面跑。遇上下雨,她就拎着鞋子,光着脚丫踩着烂泥跑,就这么练就了一副好身板。可这次非比平常,她心里除了担心,就是焦急。抬滑竿的轿夫,对这个跟在身边一路小跑的小姑娘赞叹不已。

到了家里,父亲正在上班,母亲赶紧把小女儿送到了医院。医生为她做手术时说:“幸亏送来得及时,病人的阑尾已经穿孔了。要是再迟来一两个小时,转为腹膜炎,人就没救了。”

见妹妹转危为安,小瑛那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从父母望向自己的目光里,她读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赞许。小瑛却想,妹妹就像另一个自己,妹妹的健康快乐,是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一年,小瑛才15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在人们载歌载舞欢庆抗日胜利的时刻,成都许多原本疏散到远郊的学校再次迁回市区,小瑛转学到离家较近的另一所教会学校华英女中就读。

校长郑元英献身女子教育,颇有建树,她主张因材施教。对小瑛在音乐方面显露出的才华,郑元英校长颇为欣赏,给予了她很大的鼓励。学校排练舞剧《狄安娜》时,音乐老师成嘉祜让小瑛担纲男主角,还指挥大家唱马赛曲,那可是未来指挥家的第一次角色尝试,小瑛学得认真投入,演出时许多不明真相的师生竟没有分辨出扮演这一角色的是个女生。1947年夏成都华英女中高十五班毕业合影(后排左四为郑元英校长,前排右二为郑小瑛)

这又是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小瑛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汲取着世界钢琴音乐的精髓。她用优秀生的毕业证书和在毕业典礼上为学校师生演奏的肖邦《圆舞曲》,为自己的高中时代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这些年的求学之路,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迁徙,却没有影响她健康茁壮地成长,反而使她的心灵和思想更加成熟与进步。

虽然小瑛喜欢音乐,然而父母只希望她把音乐作为一种爱好,报考大学时,他们决定让女儿报考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因为“医生被人需求,而不用去求人”。

小瑛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轻松地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按照校方规定,就读“协和”本科之前,要在“协和”认定的教会大学里先读三年生物系作为医预科。小瑛遵照父母的选择,来到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与南京相距不远,为了能经常看到女儿,郑维和妻子决定举家回到上海。小瑛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回迁途中,她要求在重庆作短暂停留,去探望已成为人妻的昔日好友李铮惜和小学音乐老师穆义清。他们在她成长的路上,都曾留下过深刻的记忆。

那真是一次难以形容的会面。在一间阴暗的充满霉味的屋子里,小瑛见到了他们夫妻二人。曾经那么朝气蓬勃充满锐气的李铮惜,去年大孩子不幸夭折,现在怀里又抱着一个幼女,看到她已被不堪重负的生活压抑得难露笑颜时,小瑛非常难过。

在对他们夫妻二人的同情与理解中,小瑛含泪与他们挥别,而她的人生也将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郑小瑛在华英女中音乐楼的琴房里  第二乐章 青春之歌

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表现感情、寄托感情的艺术,不论是唱是奏还是听,都牵连着人们千丝万缕的情感。对于音乐,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的感受,而如何更好地欣赏音乐,这需要我们去学习。——郑小瑛1.寻找“新世界”

金陵女子大学是美国教会于1915年在中国建立的一所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金陵女大。经过多年积淀,校园内的建筑古典优雅,碧树成荫,湖光山色,素有“东方最美丽校园”的雅誉。

一所大学的存在与延续,必定要在内里秉持一种精神。金陵女大的精神在于“厚生”。“厚生”是金陵女大的校训,取自《约翰福音》耶稣所言:“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被称为金陵女大的母亲的吴贻芳先生,对厚生的解释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这一理念,让金陵女大的教育充满了女性启蒙的色彩。抗日战争时期,在吴贻芳校长的领导下,金陵女大的进步师生们积极投身战时服务团体,展开募捐、义卖、宣传、救护等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47年郑小瑛在金陵女大“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是蒋介石于抗战初期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的。抗战胜利了,人们非但没有见到蒋介石把许诺变成现实,反而看到国民党要跟共产党打内战。国民政府内部问题重重,政治腐败,官僚专权,捐税苛杂,物价飞涨,黎民百姓刚脱离火海,又要陷入苦海。大家在对国民政府失望的同时,也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及个人的生计忧心忡忡。

1947年,17岁的郑小瑛带着行囊,来到这所具有“厚生”精神的学校。她一边就读医预科,一边跟着音乐系的冯谢佩贞老师学钢琴。那一时期,也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最为黑暗的时期,南京各高校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金陵女大的师生们爱国情绪高涨,同室好友程式如是个满怀革命激情,多才多艺的勇敢姑娘,郑小瑛无时无刻不被革命思潮熏陶与感染着。

1948年5月20日,南京的进步学生在中央大学举办大团结晚会,混在会场上的国民党特务突然发难捣毁会场,抓捕进步学生。第二天清晨,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排着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国民党青年部门前举行静坐示威,要求“特务部”放人!消息传到金陵女大,激起了同学们的正义感。在地下党组织的带动下,金陵女大的学生们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淑女形象,个个义愤填膺,有60多名进步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到示威静坐的队伍中。

因为个子高,郑小瑛和另一名同学朱文曼,打着用床单制成的写有“还我人来!”的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她们群情激昂,不时挥舞起拳头,高喊“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引来无数路人驻足观看。郑小瑛高举“还我人来!”的横幅走在南京民主学生运动的队伍中

远远的,郑小瑛看到了在国民党青年部门前黑压压的示威人群。当她们的队伍再走近一些,其他学校的同学见金陵女大的同学们也来了,对她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示威学生的四周,国民党警察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郑小瑛和同学们没有感到一丝恐惧,有的只是对国民党政府暴行的极度愤怒。她和大家一同宣誓,组成“一个人倒下去,一千个人站起来”的千人大联防。

迫于学生们的压力,国民党有关部门终于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这次经历,令郑小瑛感到了集体和正义的力量。民主学生运动中那些含有爱国热情振奋人心的进步歌曲,令她在探索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时候,看到了人生前进的方向。

她的音乐才能使她在第二年转到了音乐系。虽然西洋音乐让她的音乐修养日臻丰厚深邃,可是校内进步墙报的主编程式如传给她的进步书刊和对新世界的向往,对她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她利用自己的特长和影响力,在校园里组织了一个民歌社团,旨在用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和苏联歌曲,激发感染更多的同学加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当中。

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的军队乘胜南下,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全国解放已在眼前。2.不辞而别

1948年冬天,金陵女大由美国教授主持的一些科系迁到了上海,学校暂时陷入停顿状态。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复课,学生们纷纷回家,郑小瑛也跟随音乐系的美国教授从南京回到上海上课。

这时,淮海战役打响了,金陵女大地下党组织要动员一些进步同学留校迎接解放,一切如郑小瑛所料,当她试探着对父母说想回学校去,跟同学们一同迎接解放时,受到对革命并不了解的父母的坚决反对。因为当时父母决定和她一同从成都回来,原因之一就是离她上大学的学校近,在动荡的时局中可以给她保护和照顾。父亲的想法非常明确:你的任务是读书,不是搞政治!母亲也说:现在的世道多乱啊,一个女孩子,只有待在父母身边才安全。他们都站在她的对立面,坚决不让她返回学校。

让父母没有料到的是,这次一定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一回主的郑小瑛,竟没有听从他们的劝说,第二天一早还是赶回了学校。母亲劝她回家的信一封连着一封,不管怎样苦口婆心,好言相劝,郑小瑛都置之不理。见女儿不为所动,母亲只身一人从上海赶到南京,想把她押回上海。

为了不让母亲找到自己,听说母亲要来南京的这天,郑小瑛一大早就躲到了玄武湖畔。等天色渐晚,她想,母亲没有找到自己,一定回去了。当她回到学校宿舍,同学们告诉她说,母亲在学校等了她一天,而且在教室楼前和学校的草坪上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就在这个当口,她看到母亲正向自己的宿舍走来。

郑小瑛见已无处可逃,慌慌张张地钻进了一旁的大衣柜里。可是她的举动,被母亲透过门窗抓了个正着。母亲气哼哼地拉开柜门,一把将她揪了出来,并强行把她带回上海。一路上,生怕女儿“逃走”的母亲,一直用手紧紧地扣着郑小瑛的手。

于是郑小瑛改变了策略,一边像个乖乖女一样每天去上课,一边暗中与好友程式如悄悄联系着。

由于解放区不断扩大,新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南京地下党也在积极帮助一些上了国民党特刑庭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和有志参加革命的学生们投奔解放区,接受革命教育,迎接全国解放。

程式如和郑小瑛像听到了黎明召唤的小鸟,恨不得马上冲出囚笼,展翅飞翔。既然家庭不允许留在南京,那她们商定,一起投奔解放区。

见父母对自己的防范意识渐渐减弱,郑小瑛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一天,她悄悄地对妹妹说:“我写了一封信,放到了钢琴凳下面的乐谱格里。等我走后,你装作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爸爸妈妈!”

小维一直把姐姐当作学习的榜样,姐姐无论做什么,她一向都是支持的。她答应帮姐姐跟父母撒这个弥天大谎。郑小瑛与妹妹郑小维

当姐姐离开后,小维按照姐姐的嘱咐,把信交给了父母。父母这时才感觉女儿真的长大了,他们无论怎样软硬兼施,都无法改变女儿认准要做的事了。

有写日记习惯的小维,觉得姐姐做的这件事非常有趣,便把此事写进了日记里,不料却被母亲发现了。“叛徒!我们家出了叛徒!”小维忍受着母亲的训斥,就是不说姐姐的去处。母亲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说:“如果你不说,我就不让你出门,你们俩也别想再见面!”小维知道妈妈的脾气,在无奈之中答应去联系姐姐。

由于苏北有战事,地下党安排部分同学经武汉北上到中原解放区去。1948年圣诞节前一天,程式如和郑小瑛已经拿到了第二天从上海出发的船票,正好妹妹来传达母亲的要求,原本害怕父母阻挠自己计划的郑小瑛,这时也有了底气,她决定与母亲当面告别。

约定的时间很快就到了,郑小瑛由程式如作陪来到法国公园(即现在的复兴公园)。仅几天不见,母亲明显瘦了,眼圈下有些发黑,这几天她一定是茶饭不思,思女心切。郑小瑛心疼母亲,然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她想,等革命胜利了,自己一定好好孝顺父母,以弥补不辞而别的过失。

肃杀的冬风里,母亲开了口:“你是我剖腹产才生下来的宝贝,在你和小维身上,寄托着我和你爸全部的希望。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妈,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反动军警、特务对进步学生盯得很紧。万一我被他们抓到,你和我爸岂不更操心?与其这样,还不如到更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郑小瑛之所以这么说,是给自己一个不得不离开的理由。“那你带妈妈一起走吧!”母亲说。“那怎么使得呢!连我都还不清楚那边的状况。再说,爸爸和小维也离不开您啊!”

母亲见实在说不动女儿,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三枚小小的金戒指,递给郑小瑛:“金圆券天天贬值,你带着它路上用吧。”

三枚金戒指,沉甸甸地把郑小瑛的心都压重了。它们代表的是母亲疼爱女儿的一份心意。她感觉喉咙处被什么东西卡住了,眼圈忽地一热。这一刻,她完全理解了母亲。“你哪天走?”母亲问。“明天。”她撒谎道。她之所以这么说,是怕分别在即,母亲过于伤感。“晚上7点,回家一起过圣诞夜吧,也算是给你饯行!”“我一定来!”

很多年以后,郑小瑛依然为这个留给母亲的谎言而深感歉意。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她深深爱着这个家。可是,现在,她连母亲的这点要求都无法满足了。

当晚,郑小瑛带着愧疚,登上了去往汉口的轮船。同一时刻,家里,妈妈准备了一桌子她爱吃的饭菜,苦苦地等着她的到来。直到晚上9点,还没有见到她的踪影,激动的母亲冲到女儿同学的家里:“小瑛呢?你们把她藏到哪儿去了呀?”

这时,温嗣瑛才相信,女儿是真的走了。

郑小瑛站在甲板上,冬日的风冷冷地吹着她的面颊。奔赴新生活的喜悦,冲淡了她对家人的愧疚。她不由地哼起了“山那边有好地方”的旋律,远方也有一片新世界,正等待着他们这些有志的进步青年去开垦。3.投奔光明

奔赴解放区的路,既有水路又有陆路,在凛冽的寒风中奔波,那种艰辛可想而知。可对郑小瑛他们这种冲破家庭的一次次阻挠,一心向往光明、向往新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与郑小瑛、程式如同行的还有金陵大学的两名男生,谢键忠和韩仙瀛。他们都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地下党组织为保护革命力量,安排他们撤离到刚解放的中原区去。

到武昌后,谢键忠在武汉地下党的联络站得到指示,让他们四人装扮成回河南老家过年的武汉毓英中学的师生。为了能够互相掩护,不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程式如和谢键忠装成一对兄妹,郑小瑛和韩仙瀛则扮成一对情侣。他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爬上了一列由运煤车改成的敞篷货车。郑小瑛与好友程式如

在冰天雪地中,火车行进得很慢。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来,把几位年轻人身上的热量搜刮殆尽。脸冻得通红,手脚冻得麻木,浑身瑟瑟发抖。他们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怕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一路上话语不多,只是用目光互相鼓励。

他们在驻马店下车,住进一家条件极其简陋、四处透风的小旅馆。因为只有一张单人床,两名男生让郑小瑛和程式如挤在上面,他们则蜷缩在泥地上将就着过夜。

窗外的风很大,吹得窗棂上糊的草纸“唰啦啦”直响。屋里冷得像一个冰窖,在煤油灯下能看到从嘴里呼出的白色哈气。被褥又凉又潮,许是好久没有清洗,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难闻的味道。

郑小瑛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没有在乡下居住的经历。她把这一切看成了对自己的一种磨练。

几个人都累了,躺下不久就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突然,房门外传来一阵“咚咚咚咚”的砸门声和“快开门!”的吼声。

大家都被惊醒了。门边的两个男生站起身,谢键忠看了大家一眼,示意要沉住气,不要慌张。

闯进门来的是几名拿着长枪的宪兵,他们举着明晃晃的刺刀,凶神恶煞般地对几个年轻人盘问起来。“你们是做什么的?”一个宪兵问。“我们是回河南老家过年的。”谢键忠答道。“可你们说话的口音不像河南口音,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另一个宪兵瞪着眼珠子,冷冷地说。

韩仙瀛见状忙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元,递给一个宪兵,向郑小瑛这边一指,说道:“我是领未婚妻回家见老爹老娘的,她是第一次来。”“看来不像‘共匪’,走吧!”收了银元的宪兵对同伙说着,掉头走了出去。

有惊无险的经历,让几位年轻人感到形势的严峻。接下来的驻马店到漯河是“三不管”地区,两天里他们到处找北上的便车,一心想着早点离开,继续赶路。终于有个拉货的大轱辘车的脚夫同意带他们离开这里。

宪兵的检查站,地主保安团的关卡,让他们前行的路途变得更加艰辛坎坷,危机四伏。

这天夜里,他们在一家非常简陋的大车店住下。下榻的地方不过是个只有半截墙的茅草棚,棚子的一半拴着牲口,另一半铺上秸草住人。刚在冰冷刺骨的秸草上躺下,就听到大车店外面传来阵阵狗吠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几个年轻人都警觉地一坐而起。

一伙拿着盒子枪的流氓冲了进来,狐假虎威地拍着腰间的盒子枪指着郑小瑛他们说:“还是老规矩,每人一块大洋!知道吗,前几天这儿刚毙了几个通匪的学生!”

闻声赶来的房东,满脸赔笑地打圆场:“几位爷息怒,他们几位是新住进来的学生,不懂规矩。”他把脸转向郑小瑛他们说:“不就是多给几个钱嘛,拿钱买个平安,也不吃亏!”

一路上,他们虽然精打细算,住便宜的旅舍,吃简单的饭菜,可是经不住一拨又一拨的宪兵、土匪威逼利诱,索要过路钱。所带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毕竟几个人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谢键忠掏出四块银元,递给他们。

一个土匪拿过银元,在手里掂了掂,用嘴对着银元吹了口气,放在耳边听了听,确认拿到的银元是真的,他这才心满意足地收起银元,跟同伙吹着口哨得意洋洋地走了。

这一夜,几个人都没睡好。终于盼到天蒙蒙亮,他们早早地起来了。板车脚夫已经把骡子套好,待他们爬上车坐在了货物堆上,脚夫问:“昨夜儿,我听到你们屋里有动静,别是被劫财了吧?”

见几位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吱声,脚夫叹了口气,说道:“这一带是三不管,流氓、土匪、混混,什么样的人都在这里混。还好,再有多半天工夫,就该到你们去的地儿了。”

几个人一听这话,一扫昨夜的阴霾。郑小瑛带头唱起了“山那边有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几人便跟着合唱起来。

突然,他们身后传来了一串“哒哒哒哒”的机关枪声,在空旷荒凉的乡路上显得特别刺耳。还没等大家闹明白发生了什么,驾辕的骡子像是受了惊,四蹄腾空,在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上狂奔起来,任凭脚夫怎样拉手里的缰绳它都不听。颠得坐在车上的几个年轻人东倒西歪。郑小瑛差一点从车上被甩下来,幸亏她手疾眼快抓住了车上的一个挡板,才幸免于难。

郑小瑛心想,唐玄奘到西天取到真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自己和几位同学奔赴解放区的路上险象环生,像是对自己和几位同学意志和信念的考验,又像是用真实的案例告诉他们,革命之路充满艰辛,而这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事后,大家才听从后面赶上来的人说,这是一个军官的阔太太回乡,她的车队被当地地主的武装拦下,索要过路钱。护卫太太的勤务兵急了眼,朝天上鸣枪以示震慑。

马车又行进了一段路程,进入一个小村庄,见路边有戴着红五星军帽的战士,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脚夫把马车停下来说,这就是他们要来的地方。几位同学从车上一跃而下,兴冲冲地向部队的同志们奔去。

西天的霞光慷慨地把这些年轻人涂抹得一片灿烂。郑小瑛及几位同学踏上了解放区充满希望的土地,走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纪元。4.脱胎换骨

来到中原解放区的开封,成为中原大学文工团文艺训练班的一员,郑小瑛这时还没想到自己的一生从此会与音乐结缘。

对在大都市长大的她来说,这里的生活一切都是崭新的。她从生活上和思想上,开始自觉地革自己的命,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让自己适应延安抗大式的中原大学严格简朴的军事化生活。

每天天刚蒙蒙亮,起床哨一响,她就从床上蹦起来,与全组的十个人共用一个水桶里的热水漱口、洗脸,然后上操跑步。白天,学习《社会发展史》,讨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晚上,女同志们都挤在大通铺上睡觉。由于空间狭窄,被对方的胳膊大腿砸醒是常有的事。文工团员郑小瑛

为了保障前线战士的粮食供应,后方要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大多数时间他们吃的是紫黑色的高粱米窝头,所谓的菜只是杂菜汤,有时还吃槐花和榆树皮做的干粮。那时实行衣食住的全部供给制,女同志每个月多两张“卫生券”,可是洗澡时,不得不挤在上面漂着污油,脚底下踩着黏腻泥垢的公共澡堂子里……

郑小瑛有半年没有摸过钢琴了,当她得知开封的一座基督教堂里有一台风琴,手就不觉有些发痒。她走进那所教堂,请求牧师让她于每周礼拜之后练一会儿琴。

牧师上下打量着她,婉转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问道:“你是中原大学的学员吧?来教堂弹琴征得领导同意了吗?”

郑小瑛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弹弹琴么,难道这也要领导同意?她来到领导面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文工团的领导先是对她利用业余时间想进行学习的想法给予了肯定。接着又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教堂是传播唯心主义的场所,可咱们革命者却是唯物主义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的先进青年,如果常去教堂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他鼓励郑小瑛在休息时间,多做有益于革命的事。

经过领导的一番说服教育,郑小瑛才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必须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文艺训练班的领导,听说郑小瑛会弹钢琴,拿来一本初学琴童用的《拜厄练习曲》让她弹弹看。坐在一架破旧钢琴前的郑小瑛有些尴尬,她感觉无法向领导解释她是可以演奏贝多芬、肖邦的,便按照她的要求弹了几首曲子。那位领导连连点头,对她非常满意。

文工团里的同志一般都不识谱。学唱群众歌曲时,非常困难,熟知读谱的郑小瑛忍不住就要说,附点是这样的,切分音是那样的。大家一听高兴地说,啊!你还挺棒的,你就来给大家打拍子吧!1950年“五一”中原大学的游行队伍出发前郑小瑛指挥大家唱歌

郑小瑛的指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最初她是在文工团指挥,后来便站到全校甚至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唱歌。她的音乐才能和音乐潜质,在解放区蓝蓝的天空下,开始得到了认可。

在解放区,她还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民族音乐艺术的魅力。1949年春节,文工团的歌舞队和当地工农演出队汇成了一条载歌载舞的快乐河流,他们走到哪儿,站在一旁观看的百姓的掌声就跟到哪儿。

郑小瑛的目光,被队伍中一群雄壮威武的北方汉子组成的锣鼓队吸引了。只见他们的胳膊上戴着钉有铅扣的皮套,手臂上下挥舞着系着红绸的鼓槌,敲着震耳的锣鼓,一边跳着气势磅礴的舞蹈,一边随着鼓点发出雄壮豪迈的吼声。所到之处,脚下的尘土随着他们活力四射的脚步飞扬起来,鼓槌上的红绸像一道道红色的火焰,热烈而又奔放。穿着民族服装的秧歌队和由唢呐组成的吹打乐队,演奏着中原特有的民间小曲和秧歌调,与锣鼓声相应成趣。这种来自于民间、发自于普通百姓心声的演出,郑小瑛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她不由得心旌激荡,热血奔流。

参加过这些活动以后,郑小瑛对非常接地气的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些节奏感强烈,让人情绪振奋,且极富表现力的锣鼓家伙,更是令她情有独钟。只要有时间,她就把小镲、小锣、大锣、大鼓打一打,敲一敲,不用老师教,这些家伙就被她敲得有板有眼,打得有声有色。

武汉三镇解放时,在入城的宣传队伍中,人们惊奇地发现,那群由小伙子们组成的队伍中抡着鼓槌的大拿,竟然是个英姿飒爽、豪气冲天的女孩子,她就是郑小瑛。人们报以的热烈掌声中,有很多就是送给她的。

文工团接管了武昌艺专,建立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即现今的武汉音乐学院)后,郑小瑛的音乐才能也多方面地展现出来。打大鼓、敲大镲,吹长号、扛大号,还能作曲、教乐理、指挥管乐队。她迎送过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灵柩,也高举着指挥棒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文工团里的大鼓手

敢为人先的郑小瑛,第一次走进乐池,是指挥中西混合乐队伴奏的秧歌剧《九尾狐》。观众们第一次看到女孩子当乐队指挥,她在指挥中表现出对剧情的准确理解和对音乐的完美驾驭能力,使得观众毫不吝啬地把掌声和好评送给了她。这也为她日后走上歌剧指挥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这天,郑小瑛正在紧张地排练秧歌腰鼓,有位同志对她说,有人找她。郑小瑛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见是母亲正在门边望着自己,她激动地奔了过去。自从上一次与母亲不辞而别,她只是在上海解放后,与家里互通过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没想到母亲会从上海赶来看望自己,她兴奋的同时也非常感慨。

娘俩见面分外亲。郑小瑛留母亲在文工团里住了十几天,她排练时母亲就在一旁美美地望着,她休息时就陪母亲聊天说话,或在武汉的街头散步。她想用这种方式弥补对母亲的亏欠。母亲对自己当初阻拦女儿到解放区去的举动也表示了歉意,她说:“孩子,你的路走对了,当时是妈妈的思想没跟上。以后,我也要跟上新时代的脚步。”

回到上海后,已经50多岁的温嗣瑛又背起了书包,到华东革命大学研究班上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上海工农儿童保育院担任院长,后来调至一所小学担任图书馆馆长。温嗣瑛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与新时代共同进步与发展的诺言。小瑛与母亲在文工团愉快重逢

1951年初,中央组织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开赴广西山区进行慰问演出。访问团团长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中原大学文工团选派了四名优秀团员随团南下,郑小瑛名列其中。

在大苗山、大瑶山及十万大山对少数民族聚居区访问时,郑小瑛感悟颇多。虽然山高水险,交通闭塞,生活清苦,但那里的民众却热情好客,开朗乐观,能歌善舞。他们独特的乐器吹奏,特色鲜明的原生态舞蹈表演及极具风情的服装佩饰,让她耳目一新。她不时地拿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录民歌曲调,舞蹈样式,好把这些带回去好好研究,用于以后的演出活动。

更让郑小瑛难忘的是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有一天夜里,她被当地一个有名的苗歌手叫到一座吊脚楼上,那里有不少年轻人正在唱山歌。她被他们动人的山歌所感染,也把自己前一天刚刚学来的苗歌唱给他们听。大家觉得她的歌声非常动听,非要再教她几首,好让她到下一站演唱。他们对郑小瑛这位来自大都市的音乐人颇为热情,耐心地教她学习吹芦笙,郑小瑛的天分很高,不一会儿就学会了,并在演出时用手风琴模仿了芦笙的音调,引起观众阵阵的欢呼。郑小瑛自编自演并自吹芦苼序曲的小歌剧《歌唱民族大团结》

沁凉的含着植物香气的山风,透过洞开的窗子吹了进来,将年轻人的歌声与不时传出的欢笑声浸染得芳香四溢。圆圆的月亮透过枝头的叶子探过头来,像一个虽然不明就里却又极其忠实的听众,让山村别有一番意境。

临别时,大家在依依不舍中赠给郑小瑛一支自制的苗笛作为纪念。此后的几十年,郑小瑛一直精心地珍藏着它。每当看到它,就像看到了苗寨里那一张张真诚的笑脸,就像听到了从吊脚楼里传出的一曲曲动听的旋律。后来,她将这支苗笛,转送给了研究人类音乐学的女儿。

这次在广西苗瑶侗僮地区访问采风的奇特经历,令郑小瑛久久不忘。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郑小瑛随国家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去往闽东畲族地区,在宁德的八都地区进行采风时,收集到有轮唱性质的二声部畲族民歌,填补了中国民歌缺乏多声部的空白。“那段生活,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使我领悟到艺术源于人民,应当还归给人民。这对我革命文艺观的形成,对我日后指挥生涯的实践,影响非常深远。”半个世纪后,郑小瑛在回忆那段生活时,她的表情与话语里仍然充满年轻人才有的那种激情。  第三乐章 奋进之路

西方经典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人也有权享用它。——郑小瑛1.指挥启蒙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由于郑小瑛在中原大学文工团工作出色,成绩斐然,1952年,在中央要培养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上大学政策的推动下,她被保送至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

1954年,文化部从苏联请来合唱指挥杜马舍夫指导即将赴华沙参加青年联欢节的中央歌舞团合唱队。热心的杜马舍夫看到中国的音乐院校没有合唱指挥专业,主动提出办一个合唱指挥班,帮助中国培养合唱指挥人才。有关部门同意了他的提议,面向全国各文工团招生。

消息一经发布,全国的音乐团体纷纷响应,保送了二十多位有相当经验,却未经过正规培训的青年指挥。对前来报名的学生进行一番考查后,杜马舍夫对中央音乐学院送来的学员却不满意,他没有跟谁打招呼,径直来到当时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要亲自挑选他中意的学生苗子。

校方把作曲系的“三好学生”郑小瑛送到杜马舍夫面前。由于听觉灵敏,钢琴水平较高,还有在文工团里指挥时练出的胆量,郑小瑛获得了杜马舍夫的青睐,和另一名作曲系的同学沈武钧一同被录取。指挥班里招募了25名学生,郑小瑛是唯一的一名女性。杜马舍夫主持的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的合唱指挥班,但是,他也没有料想到,他还将创造中国的另一个第一:享誉中外的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将在他的班里诞生。

去参加指挥培训,只有一年半的时间。郑小瑛也有过犹豫:她是多么珍惜这难得的五年本科学习机会啊,若半途而废真让她于心难忍。学院了解到这个情况,保证她在指挥班的学业结束后,可以继续回来完成作曲系的学业。郑小瑛也没有预想到,正是这个培训班,将自己带上了指挥家的道路。

杜马舍夫的指挥课程,安排得十分全面、系统,教学方法也非常严谨、规范、实用。他不仅给学生们讲授视唱练耳、总谱读法、合唱学、指挥法的基本知识,甚至还教给他们应如何组织一个合唱团,如何策划一场音乐会,以及如何安排一套以中国作品为主,也包含苏联和西欧作品的节目单等。当他发现郑小瑛有很强的读谱能力,而且听力能力强时,便将指挥班的视唱练耳课程交由她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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